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神权怎么推动西方法治

⑴ 为什么古代西方是神权至上

第一、神权至上的根源是为了确保君权至上，这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常见的形式，而在封建时代达到巅峰。（我国的社会形态中，秦代就结束了以分封制为主体的封建社会，而进入后封建时代）因为宗教在这些社会中有助于统治者的统治，就如原始社会中祭祀往往成为贵族阶层统治其他人。

第二、封建时代后期，君权与神权的结合出现明显矛盾，因为分封制度的完善使得神权对于君权的辅助作用受到削弱，而作为既有利益的拥有者，宗教贵族却依然与封建贵族共享特权，这必然引起封建贵族，即皇权拥有者的不满。

第三、西方神权至上，是因为西方社会后封建时代极其短暂，反观中国，自秦汉以来2000年都是后封建时代，而神权的削弱和消亡集中在封建时代后期，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诸子百家多数抛弃神权思想的原因，因为东周时期，尤其是春秋后期和战国前期，正是分封制度消亡的时期。

第四、假如给与西方各国后封建时代更多时间，促使君权和神权矛盾进一步激化，也许今天的西方就不是这样的宗教信仰。英国新教的确立，根源在于君权和神权的对立，但是西方漫长的奴隶与封建前期，宗教的根深蒂固，君权与神权的力量对比差距很大。

(1)宗教神权怎么推动西方法治扩展阅读：

众所周知，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渐趋加强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唐宋为界，唐宋之前可称为皇帝相对独裁时期。唐宋以后可称之为皇帝绝对独裁时期。皇帝相对独裁时期的显着特点就是贵族政治占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与皇权相颉颃的力量。

铁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形成规范化的制度，与门阀大族兴起，皇权不够强大有关。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名教式微，皇权衰弱，高门世族掌握政权。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下，王导几乎可以受九锡，与皇帝同坐龙椅，共受百宫朝拜。

东魏丞相高澄发怒时，竟然对天子施以拳脚，并痛骂皇帝是“狗脚朕”。权臣如此跋扈，门阀世族如此强大，君臣关系几乎被颠倒。

神权政治由宗教首领掌握国家政权的一种政治统治制度。由宗教首领掌握国家政权的一种政治统治制度。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剥削阶级借助于宗教信仰来巩固其专制制度，神化国王，用王权神授的思想和各种神化崇拜仪典来宣传麻痹人民，实行神权的君主专制。

把教会和国家融合一体，君主即教主，各级僧侣既管教务又管政务，直接统治人民。如欧洲中世纪的教皇国，就是实行神权政治。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神权政治虽被废弃，但某些国家至今政教分离并未实现，仍保留这种统治形式。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神权政治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皇权

⑵ 之所以说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其依据是什么

①政治上：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剥夺了教会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各国王权得到加强，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
②经济上：确立了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夺取了大量原属教会的财产，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③精神文化上：
A、打破了天主教会精神垄断，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发展了人文主义。
B、发展本民族文化，各国普遍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增加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学习科目，促进了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C、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旗帜。

天主教的革新。
宗教自决和宗教迫害 - 1555年，奉行新旧教两派的国家终于签订奥斯堡和约，协议由各国统治者全权决定该国人民所信仰的教派不能接受者只有迁居他国。1598年法国皇帝亨利四世颁布南特诏议 (Edict of Nantes)准予人民自由信仰新教。但新教却各派互不兼容，他们本着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通，产生《圣经》不同的见解。这种“自以为是”的结果演变成宗教迫害。原先罗马天主教就是“异端裁判所”，现在连新教都迫害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
宗教战争 – 欧洲各改教运动历经许多流血战事，如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杀，法国再度内战，新教信徒大量逃亡。1618年德国路德派因不满奥斯堡和约被毁，由瑞典国王亚道夫 （Gustavus Adolphus）领导，与国内罗马天主教徒交战了三十年，1648年签订韦斯特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双方重获和平相处。又如1568年荷兰北部的加尔文派信徒因反旧教与其统治者西班牙国王对战，到1609年终获独立建国与信仰自由。
英国在宗教改革后的国教还带着不少旧教色彩，许多受加尔文派影响而被称为清教徒 （Puritans）的人，想再加以改革，使成更合乎《圣经》的信仰，却受到欲恢复旧教的国王查理一世逼迫残害，于是许多人逃至新大陆，即后来独立的美国 ，并爆发1640 -1649年的内战，史称“清教徒改革”。清教徒获胜后，新教团体获相当自由的发展，直到1685年新国王詹姆斯二世又想恢复旧教及专制政治，人心大愤，再经1688年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终于使英国新教徒在此年获得欧洲第一个获大量信仰自由的结局。至此我们也看出各国的宗教战争中，常夹杂经济和政治利益等的争执。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 中期的百年纷扰，欧洲人口大量减少，经济衰退，各国终于地逐渐体认久战俱伤的教训，才开始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

