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法 制度研究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曾 以当时各城邦的政治制度为对象,对各种政体形式及政治原则进行了比较 和分析。在近代,制度研究法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 包括国家的宪法、政权组织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以及政权机构内部 的制衡和分权关系、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关系等问题。运用制度研究法研 究政治现象的基本目的,是分析政治形式同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即如何 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种政治形式来实现某种政治原则。制度研究法在社会各 阶级为自己设计政治生活模式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20 世纪 30 年代后, 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日趋复杂化和大批新兴学科的 出现,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对制度研究法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制度研究 法忽视了对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的政治心理、动机的研究,并且仅仅局 限于对政治机构内部活动和法律条文进行分析,而这些并不能包括整个社 会的所有政治活动。他们主张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应从政治制度转移到政治 行为,提出用行为主义研究法取代制度研究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行 为主义研究法逐渐崛起并在 60 年代未期达到顶峰,使制度研究法受到很大 的冲击。70 年代以后,行为主义研究法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制度研究法的 地位开始回升。但人们在运用制度研究法时,也引入了行为主义研究法中 诸如数量分析、心理分析等手段。实际上,制度研究法和行为主义研究法 不是截然对立的,在对政治现象的分析方面,两者各有长短。
“历史比较法”就是通过两种或几种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别来探索语言发展规律 的方法。缺点是不能联系社会发展和语言的各个方面。历史比较法是历史教学中特别 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是分析历史事物 和评析历史人物的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政治系统论
政治系统论 (Systems Approach) 的代表人物是戴维·伊斯顿。 在. “什 么是政治”部分,我们已涉及过系统理论。任何系统都有一些要素,政治 系统的要素是输入、输出及反馈,这些也是政治系统理论的主要概念。从 输入――输出来分析政治系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宏观的政治思维方法。 系统论主要关心的是系统内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但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如何 处理?这是结构一功能分析所关心的问题。 政治系统论运用了系统论和控制论的一般原理,不注重实用国家这种 模糊的概念,而以政治系统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从宏观角度对政治过 程,特别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
的价值分配进行研究。它首先把政治看 成是一个既有层次分工而又有完整系统地有机整体,即政治系统,政治现
象是这个系统整体的组成部分,政治系统内部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和各 个要素以及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 的。由此,政治系统论把政治的互动行为当作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主张 以政治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为目标,着重分析系统的平衡和自我维持。其主 要代表人物有戴维·伊斯顿、莫顿·卡普兰等。
行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后,在美国率先兴起、形成一种与当代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等有密切关联的政治学:行为主 义政治学。其主旨在于取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它对当代西方 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西方政治学者面临着当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种危机,如帝国主义战争、声势 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少人无法解决和解释这些危机, 因而把这些矛盾的产生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试图建立一门“精确的”政治科 学来排斥他们所斥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为摆脱矛盾提供方策。行为主义便是 在这个历史前提下应运而生的。 政治行为主义首先是一种与传统政治学迥然不同的政治观。行为学派断定,古典 政治学理论的方法(如历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机构方法)带有道德和哲学色彩。 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须抛弃这种方法,对政治现象做“系统的、经验的和因 果的解释”,以便使政治学能够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者 Robert Dahl 认为,行为主义是对传统政治学极为不满的一场反抗运动。 达尔在谈到行为主义时确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 赋予他们行为的意义有关。 行为主义根据观察到和可观察的行为来谋求解释政治 现象。 ”从对国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研究, 使政治学变成一种“非政治性的科学”, 不把国家及其体制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为主义运动的主要结果。 哈罗德·D·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中的影响因素和被施加影响者,戴 维·杜鲁门断定,政治学应研究利益集团的政治和调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 过程;戴维·伊斯顿宣布政治学应研究“存在于任何社会当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统” 和“社会财富的权威性分配”。E·C·班费尔德(E·C·Banfield)声称政治学应研究 解决或讨论问题的一般活动,如谈判、辩论、讨论、力量的运用和说服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政治行为主义已成为美国政治学领城内占主导地位
的学术思 潮和方法论,并逐步得到其他国家政治学界的重视、研究或采纳。这股学术思潮 主要借用现代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门类的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吸取 统计学和计算机等先进的数量分析和信息技术手段。 围绕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决策 这个核心内容,观察总结广泛的政治现象,产生了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一系 列理论或分析模式,汇集成一股从观点、内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于传统政治 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学的新型政治科学。纵观 70 余年的历史跨度,政治行为主 义是我们了解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政治行为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初到 50 年代是形 成时期。 这期间, 一些政治学者开始撰文着书, 批评和谴责传统政治学的形式—— 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张用新的手段和方法开展政治学研究。如英国政治学者卡拉
