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的教学方法

① 胡瑗的教育思想

明体达用。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

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

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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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胡瑗的教学方法与教育观点是

【孔子】（前551-前497）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学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的教学思想十分丰富。他善于了解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反对把学习停留在感性认识上，主张在博学的基础上积极思考、学思并用。他要求教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结合起来，学生要"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把"仁"视为最高道德，仁，即"爱人"，孔子编着了《春秋》、《诗经》、《尚书》等着作，并整理了后世着名的"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材。孔子的言论收集在其弟子所编的《论语》里。参见第三、四卷中的"孔子"。 【孟子】（前372-前289）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学家。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县）人。 基于民本主义思想，孟子反对兼并战争，提出"仁政"主张。孟子认为，教育主要是为了"明人伦"，受教育者能了解和遵守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他以为学习要遵循正确的途径，不断地进修，使自己有高深的造诣，使自己默识心通，变为自己的知识财富。 孟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以"性善"为基础，注重"存"、"养"的功夫。今存《孟子》一书，一般认为是他的学生对他言行的记载，是研究孟子教育思想的重要材料。《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称为四书，为宋明以来封建教育的主要教材。 【荀况】（前313-前238） 中国先秦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学家。 荀况明确提出教育目的是培养士、君子和圣人，发挥教育在国家中的作用，他认为，人生无贵贱、智愚与贫富之分，使人们产生区别的唯一力量是教育，环境对人也发生积极或消极作用，提出"性恶论"，认为教育能够化性恶为性善；荀况重视道德教育，"礼义"是他道德教育思想理论的中心；此外，他还提出了"强学力行"、"学思兼顾"、"专一有恒"、"积渐全尽"等教学方法。荀况认为在教学上教师的作用很大，教师有绝对的权威，特别重视教师的尊严。 《荀子》一书是经过后人整理而成，共有32篇，是研究荀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参见第三、四卷中的"荀子"。 【董仲舒】（前179-前104） 中国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学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认为教育对社 会的作用在于防止恶性、培养善性，对个人的作用则在于行善。董仲舒曾提出三个重要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在教育方法上注重专一虚静、强勉努力和博学多闻，认为德育必须通过智育来进行。 着作仅存《春秋繁露》17卷82篇。 【文翁】西汉人，姓文，名党，字翁仲。 西汉时期教育学家。 景帝时任蜀郡太守，在此期间，倡导教化，教民读书，学法令，选拔郡县小吏10余人到京都研习儒经，在成都城中设立学校，选官吏子弟入学。重视对学生进行从政能力的培养。景帝嘉奖文翁兴学，文翁兴学实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设立学校之始，对社会风气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关系。 【王充】（27-约97） 中国汉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 王充从人性可以改变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的知识、才能、道德品质都是在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和改变的。他承认把礼、乐、射、御等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提出学习必须靠耳、目感觉器官获得，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他批判了封建神学，提出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主张。 主要着作：《论衡》、《讥俗》、《政务》、《养性》等。 【颜之推】（531-约595） 中国南北朝时期思想家、教育学家。 完全继承了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观点，强调中人教育。要求子弟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成为勤勉、博学、多能、务实、学以致用的人才。把家庭教育放在首位，提倡及早对儿童进行教育，甚至认为家庭教育应从胎教开始，并主张重视对儿童进行正确的语言教育。提出学习时要虚心，师友之间共同研究切磋，对士大夫进行"实学"教育，使其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颜之推的着作今存《颜氏家训》20篇，《还冤志》3卷。 【周敦颐】（1017-1073） 北宋哲学家、教育学家。 周敦颐的教育主张以"学为圣人"为宗旨，认为教育的目的正是要使人们善恶归善，求得"仁义中正"。他尤其强调德育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认为"君子进德修业"是学习的根本，知识是为德育服务的工具。在教育和学习方法上，他主张要靠自己的学习和思索，也要有教师和朋友的指导作用。 他的着作有《通书》、《太极图说》等被后人编为《周子全书》和《周濂溪集》。 【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 北宋两位着名理学家、教育学家。 哲学上，把"道"看做第一性，把"气"看做第二性的思想为南宋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政治上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革新主张，主张治理国家以德治为主，与法治兼顾。二程将学做圣人当做教育的目的，要求养心寡欲，加强自我修养，以理性感受来认识掌握知识，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注重读书方法。 二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后世学者将其论述统收在《二程全书》。 【朱熹】（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学家。 宋代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认为理是超然于物、无处不在的、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绝对精神。在教育方面，重修白鹿洞书院，订《白鹿洞书院学规》，修复岳麓书院，从政之余，执教达50年。