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太学教学方法

A. 汉代太学与稷下学宫的区别

汉代太学与稷下学宫的区别如下：

1、汉代太学由官府举办。

稷下学宫是一所由齐国官家出资操办而由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

2、汉代太学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

稷下学宫以黄老为主具有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相互争鸣，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点。

3、汉代太学学生主要面向官宦子弟。

稷下学宫来者不拒，包容百家；欢迎游学，来去自由，表现在——学术论辩，相互争鸣及吸取。

(1)西汉太学教学方法扩展阅读：

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和我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政府智库。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稷门附近。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B. 西汉时期太学的学生学习有哪些特征

太学生的学习是比较松散的。其学业主要是靠自修。除了正课之外，还可以随兴趣研究其他专经。东汉后期更鼓励学生成为通才，通经越多做官越大，故许多学生都兼通数经。有些太学生在课外研究自然科学，如张衡、崔瑗就是研究天文学、数学而成为大科学家的。

由于太学生主要依靠自修，所以太学特别重视用考试来督促和检查他们的学业。汉代太学没有规定肄业的年限，只要能通过考试，即可毕业，并按成绩高低来授予官职。

C. 西汉太学的课程有哪些

太学教育为适应封建社会治国者的需要，对太学课程的设置作了严格的规范。西汉时期太学的主要教材是经史，以儒家经典“五经”和“三传”作为基本教材。同时，对经义的解释，也作了严格的规范。

“五经”具体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5部经典，都是儒家的正统学说。

“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的合称，是儒家的经典着作。

D. 西汉时太学的教育内容是什么

东汉洛阳太学研究
杨作龙
提要： 洛阳太学自西汉至北朝，历经数百年，它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奇葩。东汉洛阳太学规模浩大，人数最多时达到三万人。东汉政府提倡儒学，致使太学人才济济，名流辈出。东汉太学的管理方式，无论是在对太学的管辖方面，还是在对学生、教学、卒业等管理方面，都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洛阳太学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而且对今天的教育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洛阳太学 管理方式 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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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

洛阳太学的数百年

自西汉武帝草创太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其在学人数，至西汉末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亦设员三千。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太学，距皇宫8里，学业重开。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观看学生的“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明帝时，据《后汉书》儒林传和樊准传载：明帝“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一次为诸儒讲论经典，“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太学声誉日高，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安帝时，“薄于艺文”，学宫颓废。顺帝继位后采纳翟酺建议，修缮太学，开拓房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讲堂长十丈、广二丈（一说三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全部补入太学，并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童子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多。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为此，灵帝在熹平四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把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自董卓之乱，太学被毁，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当魏文帝曹丕称帝后，才又扫除太学灰碳，补石碑之缺，备博士员，开始招收弟子。至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又以古文、篆、隶三体刊刻石经《尚书》、《春秋》二部，以供取正。太学自曹魏在废墟上重建，至晋武帝时再次“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并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对学校各级官员，下及学生、乐工，厚施丰备。“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此即《三临辟雍碑》，太学再次发展进入高潮时期。西晋灭亡后，太学复又被毁。时至北魏， 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又重建太学，连同国子学、四门学、小学，设博士达四十人之多。由此，经术弥显，学业大盛。培养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太学在洛阳才告衰落。

在教育上，洛阳太学之所以显示出勃勃生机，当来源于对三代教育的借鉴和在文化被禁锢后力量的迸发。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多为退职官员，缺乏青春活力。而当时又是“世卿世禄”的体制，对教育的需求只是维持而不是发展。春秋时期社会正在发生根本变革，对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终于冲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更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诸家相较，儒家以有孔学六经而尤为显赫。至秦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禁锢，使教育向前冲击的力量暂时隐藏起来。当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敦倡儒学的条件下，这种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东汉的太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对以往教育弊端的抗击和对于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继承和发扬。

洛阳太学的管理方式

一、太学的隶属及对太学的管辖

“太学”这一称谓，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东汉光武帝时朱浮上书请广选博士亦云：“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之所由兴也”。东汉末着名学者蔡邕更明确指出：“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说明太学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教化的成败。“太学”的内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学”这一称谓无法比拟的。段王载注《说文》太学条云：“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所以“太学”称谓本身即是对以往教育的革新。