汉·华莱士发表了 《政治学中的人性》 美国政治学者阿诸尔·F·本特利写下了 , 《政 府过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学的新方面》、哈罗德·D·拉斯韦尔也完 成了不少着作。这些人在构成行为学派的理论框架和原则以后,也就成为行为学 派的奠基人。他们呼吁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研究人性;断定只有人才能成为 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据, 并主张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和技术嫁接到政治学研究 上来,强调应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政治程序进行详细调查和微观研究。 大约从 19C 末到 20C30 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为主义在美国逐渐酝酿形成的时 期。 在美国,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 19C 后半期。这段时间政治学研究 对象主要有两个:(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机构的来源及其发展历史;(2) 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法律体系, 研究宪法和有关法典如何规定政府机构的职能以及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随着 20C 初叶世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这种以政治制 度和法律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方法逐渐受到政治学者们的批评。 他们对前 人树立的刻板的历史叙述、逻辑推理及其它规范程式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转而寻 找新的理论和方法。 政治行为主义的产生与以下几个重要社会条件分不开。 首先是当时欧洲各类社会 科学的影响。从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政治学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维利等欧洲 学者的强烈影响。得自欧洲一些着名大学的教学方法的启发,许多美国学者开始 倡导政治学的科学性。20C30 年代,大批欧洲学者为逃避法西斯主义的迫害, 从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国,又为学术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当中有 些人后来在美国
政治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大批欧洲或欧洲式的社会科学家强调: 政治学必须借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理 论,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现象。他们带来的新的科学分类思想对美国政治学界的 影响难以估价。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绍来马克思、杜尔克海姆、弗洛伊德、韦 伯、 帕雷托、 莫斯卡、 米切尔斯的学说, 推动了后来政治行为主义的诞生和发展。 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政治行为主义的启迪和影响。巴甫洛夫(Pavrov)、约翰·华 生(John Waston)和 B·F·斯金纳(B·F·Skinner)等心理学家创立的“行为心理 学”,注重运用刺激——反应模式解释人类行为,强调研究可观察的刺激因素, 这些思想对政治学行为研究有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可以 说是当时各门科学(首先在心理学)中发生的行为科学的一个边缘产物。 其次, 是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需要驱动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加重视并直接接触普遍 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二战当中,一大批政治学家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亲自 处理联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过切身的经验,他们察觉到 传统理论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着严重缺欠,旧有的学 园式结论不可能预测未来的政治局势。这些迫使他们在方法论上检讨自己。在这 股日趋壮大的学术思潮带动下, 一些影响力颇大的政治学家已开始在自己的着作 中主张:政治研究要关心现实。打破过去那种以图书馆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 面向人们的政治行为,特别要重视各种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运用实地调查和 统计分析的方法,努力对人们的政治抉择作出预测并给以检验。 与此同时,美国各种社会势力也出于长远或近期的考虑,大力资助政治学团体的 研究活动, 因为搜集和分析大量实际资料要比局限于图书馆当中作研究所需的费 用大得多。大基金会通过资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项目,制约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和思
想倾向。二战后,各基金会进一步重视资助诸如选举等短期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及 一些跨学科研究。 最后,应该看到,行为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和美国注重实用传统及现代西方哲学 的影响密切相联的。20 世纪初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就启发过许多政 治学家。 在现代哲学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逻辑实证主义。 其代表维也纳学派主张: 一切理论都要有经验上的根据, 由直接或间接的验证预以证实或推翻;理论必须出于彻底的科学态度,并且有赖 于多学科的合作;哲学的任务是以语言分析为主要方法,达到对知识和科学的解 析等。在传统和思潮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一股占主流位置的观点: 科学的实质在于收集客观资料,收集政治生活的无情事实。这一观点直接针对 19C 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说学术界认识到,要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光靠对法 律权利与义务作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是不行的,社会知识的可靠性在于事实。这 样,重事实而不重目标。重现状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倾向。美国政治 学会 1903 年成立,早期的几位会长都是主张政治学科学化的学者。20C20 年代 初,美国几次全国政治学会议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利用新技术收集新情况、新资 料,而不注重理论的作用。学术界认为,事实会自己说话。 政治行为主义的形成,包含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在美国,对传统的制度研究加 以批评的学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论着称的社会科学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 府过程》(1908)中就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门僵死的学问,只对政府脯机构 的最表面特征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学变为 名符其实的科学。英国学者 G·华莱土在 1908 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 把政治动机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领域, 主张采用心理学与自然科 学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鲁斯说过:“所需要的只是:事实、事实、事实。”这句 话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政治学者最重视的东西。 布鲁斯还赞扬科学及其严谨性, 这反映了当时美国知识界反对墨守传统的共同态度。 继本特利之后,对推动政治行为主义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尔斯·E·梅里安和 他带动下的“芝加哥学派”。