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教学方法

㈠ 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的主要区别

第一，从目的来看

那么学校的教育是增进我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以知识为主。那么培训是提升组织的绩效以及团队的竞争力。

第二，从时间上来看

学校的教育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比如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那都是以年为单位的。那么培训三天都算长的。

第三，从内容上看

公开课、企业的内训都需要配合工作的需要，而且是基于工作的需要为出发点去做的这个事情，它一定是着重于实践。那么我们在学校都是基于基础知识的一个教育，这个也是它很大的一个区别。

第四，从学员方面看

培训的学员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而学校的人员这些同学、学生是共性的。当然也有像大学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但是他的年龄段、思想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而培训的话，从刚参加工作的新学生到五六十多岁的老头都有，培训过程中都是会在同一个课堂上出现的。

㈡ 历史教学的几种方法

一、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思考、质疑 巴尔扎克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疑义是问号。”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学生基本上能看得懂。如果依照教材照本宣科，学生当然也就提不起兴趣。因而，教师需要利用有启发性的问题吸引学生，在交流对话中唤起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学生思维的探求性。 比如提到彩陶时，我提出：原始人怎么会想到用火烧泥做陶呢？学生通过讨论提出几种观点：（1）用泥盛肉放在火上烤，泥土变硬成型就是陶；（2）森林大火后，地面被烧硬给人们的启示；（3）半坡人房屋中有火炕，火坑周围的土变硬给了人们灵感；（4）把泥土做成型用来煮粟，火烧之后就是陶。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再造了历史上这个发现的过程。教师要使学生时刻面临问题，但也不能为问而问，问题过于平淡，让学生感觉无趣。当然问题也不能过难，没有学生能答出也是毫无意义的。课前设计问题时要精心准备，使之具有启发性和深刻性，让学生有思考的余地和价值，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索去发现知识的金矿，体验发现的快乐。 对于学生来说，在教师引导下探求知识是一种能力，善于提出问题更是一种能力。肯尼思·胡佛认为：“整个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正确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能力。任何时候都应鼓励学生提问。”巴尔扎克也说，问“是深入的阶梯，是长进的桥梁，是触发的引信，是觉悟的契机。”因此，在教学中我积极鼓励学生质疑提问。讲到“孔子”一节时，利用孔子“当仁不让于师”一句，教育学生不唯书，不唯师。在学生质疑的过程中，师生互相启发，互相补充，探究越来越深，学生的求知欲望不断得到激发而越来越强烈，他们的思维和能力也不断发展提高。在互动的过程中，达到“教学相长”。 在学习“司母戊鼎”时，提到它的铸造采用合范法，学生立刻提问：各部分分别铸成后，怎样再合铸成一个整体？对这个问题，我在备课时并没有考虑。在表扬这个同学勇于质疑，发动学生课后积极探求答案的同时，下课后我也认真查阅资料，在以后备课时更细致，做更充分的准备。 在教学中，我尽可能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和时间，让他们发表见解，提出疑问，保护他们探求的积极性，使每个学生都能感到成功的快乐。 二、认真组织探究课与课外活动 1．精心设计“学习与探究课”。每一个学习主题后的“学习与探究课”是“北京师大版”教科书新设的内容，是对传统教科书的重大改革。对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探究式创造性学习起重要作用。这一课型的设立，要求教师改变“一支粉笔，一本书，走进教室满堂灌”的教学状况，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究中了解知识，掌握方法，提高能力。 设计“了解身边的‘历史’”一课时，除要求每个学生通过调查制作一课家族树，介绍家庭成员状况外，组织学生自愿结合为四个小组，分别完成四个题目：①求真中学的发展与未来；②我这十三年；③中国文字的起源与演进；④信息交流的实现。每个学生各负责查找一部分资料，由组长整理并写出调查报告。然后在课堂上集体交流，实现资源共享。 学生通过活动在了解知识、掌握方法、提高能力的同时，深刻体会到在探求中获得知识的快乐，也实现了自我教育；体会到集体的力量，共同合作的重要；体验到挫折与成功的经验。这无疑会增强学生的个人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 2．重视每节课的“活动建议”。布鲁纳曾说过：“发现不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北京师大版”新教材中“活动建议”的设计，有利于学生去发现，去探索。对每节课的“活动建议”我都认真思考，认真对待，根据现实条件及学生状况或直接利用，或稍做变通。 “中华大地的远古人类”一课，就直接利用了课本上的主题：想象一下北京人一天的生活情景。很多学生通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写出了非常好的文章。 “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一课的原设计是给成语故事配上图画，对很多学生来说有一定困难，我怕学生兴趣不大或应付了事，起不到教育的效果，故把它改为：搜集成语故事，写出给我们的启示。每个学生都做得很好，而且达到了自我教育的目的。 在活动实践中，学生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索者，由衷地感到一种创造的快乐，每个人都兴趣盎然。对每一次活动我都及时反馈、讲评，以巩固活动的成果，巩固学生在活动中建立的学习历史的兴趣。 3．指导学生课外阅读 学生的课本知识是有限的，而历史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影响着学生认识历史的能力和水平。现在的学生课外阅读量普遍较少。在教学中我注意把学生的兴趣引导到“多读书，读好书”上。卡耐基说：“真正的读书使瞌睡者醒来，给未定目标者选择适当的目标。正当的书籍指示人以正道，使其避免误入歧途。”在读书的过程中，学生通过探求思考，实现自我教育，培养自身能力。 学习“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一课时，我注意有机地穿插一些成语典故，激发学生的兴趣，然后向学生推荐《东周列国志》一书，并与“活动建议”的内容结合起来。许多学生在读过之后与我进行探讨。至今，我已向学生推荐了《上下五千年》、《少年儿童网络全书》等课外阅读书目。学生把课外阅读的知识运用到课堂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学生读书的基础上，我将在学期末指导学生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运用在课堂上学到的方法，就学生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收集材料，发表个人见解。使学生在探究中读，在读书中思，在思考后写，形成历史学习的良性循环。 三、“谈古论今”，引导学生探索现实 据调查显示，学生关心现实远胜于关心历史。提倡实行“谈古论今”，不仅能丰富教材内容，使之“活化”、“升华”，而且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把了解过去与认识现实乃至预见未来联系起来，使历史教学更贴近时代，以显现历史课程的实用性和应用性。 