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科学史的方法论研究

㈠ 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目录

前言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性质和特征
一、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性质
三、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特征
第二节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一、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别
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联系
第三节科学研究方法论历史发展概述
一、租告中国方法论的历史概述
二、西方方法论的历史概述
第四节学习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方法和意义
一、学习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方法
二、学习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复习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第一节科学实践观原则
一、从实践来理解现实
二、实践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意义
第二节唯物辩证法原则
一、客观性和全面性
二、发展观和矛盾观
第三节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
二、“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
复习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三章科学研究的发生方法论问题
第一节科学研究课题的发生认识论
一、科学研究课题始于问题
二、问题的发现与分类
第二节科学研究发生中确定课题、制定计划、收集资料的方法论
一、课题的确定
二、科学研究计划的制定
三、科学研究资料的收集和积累
复习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四章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思维方法和非逻辑思维方法
第一节逻辑思维方法
一、归纳和演绎
二、分析和综合
三、抽象和具体
四、类比和假说
第二节形象思维及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一、形象思维的内涵
二、形象思维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困高思维形式
三、形象思维的基本规律
四、形象思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第三节灵感思维及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一、灵感思维及其特点
二、灵感思维与创新性思维
三、灵感思维的具体方法在科学实践中的运用
复习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五章科学研究中的系统科学方法和数学方法
第一节系统科学方法
一、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
二、信息论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
三、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
四、突变论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
五、耗散结构理论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
六、协同学的基本理论及其方法
第二节数学方法
一、数学是科学研究的工具
二、研究对象的量化和数学模型的建立
三、一些具体数学方法的介绍
复习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六章建立科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
第汪型尺一节建立科学理论体系的一般原则
一、反映论原则
二、由知性思维向理性思维发展的原则
第二节建立科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形式和方法
一、公理化方法
二、历史方法
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复习思考题
参考书目
第七章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和检验的方法论问题
第一节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方法论问题
一、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二、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
第二节科学研究成果检验的方法论问题
一、理论的实践检验
二、理论的逻辑检验
第三节理论的发展
一、理论发展的前提
二、理论发展的动力
三、理论发展的形式
复习思考题
参考书目
附录方法论及其案例

㈡ 科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方法论

方法论，就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
正确的方法论，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最好的方法论，是解决问题的最系统最科学的方法论。其中，中国人最好理解的就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巨大发展。
为什么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是唯物辩证法中最好理解的呢？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最朴素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佳结合。
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如《易经》、《道德经》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需要认真学习的。

㈢ 伽利略科学方法论的实质是什么当代中国提倡严谨的科学作风有何意义

实质是通过精确、定量、客观、可重复的实验和理论的循环检验，逐渐提炼出物质运动的主要因素， 逐渐逼近可重复的客观规律，从而使理论无限逼近客观真理。换言之，伽利略的科学方法论把形而上学、 归纳推理等研究方法的本征缺陷减小到了极限。

在中国倡导严谨的科学作风，可以让我们养成“不唯书、不唯师、唯真理”的良好习惯，养成精确 定量客观可重复的研究方法，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科技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健康。

(3)当代中国科学史的方法论研究扩展阅读：

伽利略是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不仅具有科学进步的意义，更对方法论理论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伽利略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寻找科学定律，纠正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普遍采用的理性追求原因的方法，使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力学研究，他的科学方法论表现出科学是对人和自然的认识和思想。

伽利略的科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重大飞跃，他的科学精神促成了“哥白尼革命”的完成，他的科学方法推动了科学认识的飞速发展，对现世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伽利略一方面坚持亚里士多德的归纳一一演绎方法，一方面又不迷信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他在对物理，特别是对力学的研究中，将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结合，创造了近代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实证科学之父”、“实验的自然科学的先驱”。

