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研究方法

❶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目录

第一章导论
一、近代中国何以思潮丛生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的社会设计——“权威丧失”的背景——西方文化的冲击与融入——中国社会自身的新陈代谢
二、百年思想图景俯瞰
“社会思潮”的概念界定——精神运动的辩证法——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复杂关系——短促的“文化生发期”及其延伸
三、社会思潮研究的方法论探寻
学术史的回顾——必要的“社会史还原”——关注社会思潮与哲学、文学及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关联——比较文化的视野：中国思潮的世界性——价值评判：社会客观需求与人的自由之结合
第二章人的尊严
——人道主义思潮概述
一、思想启蒙与人道主义
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道德至上主义的瓦解——传统的因袭
二、人道主义思潮的主线
个性主义与博爱主义——康有为：近代人道主义的起点——从改良派到民主派诸家的人道主义
三、思想方法
以伦理启蒙为核心——如何接受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四、以自由观为核心
理想主义的特征——严复的自由观—一李大钊的自由观
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
“物心两方面的改造”——个性主义与博爱主义的统一一史观为基础
六、比较的考察
中西比较：影响的单向性——与日本的比较——与俄罗斯思想的比较
七、几点结论
社会政治变革的指导思想——对传统的批评精神——救国救民的觉悟——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
第三章世纪末的新世界观
——进化论思潮
一、进化论：吹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号角近代中国第一思想大潮——进化论与传统民族主义的近代转型——夷夏传统封闭性的突破——夷夏传统守旧性的淘洗
二、进化论：奠定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基石
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个体自由的价值观——社会改革的历史观——思想言论自由的竞争观
……
第四章融入与逸出
——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评析
第五章“心力”的觉醒与扩张
第六章理性与乌托邦
——20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
第七章凤凰涅盘的现代之梦
——文化激进主义思潮述评
第八章在历史与理念之间
——汉宋学术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第九章向着“无何有之乡”
——无政府主义思潮研究
第十章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
——民族主义思潮
第十一章中兴与嬗变
——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第十二章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方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初版编后记
鸣谢

❷ “如何正确看待国际国内不同思潮”800字

摘要 您好，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化、信息化、交互化的时代，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世界的思想地图和传播方式。面对当前社会思潮交互交融的时代特点，如何以科学方法拨开迷雾、厘清本质。为此，中国理论网特推出解读书摘，以飨读者。

❸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影响的内容简介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采用宏观整体研究与微观个案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科学地比较、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等研究方法。分析当代西方现代化与现代性思潮、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等社会思潮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晌。揭示其实质、分析其流变、吸收其合理成分。纠正其偏颇、批判其错误、考察其影响，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❹ 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思潮并加以分析~~~谢啦~~急急急~~~一定要自己分析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次经由传统向现代过度的思想文化运动，具有其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股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话语权，并最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的演进及其政治价值取向，然而在这三股冒似迥异的思潮底下，暗藏的却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的活力因子。
新文化运动从其直接的历史起因来看，乃是为了批判民国初期袁世凯在文化领域发动的一场“尊孔复古”运动。从其长远的历史渊源考量，则是继承了中国近代始自林则徐、魏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力的挤压下开始从挽救民族危亡的情感立场出发，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对中华文明的再思考。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种认识和思考由于受到强大的外力作用而必然出现持续稳定的传统价值取向系统，也决定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变革和转型的艰难性。这使得保守主义在此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有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在殖民地现代化语境中，当本土文化价值主要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外部压力而不是传统自我变革的内在挑战时，这种价值变革的驱动力往往是有限的。外域强势的西方文化可以冲击传统文化的表层价值规范，却难以触动其深层价值原则。即便在最激烈，最自觉地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本土文化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仍然显而易见。”[1]这种外力作用下的殖民地语境同时也催生了作为审慎渐进式的自由主义和作为狂飙短时式的激进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在这三股思潮的相互交错的论战中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短暂然而却意义重大的思想启蒙。

保守主义以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黄侃、刘师培主编的《国故》以及吴宓主编的《学衡》为主要阵地，在不同阶段分别做出了他们具有相对保守倾向的阐述。

在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第一阶段中（1915《新青年》创刊——1919五四运动），杜亚泉以伧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论战。他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指出：“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砺如蔬，而中酒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2]强调中西文化之间只是性质而非程度的差异，由这种性质差异又导出所谓“以中济西”论。他还认为，东西文化根本观念之不同，是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同，即一个是所谓“静”的社会，一个是所谓“动”的社会。李大钊针对杜这种以东方“静”的文明济西方“动”的文明之“穷”的主张，反向地力主“以西方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他还力倡青年学生全力以赴研究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对“从来静止的观念，惰性的态度实行根本的扫荡”。陈独秀则在这场论战中打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与封建文化相抗衡。1918年7月，他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3]从而开了“全盘西化”的先河。