太学隶属太常管辖，“太常”为九卿之一，取“欲令国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学隶属太常更有其实际意义。在管理上，太常持重的是选拔总领纲纪的祭酒（校长）和学识渊深的博士（教师）。东汉规定：“祭酒”必须是“有聪明威重者”，其条件高于博士，或说是博士领袖。东汉设博士与西汉不同。西汉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东汉博士须选试而后用，很强调博士的师表风范。即“既欲其为人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所以东汉规定，太常卿每选任博士都要经过一定测试，并要上奏其能否。极为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的选任标准。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选任最后要由皇上审定。而且选任时要有官员保举。其举状要写明被举人的品行、礼法、学识、身体状况及家族属行为是否合乎礼度等。并且规定选任博士年龄限制在五十以上。在这点上既区别于西汉的以名流充任，又区别于春秋之前以退休官员充任师资的老化教育。西晋对选任博士规定：“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而且在太常增设博士协律校尉员，太学博士、祭酒即隶于其下，制度更为严格。博士的任务主要为掌教弟子，当国有疑事时亦要掌承问对。博士为在职现任官员，俸秩比六百石，博士有固定员额，西汉和东汉初俱设博士十四人。按五经家法不同其十四博士为施、孟、梁丘、京氏《易》；欧阳、大小夏侯氏《尚书》；齐、鲁、韩氏《诗》；大小戴《礼》；严、颜氏《春秋》。 加博士祭酒共十五人。在教学上，规定博士要以家法上课，每经按不同家法各有专任博士一名。据史载，发展到东汉，以上要求又小有灵活。如光武帝时曾增设《左氏》学博士四人，后因受到公卿反对，不久废除。此外，东汉还设有庆氏《礼》和伏氏《尚书》博士。授课虽讲求家法，然亦有兼说者。如光武帝时张玄，本为《颜氏》博士，他授课时又兼说严氏、（宣）冥氏《春秋》，为此，诸生上言认为张玄“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后张玄“未及迁而卒”。此说明规定已不如初时严格，而且博士也在向兼授非本身博士课方向发展。如博士却仲学即在校外收徒讲授《春秋图纬》。为了验证博士的学识、考究博士的论辩机智，还经常由皇帝亲自主持博士之间或博士与名儒之间的辩论。光武帝刘秀即曾“会诸博士论难于前”；章帝大会诸儒于汉宫白虎观，以问难形式考详诸经同异，最后由皇帝裁决，连月乃罢。对博士学识提高大有益处。

在仕途上，又可经博士入官。中央官，初始可任尚书、谏议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地方官，可任刺史、守、相。东汉即多有由博士升迁者。

二、太学对学生的管理

太学生有多种称呼，如东汉可称“诸生”、“博士子弟”、“游士”，入太学学习亦可称“受业太学”、“游太学”、“观太学”。西晋学生又有“礼生”、“寄学”、“散生”、“弟子”等称呼。太学管理官员除祭酒外，见于西晋《三临辟雍碑》的还有太学吏舍人、太学吏军谋、主事、司成等，东汉当与此相类。

学生的来源和入学，东汉规定：①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员，皆可遣子受业；②郡国所举高材明经者，亦有国家所试明经下第者；③郡国学明经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经地方选送可入太学。虽有以上规定，但执行也较为灵活。由地方单独派遣者，如杨终，“年十三，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即是。有的是受名儒推荐入学者，亦有由在校学生介绍入学者。可见学生入学并不难，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西晋时学生来自十五个州、七十多个县，东汉和西晋都有匈奴和西域的求学者。

学生的出身多为官宦子弟，亦有家境贫寒者。这就决定学生在类别上有正式在籍学生，此由史载太学生人数而知必有名录；有勤工俭学的旁听生，如庾乘，即是为诸生做佣工而旁听成就者。如宋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由于学生出身不同，在待遇上也不一样。一些官宦子弟可享受国家俸禄，而贫寒子弟则不仅衣、粮自理，连照明的脂烛也要自行解决。