当前，改革开放向深层次发展，时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学习“商鞅变法”时，学生了解变法背景以及变法使秦强大，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触及旧贵族的利益，在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而死的情况，从而认识到改革的必然性、艰巨性。改革是向旧时代、旧制度的挑战，必然会遇到阻力；认识到改革的进步性，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革的过程。随后，引导学生讨论：如何看待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事业。在探求中加深了学生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谈古论今”，在教学中除了“以古鉴今”的内容外，还包括“就古评古”、“据往知来”、“以古证今”、“中外相鉴”等涵义。“北京师大版”新教材删繁就简，给教学中“谈古论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㈢ 67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着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编辑本段]个人简介
出生日期：1891年10月18日（农历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
病逝日期：1946年7月25日
籍贯地：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家人：父，陶位朝；母，曹翠仂；妹，陶文之；妻，汪纯宜，汪病逝后又娶妻吴树琴；长子，陶宏生；次子，陶晓光；三子，陶刚
陶行知，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又改名行知。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编辑本段]教育思想
1． 陶行知与育才学校
● “手脑相长歌”
所谓手脑相长，即手脑并用、手脑皆强，
陶行知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呢？
旧中国漫长的历史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由此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从教育方面说就要培养手脑并用、手脑双敲的人。要劳力者劳心，劳心者劳力，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最根本的问题。
● 育才学校
“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
陶行知这句话正是他为人类、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宣言。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创办的成绩最大的学校，学生主要是保育院的难童，对学生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先生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这是对学生的爱，对学校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对劳动人民的爱，对中华民族的爱。
陶先生有四个字“爱满天下”。不仅爱人类，而且爱生物，反对把生物弄死来做标本，把生物学变成死物学，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推广这样的爱，可以教导人们不再互相残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1946年对陶行知的评价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 毛泽东
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客。 —— 周恩来
万世师表。 —— 宋庆龄
当今一圣人。 —— 董必武
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 —— 郭沫若
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 —— 泰戈尔
陶行知解字
1938年秋天，时值抗战时期，陶行知到湖北宜昌的一个小学里演讲。演讲中，他幽默地拆了一个“春”字。他说：“‘春’字是由一个‘三’、一个‘人’和一个‘日’字组成，三人为众，这叫众人压‘日’，压得日本侵略者透不过气来。所以说，我们的抗战必胜，春天必将属于我们中国人民。”
这段精彩讲话既反映出陶行知的博学多才，也表现出他爱憎分明的品德。讲话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博得了全场热烈掌声。
[编辑本段]学习陶行知
●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有最高的道德修养，他有最高的理想，他批判的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了一整套教育理论，并且以最大的魄力付诸实践，取得了很大很大的成绩。他的品德、修养和理论都值得学习和继承。
● 陶行知是坚强的民主战士
抗日战争结束后，广大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陶行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委员，他为争取民主和平，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着名民主人士、学者李公朴（育才学校副校长）和诗人闻一多被蒋介石枪杀。有消息说陶行知已被列入暗杀名单，陶说：“我等着第三枪”，结果因疲劳忧愤而死。（在这之前的1936~1938年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之托，周游26个国家，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宣传各种抗日主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 陶行知是诗人
陶行知创作的诗歌的特点是大众化。他的诗是为广大群众而写，他说要老妈（没有文化的老人）听得懂才能称及格。他的诗有许多都谱成歌曲，如锄头舞歌、镰刀舞歌、手脑相长歌。
● 生活教育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就是指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教育
1、是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是不健康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教育。
2、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是不劳动的生活就是不劳动的教育。
3、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是不科学的生活就是不科学的教育。
4、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
5、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
首先应理解：“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做作的与人无关的教育。”
● 理解
人接受教育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书本知识（间接的，包括听讲），一种是直接的，即从实践获得的。生活教育包括这两部分，并没有把读书排斥在生活之外。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是一个大概念，所谓“生活”，陶行知说生活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活动。因此可以说一切活动都是生活，教育也是生活。