㈣ 科学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用来解释世界，不一定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 。人类是无法辨识什么是真实世界的，科学只要能解释和预测世界的现象，而且易于人类学习和理解，就已足够。为此发展出了形式逻辑工具，尤其是数学工具，用以克服人脑的缺陷，用数学演算代替推理，使得推理变得准确和简单。科学首先从简单的现象出发，逐渐拓展研究范围，扩展解释边界，用更少的理论解释更多的现象，例如相对论包含牛顿力学，可以解释更多的宏观现象，标准模型解释所有微观粒子，物理学统一化学和生理学等。
研究方法：
先大量收集和记录各种现象，然后分类，在类别内归纳和总结出共同的属性，形成概念，做出严格定义，单位化，然后用数量描述该属性的大小或强弱。用概念作为思考的基础和元素，总结，思考或假设它们间的关系，列出数学关系式。根据这些基本的关系式，用演绎的方法推导出其他命题，找出容易验证的命题，通过实验观察和检测去验证。一旦证伪就推翻重来，直到找不出反例。再次回头整理，确定最基本的命题，然后通过演绎推理，主要是数学推导，演绎出整个命题体系，即形成理论体系。自然科学都要用数学语言推理，社会科学可能会用自然语言推理，但自然语言推理容易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概念没有量化，导致推导过程中不自觉就把外延和内涵改变了，次要原因是逻辑规则不容易遵守，很容易陷入诡辩。如果采用量化概念，然后完全用数学工具去推导，可以保证推理过程中不失真，严格遵守逻辑规则，从而保证结论的正确。数学推理中，少部分可以直觉理解，有物理意义，但大部分的推导过程没有物理意义，纯粹是数学演算。
为什么数学推导能保证结论正确？
首先我们要清楚数学的本质，数学是一种符号化的主要针对数量的形式逻辑系统，符号化数量化的概念可以保证推导过程中概念不失真，始终保持唯一的内涵和外延；形式化逻辑可以让我们推导过程中只需记住和应用推导规则即可（主要是演算规则），大大节约思维和降低思考难度；而逻辑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秩序，它天然存在人的意识中。如：排中律，不矛盾律和同一律，人脑理所当然地知道，不需要习得。数学的本质是符号化的形式逻辑，这个本质就决定了数学是一种可靠的推导工具。但数学不是全能的，它擅长描述和推导概念元素间数量和几何方面的关系，而概念的描述不一定能量化和几何化的。如声音可以用振动的频率和波幅来描述，颜色可以用光的频率来描述，但人的高兴和悲伤就没办法用数量来描述。
科学理论的特征：
§ 是一套从基本假设或公理推导出所有结论的系统，这样的系统才能容易被人类掌握和应用，才有意义。
§ 结论是吻合事实的，是有明确判断的，是可证伪的
§ 是一套解释事实和预测未知现象的系统，不一定是事实的本质，只要能做到解释和预测现象，不需符合人的常识和感官直觉。人的常识和感官直觉都是有局限的，一旦超出视野就会发现是错误的，所以科学理论的创立只能是根据发现的事实，假设数学公式去迎合，然后推导可以检测的结论，不管数学公式和推导过程的物理意义和真实性。人类无法判断理论的真实性，只能用理论近似地描述世界。
§ 科学理论的创造过程，先定义概念，概念是总结出的具有某类相同属性的事物或现象，这个是通过归纳方法，分类和总结出概念是简化人类思维的第一步。然后通过归纳，总结或试验，找出公理或基本假设。公理或假设是没办法证明的命题，是针对某类现象的最基本命题。最后通过演绎方法推导整套结论。找出容易验证和证伪的结论，做实验或观测，通过验证就接受理论，只要有一个结论证伪，就抛弃这个理论。
§ 社会科学较为杂乱：其源头有很多规则，有很多限制条件，信息杂乱，所以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常常要限定一个问题，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在一定限定条件下提出规则，然后推导出结论，再用调查去验证，但针对的问题可以多种多样，限定的条件各种各样，所以最终的社会科学体系非常庞杂，系统性较差，不易掌握和理解，也特别容易出错。过多限定条件下假定的规则，得出的数学公式，数学推导的结论，实用性极差，所以社会科学使用数学工具意义不大，一般做定性说明即可。但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尤其经济学，不用数学就不被承认是理论，这是不对的。还有些学科无法用数学工具，只能使用自然语言描述和推导，如法律学，生物学，军事学等。
世界为什么可以用演绎的理论去描述？
无论是从宇宙膨胀的事实，还是仅仅哲学思考，都能得出结论：世界一定是有起源的，起源应该是从空间上比较小的点开始，极小的点不可能拥有复杂的信息，所以演化的规律不会太复杂，一定是按最简捷的路径，按简单的规则逐渐演进，组合，最终形成现今的复杂世界。人类发现的逻辑工具恰恰也是简单规则加上演绎的系统，这样用演绎的理论去描述世界就变得可行，而人类大脑恰巧也可以掌握这种逻辑工具。
科学和技术的关系
人类发展科学除了满足好奇心外，更主要的是指导科技改善人类生活。但技术并不一定来源于科学，恰恰相反，科学最开始是总结技术现象而来的。技术是人类为达到某种目的，借助器械利用一种或多种物理现象或效应，如铁器是利用铁的硬度，蒸汽机是利用燃烧煤加热蒸汽，通过气缸和连杆转化为旋转运动，电机是利用电磁感应让转子跟随磁力线转动，电脑是由电路组成逻辑门模拟二进制算术运算。
技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人类凭经验弄出来的，没有科学的指导，也不知道为什么能行，如中国人建石拱桥，木匠的制作工艺和方法，甚至现在工厂里的技工，他们的很多加工方法也是经验得来的。但在复杂的技术里就必须有科学指导，如传感器，就必须知道物理现象或化学反应的严格数量关系，如材料提纯就必须知道原理和精确的控制条件，大型桥梁建设必须知道材料强度和应力计算。
复杂技术是基本技术的组合，每种基本技术又是利用一种或多种效应。技术创新一般是原有技术的新组合。科学发现新的效应或现象，发明低成本的装置去实现，然后就会增加基本技术，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技术组合。
技术专家要做的是：掌握领域内的所有基本技术和器件，知道各种基本技术和器件的使用条件，使用的范围，经济性，可靠程度，然后就是搭积木式的组合。
科学家要做的是：发现和研究各种物理化学现象和效应，找出里面的数量关系，发生的外在条件和环境要求，然后协助技术人员设计和制造低成本的器件去实现效应，并标准化，变成基本的元器件。
科学发展关键点：
§ 古希腊人德谟克利特想到物质有最小的单位原子构成，进而想到数量都可以用整数和比例数（即分数）来表示。
§ 毕达哥拉斯发现音乐与琴弦长度的关系，进而提出数是万物的本源。
§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各种基本问题都做了思考，尤其是针对思维推导方法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总结出了完整的形式逻辑方法。
§ 欧几里得总结古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大量几何学知识和经验，按照形式逻辑方法首创了公理化推导体系，从5个公理和5个公设推导出所有几何命题，并发现大量未知命题。
§ 印度人发明十进制大大简化了运算，拼音文字很容易想到用符号代替数字，进而发明符号化数学，即代数，然后自然就会发展出方程。
§ 笛卡尔通过坐标系让代数方程和几何互相转化和表示。
§ 牛顿和莱布尼茨通过研究无穷小量发明微积分，从而针对连续变化的量也可以进行各种计算。这样数学就拥有了强大威力，几乎可以解决任何数量方面的计算问题和推理问题。
§ 对世界的认识开始都是根据人的最直观的感觉，如地球是中心，受力才运动，重物比轻物坠落快。但直觉是不可靠的，推理才是更好的方法。通过测量天体运动数据，发现日心说能更简单描述。伽利略通过做斜坡滚球实验发现力和运动的关系。牛顿根据开普勒发现的天体运动规律，推导出万有引力公式，并总结出一套公理化的力学体系。并通过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发现，证明了牛顿力学的正确。
§ 牛顿力学所假设的时空观和决定论又大大推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认为任何现象都有最基本的规律，而且很简单，人脑可以掌握，找到这个规律，知道初始条件，就能推导出现在和未来。这种决定论思想首先促进了物理学的大发展，如热力学，电磁学等，也大力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如经济学，生物学等。
§ 接着发现了不可理解的光速恒定，据此爱因斯坦发展出相对论，并通过星光进动的检测得到证明。
§ 光电效应又引出光量子来解释，逐渐发展出量子论

