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生态教学方法

A.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一）美国百年地下水开发利用史的启示

美国是开展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性研究比较早的国家。早在1883年美国学者Chamber⁃lin即出版了《自流井》，首次论述了自流井的成井条件和开发理论。1897年Iowa州地质调查局Norton在《Iowa自流井》报告中首次使用“含水层”理念。Todd于1900年提出，过多的自流井将导致自流水量衰减。1923年Meinzer出版了《美国地下水形成与理论探讨》和《地下水文学概要》，系统地总结了水文地质学的研究工作和理论进展，同时首次对全国地下水资源进行了定性评估，阐述了美国地下水发生、补给、排泄、径流、数量、质量、开发利用等各个方面（陈美贞，2006；陈仁升等，2003）。1935年Theis提出非稳定流理论，使许多实际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在地下水开发方面，人们开始意识到地下水资源是有限的。20世纪30年代Tolman及同事发现了地下水开采所引发的海水入侵和地面沉降现象。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州为单位先后进行了各州地下水资源调查和均衡法地下水资源评价。1963年McGuinness总结了各州及地区地下水资源评价研究成果。

1977年美国发生了特大干旱，197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启动了“区域水系统分析项目（RASA）”，历时近20年，调查和研究了全国28个以流域为单元的水系统，采用三维有限差分地下水流数值模型，模拟地下水开发前后地下水动态变化，并于1990～2000年期间编制出版了各个水系统的地下水图集（比例尺为1：250万～1：10万）。

目前，美国的地下水开采量占总用水量的 20.7%。其中，98.3% 的家庭用水、57.4%的牲畜用水和41.5%的灌溉用水都依赖于开采地下水源供给，而且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为此，美国正在开展新一轮“地下水资源计划”（GWRP），研究重点已从过去的以州为单位转向整个水系统、水文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从过去偏重地下水的资源供给功能转向地下水的资源功能、生态功能和地质环境功能综合调查评价研究，强调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性研究。

近百年来美国地下水开发利用史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对地下水开发利用理念及其生态-地质环境功能研究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在19世纪以前，地下水仅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种补充性资源，在水资源中地表水的开发利用研究占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60年代，地下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愈来愈依赖的基础资源，特别是在持续干旱年份，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得到空前的重视，同时含水层疏干、依赖地下水维持的生态系统急剧退化、地面沉降和海咸水入侵等环境问题日趋显现。据USGS统计，在美国公共供水中，地下水的比重从1950年的26%增到2000年的37%。80年代，地下水保护问题受到重视，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提高污水排放标准和提高用水效率的多项保护法规，到2000年亩均灌水量比1950年减少了30%。在《2000～2010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地质部科学战略》和《1998～2008年水资源部发展战略》中，突出了地下水的可用性和可持续性研究，包括城市化和市郊化对地下水影响调查、海岸带土地利用和人口增长对地下水影响调查和地下水-地表水相互作用研究。

（二）国内地下水评价研究动态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质矿产部和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地下水及其环境地质问题调查评价工作，包括区域水文地质、供水水文地质、环境水文地质、地下水资源评价与新技术和新方法应用。经过50多年来的水文地质工作，基本查明了我国地下水资源的区域分布规律，并且把西北和华北的地下水勘察研究作为一项主要战略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各种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传输和交换，并开始把地下水作为水圈、岩石圈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境因子，开展地球表层四大圈层相互关系及大陆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研究，把地下水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中思考，利用大剖面、同位素等研究地下水循环方式，极大地改变着地下水评价的传统思维与方式，尤其是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对地下水评价的速度。

50多年的地下水评价工作，具有如下特点：①体现国家意志、服从国家目标，成为地下水评价的宗旨；②发挥水文地质工作优势，体现地下水区域性、基础性评价服务于国家建设；③取得的丰富资料和经验，奠定了地下水评价方法研究的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应用数学和地下水动力学的相互渗透，以及电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丰富并突破了传统水文地质学的内容，使地下水评价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的新阶段。地下水资源评价的基本理论，从稳定流发展到非稳定流，从二维流发展到三维流，从一般均衡法和比拟法，发展到解析法和有限单元或有限差分数值法及相关分析法。地下水质量评价从单项评价发展到综合评价，从一般数理统计方法发展到聚类、神经网络和灰色系统评价方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下水资源评价工作开始把主要目标转向管理模型的研究，涉及与地下水开发活动有关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问题。

但是，面对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地下水评价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新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是基于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发展过程，在评价指导思想、评价理念和评价方法诸方面，都存在历史的局限性，急需按新的要求进行完善和发展。例如由于受当时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局限，对地下水系统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属性功能的基本认识和评价方式中，有关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水循环理念体现不足，静态思维比较突出。

1.地下水资源分类与概念演变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在地下水资源评价方面普遍采用前苏联的“四大储存量”的概念，即动储存量、静储存量、调节储存量和开采储存量。在欧美一些国家也都使用过这些概念（曲焕林等，1991）。经过水文地质工作者的多年实践，普遍感到应用“四大储存量”的概念评价地下水资源存在许多缺陷（陈雨荪，1982；刘光亚，1982；王强忠等，1982），现在已基本停止使用。

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种水量”的概念，即补给量、储存量、允许开采量，并于1989年纳入国家标准（GBJ27-88）。但是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其局限性和理论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徐恒力等，2001）。方案中沿袭以含水层（或水源地）为评价单元的思维模式，没有体现地下水资源整体性和系统性；补给量和储存量的时空概念含糊，容易造成水量重复计算；允许开采量仅仅是一种笼统的提法，在实践中难以操作等。

20世纪80年代“资源”的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先后采用了地下水资源的概念，陆续出现了“潜在可更新资源”（Potential Renewable Resource）、“实际可更新资源”（Actual Renewable Resource）、“可用更新资源”（Available Renewable Resource）、“安全开采量”（Safe Yield）、“可持续开采量”（Sustainable Yield）和“实际可持续开采量”（Practical Sustained Yield）等。

我国学者王大纯教授（1995）等人，从地下水资源自然属性出发，将地下水资源划分为“补给资源”和“储存资源”两类。“补给资源”被定义为“含水系统可以恢复再生的水量”。将含水系统的多年平均补给量作为补给资源量，单位为m³/a。“储存资源”被定义为“含水系统在地质历史时期积累保存下来的水量”。将含水系统多年平均低水位以下的重力水体积作为储存资源量，单位为m³。

陈梦熊院士等1983年提出的、后经过不断调整和补充（2002）的地下水资源分类，也具有广泛代表性。在该分类中，将地下水资源分为“天然资源”和“可采资源”。“天然资源”被定义为“在一个完整的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系统）内，地下水在天然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大气降水或地表水入渗补给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水化学特征、可资利用并按水文周期呈现规律变化的多年平均补给量”，一般可用区域内各项补给量的总和或排泄量的总和来表征。“可采资源”被定义为“在经济技术条件合理、开采过程中不发生水质恶化或其他不良地质现象（如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并对生态平衡不致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有保证的可供开采的地下水资源”。

2.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研究现状

达西（Darcy）定律和水量均衡是地下水资源数量评价的理论基础，由此产生了两种评价方法，即“地下水系统水量均衡法”和“地下水系统水动力学法”。

“地下水系统水量均衡法”是直接利用质量均衡原理，通过建立地下水系统的补给量、排泄量和储变量之间水量关系，确定地下水资源数量。“地下水系统水量均衡法”既可用于区域地下水资源的水量计算，又可用于局域地下水资源的水量计算；既可估算地下水系统的补给和排泄的总量，又可计算地下水系统的各单项量，是地下水资源评价中最常用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地下水系统水动力学法”是根据达西定律和水量均衡原理，建立描述地下水运动规律的微分方程，通过求解微分方程，实现对地下水系统水量状态评价。

按照微分方程的解法，划分为“解析法”和“数值法”。解析法是根据地下水井流理论进行地下水量评价，主要适用于均衡区范围较小、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均质含水系统。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解析法在地下水资源评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仍然是地下水资源评价中确定水文地质参数的主要方法。但是当把解析法应用于大范围水系统时，由于实际的水文地质条件远较解析法所假设的条件要复杂得多，其局限性就暴露了出来（薛禹群等，1986）。

为了解决随地下水开采规模进一步扩大所出现的问题，在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物理模拟（电模拟和砂槽模拟等）技术，但是仍不能很好地解决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所面临的问题。计算机技术和数值计算在地下水资源评价中的应用推广，使一些复杂地下水流模拟成为可能，而且开始考虑含水介质的非均质性和各向异性，对复杂的越流系统和具有不规则形状的各类边界条件，以及多相流和双重介质等问题也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在概念模型中更多地保留了实体系统的自然特性。由于数值法既可用于大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又可用于局部的水源地评价；既可处理复杂的水文地质问题，又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因此，逐渐成为地下水资源评价的重要方法，并因其更易实现系统分析的目标而被广泛应用于地下水资源评价和管理工作中。

在地下水资源评价中，常用的方法还有水文分析法、相关分析法、水文地质比拟法等。“水文分析法”是仿照陆地水文学的测流分析，计算地下水补给量的一种方法，主要应用于地下水补给量全部转化为地下水泄流的地区，如岩溶管道流区、全排型岩溶大泉的岩溶水系统或基岩山区裂隙水系统等其他方法难以应用的地区，主要有地下径流模数法和基流分割法。“水文地质比拟法”，常用于实际资料缺乏的地区，主要根据水文地质条件的相似性，用区域内局部地段或相似条件的其他地区的实际资料比拟到全区或研究区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多数用于可采资源的估计。该方法是研究区缺乏资料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其评价结果的精确性较差。“相关分析法”是一种统计学方法，主要用于区域水文地质勘探试验资料不足，但是地下水动态资料较多的地区，应用这种方法进行外推时其可靠性很难保证。“开采试验法”，在地下水的非补给期（枯水期），按接近取水工程设计的开采条件，进行较长时间的抽水实验，然后根据抽水量、水位降深动态或开采条件下的水量均衡方程求解出水源地枯季补给量，并以此作为水源地的允许开采量。该方法主要用于水源地允许开采量的评价，在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中主要用该方法求取参数。

