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药古方中的二升为多少克
在中医药方面宋朝以前是汉制,宋朝到解放前用的是宋制
升是体积单位,1升=液体200毫升
参考:
汉代度量衡的转化
1.度量衡制
要用好《伤寒论》中的方剂还要注意它的药物用量问题,伤寒论中用的是汉代的度量衡,和我们现代的不同,所以我们要考证汉代的度量衡。广东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吕立国
班固的《汉书.律历制》中记载说: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就是说1200个黍米重12铢,两个12铢是一两。明确的指出了汉代的度量衡制度,用量单位和进位关系。单位应用了铢、两、斤、钧、石。石这里读shi,在后来读dan,是个衡量单位。
北京博物馆里有汉代司农铜权,是东汉国家最高的管理农业的行政部门,它所制定的标准的衡重器具,实际称下来汉代的1斤=250g,汉代的1两=15.625g,约等于15g。
容量单位,还是班固的《汉书.律历制》中记载:千二百黍实其龠(yue),合之为合(读ge),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这是五个容量的计量单位。还是通过文物来考察它实际容量。结果是:1合=20ml 1升=200ml 1斗=2000ml。故麻黄汤每次服用8合,就是160ml,桂枝汤每次服用1升就是200ml,和现在的用量差不多。
《伤寒论》中还用到了度量,如五苓散说白饮和服方寸匕,麻子仁丸中说厚朴用1尺。那么1寸和1尺究竟是多少呢?还是班固的《汉书.律历制》中记载:一黍为分(这句不是原话),“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所以分、寸、尺、丈、引是汉代关于度量的5个计量单位。进位关系都是十进位。从中国科学计量研究院收集的全国博物馆所保存的14把汉代尺子测量来看,1寸=2.3cm,1尺=23cm,三国大将关羽身高8尺,也就是184cm,相当于女排郎平的高度。
汉朝后是晋朝,晋朝在衡重的两和铢之间加了分,6铢=1分 4分=1两。在《伤寒中》只有一个方子用了分,就是麻黄升麻汤,显然在仲景时代是不会用分来最单位的,是后人在传抄的时候进行了换算,或者这张方子不是仲景的方子。在《金匮要略》中出现了许多用分作为计量单位的方子,肯定是晋唐以后的人在抄写时给改过的,不是张仲景原来的东西。当然有的方剂如三物白散,说桔梗三分,巴豆一分,贝母三分,这个分不是实际的衡重单位,而是药物之间的剂量比例,是份的意思。四逆散中各十分也是一样的意思。但是《金匮要略》中好几张方子是用分作为计量单位。
晋朝到宋朝,我国的度量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1斤从200g上升到了600g左右,1升从200ml上升到1000ml,1尺从23cm上升到了33cm。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为什么呢?根据中国计量科学研究员他们的理解认为,在这个时期地主收租想多收一些,国家收税想多收一些,于是有的地主偷偷的把斗给扩大了,后来大家都这么作,国家就从新制定度量衡了。但是到宋代以后一直到清代的库平制,中国的度量衡制基本就稳定了下来。没有随意扩大,主要是我国的经济发生了变化,地主收租,国家收税不再单纯的收粮食,而是收银子或银票,再改度量衡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晋、唐、宋的度量衡发生了变化但是,当时国家规定,医药和天文是关系到人命和国家兴衰的大事,故度量衡均用旧制,其他行业用新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它的药物计量仍然保留的是汉制,宋朝以前的中药书都是应用的汉制。宋朝在各方面都进行了改搞,包括中药的服用方法,包括中药剂量,宋朝应用煮散的方法,就是把药物作成粗散,煮过后连药渣一起吃,这是宋朝的独特的服药方法,如果连药渣一起吃的话,药量一定要减少,这样它就用了宋朝当时的度量衡制,从衡重的方面来看,它用了斤、两、钱、分、厘、毫。从宋代到清代,度量衡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故以后的方书基本用的是宋代这种度量衡制。因此说虽然度量衡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医药方面确很简单,就是宋朝以前是汉制,宋朝到解放前用的是宋制。
