Ⅰ 生地可以吃吗
能吃。
煲汤就可以了。
广东很多餐馆提供汤，其中一种就是生地龙骨汤（生地猪骨煲），味道很不错的
Ⅱ 原始的主要耕作方法是什么
我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以生产工具的发展为标志，把它划分为刀耕火种、耜耕（“石器耕锄）和铁犁牛耕三个阶段
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
1．刀耕火种
《庄子》则曰：“神农之世，……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中国古史中“神农氏”，正是原始种植业发生时的人物。中国农业从其产生之始，就是以种植业为中心的。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对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价值和栽培方法进行了广泛的试验，逐渐选育出适合人类需要的栽培植物来。从“尝百草”到“播五谷”和“种粟”，就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反映；而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则反映了这个过程的艰难和充满风险。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成为农业的始祖。为了使农业经济得以确立，要有相应的工具的创造，反映在传说中就是神农氏创制斤斧耒耜，“以垦草莽”。所谓“神农氏”的传说，正是这一时代中国农业的反映。
学生回答后，简单解释：所谓“刀耕火种”就是在初春时期，先将山间树木砍倒，然后在春雨来临前的一天晚上，放火烧光，用作肥料，第二天乘土热下种，以后不做任何田间管理就等收获了。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种植了，而不得不另行开辟。原始的刀耕火种与之相类似，只不过工具更为简陋一些。据考古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原始农业使用的工具主要有石刀、石斧之类，这些都是用来砍伐树木的。
人们在进行刀耕火种的时候，首先所要面临的就是土地的选择。刀耕火种一般不施肥，也不中耕，所以种植二三年之后就要另觅新地重新砍烧种植，农史学家称之为“游耕”。但从新石器时代所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中国一些地区的原始农业似乎在六七千年以前，很早就脱离了早期的刀耕火种阶段，进入了所谓“石器锄耕”或耜耕”的“熟荒耕作制”的阶段。
这种情况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得到映证。相传“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烈山”就是放火烧山，“柱”实际上是挖洞点种的尖头木棒——后来发展为木耒。这正是原始农业中两个相互连接的主要作业，不过被传说人格化了。
在介绍了“刀耕火耕”后，指出这种耕作方法一直延续到近代。结合教材的两幅图片做以下解释。现在“刀耕火种”是人们把树木砍倒、晒干，然后放火烧，再播种旱谷等作物，是利用积聚在热带雨林中的矿物营养发展生产的方式，也是用火去消灭杂草与除去病虫害的方法。这在历史上西双版纳地广人稀、森林连片的生态环境下，“刀耕火种”不外在浩瀚的林海中开了一个小小的林窗，种两三年谷子后又弃置，森林很快就恢复了，对各种生物的生存并不影响，是一种“森林与农地”轮作和好方法。到了近代，人口倍增、森林难以恢复，山地水士流失严重，造成了生态环境的退化。所以，近年来地方各级政府作出严禁山地“刀耕火种”的决定是明智的。
“刀耕火耕”时期随着耕作工具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我国农业进入到“石器锄耕”阶段。
2．石器锄耕
从耕作方式、农具使用来分析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可将其划分为耕前期、耜耕期和犁耕期3个发展阶段。“刀耕火耕”属于耕前期。随着大量骨耜和石耜的使用，人们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3．铁犁牛耕
“耜耕”和“火耕”时期原始农业生产方法十分简单。这样的农业生产只有种和收两个环节，只向自然索取而不补偿，土壤营养的平衡完全依赖自然植被的自我恢复。这是只取不给的掠夺式的生产。由于那时人口较少，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不高，而且生产力低下，因而原始农业的生产还没有超过自然的负荷能力和恢复能力，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很小。
但随着人口数量和人类对自然要求的增加，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中国进入到传统农业阶段，既采用“铁犁牛耕”时期。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那时在农业上应用还很少使用。但由于懂得了施肥技术，依次肥沃的土地可以连续耕作，贫瘠的土地也可以在休耕一两年后轮耕。随着春秋时期开始使用铁农具，战国时期普遍使用铁农具，农业生产力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牛耕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出现和初步的推广，加上灌溉和施肥技术的新进展，大大提高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水平，从此，铁犁牛耕成为中国农业的重要耕作方式。