● 关于“生活即教育”和“教育即生活”
生活教育是陶先生全部理论的一个总概念，因此他不止一次的做了解释。
“生活教育”这一概念是陶先生的老师杜威提出来的，但意思完全不同。杜威提出的是“教育即生活”，而陶先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反对教育即生活。他说“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
“生活即教育”是从书本的到人生的。
● 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晓庄师范学校的校训，这是陶先生杰出的创造。
“教学做合一”的确立
1、陶行知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中国教育有改革之必要，当时就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
2、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辩论两小时未能通过。
3、“五四运动”爆发，陶先生发表《教学合一》一文，南京高校受此影响一律改为教学法。
4、两年后，教学做的理论成立，最终确定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
● 比较“教授法”和“教学法”
“教学做合一”的理念首先是由教书，到教学生，再到教学生学（更主动），用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贯彻在实践中去。
● 过去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和将来的教育
[编辑本段]关于生活教育
1．生活教育的由来
陶先生曾经多次解释过生活教育，第一次在1930年，第二次在1934年。他在第二次重新给生活教育给予了一个定义。他说：“生活教育是生活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Life ecation means an ecation of life , by life and for life）。”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是教育的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教育，过乱七八糟的生活，便是受乱七八糟的教育。
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方法、工具都增加。那么，坏的学校也可以做学校吗？回答是肯定的，坏的社会我们也要认识，也要人有所准备，才能生出抵抗力，否则一入社会，便现出手慌足乱的精神状态。
2．终身学习观
“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启蒙，进棺材才算毕业。”这是最彻底的终身教育观。
● 《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
陶先生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说明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的区别，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
（一） 传统教育
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
1．它教学生吃自己
传统教育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它不教学生动手、用脑。在课堂里，不许提问；好一点的，在课堂里允许提问了，但不许学生到大社会里、大自然里去活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下来，等于一个吸了烟的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在加上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也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
2.教学生吃别人
传统教育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传统教育更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明白一点，就是教人升官发财，发谁的财呢？就是发农民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民、工人的血汗。生产品使农民工人不够吃，就叫做吃人的教育。
（二）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完全相反
1．生活教育不教学生自己吃自己，而教学生做人。生活教育反对杀人的种种考试，教人读活书、活读书。
2．生活教育也不教学生吃人，不教人升官发财。生活教育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做人中人。
陶行知在《新时代的学生》一文中说：
旧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编辑本段]现实状况
教是单边的教，教学是双边的配合，教学做合一是完整的结合。它是晓庄学校的校训，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中心。
而现在的中小学都普遍使用传统教育，一些学校宣称自己的学校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统一”。要知道，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是尖锐对立的。
●社会即学校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他说：“教育可以是书本的，是与生活隔绝的，其力量极小。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至于偏狭。
以社会做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做师生。
△《创造宣言》
1．陶行知认为宇宙间过去没有的，经过人类的努力，现在有了。表明人类的一切精神力量都无过于创造的精神。因此他写了这篇《创造宣言》号召一切有为之士，把这一伟大而庄严的工作接过来继续创造。
2．教育者的创造: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需要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石像、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值得自己学习的学生。先生创造自己，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自己彼此崇拜的活人。
以上可以看出陶先生的师生彻底平等观念，教师对学生人格尊重以及信任，由此看出教育民主的充分贯彻。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行知。祖籍绍兴会稽，生于安徽歙县。家贫，幼入私塾，15岁入歙县崇一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考入杭州教会办广济医学堂。当得悉要入教会之学生方可去医院免费实习时，愤而退学。宣统二年(1910)，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民国三年(1914)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先后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和文学硕士学位，成为美国着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之学生。六年回国，任南京高师(后改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兼教育专修科主任。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于八年7月提出教育要“自新、常新、全新”和“自主、自立、自动”之主张，并参加《新教育》杂志编辑工作，后任该杂志主编。