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写实主义教学方法

1. 徐悲鸿的艺术主张与艺术特点

徐悲鸿的一生和艺术,总是和中西文化密切相关.从徐悲鸿的创作分期,不难看出,其在中西文化认知程度上和艺术特点上,存在着差异.早期,国画启蒙,临西洋画片,其作品特点是受西画的间接影响,并无纯正西洋味;留学时,国画作品非常少,已具有西画写实技巧;归国后,是徐悲鸿最重要的时期,他力倡用西方写实主义方法改造中国画,正是这种实践,造就了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主流画派;新中国时期,他的艺术又与时代紧密相联,其写实主张与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为一体,从而确立了徐悲鸿在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地位.

2. 科学思潮对徐悲鸿写实主义的影响

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
1920年发表的《中国画改良论》，是他第一篇论述中国画改良的重要着作。文中提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着名主张，提倡写实，反对抄袭，并提出“改之方法：学习、物质（绘画工具）、破除派别。”1929年发表《惑》《惑之不解》等文，明确倡导现实主义，反对P．塞尚、H．马蒂斯等人的艺术，又认为“美术之大道，在追索自然”。
1932年着《画范·序》，提出“新七法”：①位置得宜，②比例准确，③黑白分明，④动作或姿态天然，⑤轻重和谐，⑥性格毕现，⑦传神阿堵。并指出：“苟有以艺立身之士，吾唯以诚意请彼追寻造化，人固不足师也。”
1942年发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一文，论及艺术的美与艺术家的修养：“夫人之追求真理，广博知识，此不必艺术家为然也。唯艺术家为必需如此，故古今中外高贵之艺术家，或穷造化之奇，或探人生究竟，别有会心，便产杰作”，“艺术家应更求广博之知识，以美备其本业，高尚其志趣与澄清其品格”。
1947年先后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等，重申注重素描的严格训练，提倡师法造化，反对模仿古人，指出：“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艺术必亡。”徐悲鸿继承了中国古代画论中关于“师法造化”的优良传统，又强调了艺术家的追求真理、探究人生，见出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他对现实主义美术理论的贡献。

3. 如何理解徐悲鸿的素描教学主张

徐悲鸿教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写实主义”。主张革新、反对守旧，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并对现代美术界具有重大影响。本文主要就徐悲鸿的素描教学方法进行了探讨研究。