提出"明人伦"的教育和学习的目的，重视儿童教育、大学教育，还提出了适时地启发、教人有序等教学方法和原则。他的学生将其读书方法归结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条。 朱熹编着的《蒙童须知》、《小学》、《近思录》等在宋末成为封建学校的教科书。奠定理学基础的着作有《西铭解义》、《论语集注》等。 【陆九渊】（1139-1193） 南宋思想家、教育学家。 肯定"理"是永恒不变的封建道德，主张唯心主义。提出"明理、立心、做人"的教育目的，还提出"切己自反，改过迁善"的道德教育的基本观点。以道德教育和修养为唯一的教育内容，坚持了儒家教育的传统精神。主张教学中要依照自立自得、注重心教、优游读书、致疑切思的原则。 着有《象山全集》。 【柳宗元】（773-819） 唐代中期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学家。 柳宗元一生重视教育，认为君子不是天生的，强调后天学习，提倡博览群书、博采众长。他的师生观具有一定的民主平等精神。柳宗元多次对当时腐败的教育制度进行批判，反对科举制度。他的一生不但重视教育理论，也非常重视教育实践。认为君子应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学到利人济世的实用知识。 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河东先生集》。 【韩愈】（768-827） 中国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学家。又称昌黎先生。 韩愈曾任地方官，支持提倡地方教育。他把学校教育作为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主张把教育与刑法并列起来。教育的内容是《诗》、《书》、《易》、《春秋》。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主张；另外也十分重视先秦儒学一贯主张的"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应用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对学生进行教育。韩愈教育思想的精华在关于教师问题的论述，反对"耻学于师"。韩愈还十分注意人才问题。在韩愈的教育思想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 他的主要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师说》、《进学解》、《子产不毁乡校颂》及《潮州请置乡校牒》等文章中，此外还有其弟子李汉编的《昌黎先生集》等。 【胡瑗】（993-1059） 北宋学者、教育学家。 他的学术地位、教育成绩在宋代颇为着名，曾创造了闻名后世的"苏湖教法"。胡瑗倡导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体现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正学"，根据"明体达用"形成他的教育思想；胡瑗主张走出书斋、因材施教，此外他还很重视文娱体育。胡瑗的教育思想对王安石、颜元等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主要着作《论语说》、《洪范口义》（二卷）、《春秋口义》（十二卷）、《景佑乐府奏议》等书。 【王安石】（1021-1086） 中国北宋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学家。 王安石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可以成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治国人才。强调封建伦理道德的修养，重视培养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和才干。王安石在变法期间，对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方面亲自制订了有关措施，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上是有很大影响的。王安石在发展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改革国家教育制度方面贡献卓着。 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原教》、 《伤仲永》、《慈溪县学记》等文章里。 【王守仁】（1472-1528） 明代中叶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教育学家。 在哲学思想上的主要内容有"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部分，承袭了孟子和陆九渊的学说并加以发展。提出教育的作用是恢复良知，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是学和行相结合、自求自得、独立思考。重视儿童教育，强调根据儿童接受能力发展儿童的个性。 着有《王文成公全书》38卷。 【李贽】（1527-1602） 明朝末年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学家。 反对举功业、求名利的学习目的，提倡"关心天下百姓痛痒"、"治天下"的学习目的，既注重为学，也重视为人。以"童心"说揭露理学教育对人民的毒害，提倡"因材而笃"的教育观点。 主要着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等。 【黄宗羲】（1610-1695）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学家。 人称梨洲先生。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等有独到见解。哲学上认为品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是公共之物。反对科举制度，认为学校既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各级政府的监督机构，依据民主政治制度的理想，提出由大学、小学和书院构成的学校体系，教学内容注重实用，主张开设五经、兵法、历算、医射等科。 着有《明儒学案》等。 【王夫之】（1619-1692） 明清之际哲学家、教育学家。人称船山先生。 政治上主张忠君尊君；哲学上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精神依存于物质的世界的观点。以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社会进化论和"日生日成"的人性论学说为基础提出其教育思想，发展古代的"学"与"思"、"知"与"行"相结合的教育原理，提出"学思相资"的教育教学理论，还提出了"学思结合、二者并重"的教学方法和原则，提倡依照儿童的特点对儿童进行教育。 着有《船山遗书》等。 【陶行知】（1891－1946） 中国近现代史上着名的人民教育家。191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1920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执行书记，致力于平民教育。1926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国难教育社，创办“山海工学团”，主张采用“小先生制”，实行“即知即传”。发起组织生活教育社。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与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提出教育必须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的主张。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着有《陶行知全集》（六卷）、《普及教育》（三集）等。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体系。 .