通过整地、育苗、除草、施肥、灌溉等技术措施，在向自然索取农业产品的同时，也给予农业生态系统一定的补偿（主要使用有机粪肥）。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是当之无愧的传统农业的典范。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第一次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结合，具有一定的生态合理性。由于传统农业依靠农业内部循环来维持平衡，对自然的依附状态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又由于传统农业分散经营和规模小，也难于合理地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Ⅲ 农地隆除草剂和来施静能混和用吗
摘要 除草剂混用后的除草效果，应遵循混用原则
Ⅳ 农地隆能和二甲灭草松混合使用吗
农地隆能和二甲灭草松混合是不能食用的，因为它们两者的毒性本身非常强大，如果使用的话，会对庄稼形成损害，也会伤到玉米苗之类的农作物的
Ⅳ 农地隆药害农地隆有药害吗
有，除草剂都有毒性，由于使用不当，很容易产生药害，造成土壤污染，所以使用时都要求不可以随便加大剂量及注意使用方法，可以有效避免药害
一旦出现药害，可以使用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等药物解除，效果不错
Ⅵ 地震作用损毁土地复垦关键技术
地震作用主要造成土地开裂、塌陷、隆起及农田基础设施的破坏，这类土地损毁导致地形地貌发生了变化，但其土壤结构基本未发生变化，对裂缝处进行封填，对隆起与塌陷的地块进行土地平整，基本能满足耕作要求。对农田基础设施的破坏，主要是道路、渠系、田坎等基础设施的垮塌、开裂、变形等，通过修复的方式就能恢复农业使用能力。
对于地震作用损毁耕地复垦技术同土地整理类似，但复垦时要尽量满足以下要求：
(1)尽可能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2)合理分配土方，就近平衡挖填土方量，尽量减少客土、弃土。
(3)田面平整、埂坎稳定，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和田间灌排水。
(4)方便农业机械化作业和田间耕作。
(5)做好耕作层保护工作，平整后耕地质量要求提高一个等级或至少达到复垦前的农用地等级。
(6)尽量根据复垦区田面坡度选择平整耕地类型，如表6-2。
表6-2 耕地平整类型
Ⅶ 各农用地三级指标区的主要特点
湖南按形成地形地貌的构造运动特征，即构造地形地貌是“两隆两坳”，隆坳之间，或隆起中的坳陷和坳陷中的隆起的差异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1.成土母质组成
隆起区主要成为低山和中高山区及其谷地，是以浅变质岩系为主，其次为花岗岩。形成的土壤按农业地质研究提出的地质体土壤类型主要是浅变质岩类土壤和花岗岩类土壤。
坳陷区以现代地壳形变沉降的洞庭湖河网平原区是第四系全新世泥沙淤积层形成的土壤即是潮土；其周边丘岗区则是第四系更新世红土，形成的土壤即红壤。以燕山运动形成的坳陷，喜马拉雅运动转为隆升的地区，可称为“中生代坳陷区”，大都为丘陵区，是碳酸盐岩、砂页岩、紫红色碎屑岩为主，形成的土壤主要是碳酸盐岩土壤、砂页岩土壤、紫色土等，而丘陵区之间的河谷平地则是冲积土。
2.生态脆弱性问题
中生代坳陷区和隆起区的局部，受成土母质影响水土容易流失，生态脆弱。
1）紫红色碎屑岩中砂泥质胶结的厚层砂岩，易风化成砂土，如果没有植被保护就被雨水冲刷流失，如平江县汨罗江源头龙门镇总面积205km2，其中山地占126.9km2，水土流失几乎全为白垩系紫红色砂岩山头，达80.5km2，由此注入汨罗江的泥沙每年有200万m3，河床淤积严重，部分河段成了地上河，目前两岸有2000 多亩农田低于河床无法耕作，同时有3520亩水田因水冲沙压三年两不收（照片5-1～5-5）。
2）花岗岩因含长石丰富，易于风化，往往形成厚、巨厚层风化壳，极易水土流失，在许多花岗岩出露区都可见及（照片5-5～5-8）。
3.潜育化
农田潜育化会降低其生产力，一般都会减产30%左右，严重者甚至颗粒无收。潜育化主要发生在现代地壳形变沉降区的洞庭湖滨湖河网平原区。据第二次土壤普查，洞庭湖区的潜育性稻田有18.17万hm2，占湖区稻田的26.7%，可见稻田潜育化的严重。
4.矿产开发
湖南是矿业大省，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的美誉，其矿产种类及其分布与隆起区和坳陷区有关，故由矿产开发对农田的影响在隆起区和坳陷区就有差异。
1）隆起区及隆起区与坳陷区过渡带是湖南省金属矿床主要分布区。前者如雪峰山区的铁矿和金矿，南岭区的有色稀有矿；后者如湘南郴桂地区的有色金属矿、湘中靠雪峰山区的锑矿等。金属矿产的开发会引起矿山水系流域两岸农用地的重金属等的累积而导致污染。
2）中生代坳陷区主要分布有煤矿和非金属矿，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将导致农用地地下水的疏干而导致干旱，以及局部塌陷破坏土地的完整性。