⑶ 神权法对今天法律社会的影响

神权法思想一般指利用宗教迷信进行统治的阶级，为了取得人们的拥护,把他们的权力说成是神所授予的,把体现他们意志的法律说成是神意的体现的一种法律思想。在由宗教领袖直接掌握政权、实行神权政治的国家或地区，神权法也就是教会法（或称寺院法、宗规法）。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法思想曾占统治地位，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见西欧中世纪神学法律思想）。
中文名
神权法思想
作用
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
产生时间
形成于夏代，发展到殷商进入高峰
转折
西周时期提出“以德配天”
衰落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快速
导航
占卜用刑

殷商时期

以德配天

衰落及影响
中国古代
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和教权。中国古代的神权法思想是从属与服务于奴隶制王权和封建皇权的，目的在于使王权和皇权神化。它最早盛行于夏、商、西周奴隶制时期。
君“受命于天” 当时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极力宣扬他们是秉承“皇

天”的旨意来统治人民的。如说：“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先王
有服，恪谨天命”，“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等。这种“受命于天”的君
权神授思想，有利于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并赋予他们以神圣不可侵
犯的绝对权威。[1]
占卜用刑
中国的神权法思想形成于夏代，发展到殷商进入高峰。殷商的奴隶主以迷信鬼神着称。《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随着殷王权力的加强，当时的宗教迷信中出现了一个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帝”或“上帝”。所有国家大事，甚至是否用刑，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帝鬼神祈祷和请示。中国的甲骨

文主要就是殷王及其代理人（专职史官）向上帝和祖先进行占卜而刻在龟甲或
兽骨上的卜辞。如“贞（卜问）：王闻不惟辟,贞:王闻惟辟”；“兹人井（刑）不”。
表面看来，似乎殷王完全是遵照上帝旨意进行统治，实际上只不过是给殷王的
命令涂上一层神意的油彩。[1]
殷商时期
殷商的神权法思想有一特点，即往往强调殷商贵族的祖先和上帝关系密切,能够经常“在帝左右”;甚至宣称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孙。《诗经·商颂》的《长发》载：“有娀（殷先妣简狄）

方将（成长），帝立子生商”;《玄鸟》也载:“天命玄鸟(即燕,商族图腾，
相传简狄吞食玄鸟卵生商先王契)降而生商”。这样,他们便从血缘上找到
了充当上帝代理人的合法依据，并为垄断神权提供了借口。[1]
以德配天
“以德配天” 神权法思想在西周发生了一次较大变化。以周公等为代表的西周贵族，吸取了夏、商对人民过于残暴而被灭亡的教训，提出了一种新的君权神授说，认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的祖先神，而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神。“天命”谁属，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所以他们大肆宣传“惟命不

于常”、“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过去，殷的先王有”德”，“克配
上帝”，但后来的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而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
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而大命文王。因此“天命”归周，周王成了天之元子。[1]
衰落及影响
西周提出这种“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显然旨在为西周取代殷商制造舆论，同时也意味着神权的动摇。统治者感到单靠神权不足以维系其统治,还必须兼顾人事,重视民心向背，注意“怀保小民”,并决定采取“明德慎罚”的政策,开始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后来儒家继承这一传统，进一步提出“德主刑辅”

⑷ 宗教改革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宗教改革（英语：Reformation），历史学名词，开始于欧洲16世纪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抗议宗教改革运动，Protestant Reformation），该运动奠定了新教基础，同时也瓦解了从罗马帝国颁布基督教为国家宗教以后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为后来西方国家从基督教统治下的封建社会过渡到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因而西方史学界直接称之为“改革运动”（Reformation）。
宗教改革期间代表人物包括马丁·路德、慈运理、约翰·加尔文、门诺·西门斯、雅各布斯·阿民念、约翰·卫斯理及其后发展出来的新教徒教派。而狭义上的新教及宗教改革，通常限定在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出台为止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基督教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改革影响
政治上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为资产阶级勾画了政治蓝图，如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共和国性质的神权国家。
经济上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文化上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促进了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改革的主要对象是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
其作用是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⑸ 卡尔文宗教改革如何促进欧洲资本主义发展