纵观国内外地下水评价成果，最常用的方法是“地下水系统水量均衡法”和“数值法”。美国1977年开展的“区域水系统分析计划”（简称RASAP，1978～1995年期间）联合运用数值法和均衡法对全国25个主要地下水系统水资源进行了评价（USGS，1998）。在2000年开始的新一轮地下水资源评价（Ground-water Resources Program）中，仍然以数值法为主（USGS，2001）。欧盟各国联合开展的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中，水量均衡法是主要方法（Fried，1982；Rees and Cole，1997）。此外，亚洲、非洲一些国家也大多采用水量均衡法和数值法进行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Leslie B.Smith and Kadri Külm，2002；Shahin，1989；Lloyd，1990；Ulf Thorweihe and Manfred Heinl，2002）。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第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中，均衡法和数值法也是主要评价方法。

随着数学地质的发展，最近在国内外地下水评价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如随机理论和神经网络（Kitanidis，1985；Bates，1992；Gelhar，1993；Brannan，1993；杨金忠等，2000），但是这些方法还处于理论探索之中，目前还难以广泛实际应用。

3.地下水质量评价研究现状

我国在早期的地下水质量评价中一般借用外国学者设计的评价模式，如内梅罗（Nemerow N.L.）指数法等。但是在应用过程中，逐渐发现这些评价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足，于是我国地下水质量评价工作者，根据自己实践的经验和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适合不同用途的水质量评价方法。如20世纪60年代开始用“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定量地表示环境质量状况，发展至今已提出许多种计算综合指数的数学模式，这些模式对环境质量的划分一度起了积极的作用。

早期全国性地下水质量评价，尚无“国家地下水水质标准”，主要依据国家建委和卫生部批准试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TJ20-76），并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1958年公布的“饮用水水质标准”，个别评价参数考虑地方“饮用水水质标准”。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指数法、多项参数法和模糊数学法等。在现今的全国地下水质量评价中，虽然在评价项目选定、分类和污染等级划分等方面有所变动，但是其思路和技术方法均沿袭了这一格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模糊数学、灰色聚类和神经网络等方法在地下水质量评价中广泛应用，且随着方法的改进，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评价结果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影响地下水质量的因素较多，以至各评价方法都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综合污染指标法的“硬性分级划分”，灰色和模糊系统需要设计若干不同的效用函数（灰色系统的白化函数、模糊数学的隶属函数等），以及人为地给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或权函数）等，这些效用函数和指标权重的给定难免不带主观性，造成评价方法难以通用，增加了应用的困难和人为臆断因素对结论的影响。在地下水质量评价方法中，普遍存在“参数权重”问题，例如指数法把各个水质参数等同，模型法在参数选取和参数权重设定中存在较大的主观性。目前，迅速发展的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方法，拓宽了地下水质量评价方法的视野。

4.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研究现状

自1968年Margat首次提出“地下水脆弱性”这一术语后，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但是至今国内外对“地下水脆弱性”概念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许多学者根据自己所考虑的因素从不同的角度给“地下水脆弱性”以不同的定义。

以1987年为限，“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两个阶段。在1987年以前，有关地下水脆弱性的概念多是从水文地质本身的内部要素这一角度来定义的。1970年Margat与Albiet提出的地下水脆弱性是指在自然条件下污染源从地表渗透与扩散到地下水面的可能性。Olmer与Rezac则认为地下水脆弱性是地下水可能遭受危害的程度，这种危害程度由自然条件决定，而与现有污染源无关。Vrana提出地下水脆弱性是影响污染物进入含水层的地表与地下条件的复杂性。1983年Villumsen等定义地下水脆弱性是指应用中或废弃于地表的化学物质对地下水的危害性。1987年“土壤与地下水脆弱性国际会议”揭开了“地下水脆弱性”研究新阶段的序幕。多数学者主张在定义地下水脆弱性时应考虑含水层本身的易污染性和人类活动与污染源的影响。有的学者提出地下水脆弱性是地下水质量对现在或将来有害于其使用价值的敏感性。

地下水系统脆弱性已经被广泛认同的是指这个系统对来自外部（天然与人类活动）从时间和空间上影响它的状态及性质的处理能力。1991年美国审计署应用“水文地质脆弱性”来表达含水层在自然条件下的易污染性，而用“总脆弱性”来表达含水层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易污染性。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于1993年提出地下水脆弱性是污染物到达最上层含水层之上某特定位置的倾向性与可能性，并将地下水脆弱性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质脆弱性，即不考虑人类活动和污染源而只考虑水文地质内部因素的脆弱性；另一类是特殊脆弱性，即地下水对某一特定污染源或污染群体或人类活动的脆弱性。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在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已经以污染治理为重点转变为以防止污染为重点，开展了地下水环境脆弱性评价，并编制了评价图册。

至今国内尚没有明确的“地下水脆弱性”的定义，定义多引用外文资料，多是从水文地质本身内部要素角度出发，针对局部城市或水源地，包括“环境生态脆弱区地下水开发模式及系列编图”工作，研究地下水本质脆弱性，常以“地下水的易污染性”、“污染潜力”、“防污性能”等来代替“地下水脆弱性”这一术语。

5.存在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地下水评价工作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从地下水可持续利用角度考虑，地下水评价工作尚存在如下问题：

1）以往的工作，偏重地下水赋存条件的研究，对地下含水层结构和地下水补、径、排条件研究程度有待深入。作为地下水赋存空间的地下水系统结构和地下水动态，是地下水资源评价的基础。

2）地下水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制约因素。以往对地下水质量、环境和生态属性功能评价重视不够。

3）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及趋势预测研究缺乏深度，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对地下水前瞻性要求。

4）由于大量的水利工程修建，改变了地表水、地下水循环条件，出现了不少新的水环境问题，特别是地下水补给条件的改变，使得有些地区地下水补给减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因此，在新的地下水评价中急需考虑这些变化的影响。

（三）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研究现状

1998年许志荣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五期）上发表了“地下水功能区划分初探”，提出了开展地下水功能区划的必要性。1999年史瑞青等在《工程勘察》（第一期）上介绍了“灰色聚类分析在地下水区划中应用”的技巧。2001年费为进等在《地下水》（第四期）上发表了“快速灰色分级聚类法在地下水功能区划中应用”，提出灰色分级聚类法是地下水功能区划的一种简明方法。这一时期的地下水功能研究都是从地下水资源合理利用角度出发，基于传统地下水资源评价理念。

2002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从生态、地质环境保护角度，作为约束条件，提出开展“地下水功能评价专题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张光辉研究员主持开展有关地下水功能理念、评价理论与方法探索性研究，于2003年提出了地下水功能评价基本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2004年6月该项目组完成了“地下水的资源功能、生态功能和地质环境功能评价的科学体系”构建和论证，包括基本理念、评价理论、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关键技术等，编制了“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技术”，编入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调查评价技术要求系列》（二、三）中，并先后在兰州、武汉、石家庄、北京、沈阳和呼和浩特主办“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技术骨干培训班，在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全面推广应用。2004年唐克旺等在《水资源保护》（第五期）上发表了“地下水功能区划分浅谈”，介绍了水利部门进行地下水功能区划的基本思路。2005年水利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地下水功能区划定工作的通知》。2006年张光辉等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四期）上发表了“区域地下水功能及可持续利用性评价理论与方法”一文，全面阐述了地下水功能评价理论和方法；黄鹏飞等在《中国环境管理》（2006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层次分析法在民勤绿洲地下水功能评价中应用”，介绍了地下水的资源功能、生态功能和地质环境功能状况。2007年罗育池等在《中国农村水利水电》（第九期）上发表了“基于MapGIS的河南省浅层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吕红等在《水文》（2007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山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初探”，指出地下水功能区划是政府行使管理职能的重要基础；闫成云等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7年第三、四期）上发表了“疏勒河流域中下游盆地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引用大量实例阐述了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的实际效用。2007年范伟完成了“吉林省平原区地下水功能评价”硕士学位论文。张光辉等在《地质通报》（2008年第六期）上论证了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地下水可持续开采量的关系。

（四）地下水开发利用研究现状与趋势

地下水开发利用研究总的趋势是学科内涵不断拓展、生态-地质环境保护优先、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为重点、与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是根本。

1）资源和环境、生态并重，已成为地下水开发利用研究的主题。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既要保障社会稳定的水供给，又不能牺牲生态-地质环境效益，同时不影响未来长远的水资源利用。恢复由于人类影响而退化的地下水功能、地下水疏干区定量跟踪和调控、增强地下水含水层获得补给途径和机制、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调蓄和协调开发、地下水利用和分配的社会-经济规律及管理模式等是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

2）地球表层系统的水文地质过程研究，已成为现代地下水科学演化的重要专题。土壤、包气带、浅层地下水、湿地与湖泊、绿洲、河流和农业用地等，与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性研究密切相关。包气带是介于潜水面和地表之间的多孔介质，化学风化、有机质分解、氮素固定等其他化学物质循环过程均发生在包气带，也是地下水补给、污染物向地下水运移的必经之路。包气带中所发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与水文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环境学关联性愈来愈紧密（甘肃地调院，2007）。

3）建立高效的地下水动态监测、状况调查和突发应急机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愈来愈迫切。1996年国际水文计划工作组将“可持续水资源利用”定义为“支承从现在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要求，而不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和使用”。要求在水资源规划、开发和管理中，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福利之间的最佳联系与协调，强调未来变化、社会福利、水文循环、生态系统保护的完整性，使“未来遗憾可能性达到最小”。2000年在美国召开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上，达成一个共识：流域统一管理是防止土地退化、保护淡水资源与生物多样性、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抉择。