这样就发展出越来越多的非常识非直观的理论，无法通过感官经验去理解，却可以解释和预测各种新现象。现在已经明确：人的常识和感觉是靠不住的，科学理论只是世界本来面目的近似描述，对新现象新事实用数学关系式去描述，然后推导出可检测的结论去证明对错，不要顾及可理解性。如远距离的量子纠缠，时间反演，量子隧穿不需时间等。现在数学工具和各学科理论越来越复杂和难理解，一个人哪怕要掌握一个小分支也越来越难，当这个难度需要一个人要花30年时间或者更长时间去掌握后，科学的进步会大幅延缓。因为历史上重要理论的创立人大多是年轻时做出的，人到老年脑力就不再胜任。如果人工智在未来可以缩短人的学习时间，并协助推理，科学进步仍可以较快速度进行，不过整体趋势仍然是科学进展越来越慢。

㈤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英国着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院士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水平，中国科学发现和发明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古代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应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1〕这是李约瑟难题之一。笔者在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和前人相关资料后，想从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中来认识这一问题，力图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回答。

一 中西科学技术比较观之浅议

所谓科学技术的比较观，就是对比较两种科学技术所持的基本观点、思路和方法，是关于对科学技术进行对比的方法论之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对一些事物做出选择或比较，有些是直截了当的，如“甲比已好”，显肆颤然主体把甲和已进行了对比后而说的；而有些是不经意的，我们能从语言和行动中推测出来主体所做出的结论或选择是经过了比较的，但主体可能却没有明确表示其比较意向。如“甲优秀（或好）”单从这一句话，就可看出主体是把甲和其它事物经过比较后而说的。还有我们常常做出一些选择，如 “舍生取义” “舍近求远”“舍鱼而取熊掌”等这些都是经过主体比较了的。“舍身”是因为“义”比“生命”更重要；“舍近”是因为“远”比“近”更合适；“舍鱼”是因为还有比“鱼”更好的“熊掌”。既然比较是一种常见现象，念陆那么我们在对事物进行比较时，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遵循那些基本原则呢？

（1）属性相同。我们常说的“可比性”就是指被比较的两种事物在属性上应当是同类别的，不同类别的事物一般不能作以比较（当然分类标准应当同一）。如把甲物体的质量和乙物体的体积做比较就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区分出来二者在两个不同属性上的差异来。因此要比较两个事物在某一属性上的差异，必须就两事物的同一方面的属性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

（2）时期（阶段）相同。在对两个事物同一属性进行比较时，有时这一属性的历史跨度比较长，中间可能分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事物的属性也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对同一属性领域的同一历史阶段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如要比较中西科学特征，由于科学的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同一地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科技状况不同，同一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科学发展也不相同，又由于中西历史阶段不完全对等，社会形态不统一，自然科学本身又具有中立性，所以不能苛求在同一社会形态背景下进行，只能按照历史时代来划分整个科学史，根据科学史的通常分法，一般把整个科学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与本文有关的只是古代和近代，对古代史欧洲还又分为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两部分，我们统一把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归到裂高败古代（包括中世纪时期），把中世纪以后的历史统一归到近代。拿历史纪元来说，可能更准确些，即把17世纪以前统一划到古代史，17世纪到19世纪为近代，19世纪以后为现代。