第二阶段（1919年五四以后）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提出了所谓的“新旧调和论”。章士钊声称：“调和者，社会进化之精义也。社会无日不在进化之中，即社会上之利益希望，情感嗜好，无日不在调和之中。”[4]他指出，宇宙之进化，只能是“移行”的，而不能是“超越”的，世间万物都是新旧杂糅的。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理由是“旧是新的根基，不有旧，绝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必不能迎新”。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初步运用唯物史观针对章士钊“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观点进行的了驳斥。他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5]张东荪则针对所谓的“移行说”指出，社会的进化并不是“移行”，而是一个经由“潜变”到“突变”的过程。经过“突变”便成了新社会，突变后的“新”不等于之前的旧，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别。新旧杂存的现象是存在的，但那只是“共存”，不是“调和”。一些学者认为而笔者本人也认可这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说的回潮。在这一阶段的论战中，保守主义者们力图从论证文化连续性的角度，说明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可能，从而模糊了新旧之间的界线。在过分强调本位文化的同时，保守主义者们忽略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也混淆了文化发展过程中“共存”与“融合”的关系。

一战爆发所导致的对西方文明的幻灭感更强化了这种本位文化心理，以二梁（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在第三阶段的论战中发表了令人注目的见解。梁启超站在欧洲战后的文明废墟上发出了“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一片阴沉沉的秋气”的感慨，梁漱溟则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自己的本位文化观。梁漱溟首先假定存在欧洲文明“意欲向前”，印度文明“意欲向后”，中国文明“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三种路向，然后导出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既要排斥不切实际的印度文化，又要反对把西方文化全盘搬过来的“新文化运动”，走中国从前走的那条“适宜的第二路人生”。梁漱溟的这套哲学带有浓重的个人理想化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十四岁进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何处去。”[6]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梁漱溟哲学的两个中心命题，而对于这两个问题，梁本人是有所侧重的“我年少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澈。”[7]梁漱溟的这种侧重人生问题的哲学取向致使他更多地从伦理学而不是从政治学，从生活而不是从生存的角度去思考当时的中国问题，这种思想极大影响了张君劢等一批新儒家。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批评梁漱溟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性质归结为不同的三条路是笼统的“闭眼瞎说”，指责他把三种文化的差异归结为一偏于理智，一偏于直觉，一偏于现量，是把任何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说成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同的特性。胡适尖锐地指出：“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人。懂得这两层意思，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然后可以希望领会他这部书里那‘真知灼见’的部分，和那蔽于主观成见或武断太过的部分。”[8]《学衡派》派实际上延续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有人以为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场新文化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9]吴宓认为新文化运动就“精神舒展”而言的确有其价值，但它同时排斥了“中西旧有之文化”，即孔教、佛教、古希腊罗马的哲理和耶教，而这恰恰是“中西文明之精华”，因此新文化运动舒展精神的启蒙并不能导致“真正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我们在回顾新文化运动中这些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和见解时很难说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守旧或反对变革，也很难说他们在文化上因袭传统或一成不变，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从严格的政治层面入手讨论中国的问题，在处理文化问题时也表现出了反传统的倾向。现代新儒家提出“返本开新”、“三统并建”，试图从儒家道统中开出“民主”新正统和“科学”新学统，这实际上是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儒家思想再诠释。然而这些保守主义分子必然要受到他们持守的本位文化情结的支配，把对传统的肯定作为自己的文化观念的底线，从而表现出相对的保守性。“这批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是全盘否定既存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保守主义者，而只是文化保守或文化守成主义者。他们需要的是在纯粹的文化层面研讨文化的价值，他们对文化——道德的保守态度也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态度。这种冲突与对峙，说到底也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表现。激进分子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发展是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但把这种动力当成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全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以工具理性为推动力。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以维护价值性为自己的天然使命，他们并不是不要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价值理性。”[10]对此，余英时也曾说：“实际上，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没有人建立一种理论，主张保守中国传统不变，并拒绝一切西方的影响。从所谓中体西用论到中国文化本位论，到全盘西化论，再到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样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激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则成保守派。”[11]五四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大可不必对保守主义过于苛责。从单纯文化的角度上看，这些留守在传统阵地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做出了许多新的诠释，这些诠释潜移默化地影响五四以后直至当代企图复兴中国文化的所谓现、当代新儒家。而在外力作用下而产生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中，保守主义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自由主义从20年代以后创建《努力》、《现代评论》、《新月》,到30年代创办《独立评论》,再到40年代后期发刊《独立时论》、《观察》等刊物,为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做出了艰苦的探索。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争议的一股思潮，自由主义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上走得最为艰难。在崇尚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方面，它受到了保守主义者的非难。尤其是在战后，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无疑，让曾经生机勃勃的自由主义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似乎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抵御保守主义者的攻击，而他们自身也不得不从对西方文明的全面崇拜转向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在主张个人解放，政治上渐进变革方面又受到激进主义的抨击，自由主义在双重压力下蹒跚前进，直至最终淹没在革命话语权的激进大浪潮中。然而，我们无法忽视，自由主义在它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中依然表现出和传统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在对待国学研究方面，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开拓了诸子研究的新领域，而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实就是一部先秦诸子的哲学大纲。在五四后期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一再声称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他一方面继承今文经学的疑古精神，一方面接受古文经学的求实考据方法而摆脱其信古的局限，并将其与西方学者赫胥黎的怀疑主义、杜威的经验主义相结合，为整理国故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属于“闲书”，不能登大雅之堂。胡适则把古小说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同时还指出：“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儿女情长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12]胡适人生观中传统的因子也颇为显着，他强调，个体“小我”依赖于社会“大我”而存在，“小我”是有限的，“大我”是无限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不朽的。“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个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不贻害了那‘大我’的无穷未来。”[13]易白沙在《我》一文中，既阐述了自我的个体人格意义，又强调了“大我”重于“小我”的思想。他认为：“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期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故曰二者相成而不相悖也。由先后之说，必有我而后有世界。由轻重之说，必无我而后有世界。有我者，非有我，亦非无我。我与世界无须臾离。无我者，非无我，亦非有我，个体之小我亡，而世界之大我存。”[14]很显然，这种主张融“小我”与“大我”，崇尚社会集体的人生理想，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儒家的印记。