③ 胡瑗的深远影响

胡瑗一生着作颇丰，可惜大部散佚，传世很少，且多为门人记录整理而成。现存世的经学着作有《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3卷，音乐着作有《皇佑新乐图记》3卷（与阮逸合撰），余已散佚。
宋代着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书院举起，宋宝庆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亦创办了“安定讲堂”。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泰州亦在“安定讲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纪念胡瑗先贤，清干隆五年（1740年）改称“胡公书院”。嘉庆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现存祠三间，列为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清初学者黄宗羲直接继承了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其实质就是胡瑗倡导的“实学论”。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无怪乎他的名字和“苏湖教法”为人们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当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国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者均涉足此领域，当代出版的《中外着名教育家小传》、《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国大网络全书》、《辞海》、《辞源》等权威性着作，对胡瑗都列有专条，翔实介绍。当然，胡瑗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学者和教育家，其思想与行为不可能不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然而，历史地、公允地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诚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④ 胡瑗身为一介布衣，他是如何逆袭成为太子的导师

胡瑗从一介布衣，凭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以及天时地利人和，最后才成为太子的导师。

十年如一日，胡瑗在泰山苦读了十年，静心的学习下，研究经典，孜孜不倦，以此为乐。这十年的苦读，使得胡瑗有了夯实的知识。在泰山学习十年后，胡瑗再次参加了科举考试，但结果依然是不中。多次科举考试的失败，使得胡瑗不得不放弃科举这一途径来实现人生价值，胡瑗最后选择了回到家乡当老师，用自己数十年的知识来教导别人学习，传授别人自己的学习心得等等。

正是这个决定，让胡瑗走上了正确的适合自己的道路，始终专心致志的教书育人，成为了闻名外地的大儒。后来胡瑗遇见了范仲淹，在范仲淹的推举下，胡瑗面见了皇帝，还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并且后来成为了太子的老师。

⑤ 胡瑗的教育目的是什么

胡瑗的教学方法被官方总结为苏湖教法。苏湖教法昀终得以在全国推行。胡瑗的教育目的并不单纯在于通晓儒学经义，而重在矫正时弊，恢复儒学真传，他培育的人才直接为儒学复兴、宋代理学的建立做了昀为重要、昀为基本的人才准备。

⑥ 《宋史·胡瑗传记》古文翻

译文
【胡瑗传】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经术教授于吴地，达四十余年。

景..初年(1034)，朝廷改定雅乐，下诏求通晓音律之人。范仲淹特荐举胡瑗，胡瑗以平民的身份在崇政殿回答皇上的咨询。之后，和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一同校定音律，分别铸造钟和磬各一。他以一粒黍子的长度为一分，从而制成尺，律的长度为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的直径为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之长累而成尺，小黍之长实龠。丁度等人认为胡瑗所做不合古制，故罢之不用。后授胡瑗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史，任胡瑗为丹丹推官。不久胡瑗任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教导学生颇有方法，制定了完备的规章制度，并能以身作则。即使在盛暑天也一定身着公服坐于堂上。师徒之礼甚严。胡瑗视学生如子弟，学生们也信任爱戴他如父兄一般。跟随他学习的常常有数百人。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兴办太学，派人到湖州学习胡瑗教学之法，并因之制成学规。又召胡瑗为诸王宫教授，胡瑗称病不上任。后做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辞职。

皇..中期(1049-1053)，朝廷又铸太常钟磬，派人召胡瑗、阮逸和近臣、太常官议事于秘阁，于是经常做乐事。后又以之为大理寺评事，兼任太常寺主簿，胡瑗推辞不上任。一年以后，授胡瑗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太常钟磬铸成后，胡瑗升迁为大理寺丞，皇上赐之以绣着银鱼的红袍。胡瑗就住在太学，这时他的学生更多了，太学住不下，就租太学近旁的官舍安顿。礼部所录的官员中，胡瑗的弟子常占十之四五，无论才能高下，他们皆注意修身养性，严谨自律。穿戴举止，也往往相似。别人遇见他们，即使不认识，也都知道他们是胡瑗的弟子。嘉..初年(1056)，胡瑗擢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这时他仍然管理太学。不久，胡瑗染病不能上朝，以太常博士而辞官，告老还家，众弟子和朝廷官员在城东门外为胡瑗饯行，当时将此事传为佳话。不久，胡瑗病终，皇上下诏厚赏其家，并帮助办理了胡瑗丧事。

