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研究成就奖励方法

④ 中国易学家协会是干什么的

易学家是易学研究领域最高的学术称号，也是易学界的最高荣誉称号。是指在易学相关学术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达到一定造诣，取得一定成就，获得有关部门和行业内认可的资深专家和学者。 中国易学家协会是中国易学界最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机构。是由国内外众多易学专家、教授和志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自愿组成，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辖区内政府批准、取得合法注册登记而成立。是为弘扬中华易学文化、发掘易学人才与成果、展现当代易学精英、促进易学行业整体发展而构建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组织。是中国易学学术研究、培训考评、职业资格评定、学术成果评审及实践应用指导等方面最权威、最高层次的学术机构。中国易学家协会英文名称： CHINA ICHING RENOWNED EXPERTS ASSOCIATION，英文缩写：ＣＩＲＥ。是世界易学家协会常务会长单位。中国易学家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团结华人易学家和研究中华易学的外籍易学专家、学者，积极开展中华易学研究和学术交流，让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智慧得以更广泛的实践应用，使其更好地为祖国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和谐稳定服务、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健康发展服务。协会团结国内外热爱易学文化和从事易学研究事业的专家学者共同对易学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归纳、整理、传播。力求不断充实易学文化的学术与应用价值，积极促进中华易学文化指导现代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和人类进步。 中国易学家协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 一、开展学术研究，研究易学理论、行业发展趋势以及易学在各个领域中的实践应用。 二、组织国内外各类易学文化活动，组织学术交流与合作。三、举办国内、国际易学学术会议。四、发掘、推广优秀易学经验和最新研究成果。五、易学培训，易学知识普及推广。六、编撰出版易学着作、研究成果、文献资料和易学期刊。七、开展职业资格考评、学术成果评审和行业内的评优表彰。八、中国易学家档案馆建设、管理。 九、向国内外推荐优秀易学人才。十、设立对外服务性机构，满足社会需求。十一、中华易学文化的国际推广。十二、其它有利于中华易学研究和行业发展的业务。

⑤ 易学文化研究中心是什么组织

易学文化研究中心是由民政部备案的黑龙江省北大荒创业文化研究会发起并成立的二级行业协会，本着发掘和整理易学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易学文化的优秀传统，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海峡两岸团结统一、振兴中华、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宗旨，并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高举旗帜，围绕中心、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团结和带领广大有志于易学文化事业的专家、学者、文化活动家、企业家以及相关团体，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业务范围：

（一）组织发掘、整理和研究易学文化遗产，开发文化资源；
（二）组织并推进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密切相关的文化研究活动，如企业文化、旅游文化、社区文化等；
（三）组织与改革开放事业相关的文化问题研究；承接各方面委托的相关课题，进行研究，提供咨询服务；
（四）经政府有关部门授权或根据市场和行业（学科）发展需要组织举办学术讨论会、展览会和各种文化活动；
（五）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来华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和文化活动；
（六）经政府有关部门授权，组织优秀学术成果的评奖活动；
（七）组织文化、教育培训活动和文化咨询服务活动。
组织架构：
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研究员