4）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是当今地下水开发利用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核心。它指地下水时空上能够连续下去。Serageldin and Steer将“可持续性”概化为“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适度”、“可持续性强”和“可持续性过强”。“可持续性弱”不关心局部、只关心整体；“可持续性适度”主要以维持系统的整体性为目的，但也适当关照其组分；“可持续性强”要求保持系统组分的良好状态，同时也关照到系统整体，各组分不可互相替换，而且根据某些理解，即使是在组分内部，可替换性也是受到限制的；“可持续性过强”就是保持系统的所有要素完好无损且无任何损耗。

B. 国外研究现状

（一） 同类相关问题的研究1. 问题一：他人研究成果的罗列——承担他人研究成果的“宣传员”。例如1：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中学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人们思维活动的本质特点在于它不仅与感性认识互相联系着，而且与语言互相联系着，即思维的概括必需借助于语言来实现的。任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与语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数学思维也不例外。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数学源于现实，寓于现实，并且用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这就使数学完全脱离了具体的事实，仅考虑形式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决定了数学学习是一个逐步掌握数学语言，建构数学思维的过程，从而成为学生学习的各门学科中最为抽象、最为概括的学科。由于数学既是演绎科学，又是归纳科学；既是理论科学，又是实验科学，数学思维具有“实验、猜测、想象、直觉、灵感”等特点，因此学生有效学习数学的难度较其它学科更大。教学实践也表明，虽然经过许多努力，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数学学习困难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数学学科的特征以外，还与他们掌握数学语言的水平息息相关。学生智力发展的诊断研究表明，学生的数学思维结构的特点及掌握数学语言的水平，是其智力发展和接受能力的重要指标。数学语言发展水平低的学生，课堂上对数学语言信息的敏感性差，思维转换慢，从而造成知识接受质差量少。同时，数学语言发展水平低的学生的数学理解力也差，理解问题时常发生困难和错误。丰富学生数学语言系统，提高学生的数学语言水平，对提高数学学习的有效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选自“初中生数学语言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课题） 例如2：一个国家要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综合国力，必须要提高国民素质。社会发展客观地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具有健全的价值观和健康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具有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善于发现和探究；具有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善于和他人共同生活、工作；具有社会现任感和生态伦理意识，能够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更新课程内容，加强学科知识与学生经验、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强调以学习者的经验、社会需要和问题为核心进行课程的整合，有效地培养和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被誉为当代教育思想发展中一个里程碑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鲜明地提出了基础教育“为了生存”和“学会生存”这一主题；面向21世纪的“德洛尔报告”则更明确提出：“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是教育的四个重要支柱。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被视为“走向生活的通行证”。基础教育关照生活世界，回归生活，注重生活的教育意义和教育对学生生活方式的建构，成为世界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多少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忘却了学生的生活世界，远离了学生的生活世界，导致了学生对人生与社会自主思考的忽视，导致课堂教学缺乏生命的活力，导致教育丧失生活意义。总之，与人的“生活世界”分离的教育难以体现教育全部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无法给予学生“走向生活的通行证”。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与重建的根本依据。理论依据语文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古今中外，许多着名的教育家都深刻的意识到语文联系生活的重要意义。刘国正先生曾提出：“语文训练联系生活则生动活泼，脱离生活则死气沉沉。具体地说，读（包括听）是通过语文认识生活和学习怎样生活；脱离生活，读就变成无意义的活动，吸收和鉴赏都失去辨别优劣美恶的基本标准。写（包括说），是运用语文反映生活，表述自己的见解，并服务于生活；脱离生活，写就变成无源之水，技巧就变成无所附丽的文字游戏。而与生活相结合，读有嚼头，写有源头，全局皆活。至于思想教育，那更是只有与生活和思想相结合才能奏效。” “语文教学与生活结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语文教学固然应以课堂为主要场所，但立足课堂，还要看到其它各科、校园、家庭、社会，充分调动并利用广阔天地中有利于语文教学的因素。另一方面，语文教学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生活就会变得枯燥乏味和空洞无物；而结合了生活，就有丰富的内容，就会牵动学生的心灵，就注进了充实的活力。”顾黄初先生在《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一文中指出：“语文是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频繁运用的重要工具，要教学生掌握好语文工具，我们的思想要向广阔的生活审视。”他同时强调“语文教学的改革，关键在贴近生活。”王尚文说：“语文是一门得天独厚的课程，因为它本身提供了贴近学生生活的最大可能，提供了实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活动、心灵活动的最大可能。把本来是生活中作为实现生命活动、心灵活动手段的读、写、听、说，与语文教学作为教学手段的读、写、听、说融而为一，让学生在语文教学的读、写、听、说活动中实现成长，实现完美的自我。我们应当而且必须使两者合流，我们也能够使两者合流。”美国教育家华特也指出：“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基于以上情况，根据《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所提出的“语文课程的目标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的要求，以及二期课改的核心理论——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学说的观点，我们将教育与生活紧密相连，致力于培养学生适应生活需要的、整合的、可持续发展的语文素养，充分发展学生的多元智能，积极开展了语文生活化教学策略的研究。 对策：对比分析，阐述他人研究结论对自己开展课题的启示，依据等；或发现他人研究未解决的问题。 2. 问题二：“研究表明”成为口头禅，多是自己的想法或是常识性道理。但为了增加可信度，冠以“研究表明”或“多数研究表明”。对策：规范的应该“某某研究表明”或注释 3、 问题三：填补空白或“国内外很少有人研究” 例如：…………..目前见之于书报的一些研究性课题，基本上采用独立性课题，比如浙江瑞安中学“以创新为核心的学校课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江苏戚墅堰铁路中学《陶潜诗文价值历史变化》、我市大同中学“知识论的探索”七宝中学“开放型主题活动课程”、华师大二附中“小课题研究”等等。日本、法国的一些学校也都是这种方式。至于采用完全融合式课程形态，从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有部分学校进行过尝试和实践，国内少见，见到的基本附属于综合研究或其他研究，未作为独立的研究课题。（选自“高中语文单元拓展型研究型学习试验研究”课题） 对策：谨慎陈述 （二） 外文文献研究问题问题一：国外大量研究表明，给人感觉自己对国外教育发展动态非常了解，但是在参考文献中没有１篇是有关文章。对策：只要是有价值的课题，且我们未能很好解决或你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法都是可以进行研究。没必要用洋人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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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安徽省教育厅的计划规划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安徽省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以下简称《语言文字规划纲要》），结合安徽实际，进一步谋划和推进今后一个时期全省语言文字事业科学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第一章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安徽省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尊重语言文字发展规律，主动适应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省内各民族语言文字，加强语言文字基础建设和管理服务，增强语言软实力，提高公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服务教育现代化，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全面和科学发展，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打造“三个强省”、建设美好安徽进程中应起的作用。
第二章 目标任务
到2020年，普通话在全省范围内基本普及，汉字社会应用基本规范，汉语拼音更好地发挥作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得以推行并满足社会需求，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语言文字社会管理服务能力全面提升，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建成。语言文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全省语言实力显着增强，公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
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建立健全并完善语言文字法律制度规范的实施体系，增加法治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加大培训测试及评估力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省范围内基本普及。
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升公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高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增强全省文化软实力。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积极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不断创新语言文字工作新理念、新体制和新机制，将语言文字工作融入全省改革发展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主动结合教育、文化、传媒、信息、商务等领域的建设和发展，坚持监督检查和服务社会并举，及时反映和妥善处理语言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推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第三章 重点工作
一、大力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教育。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列入全省普法教育内容，增强教师、机关工作人员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法制意识，树立全体公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意识。
（二）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一是继续实施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项目。按照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项目标准，结合安徽省实际，完善省、市级示范校项目标准，将示范校创建作为教育质量监测、高校教学评估、各级示范性学校评审等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继续推进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坚持“重在建设，重在过程，重在实效”的原则，调整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对尚未达标的城市加强指导、检查、督促。二类城市在2015年、三类城市在2020年完成达标验收。建立城市评估复检制度，促进已达标城市保持并不断提高规范化水平。推动将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纳入文明城市创建、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工作实绩考核范围。三是开展区域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工作。以县城为中心，辐射带动农村地区，促进区域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整体提升。四是推进重点行业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推动学校、机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公共服务行业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适时开展行业规范化示范单位创建评估工作。
（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一是教师、校长(园长)普通话培训。新进教师普通话水平应符合教师资格所规定的普通话等级要求。对普通话水平未达标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和校长(园长)进行普通话培训，使其达到规定标准。全体教师都要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开展国家级和省级中华经典诵读教育骨干教师培训。二是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培训。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列为学校、机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培训内容，加大培训力度。开展多层次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训，满足不同职业、不同岗位业务培训要求。三是进城务工人员普通话培训。推动用人单位、劳动就业服务部门和进城务工人员输出、输入地相关部门对务工人员进行普通话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
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到2014年，普通话在城市基本普及，在农村以教师、学生和青壮年劳动力为重点基本普及，汉字社会应用基本规范；到2018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安徽省基本普及。
二、基础建设
（四）支持和参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和体系建设，建立一支通晓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人才队伍，加强我省对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培训和推广工作。
（五）参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数据库和语料库建设，承担国家语言数据库和语料库建设中分配给我省的相应任务。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安徽库的采录、验收工作，完善安徽省有声数据库建设。
（六）支持和参与国家语委在我省开展语言国情调查和语言普查；进一步加大我省对合肥方言、徽州方言、六安方言等方言种类、分布区域、使用人群和使用变化状况的调研和普查力度，促进我省方言的保护和研究。