2.经方药量的折算
如麻黄汤: 麻黄三两 桂枝二两 甘草一两 杏仁七十枚(去皮尖)
折算过来就是:45g 30g 15g 28g
但是从麻黄汤的煎煮方法上来看: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所以是三次的治疗量,如服药发汗后,不再服用。那么一次量就是15g、10g、5g、9g,和我们现在一次开的麻黄汤的用量是基本上一样的。
再如桂枝汤: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它也是三次治疗量,故折算为: 15g 15g 15g 10g 4枚
换算的时候要记住两点:一是汉代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克,还要记住这个方子分几次吃。如四逆汤等救急的方子是一次服用,而吴茱萸加生姜汤是分五次服用的,这样折合才能准确。
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了解了当地的药物用量习惯后,按照《伤寒论》的比例套用,比如:北京的桂枝常用量是10g ,那么麻黄汤的剂量就是:15g、10g、5g,如果它的桂枝常用量是6g,那么麻黄汤的剂量就是:10g、6g、4g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是最简便的。即符合的当地的用药习惯,又符合经方的用量。
《伤寒论》中还有以容量和数量来计算的药物。有的我们现在仍用容量来计量,如水。但是许多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用容量来计量了,如半夏半升,粳米一升。那么我们今天如何折算呢?可以先折算为现代的容量然后再称重。比如说粳米一升,就用现在的粳米200ml进行称重就是180g。粳米是旱地长的稻子,就是旱稻子。它和水稻是同科属植物,但是在旱地生长。有些人在开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的时候,药房没有粳米,他就告诉病人,回去抓把大米放进取。从理论上来讲大米不能代替粳米,白虎汤证和白虎加人参汤证是热盛伤津津液不足的证候,用粳米在这里是养胃气的,要用大米的话,它除了保胃气的作用之外还有一点利尿作用,所以对于一个热盛伤津的病人,严格的来说用大米是不科学的。半夏半升,我们用半夏100ml,今天称重大概是50g。五味子半升大概是30g。麻子仁丸中的厚朴一尺,一尺当然是23cm,但是宽和厚没有说,我们今天用中等的厚朴,就是宽3.5cm,长23cm,称重大概是15g。五苓散用一方寸匕,就是用一个边长是一寸的正方形药勺来去这个散,我用一个2.3cm见方的纸板来取五苓散,称重大概是5-6g。
用数量来计算的药物,我们今天还有用数量来计算的如大枣等。但是这种方法已经不常用了,都改成了称重的方法。如杏仁,我们不再数多少个杏仁,而是称重。有人称得杏仁100粒去皮尖是40g,桃仁100粒称重是30g,枳实一枚是18g(中等大小),附子一枚20g,大的附子一枚25g,乌头一枚大约是5g。还有个一钱匕,说法很多,没有考察清楚,大概是1-1.5g。
兹据柯雪帆教授归纳整理的资料并经反复称量核实,摘要如下。
斤=250克(或液体250毫升,下同)
两=15.625克
升=液体200毫升
合=20毫升
圭=0.5克
龠=10毫升
撮=2克
方寸匕=2.74克金石类药末约2克 草木类药末约1克 半方寸匕=一刀圭=一钱匕=1.5克
一钱匕=1.5-1.8克
一铢=0.7克
一分=3.9-4.2克
梧桐子大=黄豆大
蜀椒一升=50克
葶力子一升=60克
吴茱萸一升=50克
五味子一升=50克
半夏一升=130克
虻虫一升=16克
附子大者1枚=20-30克 中者1枚=15克 强乌头1枚小者=3克 大者=5-6克
杏仁大者10枚=4克
栀子10枚平均15克
瓜蒌大小平均1枚=46克
枳实1枚约14.4克
石膏鸡蛋大1枚约40克
厚朴1尺约30克
竹叶一握约12克