⒈德国宗教改革 根本原因：政治上的四分五裂阻碍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主要原因：罗马教廷对德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 直接原因：1517年，马丁·路德反对教皇出卖赎罪券发表《九十五条论纲》。 主要内容：①思想核心是“因信称义”，把《圣经》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②提出“信徒皆为祭司”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廉俭的教会，简化教会仪式。 ③主张建立民族教会。 结果：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路德教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⒉瑞士卡尔文宗教改革 原因条件：①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 ②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 内容：①主张“先定论”，宣扬“选民”和“弃民”。 ②主张建立民主教会 ③主张简化教会仪式，建立更加廉俭的教会。 结果：①1541年，日内瓦建立了共和性质的神权国家体制。 ②日内瓦成了“新教的罗马”，卡尔文被称为“新教的教皇”。 ③传播到欧洲许多地区和国家。 ⒊英国宗教改革 背景：15世纪后期，英国国王依靠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不断强化王权，到亨利八世时，王权已凌驾于议会之上，但英国教会仍然从属于罗马教廷。 内容：①1534年，议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 ②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英国民族教会产生，称“安立甘教”或英国国教。 ③以英语为做礼拜时的语言，保持天主教基本教义、主教制度和宗教仪式。 结果：由国王领导的宗教改革不彻底，随即出现更激进的清教运动，几十年后清教徒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 ⒋尼德兰宗教改革 背景：①工商业发达，资本主义萌芽较早。 ②卡尔文教流行。 ③西班牙对尼德兰实行专制统治。 性质：具有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的性质。 过程：1566年，尼德兰人民起义，冲进教堂，捣毁圣像，强迫当局限制天主教活动，允许新教徒信仰自由。 结果：北部独立为荷兰共和国，南部仍处于西班牙的控制之下。 ⒌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 背景：天主教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内容：①清除内部积弊，重新审定教义、教规。 ②继续强化异端裁判所。 ③组建反对新教改革的团体，破坏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影响 性质：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影响：①否定了天主教权威，建立新教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②促进了民族语言的形成，激发了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催生了民族国家教会，促进了民族国家的成长。 ③改革使大量教会财产转到新兴资产阶级手中，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

⑹ 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推动有哪些

知识点一“光荣革命”
1.原因：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限制王权，发展资本主义。
2.历程
(1)内战阶段：1640～1649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两次内战。
(2)独裁阶段：克伦威尔奉行独裁统治。
(3)复辟阶段：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威胁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
(4)“光荣革命”：________年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被迎立为英国国王，复辟王朝的统治结束。
3.意义：为君主立宪制的确立提供了政治前提。

“光荣革命”的影响
大不列颠国通过“光荣革命”驯服了专制王权，使得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在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框架内，英国又用和平、渐进方式实现权力转移，从而完成了政治民主化历程。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知识点二限制王权的法案
1.目的：限制王权，扩大议会的权力。
2.内容
(1)《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主权，国王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
(2)《王位继承法》：把包括王位继承和任命法官等权力掌握在议会手里。
3.意义：确立了________权力高于王权、司法权独立于王权的原则，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础。
知识点三责任内阁制形成
1.历程
(1)“光荣革命”后内阁取代枢密院。
(2)1721年，沃波尔开创了多数党领袖任________并组建内阁的先例。
(3)18世纪中叶，____________形成并得以完善。
2.内容：议会取得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控制权；国王只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3.影响：英国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________国家。

内阁责任制是英国宪政的核心制度之一，而内阁集体负责制则是内阁责任制中使内阁(政府)团结一致面对国王、议会和人民的重要机制。内阁集体负责制加强了首相的政治权利，因为它强调内阁制政府的集体本质特征而不强调内阁成员个人负责。
知识点四1832年议会改革
1.背景
(1)欧洲大陆革命潮流的冲击。
(2)英国群众斗争的高涨，以及工业资产阶级为谋取参政权进行的积极斗争。
2.内容
(1)降低城市与农村居民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
(2)取消“衰败选区”，减少小选区的选举名额，并将空出的席位分配给新兴的工业城市。
3.影响：________________获得了更多的参政权和选举权，工人、贫民的政治权利仍受到种种限制。