三、督查服务
（七）支持国家语委对社会语言生活检测平台的完善和汉语汉字学习平台的和打造；参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督查平台和认证系统建设、国家语言文字咨询服务平台和语言文字应用服务系统建设，进一步加强我省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监督检查和服务。
（八）建立我省语言应急服务和援助机制。以我省语言专家和国家级、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为主体，建设全省语言能力人才资源库和语言志愿者人才库，吸纳双语、多语人才，为社会提供语言援助和应急服务。
（九）加强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规范标准的培训和学习，结合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改革，使用和推广国家通用手语、盲文。在特殊教育基础较为雄厚的市、县，加强手语、盲文规范标准在教学实践中的相关研究，重视手语、盲文人才的培养，培育和发展手语、盲文社会服务机构，为听力、视力残疾人提供国家通用手语、盲文翻译和语音阅读、提示等服务。
四、能力提升
（十）开展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测评工作。
继续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按照《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加快普通话培训测试的信息化建设和资源建设，推进全省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科学管理。加强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和测试站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完善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服务体系。以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学校和公共服务行业为重点，面向社会不同人群，广泛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适时开展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结合全省方言调查，做好各地区语言有声语料的整理保存，开展课题研究，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学习教材。加大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和汉语能力测试的推进力度，在中小学开展规范汉字书写能力测评。
（十一）提升学校师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提高教师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在教师资格标准中明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要求。将语言文字纳入教师培养和培训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小学和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条件，开展语言文字工作骨干教师培训，开展农村教师普通话培训，全面提高教师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提升幼儿普通话水平。在幼儿园创设自由、宽松的普通话交流环境，引导幼儿学会倾听并能清楚地用普通话表达，培养阅读兴趣，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加强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养。中小学校要依据语文课程标准组织教学，加强识字与写字、口语交际、阅读、写作等方面的教学，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注重语言文字的综合运用，全面提高中小学生听说读写能力。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要科学设置语言文字相关课程，以提高语文鉴赏能力、文字书写能力和语言表达与交际能力为重点，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及语言文字综合运用能力。开展“当前中小学生汉字书写能力调查及对策”的课题研究，将口语表达、汉字书写纳入语文教学和评价范围。
把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教育督导和考核指标，进一步完善省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园）评估方法与评估标准，创建各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园）和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特色学校，推动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建设。
（十二）提升全社会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全面提升党政机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公共服务行业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加强培训，组织测评，使其工作人员普遍达到国家规定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职业标准。提倡全省公民发展多语能力。
五、文化传承
（十三）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经典诵读和规范汉字书写教育，广泛深入开展中华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的教育教学活动、社团活动和校外活动。加强诵写讲师资队伍建设，组建省级诵写讲专家库，举办省级诵写讲骨干教师培训、组织省级诵写讲专家下基层活动等，对师生进行诵写讲辅导。加强诵写讲的研究，包括诵写讲与语文教育、养成教育、青少年成长、人文情感培养等方面关系和作用的研究。探索以中华经典诵读、书写教育为基础的诵写讲教育教学方法。
建设全省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社会参与平台。继续举办中华经典诵读、规范汉字书写赛事等系列活动。举办传统节日诵读活动。通过对传统节日经典诗文、民间习俗的梳理、筛选，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运用多种形式予以呈现，增强传统节日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建设全省中华经典诵写讲资源库。遴选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经典诗文及反映传统节日、各民族文化的优秀篇章，以诵读、书写、讲解等形式予以记录、保存和展示、传播，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体系建设。
（十四）加强与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合作交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服务港澳同胞普通话学习和培训测试。遴选省内德高望重、业务精湛、普通话教学与测试经验丰富的优秀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组建普通话培训与测试项目专家库，为港澳同胞普通话学习、培训与测试提供支持和服务。引导、鼓励、支持普通话学习、培训与测试的科学研究工作，协助国家语委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的相关科学研究。
推动海峡两岸语言文字业务交流。举办安徽省与台湾地区语言文字交流研讨活动，逐步拓展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增进两岸交流。协助、支持国家两岸合作项目的实施。
推进国际汉语教育。鼓励、支持高等院校开展对外汉语教育教学和研究，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鼓励海外侨胞和外国人来皖学习汉语并为其参加普通话学习、培训和测试提供服务。举办海外华人华侨子弟“母语寻根”夏令营安徽行活动。
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坚持语言文字的主权地位，促成中文成为有关国际组织在皖工作和开会的正式语言。
第四章 工作措施
一、创新理念思路，拓展工作内容
更新工作理念，转变工作思路。适应时代发展，积极培育和树立语言文字的新理念。语言文字是国家的战略性文化资源，推进语言文字事业科学发展，是促进我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迫切要求。语言文字工作要拓宽视野看作用，融入发展促发展，积极融入国家和全省发展大局，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主动与包括教育工作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有机结合，努力探索新的事业发展增长点和工作着力点，在提供支撑和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推进自身的发展。
拓展工作内容，履行基本职责。以“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为基本职责，努力实现工作内容的拓展，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创新服务方式，做好全省语言文字社会咨询服务工作，坚持监督检查与社会服务并重；注重语言文字工作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注重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质量水平的提高，加大投入力度，在农村、边远地区扎实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注重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完善管理体制，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和发展全省语言文字工作“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语言文字工作的主导责任，切实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切实履行统筹职能，充分发挥语委成员单位的作用，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建立和完善分工协作、齐抓共管、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从体制和机制上确保语言文字工作的有序开展。
建立健全语委议事机制，积极开展语言文字方面活动。健全语委全体会议、语委成员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学术团体及各专业机构、专项工作组等制度或组织。充分依靠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或组织，充分发挥专家群体的才智和作用。
三、加强综合管理，增强服务功能
依法加强监督检查，建立综合执法机制。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要求纳入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督查范围，完善和细化综合执法程序和标准，切实依法加强监督检查。充分尊重和依靠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健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机制。
完善相关制度，建立长效协调督查机制。将语言文字工作要求纳入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年度工作总结和相关干部考核范围。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将语言文字规范要求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普法宣传教育、机关行文规范、教育督导、新闻出版编校质量、广播影视制作播出质量、工商行政监管和城市市容管理等范围，并建立相应机制或制度。
创新监督检查方式和服务方式。加强和改进行政督查的方式和手段，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和实效。探索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科技、自律等综合手段，实施督查的新体系并实行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通过协作机制或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为经济、民政等部门提供语言文字业务服务。加强与学校、学术团体、社会组织等单位的合作，为相关行业语言文字方面的专业培训、职业培训和评估测试提供服务。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语言文字咨询服务和应急援助。推进语言文字工作系统政务信息化建设。结合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注重开发语言资源，支持发展语言产业，为社会提供多样化语言文字服务。
四、构建协作机制，扩大对外开放
扩大语言文字工作的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多种途径加强语言文字的对外交流和传播，积极推荐对外交流工作，拓展对外交流的领域和深度。
建立健全与相关涉外机构、对外传播机构的协作关系和协作机制。通过孔子学院教学、海外文化中心活动、高校来皖留学生教育、对外汉语培训、对外传播媒体和新媒体的宣传报道，以及节目交流、民间外交、青年交流活动等各种方式和途径，积极主动地对外传播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安徽文化，展示安徽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建设美好安徽发挥积极作用。
五、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人才保障
创新管理队伍培训方式。建立培训制度，实施中青年骨干海外研修计划、语言文字管理干部岗位培训和专题研修、测试员提高培训等项目，对语言文字专兼职管理队伍开展上岗培训和定期轮训，建设高水平、专业化的管理队伍和测试员队伍。以现有资源为基础，建立省级培训基地。
加大专家队伍培养力度。定期通过科研资助、出国研修、重点培养等方式遴选培养一批优秀的语言文字专家，改善工作条件，完善用人机制，建设全省语言文字专家队伍人才库，进一步发挥专家学者在学术理论和政策研究、规范标准研制和咨询服务中的作用。
健全奖励制度。对在国家和全省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每三年按我省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
六、整合研究资源，提高科研水平
发挥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围绕我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语言文字方针政策、规范标准，以及社会语言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为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智力支持。
加强科研管理和机构建设。积极整合相关研究力量，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学术团体的作用，建立和完善科研管理制度，提升科研管理的信息化水平，重视研究成果的共享和社会应用。
加强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注重培养、扶持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物，支持其开展学术、业务研究与创新。提升学科地位和学术影响力。促进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鼓励跨学科、跨领域开展研究，鼓励协同创新。
七、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创新宣传方式。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学习宣传纳入普法规划和普法教育内容。继续开展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创新活动内容、载体和方式，推动农村、边远、民族地区提高普通话普及程度。编写有关语言省情、省级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和规范标准等系列普及丛书。
构建宣传体系。加强我省语言文字网站、报纸、期刊和出版物等宣传阵地建设，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创新宣传手段，加强舆论引导，注重对社会关注的语言文字热点问题的宣传解释，营造有利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和规范使用的社会环境。
八、多方筹措资金，保障经费投入
建立健全语言文字事业经费投入机制。加大对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经费投入力度，将推动语言文字重点工作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增加农村、边远、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费投入。执行相关政策，鼓励全省各市（县）间建立对口支援和互利合作关系。设立全省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基金，支持多渠道筹措经费，鼓励企业、团体、个人捐赠。

