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论述文化人类学学科观和研究方法，说明文化人类学者参与文化政策制定的意义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通过研究文化来理解人性的学科，或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构中的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自性和他性的学科。
Ⅰ学科观：
一田野调查
田野工作（field work）：人类学首要的方法与途径，强调对地方性族群日常生活的直接加入，其经验性调查的特征通常是学会当地的语言，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如一个农业或牧业周期）的居住时间，采纳参与观察的方法。
民族志(ethnography)/记述的民族学（Descriptive Ethnology）：是田野工作的结果之一，人类学的主要展示手段与形式，也就是在田野工作中对于文化实况的观察与记录。
二文化相对论（Cultuural Relativism）：直接涉及文化价值判断的方法和理论，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核心。它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个性。即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用普遍、共同、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
三主位（emic approach）与客位(etic approach)
文化的客位研究：类似于语言学中音素的分析，研究者要站在被调查对象的局外立场，采用通行的文化概念和术语，对所观察到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并从研究者的角度建构理论体系，即所谓“从外部看文化”的研究。
文化的主位研究：如同语言学里音位的分析，是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研究者要用这个文化里特有的概念和术语来认识这一文化，用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去解释他们自己的文化，即所谓“从内部看文化”的研究。
四文化整体观/全貌观(holism)/整合论(integration)：人类学的整体观强调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的，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一个特定文化的研究不仅包括了对政治、艺术、宗教、亲属关系、经济的逐项研究，而且要把特定文化的各个方面与更大的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系统来研究，如我们只有对于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有所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
五文化比较观：
比较研究的三种形式：一是共时性的比较，即对同一时代广大区域内的资料（包括许多民族和文化）进行跨文化的人类学进行比较；二是历时性比较，对同一区域内不同时代的资料进行比较，以揭示变迁的模式（可以是生物的、社会的或文化的进化模式）；三是跨文化比较研究，通过对所有收集到的、不同文化的样本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跨文化比较的结论，验证对人类行为的假设。
其他重要论题：
普同观/文化普同论（universalism）：现代人类学的基础之一就是关于人类的普同性认知，即世界上现存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种属，任一人群都不比其他人群更为进化。
适应论（adaptation）：适应是指地球上的生物种群通过自身变化与周围环境达成协调并繁衍下去的过程，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适应包括生物性适应和文化适应。
Ⅱ研究方法:
⒈参与式观察：人类学工作者最重要的田野工作方法之一，也是收集第一手材料的最基本方法，强调研究者的主动参与性，是对一个社区及其生活方式进行持续的研究。
⒉访谈：直接、深入地面对面的对话。
⒊问卷（questionnaire）：为观察研究而采取的一种由调查对象填写表格或者回答所列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在调查对象数目较大、覆盖区域较为广泛时采用的抽样调查。
⒋口述史（oral history）：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一门以口述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的史学。
⒌个人生活史（life histories）：生活是是指研究者通过对报道人进行深度访谈，将报道人个人全部或部分的生活以口语或书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回顾式叙述。
⒍PRA（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是一套快速收集村庄资源状况、发展现状、农户意愿，并评估其发展途径的田野调查工具。
Ⅲ文化人类学者参与文化政策制定的意义
人类学者与社会其他部门不同，往往从弱势群体和文化保护的角度出发，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反思，其参与可为相关部门提供冷性思考，以利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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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类文化学研究方法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种：跨文化比较分析和实地调查。早期的研究者主要依赖航海者、探险家和传教士的民族志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到了19世纪末，实地调查的重要性被提升，F.博厄斯和B.K.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为此做出了显着贡献。实地调查现在是文化人类学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而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也更为严谨和全面，开始广泛使用数理统计和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民族志资料。
文化人类学在多个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有助于消除迷信，打破神学思想的束缚，促使人们以客观和科学的态度认识自身行为，减少民族间的偏见，增进相互理解和团结，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部落自然法”这一概念，描绘了各民族间共享的普遍原则。维柯以“本性即生育”为核心，研究了地中海沿岸民族的原始文化，发现宗教、婚姻制度和丧葬制度（类似于我国“周礼”的祭礼、婚礼和葬礼）在不同民族历史中具有的共同性。维柯认为，这些是人类文化生活的根基，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也是区分人类与动物、彰显人性的主要特征。这些共同的来源，即“部落自然法”，由所有人的自然理性规定，是自发且必然的习俗或倾向。它源自不同民族之间共享的认识，是人类起源方式决定的普遍人性基础。
人类学研究领域两大分科之一。1901年，美国考古学家W.H.霍姆斯创用这一专称，旨在研究人类的文化史，以区别于研究人类自然史的体质人类学 (physical an-thropology)。在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目前西方有把二者合并为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的趋势。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当或相近。在欧洲大陆，人类学一词专指体质人类学，民族学一词指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