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和研究内容

① 胡乐明研究成果

胡乐明是一位在多个经济理论领域有着深厚研究和教学经验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在权威期刊如《人民日报》、《经济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共计50余项，其中包括对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探讨，以及对西方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实践的科学解读。他的理论成果“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在2009年《经济研究》第11期上发表，还参与了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教材的编写工作。

在西方经济理论分析上，胡乐明系统地评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基础，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抗工具理性主义的观点，其相关论着如《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获得上海市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他与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合作，对现代西方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作品。

在实践研究方面，胡乐明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企业职工权益保护、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公共财政问题，主导完成了多项重要课题，如《关于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状况的调研报告》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沿海地区外经外贸的影响》等。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上，胡乐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深入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并参与了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多次获奖，如山东省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②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视角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微观分析方法呢？张五常在1991年的这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中开篇就讲到了这种变化。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尔拉斯（Walras）范式中，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服务都被假定为不花任何费用的。因此就不存在律师，没有经纪人，没有银行，没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警察，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类组织。”而新古典大家马歇尔又过于急噪，总是太想把经济学象心理学、生物学那样挤入科学的殿堂，虽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长期的与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回避了许多问题。”在此以后，人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了经济学大厦的工程建设，力图从效用理论、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个方面将新古典的大厦夯实，使得经济学以一种严谨的形式美展现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称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是最成熟的。然而，这一切在20世纪5、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经提出了不确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费用范式和社会成本问题，哈耶克（1937，1945）的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以及迪克莱特对反垄断的口述传统都对新古典造成了冲击。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经济学不应该只是一堆分析工具，尽管他们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应该是它的研究内容或论题，“我想经济学家应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1998）如此以来，我们就不难看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正是在不满新古典日益成为一门抽象的语言而丧失了实际内容方面而兴起的，这个学派既吸收了传统的一些经济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范式。 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成本，价格机制也是制度之一种，它的运行同样如此，但价格机制仍有它显着的优越之处。
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人与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因为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所以竞争和稀缺是同义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或称为产权或称为制度，无疑人们是无法走出霍布斯丛林的。这是一种困境。我们姑且不在此讨论霍布斯、卢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为那显然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只来考虑分析制度的绩效。讨论绩效，必然要假定人们已经走出了丛林状态。
然而，即便产权确定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产权人的需要，竞争的产权规则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这些方式中，价格机制只是其中的一种。只不过，它的绩效最高，相对于租金消散所带来的人们的成本来说，是最低的。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
租金是对使用资源的一种支付，这种支付就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我们为满足最终享受收入而必须花费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专指地租。李嘉图当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价格，它不随人们的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供给状况，因为供给根本缺乏弹性。其实，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几乎只要存在竞争就必然存在这种供给的缺乏弹性。那么，对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就必须通过一种机制来完成。在历史乃至现代，这样的机制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对稀缺的政治资源的分配，现在机关里的论资排辈现象等等也是如此。其实，这和男人凭气力、女人凭容貌来排列本质上讲并无二致。虽然这些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一再为人们所行使，但人们的代价有的时候常常会十分高昂，这一代价就是租金的消散。我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为进华府亲近秋香假装卖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则假装卖身葬全家，二人都想进华府，但石榴姐手中却只有一个名额，于是竞争势在难免。石榴姐自称心肠软，见不得别人家惨，于是二人就制定了一个相互比谁更惨的竞争规则，结果大家都知道，两个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为此打断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们竟然因此而命丧黄泉。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这和排队成本一样，只不过它更夸张，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只是要达到最后分配的目的，即一个均衡状态而已。如果石榴姐的心肠没那么软，而是很黑，让二人出价竞争，租金就不会消散，结局也不会这么悲惨。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不采用价格或使得价格扭曲的情况，总会有另一种规则来代替它，但是代价会十分高昂。正如哈耶克（1945）所说：价格机制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也许是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
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时候人类偏就是选择了非价格的配置规则，正如张五常（1974）所说“租金消散能导致均衡的观点是一种机械演习，不是经济学命题”，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于是，接下来就引出了年轻的科斯当年的问题。 如果象我们上一节所言，那么价格机制就应该是最佳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新古典辛苦了几十年，无非也是想把这一思想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基础更为坚实。然而，真实世界比理论显然要复杂的多，人类的智慧与上帝相比，也许根本就是上帝跟人类开的一个玩笑。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学生科斯拿到奖学金从英国来到新大陆，并巧妙的参观了福特的汽车公司——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于是科斯开始问了他的两个问题：一、既然“黑板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体系如此有效，那么为什么现代经济里还有依赖行政命令运行的企业的存在呢？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企业在市场的大海中在什么样的规模下被确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写成四年后终于发表，这就是《企业的性质》一文。科斯首先表明，其实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并没有对企业问题视而不见，新古典并不比古典经济学更狭隘，但他认为，那些重视及解释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奈特的观点。
奈特利用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作为工具进行分析，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产生。风险是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种不确定，但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着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崭新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根据这样的分析工具，奈特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总有少数人，他们具有风险偏好的性质，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拓新，勇于为利润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绝大部分人是风险规避和中性的，他们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让风险偏好者指挥他们，但条件是偏好者-企业家要确定的保证他们的薪水，于是，公司就在这样的权利划分中成立了。这是《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的思想。但科斯不认同，他一方面认为奈特也承认管理者（非企业家）也负有日常管理的责任，这一现象奈特无法解释，奈特的分析无法给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认为如果仅仅只是风险偏好不同，那么雇主和雇员之间也完全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来以市场完成之。
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并非是无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只有这一成本小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人们才会通过市场来完成。这个成本就是科斯首创，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我们稍后再谈，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科斯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规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是之后几十年NIE乃至主流学者们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科斯的答案比较简单，这就是那几个着名的圈圈，他说，在一个城镇的消费中心A的外围有产业B、C，如果我们的企业处在外环C处，那么在交易成本边际上高于组织成本时，企业就在环内扩张，这就是规模效应，而这种扩张会带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增加管理的难度，以至于大于了市场交易成本，那么企业的边界在横向上就会被确定；而向内环B的扩张也是如此，即与B的市场交易成本与合并后的组织成本相比较，边界也可以通过边际分析确定。应该说，科斯的这个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范式，而交易成本则是一个应该加以解释的概念。许多经济学家不满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从这个角度来非难的，的确，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定义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这里的分析显然会显得空泛。后来的对纵向横向一体化的分析几十年间络绎不绝，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进一步讨论了。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动态分析法，而不是一般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法，这个理论方法来自于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历史是连贯的运动，而不是静态的，传统经济学运用的是静态分析法，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作为二十世纪经济学一支突起的异军，新制度经济学它的起点是大家公认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业的性质》。之后几十年间，尽管有奥利弗·威廉姆茨等经济学家呼吁人们重视这个方法，但经济学家似乎对这篇文章视而不见，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两篇宏文《社会的成本》问世之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对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词。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大经济学家认为1937年的文章太过空泛，从逻辑上看虽然无懈可击，毕竟难以操作。当然张五常先生肯定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后来1960年文章的源头。
康芒斯、范博伦等老一代的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制度的批判多是从社会道德伦理，科斯认为此举降低了自身的价值作用，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过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