⑥ 易学的当代研究

20世纪初，易学转轨之前奏（1900－1919）
20世纪开初20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镇的易学，亦随之发生新旧交替，进入易学研究转轨的前奏期。清末易学名流俞樾于1906年逝世，他所着的《易贯》、《艮宦易说》、《邵易补原》、《易旁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徵》、《卦气值日考》等九种着作，很快就被人们置诸脑后，传统经学，曾经辉煌百代，而今己成为过眼云烟。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对《易经》的评论，代表清代学者对易学的权威定论，很快就被疑古派推翻，而代之以崭新的易学观。唐海宗《医易通说》（1910）继承发展明代医学家张介宾的医易思想，开拓易学研究新领域，在医易会通研究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易学认识不清，常把易学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易学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之后，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易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中国第一个易学研究会——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易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易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和震撼了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易学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研究易学更是不乏其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均对易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易学卷》收录，当代知名易学学者、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伟华，唐明邦，廖墨香，李书有，张志春，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同时也收录了象梁惟朝，裴翁，谢金龙，毛杰，周汉辉、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学者，是当代易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更是易学研究的时代鉴证。
易学
这一时期突出的易学家，无疑首推杭辛斋。他在狱中得名家指点，对《周易》有特殊领悟。他先后撰写了《学易笔谈》初集、二集，《读易条识》、《易楔》、《易数偶得》等七种着作，融会象数、义理，开拓新的象数易学理论，成为科学易的先驱者。他广泛引用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近代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知识，论述传统易学中的卦气、纳甲、爻辰、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等，力图贯通古今哲学、科学、乃至宗教思想。杭辛斋易学思想充分体现了易学研究转轨过程中的博杂现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浅层会通，亦反映古代文化的蜕变过程。
清末民初，展现清代易学余绪者尚有刘师培、马其昶、廖平等。他们的易学思想，在文化巨变中大都缺乏新意而为时代呼声所湮没。20世纪最初20年，易学同其他经学一样，面临历史批判的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学转轨之初步（1919－1949）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学研究转轨，体现在四个方面。
人文易学脱颖而出。易学家们受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抛弃封建时代“以传解经”的经学注疏传统，开始用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易学哲学大体分两支。
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研究《周易》的，首推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1930-1933），他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把易学哲学引进高等学府课堂，《周易》哲学令人刮目相看。朱谦之《周易哲学》（1923），用周易阴阳学说，论述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独具一格。吴康《周易大纲》（1938）、贾丰臻《易之哲学》（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数，论述宇宙运动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西方学术观点，看重《周易》蕴涵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为新方向，实为以科学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时代》（写于1935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易》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中国奴隶社会中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方面的社会生活。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继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由于他们的努力，《周易》理论研究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适应。 以史证易，开拓易学研究新视野。是《周易》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6）、《论周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1930）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周易》，论证《周易》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将千百年来的经学研究方法远远抛在后面；胡朴安《周易古史观》（1942）、徐世大《周易阐微》（1947），力图从《周易》卦交辞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证明《周易》卦爻辞的文化内涵，思路开阔，但不乏牵附之处。
易学训诂，别开生面。《周易》一书，文字大奥，向你难读。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力图结合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学知识，对《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名物、民俗作考释，还《周易》以本人而目。于省吾《周易新证》（1937）、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1941）、高亨《周易古经通说》《1943）、对《周易》的名称，性质；生产时代，卦爻辞所反映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古代风俗习惯，—一根据古文字、古文献作了考证、注释。他们既不重象数，亦不专谈义理，只在训诂释名、钧沉史事上下功夫，为后学者铺平前进道路。
科学易破块启蒙。乃20世纪易学的新发展。受国外莱布尼兹、玻尔等着名科学家对《周易》象数青睐的影响，中国少近代科学家，独开新风，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阐述易学思想，亦以易学象数解释近代科学的某些原理，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易着作，为易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1924）、《易卦与科学》（1934），成为科学易的拓荒之作。他认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数几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学、天文学中都有妙用。他的着作以英文发表，国内影响不大。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薜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1937）、《超相对论》（为前书之普及本，1964年在台湾重版时改名《易经数理科学新解》）。此书将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同易方阵定律契合，此书一出，在易学界和科学界产生极大反响。他主张：“吾愿今之学者治《易》求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诸八卦。”治科学易者蔚然成风，盖由此时开端。
二十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1949－1979）1949年后，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的一次学术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率先发表易学论文，《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接着任继愈、李镜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纷纷响应，掀起了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的性质，《周易》的哲学思想等学术讨论。1961年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接着发表续篇（1963），高亨亦发表《周易杂论》（1962）、新版《周易古经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学讨论转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个别人物借口反对将《周易》思想现代化，着意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思想批判，传布极左思潮，使这场易学讨论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极坏的思想影响。本来在易学讨论中，学者们正准备整理出版自己的学术着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963年编成，李锐地《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编定，都未来得及出版，就被压下，直到80年代才得以问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版，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作祟，学者们坚持“潜龙勿用”原则，易学研究实际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个别学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干坤衍》，是在1961年问世的，但在学术界并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
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1979-1999）
20世纪80年代，易学研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空前兴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同时掀起了“周易热”。易学队伍不断扩大，周易学会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易学着作、易学刊物纷纷出版，学术研讨会年年举办，甚至一年多次举行，易学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
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着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与风水》、《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
二、人文易空前繁荣。 《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
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周易与华夏文明》（1995），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尤其是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易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瞩目。
易学
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张涛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国轩《邵氏易数》（1998）对《梅花易数》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1994年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参看丁四新着《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
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科学易巽军突起
《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国轩的《邵氏易数》（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着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着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着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周易》与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次举办关于周易与风水文化学术研讨会，邵国轩《时尚健康人居堪舆法》（1999）、《邵氏易数》（1998）、《传统风水与现代建筑》等着作，对易学思想与现代建筑风水规划做了全面的论述。
易学
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
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着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
易学史上着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邵国轩《邵雍评传》（1998）、《邵雍全书注释》（1999），是对古代着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
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网络》（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纪初河北承德袁东峰老师对易学更是大力探索，用数学、哲学、国学等综合自行研究，着述了《袁东峰讲国学易学》等书籍，其中大部分将传统文化和易学相互地结合了起来。