❷ 谁能提供一下仲景经方,最好比较有造诣的前辈指教一二,而且古今的计量换算之类的
仲景经方剂量研究概况
仲景制方精妙,药简效宏,为历代医家推崇备至。其方剂药物用量,因时移物换,原貌不可得窥,是以争论颇大。剂量之多寡、比例之大小,与疗效息息相关,实有考证之必要。近年来有关经方剂量的研究报道不少,今据近十年有有关文献,勾勒其研究动态如下。
一.古今度量衡制的考证
仲景着书于东汉末年,其计量单位自为彼时所习用者。因时隔近两千年,度量衡单位屡经变更,原制已不可知,故今人采用各种方法以考证换算之。
研究表明[1~3],秦至东汉度量衡单位实值虽变而无大异,根据对秦始皇26年的方升、西汉初年的“尚方半”、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以及东汉“永平大司农铜合”等衡量器的考证,、东汉1斤合今制250g,1两合今之15.625g,1升合今之200ml。而方寸匕当是容积为1立方寸的立方形容器。若以汉时1寸为2.3cm计算,其容量当是12.167cm3[4]。
而根据《金匮要略》乌头桂枝汤方后注,经换算得出:汉制1斤约为126g,1两约8g,与前述结论不符[5]。
更有研究认为[6],古代常用市秤不符合药物计量实际,古时另有古药秤和古药升,经实测计算得出:汉时每药两为1g左右,最大不超过1.6g;而每药升容积按同制为6.34ml,按南北朝制应为10.4ml,汉制不越此值。
米氏[7]通过对《伤寒杂病论》桂枝汤的药物剂量、煎药加水量、煎次、煎出量用服用量的古今差异进行考证,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认为现行“1钱等于3g,正圆尾数不计”的定量换算关系不符合中医传统用药1钱有效量之实际数值,提出今旧市制1钱应折合公制3.73125g,临床使用可约为3.5g。
从上述可知,大部分研究结果接近于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1两=13.9g,1升=198ml)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两约合15.6g,1升约合258.14g)的记载,与现行换算关系量不符,然亦存在古市秤、古药秤之争。
如按上述研究结果折合,则仲景经方剂量明显袜清好大于或小于现代常用量。对此,各家认识不一。有认为[1~3],量重味寡是仲景用药特点之一,符合原意且从中医学角度来看,也是合理的;也有的认为[8,9],对经方药量不必凿求,而应以临床药效为准,现代《伤寒论讲义》的折算标准符合临床实际。
二.经方剂量运用规律和特点
仲景对剂量的应用有严格的原则性和规律性[10],表现为:①制短扬长,如瓜蒌薤白半夏汤辛热药与寒润药为3:1,故制其寒而用其开通之性;②量依病变,即根据症候的主次、轻重而确定药量;③动静相合,即动静药物配伍须依比例而行;④量变性变,即药物剂量变化会导致方剂性质的变化。因而,在运用经方时应重视[11]:①每剂量,即每一剂药物中某药的分量,它主要是通过调整各告铅药间的相互比例而影响到药物的配伍关系;②每服量,即每次服用的剂量,通常此量为该药的治疗量,显示了药物的量效关系,而根据量效关系原则,在一定剂量范围内,随剂量的增减,其方药效也相应增减;③每日量,即一日中某药服用量总和,此量决定于每服量和每日服用次数,即药物时效关系的影响,而根据时效关系原理,每种药物在服用后均有相对稳定的潜伏期、高峰期和残效期,间隔一定的时间重复给药可以维持药效的连续性。从另一种角度认识,也应注意[12]:①单一方剂中的药物用量、尤其要掌握方中较重要的药物用量;②重视复合方剂中的每一方剂用量;③重视加减方剂中的方药用量,即基础方的取用量、加味药物用量和药味相同方的用量等;④重视方剂的每次服用量。
简言之,经方剂量的具体应用要注重药物的绝对量,绝对量反映了药物的有效用量,但不能生搬硬套,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如病情重者宜大,轻浅者宜小,药质轻者宜小,质重者宜大,急性病宜重,慢性病宜轻等;同时,更应注意药物的相对量,相对量体现了各药用量的比例,寓有组方之法度,其变化既能影响方剂的性能,又能影响其功效的大小;古今衡量虽异,然其比例恒定[8,9,13,14]。
三.某些常用药物的剂量运用探讨