梅里安在 1921 年发表论文《政治学研究之现状》, 正式提出广泛应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人种学、生物学、统计学的技术 和成果改造政治学研究状况。 美国学者一般都把这一年看作科学化运动开始的时 间标志。1925 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学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对学院式政治学的 批评和发展政治行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学”这个名词。他 主张,政治学必须应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把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 对象之一,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梅里 安在 20 年代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以后一、二十年当中,该系培养 了一批研究生,他们成了后来闻名全美的政治学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 的 H·F 戈斯耐尔、H·D·拉斯韦尔和 30 年代以来的第二代传人凯伊、特鲁曼、西 蒙、阿尔蒙德等。伊斯顿在 40 年代后期起到该系执教。本特利和亨廷顿也曾就 学于这所着名学府。人才汇聚,使这里俨然成为美国政治行为主义研究的中心。 在这种科学化思维万式指导下,谈学派的学者们都是面向实地工作,用以弥补以 往研究资料的匮乏,并积极借用其它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及手段,正式把行 为主义引进政治研究,带动了行为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
② 社会研究的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简述
(一)统计调查。统计调查有两个显着特征,一是使用结构式的调查方法收集资料,一是在对大量个案作分类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由于资料的格式是统一的,将所有被调查到的个案资料汇总就能得到一些统计数字,因此统计调查得来的资料一般都可以进行定量分析。这种分析可描述调查样本的一般状况,也可以进行分类描述。在分类比较的基础上,研究者还可以探求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统计调查法可用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也可用于探索性研究。这种方法与抽样调查相结合,成为理论检验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
(二)实地研究。实地研究是不带假设直接到社会生活中去收集资料,然后依靠研究者本人的理解和抽象概括从经验资料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实地研究得到的资料通常是无法统计汇总的文字资料,如观察、访问记录,除此之外同时还包括未形成文字的感性材料,如现场的体验和感性认识。实地研究与单纯的调查区别在于,它不仅仅是收集资料的活动,还需要对资料进行整理和思维加工,从中概括出理性认识。实地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研究从观察开始,然后得出暂时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又知道研究者进一步观察,获取新的资料,再得出新的结论或完善原有的结论。实地研究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通常集中关注于某一个案,主要采用无结构的观察和访问来进行资料收集。
(三)实验。通过实验法收集到的资料与统计调查很相似,都可以分类汇总和统计。两者的主要区别是:(1)统计调查是在自然环境中,而实验是在人为控制的环境中观测或询问;(2)统计调
③ 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 的区别
第四章 社会过程研究方法
社会矛盾推动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展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内容、实质和规律,为我们具体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一、 人类社会是一个过程
(一) 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每一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凡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东西,最终都要在历史上消亡。一个过程的结束,就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正是这种有限的、无始无终的、永恒发展的物质世界。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那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
人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那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正如历史不具有最终的性质一样,人类的认识也不具有最终的性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一样,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恩格斯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这一论述,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二) 社会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渐进与飞跃的统一,即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在量变阶段,社会面貌总的说是稳定的,表现出自身发展的连续性;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便引起质变、飞跃,新质代替旧质,渐进性过程“中断”,表现出发展的非连续性。发展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只有不间断的量的积累,才有间断性的质的飞跃。
坚持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历史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联系和区别,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阶段的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毛泽东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三) 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行和曲折性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新事物否定旧事物,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而是有所抛弃、有所发扬,有所否定,有所肯定,即辩证的否定。旧事物中积极的东西作为新事物的要素而成为新事物的要素而成为新事物的组成部分。特别是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一个周期之后,第三阶段的食物击中了前两个阶段食物各自的积极因素,成为更高级、更完善的食物。因此,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
然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矛盾双方斗争此消彼长或次长比的复杂性,由于人们认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反复性,决定了事物的前进运动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迂回的,表现为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列宁说,历史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不可能那样笔直又笔直。毛泽东说:“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
坚持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历史观,既要反对历史循环论,又要反对历史直线论。坚持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历史辩证法,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同时在实践中自觉走曲折前进的道路。