D. 实用主义教育学 是不是 现代教育学

实用主义教育学是现代教育学一个流派。
参考：
五种现代教育学流派：
1、实验教育学。实验教育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的以实验法研究儿童心理发展及其教育的教育学理论。代表人物是德国教育学家梅伊曼和拉伊。实验教育学的主要观点：第一，反对赫尔巴特的强调概念思辨的教育学，因为它不能检验教育方法的优劣；第二，提倡把实验心理学运用于教育研究，使教育科研真正“科学化”；第三，把教育实验分成三个阶段，就某一问题构成假设，根据假设制定实验计划和进行实验，将实验结果运用于教育实践来证明其正确性；第四，认为教育实验要在真正的学校环境和教学实践活动中进行，有别于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心理实验；第五，主张用实验、统计和比较的方法进行教育研究。实验教育学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科学的发展，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像教育目的这样的涉及价值判断的选择问题是实验法无法解决的，而且，其后继者把科学的定量的方法夸大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唯一的方法，就走上了“唯科学主义”的歧途。在目前我国的教育科研领域，也还有“唯科学主义”的倾向，有些人“玩”科学，反对质的研究，反对行动研究，他们认为缺少“科学性”，这是错误的。
2、文化教育学。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十九世纪末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其代表人物有狄尔泰和斯普郎格等。文化教育学的基本观点：第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类历史是一种文化历史；第二，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又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教育的过程是一种历史文化过程；第三，因为教育是历史文化过程，所以不能用理性主义的“概念思辨”和科学主义的“实验法”来进行，而应该用理解与解释的方法；第四，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格，主要途径是“陶冶”和“唤醒”，条件是建立和谐的对话的师生关系。但是，文化教育学的思辨气息很浓，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具有很强的哲学色彩，于是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建议。目前，我国的课程改革受这种文化教育学的影响很大：理念很好，操作性不强。
3、实用主义教育学。实用主义教育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是典型的“美国版”的教育学，对整个二十世纪全世界的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学也是在批判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主要观点：第一，教育即生活，教育的过程和生活的过程是合一的，教育不是“准备生活”；第二，教育即个体的经验继续不断地增长；第三，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学生要在其中学习现实社会中所需要的东西；第四，课程的组织要以学生的经验为中心，而不是以科学知识体系为中心；第五，师生关系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问中心。第六，教学过程应重视学生的独立发现、表现和体验，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但是，实用主义教育学有三个“忽视”，忽视了系统知识的学习，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校的特质。因此也不断地遭到批判，特别是前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人把科技落后的板子打在了杜威的身上。这些，恐怕也是我们课程改革需要注意的倾向，新课程有许多很好的教育理念，有许多很好的设想，有许多很好的计划，有许多很好的目标，但是，我们不要重蹈杜威三个“忽视”的覆辙。
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代表作《民本主义与教育》在国际上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杜威主张以儿童中心代替教师中心，以活动课程代替分科教学。在他看来，“人们最初的知识、最能永久令人不忘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因此，在学校中就要为学生"设置相当的环境，使学生由“做事而学习”。据此，他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主张，提倡在经验中学习，在处理问题中学习。他的学说成为"现代教育派"的代表，从此．西方教育学出现了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派和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学派的对立局面。
在20世纪前半世纪的整个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统治了教育舞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学校教育，使得学校教育有了新的刺激和新的活力，也使得整个教育理论和实践发生了变革。对于反对传统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它无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但由于杜威的教育理论过分强调以儿童为中心，有轻视系统理论知识的传授的偏向，加之他的后学者的曲解和绝对化，曾导致学校教育中知识质量的下降，其理论因此而受到批评。他本人成为20世纪美国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教育家。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曾在近现代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学制、课程和方法上，都可以看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有的学者这样认为，“自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这句话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影响的史实。
4、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是在前苏联和中国兴起的教育学流派。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等有许多教育的论述，但主要是后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教育科学研究。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理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20世纪以来，苏联和我国的教育学家根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教育原理）对现代教育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出现了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1930）、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39年第一版，1947年修订，1948年再版，1956年第三版）、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1945）等很有影响的着作。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主要观点：第一，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必然具有阶级性；第二，教育起源于社会生产劳动，劳动的方式和性质变化必然引起教育的变化；第三，教育的目的是促使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第四，现代教育与现代大生产的结合，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法，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的方法；第五，教育受上层建筑的制约，也反作用于上层建筑；第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但是，人们在学习和运用时往往会犯一些简单化和机械化的毛病。我国的教育方针中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等都源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安·谢·马卡连柯（1888-1939）是苏联早期着名的教育实践活动家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教育理论家，出生在乌克兰别洛波里城一个工人的家庭里，17岁开始当小学教师。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卡连柯主要从事对流浪儿和少年违法者的教育改造工作。1920年，他被委派组织一所“少年违法者工学团”。马卡连柯大胆进行教育实践，积极探索新的教育规律，经过艰苦的工作，使数百名犯罪儿童被教育成长为新人。1922年，工学团改称“高尔基工学团”（马卡连柯于1933至1935年撰写的教育文艺名着《教育诗》，生动地总结了工学团的教育经验）。1927年，他离开了工学团，组织并领导了同一性质的“捷尔任斯基儿童劳动公社”。他进一步发展了工学团的经验，创造了在集体中把教学与现代工业生产相结合的教育形式。他在工学团的教育和公社的实践中，把3000多名走入歧途的青少年改造成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一定知识技能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先进人物，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注意。1935年以后，他主要进行教育理论的总结、研究与宣传工作。其主要着作有《教育诗》（1935）、《父母必读》（1937）、《塔上旗》等。
1939年出版的以凯洛夫为主编的《教育学》是一本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明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教育着作。这本着作在原苏联和我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该书继承了17至19世纪欧洲的传统教育思想，重视系统知识的教学，强调课堂教学和教师的主导作用。贡献：重视智育在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肯定课堂教学是学校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强调教师在教育和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缺陷：1）在国家行政领导与学校的关系上，忽视了学校的自主性。2）在学校与教学的关系上，忽视了教师的自主性。3）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4）过于强调课程、教学大纲、教材的统一性、严肃性，忽视了它们的灵活性和不断变革的必要性。虽然这本书存在着忽视学生主体性，对发展学生智力重视不够，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缺陷，但应看到这是在社会主义教育理沦建设中迈出的可喜一步。
1930年杨贤江以李浩吾为化名出版的《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教育基本原理的着作。书中论述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指明了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揭露了旧中国教育的反动本质，在教育理论上起了启蒙作用。
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理论的实践者——苏霍姆林基及其教育思想 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前苏联当代最有名望的教育家，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36至1939年就读于波尔塔瓦师范学院函授部，毕业后取得中学教师证书。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在前线作战负伤后重返教育战线。1947年起至去世，苏霍姆林斯基一直担任他家乡所在地的一所农村完全中学——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以帕夫雷什中学为试验基地，同时也广泛研究其他学校的经验，孜孜不倦地钻研教育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教育的新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并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他全面探讨了普通教育的各个领域，提出了使青少年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理论。
他的主要着作有：《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学生的精神世界》、《青年一代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关于人的思考》、《帕夫雷什中学》、《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公民的诞生》、《和青年校长的谈话》、《给教师的100条建议》、《给儿子的信》，等等。其中，《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一书，获乌克兰共和国国家奖和乌克兰教育协会一等奖，连续重印20多次，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他逝世后，前苏联教育部和乌克兰教育部分别编选了五卷本和三卷本的《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文集》。他的着作生动地反映出学校教育的真实情况，是对学校工作的高度艺术概括、提高和再现，因此被称为“活的教育学”、“学校生活的网络全书”，他本人被誉为“教育思想的泰斗”。
5、批判教育学。批判教育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至今在教育理论界占重要地位。代表人物有美国的鲍尔斯和金蒂斯等。其基本观点：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并不是推进社会公平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有力手段和途径，而是造成社会差别、歧视和对立的根源；第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教育和社会是对立的，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下层的被统治阶级的子弟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很难取得成功；第三，人们对这样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已经习以为常；第四，批判教育学的目的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启蒙”，以达到意识的解放；第五，认为教育现象不是中立的客观的，而是充满利益纷争的，要采用实践批判的态度和方法，揭示具体教育生活中的利益关系，使他们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这是一种前瞻的、智慧的、人本的教育学。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E. 结合外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和我国实际,谈谈如何加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的

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绿色技术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个人均占有资源在世界各国的低，同时，我们的资源和人口分布呈负相关许多资源分布在人烟稀少，环境恶劣，难以发展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人口集中资源更加稀缺，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对稀缺。现实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走资源消耗的道路，不能被忽略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经济的繁荣，但也付出了资源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深入审议。据统计，每一个创造的美元价值，能耗是日本，美国，德国的7.7倍，11.5倍，4.3倍。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全球科学发展观的整体发展需要，强调，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加工区之间，城市和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外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也是一个法律的生态系统的发展理念来指导生态文明的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教育，使全体公民的生态价值指导和评价自己的行为;其次是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铸造绿色科技系统，科学和技术取向的生态价值;再次绿色技术到经济体系中，以实现经济的和谐发展，社会和自然。

发展绿色科技，生态意识，引导到生产系统，从而解决经济发展的关键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两难桥，还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绿色技术的发展，它是需要一个正确的认识，了解绿色技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一，绿色技术的科学和技术发展要求的门和各种科学科技活动符合生态的方向。生态价值的基本概念？从事科学和技术工作，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应该坚持的信念，科学的研究活动。换句话说，发展的科学和技术，农业，畜牧业，冶金，建筑，化工，交通，制造等行业，看到它的经济价值，同时也看到对生态的影响，试图排除经济价值，但没有生态意义的科技成果，在各界虐待。

绿色技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发展科学和技术，有利于在科学和技术的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绿色技术可分为两大类：第一，保护生态环境科学与技术，危及生态环境的因素已经存在，发展这种技术的目的是抑制和减少伤害，如防砂技术，病虫害控制技术，污水处理技术，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医疗技术，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优化生态环境，如稀缺资源的替代技术，多技术，节能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研究和开发技术，资源回收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小流域生态治理。

三，生物技术已成为绿色技术的主体。生物技术，医疗，制药，农业等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细胞工程，基因工程，传统生物技术，如各地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养殖，种植，保护，提取，加工等各个方面技术。为主题的绿色技术，生物技术已成为21世纪的科学和技术重点学科，并得到了世界的关注。目前，在生物科技领域的农业，环保，材料，能源和医药行业也一直是学术界很多学者的关注。因此，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业体系，既需要经济和社会作用的时代，科学和技术的法律使然。
希望，以采用的的