工业革命对1832年议会改革的影响

⑺ 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以基督教为例作一说明：
在人类历史上，基督教对政治法律的影响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自身的理论完善所产生的一个渐进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在罗马帝国后期政治法律日益腐败没落的同时，基督教会以一个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有机组织出现。“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1]罗马帝国灭亡后，取而代之的蛮族王国缺乏有效地行政管理体系，整个西欧世界经常陷入一种四分五裂的战争混乱状态。基督教会在此承担起了许多先前由罗马帝国履行的政治职责,有效地延续了以前的社会文明，“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崩溃留下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也不能弥补的巨大空隙,而这个空隙被作为新兴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定者的教会填补了。”[2]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教育制度随着城市文明的衰落而消亡,整个社会的文化知识状态处于全面的贫困之中,此时基督教成为文明的承载者，教会的修道院成了教育的实际承担者和主要的文化活动中心,成为思想文化传播的基地。在蛮族统治的文明真空中，基督教以社会文明代理人的身份取得了世俗社会统治阶级的尊重和认可，并树立起意识形态领域的领袖地位。此时，基督教开始有能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逐渐影响到世俗社会的政治法律领域。
基督教本身是一种神学,研究的是属灵世界的问题。在自身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随着各派学者的不断加入，它大量吸取整合其他人类思想文化精华并丰富充实自己，如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主张人类的精神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等,都被基督教整合为基督教神学理论并传递给中世纪。罗马法的一些基本观念,如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等也被基督教神法理论吸收，形成了基督教的神法理论并影响后世的法律思想。
基督教对政治法律领域的影响可以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以圣经中耶稣基督的教导为指引，在属灵世界中追求真理的努力无疑对世俗世界的政治法律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表现为给追求真理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并形成独特的政权与教权二元化的权力体系。在整个世界还处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通过限制王权，扩张教权，使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没有形成君主专制政体，相反两种权力的争夺为思想家们提供了一块生存的空间和自由的领地。在这块相对自由的领地上,思想家们或凭教权之势,或借助王权之力,围绕着教权和王权的主题,阐发着自己的政治理论。而正是这种自由思考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创造了宝贵的政治法律遗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却孕育了近现代文明的主因。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从其根源来讲都与基督教在政治法律领域的积极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对今天世界的政治法律产生了启蒙作用。正如W•乌尔曼所说:“在中世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已经产生,这是欧洲的学徒期、青春期、少年期”；“因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和政治观念创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现代的概念,我们现代的制度,我们的政治义务和宪政观念,或是中世纪理念的直接遗产,或是通过反对它而成长起来的。”[3]同时，民众利用两种权力的对抗和制衡，可以对社会矛盾进行一些缓冲和改良，使社会朝向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前行。
基督教对政治法律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基督教会的世俗化，掺杂着人类属世欲望的权力追求和物质享乐使整个基督教陷入一个巨大的误区，直接造成了中世纪基督教会的黑暗统治，成为基督教会为后世诟病的劣迹。
在政权与教权二元化的权力体系中，掌握意识形态控制权的基督教会利用基督教义对抗属世政府的君王，将基督教价值取向灌入到属世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形成一些只有基督教国家独有的政治法律原则与制度，并形成今日世界政治法律原则与制度的渊源。比如基督教会利用“神权至上”、“神爱世人”等理论限制王权，为后来的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利用“世人皆有罪”使国王也成为一个有罪之人，防止了帝王崇拜和国家至善观念，并为后来的宪政理念及三权分立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教会是属灵世界的领袖，教会的基础归根结底依靠民众的信仰。人类作为神的子民，重视个人无疑是神创造人的初衷，因此教会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突出其代表性，领导民众使其具有无可争辩的领导权，这为后来的社会契约论、代议制预设了理论前提。

[1]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页。
[2]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3] 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17页。