4. 论述徐悲鸿的对近代中国美术的贡献

徐悲鸿1895年生于江功宜兴,1917年,赴日本留学半年,1919年赴法国留学,1927年回国。徐悲鸿是中国第一代油画家中接受法国学院派训练时间最长的人,这种训练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留欧时期的人体素描和油画习作中。徐悲鸿的人体素描受古典主义的影响,注重结构的把握,注重捕捉人体的动态和节奏,用线精微、深入、坚实、简约。八年的学院教育训练出了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能够准确传达这种感觉的造型能力。徐悲鸿的油画主要受新古典主义至印象派之间色彩造型技巧的影响。他观察分析色彩极为严谨,在色调处理上注重冷暖对比,在肖像和人体上大胆使用紫与绿的色调,使画面光色闪烁。但总体来说,徐悲鸿在造型上主要思索和解决的是解剖、比例、明暗和空间关系的问题,他的色彩表达不曾逾越形体表达的限度,在形与色的关系上,他更注重造型上素描关系的展现。
传统西方绘画中的造型,基本是指在二维平面中塑造具有三维空间感的形象,用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明暗、色彩,解剖和透视原理,以视觉错觉营造出虚幻的真实。造型观念是西方艺术最为核心的观念。中国画与西洋绘画的造型观念截然不同,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并不以再现被描绘事物的形色为目的,它甚至贬低和排斥这种再现的真实,笔墨情趣和意境的传达才是传统中国画的精髓。中国画一直走在再现与表现之间。它尤其注重主观的意象表达,它的艺术创造性是在笔墨游戏的过程中获得表达的自由,中国画中具体的个体形象则被归纳为一种程式。应该说,20世纪初的中国画家对西方造型观念中“形”与“色”的认识上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因此,他们首先面对的是造型观念的转换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有研习中国画的经历,又具国学功底,这种从依附笔墨的线画造型到西方体面造型的转换,是画家应用眼睛和双手的转换。徐悲鸿和林风眠都曾不约而同地把对中国画的变革作为此种转换的内在需求。当中国画形象表达被归纳为一种程式之后,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画家对于审美客体的感觉与体验;这必然导致创造力的部分丧失,导致因袭和摹仿。徐悲鸿斥责“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他的着眼点就在于反对因循守旧的摹古风,他从这种颓败中看到了中国画在感觉方式上存在着缺陷。因此,他所想要的中国艺术复兴,“乃完全回到自然,师法造化”,他革新中国画的切入点也在于此。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徐悲鸿所达到的造型功底是深厚的,他的造型精致、坚实、和谐,而且富有神韵,他是同辈人中最能体现西方造型观念、也最具有造型功力的艺术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中国20世纪美术影响最为深远的奠基人。
徐悲鸿对中西方的审美和文化差异进行了比较,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艺术改良理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徐悲鸿旅法前后对中西融合问题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提倡对民族艺术加以取舍、改良。徐悲鸿将艺术与社会的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认为倡导新艺术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必要手段。在他眼中,中国的艺术和当时的中国现状一样,像一个急待拯救的病入膏肓之人:“若此时不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追求真理,……艺术必亡。”徐悲鸿后来主张的“八法”的前提是“师法造化”,以写生作为绘画的必要条件,将素描作为基础进行训练。并主张艺术家要有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素养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徐悲鸿着重于绘画语言形式的表达,从他与徐志摩辩论的文章《惑之不解》中可以找到证据:“试问宇宙之伟观,如落日,如朝霞,仅藉黑线,何以传之?”在徐悲鸿看来,古老单一的中国绘画技法不足以承载几千年的中国艺术精神,不足以表现缤纷的世间万物之美。这成为他决心以西方的绘画语言来丰富、完善中国陈旧艺术语言的主要动机。正是这种动机促使徐悲鸿确立了现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但徐悲鸿的中西融合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褒西贬中的倾向,他的言论中并未对中西在造型和创作观念上的各具特色、自成体系进行深入分析,他的作品则集中体现在对“外师造化”的强调上。他的动物、花卉,貌似传统花鸟画,其实很讲究比例、解剖、透视及光影效果。徐悲鸿一生的言行都集中在对写实主义的倡导上,对中国画他始终抱着批判的革新的眼光。

在倡导现实主义艺术思想,极力推行写实手法方面,徐悲鸿形成了比较成型的思想体系和教育体系,徐悲鸿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达25年,在他看来,“美术教育是第一位的工作,创作活动则居第二位。”他把西方艺术学院制度完整的引入中国,建立了较正规、系统的教学体制,而且身体力行的推行素描训练和艺术要以写实方法表现生活的教学主张。1927年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28年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42年于重庆筹办中国美术学院,1946年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在教学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不懈的推行素描训练和艺术要以写实方法表现生活的教学主张。

他的功绩并不只在于引入了写实手法,而是集中体现在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美术思想,徐悲鸿的代表性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主题,表现善的道德观念,寄寓进步的政治含义。他的《田横五百士》、《九方皋》、《愚公移山》等都属于这类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继承了中国古代人物画“成教化,助人化”的传统,传达了积极的、催人向上的精神。这是在延续了中国主题性绘画基础上的一个新创举。他的作品富有情感,具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倾注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把写实主义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牢固的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艺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

5. 徐悲鸿简介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1912年17岁时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学素描。1917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不久回国，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并兼职于孔德学院。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后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徐悲鸿的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广博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他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徐悲鸿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他发现和团结了众多的美术界着名人士。他培养的学生中人材辈出，许多已成为着名的艺术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骨干。他对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和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与伦比，影响深远。 北京市徐悲鸿纪念馆
1953年9月26日， 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着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 全部捐献给国家。次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的徐悲鸿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集中保存展出其作品，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悲鸿故居”扁额。[2] 2003年，为了纪念和弘扬徐悲鸿先生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巨大贡献，设立了全国书画院系统最高美术奖项“徐悲鸿美术奖”。徐悲鸿美术奖学术性强、规格高。陈玉先、姚思敏、蔡超等十人为首届获奖的书画家。

