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常用的三种方法

❶ 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

1、赋

赋就是铺陈直叙，即是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谱写，又可以一气灌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赋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比兴，或者起兴后再用赋。

“赋、比、兴”的文学意义：

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

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❷ 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表现手法赋是比是兴是

赋、比、兴

《诗经》的主要表现方法，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表现方法。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周礼·春官》。后有《毛诗序》 承袭了这种说法 。它们在提法上均将 3 种内容体例（风、雅、颂）和 3 种表现方法（赋、比、兴）混为一谈 ，统称为六诗或六义，其概念比较含混。直至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称：“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才将三体与三法比较准确地区别开来，这一看法沿用下来。
关于赋、比、兴的解释，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解释是将赋、比、兴与政治教化，美刺讽谏紧密相联。最早作出这种解释的是汉代的郑玄。这种解释的积极意义是它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有着直接的启迪作用；消极影响是它导致了后来许多诗论者游离艺术形象去片面地寻求诗歌的所谓微言大义。另一种解释则是将赋、比 、兴释为单纯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最早作出这种解释的是汉代的郑众，将“比”视为修辞中的比喻手法，将“兴”视为托“草木鸟兽以见意”的手法，这种解释为后代不少学者所继承，如晋代挚虞、宋代李仲蒙、朱熹等。他们的说法都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
赋、比、兴的归纳和研究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诗歌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美，而且推动了诗歌在创作中的日趋丰富和完美，对促进古代诗歌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❸ 诗经的创作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

赋就是铺陈直叙，叙事描写、议论抒情都在其内,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如《豳风·七月》即以直接叙述农夫们的衣食住行和描写四季的变化来加以表现的。《卫风·氓》也以叙述和描写的手段写出了弃妇的遭际和复杂的心理情感。

比喻，也是《诗经》常用的表现手法，如《魏风·硕鼠是以整体形象作比，但多数篇章是具体的比喻，《诗经》的比喻运用得相当广泛，而且形式多种多样。

兴就是托物起兴，是诗歌开头而引起下文的一种手法，有的只起开头的作用,但多数都有某种意义的关联，起到象征、烘托、联想、比喻等作用，如《周南·关雎》以鸟的和鸣比喻衬托男女好合，《秦风·蒹葭》以秋景创造气氛烘托心境，赋、比、兴的手法常表现为综合的运用。

(3)诗经里常用的三种方法扩展阅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

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