3）现代地壳形变沉降的洞庭湖区，对其深部膏盐（芒硝、石膏等）的开采将引起农用土的盐渍化和塌陷。
Ⅷ 我们是农村的,现在我们盖房子合适不合适小区规划不知道规划里了么,我们是封丘县荆隆宫乡的
建房用地要经过合法审批的，只要你申请下来了就可盖房。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七十七条规定，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Ⅸ 洋辣子指的是什么东西
学名：扁刺蛾
学名：Thosea sinensis（Walker）
别名：刺蛾、八角虫、八角罐、洋辣子、羊蜡罐、白刺毛 属鳞翅目刺蛾科。
分布与危害：
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云南、陕西等地。危害山茶、白杨、栀子花、海棠、月季、枫杨、大叶黄杨、樟树、悬铃木、榆、柳、紫荆、梅、牡丹、芍药、桂花、广玉兰、紫薇、紫藤、白兰、榕树、木波罗、桃花心木、人面果、槐树、刺桐、油桐、柑橘等80余种。
幼虫咀食叶片成孔洞，发生严重时残留叶柄或主脉，影响树势及观赏。
形态特征：
成虫：雌蛾体长13~18mm，翅展28~35mm，体褐色；前翅顶角处斜向一褐色线至后缘；前翅暗灰褐色，中室处向后缘斜伸。雄虫体约10mm，翅展26~31mm；雄蛾中室外上角有一黑点；后翅灰褐色；前胸足各连接关节具一白斑，是其易于辨别的重要特征。
卵：扁长，椭圆形，长1.1~1.4mm，孵化前呈灰褐色，初孵前淡黄绿色。
幼虫：体长约21~24mm，较扁平，背部稍隆起，形似龟甲。全体绿色或黄绿色，背线白色，体边缘两侧各有10个疣状突起。其上生有刺毛，每1体节背面有2个小丛刺毛，第4节背面两侧各有一红点。
蛹：近椭圆形，形似鸟蛋，体第10~15mm，淡黑褐色。
茧：淡褐色，在邻近浅土中结茧。
生活习性：
河北、陕西等地1年发生1代，长江地区1年发生2代，少数3代。江西南昌1年发生2~3代，2代为主，以老熟幼虫在土中结茧过冬。次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变蛹。
第2代茧大部分过冬，仅少数于年内羽化，继续繁殖。局部第3代幼虫11月上旬后来不及结茧的，即被冻死。全年以第1代发生量较大。南昌卵期第1、2代各6~8天，第3代7~8天。幼虫期共8龄，各代幼虫，历期分别为1代25~32天，2代23~27天及3代31~38天。茧期第1代14~26天，内蛹期9~16天；第2代年内羽化的229~238天，内蛹期19~28天；第3代199~288天，内蛹期18~28天。
成虫羽化时间多在18:00~20:00，白天静伏叶背或杂草丛中，夜出活动，具有较强的趋光性，21:00至次日1:00扑灯最盛；交尾后次日晚产卵。卵多产于叶面，偶产叶背，散生。初孵幼虫先食卵壳，2龄后转至叶背，6龄幼虫取食全叶仅留叶柄。发生严重时，能将全株吃光，影响树体生长，降低观赏价值。
Ⅹ 农地保护的文化溯源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耘和耕作土地。可见，土地与文化渊源深厚，可称得上“本是同根生”。在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工程荒漠化、湿地退缩、土地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尖锐的21世纪，探究农地保护的文化渊源，寻找农地保护的文化缺失，无论从目的理性还是工具理性来看，都有重要的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农地保护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
(一)尊重土地的原生态文化
1.婚礼上的土地文化
婚礼，无论在古今中外，都被认为是人生仪礼中的大礼。中国最初的婚礼形式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从相传始于伏羲时代的订婚“以俪皮(成对的鹿皮)为礼”逐渐演进，到夏商时的“亲迎于堂”，再到周代所具备的完整的“六礼”，已初步奠定了我国传统婚礼的基础。从前，在结婚仪式上，新郎和新娘都有一道程序: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把拜天地放在拜高堂前面，足见人们对土地的重视和珍惜，表明先人有很强的尊重土地的传统。
2.民俗中的土地庙文化
据冯贤亮(2004)等人研究，在传统中国民众的心目中，天地具有至高无上和神圣的性质。在《国语》卷四《鲁语上》中有这样的话: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实际上，“天”的观念，大概在夏代就已经产生。《墨子》一书中，多次谈到作为天神的天。至于“上帝”或“帝”，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表明在殷商时代这些代表至高无上地位的称号也已存在。但在周代以后，“天”、“上帝”、“天帝”等词，越来越被人们混同使用。至于“地”，《释名·释地》篇中有这样的解释:“地，底也，言其底下载万物也”;又附带说“土，吐生万物也”。这些话，实际上正反映了人们对孕育万物生长的地的崇拜心理，也很自然地将农作物收成的好坏归因于“地”对人类的赏罚。