十二年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本》，推广平民教育。十五年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倡导乡村教育运动。次年3月在南京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提出“生活即是教育、社会即是学校”等理论；10月在萧山湘湖创办“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二十年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次年组织生活教育社，创办山海工学团，倡导“教学做合一”教育活动。“一二·九”运动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提倡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在重庆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三十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民主》周刊。三十五年7月病逝于上海。毛泽东同志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着有《中国教育改造》、《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古庙敲钟录》等。现已出版《陶行知教育文选》、《陶行知全集》等。《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有录。（中共绍兴县委宣传部供稿）
[编辑本段]名言
1、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2、 教育是立国之本。
3、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
4、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5、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添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
6、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7、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
8、所谓健全人格须包括：
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
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
三、强健活泼之体格。
四、优美和乐之感情。
9、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
10、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
11、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
12、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
13、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
14、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干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
15、破即补。污即洗。劳即谦。乱即理。债即还。病即医。过即改。善即喜。行即思。倦即息。信即复。帐即记。
教书育人：
1.“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陶行知
2.“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陶行知
3.“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陶行知
4.“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
5.“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6.“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
7.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陶行知
8、.生活、工作、学习倘使都能自动，则教育之收效定能事半功倍。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自动力之培养，使它关注于全部的生活工作学习之中。自动是自觉的行动，而不是自发的行动。自觉的行动，需要适当的培养而后可以实现。
——陶行知
为人师表：
1.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
——陶行知
2.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
——陶行知
因材施教：
1.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叫“因材施教”。
——陶行知
2.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教学方法：
1.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
——陶行知
2.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
——陶行知
3.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陶行知
成功教育：
1.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陶行知
启发式教学：
1.教育中要防止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将教与学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师主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另一种是只管教，不问学生兴趣，不注重学生所提出问题的错误倾向。前一种倾向必然是无计划，随着生活打滚；后一种倾向必然把学生灌输成烧鸭。
——陶行知
2.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它能启发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工作。
——陶行知
创新与实践：
1.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就须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
——陶行知
2.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
——陶行知
3.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
——陶行知
4.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
——陶行知
养成性教育：
1.生活、工作、学习倘使都能自动，则教育之收效定能事半功倍。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自动力之培养，使它关注于全部的生活工作学习之中。自动是自觉的行动，而不是自发的行动。自觉的行动，需要适当的培养而后可以实现。
——陶行知
2.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的必需。一个不能获得这种正常发展的儿童，可能终其身只是一个悲剧。
——陶行知
3.把自己的私德健全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
——陶行知
[编辑本段]经典作品