二、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
(一)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
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历史活动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这是因为:
第一,“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都是以往活动的产物。人们拥有的生产能力决定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第二,历史是一个合力。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需索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于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二)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选择性
自然界的发展是自发的、盲目的、无意识的;社会发展则是自觉地、有意识的。二者的区别,集中表现为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具有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包括选择“做什么”和“怎么做”,即包括选择实践目标、实践手段、实践方法等。主题选择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实践活动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选择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正确选择或错误选择,还包括最优选择、次优选择等。同样是正确选择,是最优的还是次优的,对于加速或延缓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
(三)社会历史过程是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
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就是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
人们只有把握客观规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当人们没有认识必然性的时候,必然性是盲目的,外在于人的;当人们认识并把握了必然性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必然性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统一性,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选择性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多样性。社会历史过程作为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科学的、辩证的决定论。
三、研究社会历史过程的若干重要方法
(一)历史主义的方法
认识社会历史,离不开现代人的眼光。但是,后人在认识既往的社会历史时,必须从特定的历史时代、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出发,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认识。列宁说:“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能离开历史过程和历史条件,用个人的好恶、主观的模式等,去剪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的真实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的真实,二是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真实。我们要把这两种真实统一起来,离开了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的真实,无从发现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而仅仅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又远远不够,还必须透过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把握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既要反对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肯定一切的历史复古主义。对于历史遗产 要采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
(二)科学预见的方法
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表现。研究社会过程、认识社会规律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来解决当前和今后面临的历史课题,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过程和阶段,确立和设计未来社会发展的目标,宣召和选择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和路径,从而增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自觉性,避免盲目性和被动型,做到在某一时间和过程发生之间未雨绸缪,掌握主动。
科学预见之所以可能,在于社会历史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现,而大量偶然性中又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正如恩格斯所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透过偶然认识必然,便可以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前程。
(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马克思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研究社会历史过程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历史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客观进程,逻辑则是对这一进程和历史顺序的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过程是逻辑的基础,逻辑是社会历史进程在人类思维中的再现。因此,二者具有同一性。
但是,由于“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对历史的反应不是机械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而是在科学抽象基础上对历史进程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逻辑反映历史又高于历史,只有上升
到逻辑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因此,以科学抽象和逻辑的方式把我社会历史进程,就其实质来说,依然是历史的方式,它“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
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观点,既要反对把历史碎片化、否认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倾向,又要反对从逻辑出发剪裁历史、用逻辑统一历史的错误倾向。
④ 如何评判一项社会政策的好坏
政策的评价方法进行论述。
一、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是一种将政策执行前后的有关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判定政策价值、提出政策建议的一种分析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评价方法,直接从客观的实际变化得出政策的好坏。
二、成本收益分析法
成本收益分析法是通过对政策实施所需投人的全部成本和因政策实施带来的全部效益进行计算、对比,从而确定政策价值的。它是一个普遍的方法,前提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社会当中存在很多主体,尤其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总要力图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人们之所以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就是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