土地庙信仰源于对土地的崇拜。原始的土地神崇拜，是对土地的自然属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的崇拜，“社祭”是我国自古以来土地崇拜的表达方式，历代帝王仍按照春祈秋报的时间固定对于社的祭祀。《礼经·郊特牲》中说:“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由此可知，对于社的崇拜来自于它化育万物，也就是认为土地上的诸现象是由土地所化育而来的，是称赞土地承载万物的美德。“生养大地”则是想象大地为母亲，以母亲生子的思维来模拟大地孕育谷物。“社”到后来逐渐发展为行政管理单位的机构，逐渐失去了当初的含义，而土地庙则一直未脱离最初被赋予的内涵。
土地庙建筑经过历史的变迁，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拜土地庙的习俗依然没有削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许多形貌类似的土地庙如雨后春笋般从田间、街边、住宅间冒了出来。古时村民出于重视、珍爱土地的心理，将土地神化，予以崇拜，希望通过崇拜而获得土地神的特殊眷顾，能够获得好收成，丰衣足食，因而就形成了迎春、祭土地公、祭土地婆等与土地庙有关的民俗传统活动。而今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依然流传着各种祭祀土地神的传统。各族各地祭祀土地活动的多样化，都表现出人们对土地和农耕的重视、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据黄忠怀(2005)的研究，在华北平原，土地庙作为村落之神，与村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对华北农村的庙宇观察发现，“虽然有许多庙宇都是需要的，但最可能建造的庙宇是两个，一个是供奉地方神的庙，另一个是供奉战神的庙”。明恩溥说的地方神庙就是土地庙，战神庙是指关帝庙。相对而言，土地庙的数量比关帝庙更加普遍，基本上是村村都有土地庙。例如安肃县，据县志载，该县土地神“村村皆有，土地即里社之正神”。在阳原县，土地庙也是“各村皆有，惟不若五道之多，且多附于大庙”。另外，华北一些地方，五道庙也具有土地庙的功能。据清光绪《乐亭县志》载，“若北方所祀(五圣)，则为土地、山神、苗神、龙王、增福诸神。或减其二为三圣，又或增为七圣九圣，与南方有异”。从乐亭县的例子里可以发现，土地神也在五圣之列，所以五道庙也兼具土地庙的功能。
(二)“天人合一”的农地保护文化
天人合一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发轫于孟子。孔子以天为宇宙的最高主宰。孟子则认为天人相通，天的根本性德蕴含于人的心性之中，天道与人道相互贯通。当然，孔子及孟子所谓的“天”，主要是道德意义上的，但同时也兼有自然的含义(《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叶文虎等，1999)。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最初提出天人相通的观念，其用意是给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赋予宇宙论的意义。
事实上，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主张应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其中最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周易》中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周易》认为，人乃阴阳二气所化，故兼有刚柔两重禀性。人应自觉地弘扬其本性。阳刚之性要求人“自强不息”，即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阴柔之性则要求人“厚德载物”，即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万物。在对自然的实践中，“自强不息”就是要积极地改造自然，参与自然的演进;而“厚德载物”则是要求改造自然的活动不超出自然的限度，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体认自然本身的和谐机趣(《系辞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乐天知命，故不忧”)。如此，才能达到“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和其序”的境界(叶文虎等，1999)。