（3）坚持联系的观点。要分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必须联系中西方在古代的科学基础，由于科学技术具有传承性，后来的科学总是在先前的水平上发展的，所以不能孤立地割断这种联系，而只片面讨论某一历史时期的科学和思想，这也是科学史的辩证法。

二 对中国科学发展在明清之际落后于西方的再认识

现代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关于落后的起始时间许多人认为始于明清之际，大约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至清干隆（1736—1795）为止,中间有二百年左右的过度期。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在宋元时期，科学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数学和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宋元时期对应的历史时间段是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而这个时间段对应西方欧洲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1） 欧洲中世纪简况.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 历史学通常把西罗马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千年称为中世纪,而科学史稍有不同,一般是指古希腊罗马文明结束到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千年的时期,大约是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欧洲科学由于遭到基督教神学的压制和迫害沦为神学的婢女,任何揭示自然奥秘的科学思想只要不符合宗教教义都会被斥为异端学说而遭到镇压。尤其是当基督教被立为国教以后,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垄断了整个精神生活。教会这种一教遮天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敌视、压制以对自然的自由探索为己任的科学。其中最突出的证据就是藏书达70万册，珍藏着人类古代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世界第一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曾两度遭到基督教徒的焚毁，以及由柏拉图创建，持续了900多年的希腊学术大本营＿＿柏拉图学院被封闭（公元529年），这标志着欧洲古典科学文化的终结和科学史意义上的欧洲“黑暗中世纪”的真正开始。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古希腊文明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在这种环境下，科学知识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当然阻力重重，停滞不前。

（2）对在中世纪时期中国科技领先的思考．

由于欧洲在中世纪特殊的社会环境，科学技术不可能在这时期有大的发展，出现倒退也是不足为怪的。相形之下，中国在从秦朝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之后，一直到明清之前，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平稳渡过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转折和变化，科学技术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至少还没有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在某一朝代君主贤明,政策得当，科学技术还会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如中国的汉唐及宋元时期就是例证。如此说来，中国从汉唐以来长达近千年领先世界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制度无不有关.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还是能适应科技发展的,从而出现了唐宋时期科技发达的史实；而欧洲此时却一蹶不振,进入昏睡状态。由于欧洲的停顿才显示出中国科技的一枝独秀。而我们的古人此时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相对意义上的独领风骚，是一种占天时之利而领先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冷静分析，在这种没有竞争对手的领先背后，是否还潜藏着制约科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就不至于那样盲目乐观,以“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态度而自居。这种夜郎自大、目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使中国从宋朝以后忽视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不思进取,满于现状。如果当时有人把中西科技作个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缺点,能认识到西方科技有哪些潜在的优点,中国科技还存在哪些不足,那么中国近代科技史就有可能改写了。为此,我们就不能仅局限在明清之际找原因(明清时候科技落后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国人也渐渐认识到这种差距罢了),而应当从比较中西古代科技特点入手,查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近代科学的特征都有哪些。

三 近代科学的突出特征

（1）分科研究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古代人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同,近代自然科学把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例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等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科学家已不再关心古代自然哲学所讨论的那些诸如世界本原和运动的源泉问题,而是着眼于自然界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探索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

近代每一门自然科学都要依据观察实验所积累的材料对探讨的自然现象提出理论上的解说和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不像古代学者那样依靠哲学思辨对自然界提出种种猜测,也不像古代工匠那样仅仅追求某种实际的目标(如制造某种产品,改进某种技艺),他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解。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要求必须把自然现象从实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实践中抽取出来,在人为控制下加以研究,这就是近代自然科学所开创的实验方法。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从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一个最切近的基础。恩格斯在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时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的消逝了的发现相反,他唯一的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2〕。这段话指出了近代自然科学与古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

四 中西古代科学特点之比较

1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

（1）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特点

古希腊自然哲学包容哲学和早期各门自然科学,那时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没有单独分立的学科,后人为了研究方便把有关世界本原论以及对于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提列出来归到哲学里,形成自然哲学独特的认知领域。无论是关于物质构成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还是阿拉克萨哥那的“种子说”以及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学说，都把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后来转移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后期的“原子论”的思想已经接近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基本思想,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创立者道尔顿承认他的原子论得益于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思想,大科学家牛顿也认为古代“原子论”对它的科学研究影响很大。这是因为从整体论到单元个体论，不仅仅是认识层次的变化,同时也是认识方法的变化。如果说整体论采用的是综合法,那么“原子论”用的就是分析法。而近代科学总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比如研究对象从单个物质进入到单个分子,从单个分子又进入到单个原子,从单个原子又进入到原子核,从原子核又到基本粒子(质子、中子、电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夸克层子水平上了。认识层次的逐渐分化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个思想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没有原子论也就没有今天的各种学科。