在生活上，学生居住条件、方式亦各不相同。有住校生，有在校外居住者。住校生中也有集体群居者，也有单独居住者。更有举家居住者，如东汉太学初建时，鲁恭即与弟丕及母俱居太学，时恭年十五，弟丕年仅十岁。学生如何解决伙食？据《后汉书》梁鸿传载，梁鸿以童幼诣太学受业，由于他性情孤独，不与人同食，同屋学生炊饭后，招呼梁鸿乘热釜而炊，梁鸿不肯，竟“灭灶更燃火”。由此看学校似无集体食堂，只在宿舍外设有灶釜，有学生自营炊事。前述鲁恭与弟及母俱居太学，当也是为解决生活问题。

学习年限，规定满学制为八年，但由于学生入学时基础不尽相同，对学生学习年限掌握又比较灵活。学生中有在入学前即已通数经者，也有专门师事某一博士学习某一门经典者，自然时间要短。据史书记载，还有不少二次入太学学习的学生。学校对学生年龄也无统一规定，就史书所见，自十二岁至六十余岁。年岁不等。其中年少游太学者亦不在少数。如颍川杜安，“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时十二，各能通经，拜为童子郎。

三、太学的教学与卒业

学生的学习对战国时期的游学方式有所继承，学生在校期间可拜社会名儒学习太学中未开设的课程。有时甚至是受钦命从名儒学习某一经典，如贾逵为章帝时洪儒，章帝就曾令贾逵自选《公羊传》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以《左传》。学生毕业后亦可游学他方，继续深造。

博士授往往采取讲大课方式，听课人数不等，最多者可达千人。然亦有小课堂教学。因为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较多，有的学生往往参与一些社会上的外交活动。因此，也有个别上当的情况发生。东汉末年汉中的晋文经，梁国的黄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于京师洛阳，伪托养病，不接宾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声，坐门问疾，犹不得见”，太学生亦多闻风造访。后太学生符融“察其非真”又于太学辨其伪，并请司隶校尉李膺核察，后证明二人果为轻薄之子，惨叹逃去。

在太学中学生有较多时间进行自学，又有较好的自学条件，既有学识渊深的博士，又有本来就享有盛名的高才学生，学生有随时发问、请教的条件。因为在博士中相互论难蔚然成风，受其影响学生中亦有浓郁的学术气氛。学生可和负有盛名的学者论辩，服虔在为太学生时就曾以《左传》驳当时着名《春秋公羊学》大师何休所驳《汉事六十条》。由于当时学生中研读风气甚浓，很多学生都思维敏捷，“善论难”。太学亦为皇帝咨询国事之所，博士、学生都可发表意见，便于养成学生关心政治和国事的风气，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刘陶就曾几次上书陈事。由于太学生有关心政治和国事的政治素质，他们也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社会重大政治斗争中，东汉后期的二次党锢之祸就是以太学生为主力的士人反对宦官的流血政治运动。

太学还有意识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东汉和西晋在皇帝举行乡社典礼时，礼生即都以太学生充伍。

学生学习采取单科结业方式，每家经典学完后，要由博士主持答辩。严格按各经家法要求，讲求师承。答辩为五十道论辩题，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者，皆以为非。这对个别学生来说是有些束缚思想，但就整个学业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学派之间争论和提高不同学派学术地位的保证。

学生的毕业分配，根据博士弟子成绩即通经多少随才而用。东汉末年曾诏令规定：

1、学习满两年，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能通者随后辈试，通过亦得为文学掌故。

2、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年，考试能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能通过者随后辈试，通为高第者，亦得为太子舍人。

3、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年者，考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随后辈试，通过者亦得为郎中。

4、郎中满两年，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随后辈复试通过后亦得补吏。

以上规定似主要为对公卿子弟的一种特殊待遇。太学中的贫寒学生学业满后很多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他们可以在地方被征辟聘请为吏为官，亦可通过举孝廉等察举方式入京为官。

从以上可以看出，洛阳太学对以往的教育有批判、有继承，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亦多有创新。