激进主义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由于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目光的超越性脱颖而出，并最终以压倒性的革命话语权取得了五四以后中国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的领导权。林毓生曾经指出，五四时期具有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但他在分析陈独秀的全盘反传统时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肯定孔学的积极价值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最小公分母，所以也就是未明言地承认孔学中有些成分不带有它的整体性质。这种矛盾虽然在逻辑上破坏了他全盘性的反对孔学的全部整体观的论据，但陈独秀似乎从未察觉出来。即使他觉察到，由于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他的思想中占有支配地位，使他不可能正视这一点。归根结底，他的普通常识敌不过铸造他的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15]在对待孔教问题上，陈独秀说：“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而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惟吾人今日之研究，乃孔教果能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之问题。”[16]他还说：“其实孔子精华，乃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至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17]在人生观问题上，陈独秀主张“个人之在社会，好象细胞之在人身”，“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18]在他看来：“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人生底一大问题。”[19]李大钊也曾就个人与社会，“大我”与“小我”的问题发表看法：“以其（大我）绝对统其（小我）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穷，即自我无尽。”[20]在政治取向问题上，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激进主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源于传统文化的乌托邦理想的映射。恽代英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情感上产生的”[21]美籍学者张灏在《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一文中也指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识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22]对五四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的魅力首先在于其平等和谐的道德价值，而不是其经济上的进步与效率，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幻灭之后，五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第三种文明”，以求获得一种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观，社会主义无疑正对其胃口。“曾经发起一场伦理革命的启蒙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幻灭之后复返向伦理寻觅价值资源，他们不仅以道德理性阐扬西方社会主义，而且重新肯定中国的价值理想。五四后期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潮既光大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资源，也助长了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精神。”[2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股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传统文化的因子，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场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运动，恰恰相反，它们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深层次的影响。而它们之所以表现出或激进或保守或温和的态度，乃是基于其各自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对于西方文明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不言而喻，五四发展和强化了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但由于其不可避免地搀杂了传统因素而显得理智不足浪漫有余，从而让整个五四以后的思想呈现出愈发不可收拾的激进态势，完全湮没了五四前期多元文化取向之间对话的可能。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所说：“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

❺ 如何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我国当今的社会思潮

• 第一，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理解社会思想多样化.我国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趋多样化,决定了社会思想的多样化，不可否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也在滋长.比如,有人国家观念淡薄,集体意识淡化,追捧极端个人主义；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理想信念动摇；人们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 第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一个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并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发挥着强大的引领和整合作用.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和谐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有利于引领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健康发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 有人说,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产生于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呢?其实,一种理论要不要坚持,并不在于它产生时间的长短，而是决定于它正确与否，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不断地吸收、借鉴和融和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
  