⑦ 当代易学大师的生平和着作

一、当代易学研究较为出名有一位余世存先生。他是诗人思想家、学者、自由作家。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二、他的易学研究代表作是《大时间》。余世存认为，易经的起源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其新作《大时间》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中第一次系统地做了易经的现象还原，不仅古今通适，而且也与个体生命的人间轨迹密切相关，唤回了我们的乡村生活记忆，重温了三代二三千年间的农耕文化，令人信服地证实，易经是三代以致先秦中国人的日用卦历，是人们生活的网络全书。作为例证，全书收录了北半球近千位世界名人，一一与六十四卦相校验。本书与其他易经着作不同，书中六十四卦的顺序，采用伏羲先天卦序，而不取文王后天卦序，意在对中华千年经典做出新的阐释，这是本书的又一大特点。作者以《大时间》为书名，意在唤醒人们沉睡如木乃伊般的心灵，进而实现天、地、人自由和谐共处。

⑧ 如何研究易学中的科学思想

20世纪，随着世界各个文化体系的交互运动被动性，原有的文化和经济基础随之发生动摇和裂变。这些改变迫使原先支撑整个中国社会精神和文化的传统哲学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语境的“甄别”，因此，在新的语境下“更新”话语就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时尚”。易学也不例外，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就是被称为“科学易”的新易学的勃兴。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应该说产生于近代欧洲。但是，无可否认，科学的历史起点与人类文化的起点同出一源。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科学与巫术并没有明显的界域分野，并且，“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因而是可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对那些深知事物起因并能接触到宇宙奥秘的人，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与科学都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巫觋是人类知识最早的总结者和掌握者，他们的职业与天象和地形有关，而关于天象和地形的种种知识构成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基本框架；他们的关注和相关的实践活动促成了早期中国的知识系统的形成。这些知识包括：与“天”有关的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与“地”相关的形法；与“人”相关的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等等。显而易见，这些知识也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质学、医学、数学等学科的最初源头，而《周易》则是对这些具体知识所体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个哲学化的总括。
《周易》，特别是《易经》的性质，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这与《易经》本身内容的丰富和杂驳有很大关系。就《易经》的卦、爻辞而言，无论选择怎样的诠释角度，都无法否认和忽略其中明显的占卜成份，结合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的研究成果，有理由认为：历代围绕《周易》所展开的多层次、多向度的诠释和衍说——易学是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起源和内核的巫史传统的典型体现。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2]。今天这个被称为“易学”的知识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很难将其归入某个界域分明的专门知识之中，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方法论基础的“易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包含了先民在人生、社会、自然各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经过具有高度智慧的哲人的加工和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以阴阳五行八卦的流转迁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人与其生存所依托的世界关系的“图示”结构系统。这样的一个“图示”结构系统是植根于华夏民族精神深层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反映，并且与巫史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两汉以后，随着作为中国思想元典的“五经”在话语权力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五经”之首的《周易》中所蕴含的上述思想和结构模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到其它各个知识门类的形成和发展。