㈣ 八、九十年代的小学语文教学主要有什么特点

一，偏了语言，应重视文学
多少年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文学，文学在语文教育中一直背着骂名。“把语文课上成了文学课”－－－这是流行于语文教育界的贬义词。语言（言语）学才似乎是语文教育的正统；“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的口号一直“广泛深入人心”。五十年代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似乎是“语言”学派胜利了，八十年代的“语言文字训练”浪潮盛极一时，至今仍然热火朝天－－这有对的和有效的一面，实际也是“语言”学派占据上风。看看我们的教材，基本是以语言学的路数和体系编写；听听我们的课，基本是以语言学的“招数”分析文学作品；翻翻我们试卷，基本是以大学语言学系的标准和方法来编拟试题。有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建国以来，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的干预远远超过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干预。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是语言学理论一统天下，或者更直接地说，现代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理论，是奠定在语言学理论的根基上的，而这个理论又是十九世纪的静态的语言学理论！
我想躲开“语文”两个字的内涵如何解释的争论（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学”抑或其他），只想从社会文化的总的心态上，说说人们为什么偏重语言轻视文学。五四后，中国总体的社会文化主潮就是“一切要致用”、“一切要实用”。致什么“用”呢？建国前是民族救亡图存之“用”、军事政治斗争之“用”，建国后，是经济建设、富民强国、阶级政治斗争之“用”。一切能立竿见影用于上述目标的部门、学科才能得到大发展，而远离上述致用目标的部门和学科，则不能得到发展，或抑制其发展，或令其“异变”成纯粹致用的部门、学科。相比而言，语言与文学，那个更有用呢？当然是语言，语言是交际之用，须臾难离，无论参加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人才，还是参加经济建设的人才，语言对他们是最重要的。 文学，则是消遣的，高雅的，无论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还是于经济建设，均无法直接致用。中小学的主要任务也是培养“急功近利”的社会“致用”人才，语言用得上，文学离得远，似乎可有可无。而且，文学是致于人的“内在精神”，而语言则是致于人的“外在交际”，当然后者重于前者。所以，教材编选时轻视文学，即使选文学作品，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选那种真正能够陶冶人的精神和性情的以艺术取胜的篇章，而更多的是用“致用化”（尤其致现实政治之用）的眼光筛选过的、剪裁过的文学作品。对这些文学作品也仍然是用“语言学”的招数和方法来讲析，（再加上用“兴无灭资”的话语来阐释其内容）。
其实，文学，之于语文教育的作用，功莫大焉。可以说，一切语言（言语）教学，离了“文学化”的教学方法，简直寸步难行。高超的语文教育的艺术，完全是借助于文学的；基本的语文教育艺术，同样是离不开文学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能体现语言价值和语言真谛的，是文学；最能负载语言价值与语言真谛的，还是文学。一句“苍黄的天底下，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这是语言学的，还是文学？让孩子用“种”造句，孩子说“孙中山种了中华民国，毛泽东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语言学，还是文学的？