洛阳太学的历史贡献

洛阳太学是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对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产物。当产生后又对当时的教育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自东汉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学后，很快在全国形成重视儒家经典的学风，致使京师和王宫卫士、禁军悉通《孝经》，不论博士或是议郎，只要开一家之说，即有徒众数百。在东汉，从事教授经学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不少太学生卒业返乡后不愿被征辟为官，而专心教授培养学生。东汉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饱学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经学传家，四世三公的经学大家亦不在少数。上至三公、司隶校尉等高级官员，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国相，很多都兼教授经学，有的门徒高达万人。有的学生在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买住宅长期从学；有的学生亦随他们的官职调动而追随出入京城。这种私人讲学的学生数量当又远大于太学生的人数。在教育上，官办太学、郡国学与私人讲学相辅相成，互为推动。适如班固在《两都赋》中所说：“是亦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而太学为其首。这就是东汉教育的特色。当时也有不少人在抢救儒家经典上做出了贡献。如《周礼》一书，当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缑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读，颇识其说。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郑众、贾逵往受业焉”。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转相证明为解，逵解遂行与世。而永平年间的符节县令甚至上言要发掘秦昭王和吕不韦之冢，以“视未烧诗书”，倾心经典的急切可见一斑。

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不少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当时的太学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强大阵地。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三万多太学生，他们品核供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致使“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了太学生的舆论威力。并由此使社会形成婞直之风，有力推动了公卿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顿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着名大师。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着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分不开。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

主要参考文献：

1、 马端临：《文献通考》

2、 范晔：《后汉书》

3、 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

E. 西汉太学是怎样选拔博士的

汉代太学中博士的数量很少，选拔博士有严格的标准，必须德才兼备，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具有“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可以为人师表，可以尊为道德的风范。

根据这一标准，各地向朝廷荐举博士。除荐举外，皇帝还亲自召请一些人任博士，有的是从贤良文学或明经拜选为博士的，也有从其他官升迁为博士的。由于严格的挑选，西汉时期太学的博士，一般说来都是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

F. 西汉时期太学的学生有哪些特点

西汉时期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期则称为“诸生”或“太学生”。

汉武帝时期的50名太学生，是由太常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庄”的官宦子弟充当，而从郡国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地主子弟，虽不受名额限制，也可在太学中“受业为弟子”，但只能算作一种旁听生。而且待遇上前者皆有官禄，并享有免役优待，后者则费用自给，故太学中也有一些比较贫穷的学生。

G. 西汉太学发展的特点是神马

汉代太学，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
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东汉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见党锢），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H. 太学的汉代太学