• 第三，如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健康发展。一是要坚持和发展好马克思主义.要把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一条最根本的政治原则,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新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不断作出新的政治概括。二是要对社会思想状况有全面准确的把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各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加强对社会思潮的超前预测,研究社会思潮的基本内容、表现形式和演变规律。

❻ 当代社会存在哪些社会思潮

第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只能是一种社会公正、自由与世界和平、生活美好的社会模式。[2]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极具虚幻性、迷惑性、煽动性，个别学生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很大的相同点的观点，引起了一些学生思想混乱，并赞同应该继续在中国进行民主社会主义改革。
第二，自由主义思潮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潮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全面私有化，提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大肆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败论，搞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放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未对过。这些言论动摇了部分青年和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一些大学生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建立私有制。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有的人并不满足于在理论上研究和介绍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而是以此理论介入现实，就某一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展示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他们以自由的批判性和独立性与我们的国家和党争夺话语权。有些青年和大学生以这种理论为时尚，迎合公共知识分子的公正立场和中立态度，对主流意识提出质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局面，消减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第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此思潮宣称新中国成立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歪曲中国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主流和本质，把它说成是诸多错误的延续。这一思潮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出现在学术会议、学术刊物上，影响到部分青年和大学生的思想，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好像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全错了。
第五，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此思潮主张尊重个体的主体认识、价值和尊严、呼唤人的自由，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推崇平等对话，这对大学生们认识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具有积极作用。它所宣扬的否定主义、虚无主义，使青年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过度崇尚物质享受，放松自己。这对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危害较大，让青年大学生丧失责任心，变得冷漠，丧失道德，更以极端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观。
第六，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这是把个人的享乐和自我满足放到第一位的消费思潮。消费主义思潮促使青年大学生勤俭节约美德受到严重冲击，部分大学生追求享乐为目的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费和高消费，把奋斗、节俭等理想丧失得荡然无存，使大学生的人格扭曲，变得爱慕虚荣、贪图享受等，这些观念及其容易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
第七，实用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导致实用主义思潮在国内迅速扩张。由于实用主义有注重实效、奋斗实干的理论内涵，使部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并直接导致秦南大学生集体观念淡薄、自我意识膨胀，甚至部分大学生把自我价值、个人利益和社会价值、集体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忽视社会价值。此外，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给一些青年大学生造成了不良影响。

❼ 为什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原因如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我国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中居于统摄地位。社会思潮是多样化社会思想的突出表现，是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阶层、群体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广泛传播、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倾向、思想潮流。作为社会气候的“晴雨表”，社会思潮对社会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思潮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将是一种客观存在，企望思想文化“纯而又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任何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需要有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否则，社会就会失去前进方向和共同道德基础，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趋势更加明显，各种社会思潮潮起潮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握正确方向。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1、必须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思潮的性质和发展运动规律。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各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加强对社会思潮的超前预测，研究社会思潮的基本内容、表现形式和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根据其不同的性质，采取不同的措施，引导其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

2、要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与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影响结合起来。尊重差异，就是要尊重广大群众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包容多样，就是要树立多样共生的意识，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度和影响力。

3、要积极稳妥地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一方面要讲原则，对错误的思想观点，决不能听之任之；另一方面要讲政策，注意区分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思想认识问题，要多做工作，积极引导；对学术问题，要贯彻“双百”方针，提倡民主讨论、平等交流；对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方法上坚持以理服人。

延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❽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人类对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到农业社会的史鉴、从早期欧洲的神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每一个阶段对社会科学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认识基础之上，是对前者进行思辨的结果。 近代以来对自然的认识逐步走上了实证化的道路，自然科学从人类知识体系中分化出来成为相对专门和独立的学科。自然科学的实证性认识方法扩展到人文社会问题研究，社会认识走上了追求客观性的道路，实证性理论与方法主导了社会认识和社会科学研究，科学主义成为当代社会认识的一种重要思潮。 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探寻自然规律和客观真理为目标。社会科学是在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它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力求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对社会生活做出科学的说明与合理的评价。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种社会要素、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内容。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比较复杂、异质性较大；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社会现象的不确定因素更多，它的偶然性和独特性更大。加上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中的人和人们的社会行为，因此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更加灵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涉及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使用。具体包括以下几种：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观察法、文献法等。

❾ 论文：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评析我国当代的多样化社会思潮

梳理当代社会思潮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路，主要围绕当代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流派特征和转型趋向以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维护路径及其重大意义等问题展开。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有效途径和制度保障，以及当代社会思潮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也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当前学术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虽然已取得了一些丰硕成果，但同时也存在轻视基础理论研究、轻视民间立场考量、轻视实践层面普及和轻视系统研究视角等四点不足，另外也还有诸多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