（2）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是带有浓郁思辨性质的自然观。如”阴阳说“主张阴阳和谐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五行说”则认为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组成,元素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柳宗元的“元气说”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成，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原因，张载认为“凡象，皆气也”，并提出“一物两体”“不有两，则无一”的矛盾论观点；王夫之的“方动方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理论阐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总之，我国古代自然观更多讨论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辩解说，纯粹是各家的主观臆测。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角度考虑的，注重的是辨证统一。对问题的讨论也只是泛泛而谈，不作深究。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那时不可能出现象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思想，而且这些辩证思想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多大的联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医学是个例外．

2．数学方面的比较

古希腊人喜爱几何，注重数学推理和证明．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大数学家，他们崇拜数学，尤以柏拉图为最．他曾在他创办的“柏拉图学院” 门口写有“不懂数学者不准入内”的牌子．到了后期，欧几里德将所有几何命题通过一组公设推导出来。他的《几何原本》把古希腊数学推向理论最高峰，开创了公理化方法的先河，使数学理论首先达到体系化，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在古代中国，数学基本上是一门实用性科学，学科的发展随生产实际的需要而变化，多为条块分割型的，而且集中在代数领域；而在古希腊,数学不但着重于向理论方向发展，遵循严密的逻辑形式，而且创建了一些研究数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如归谬法、归纳法、演绎法、公理化法等。而中国古代数学在这方面却是个空白，虽然中国古代数学成就不斐，但偏重于代数运算，算法很高明，却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知识比较零散，各部分关联性差，没有形成体系,而且还集中在代数领域,几何方面似乎羞于启齿,即使计算结果的精确度异常的高。如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π<3.1415927之间。无论是《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还是《海岛算经》、《测圆海镜》、《四元玉鉴》等都是在算法上精益求精,力求数字的准确。这与中国古代重视农业生产应用,重视天文观测应用有关。

3逻辑方法的比较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论述了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其中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系统化运用逻辑推理的范例，《工具论》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虽然我国战国时期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中也采用了多种形式的逻辑推理，如二难推理、类比推理、假言推理或它们的组合，但都仅限于社会学说领域，自然科学中没有看到使用逻辑推理，而且即使士大夫高谈阔论中运用了逻辑推理，也难以保证逻辑推理就成为科学研究的普遍工具。史实是在中国古代的数学等自然科学中，找不到用逻辑推理形成公理化体系的着作。而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是以科学实验与数学证明的结合为特征，这似乎与社会学说运用逻辑方法关系不大。把逻辑推理上升到理论层面上进行系统总结，这只有在古希腊科学中才能看到，而中国古代的科学缺少这种特殊的东西。

由此来看，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虽然有明显的相似性，特别是对世界本原的看法，无论是中国的“五行说”，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很难说它们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是古希腊自然哲学遵循形式逻辑原则，力求形式的圆满；而中国自然哲学遵循辩证逻辑原则,注重哲理的思辩,不考究命题在形式上的统一；西方科学有一种刨根究底,穷追不舍的精神,注重单个因素的作用；而中国科学一直把和谐统一作为最高境界,注重整体的完整一致,忽视个体的力量。这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古代的自然哲学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自然哲学进一步理论化,形成严密的符号逻辑系统,并和严格的实验相接合,形成自然科学理论；另一种是进一步抽象概括,和道德观念相结合,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伦理哲学。结果,西方走上了第一条道路，而中国走上了第二条道路，中国哲学最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说教的工具，而自然科学一开始就缺乏严密的理论指导,只凭经验和需要选择研究方向,所以难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4．古希腊有物理学,物理学研究初具成果和规模.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学专着，它使物理学成为一门学科而建立起来。阿基米德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在于他总结了一套科学研究物理学的方法。他既重视观察和实验,又重视严格的逻辑推理；既分析物理现象,又注意用数学方法论证,在他那里体现了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完美结合。而近代自然科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实验方法结合数学理论。由此可见,从阿基米德时期就已经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端倪。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还没有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实验和严密的数学方法基础上的物理学,没有独立的物理学科。尽管《墨经》中有关于光、磁、力等现象的记载,但只限于定性探讨,似观察记录,未分析论证原因,没有形成规律性认识。这和古希腊物理学相比,实在不及。而且墨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的作用力量。墨家的科学传统遭到“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政策扼杀,中途夭折，这是物理学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墨学主张:“非攻”“兼爱”“尚贤”为统治阶级所不齿。《庄子天下篇第三十三》说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己之大顺----生不歌,死不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3〕。墨家在封建社会诸子百家中，由于不谙世事,独法自然,不群于政道,为统治阶级所不屑,虽有点滴功绩,但结果可悲,为后来弟子不循,故其渐趋衰灭,后继无人,自绝于世。墨家学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源地,此说绝迹,不可谓不是一大损失。封建统治阶级以及文人学士乐于政道,尚治国安民之策,对无关其痛痒的“方伎”(技术)不予重视。李约瑟在研究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后认为:“在明代以前,似乎只能例外地发现某一重要工程师在工部任高级职务。这可能是由于真正的工作总是由文盲半文盲的匠人手工艺人去做,最大的发明家无意来自平民匠师手工艺者,他们从来不是官员,甚至连文人也不是-----有时甚至找不到这类人的姓名”〔4]。 18世纪法国传教士认为,中国科技不发达,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科技不能使他们升官发财而不愿从事科技。(墨子就是例证)加之,封建社会从明朝以后推行科举八股制度,尽揽天下文才,这些文人多数只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而那些技艺精湛者,善于“天元术”者,未进缙绅之列，得不到重用，才能得不到发挥。自始至终,封建统治阶级精于治世,而疏于制“天”,这是中国传统的缺陷。