F. 关于近代教育的资料,制作成幻灯也行.

第十五章 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年6 月11 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
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 年9 月2 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 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00
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 年晚清新式学堂
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
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
洋务学堂的开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
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
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
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 “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
“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
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
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
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
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
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陆
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
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
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
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
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 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
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上《奏设同文馆折》，
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
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
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①。同文馆开
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奏设同文
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
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干隆年间在清帝赞助
之下创办的俄罗斯 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
学生先定10 名，最多不超过24 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
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
（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
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
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
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①。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
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
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
巧技，当可由渐迪晓。”②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
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
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
所取除10 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声望
的官绅保送的14 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着述以及作文
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
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
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
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 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
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
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
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
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
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
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
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
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
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
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
五年十二月（1866 年1 月），奕?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
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①。然而，科学馆的
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
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
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
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
为师”②。奕?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的观点，诏谕：“天文算
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 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
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
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
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等向皇帝报告说，
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弃
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
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 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
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 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 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
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
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
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 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
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 年），英国
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 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
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 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
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 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
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
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
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
学馆①。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
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 习“西艺”
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
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
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
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
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 年6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
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
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
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
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
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
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
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
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 年1 月6 日），两
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
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
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
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
水师将材所自出”②。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
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
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 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
①。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
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
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
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 年5 月26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
六日（1873 年3 月14 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
余名②。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
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
（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
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
“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③
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据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洋务派共创办军事学堂16 所，在学堂的
数量和学堂授课的课程上，都大大超过了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
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
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
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
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
致精无自也”④。此外，还 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
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
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
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 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
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①。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
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们是中国
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
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
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
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
（186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
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
留学生的派遣
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是中国近代首次正式派
遣留学生。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
办理章程折》，详细地说明了第一批留学生派遣的理由：其一，办洋务急需。
曾、李等在奏折中驳斥那种认为“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
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派学生
留学的错误思 想，指出“百闻不如一见”，洋务学堂的学生之所以对西方近
代技术的“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学
生出洋肄业西学”，可弥补洋务学堂育才之不足，是为“当务之急”。其二，
条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可
到美国游学。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国公使路经天津时又与李鸿章详细
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
留学生容闳在苏州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时，就劝其派学生留美，在丁、曾、
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闳正在积极筹划办理。这样，通过曾国藩、李鸿章、丁
日昌等洋务官员的倡导，留学事务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经费预计库平银120
万两，每年6 万两，分20 年由海关洋税项下指拨，并在上海设立了“出洋局”，
筹备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 年8 月11 日），委四品衔刑
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别任留学生正副委员，叶绪东为汉
文教习，曾兰生为翻译，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0 人赴美。容闳已先期1
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设立清朝留学使团办事处于
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别派遣
了30 名，共120 名幼童，分入美国中小学学习。留美学生除学习英文外，还
要学习《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等书，并定期聆听《圣
谕广训》宣讲，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礼。这120 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龄在12
岁至14 岁之间，多出自贫寒家庭，并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学生的年限规定
为15 年。后来考虑到留美学生年龄过幼，学年过长，又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中
心，进行出洋前的知识教育，要求在出洋时具有相当的外文水平与专业知识。
这样，后来留学英、法等国的期限就缩短到了三 年。
出身翰林的留美学生正监督陈兰彬是一个守旧派人物，心中早就对派遣
留学生不满，对外国教育极端鄙夷，他与容闳共事，初还貌似同心协力，后
来“时有龃龉，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着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
为反对以阻挠之”①。就连学生的衣冠穿戴也导致陈与容之间的冲突。学生参
加宗教礼拜活动被陈视为叛逆；学生健身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
也被陈目为恃迂。私自剪去辫子则被看作对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剥夺留学资
格遣送回国。至光绪二年（1876），因剪辫子等原因而召回国的幼童就有9
名②。陈兰彬升任驻华盛顿公使后，光绪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陈推荐的吴
子登任监督，使矛盾更加尖锐。吴更是变本加厉，处处挑剔，“苛求其短”，
不断夸大事实密报清廷。他因学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礼而勃然大怒，攻击学生
“绝无敬师之礼”，“若更令其久居美国⋯⋯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
家，并且有害于社会”。他对学生留美事业，必欲破坏殆尽而后快，悍然提
出遣返全部留美学生，并说早一日撤回，“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③。
陈、吴二人对留学事业的破坏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国内守旧派的
攻击遥相呼应的。国内不断对留学提出“非议”，“士大夫议者纷纷“④。守
旧派的进攻至光绪六年（1881）达到高潮，监察御使李士彬上书弹劾，不仅
照例指责留美学生入耶稣教门 “流为异教”，而且将连留欧学生的预备班—
—福州船政学堂也牵连在内，说什么“洋局之废弛如彼”，“闽局之废弛又
如此”①。在守旧派内外夹击下，李鸿章怕贻人口实，“不愿为学生援手”，
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后因美国制造华工禁约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②。
光绪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学事务所，留学生全部停学、撤回。120
名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 名外，其余94 名均于年内
分作三批回国。头批学生21 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由船政局、
上海机器局留用23 名，其余50 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
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样，留美学生未能竟其学业，不得不中途辍学返国。
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当时即深叹留学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批评洋务
派“浅尝辄止，贻讥中外”。爱国诗人黄遵宪在《罢美留学生感赋》中也说：
“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③
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与对疾新如仇的守旧派的严正批判。
与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留学的规划在派遣上更加实际。光绪二
年十二月（1877 年1 月），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该把船
政学堂30 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3 年，拟从海关之税和福
建省厘金中拨款20 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此后两个月内，以
李凤苞为出洋华监督，日意格为洋监督，带领随员马建忠，及学生艺徒刘步
蟾、严宗光（严复）等30 余人离闽。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年3 月31
日），船政学堂这第一届留学生由香港搭轮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期限定为
三年。留学生的任务除学习一门外语，还要学习驾驶与制造等专业课程；此
外，留学生还被鼓励学习一些化学、采矿等专业。这说明赴欧留学生由重在
学习西方语言而转变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由单纯培养外交、军事人材
进而兼顾实业人材的培养。在留欧30 名学生中，刘步蟾等12 名留学生学驾
驶，魏瀚等15 名留学生学船舶机器制造；此外，还按照自愿的原则，同意林
庆升等8 名留学生学习矿务。光绪八年（1882）和光绪十二年（1886），又
有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二届和第三届留欧学生。第二届派留学生9 名，第
三届派34 名（其中10 名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学习课程为驾驶与军工制
造；学习年限除第三届制造生改为六年外，其他仍为三年。光绪二十三年戊
戌维新运动中，又派遣了第四届留学生6 人。
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以培养外交人员和海军军事人材为目的。如留美
学生初只要求他们学习英文，所以当光绪七年（1881）94 名学生全部撤回国
后，还不得不入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继续学习实践了四年；船政学
堂的第二、三届赴欧学生被取消了自愿学习矿务的主张，只准学习驾驶与制
造，制造课目又全部是战舰营造、枪炮、硝药、鱼雷等军工知识。尽管如此，
早期留学生的派遣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局
面，克服了当时中国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开了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河，为后
来留学教育政策的确立开辟了道路；通过留学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
的渠道被沟通，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被重视，国内学习自然科学风气也
因此高涨，这样，由新式学堂的创办而萌生的留学生的派遣又反过来充实了
新式学堂创办的内容，推动了新式学堂开办的进程。

第二节 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
维新运动与维新学堂
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由此兴起。变通科举，兴办学校，成为维新派救亡图强的要策。光
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八日（1895 年6 月30 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强调“科
举不改，积重如故”，“乡塾童学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
光、电、化、重、声，汽之学校不设，则根底不立”①。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
次年五月二日（6 月12 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指出
“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而中国“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
也”。因此主张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设大学堂，课程除经史子
诸书外，还开各国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
矿、时事、交涉等学，学习期限各为三年，毕业生“等其荣途，一归科第，
予以出身，一如常官”②。这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大的改革。七月，
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校
余论》等文章，抨击守旧派的因循保守，鼓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
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同月，孙家
鼐议复开 办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先建大学堂一区，四周分建小学堂四所。课
程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
种，收学生100 人，年龄以25 岁为度①。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龄、
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赞助，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颁布
了《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这是全国第一个省设维新学堂。学堂聘请
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任分教习；李维格
为西文总教习，王史为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
普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
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每人各专一门，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学
生有蔡锷、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0 人。根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
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 年内，维新派人士在全
国共设学堂19 所。其中主要的学堂有：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光绪二十
三年，1897），陈芝昌等在广州创设的时敏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
吴怀疚在上海创设的务本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和经元善在上海创设
的经正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等。
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 年初），维新运动已发展成为势不可挡之潮流。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 年1 月29 日），继李端棻、孙家鼐之后，
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进一步强调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正月
二十五日（2 月15 日），光绪帝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命孙家鼐为管
理大学堂事务，“就景山东马神庙前和嘉公主旧第稍购附近民房益之，拨户
部向存华俄 银行500 万金为学堂经费，刻期兴办”①。
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开办学堂与
改革科举取士紧密结合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 年5 月），百日维
新前夕，康有为即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认为变法最要
在“废八股”、“广开学校”，极力主张取士改用策论。同时，梁启超为了
配合康有为的主张，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00 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推行
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们这种倡议，在当时也经历了严酷的斗
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当他联合举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的时
候，“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
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编播谣言，几被殴击”。四月二十三日（6 月11
日），光绪帝下“定国是之诏”，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
（16 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力陈八股流弊，请求立即废除。康有
为等废八股的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大学士徐桐说：“八股代圣贤立言，
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②礼部尚书许应骙企图将经济科归
并于八股，士论大哗。事实使光绪帝认识到，不废八股，教育改革无法进行
下去。五月五日（6 月23 日），光绪帝终于下诏废八股，取士“一律改试策
论”。百日维新中，在维新派的倡议下，光绪帝发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
关教育方面的诏令有下列各项：
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筹办高、
中、小等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
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光绪帝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
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
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义学、
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
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
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
筹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绪帝准设立京师大学堂，
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
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不久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总办），
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原同
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
并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
条，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
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
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
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
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创办铁路矿务学堂、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医学堂，鼓励设置各种实业
学堂。五月初二日（6 月20 日），御史曾宗彦奏请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
总理衙门议准设立，并令各省现有学堂酌增矿学课程。六月二十三日（8 月
10 日），光绪帝诏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

