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研究方法的作用

Ⅰ 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于马克思这句话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把它理解为劳动方式，也有的把它理解为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等等。究其原因，“生产方式”一词是一个多义词，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它时，就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只能以全书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为根据，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资本论》就是论资本，而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资本，而没有资本也就不能带来剩余价值。所以，我们说资本范畴是《资本论》的中心内容，也可以说，它的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纵观《资本论》四卷，其中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可见，《资本论》是研究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问题。所以，在《序言》中提到的“资本主义方式”，是指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这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它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方面的关系。而“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它从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马克思第一次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
《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马克思说：“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国家。但是，《资本论》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不只限于英国，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第一版序言》第5―9段就是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特别提出，对德国来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封建贵族还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还存在农奴制。因此，在德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灾难”，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存在“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受“活人”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受“死人”即封建制度的剥削。“活人抓住死人”，即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尽管德国和英国相比有这样的差异，但《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必然发挥作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和英国相比，德国等欧洲大陆虽然还比较落后，但英国的变革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到欧洲大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但是，这种革命是用暴动的形式还是用较少流血的和平方式，要由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力量壮大等情况来决定。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自然科学等问题的深湛见解，但它是把生产力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研究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列宁在谈到《资本论》时，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做“骨骼”，而把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比做“血”和“肉”。要使骨骼有血有肉，就必须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同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使探索到了它的发展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却能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
（1）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对方法论研究，我们还必须运用科学的抽象法。科学的抽象法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与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完美统一，它必须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进行的。
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1]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遵循认识论的路径，是由现象深入到本质，侧重于分析的。从过程的角度看，在于是从本质深入到现象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地运用了经济学说史上关于商品、价值、货币、交换、资本、土地所有制、总收入等等经济形式的研究资料，充分地运用了商品生产发展，货币形式的演化，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地租形式的变化，及工资、工厂制度、生产过剩，工人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变化等等大量史料和现实的资料，深入并全面地探索寻找各种经济形式的历史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运用经济学说史上的实际过程验证这些经济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整个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
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就是在对事物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由本质来反映说明现象，再现这一现象形成的过程，即是从理论上描绘、再现客观事物的方法。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中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这样一种“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就是运用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并通过思考，“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对他自己的理论叙述方法作了简要精辟的概括。他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4] 由此可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反映法，通过这样的方法来一一反映客观的具体事物。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叙述方法的基本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这一方法，对经济范畴进行推演，来建构他的理论体系。
（2）逻辑--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法
逻辑方法，就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按照经济范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比较简单的经济关系、经济范畴，逐步上升到比较复杂的具体的经济关系、经济范畴，来阐明社会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的逻辑发展进程。历史方法，就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过程时，按照它的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来把握其规律。
纵观《资本论》，我们不难发现它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说，在他撰写《资本论》第一稿时，“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5]由此可知，马克思在他撰写《资本论》时，自觉地运用了逻辑的方法。列宁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他的第一章。” [6]
方法论的研究，在某些方面要坚持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时，必须排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现象和因素，以及各种曲折过程，从复杂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中，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逻辑的进程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它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马克思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是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相统一的具体运用。
（3）定量分析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利润、地租、级差地租、价格、剩余价值率、固定资本、可变资本等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做出了精确的定量描述。马克思本人曾经为写《资本论》钻研过数学，并尽可能地利用数学。马克思甚至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种科学，只有在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可见，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自觉地运用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
我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来表明关于《资本论》研究方法的丰富性和发展性。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可见，对《资本论》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Ⅱ 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

马克思的方法论体系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即最高层次，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或哲学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这一根本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层次是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即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逻辑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说的“抽象力”，就是指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马克思说的这种运用抽象力分析经济形式的方法，就是逻辑方法。恩格斯认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有人把这种研究方法叫做辩证逻辑方法。马克思的逻辑方法，是由一系列功能各异、相互联系的具体方法构成的方法论体系，包括抽象和具体、简单和复杂、整体和个体、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一般和特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逻辑和历史、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相统一的分析方法等。其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方法或科学抽象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包括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这样两个辩证认识过程。它透过事物的错综复杂的具体现象和发展过程，经过科学分析揭示出内在本质联系，从而达到对具体整体的理性的、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从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商品这个细胞形式，对商品的内在属性、外在形式做了周密的研究，然后逐步上升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认识。 第三层次是叙述方法，或说明方法，即建立科学范畴体系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可见，由抽象范畴上升到具体范畴的过程，就是建立理论体系的过程。 总之，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所采取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最终做出反映经济现象本质的抽象规定。而《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与上述思维的行程正好相反，它是由本质到现象，由内容到形式，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最终由抽象的规定再重新回到具体的综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思维活动的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但是，前后两个“具体”的含义有着本质的差别，前一个具体“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后一个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Ⅲ 资本论的中国化的解读和运用

五四运动以降，《资本论》和中国实践渐渐合流。《资本论》到中国来，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学和用”。 贵在“善读”、“善用”和“善于转化”。善读者，不拘泥于文本诠释学，善于创造性地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引入马克思的文本研究。善用者，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善于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善转化者，不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工作成果，进行民族历史文化的内涵深挖，例如寻求“辩证法”的中华转化——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讲述体系。
中国化的解读的要点有三：一是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区分物和事，三是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针对这一点，《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讲述“历史发生学” ，《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讲述“系统发生学” ，《资本论》第三卷研究讲述“现象发生学” ，《资本论》第四卷研究讲述“认识发生学” 。概言之，就是坚持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进而做到马克思所言“我的辩证方法”真正为我所用。其作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成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共同的历史方法论财富。
在中华历史－思维－语言的工作感召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资本论》研究方兴未艾，渐渐迎来理论创新时代。为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新高潮，推进原典解读与批判的结合，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学术专着《保卫<资本论> 》。
书中正式进一步提出“保卫《资本论》”这一概念，以此寻求中国的原创思维和《资本论》的多路向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研究填补了同类作品的空白：从批判转向建设，从逻辑转向历史，通过工作涵容中国历史，达成对马克思之后的世界历史的新理解。这种统一历史的“国学”“马克思主义”视野的研究进路创造性地规定了“历史科学”，以极高的智慧统一了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清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批判地吸纳了一般意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其大大拓展了《资本论》的既有研究领域，因而，使之能够切实获取“重读”与“重写”双重意蕴的理论拓展能力，这种互构的运动方向也是这部伟大作品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的理解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