“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代世界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就是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割裂。天人合一思想在秦汉以后经过不断改造，至宋儒已形成一个涵盖宇宙论、本性论、人生论、认识论而具有广泛包括性的哲学体系。按照天人合一理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者。人以其文化创造而成为主体，能“为天地立心”，但这所谓主体，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目的的德性主体，不是以控制、征服自然为目的的知性主体，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然为“非我”、他者的价值主体(蒙培元，2004)。农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立地条件和生存资源，更重要的是，农地赋予人以内在德性和神圣的使命。它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与天地和其德”，而不是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更不是无限制地占用农地资源。人类赖农地生存而繁衍，人类社会因依存农地而发展。人类必须深刻认识到农地损失而带来的生存危机，并从驾驭自然的“人定胜天”的梦幻中醒悟过来，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重新审视农地的价值和对待农地的态度。
(三)因地制宜的农地管护文化
受地球公转和自转等而产生的地质构造的影响，在气候、地貌、土壤、岩石、水文和人类活动的综合作用下，使各种土地形态的空间分布和特性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几乎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两块土地的特性是完全相同的。我国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相土之宜而布其利”，就是根据土地对各种作物的适宜性和限制性选择作物类型和栽培方式。如此，一方面能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能起到保护农地的作用。
因地制宜，因土种植的“土宜论”文化在我国已有2000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它对指导历代农业生产和保护农地资源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土宜论”，是世界上关于农地环境与作物生长关系的最早论述。《大雅·生民》就说:“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这里的“有相之道”就是“相地之宜”的办法。在《大雅·公刘》中还记载:“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期隰原。”此话出于公元前1027～前771年。显然，注重田地“阴阳”、“隰原”的选择，目的是为了适应植物生长的需要。这些选择的原则，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受到重视，从《小雅·甫田》的“今适南亩，或耘或耔(施肥)”，《周颂·良耜》的“畟畟良耜，俶载南亩”和《周颂·载芟》的“有略其耜，俶载南亩”等诗句，可见当时居于“土宜”的观点，十分重视选择向南的地块(亩)，也就是“俶载南亩”。
表14-1系根据《禹贡》、《周礼·夏官》等资料综合而成。当然一个州不可能只有一种土壤，并且也绝不能只评定一个等级，这只是反映了我们祖先适应土地的自然性状而确定种植的一个初步认识。另外，在《周礼·地官》中又根据土地的地形高下提出适宜种植的植物类型:“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植物宜皂物”;“二曰川泽……其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其植物宜核物”;“四曰坟衍……其植物宜荚物”;“五曰原隰……其植物宜丛物”。据《授时通考》注释，皂物为祚栗之物，膏物指莲芡之属，核物李梅之属，荚物箕荚玉棘之属，丛物萑苇之属。在《管子》一书中提出:“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把因地种植提高到国之贫富来认识。另外，这本典籍还对土壤、地下水的性状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划分。有的古籍也对地形作了较详细的分类，形成了一定的土地评价的指标体系(许牧等，1995)。
表14-1 中国古代土壤土宜表
(据许牧等，1995)
在土壤方面，《管子》提出“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即将全国的土壤以其物理性状、肥力高低、适种作物及果蔬的情况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共18种，每种又依其土壤色泽分为赤、青、白、黑、黄五个亚种。每州的土壤分布皆有常规并且作物种植也按着一定的次序。对于上土之中的第一位栗土，该书是这样描写的:“群土之长，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黄，五粟五章。五粟之状，淖而不肕(坚)，刚而不觳(薄也)，不泞车轮，不污手足。其种，大重细重，白茎白秀，无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群木蕃滋数大，条直以长……”对于下土的第18位(末位)桀土的描述则为:“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状，甚咸以苦，其物为下，其种白稻长狭，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七。”说明当时是根据对土壤性状及各种作物在其上的生长发育状况的实际观察来确定土壤的适种作物及肥力等级的。