G. 高中各科具体的学习方法与技巧

关于高中学习：

1、能力方面：可以学习掌握速读记忆的能力，提高学习复习效率。速读记忆是一种高效的学习、复习方法，其训练原理就在于激活“脑、眼”潜能，培养形成眼脑直映式的阅读、学习方式。速读记忆的练习参考《精英特全脑速读记忆训练》，用软件练习，每天一个多小时，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把阅读速度提高5、6倍，记忆力、理解力等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最终提高学习、复习效率，取得好成绩。

2、课堂方面：上课的专心很重要。上课认真听讲，别忘了做笔记，注：课堂笔记不是要你一味的记，而是记重点以及你不懂的，书本上有的，标注一下就可以了，没有的简单的记录下来，课后再系统的整理，不要为了做笔记而影响听课。因为一般情况下，老师教授的知识都是根据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来进行的，所以上课的专心很重要。

3、自学方面：老师讲授的知识是面对所有学生的，每个人的具体掌握情况不同，所以自己要学会调整，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计划。计划主要是为了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同时也有利于要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如果写作能力差，就一周写一篇作文，阅读差就一天练习一篇阅读理解，基础知识差每天就抽出点时间记忆背诵一下等等。

4、做题方面：做题方面：做题练习是少不了的，但不要一味的题海战术，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做题的时候坚决独立完成、杜绝抄袭、杜绝题海战术。试题你是永远也做不完的，但题型是有限的，要学会反思、归类、整理出对应的解题思路。学习中还要学会阶段性的总结，了解自己最近的学习情况，进行调节和完善。

H. 生态式教学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香港是一个空间狭窄、自然资源贫乏的港口。150多年来，它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人们也总是在探讨：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个处于特定条件下的地区资本主义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在探讨“香港奇迹”产生的原因中，学术界给予了多种答案。有人认为是地理环境使然，有人认为是历史背景产生的结果，还有人认为港英政治制度是香港繁荣的根本。不少学者更一致认为，以上各种内在、外在因素共同作用，才产生了香港奇迹，使之以独特的风貌屹立于世界之林。夏书章先生在《香港行政管理》中介绍了黄钜鸣先生对港英政府管理模式的探讨。黄先生认为“金耀基提倡的‘行政吸纳政治’模式表示出港府害怕不稳定，希望有共识；黄宏发的‘无目标的适应’行政模式主要是说港府倾向于通过不断摸索来适应形势；刘兆佳的‘功利家庭主义’，主要是指政府施政刚好和冷感的市民相吻合，因而带来稳定。本书吸取了以上几种对港英政府管理模式的归纳，并着重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于港英政府的管理模式进行再探讨。

从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我们认为香港奇迹产生的深层次的因素，在于港英政府、港英政府的管理制度体系、以及由它塑就的港英政府以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不平衡为主要特点的管理模式。这是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采取的一种使其所辖居民在政治上欠民主，经济上却获得充分民主的管理模式。在这一管理模式中，虽然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却能够长期共存于一个管理体系中，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调整比重关系，从而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总体的不平衡状态下，达成了香港人能够在政治上不民主而经济上享受最大民主的情况下，发挥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了香港自由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创造出令人瞩目的香港奇迹。香港的实践证明了，以不平衡民主为特点的港英政府管理模式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

本书对港英政府管理模式基本特点的分析，从哲学和经济学的根源分析，是受到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启发。2001年10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01年的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的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史宾斯(Michael Spence)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商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们三人的贡献是提出了当买方和卖方具有非对称信息时市场运作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应用非常广泛，从传统的农业市场到现代的金融市场均有涵盖。 他们的理论是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修正。在传统经济学来看，只要消费者的偏好和生产者的技术具有某些合情合理的特性，那么，主要依靠市场的调节功能和规律，就能使社会的资源达到最有效的使用状态。但是，传统的理论却有一个盲点，就是假设信息是完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拥有充分的信息。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中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如何找到那些遗失的信息？那些隐藏的信息真的那么重要？它如果有价值，那么它的价值有多大？传统经济学在这些看来很简单的问题面前却步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从而奠定了信息经济学基础。

正是受到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方法的启示，当我们观察在中国的土地上港英政府如何实现对香港资本主义的有效管理时，并没有陷入传统政治和经济理论中关于政治管理制度与经济管理制度具有一致性的基本出发点，而是从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政治与经济管理制度的不同特点，来揭示港英政府的管理制度和模式。这种研究方法是符合香港社会实际的。因为这里充满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所无法同时存在的各种矛盾现象。而在这些矛盾现象的背后，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包含的不对称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及影响。正是这些矛盾因素，共同在这块特殊的土地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与磨合，使香港社会成为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几乎世界各种力量或成分都能在这里找到立足点的独特社会。从哲学上说，不对称是事物关系推理中的一种性质，它指一个事物具有而另一个事物不具有的状态。在实际生活中，不对称问题远不只是在信息拥有量上存在，在人们拥有的政治自由度、财产数量、生活质量以及知识和能力上都存上不对称的现象，而且正是这种种不对称，引起了当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不平衡问题。我们认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正是在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成份不平衡的条件下获得的，而其中港英政府在管理香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不平衡的民主管理制度和模式，就是适应这种社会多种成分的不平衡状态，使得他们能够各自相安无事地同处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形成一种暂时的有条件的平衡，从而促使社会生活正常运作，并为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香港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状况如何？港英政府以不平衡民主为特点的管理制度和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根源是什么？它在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创造了什么样的经济效率？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在本书一一展开。这里我们先要将港英政府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一阐述。本书认为，港英政府的管理模式包含了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不平衡。这就是说，在香港实行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港英政府对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进行的安排，是一种有限度的配合方式，是一种与西方先验式的民主管理模式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香港居民享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民主，但在政治民主上却受到极大的限制，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民主可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经济民主特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具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由和拥有私人财产和受到私人财产保护的自由。这是港英政府对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的殖民地实行自由港政策的必然结果。因为它一方面要通过自由港政策吸引世界各种资源，以及发挥香港居民的最大生产积极性，为自己获得最大利润；另一方面，它必须维持自己在香港的作为宗主国的独裁统治。这是港英政府在实践自己的历史使命时采取的一种世界上独有的管理模式。香港经济腾飞的奇迹证明，这种政府管理制度模式是有效的，它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既稳定又充满活力，既和平又鼓励竞争的的社会条件，在减少因社会重大转型引起的巨大震荡的同时，使得经济发展能够高速度地顺利进行。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1需要指出的是，香港，作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结合点和历史痕迹与现实发展的交汇点，它的发展经验又体现出多种文明交叉发展后的许多特点，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并折射出人类社会发展中某些带有本质性的制度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香港的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议，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模式提供一个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尤其是这种不平衡民主的政府管理制度和模式，或许可以为缺乏政治民主训练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如何创造实现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社会稳定，提供有益的帮助。

本书实际上是在作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又将研究目光移向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香港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从而对中国传统大一统制度中的有限民主制的现代化过程、发展模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本书认为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造的经济奇迹，虽然是以在特殊条件下的港英政府管理模式的有效性为前提的，却同时暗合了中国传统大一统制度中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也说明，一个社会的管理模式，可以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但必须符合自己本身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规律。只有适合本国或本地条件的、吸纳了世界管理经验和本国管理经验的管理模式，才真正能够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和创造出制度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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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什么是一流的学者