6. 徐悲鸿擅长画法是什么

徐悲鸿擅长画法是写实的画法，徐悲鸿取法西方古典写实绘画，力倡用“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强调“尽精微、致辞广大”、“惟妙惟肖”、“直接师法造化”，特别是他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论；

在画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效果，宣布了从顾恺之到任伯年一千多年间勾红填色形式的大体结束和一代新形式国画的诞生。

徐悲鸿简介。

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县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1917年，徐悲鸿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最高学府先后成就了画坛大师徐悲鸿和北大书法史两巨匠沈尹默、李志敏等。

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

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

7. 徐悲鸿以西方写实主义艺术来改良中国画的面在花坛上出现了怎样的局面

徐悲鸿先生为振兴美术教育事业孜孜不倦的奋斗了一生。出国留学回来以后的徐悲鸿主要主张用西方“写实主义”方法来改良中国画。他在《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志感》中说：绘画为造型艺术之主干，而中国三百年来之绘画承《芥子园画谱》之弊，放弃人天赋之观察能力，
惟致意临抚模仿，视自然之美如无睹，其流毒之深，至于浑不似之四王山水之外，不得知有画。堕落若此！”所以他痛斥国人过于临摹四王和《芥子园画谱》带来的危害。主张用西方古典写实主义的方法来拯救中国的绘画艺术。
他的具体解决办法就是用西方的素描来改造中国画的造型方式。在他后来论述中国画的许多文章中，无不强调写实主义观念，而在写实主义造型中他着重强调素描这一观点。他认为学艺术的人必须学习素描，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他将素描写生作为必修的实践课纳入到教学上。时至今日中国各大美术院校仍奉行这套体系。

8. 徐悲鸿素描的特点

徐悲鸿的素描基本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人物素描具有动态天然，一目了然的特征，不但能把比例画得准确，动态画得自然、调子画得和谐，而且还能体现出人物的性格、传达出人物的精神，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徐悲鸿是我国研究西洋艺术成就卓越，造诣极深的一代宗师，他是第一个把现实主义的素描移植到中国的传火者。素描被称为“造型艺术的基础”，艺术造型不只是塑造孤立静止的物体形态，更重要的是表现物体中各种形式的有机联系。徐悲鸿继承中国现实主义的传统，吸收世界上优秀的艺术宝藏，以建立中国的素描体系，把以线造型作为中国素描绘画的重要特征。

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素描教学最为严格、最具系统化、最具影响力的当推徐悲鸿。徐悲鸿本人无论是对欧洲艺术的探索，还是对中国画的革新，无一不是首先通过素描这条途径而取得成功的。

虽然徐悲鸿之后，由于我们在观念认识上的拓展与变化，素描所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宽泛了，然而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手法，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对于医治当前美术教学和创作上的“空洞浮泛之病”（徐悲鸿语），高扬现实主义美学追求，仍然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徐悲鸿认为，线条是最有生命力的因素，线能使素描更有表情，更有力，更概括，通过线条和明暗的结合，才能赋予素描以生气与力量。徐悲鸿的素描基本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人物素描具有动态天然，一目了然的特征，不但能把比例画得准确，动态画得自然、调子画得和谐，而且还能体现出人物的性格、传达出人物的精神，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9. 论述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及对近代中国美术史的贡献