二，偏了白话， 应重视文言
鲁迅、郭沫若一代人曾大反文言，叶圣陶先生似乎也不大赞成学文言，毛泽东也反对。或者干脆说，自五四后，一直到本世纪80年代，学文言一直受到整个社会主潮的阻扼。少学或不学文言，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 因此，尤其建国后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或极少，或干脆没有。
为什么反对学文言呢？大概意思有三：一，文言中有许多封建思想糟粕，它在“封资修”的名单中排头号，与现代的政治文化思想相抵牾；二，文言是僵死的东西，禁锢学生的思想与精神；三，文言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
其实，这是十分肤浅的。文言中有糟粕，但更有精华。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大师，以文言构筑的诗文，那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足以照彻千万年，足以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璀璨的精神历程，我们再通过“文言”， 去“循迹走过”，对我们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我们的精神“积淀”、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
文言与白话，是母子关系，根叶关系。白话绝大部分来源于文言，大部分双音节词是文言的附缀、演绎而来；绝大部分的鲜活的成语，源自文言典故。无母哪有子，无根哪有枝叶繁茂！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自建国以来，大陆的整体的语言表达水平，有日益下降的趋势，传媒及文化人的语言表达失去典雅与古风，变得“浅白化”“粗俗化”，－－－这实际就是整个社会轻视文言、文言教育的血脉被切断的恶果！
鲁迅、郭沫若一代人反对文言，自有他们那代人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生在五四前，他们是在文言的“酱缸”中浸泡过的，他们的每个毛孔中都有文言的滋养；也就是说，他们的文言的根底，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无论怎样反对文言，他们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的文言的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鲁迅“‘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董桥） 而我们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甚至六十年代到七十、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一点文言的根底的情况下，如果也跟着鲁迅、郭沫若一代人的余音，再去反对所谓的文言，不是头脑发昏，就是瞎起哄！哄来哄去，“哄”掉的是几代人的文化学养，“哄”断的是民族的文化血脉，“哄”塌的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之塔－－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三，偏了例子，应重视数量
自五四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总体思路，就是四个字－－“举一反三”。
什么是“举一反三”？就是每学期以“二三十篇文章”为“例子”，对例子进行非常“科学”细致地“拆解”、深入地“鉴赏”、精心地“把玩”、反复地“历练”，以此来达到让学生“循例”学会听说读写、“循例”自能“繁衍”大量语言（言语）的目的。前面师生对二三十篇“例子”文章的拆解、把玩、历练，就是“举一”，之后学生“循例”自能“繁衍”大量言语就是“反三”。
“举一”，讲究求甚解、深解，不厌其深、不厌其细、不厌其透，一篇文章讲它三四课时不在话下。“举一”的目的在于“反三”，让学生通过这个“例子”，看看怎么运用语言。“举一”是数量少，“反三”是数量多。每学期最多30篇文章，1年也就60篇，中学6年最多也就360篇。试图通过360个例子的学习，让学生“繁衍”远远超出360篇的言语。因此，“举一反三”的妙蒂就在于“以少胜多”。讲360篇文章是“举一”，学生生成、繁衍更多 语言是“胜多”。
仔细考察这种“举一反三”的现代语文教育总体思路，实际就是一种完全科学化、理科化的路子，学习数学、物理学、化学的路子。学数理化等理科课程，不就是“举一反三”吗？教材或教师讲深讲透一个例题，后面就附着相当数量的习题；学生学会一个例题，就会做数量相当多类似的习题。这种总体思路，有一定成效，但成效不大，几十年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一直在少慢差费中徘徊，与此有关。
其实，大量的研究、实践以及常识告诉我们，语言（言语）的学习规律，恰恰是“举三反一”。语言学习不太类似于“科学化”的数理化学习、可以“举一”（如例题）“反三（ 做习题）”，“举少”而“胜多”。语言学习常常是“举三”而“反一”，“举多”而“胜少”，“举十”才“反三”。人类语言的学习，是在“巨大数量”的语言（言语）的“例子”的反复撞击、反复刺激下，才点点滴滴“说出”，成年累月数量再无限量地加大后，才“奔涌而出”。因此，数量的巨大，例子的极大丰富，才是形成语言（言语）能力的最首要的前提条件！婴儿学口语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孩子呱呱坠地时，一言不会，1周岁左右说出最简单的“妈、爸、水”语词，2周岁左右就能自如运用语言，说出奇妙的句子。为什么口语学得这么快？效率如此之高。因为他接触了“天文级数量”语言（言语）的“例子”！以平均每天听大人100句话计算，每句话10个字，每天就是1000字，一年365天就是365000字，两年就是730000字！那就是说，孩子学会口语，等于两年“读”（用耳）了五六部长篇小说！我们学书面语，中学六年语文教材才多少字！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语言学习的规律是决不是“举一反三”，而是“举三反一”，现代语文教育总体思路必须彻底改变！