成本收益分析法有以下三个特征:自利性、经济性、计算性。
首先介绍自利性,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社会中的个体以“经济人”的形式存在,即追求自身利益,诚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在实现自身职能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两种相对的属性,即公共性和自利性。在实现其公共性的过程中,政府自身、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即政府自身的利益。其中,公共性总是制约自身利益,公共性总是有冲破公共性桎梏的冲动。如果政府能够通过正常、合理、公开、公正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利益,我们可以说这种自利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合理的利己绩效有效地激励了政府及其管理人员高效、负责任地开展工作。然而,一旦政府的利己行为超出合理限度,恶意扩张,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经济性就是指预计政策的结果是带来收益的而不是亏损。计算性是指通过计算的方法来得出想要的结果。
三、模糊综合评价
在政策效果评价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不少指标因不易精确地描述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因而给评价带来了困难。对于这类问题,常用的方法便是模糊综合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确立相关因素,建立数学模型,然后通过抽样评定和加权评定,得出综合评价结果。具体的说,它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它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适合各种非确定性问题的解决。由于评价因素的复杂性、评价对象的层次性、评价标准中存在的模糊性以及评价影响因素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定性指标难以定量化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们难以用绝对的“非此即彼”来准确的描述客观现实,经常存在着“亦此亦彼”的模糊现象,其描述也多用自然语言来表达,而自然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很难用经典数学模型加以统一量度。
因此,建立在模糊集合基础上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多个指标对被评价事物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判,它把被评判事物的变化区间做出划分,一方面可以顾及对象的层次性,使得评价标准、影响因素的模糊性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在评价中又可以充分发挥人的经验,使评价结果更客观,符合实际情况。该方法做到定性和定量因素相结合,扩大信息量,使评价数度得以提高,评价结论可信。传统的综合评价方法很多,应用也较为广泛,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适合各种场所,解决所有问题,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侧重点和主要应用领域。如果要解决新的领域内产生的新问题,模糊综合法显然更为合适。
⑤ 社会政策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政策研究,很多人都无法清楚的说明。很多时候这些批评者所谓的政策研究就是指与政治有关的研究。这无疑是对政策研究的误解。政策研究虽然常常涉及政治,但它与政治研究有分别。
政策研究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使它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梅耶和格林伍德将它定义为:"以经验研究达到验证促进某些目的的手段的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
因此,政策研究是面向目标的,即,它是帮助实现某些目标的手段。它通常涉及评价实现目标的替代手段。但是这也不一定如此,政策研究可以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进行。在不同政策制定阶段进行的政策研究将会有不同的政策研究方法。
政策研究是指导决策
政策研究必须采取一种系统性的视角,考虑整个受决策影响的社会单位。
任何社会单位;一个政府部门、学校、家庭或任何其他社会的单位都必然依靠自己,并在同一时间隶属更大的系统。影响他们的政策也必然影响他们隶属的大社会系统。这是任何政策研究必须始终牢记的。
不过,不论在任何阶段进行的政策研究总是聚焦于行动,而不只是为了提高我们对某事的知识或理论。
政策研究的目的是指导决策或行动,以制定可能采取的行动或评估替代手段。
政策研究也是跨学科的,以便考虑到政策涉及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以系统性的角度来看,政策研究也必须了解政策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这两个特性将政策研究与应用社会科学分别出来。
英语教数理政策最复杂
政策研究同时是规范性和实证性的。它是规范性的,因为它涉及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来自复杂的利益和思想意识形态的互动。政策研究受到这种复杂的利益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它不单单是对政策的有效性的评价或评估替代政策的成效,它必须面对相互竞争的利益和思想意识形态。但它也是实证的,因为它必须在这环境中找到有效的行动或目标。因此,政策研究是在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利益和思想意识形态中找到有效的行动和目标的研究。
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是整体研究设计与目的。研究技术可以被理解为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技术。不过,研究技术也是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以容易造成混淆。
⑥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一般经过3个步骤:①单纯的描述,即观察一个个政治制度的整体或其各个部分,诸如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政党制度以及其他的政治设施。②整理资料,即对各种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和分类处理。③探求各种可变因素中的关系,以发现政治现象的一般性规律。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是一种多视角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些政治学家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研究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政治。他们发现,在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里,议会制度、官僚政治、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等特征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他们致力于寻求一种功能等价物,以探究这些国家的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过程。行为主义政治学从政治过程和非政治过程的视角,对不同政治体系下的政策制订、政治党派、利益集团、传播手段和舆论以及选举和民意进行了动态性的比较。奥地利精神病学家S.弗洛伊德等人创立的精神分析观点,影响到比较政治学领域,形成了比较政治学的一种文化人格研究视角。它注重不同国家的政治面貌和公共政策,试图通过横切研究法,研究社会精英和社会名流集团等,来探讨民众对于政治体制的功能和特征的认识和态度模式。一些以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研究比较政治学的学者,还致力于创建某种理论构架,以利于整理那些零碎的、特殊的经验主义研究的成果和观点。
⑦ 社会政策的研究方法有哪几类
简述现代社会研究方法的特征① 经验型。所谓经验性方法,是指研究者通过直接接触社会实际而获得关于社会现实的第一手资料的手法,其具体方法包括访谈、观察、实验等。② 理论性。所谓理论性特征,是指在现代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中,注重理论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