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怎样鉴别古董
鉴别古董的真伪最本质原则的就是特征比较。
古董分类繁多，但每一类古董如瓷器，青铜器因年代，材质，制作工艺，保存状态等等的不同，存在各种特征。如铜器铸造留下的模具痕迹，年代留下的各种铜锈，瓷器的彩绘颜料，胎土，釉面特征等等。。这些自然形成的特征，许多都是都是不同时代器物所特有的。
换句话说，他们就像钞票上的防伪标志，是属于人为无法仿制或者是仿制成本高昂的。鉴别古董真伪就是利用这些特征做比对。
一件古董的真伪首先就是确定这件古董的名称和归类，然后按照相应的标志去对比，比对它上面是否存在这些特征，这些特征性状是否和真品的性状相符。这就是判断古董真伪的方法。
由于古董分门别类非常繁多，因此一个人每类古董的鉴别特征都掌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一辈子努力学习积累最多只能精通几个门类。所以一个专家什么都能鉴别这往往就是不可靠的
瓷器鉴别不是嘴一说就行的
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官窑的建立和发展，瓷器上的款识趋于系统化、规范化。民窑瓷器的款识则多种多样，纷繁复杂。以下按朝代分而述之。
明代
洪武：洪武一朝，未发现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民窑也极少见，仅见有青花书写“福”、“寿”款者。此外，江西省玉山县发现“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纪年款的青白瓷罐，款识刻划在罐腹，系罕见的具有明确洪武年款的器物。
建文：未发现署年款的瓷器。
永乐：明清两代，在瓷器上书写帝王年号作为款识，始于永乐。款式仅见有“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一种，未见有楷书款。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方明永乐时翰林学士沈度的端视，砚底刻“永乐乙未秋翰林沈度识”十字篆文，经仔细比较，与瓷器上永乐款识字体相似。因此，永乐官款可能由当时的翰林学士沈度书写后，再交工匠临摹写在瓷器上。永乐官器署款者不多，仅见有青花、白釉、青釉及红釉等瓷器上。青花器物中写帝王年号款的只见于压手杯上；此外，早年流失日本的一对永乐青花盖瓶，器身书“内府”二字，显系宫内用器。单色釉器，有刻款和印款两种体式。民窑青花器上有书写“福”、“禄”、“寿”等字的。
宜德：宣德时期，帝王年号款激增，大多数为楷书，也有与永乐一脉相承的篆书款。款式仅见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大多数是六字二行“大明宣德年制”楷书，“宣德年制”四字款少见。刻款有楷有篆，以楷为主。未见有印款。款识外常围有单线圈、双线圈、长方框及长方框外加双圈等，也有无框圈的。宣德瓷器落款位置比较随便，底足、口沿、耳部、柄流、里心、器盖等处都有落款的，因此，曾有“宣德款识满器身”的说法。款识还见有“大德吉祥场”、“敬权”等，民窑青花中见有“福”、“寿”等字款。
正统、景泰、天顺：正统、景泰二朝未见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正统一朝，迄今仅见民窑器楷书“正统元年”和“正统捌年”款二例。景泰朝一件未见。天顺朝仅见四件：一件印“天顺年造”款卵釉云凤纹瓷盘，为官窑器，现收藏于英国达维护特基金会。另两件书“天顺七年大同马氏造”；一件书“天顺年”三字，三件器物都是青花三足筒炉。
成化：以青花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二行款为主，款识外，有的加双圈，有的加双方框，也有无圈框的。官窑罐类，还有在底足写“天”字款的。民窑款识有写“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年造”的。
弘治：以青花楷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两行款为主。另有“弘治年制”四字篆款，多为刻款。尚有以红彩写“弘治年制”和“上用”款的，亦系官窑器。民窑器有写干支年款的，如“壬子年制”(弘治五年，1492年)。也有写“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吉语款的。