四，偏了分析，应重视吟悟
自五四后，西方“科学的东西”引入到中国，引入到语文教育之中。这些“科学的东西”有，西方的语法学、写作学、文艺理论学、阅读学乃至文章学、词汇学等，还有诸如所谓“新三论”、“旧三论”的东西等等。这是好事，对语文教育的规范和科学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而，本世纪以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出现了区别于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奇观，就是出现了“讲深讲透”、“析细析微”的现象，西方化的语法学、写作学、阅读学等等知识，大量地进入到中小学语文课本之中，不仅仅是西方语法学、写作学、阅读学等“知识”的进入，而且是整个西方化的、所谓科学的教材“编写体例”的进入、西方化的“教材讲授方式”的进入。甚至在小学里，一篇《登鹳雀楼》也能洋洋洒洒分析内容20分钟（张志公语）。
叶圣陶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说：“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方面比以前注意得多了；可是 学生吟诵的功夫 太少，多数学生只是看看而已。这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面不偏 。吟诵的时候……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这是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叶老先生这段话，是针对四十年代的情况说的，四十年代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呢？熟悉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现状的人知道，这种“重分析、轻吟悟”的状况，愈演愈烈。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了呢？也可以说，仍并无大的改观。请各位注意，我并不反对“理法”的分析，不主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全盘吟悟。我是说吟悟这种中国传统的颇为有效的语文教育方法，与来自西方的所谓理法的分析相比，在成效上绝不比它差，甚至有时远超过它。
为什么把我们民族自家的、这么好的语文教育的“看家本领”给丢掉了呢？我想，说透了，这实际是自五四以来的一种泛化的崇仰西方科学的民族自卑心态所致。五四后，似乎各行各业、各门学科，一切都讲科学，都讲理性分析，讲分解和所谓的“解构”，似乎语文教育不讲这些、不引进这些，就是落伍的、低效率的。未来中国语文教育，应该拣起这个丢弃“宝贝”了！

五，偏了理解，应重视背诵
人的语言（言语）能力的学习、语言（言语）能力的形成，其实主要是依靠对前人经验的一种模仿；且基本是一种“不求甚解”的模仿。因而背诵在语言学习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语言能力的形成，当然需要“理性”的参与 ，需要“理法”（如语法、写作法、文章学等）的帮助，有时这种“理性的参与” 、“理法的帮助”还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譬如弄清结构、分清层次、总结归纳等等。
但是，背诵，对语汇材料的积累、对整体文句的感性的积累，所起的作用比抽象的“理”解，所起的作用更大。背诵，是化别人的语言为自己的血肉。那文句、那意境，萦绕心头，如发于已心，如出于已口。愈积累愈丰富，愈丰富愈自然贯通，逐渐就积淀成一种语感了。中国传统的语言教学，最基本、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背诵。巴金先生能够背诵200篇的《古文观止》，茅盾能够背诵全本的《红楼梦》，这是他们作为文学家有着超人的语言能力的重要原因。
可是五四后，尤其建国后，以“理”来解语言、来学语言的方法，代替了以“背诵”为主基本不讲“理”或少讲“理”的方法。几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的课堂上讲“理”过多，而求“背”太少。从偏于分析、轻视吟悟，到偏于例子、轻视数量，再到偏于理法、轻视背诵，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探索者有一个美好幻梦－－－即总想走出一条所谓的“科学化”“理科化”的捷径，但没曾想，却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歧路！ 繁琐哲学、玄虚之学、形而上学的纯技术化的习题、板滞的操作课型与步法等等，在语文教材和课堂上，泛滥成灾！从小学到中学用2700课时学自己的母语仍过不了关－－此咄咄怪事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过于崇信所谓西方科学主义理性的结果。要大大提高中国语文教育的实效，在不丢弃适当分析、例子、理法的前提下，非重视吟悟、数量、背诵不可！

六，偏了散文，应重视诗
翻翻我们的教材，散文（广义的）占了90％，诗退居到了10％。（我这里说的诗也是广义的、宽泛的，那种虽以散文的体式写成，但内核具备诗的精神，也是诗。）对现代诗选得少，对古典的诗选得也少。语文考试也有个流行的不成文的禁令，那就是作文不能写成诗。
这是否也跟当代中国社会的大的政治文化心态直接关联？这个大的政治文化心态就是－－实用。实用，从大处说，是国家的政治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小处说是人际交往。而散文是广泛应用的文体，而诗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无可用”。
可我们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有着几千年的“诗教”传统，“诗书传家”－－不但可用之于家，还可用之于国。孔子甚至说，不学诗（诗经）无以言。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的诗歌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诗，是中华文化精华中精华，是中华文化宝库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古代文人，写诗抒怀，以诗筹答，以诗相赠，是平凡生活中最平凡不过的事。可现代当代的文人（广义的），还有多少能写诗！即使能写诗，可又有多少人能够写得好诗，实际情况确是“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说，中国诗教的薪火已经快没有传人了，快要熄灭了！追根溯源，这不正是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一个悲哀吗？
其实，从少年儿童自身的特点讲，诗最接近于他们的性情，最接近于他们天真烂漫的心灵。干脆说，孩子天然就是诗人。三五岁的孩子脱口说出“天空中有美丽的动静”这样的话，这不是诗是什么？这是“天然去雕饰”。中国今天的孩子，诗的天分还没有得到任何发展，就在语文课上被老师们按着头去学“实用”性、“交际”性的所谓散文，这无异于摧残、扭曲。退一步讲，即使为了 “实用”、“交际”，通过具有神奇想象的诗来学语言交际，成效其实更大！
诗诉诸于人的“内在精神”，散文诉诸于人的“外在交际”。我们不能只顾实用性的交际，而荒芜了孩子的“精神”。