⑦ 胡瑗的生平

祖籍今陕西子长县的安定堡（一说现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4年）生于于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市）的一户官吏家庭。其家族世代显赫，始祖胡遵为晋车骑将军，后裔中曾有过两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10余人。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参军时举家随迁，但自其父胡讷任宁海军节度推官后，在当时属于下等官吏，因俸禄较少，竟步入“家贫无以自给”的境地。
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得以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此间心志远大，10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然而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放弃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即后来江苏省泰州中学所在地）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
1034年（景祐元年），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时值原朝廷中向来重视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对废后被贬该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他为首任教席，并送自己的儿子范纯佑拜其为师。到任后，他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由于范公子能带头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门的学生无一胆敢肆意践踏。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学很快就成为了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
1036年，经范仲淹的引荐，胡瑗以布衣身份，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同赴开封接受正急于雅乐改进的宋仁宗召见，并奉命参定声律，制作钟磬。其间，他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赞赏，事成后即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1040年（康定元年）8月，随镇守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到陕西，被举荐为丹州（今宜川县）军事推官。此间撰《武学规矩》一书，提倡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
1041年（庆历元年），胡瑗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观察推官时，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翌年复出，改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不久应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滕宗谅之邀，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学”。
1044年（庆历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1050年（皇祐2年）11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3年时间完成。此间两人还合作撰就了《皇祐新乐图记》3卷。1052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主讲教授），晋光禄寺丞。被征为太子中舍，后以殿中丞致仕。任教期间因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备受学生的欢迎并敬重。
1056年（嘉祐元年），64岁的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同时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此时虽身为命官，却始终保持师生平等，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在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当时的受教者包括皇室多位储君、众多知名学者及礼部中的近半官员，故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视他为一代宗师，被神宗称为“真先生”。
晚年，胡瑗依旧苦读勤教，并参议朝政。1059年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后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疗养。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百里不绝”。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谥“文昭”，葬于湖州原菰城附近。另被王安石誉为“天下豪杰魁”；被范仲淹遵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文学大家苏东坡更曾写下过赞颂他的诗句“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
胡瑗在生前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其主要贡献为：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纠正了朝廷取仕时的弊病，要求德、智、体、乐全面观察；实施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严格校规，言传身教；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了高校寄宿制度。遗着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等。
人物简介 胡瑗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 ，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 胡瑗精通儒家经术 ，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
他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 、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是“用”。
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
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
胡瑗“白衣而为天下师”。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胡瑗在苏州、湖州一带任教实行的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宋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着为令于太学”。
着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口义》。

⑧ 宋代的胡瑗有什么主张

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宋代理学先声。

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今陕西省子长县），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参军，迁居泰州海陵。父亲胡讷官宁海军节度推官。胡瑗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幼年“家贫无以自给”，七岁能文，曾游学于山东泰山苦读十年，“食不甘味，宿不安枕”，每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1]，与孙复、石介是同学。

景佑初年（1034年），教学于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今江苏省泰州中学民营初中部内），景佑二年（1035年），受范仲淹之聘，任苏州郡学。精通儒家经学，以“圣贤自期许”，致力于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类，治事包括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经世致用的特点；又精于钟律，史载“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广为分，以制尺，律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嘉佑元年（1056年），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学、管勾太学。四年，以太常博士官衔东归，赴杭州养病，送行人潮“百里不绝，时以为荣”。不久病故。王安石誉之为“天下豪杰魁”。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开宋代理学之先河，对于王安石后来的熙宁变法，有决定性的影响。着作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皆收入清初《四库全书》。

⑨ 胡瑗的成就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
二是如何办好教育？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
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浇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士”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校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
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 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同时还组织学生到外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由此证明胡瑗反对闭户读书，主张接触实践，了解社会，浏览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真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同时也一语道破了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真谛。
实行“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火烛小心。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直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综观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确留下了丰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

⑩ 胡瑗的“明体达用”是什么意思

明体达用是中国古代实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宋元明清以来的“实学”思潮肇始于二程。二程“实学”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从经学导入，并明确地提出了“治经，实学也”的命题。

明体达用内涵却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学所能范围，从某种程度上说，二程称“治经”为“实学”，只是在借题发挥，从另一方面来说，二程始终固守着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实学”一词又指向一种“经世致用”之学。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二程来说，与“义理性命”之学一样，“经世”之学同样是其理学体系中应有的命题之一。二程所谓“实学”者，是要明其体之“实”，又能达其用之“实”，可谓为有“实体”、“实用”之学。

(10)胡瑗的教学方法扩展阅读

历史由来 ：

明体达用的教育指导思想，从最初在泰州创办“安定书院”开始萌发。范仲淹在景祐元年（1034）任苏州知事后，奏准朝廷批准兴办苏州州学，特聘自己“爱而敬之”的胡瑗为教授（一校之长）。

胡瑗在苏州州学潜心讲授学术，规肃学风，加强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明体达用教育理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培养出了一批经世治国的栋梁人才，苏州州学因此名扬天下。

参考资料

网络-明体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