从欧洲古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古希腊科学在思想和方法方面已接近近代科学的特征，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在于给后人留下了伟大的物质文明,而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方法,这才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5〕。古希腊科学偏重理论思维,讲究思维方式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中国古代科学在这方面却先天不足,这不能不是制约它发展,与近代科技失之交臂的原因。这样说来，早在明清之前,即使在宋元时期,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科技由于自身的缺陷，已经限制了它继续发展的势头。这才是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 对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性再认识

一提到中世纪,人们总认为一团漆黑,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只有从时间上划界,才能说清楚.科学史一般把中世纪时期分为两段,公元11世纪以前的五百年为前期；11世纪至15世纪为后期。中世纪的前期，科学遭到教会血腥镇压,几乎一片空白，是真正的黑暗期；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当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找到了他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后,科学技术有了复苏，是中世纪的苏醒期。

（1）古希腊文明失而复得

尽管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禁锢无以复加，但古希腊科学思想还是被人们偷偷地保存下来了。由教士本尼狄克创立并为天主教教皇格里高里一世所发展的修道院制度，为欧洲在黑暗时期保存了少许文化知识，早期的修道院后来也变成了大学。罗马贵族波依修斯用拉丁文翻译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着作纲要和注释，是早期欧洲人所了解的仅有的希腊科学，科学以微弱而顽强的力量存活下来[6]。自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了古希腊文化以后,欧洲人在他们祖先的文明面前惭愧万分,他们积极向阿拉伯人请教，学习东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办译馆,开书院,走出去,请进来,到了13世纪就已经全部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如动力机械技术,熔炼铸铁技术,造船技术,火药火炮技术等。这些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欧洲人思想解放的进程，他们极力想冲破教会的束缚，重温昔日的辉煌。所以中世纪并不是科学的大毁灭，它酝酿着一场科学革命即将到来。

十三世纪对应的时代大约是中国的元朝,此时正值朝代更替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如果要界定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准确时间,恐怕不是在明清之际，而是在此以前的十三世纪就已开始了，因为此时中国人的思想和欧洲人相比已经远远落后了。尽管元朝还出现了富足繁荣的景象，但这是大宋时期全面发展的余辉,是发展的“惯性”结果，就像跑的很快的车,一下子要让它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十三世纪的欧洲却像蓄势待发的跑车，已经进入了比赛的场地，只等清道夫清除掉路障就可一展风采了。

（2）世俗大学的建立为欧洲科技起飞和科学革命准备了力量．

十一世纪后期，意大利成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此后，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和剑桥大学(1209)及巴黎大学(1200)等.至十四世纪末欧洲已有65所大学[7]。这些大学成为当时学习和交流科学技术的专门学术机构,为欧洲科技起飞,也为近代科技在欧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从大学开设的课程来看,既包括人文学科,也包括自然学科,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天文、音乐、法律、医学等一应俱全,在校学生多达千人,学制5-6年,这些大学同时也为欧洲的科技革命提供了生力军。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将有三分之二都是以前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如罗吉尔·培根、达芬奇、哥白尼、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等。而与此同时的中国高等教育还袭用以前的“程朱理学”，“四书”“五经”千古不变，“农医天算”悉听君便，自然科学始终屈从于人的实用意图,不但起步较晚,而且时兴时废,完全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那时连办新式大学的想法都没有,这不能不是一个差距。

（3）欧洲中世纪已有了近代科学实验思想的先驱

在中世纪后期，继古希腊阿基米德之后出现又一位科学思想的先驱者――――罗吉尔·培根。罗·培根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在经院哲学盛行的时候，他大胆地卓有见识地提倡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用实验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界。他说“聪明人通过实验来认识理智和物质的原因，没有实验什么东西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理解”。〔8〕罗·培根在重视实验的同时也很重视数学，他认为经验的材料必须用数学加以整理和论证，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离开数学。我们知道，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以及二者的结合，是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建立的支柱，这样的研究方法在阿基米德那里已见开端，罗·培根把它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如果说古希腊科学离近代科学已是一步之差，那么中世纪后期就已到了科学的边缘。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的理论优势加上中世纪科学思想的先入为主，造就了近代科学诞生的温床，科学选择了欧洲正像欧洲选择了科学作为文明复兴的法宝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

