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西方几种艺术史研究方法看中国绘画史研究
中西绘画不同的哲学基础,使得对于它们的观照也有不同的视角。然而从研究方法方面看,还是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相对而言,20世纪前期,以新的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艺术史,还未真正开始,以传记形式为主的撰述方法仍是主流。从现代学术更侧重严格的学术要求的角度来看,这种传统的撰述方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因为在今天,我们对之前艺术史的了解只是流于前辈的知识讲述,缺乏在更大的天地中对时代风格精神内蕴的心灵体悟。 相对于还处在起步探索阶段的中国艺术史,西方艺术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中国绘画史研究也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有了一个海外中国绘画的研究系统,几十年来其方法的演变发展,对我们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西方形式美学理论支持下发展出的风格分析、图像学等研究方法,为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些科学化的理论支持。特别是,波普尔和贡布里希提出的情境逻辑提供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套研究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更广阔的观照视野和思维路径。这对中国艺术史研究在今天向真正专业学科的发展,有很好的启示。 本文试通过对上世纪初期到中叶,并影响至今的几种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阐述,分析个别方法试图解决的问题以及最后未能解决的问题。通过这种梳理,期待从新的意义层面来考察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谈谈对中国传统绘画研究的独特性的一点理解。 一、几种主要的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 (一)风格分析 当我们试着用语言去描述风格特征时会发现,风格无处不在却难以言说,签名、腔调、服装都有特有的风格,文章有文风,绘画有画风,一支乐曲也有它的曲风。而且,风格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我们会用熟悉惯用的东西去调整适应那些不熟悉的东西。对于画家而言,他只看到他要画的,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即贡布里希所概括的制作和匹配的过程。 根据西方学者夏皮罗的定义,风格的表述和艺术的三个方面有关:形式要素或主题,形式关系以及特质(包括一种我们不妨称作表现的总体质量)。[1]5他还指出,形式要素或主题尽管对于表现是至关重要的,但并不足以赋予风格以特征。凸起的拱门同样见诸于哥特式的伊斯兰建筑;圆形拱门见诸于罗马,拜占庭罗马风式以及文艺复兴建筑,为区分这些风格,人们必须寻找另一种柱式的特征,首先是联结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不同的方式。[1]6 方闻先生认为,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中国论画,每论及风格,大多只强调形式因素和特性,但忽视了联系两者的形式关系。加上传统论画语言精简扼要,对于作品风格的描述,只是点到为止,而没有具体的分析。[2]93-105 除夏皮罗以外,我们还需要提到的是沃尔夫林和李格尔形式风格理论及其方法。 沃尔夫林不作系统的方法论陈述,而是通过方法论的实际应用来理解美术史,用形式分析的方法对风格问题做了宏观比较和微观分析。影响最大的是他通过视觉观察,对艺术中风格发展的解释,提出了经典的五对风格语汇,即 线性与图绘性,平面与后退,闭锁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性与统合性,相对清晰与绝对清晰。[3]沃尔夫林提出了时代风格这样科学化的现代概念,然而画的结构,并不是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母题及其整体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予鉴定,而更侧重作为一些抽象的观念存在着。 李格尔不仅放弃了黑格尔思想体系中关于艺术衰退的标准观点,而且也摒弃了封闭的周期概念,他尝试将整个艺术史作为一个连续贯穿的过程包揽起来。他将这个漫长的演进的两极规定为两种风格类型:触觉的以及视觉的,十分巧合于沃尔夫林的短周期的两极的观点。他们就风格的内部结构、构图原理、人物和背景的关系的论述,相当敏锐。但是有关风格的各形成因素在社会历史时空中变化的解释,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常常具有幻想色彩。风格变化的每一个大的阶段的特征,都会和一个种族的性情、宗教等因素相一致,它相应的是哲学立场的转变,从一个占优势的客观态度到一个主观态度的变化,主观立场中的一些基本的固有的因素的变化,主宰了整个历史。这种立场上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变,实际上是由突出物的主宰转变到突出人的主宰,也可以说,主宰性是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根本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风格分析方法先天不足。 对于风格分析学派自身存在的问题,夏皮罗提出了风格的几个方面,并从观念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角度,阐释存在的问题,也深化了他的新的风格学说。结合绘画史研究,我们不妨再具体化一下风格分析所主要关注的几个层次:手法或技法、母题零件、母题、结构、整体特征。其中,技法、母体零件和母题都是形式因素的范畴,个别和整体的形式特征都是艺术史一直所关注的,而涉及个别和整体相互关系的作品构图和整体特征,却是传记式的传统艺术史学所无法解释的。我们可以感到,夏皮罗希望建立的是一种新的风格分析的方法,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理解艺术品多样的敏感特性。 但是,风格分析缺乏对作品进行排序,这是它自身无法解决的逻辑上的难题。