太学的兴办。汉代至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地主阶级才有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汉代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
太学的创办需要一定的条件，必须具备经济与政治的基础和社会的需要。西汉初年，汉高祖竟配备不齐四匹一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经济如此凋敝，不经过长时间的恢复，根本没力量创办官学。当时中央集权制尚不巩固，统治者忙于削藩和应付匈奴的侵扰，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之事。至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得到初步的发展，国力充实，政治统一，才具备了兴办太学的条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用所谓 推恩法 ，对诸侯王实行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小官吏逐渐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官僚机构。封建帝国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能否牢牢控制官僚机构，各级官僚机构能否把朝廷的号令、政策及时地贯彻到所辖地区，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法思想的人才，以充实各级官僚机构，就成为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关健，这就要求统治者解决人才来源问题。所以建设有效的吏治，需要培养符合要求的人才，这是兴办太学的强大动因。同时，汉代太学的兴办，也得力于两个治《公羊春秋》的儒家学者，一个是董仲舒献策于前，一个是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太学的发展。汉代太学初建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经学博士和五十个博士弟子。至汉代中期昭帝、宣帝时，为了缓和因连年战争而一度紧张的国内阶级矛盾，实施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国家又呈现出兴盛的气象。特别是汉宣帝整治吏治，考核实效，注意人才的培养，因此太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太学生在汉昭帝时增至一百人，到汉宣帝时则增至二百人。西汉后期，刘氏王朝由盛至衰，豪强势力猖獗，君主采取妥协政策，统治思想发生相应变化，由提倡儒学为主、刑名学为辅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改为提倡宽柔温厚的儒家《诗》学，放纵了豪强势力的发展，但统治者的进一步重儒，却推动了以研讨儒学为主旨的太学的发展，太学生数目不断增多。王莽执政时，还采取种种措施扩建太学：为太学兴建校舍 万区 ，立乐经，增设博士等等。虽然王莽扩建太学，怀有个人政治目的，但他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不应抹煞。以上是西汉年间太学发展的大致状况。东汉期间的前期，汉光武帝与汉明帝执政，皇权比较巩固，外戚和宦官不敢公开作恶，社会一度比较安定，太学也因之得到了正常发展。章帝以后，东汉政治进入了黑暗时期，太学教育一度衰落。至邓太后把持朝政，她吸取了以往外戚失势的教训，既注意并用外戚和宦官，又注意表扬儒学，尊礼三公。直到顺帝永建六年，太学得到重修，扩建了 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以后又增加了太学生的来源，还增加了甲乙两科学生及太学生的俸禄，于是太学生人数大增。汉质帝时，梁太后朝政，为巩固她的政权，重又表彰儒学，广招太学生，结果使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我国东汉末年的太学远远胜过了波大 ，这一史实又一次证明了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太学的管理与教学。汉代朝廷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的首位。
太常原名奉常，是秦旧官，汉景帝时更名太常，王莽新朝改秩宗，东汉时期又恢复了太常的名称。太常负责管理文教，这种教育行政体制，明显地保留着政教合一的性质。朝廷对太学的管理，除委任太常总负责之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视学，说明我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在肇始之初就受到格外重视。
太学的教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 、以教学为主。但 国有疑事仍应掌承问对 （《后汉书·百官志二》），即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此外还有 奉使 及巡视地方政教等工作，汉代的博士是过问政治的，其教职体现了通经致用的原则。众博士之上还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祭酒由太常 差选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他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由于博士属于朝廷命官，所以也有由诸科始进和他官迁升的。两汉挑选博士非常慎重严格，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要有明于古今、 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具有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应当为人师表，使学者有所述 ，又可以尊为道德的风范。此外，还必须具有足以胜任博士职责的专经训练和相当的教学经验，以及身体健康等条件。后来皇帝颁布的诏书又规定，任博士必须在五十岁以上。经过严格挑选，在汉代大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儒宗学者。由这些人执教，对提高太学教学质量，起着保证性作用。应当指出，太学毕竟是封建官学，封建社会政治上的腐败现象，不可能不侵蚀太学的行政管理，造成太学博士的选择存在着弊端。不过，从总体上说， 严于择师仍是汉代太学的主流。
汉代太学还有尊师的传统，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汉代太学博士，负有议政、奉使、巡视等职责，说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低。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到东汉时简称太学生或诸生。太学生的补选办法，两汉时期并无严格规定，最常见的是两种形式：其一是太常直接选送；其二是郡国县道邑选送，选送不实的，负责长官要受处罚。选送的条件大致参照公孙弘拟订的办法。此外，还有通过考试和因父任而入学的。招收太学生，没有严格的学龄限制。公孙弘拟定的方案中虽有十八岁入学的规定，实际上，汉代太学生既有六十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岁即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即任延年）。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有俸禄，由其他途径入学的为非正式生，费用自给。家境贫寒无力经达的博士弟子，可以由郡国遣送，至太学后也允许一边求学一边靠劳作为生。王莽以后，太学生的成份逐渐发生变化，起初有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的规定，继而又增加了公卿子弟及明经下弟入学的规定，太学的贵族子弟日渐增多，贵族化的倾向也有所发展。