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易学与其它门类知识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宋代易学的数学派、理学派、气学派之间关于数与象、数与理、数与物或气的讨论中所发展出的数理哲学，作为宋元数理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一部分，成为把数学和物理学推向中国传统科学最高峰的一大动力源泉。明代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成就，如李时珍的本草自然分类法、朱载 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徐霞客的地形观察与分析学说，以及宋应星在声学、方以智在光学等方面的重大发展都与之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文化已经与西方文化正面遭遇，但中国文化的根基尚很稳固，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依然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会通不可避免地只能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由于易学在传统思想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将易学与近代西方科学进行会通一直是人们努力的主要方向。这其中以徐光启、方以智、江永、焦循为代表。譬如方以智，他像牛顿那样，从科学实践中去寻求三大定律式的科学观，只能从《周易》、《河图》、《洛书》中检出神秘主义作为改进西学的武器，所以他的尝试归于失败”[3]。从现代角度来看，方以智的失败是中西文化内在差异相互冲突的深刻体现，其个人身上所反映出的不足是整个文化某些缺陷的折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目前科学易的研究状况来看，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研究易学与古代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二是用现当代科学的某些成果重新解释传统易学；三是用现代科学比附传统易学。
所谓的科学，其本质特征在于运用诸如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属性和规律，是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科学的发展，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4]。逻辑思维是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它以抽象出事物的特征、本质而形成概念，并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来反映现实过程为其特征。因此，如果撩去人为笼罩在科学上的种种神圣光环和面纱，“科学只不过是知觉的显现、意图的说明、常识的完善和精确的语言表述”。换言之，科学是人类的认知结构模式之一。
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百年，科学观念在强大的物质力量的裹挟下迅速登陆中土，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原有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在新诞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原有的一些思想和话语为了求得生存，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话语的“更新”以求在新的语境下得到新的“共识”也就很自然了。从这个角度说，二十世纪易学所取得的许多发展，包括文字和历史的考据在内，与科学易试图以科学重新诠释易学（这与方以智等以易学诠释西学的努力方向已有了根本的改变）的尝试一样，自觉不自觉地都是在科学求真务实的观念指导下为易学在新的话语体系中重新定位的一种努力。
虽然科学易的研究方法得到很多人的积极响应，虽然科学和易学一样有着共同的古代巫术的源头并且两者之间确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互释的领域，但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异：易学和科学严格说来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两种不同的认知结构，它们是人类看待世界所选取的不同的视角。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观察结果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是在一系列严格的规则引导下进行的，这些规则经过了最大限度的共识检验因而保证了分析推理结果在共识中的可验证性。与之有着本质不同的，代表易思维最典型特征的易象思维是意象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解析，其演化的结果具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是思想者个体在某种目前尚不能解释的特殊心理状态下所获得的认识。《易传》中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说的正是易象思维这种与众不同的“感通”特征。这种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观念最根本的体现，而“天人合一”本身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所以《易传》的作者才接着说：“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传统易学中有许多今天看来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易象思维所达到的境界是独知性的，某种现象、状态或感受之所以“神秘”，就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受现实局限的“共识”可以理解的范围。
有了“独知”和“共识”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对科学易也就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应该说，科学易是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诠释传统易学，以期为易学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基础。这其中虽然有生拉硬扯甚至生吞活剥的成分，也有被学者批评的“丑科学”、“伪科学”现象出现，但它毕竟使得易学在新的形势下获得一个新的立足点，并且为越来越多在科学话语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了解和认识易学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入门之道，并为中西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新的途径。