正德：正德官款主要有“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楷款和“正德年制”四字楷款，其中以四字款居多。有书写款，也有刻划款。除了用汉文外，此时亦有用阿拉伯文和红彩梵文书写的款识。民窑器常见“正德年造”、大明年造”楷款，还有“长命富贵”、“天下太平”等吉语款。
嘉靖：嘉靖官款一般都在底足书写“大明嘉靖年制”六字两行楷款，并带有双圈；器口边书写六字横款者少见，但大盘、大缸等的口沿处也见有。款式有青花、红彩、刻字涂金等数种，均为楷书，未见篆书。款字的排列形式，有两行直款、单行横款，也有环形和十字形六字款的。民窑器中有写“嘉靖制造”、“大明年造”年款的。出现堂名款，如“滋树堂”、“东书堂”等。人名款激增，如“陈守贵造”、“邓奎自造”等等。吉语款也增多，如“富贵佳器”、“福寿康宁”、“国泰民安”等等。另有写“金〓大蘸坛用”款的器物，系当时的道教用器。
隆庆：所见官窑年款都写“大明隆庆年造”六字两行楷款，“隆庆年造”四字两行款少见。款外常围以双圈或方框。隆庆款识有青花和红彩两种，红彩款多用于彩器上。
万历：官款以“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主，四字两行款少见。有的款外带双圈，也有不带圈的，或六字款呈环形。有青花和刻划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增多，如“徐〓庆堂”、“纯思堂”、“程廷梓造”、“万福攸同”等等。
天启：官款以“大明天启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主，也有书“天启年制”的。民窑中书纪年款的见有“天启元年”、“天启八年”、“天启三年唐氏制”以及“大明天启米石隐制”等等。
堂名款、吉语款有“竹石居”、“白玉堂”、“同乐佳器”、“仁波佳器”等等，还常见图案款，如兔子、灵芝、方胜等等。
崇祯：崇祯时期署官款的器物少见，有“大明崇祯年制”及“崇祯丁丑”(崇祯十年，1637年)等。民窑盛行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如“翔凤堂”、“甲戊春孟赵府造用”、“富贵佳器”等等。
清代
顺治：顺治官款少见，有“大清顺治年制”六字两行楷款，款外有双圈。署“顺治年制”四字的，一般无圈框，均为青花款识。民密器署干支纪年款多见，如“顺治丁〓年”(1657年)“庚子年制”(1660年)等，堂名款、吉语款减少，见有“继善堂”、“百花斋”、“西畴书院”“玉堂佳器”等等。
康熙：官窑瓷器的纪年款主要有两类：一是“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楷款；一是“康熙御制”四字料款，写于珐琅器上。官窑器中也有写干支纪年款的，如“康熙辛亥(1671年)中和堂制，”中和堂曾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中的居住之所，因此，署“中和堂制”款的器物是宫内御用之器。康熙朝瓷器款识种类繁多。按书体分有：楷书、篆书、行书，官款绝大部分是楷书，少有篆书款。按颜色分有：青花、釉里红、金彩、红彩、紫褐色款以及紫、黑、黄、蓝等料款。按款外线框分有：双圈、单圈、元圈、双边正方框等。按排列形式分有：六字两行、三行款，四字两行及四字环形款等。民窑一般无年款，但其它种类款很盛行。
雍正：官窑年款较多见的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也有六字三行的，款外有双圈或方框。珐琅彩器款识有“雍正年制”与“雍正御制”四字，一般为两行竖写并围有方框的楷书款。在茶叶末、炉均及仿钧器上，则见“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雍正年制”四字古钱形款，则主要见于花盆一类器物底足。雍正朝的堂名款不及康熙时期多，着名的有“朗吟阁制”楷书款，为雍正未登极之前烧制的，朗吟阁是当时雍正的读书处。堂名款还有“养和堂”、“希范堂”、“致和堂”等；人名款则见有“江鸣〓制”、“冯宅”、“松年”等；吉语款少见；图案款有一定数量，如灵芝、鼎、花押等等。