1、一流的学者，说自己原创的话；二流的学者研究别人原创的话；三流的学者宣传、传播、普及别人原创的话。根据这一标准，往往可以判断出学者所处的层次和等级。2、从现实中发现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科学技术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解释和答案，容易获得一流的学问并因而成就一流的学者。3、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找问题搞研究，因故纸堆已被无数人翻检过无数次，许多研究观点都已经提出过，再想提出自己独立的看法已不太容易，所以从故纸堆中找问题搞研究形成一流学问难度较大。比如，现在再搞《论语》、《道德经》、《红楼梦》等研究，除了做些普及性工作外，就比较难于形成一流学问并进而成为一流学者。4、用自己得到的第一手材料搞研究容易形成一流学问和成就一流学者。如果用第二手、甚或第三手、第四手材料搞研究，就难以成就一流学问和一流学者。比如，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亲自参与、设计论证、组织实施的中央级领导或研究人员写的研究文章所用的材料属于第一手材料，其他人再引用他们写出的文章就属于第二手材料了，引用第二手材料写出的文章就属于第三手材料了。搞学术研究如果用的是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就很难出一流的成果。也就是说，如果是地方性的研究机构，要研究中央级的问题，是很难有第一手材料的。但是，如果地方性研究机构要研究本地域的问题，比如地方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就容易得到第一手材料，形成一流学问和成就一流学者。5、搞学术研究要充分发挥地域特点和自己的相对优势，这样才容易形成一流的学问。比如云南大学的研究人员搞热带植物研究；青岛海洋大学的研究人员搞海洋生物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搞孔子研究；黑龙江大学的研究人员搞俄罗斯文学研究等，就都具有地缘优势，容易获得一流学问，进而成就一流学者。6、在别人的理论框架内搞研究，如果不能突破别人的观点，就难以形成一流的学问。新理论都是在揭示了旧理论中含有的局限、不足和缺陷后，进而提出修正了的观点后才建立的，都是在分析批判旧理论的基础上才得以进步的。例如，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后人不断批判前人、不断突破前人的观点、不断取得进步的历史。前辈一流学者的学说，都内含部分真理，同时也都内含时代的局限和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如果后来的学者指出了前辈学说的错误、突破了前辈学说的局限，提出了自己的原创观点，就是一流的学问。7、在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上搞研究，容易成就一流学问和一流学者。比如现在许多学者从事介绍、引进外国主流学术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当然很有意义，能够使我们了解、学习国外的先进学术。但是，这样做往往容易造成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的结果，难以赶超国外同行，难以形成一流学问。国外的学问、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的学问，都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土壤之上的，是自己文化土壤里生长出的学术“植物”或“大树”。长期以来，西方的学术土壤异常肥沃和厚实，包括自由的思想，反思的精神，热爱科学的价值观等，这种文化土壤，为西方文化、学术的进步提供了良好条件，使西方出现了无数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大量一流学术成果和一流学者。就是到了当代，举凡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自然科学等领域，西方的学术仍然占有全面的优势。为了中国的学术进步，引进、学习西方的文化、学术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外国的学术是从外国的文化土壤之上生长出来的，我们可以引进外国的学术，但是我们引进不了外国的文化土壤，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引进的只是外国文化土壤上长出的“植物”或“大树”，国外的学者在不断地培育出自己的学术“植物”或“大树”，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种不出自己的独特的学术“植物”或“大树”，我们就只能永远买人家的。这样，我们在学术上就不会超越西方学者，就会永远落后。所以，关键是要培育我们自己厚实的文化、学术土壤。由于各种原因，近代以来，我们的学术土壤一直比较贫瘠，包括自由的思想氛围，怀疑、批判、反思的意识，敢于标致立新的勇气，崇尚真理、热爱科学的精神等，都比较欠缺。因此，我们在介绍、学习外国学问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培育自己的学术土壤。只有我们自己的学术土壤肥沃了，把国外的学术作为我们的借鉴、营养与材料，努力在我们本民族的学术土壤上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学术“植物”以致“大树”，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流的学问。否则，如果我们不培育自己的学术土壤，我们就只能永远拥有二流或三流的学问。8、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厚实、培育我们自己本民族的学术土壤的工作。因为，这是一条费力大、见效慢、获利少、有时可能还具有一定风险的学术道路。走这条道路，就要长期甘做冷板凳，远离社会热闹，有时可能还要承受来自他人或社会的压力。要在这种情况下，不计个人得失，勇敢地鼓与呼，扎实地铺下身子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努力挖掘、搜集第一手材料，对各种问题都提出自己创新性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成长起来的学者，往往能够成为一流学者，会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相反，如果急功近利地在学问的表皮上挖挖挠挠，捡拾些国外学者的牙慧，搞些应景的课题和论文，虽然能够得到一些经济利益和荣誉，有时还会成就相当大的名气，暂时吸引一些人的眼球，但毕竟不是成为学术大家的道路，其着作也多是会昙花一现的。这样的人多了，中国的学术土壤就永远是贫瘠的，这样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外国学者的屁股后面顶礼膜拜了。9、目前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包括出版的着作、写作的学位论文、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等，从文化创造、文化进步的角度来说，大部分是废物。许多文章只具有一天的价值或一个时段的价值。有的教授一生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凭借这些论文，自己还获得了很大的名气和成功。如果将这些论文汇集起来，让他出个论文集，想必他自己都觉得没有多大价值，他自己都不愿意看。许多论文都是应景式的，都是时代造就的文章，只有几天、几个月或几年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着书、写论文、写文章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着书、写论文、写文章无论是对个人或是对社会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写着作、写论文、写文章的过程，也就是作者开动脑筋、理清思路、琢磨观点、提升个人水平的过程，写着作、写论文、写文章的人多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就会提高。所以，国家、社会还是应该积极鼓励和提供各种资助支持大众搞学术研究。出版社、杂志社或其他媒体也要积极为他们提供阵地。只是，我们要尽可能地挖掘、搜集第一手材料，尽可能地提出自己的原创观点，这样，我们才能对世界文化、文明的进步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才能更加推动我们本民族的学术发展和文化进步，才能在赶超西方学术的道路上迈得更远。10、一流的学问具有较长的生命力。研究永恒人性的具有原创性思想的作品，反映时代的美和感情的高水平艺术作品，揭示自然运行规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现创造等属于一流的学问，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往往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时间流水的冲刷和考验，真正在历史上能够留传下来的往往是这类作品。比如中国的《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史记》、《资治通鉴》、《西游记》、《红楼梦》等，外国的哲学名着，宗教着作，文学名着，历史名着，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名作，自然科学的创造和技术发明等。而有些作品，如有关社会热点的急就作品、明星出产的着作等，往往会热闹一阵子，不具有多少生命力。11、学者之间的竞争比其他行业更为激烈。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大家面对的往往都是共同的难题，处理问题的条件也往往差不多，战争还可以搞阴谋、耍花招，但搞学问是公开的、公平的、硬碰硬的竞争，所以超越他人、成就一流是很困难的。搞学问、做学者就要有勇气，要不畏惧困难，不害怕挫折，充分自信，独辟蹊径，提出自己原创的观点，成就一流的学问，成为一流的学者。

J. 为何国人数理化学科这么好，但顶级科学家几乎全是外国人

因为好的人才和好的科研结果的产出需要生态圈，而生态圈的建立远比你想象的复杂。我当然不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不过我可以粗粗琢磨下。不才觉得真实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麻烦。而且我觉得我说话会很乱，因为这个东西的确很乱也很复杂。时间上不一定完全正确。

改革开放的时候刚刚恢复高考，那个时候高校系统残破不堪，那么首先需要一批好的教职人员。这一批教职人员能够胜任大学的教育研究工作。这些学者有些本来就厉害，有些是改革开放之后培养的，但是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外语水平落后，那么跟上西方的进度就需要花时间了。读博的学生都清楚，人家发表的东西里面的研究问题和思想往往是几年前就成型这几年一步步做出来的，那么阅读文献还不足够赶上西方。这时候需要一批旅美旅欧的学者回来指导和交流，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多，分到各个专业就更少了，进度缓慢。

同时，那个年代的中考一开始是没有的，初中毕业不少人上了中专然后直接分配工作，那么和高等教育的接轨不够这时候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师范毕业的教师去教中学，那么这里面又有延迟。需要等师范大学成形有稳定生源很稳定师资才可以。这就很难了，因为大学生源靠好的高中教育，而高中教育需要靠好的师范大学。这是个困境，其中的解决要花很大的代价。事实上到今天，大家仍旧可以见到不少思想落后学业不精的中学老师，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解决。

高中教育接轨勉强接上，但是那个时候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工程院校的作用和需求大于基础学科，那么基础学科的拨款少，没法和国外交流，优先级低。直到今天博士生和硕士的工资仍旧少得可怜，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

时间进行到九十年代，这个时候慢慢的大学系统成形了，IMO疯狂拿金牌的这帮子小年轻从娘胎里呱呱坠地，我们快进到今天，90年出生的今年27岁，85年出生的32岁。22岁大部分人大学毕业，博士差不多5年，刚好博士毕业。数学学科这样的基础学科需要做1到2轮博士后，那就是3到6年，之后评上小AP，ASSISTANT PROFESSOR，最后评上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至此获得终身教职。当然这是美国的制度。美国是全世界学术交流的中心，如果一个人想要在基础学科有所建树，那么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学校是最好的选择。也就是说题主你希望搞个大新闻的这一代人很多还在为自己的教职发愁，他们希望的更多的是有稳定的有意义的但不一定是震惊世界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可以帮他们立稳脚跟。假设这个时候他们回国了，他们的研究伙伴大部分也在西方，或者更直白些，在美国。他们成为国内教授之后也会隔三差五地跑出去开会。我们自己的国家还没有成为学术流量的中心。自己国家的学者也没法自己在国内长期稳定地输出结果。

这就是我说的生态圈问题，中国没法自己成为学术界的节点，以这个节点为中心产出结果。即使我们有爱国的学者，他们也需要大量和外国学者交流来保证他们成果的先进性。这种时候如果有世界级的数学家，那么是美国籍或者绿卡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个时候出国留学的国内大学生变多，更多的人最终成为了中国籍的学者，但那又是未来的事情了。

整个学术圈子的发展是环环相扣的，环越多延迟就越大，你所说的高中数理化大牛也不过是高强度训练和举国体制搞竞赛的结果，和学术圈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再者秒杀外国人这个也太偏颇了，我并不觉得我们秒杀外国人。

当然这只是这一大团问题中的小部分，你要知道世界级数学家的产出和时代很有关系。陈景润能证明1+2，是因为前面无数数学家铺路，证明了许多弱化的结论。他本人也受益于不少前人的结果，比如Vinogradov的外尔三角和方法。Vinogradov本人也在上个世纪早些证明了三素数定理（1+1+1）。俄罗斯对于世界数学的发展贡献巨大，在这样一个生态下，陈景润的结果被苏联科学家给出我一点都不会奇怪，我们有陈景润是我们极大的幸运。世界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在普通人的眼里可能只是某个旷世奇才，由上帝安排下凡来给人类开启新世界的大门的。殊不知，这些科学家的背后有无数无名的英雄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用一个个失败来告诉我们哪些路走不通，这些学者在不断地交流和自我批判中给了后来人以启迪和希望。最后一位幸运儿靠着天资与勤奋，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成为了大部分人口中很厉害但是不知道他具体干了啥的“世界级科学家”。

而知道这些之后，你要明白中国要在21世纪大概率稳定产出这样的大师，需要中国有着大量的世界一流学者，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给学者的优厚报酬和稳定的科研条件，大量的科研资金和其他一大车我自己根本想不全的条件，你难道不觉得中国还有很长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么？

和各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