⑨ 中国易经研究学会的中国易经研究学会章程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修订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本团体名称：中国易经研究学会，英文译名：CHINA YIJING RESEARCH SOCIETY，英文缩写：CYRS。
第二条 本团体是由全球华人中的易经爱好者、研究者及应用者自愿结成的学术性国际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
第三条 本团体的宗旨：在充分尊重各国及各地的政治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本着“弘扬国粹，造福人类”的基本宗旨，遵守“平等互助，共同提高”的组织原则，抱着“破除迷信，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通过对中国国粹即易经文化的有组织有纪律的研究、交流及应用推广，让中国的易经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为更多的百姓创造更好的易学服务。
第四条 本团体接受登记管理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 本团体的国际总部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42-146号金利大厦（面向国外会员）；
国内总部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高米店南绿地中央广场（面向国内会员）。
第二章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团体的业务范围：
(一) 组织开展对中国易经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包括对易经文化传承的梳理，对各流派的分类整理及总结，及在新形势下易经研究新方向的开拓等。
(二) 研究分析易学研究、交流及应用推广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难点、热点问题，提出更多更好的解决途径。
(三) 召开多层次的易学研究学术会议，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有关中国易经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四) 依照有关规定编辑出版会刊及有关中国易经的学术书刊、资料；
(五) 组织、指导广大会员开展课题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
(六) 开展有关中国易经理论的宣传、咨询、服务和培训等工作；
(七) 总结、交流学会工作经验，组织开展中国易经学术研究成果的评比工作，建立学术奖励机制和奖励基金。
（八）建立和健全中国易学专家库，组织各层级易学专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第三章会员
第七条 本团体的会员种类：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
单位会员为经依法登记注册的各地方性易经学会、社会组织以及相关易学研究机构。个人会员为全球华人中取得一定成就的易经爱好者、研究者或应用推广者，以及其他与此相关联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第八条 申请加入本团体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团体的章程；
（二）有主动加入本团体的意愿；
（三）在易学研究、应用及推广领域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四）遵纪守法，尊重各国各地的政治政策及法律法规。
第九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常务理事会审查后，表决通过；
（三）由常务理事会颁发会员证。
第十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团体内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团体举办的活动；
（三）获得本团体服务的优先权；
（四）可参与分享本团体所获得的所有权益。
（五）对本团体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六）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七）介绍和推荐新会员。
第十一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团体章程，执行本团体的决议；
（二）维护本团体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团体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及时交纳会费；
（五）按要求向本团体汇报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六）单位会员应加强对本单位的管理。
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团体，并交回会员证。如果不及时交纳会费致使拖延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者，或不参加本团体活动次数超过2次以上者，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三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四章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
第十四条 本团体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也称理事大会，由各会员代表担任理事），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常务理事；
（三）审议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制定并修改会费标准；
（五）决定终止事宜；
（六）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五条 会员代表大会须有2/3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六条 会员代表大会每届三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管单位审查批准同意。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1年。
第十七条 常务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领导本团体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十八条 常务理事会的职权：
（一）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三）筹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四）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六）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七）决定副秘书长及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八）领导本团体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十）召开本团体年会；
（十一）增补或更换个别常务理事；
（十二）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九条 常务理事会须有2/3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理事2/3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条 常务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二十一条 本团体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广泛而又良好的人脉关系及号召力，思想政治素养高；
（二）在本团体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并卓有成就；
（三）会长、副会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60岁；
（四）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55岁；
（五）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六）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七）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二条 本团体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如超过最高任职年龄的，须经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方可任职。
第二十三条 本团体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任期三年，最长不得超过四届。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须经常务理事会2/3以上表决通过方可任职。
第二十四条 本团体会长为本团体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团体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第二十五条 本团体会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常务理事会及会员代表大会（即理事会）；
（二）检查会员代表大会、常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对常务理事、副会长及秘书长的任免有提议权；
（四）在会长的授权下，常务副会长可代为行使会长的各项职权。
第二十六条 本团体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常务理事会部署的工作计划；
（二）协调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开展工作；
（三）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主要负责人，交会员代表大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
（四）决定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五章资产管理、使用原则
第二十七条 本团体经费来源；
（一）会费；
（二）捐赠；
（三）政府资助；
（四）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五）利息；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八条 本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会员会费。
第二十九条 本团体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三十条 本团体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十一条 本团体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三十二条 本团体的资产管理必须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的监督。资产来源属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必须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⑩ 易学研究的现代意义有哪些