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收徒为师，但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儿子不靠太学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之外，大部分的大学生，其出路仍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统治者建立太学，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办法，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宫的补官与晋级规定，使之与太学的选才原则一致起来，这一方案也是由公孙弘统一拟定的。公孙弘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后， 文学礼义、 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通多者。官吏的文化程度，儒学的修养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视，造成汉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汉书·儒林传》）的局面，即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儒学和仕途完全结合起来，读书人都变成了儒生。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汉代政治思想统一的重要原因，也是贯彻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关键一环，这在当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需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补充和修正世卿世禄制度的积极作用。但是，剥削阶级升官发财的思想，也随之侵蚀着学校教育，毒害着读书人的思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是应当批判的。
太学对学生的生活管理比较松散，缺乏经验。太学建有供太学生居住的房舍，学生们可以分室而居、偕家室同居以及在校外赁屋而居。太学的教育及对学生的学习管理也不尽完善，但确有一些独到之处：第一，以经师讲学为主，学生互教为辅。
汉代文具虽然已有缣帛、纸、笔，但是使用并不普遍。在书写出版相当困难的汉代，大师们的经说难于书诸简牍，多是师师相传，学习儒学就必须从师，经师讲学也就成为汉代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经师讲学有专门的讲堂，据说洛阳太学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 ，还有内外之分，称内外讲堂 ，可以想见当时讲学的规模宏大。太学博士多为一代名儒，对儒经都有专门研究，他们说经，具有讲学性质，致使我国封建社会的太学，在其初创阶段就有了学术性。同时汉代社会也较注重经师的教学艺术，这种时尚直接影响太学的教学。
为了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 ，促成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汉代统治者规定传授经书必须信守师法与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例如后汉就有颜氏公羊 与严氏公羊两大家。一般说来，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这是符合经学自身发展顺序的。朝廷对信守师法和家法的要求很严格。此外，社会上的察举和太学内的考试，都要求严格遵守师法、家法。由于没有统一教材，师法、家法也没有规范标准，因此这方面的纷争一直没有平息，至东汉熹平四年，发生了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的盛举，初步解决了统一经书的问题。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由政府统一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材，是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公诸于世的官定经书，是书法被视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创举，熹平石刻，进一步说明汉代统治者对信守师法、家法要求之严格，对箝制思想的高度重视。
清代学者皮锡瑞估计，由高年级优秀生教低年级学生，是汉代太学辅助经师讲学的一种形式。
第二，注重考试与自学。
汉代太学注重考试，并建立了一定的制度。考试在太学有两种作用：一是选材手段，一是督促，检查学生学习的管理手段。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 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说明最初建立考试制度，重在选材。
后来太学生数目剧增，教师难于照顾周全，考试的管理作用也就更为明显。
汉代的考试方法有射策和对策两种。所谓射策 ，犹如后世的抽签考试，内容侧重于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博士先将儒经中难问疑义书之于策 ，加以密封 ，由学生投射抽取，进行解答。最初射策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每科有规定的取官名额。所谓对策 ，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对策多用于朝廷的荐举，而后才被授官；射策则多用于太学内的考试，它有助于督促学生认真读经，明了经义。但任何一种考试方法，都有其侧重的方面，不可能是万能的。射策也是这样，它对于培养和考察学生通经致用（即务本）的能力，就有局限，太学考试，大致西汉为一年一试，东汉为两年一试。王莽时曾将两科改为三科，并增加了各科的取官人数。东汉初年又恢复了甲乙两科。随着太学规模的扩大，考试制度也进行了若干改动，改动的思路是愈加重视考试，这种专重考试的作法，对系统地进行教学，无疑有所妨碍。但是有助于鼓励学生兼通几经，成为博学的通才，这是在西汉专经基础上的重大发展。
汉代太学除经师讲学外，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学校当局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这种管理方法是先秦游学的遗风。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使太学培养造就了一批有研究能力、学识广博的高材。
汉代太学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鼓励学成通才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改革大学教育，培养造就学识渊博、具有研究能力的创造性人才，仍然富有启发。就教育发展而言，太学的教学直承稷下学官，进一步确立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制度，宋以后的书院又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使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较高的质量。太学允许学生们自由研讨，是在政治思想统一前提之下进行的。朝廷对太学生采取了各种控制手段，但是，为了反对宦官集团侵夺仕路，汉代太学生仍然爆发了政治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着名的两次党锢之祸。汉代太学生的政治运动，涉及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不过，多数太学生在斗争中都表现了反抗黑暗政治，不畏强权，砥砺名节的精神，谱写了古代学生运动史的第一页。

I. 秦朝太学教学( )具体指哪六艺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代。上古的大学，称为成均、上庠。 董仲舒：“五帝名大学曰成均”，郑玄：“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至于夏商周，大学在夏为东序，在殷为右学，在周有东胶，而周朝又曾设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到了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隋代以后改为国子监，而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
太学建筑
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J. 汉代太学的主要教学内容是什么如果你来为当时的学校设置课程，可以开设哪些学科为什么

汉代太学的主要教学内容是什么?——儒家经典，如《诗》、《书》、《礼》、《易》、《春秋》
如果你来为当时的学校设置课程，可以开设哪些学科?——我会设五经、算数、骑射、礼仪、音乐（古代不是这样称呼，但我忘了怎么称呼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