甘草:《伤寒论》中甘草的用量很严格,根据方剂功用不同,选用大剂量为君,有复阳益气作用,中小剂量多为佐使,可缓和药性[15]。其剂量的掌握亦根据以下原则而定:表证轻,里证重;实证轻,虚证重;热证轻,寒证重;治湿轻,敛阴重;治痢轻,治泄重[16]。
生姜、大枣:《伤寒论》中姜枣剂量运用有如下规律:①用小量者,生姜1~2两(3~6g),大枣4~6枚,多用于风寒较轻、病势较缓、邪正抗争不剧、须微微发汗者;②一般用量,生姜3~4两(9.5~12.5g),大枣10~15枚,多用于风寒束于肌表、邪正抗争的病证;③用大量者,生姜5~6两(15.5~18.7g),大枣25枚,大量生姜多用于邪气较重的病证,大量大枣多用于正气较虚者[17]。
桂枝、白芍:洪氏[18]根据仲景应用桂枝的剂量变化规律,在临床上以6~9g为中等量,小于6g为小剂量,大于9g为大剂量,应用大剂量时,采用逐步递增或累加方式缓缓多次进服之方法。而在经方中,桂枝、白芍常配伍并用,其剂量特点有:常量等用、小量等用、大剂量重用桂枝、小剂量多用桂枝、大剂量重用白芍、小剂量多用白芍等,大凡等量并用,不论常量或小量,通常都发挥调营卫的作用;反之,则或偏调卫,或偏和营。一般重用桂枝主要为平冲降逆,重用白芍主要为缓急止痛;若小幅度变更桂芍比例,同时伴有配伍药物变化者,则其作用主要取决于配伍药物变化[19]。
石膏:石膏在经方中用量一般较大,现代临床运用亦然。但安氏[20]认为凡水煎服的药物剂量,应根据其药物的溶解度而定,矿物、贝类药的溶解度小,因此,缩小麻杏石甘汤等方剂中的石膏用量,同样能获得与大剂量用药的相同效果。
附子:《伤寒论》对附子的使用有以下特点:①根据病情的轻重及不同病因来确定其用量及生熟,一般阳虚重证宜生用重用,阳虚轻证则炮用轻用,而风寒湿痹则炮用重用;②根据性别及体质强弱确定用量[21]。
半夏:对脾不化湿、酿痰停饮、胃逆呕恶诸症,一般可用9~15g,如旋覆代赭石汤等;小半夏汤等也可用15g,但应与生姜基本持平,不能明显高于其量;对于心下痞结较甚、呕吐较顽固、逆气冲咽或不寐证,则应投大量,30~60g,甚至120g(久煎),如生姜泻心汤等;对于阴虚气逆、脾虚生湿、胃气呆滞诸证,宜以小量6~9g,为佐为使,尤其是脾胃阴虚者,其量宁小勿大,如麦门冬汤[22]。而胡氏[23]亦认为,化痰和胃小量即可(10g左右),重症痰饮呕逆适当增加,15g左右,不寐者则重用至30~60g,其效方显。
细辛:细辛剂量,历来争议颇大。据后世习俗,则经方剂量大大超越常量(按古药秤折算除外)。是以后世用经方,细辛常减量。而王氏[24]据临床实践认为:阳气虚、寒湿重者,可用大剂量(可达20g),待病情好转,便须减量;若发病纯属风寒外感、阳气不虚者,则用中量(10g);若病情热象较重、兼有湿浊不化者,可用小量2~5g佐之;然痢、泄、咳喘等,若病久、虚寒较重者,亦可用大量。
四.结束语
综上可知,有关古今度量衡的考证,其结论不太一致,临床运用并未照之而行,强调根据病情、体质等因素而定;对经方的绝对量不拘泥,更注重相对量的确定。
笔者认为,关于经方剂量的研究,考证度量衡变化诚然必要,然不宜以古绳今,生搬硬套。要知古今体质、气候、环境等因素变化甚大,岂能等同视之?加之,汉时度量衡制虽属统一,然仲景身处战乱之际,其方剂药量是否悉依国家统一计量,实难肯定,也有可能习用民间土法计量,或另有药秤计量等。观其着述,同一药物,其计量单位亦不尽一致,如厚朴有一尺、半斤之异,石膏有如鸡子大、一斤之别等,竹叶有一把之量等,即可知其计量单位不一。因此,今后的研究,不宜过分强调计量之考,而应以临床为基础,以实验为手段,观察不同剂量、不同比例的方药疗效。如以动物模型为实验对象,进行古量、今量的比较,经典比例与变更比例的对照,或不同地域、不同气候等因素对方药剂量影响的比较等。广泛引用各种先进手段的方法以研究之,可望获得对临床更有意义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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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胡学刚·、漫话半夏之用量·中医杂志1986;27(10):787