在艺术作品中,母体零件的组合成为母题,零件本身可以表达一些象征意义,相较于技法,它更具有分期断代的意义。对于人类的知觉系统而言,母题分析类似于直觉辨识,是各层次中最易辨别的。但是,风格分析假设的前提,以及伴随而来的自身的困难和矛盾,是它无法回避的问题。 它限定的前提往往只对同一时期的作品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缺乏对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逻辑上排序。而且,能推导出这些风格标准的作品,其个别特性能完全构成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和社会的典型特性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风格分析的优越之处也同样暗含着它相应的缺陷。也就是说,风格分析的理论前提的先在性,使得我们对于一致性的假定常常是没有普遍根据的。结果它所营造的是一个观念上的空间,对许多人来说,它只是一种现成的技巧,带着一个限定好的标准去找寻相匹配的个体。这样,对于观者个人,最重要的不是观赏这种方式本身,而是你选取什么样的点以及在这些点中所看到的东西。风格标准更像是对一套观念的系统表述,一整套阶级的或是宗教的观念、兴趣和信仰等内容,形成了风格中对形式的概括,而大大减少了艺术的丰富性和可能性。然而,当两种风格融会在一起而没有明显的差异或偏向时,这种区分就会变得很模糊,这套技巧也会不太奏效,常常变成有些僵化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我们的思维,失去了艺术中更自由自在的心灵体悟。
2. 美术史论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美术史论,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史,一方面是论。具体来说:
美术史,又可分为美术的历史和美术史,一个作为美术史的子学科(art history),一个作为历史学的子学科(history of art)。作为美术史的子学科,倾向于研究艺术的形式、创作规律、风格演变,甚至包括我们在对宗教美术、民间美术等研究过程中概括总结的“图式”,如“画稿”等,这些算是内部美术史的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子学科,主要运用的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不再过多关注艺术作品的价值(也就是画得好与不好),而是分析图里面有什么内容,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观念,有什么样的意义等问题,这个方面来说即使不是学美术的也能做。但目前来说,往往都是交叉进行的;讲求学科交叉的今天,图像已经成为一个平台,美术史学者、历史学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等都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出发来共同理解这幅画,对画的理解和认识,就是今天对美术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仅仅是“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以图纠史”,那么其研究实际是偏向了历史学了。
美术史又可细分为国别史、断代史、专题史、个案研究等等。这个你应该知道吧,如中国美术史、日本美术史;唐代美术史、宋代美术史;绘画史、工艺美术史;吴门四家研究,元四家研究;沈周研究,李成研究等等。
论,偏向于美术学理论。你可参考王宏建的《艺术概论》,首先知道讨论艺术是讨论艺术的哪些方面,该书分为两大部分,总论和系统论。总论包括艺术的发生、发展、分类;系统论包括艺术家、艺术创作、艺术作品(批评和接收)。目前的艺术学概论的研究,大多是美学和社会学角度的研究,是研究宏观的艺术理论以及走交叉学科方向的研究,如艺术人类学、美术地理、美术考古等。
欢迎你加入到美术史论研究的队伍之中,壮大美术史论的研究。目前该学科还很薄弱,跟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相比,还差很多很多。
3. 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综合的研究法,可分为基础研究法和深入综合研究法。基础研究法是指所运用的考古学对遗迹遗物整理研究中的区系划分法,层位法,和类型排比法;深入综合研究法是指历史研究法和借鉴美术史的艺术分析研究法。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这两种方法是特定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门三级学科,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和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进行历史性的分析研究和艺术的分析研究。所以它和考古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又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与许多学科都有联系,特别是与美术史,美学与宗教学关系更加密切。
各民族的美术都有益于其他民族的风格特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美术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不但对周围国家的美术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对欧洲,美洲,非洲等地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越来越引起了学者们的充分重视。中国美术所具有的统一性和稳定的连续性的民族特征,与西欧美术史大不相同。基础根深的中华民族艺术,就像一座大熔炉,又吸收熔铸外来艺术的能力,并使之汇入自己的传统艺术大熔炉中,成为民族化的艺术。
中国美术考古学所研究的美术遗迹和遗物可初步概括为雕塑,佛教造像,画像石,画像砖,绘画,建筑,陶瓷,玉器,铜器,石碑和墓志形式以及其他古代工艺美术等10大类。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的这种分类,与重视物质材料为标准的分类法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