七，偏了峻厉，应重视雍容
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太重了，它太庄重，太沉重，太峻严！一直以一副峻急严厉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主要指四个方面，教材的内容、课文的阐释、教学的方式、教育出的孩子。
教材的内容：社论、领袖的报告、领袖的故事、直接阐释时政观点和政策的文章， 太多地充斥于我们的教材之中。相反，谐趣的、幽默的、亲和于人的文章，你能从小学到高中的24册语文教材中找出几篇？对比一下英国人编写的《新概念英语》和中国的语文课本，同是语言教材，哪个更有趣、更有人情味？其实，中国的文章中有许多是诙谐有趣、循循善诱、和言悦色的，诸子百家中有许多寓理于诙谐幽默、于日常情事之中的妙文。这是中国文章的一个传统。 我们古代有《笑林广记》，现代也有老舍（如他的《老张的哲学》）、钱钟书（如他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更有当代的王蒙（如他的《冬天的话题》《坚硬的稀粥》）、王小波（如他的杂文）。他们都是文章大家。可课本均不收。
课文的阐释：对现行教材中所有课文的解读和阐释也太庄重。我们现行教材中，许多篇目中都有幽默诙谐成分，但是我们却大大忽略了、视而不见。如《拿来主义》、《文学与出汗》（已删）、《茶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甚至“山药蛋派”的赵树理的作品，均有不少谐趣在。可《拿来主义》只成了“批判卖国主义和怎样继承文化遗产”、《茶馆》只成了“送走旧时代”、《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成了《红楼梦》的“阶级斗争的纲”。原本是幽默小说的《警察与赞美诗》、幽默占绝大成分的《变色龙》、《高祖还乡》，对其诙谐幽默成分， 我们也都从轻淡然处理，以“兴无灭资”“息封灭资”思想正襟危坐着来阐释。
教学方式：我们中国的语文教师还承担着一个所谓的 “因文解道 ”、既“授业”又“传道 ”特殊任务，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师， 每备一堂课，都要自觉地“崩紧一根弦”，想方设法从哪个环节上加以“传道”；一走上课堂，都自觉不自觉要庄重起来、严整起来，换一副面孔。如此，面对庄严的教材、庄严的“道旨”、庄严的文字，再加上中国教师自古古板庄严有余、师道尊严意识根深蒂固的传统，师生们怎敢潇洒、怎敢诙谐！语文课怎敢“散开怀抱”、怎敢让心灵飞翔！
教育出的孩子：我们“庄严”的语文教育体制下教育出的孩子，写出的文章、说出的话，跟小大人一般， 沉稳老成，老气横秋 ，甚至千文一面，很少有人会在文章中“幽他一默”，来点诙谐，加点调侃，妙趣横生的文章更是罕见。当今优秀作文期刊和书籍铺天盖地，但是真正纵情挥洒、谐趣为胜的作文有几篇？ 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十几年的课堂上，学的是教师用“庄严”的方式讲授的“庄严”之文，并且把写文章看成是正襟危坐的、十分庄重的事情，写文章关乎国运、关乎民生，绝对玩笑不得。因而孩子们摊开作文本面对方格稿纸时，便不自觉地“峻严”起来了。再想想，几十年来，中国的文人也太沉重了，中国文人、作家能够写诙谐幽默、嬉笑怒骂文章的，也不多了；即使写出来（如魏明伦、王小波、王蒙、李敖等），也大多被主流意识所排斥，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认为是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