干隆：干隆朝的官窑年款，有楷、篆两种书体，但以“大清干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为主。多数不加圈框。以青花款为多，还有金彩、红彩、蓝料彩与刻款等。堂名款之多，较康熙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人名款中，以“唐英”、“瑶华道人”等有名，唐英为督窑官，瑶华道人为干隆的王子。
嘉庆：官款以篆书为主，少有楷书，大多为“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款。民窑款识篆、楷均有，六字或四字，但字体草率。出现图章式的篆书款。
道光：官款与嘉庆时体式大致相同，大多为“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款。以青花和红彩写款。
咸丰：咸丰朝又兴起以楷书署款的风气，官窑大多署“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楷款。篆书款减少。除青花款外，还有红彩款与刻款。民窑器中十分盛行图章式篆书款，并影响后世。
同治：官款以楷书为主，大多为“大清同治年制”六字两行和“同治年制”四字两行楷款。以青花、红彩或金彩书写。民窑器大多用红彩图章式篆书款。
光绪：官窑款识楷、篆并用，以楷款为多，署“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款，也有四字两行款，多数不饰圈框。有青花、金彩、红彩及刻款等体式，大体同于前朝。民窑款识较草率。
宣统：官窑款误解有青花、红彩与墨彩款等，署“大清宣统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多，一般无圈框。民窑款识与前朝类同。一般来说主要是多看书，看书一定要记住，要多看实物，有条件多看真品和仿品的区别，把书中知识结合起来。看东西的时候少说话，多听前辈的指点，还要看自己的悟性。
瓷器玩家大抵会有同感，古瓷上某些现象，有时心里明白，嘴上却难以表达，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说。这“意会”，实际上讲的是“悟性”。 悟性在鉴识上无处不在处处在，所以，有人觉得识瓷难，有人觉得不难。比如面对一真一假两件器物，入门三个月的人只凭一、二个基本要点便判定了真假，学三年的人，虽然可以讲出三条、五条理由，则不见得真正能抓住要领，这就见出了悟性高下。笔者不是拿“悟性”唬人，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许多人的眼力和心力本是来够用的，只因在许多时候失去了平常心，便迷失了悟性。 因此，在古陶瓷鉴定上，“悟性”未必一定就同智商、同懂得相关历史知识成正比，有时还可能成反比。例如有位高学历的事业有成者，以较高的价位，拥有了一件外底署“永乐年制”篆款的青花龙纹盘，说是国宝级文物。其知识面极广，从我国首见的三国时期于腹部处刻纪年款的越窑青釉虎子，到元代署“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青花款的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从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建御窑厂时官窑瓷上不落款，至永乐朝偶尔在圆器的器内署上四字年号款，以及终永乐一朝没有出现一件带底款官窑器的年款情况和历史，无所不详，无所不晓。惟有一点欠思索，倘若外底部带款的此件永乐盘系真的，当时这位写款人，会就此犯下对圣上不恭之死罪他根本没想到。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的做法始自永乐朝，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明成祖朱棣只是在自己所用的一些碗、杯、盘的内底内壁处，留下了帝王尊号。这些署款器，尽管烧造数量极为有限，因前无古人，已堪为壮举。朱棣没敢把自己的年号倒扣于外底，是基于传统思维和皇帝的尊严。试想，至高无上的帝号岂能随处张扬！又系张扬于器皿底部，将给文武百官及天下黎民作如何感想！所以，永乐款采用了深奥又不易懂的篆书、且字体显得十分模糊，这系受时代发展的限制所致。因此，瓷器的早期落款形式，便带有了时代印痕。而此件于外底大大咧咧署上了永乐年号的青花龙纹盘，由于超越了历史进程，无疑为假冒品。 