⑻ 为什么 17 世纪的西方可以让宗教退出政治领域

宗教是人类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尤其是在远古时代，宗教承担着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功能。那个时代，人们是以宗教的方式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人的命运和人生的目标，都是在宗教神学的框架内得到理解的。社会是以宗教的方式组织的，每一个部落和氏族，都同时是一个宗教团体，或者说是一个教会。调解社会共同体的准则和共同体的公共权力都具有宗教性的权威，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宗教，人类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在国家产生初期和整个古代社会，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宗教与政治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早期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希腊和罗马的“王”起初的主要职责有三种：即司法的、军事的和宗教的。作为宗教领袖，他是部落成员或城邦人民与神之间的中介，在神面前代表人民，在人民面前则代表着神。他主持宗教仪式，维护宗教戒律。他的军事权力和司法权都源于其宗教权力。他的人格也具有神圣性。
然而，在国家形成之后，政治权力逐步从神权中独立出来，并取得至上的地位。把人的因素推到前台，神虽然仍受到敬仰，享有权威，但已隐入后台。
西方的古典时代，宗教对政治的影响相对要大一些，但从总体上看也是世俗政治的时代。希腊城邦形成不久，作为宗教首脑的王的地位就开始衰落。王原有的政治和法律权力开始与其宗教权力分离，由民选的执政官等掌握。这些权力也失去了宗教的性质。王的职位或被废除，或降为无足轻重的只负责宗教仪式的官员。一般希腊人对神十分虔诚，对特尔斐神谕十分迷信，然而政治是公民的事务，权力完全掌握在公民集体手里，神谕只是给公民们明智的忠告，祭司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默默无闻。至于思想家们对政治的理解则完全是世俗的。罗马人非常敬畏神祗，但是在政治事务中，他们“都要严守一项规则，即在这个国家祭司应毫无权力，不得发号施令，无异于每个其他公民，即使对最低的行政官必须唯命是从”。1执政官和其他官员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享有最高权威，即使外国神祗要进入罗马，也要经民社决议许可。
这样我们看到，西方的古典时代属于世俗政治的时代。它的特征在于，第一，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和认识是世俗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政治权力的起源、性质、政治目标的确立、政治制度的建立、政策的制定等，都是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的眼光出发来考察和确定的；第二，政治权力完全是世俗的，统治者与神分离。也没有独立的教会组织控制或影响政治生活。
在西方，自罗马帝国末期始，基督教成为国教，与国家平行的统一的教会组织也正式形成，俨然是帝国中的另一个影子帝国。5世纪后，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却生存了下来并逐渐征服了原西罗马境内的各日尔曼王国，使西欧实现了基督教的一统天下。除少数犹太人外，西欧各国国民几乎清一色都是基督徒。基督教神学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同时，西欧也实现了教会与世俗国家的分化，正式形成了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教权与王权并存、并立，分割了西欧社会。中世纪末期起教会权力开始衰落，但它直到19世纪才逐渐退出政治领域。
所谓世俗政治，并不是说没有宗教的影响，而是宗教没有成为政治的主导，也没有形成与政治权力相抗衡或吞没政治权力的教权。所以，所谓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是从政治文化的主流倾向和政治气质上说的。

⑼ 如何看待宗教文化在欧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字数600字左右)

字数较多，你精选一下。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着，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lkl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着，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
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⑽ 为什么统治者都会利用宗教来维护统治

其实不需要从中西方角度来谈，总体来说宗教是一种思想控制手段。哪种好用就用哪种。比如中国本土宗教道家，到现在佛教。佛教的流行时间就不说了。但是你可以自己去留意一下，现在中国信仰的佛教和佛教源地是很不相同的，加入了很多大量的中国道家人物或者色彩，这样的加入可以分2方面来看，主观上佛教需要打入中土需要一个契点，那和本土的道家相结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从客观的角度来说，那时候道家的思想控制没办法很好控制住那时候大唐盛世的民风人情，选择一个“从善”+道家的“无为”更利于思想控制。你也可以看看所谓的民间神话什么“螺女姑娘”什么，也只是给广大群众一个所谓的可以翻身的机会。也只是给“愚民”们的一个希望。至于西方来说，整体就是一部血泪史，因为西方的宗教在某一阶段是凌驾于政权之上，那个时候哪个国王都需要基督教的承认才算合法。但是回头看看基督教的崛起是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不允许有别的宗教并存。 估计中西方来说就是 “权神”和“神权”的分别了。这是我自己多年来自己对于宗教的看法。纯属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