六 结束语

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既是一个谜，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可能存在单一的终极原因。如果从科学自身去找原因，可能会最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把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外因和内因，那么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就是内因；如果把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那么中西科学特征的差异就是主因，科学自身的缺陷和封建统治阶的不予重视是形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源，而科学的缺陷主要集中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逻辑理论思维的欠缺是古代中国科学的制约因素。本文只从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探究这一难题，意在突出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对一个民族和地域的科学发展意义重大，希望有关部门能以之为鉴。

㈥ 科学方法论对于中国科学发展观的影响

科学方法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科学方法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科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在不同层次上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是哲学方法论；研究各门具体学科，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有关领域的方法理论是一般科学方法论；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方法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带有决定性作用，它是各门科学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最一般的方法论，对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有着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是对方法论辩证的总结理论，两者是统一的，发展的观点。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它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武器，也是改造现实的武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树立和答液启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应从认识论意义上完整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而且应从方法论意义上正确地领会和掌握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科学方法。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等，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坚持均衡协调和可持续。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到，科学发展观不是否定发展，而是鼓励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强调又快又好地发展。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清如

三、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它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营造全体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简而言之，所谓全埋高面发展，就是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所谓协调发展，就是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注重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又要注重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和系统论方法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与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键在落实“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城乡发展：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建立有利于克服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统筹区域发展：正确处理发展中的不平衡与平衡的关系，建立区域之间资源合理配置机制和互动机制，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加快后进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趋利避害，既发挥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又防止由于对世界经济的过度依赖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㈦ 科学史的意义

科学史的意义就在于为科学本身服务。

科学史是科学和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的研举漏世究。通过20世纪后期（艺术与人文的历史称为奖学金的历史。）

一阶的科学史和二阶的科学史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总是那些被人“讲”出来的东西。每一种“历正肢史叙述”的背后，都隐含着叙述者的一套历史“观念”。

这套“观念”支配着历史叙述者和历史学家去选择讲什么、不讲什么，支配着他们如何讲、如何编排形形色色的历史“事实”。

就科学史而言，这套观念首先和主要的是“科学”的观念，其次还有“历史观”，不同的“科学观”和“历史观”决定了科学史叙述的不同范围、不同内容和不同方式，就将写出不同类型的科学史来。

(7)当代中国科学史的方法论研究扩展阅读：

科学史就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凡有文明的地方，就可以写出它的科学史来。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有“美洲的玛雅科学史”、“非洲科学史”、“少数民族科学史”，当然也可以有“中国科学史”。但是，这样定义的科学史也有两种可能。

假定科学作为“人类”的自然知识有一种主导搜团的、本质的形态，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或先或后的靠近这种主导形态——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很容易认同这个主导形态就是西方的科学，特别是西方近代的科学——科学史就是记载自然知识的这一主导形态的发展历程。

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因而科学史可以而且应该写成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史。科学思想史通常也称内史，科学社会史则称外史。如果说内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相对比较确定的话，那么外史则多种多样。

㈧ 科学方法论论文(急用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分析了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对归纳逻辑的反对、反对方法、当代科学方法论 家的自悖、元方法论的困境以及对评价规则的质疑，指出认清这些困境的目的在于寻求科学 哲 学更深层的理论变革和发展机遇。
【关键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反归纳/逆归纳/自悖/元方法论标准/无合理性原则