易经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关于“占卜”的专着，也是后世各种中国占卜术的源头；其中的“卦”和“爻”是用来预测吉凶之符号，由每卦的“卦辞”和“爻辞”都会出现元、亨、利、贞和吉和凶、悔和吝等名词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说易经原来就是一部占卜实录之专书，实在不为过；只是它所包含的象、术、理亦还用于其它百家学科的启示或理论根据。周易之系辞上传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段可证明易经本身即是一部可以用来占卜以趋吉避凶之专书。易经原本就一本占卜实录，而“预测”则是易经的本原：无论研究易学的目的是什么？若不对占卜有所了解并去亲身体验占卜，就很难理解易学之精髓；故中国易学名家尚秉和先生曾说：“欲学易，先明筮（即占卜）”，尚先生五十多岁才开始学易，他的着作皆是中国易学史上的上乘之作，他之所以能在易学上如此迅速的有所造就，与他一开始就从研究占卜着手有很大的关系。反观当今易学研究之进展如此缓慢，如此鲜有突破性创见，与很多研究者根本不去研究和亲身体验占卜有重要之关系。卜筮（占卜）原本就是“预测学”，但它的理论意义，却已远远超过了预测本身之价值。占卜也可以说是一种“人体科学”或曰“特异功能”，因通过占卜之研究，即可理解其操作规律与宇宙、大脑及特异功能之操作规律是一致的，它非常有助于我们建立起最新的方法论与认识论，而这又是人类文明的新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美国国际易经研究会主席，夏威夷哲学系主任成中英教授说：“占卜中包含着丰富的义理和哲学智能，它是古代的预测学，在现代仍有意义……预测也是占卜，是人的需要，也是决策的需要；易经占卜即是预测，也是决策，属于预测决策学范围……”英国易学专家克巴克特说：“易经……在过去五千年里，千百万东方人用书中的观念来指导他们的决策和追求。男人或女人、皇帝或先知、将军或农夫、富人或穷人，都从书里的实用智能中得到了巨大的帮助。”，但在远古，它并不普及，它仅仅是一本王公大臣用来占卜的圣书”。用任何一种方法来“定卦”，可说是一种“随机现象”，在古人的心目中，就将这种随机现象所定出之卦看做是“天意”或“神明的预示”。最近很多人喜欢以“科学”来研究易经，将易经穿上科学的衣裳，而却将易经的传统理论完全抛开，如此一来则易经最宝贵的精华几乎完全丧失。本来科学是带领人们自由地去明白去求新，但如今在科学的最尖端越是越研究就越令人明白，人类所能了解的“人生和宇宙种种现象”之能力是何等的有限，现代科学的一大特征，便是已经理清了我们所不明白的事，可怜的现代科学家们已经被迫站到如同宗教家、哲学家、术数家般的求道者立场了。有不少学者由于自我心里“抗拒”无知的作祟，便自然生起“强不知以为知”的潜在意识，而贸然地斥拒易经占卜为迷信，其实如果自己完全未曾深入探讨一种学问，便冒昧地指其为迷信，才反为是迷信的最严重者！的确，科学发展至今并不能预测我们人生与世界的未来更不能解决人生的许多疑问和困难，然而如前述的“超科学”的易经占卜，竟然几千年来就一直在为实用它的人们预测未来并提示如何解决人生的疑问与困难，若说它（即易经占卜）没有很高的准确度与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如何能流传数千年并且“热”到今天还不退呢！？又如何能说它是迷信的，不科学的呢？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