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及美术教育思想

徐悲鸿1895年生于江功宜兴,1917年,赴日本留学半年,1919年赴法国留学,1927年回国。徐悲鸿是中国第一代油画家中接受法国学院派训练时间最长的人,这种训练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留欧时期的人体素描和油画习作中。徐悲鸿的人体素描受古典主义的影响,注重结构的把握,注重捕捉人体的动态和节奏,用线精微、深入、坚实、简约。八年的学院教育训练出了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能够准确传达这种感觉的造型能力。徐悲鸿的油画主要受新古典主义至印象派之间色彩造型技巧的影响。他观察分析色彩极为严谨,在色调处理上注重冷暖对比,在肖像和人体上大胆使用紫与绿的色调,使画面光色闪烁。但总体来说,徐悲鸿在造型上主要思索和解决的是解剖、比例、明暗和空间关系的问题,他的色彩表达不曾逾越形体表达的限度,在形与色的关系上,他更注重造型上素描关系的展现。
传统西方绘画中的造型,基本是指在二维平面中塑造具有三维空间感的形象,用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明暗、色彩,解剖和透视原理,以视觉错觉营造出虚幻的真实。造型观念是西方艺术最为核心的观念。中国画与西洋绘画的造型观念截然不同,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并不以再现被描绘事物的形色为目的,它甚至贬低和排斥这种再现的真实,笔墨情趣和意境的传达才是传统中国画的精髓。中国画一直走在再现与表现之间。它尤其注重主观的意象表达,它的艺术创造性是在笔墨游戏的过程中获得表达的自由,中国画中具体的个体形象则被归纳为一种程式。应该说,20世纪初的中国画家对西方造型观念中“形”与“色”的认识上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因此,他们首先面对的是造型观念的转换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有研习中国画的经历,又具国学功底,这种从依附笔墨的线画造型到西方体面造型的转换,是画家应用眼睛和双手的转换。徐悲鸿和林风眠都曾不约而同地把对中国画的变革作为此种转换的内在需求。当中国画形象表达被归纳为一种程式之后,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画家对于审美客体的感觉与体验;这必然导致创造力的部分丧失,导致因袭和摹仿。徐悲鸿斥责“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他的着眼点就在于反对因循守旧的摹古风,他从这种颓败中看到了中国画在感觉方式上存在着缺陷。因此,他所想要的中国艺术复兴,“乃完全回到自然,师法造化”,他革新中国画的切入点也在于此。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徐悲鸿所达到的造型功底是深厚的,他的造型精致、坚实、和谐,而且富有神韵,他是同辈人中最能体现西方造型观念、也最具有造型功力的艺术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中国20世纪美术影响最为深远的奠基人。
徐悲鸿对中西方的审美和文化差异进行了比较,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艺术改良理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徐悲鸿旅法前后对中西融合问题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提倡对民族艺术加以取舍、改良。徐悲鸿将艺术与社会的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认为倡导新艺术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必要手段。在他眼中,中国的艺术和当时的中国现状一样,像一个急待拯救的病入膏肓之人:“若此时不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追求真理,……艺术必亡。”徐悲鸿后来主张的“八法”的前提是“师法造化”,以写生作为绘画的必要条件,将素描作为基础进行训练。并主张艺术家要有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素养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徐悲鸿着重于绘画语言形式的表达,从他与徐志摩辩论的文章《惑之不解》中可以找到证据:“试问宇宙之伟观,如落日,如朝霞,仅藉黑线,何以传之?”在徐悲鸿看来,古老单一的中国绘画技法不足以承载几千年的中国艺术精神,不足以表现缤纷的世间万物之美。这成为他决心以西方的绘画语言来丰富、完善中国陈旧艺术语言的主要动机。正是这种动机促使徐悲鸿确立了现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但徐悲鸿的中西融合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褒西贬中的倾向,他的言论中并未对中西在造型和创作观念上的各具特色、自成体系进行深入分析,他的作品则集中体现在对“外师造化”的强调上。他的动物、花卉,貌似传统花鸟画,其实很讲究比例、解剖、透视及光影效果。徐悲鸿一生的言行都集中在对写实主义的倡导上,对中国画他始终抱着批判的革新的眼光。

在倡导现实主义艺术思想,极力推行写实手法方面,徐悲鸿形成了比较成型的思想体系和教育体系,徐悲鸿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达25年,在他看来,“美术教育是第一位的工作,创作活动则居第二位。”他把西方艺术学院制度完整的引入中国,建立了较正规、系统的教学体制,而且身体力行的推行素描训练和艺术要以写实方法表现生活的教学主张。1927年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28年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42年于重庆筹办中国美术学院,1946年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在教学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不懈的推行素描训练和艺术要以写实方法表现生活的教学主张。

他的功绩并不只在于引入了写实手法,而是集中体现在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美术思想,徐悲鸿的代表性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主题,表现善的道德观念,寄寓进步的政治含义。他的《田横五百士》、《九方皋》、《愚公移山》等都属于这类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继承了中国古代人物画“成教化,助人化”的传统,传达了积极的、催人向上的精神。这是在延续了中国主题性绘画基础上的一个新创举。他的作品富有情感,具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倾注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把写实主义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牢固的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艺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