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年号书于器物外底部的第一位帝王是明宣宗。宣德的年款，不但字体以堂堂正正的晋唐小楷居多，还多数带上国号（大明），且书写部位遍器身：从器内底到外底，从内腰部到内口边、外口边，乃至颈部、肩部、外腹部、折沿下、柄或流上及盖内等，均属落款处。带款的官器数量之多，以及如此无定规的落款本身，充分显示宣德帝对署年号款有浓烈的兴趣，同时，亦反映出其不知往哪儿落的无奈。然而，凭借朱瞻基不落俗套爱玩蟋蟀及喜欢挥杖击丸的个性，最终把神圣的帝号一举定格于器物的外底部，开创了标准年号款的先河。此河一开，使宫廷瓷器的整体艺术趋向完美，亦让官窑瓷器愈添皇家气派。此后，帝王年号款定位于外底部的格式，不惟为明清两代官窑器物在署款上的主要模式，还成了官窑器物的重要标志。 如今，瓷器上司空见惯了的底部年号款，已天经地义得不会让人回头去思考古人在五百七十年前的想法。诸如永乐瓷，为什么要把款识写在花心里，写在狮球内；为何四字篆款的字迹，几乎都显得模糊、若隐若现；为什么器物带款的数量十分稀少，又都局限于一些明显为御用品的杯、碗、盘内。这些同后世宣德朝有极大反差的写款情景，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能在心底让时空倒转，并透过历史长河中一些有意味的迹象，例如洪武朝官窑的无款、至宣德时官窑瓷的款多，感悟明皇朝最初几位皇帝在署款上的心态，这一灵感，即为悟性。 与此相反，日常鉴定中，时有发生的所谓犯低级性错误与常识性错误的“吃药”、“走眼”，则为缺乏悟性的表现。换句话说，人们的很多失败，其实都不是发生在未知的世界里，而是跌倒在常识里。因为越是浅显的道理，就越容易被忽视、被忘记。若能将历史常识、书本知识、鉴定技能，应用得灵活，并时时保持一颗平常心，善于总结与比较，悟性也就常在了。因而，古瓷鉴定说难不难，说不难似乎又非常的难。扬州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元代祭蓝釉浅刻白龙纹梅瓶，在入藏之前，当文物商店专职人员错定成雍正瓷之后，出人意外地让上海一位名叫沈胜利的鉴玉专家从龙纹上认出庐山真面目，堪为难与不难的典型一例。 精品收藏与“捡漏” 收藏是一项高雅的文化话动，毋庸讳言，它又属艺术品上的一种投资行为。翻翻各家拍卖图录可发现，许多拍品让人眼熟。这些古瓷，不是异地间的拍来拍去，便是数年或数十年投资的索回。由此说明“古董不传三代”，不仅仅因为世事难料、人生苦短，不仅仅因为个人的志向，不时要越迁、不时会有新的定位，还因为收藏者对生活的追求或者是继承人对古瓷认知的程度，都可能出现不可预见的逆转。所以，即便一些珍品今天被收藏者秘藏，很难确保若干年以后不被用来换成钞票，甚至被其后代当作普通品贱卖出去。于是，在以往的十、二十年里，许多收藏爱好者至江浙一带的中小城市淘古董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古玩市场捡漏，每每会有值得炫耀的收获。近年来，一些行家常常光顾欧洲一些古玩店，并不时买回以前被搜刮去的中国古董，还有的则通过浏览海外的拍卖网站，从网上“捡漏”颇多成果，他们循着的亦正是这条思路。因而，收藏活动永远会扑朔迷离，永远有演绎不完的故事。 仇炎之于上世纪50年代初，以1000元价格从香港同行手中购得成化斗彩鸡缸杯一事，时至今日仍被收藏界视为“捡漏”的范例。笔者从中看到的却属另一面：收藏不分先后，关键看藏品的品质，以及收藏者的综合实力。1980年，该鸡缸杯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易主价为480万港币。1999年时，同样在苏富比，此杯成交价已高达2917万港币。仇炎之慧眼识宝，不愧为赢家。可第三位得主，扣除投资的本金，19年增值2437万港元，当属大赢家。扼腕的是第一位卖主，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在印证古董业上一句俗话：“卖者不发财，藏者可发财”，并让人们由此懂得，精品的收藏，比起即时的买进卖出，甚至比起惊心动魄的“捡漏”，更具爆发力。 当然，笔者还有一层意思。得以流传下来的古代器物，乃是先民与上苍对今人的馈赠，有缘者当竭力呵护与珍藏。如果非要变现的话，拥有者至少该读懂这些可遇不可求之物的身世、来历，最好还能搞懂其历史上的地位同现在应有的价位。这些，对圈外人士来说，同样也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