[24] 王振祥·细辛用量之我见·吉林中医药1982;(1):48 另转载:《伤寒杂病论》方剂剂量单位是斤、两、分、铢、黍等诸多方面,与当今剂量单位不同,对此笔者查阅有关文献,并结合自己临床实际体会,确认研究仲景方药剂量单位,必须结合临床实际,只有从临床实际出发,才能避免从文献到文献。今根据明·李时珍于《本草纲目》中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又如清·程知于《伤寒经注》中说:“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也。”李氏程氏所言“古”,当指东汉时期,所言“今”当指其所处的时代。现将《伤寒杂病论》方药剂量单位折算为当今剂量单位:一两为3g,一升为18~30g,一方寸匕为6~9g,一钱匕为1.5~1.8g一尺为30g,云如鸡子大为48g,一合(容量)为6~8ml,一升(容量)为60~80ml,一斗(容量)为600~800ml,附子一枚为5g,杏仁、桃仁云40个为10g,枳实一枚为1~2g,乌头一枚为2~3g,竹叶一把为10g,栝楼一枚为15~30g,水蛭百枚为200~240g,百合一枚为2~4g,矿石类云弹子大15~20g,栀子一枚1~2g,芍药一枚为2~4g。又仲景于方中所言“钱”者,当言“钱匕”,可从“钱匕”计算,且不可将仲景所言“钱”与其后所言“钱”而换算为3g;关于有些方剂言剂量曰“分”者,此“分”字不是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之“分”字,而是指方中剂量各占多少比分之“分”字,因此理解“分”字不能将“分”折算为0.8g左右。但为了使方剂剂量统一定为国际标准计量单位,现将某些方剂如薯蓣丸等剂量比分之“分”折为3g,可供临证参考用量。对此还要知道方剂剂量比分用量在临床实际中可根据具体病情而适当地按比例增减,以使方药组成与证机切切相应,达到愈疾之目的。</p>
❸ 宜桂枝二麻黄一汤是有那几种药配成
桂枝6克,麻黄3克,芍药6克,生姜6克,灸甘草4克,杏仁3克 大枣2枚。
❹ 炙甘草的疑问
甘草味甘,卜帆,入中州脾胃,所以治疗中焦脾胃之虚证基本必用炙甘草。用量和药材加工、服用方法等有关。关键是炙,古代炙不是现代的蜜炙,而是采用消弊野火烤的炙法,类似于存性之碳,所以即使用量大也不会造成对脾胃的刺激。
说文解字:炙,会意。从肉从火。小篆字形,肉在火上烤。本义:烧烤,把去毛的兽肉串起来在火上薰烤。炮炙,炮制中药;烧烤;烘烤。炙烤,在火上烤拿喊。所以应该是存性之碳,补益中州而无拥塞之虞。
❺ 张仲景《伤寒论》中方剂(经方)用药剂量如何换算,1两=克
据网上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对汉今度量衡计量单位换算方法说法不一,比较权威性的有
、高等医学院校中医教材:《方剂学》在“古今药量考证”一节中说:汉代“一两约合现代的9g(三钱),一尺约合六寸九分,一斗约合二升,一升水约合二合(200ml)"。又说:“古方一剂等于现在的三剂药,如直接的折算,可按一两约合了3g(一钱)计算”。《伤寒论讲义》“古今剂量折算表”中有类似的记载,并云“凡云若于升者,若作容量计算,以折合60-80ml为宜”等。http://wenku..com/view/71ad4529647d27284b735122.html
❻ 各位老师,《伤寒论》里一两究竟等于多少克
《伤寒杂病论》一两等于现在的3克。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时期,汉代医学上用的两和汉代常用两重量不同,汉承秦制,医学上用的两一直延续用秦朝,因此汉代张芦唯仲景的医学着作中的两为秦两,相当于3克。
西汉时期,重量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58.24克,一陪锋培两等于现在的16.14克。
王莽及东汉、魏晋南北朝,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
隋朝初年,一斤相当于668.19克,一两等于41.76克。
隋末,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
唐至清代,一斤相当于596.82克,一两等于37.30克。
(6)经方折算简便方法扩展阅读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基衫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