(四)精耕细作的农地养护文化
自秦汉以来，黄河中下游的祖先就采用各种技术，谋求保墒防旱耕作措施。到南北朝，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从土壤耕作技术上较圆满地解决了保墒防旱问题，并创造了各种开工的犁、耙、耢等工具，从而形成了“耕—耙—耢(耱)”一整套以保墒防旱为主要内容的土壤精耕细作措施。早在西周时，人们已发现大豆根上长有根瘤。《氾胜之书》已指出“豆有膏”，“膏”是油润之意，也可作肥沃理解。到北魏时，《齐民要术·耕田》进一步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就是说，要使田土变肥，最好的办法是先种绿豆，其次小豆芝麻。均在五六月播种，七八月犁翻压青;作春谷田的肥料，一亩可收十担，和施过蚕粪或腐熟人粪尿一样肥。《齐民要术·种葵》也说:“若粪不可得者，五六月中……种绿豆，至七月八月犁掩杀之，如以粪粪田，则良美与粪不殊，又省功力。”说的是，如果没有粪作肥料，每年五六月里种下绿豆，到七八月犁翻压青，其肥效像施过粪一样，而且省工。
在南方水田地区，到了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整地工具铁𨱏(即四齿铁耙)，用手持它掘土比牛耕还深，并可随手耙碎土块，很适于缺牛少耙的小农使用。到了宋代，在耕地工序中，又加上一次耖，使土壤更加细熟，形成了“耕—耙—耖”的一套技术措施，这是南方水稻生产精耕细作化的又一个标志，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林蒲田，1996)。
(五)农地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自从新石器时代人类把种子有意识地撒向土地时，人类便开始利用土地。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近年来所说的后工业社会，人类的文明和进步都是沿着以土地利用为主线之一而展开的。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都是建立并取决于土地利用这一基本点之上的，一切人类活动由此而派生。先人通过修建梯田、高低畦整地、区田种植、兴建陂塘、筑淤地坝、引洪淤灌、沟洫制度、造林种草、向盐碱滩要地、开垦低湿沼泽地等措施，不断耕耘和改良土地，使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土地质量不断提高，土地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据林蒲田(1996)研究，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一时期内，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氏族部落，已把草木丛生的沼泽地带开辟为水田，种植水稻。到了夏代，治田又有了发展，《汉书·食货志》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论语·宪问》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泰伯》说:禹“尽力乎沟洫”。说明夏人对农业很重视，同时，也知道开沟洫(渠)以引水或排水。进入商代，甲骨文中就有“田”字，有人认为当田字出现时，田中的作物已以禾谷类为主。《汉书·食货志》所说的“辟土殖谷”，就是当时的生产对象。所辟的土从田形来看:一是有阡陌沟洫(道路水渠)设备，说明当时的田地作用技术相当高;二是有密集方整的布局，说明当时土地利用程度相当高;三是“田”字四周围缘畔，表示耕作而需画范围，说明当时的土地已为人们所重视。在商代，人民为了抵抗自然灾害，相传创造了“区田”耕种法。“区田”田畦面低于地面，不但有利于土壤的蓄水和土壤水分的利用，而且有利于保水、保肥和加快土壤熟化。这是在治田上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加速土壤熟化，建立良田的措施。
周代对治田非常重视，《国语》记载，每年春耕前，周王下令要农民修理农具。春耕开始时，还要举行隆重的“籍礼”，周王新载耒耜，躬耕籍田，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接着又由农官发出通告，要求农民们及时春耕，并派遣高级官员到各地巡察督促。最后是“王则大徇”，即周天子率公卿大夫亲自到各地检查春耕生产。周代对水稻生产十分重视，《周礼》中有“稻人，掌稼下地。”即周代设有专管种植水稻的官员———稻人。《周礼》中还说:“以潴(池塘)畜(蓄)水，以防(堤)止水，以沟荡水(用总沟引水)，以遂均水(田头大沟引灌)，以列舍水(田中小沟分灌)，以浍写水(田尾大沟排水)，以涉扬其芟(除去杂草)，作田。”又说:“泽草所生，种之芒种。”这反映了2300多年前，在黄河流域开垦低田，建设排水系统，选择有芒品种栽培水稻生产，已有相当大的规模。
可见，农地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凝聚了先人的智慧和文化，人类应该对农地倍加尊重、赞赏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