【正文】
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 ，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 来 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 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 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 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 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 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 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 题 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 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 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 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 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 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 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 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 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 学 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 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
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
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 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 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评，力图重新 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 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 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 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 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3]
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 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 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 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 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 归纳性的并能为人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 理”[4]，并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5]。对于归纳问题，沃 特金斯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中提 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6]
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Mary Hesse)、亨迪卡(Jaakko Hintikka)等自20世纪80 年代对卡尔纳普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 它来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纳普允许 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 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7](2)科恩(Jonathan Cohen)提出了 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 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 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 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 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8]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
赫斯、科恩等人还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新归纳论 应用到如医学、心理学等一些领域中去，并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它 归纳相同的结构([8],P.26)。
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 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9]，在波普尔的 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 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ction)观。([9],pp.224～225)
困境2：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
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这种 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 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 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 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
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 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 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 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纳”(counter-in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 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 归 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 致的新理论（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 并不是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 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 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 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 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 ，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 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 实——离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11](2) 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 干脆否定这种“常规科学”的存在，认为科学决定的作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说服人的事情 ，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注：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察和实验(在《恒星的使者》中对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而在于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技巧，他说：“伽利略这个善于耍滑头的人比起我们通常对这位肃然起敬的、执着的‘真理探索者’来说是一个远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
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们所能做的只 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 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方法沦陷于危机。
困境3：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
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12]，科学方法论者们试图 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为例来说明（参见[19 ]，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 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你的理论是进 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 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 ，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 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 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 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实际历史。”[13]人们不必关心特殊反常的价值判断，拉卡托斯更“强 调科学研究纲领与方法论研究纲领之间深远的类比，并且强调像‘经验陈述’可被推翻一样 ，规范的‘基础论断’也可被方法论推翻。”[14]即通过规范的方法论来重建科学史，以便 使科学史尽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这里，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 性。
拉卡托斯(B) 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核的解释却是 “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 展。”([13]，p.26)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存在？如何理解硬 核的无 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 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 意味 着 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 法论已失去了它的规范能力。
2.劳丹的自悖
劳丹(A) 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观点。当在 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 ，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 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 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PI)。我们关于这 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 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的一种根基。
劳丹(B) 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 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 naturalism)。
3.吉尔的自悖
吉尔(A) 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实的 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 基 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他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 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 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在这一情形中，这一说 明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结论，或广泛地说是一种理论。但要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选择一种关 于理论选择的理论，一个人就必须总是具有某些理论选择的标准。”[15]这里，吉尔坚持从 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吉尔(B)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为 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 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 系”[16]。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 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史的理性重建无 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 Holton)认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 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 (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
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认为，劳丹、吉尔提出的自然主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自然不 会欺骗，不会犯错误。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能这么做。再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真 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确理论之下却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为，正如在我们 正 确的道德信念（即谋杀是错的）之下仍存在着谋杀者的谋杀活动一样。吉尔从(A)到(B)的转变 表明他从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变为对历史因素的侧重。与吉尔相反，劳丹从(A)到(B)的转变 则说明他进一步疏远历史而亲近（方法论的）规范性。
困境4：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
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核心问题之一。西 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 ，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17]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 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 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 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 科学时期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理 由 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东西。无论 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 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 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 种 特殊认识论。([12]，pp.19-31)劳丹虽然宣称否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 法论（注：对此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给予了肯定。西格尔(1990)、沃勒尔(1988)、多普尔特(Gerald 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对劳丹的元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评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 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沃勒尔尖锐地指出，劳丹的网状模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二难困境： “或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不变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变动的。有这样的一介M[*] ，网状模型则是旧的塔式模型的一种精致论述或注释性变换；若没有这样一个M[*]，该模型 陷入相对主义。无论那一种方式，劳丹的‘第三’选择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立 场而被排除。”[18]
罗伯特·布朗认为元方法论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公正地对待历史，(2)公正地对 待概念性东西。”[19]他认为，劳丹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都试图对(1)给出必要而充分的 条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验的方法论者集中于(2)。他们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学的实 际 历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种规范的元方法论标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论使 其理论性重建与规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学史片段，同时与相关的独立的社会理论相谐调， 那么该方法论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认为，上述标准作为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元标准。这种标准具有许多值 得我们赞赏的优点：首先，这一元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科学史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 认为是理性的。该标准使科学史中的合理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称该标准(R) 克服了劳丹的前直觉观点的所有弱点，如，非比较性、基础主义、对直觉的依赖性、历史在 检验中的无地位性。第三，这种元标准在形式上相似于宽容性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 。宽容性原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真理性，而(R)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合理性。第四，这 种 元标准被一种无合理性原则所支持。
无合理性原则(arationality principle)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 类活动的可能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 当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 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 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 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 前 辈，并推翻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 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 性原则并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的 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来，元标准(R)与无合理性原则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这是两者的共同之 处。因此，元标准(R)可以从无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标准(R)是 一 种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无合理性原则却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 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 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 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 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 的推理过程却不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 价规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时间 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C.Hempel)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是 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空定位缺少因 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 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20]劳丹在《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 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 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史性）。
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论进程中与科学 合理性的“二难困境”[23]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1是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呈 现的必要前奏，困境5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 映，没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 关系（不谐调的、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 探讨，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论点摘编
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国社会科学》/2002.1
以西方现代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这 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代理性主义 思想方式，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 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 智慧，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 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一方面 ，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 一片黑暗，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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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Lakatos,"Falsific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Lakatos and Musgrave(eds.),Criticism and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138.

㈨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认识与评价方法、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主客观相统一的辩证方法、历史合力的研究方法、“人本”和“物本”相统一的方法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9)当代中国科学史的方法论研究扩展阅读

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覆盖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即为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它主要是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两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政权理论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结构设计；第二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原理设计。

㈩ 历史研究方法名词解释

1.史学概论有那些名词解释

史学方法论：或称历史科学方法论、历史研究方法论。

它并不指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指关于史学方法的理论，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用于历史研究的普遍方法理论，抑或可以说，拿一定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解决历史问题便是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方法学”。

从另一个角度说，史学方法论也可以理解为论史学方法。 32.神话：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

神话产生的基础是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神话中充满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

2.历史名词解释

牧首

东正教的最高教职。又称宗主教。东正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统一的中心和首脑，在拜占庭亡之前，该教的宗教日常事务由君士坦丁堡牧区、亚历山大牧区、安提阿牧区、耶路撒冷牧区的四大牧首共同管理。在各自主教会成立之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名义上具有首席地位。东正教的宗座称为牧首。名义上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大牧首处于首席地位，但实际上莫斯科大牧首、耶路撒冷大牧首、安提阿大牧首、亚力山大里亚大牧首并不受其节制，而且这些大牧首对非本国的正教会辖区的影响也很有限。

阿訇，

波斯语，意为老师或学者。 *** *** 对主持 *** 寺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一般分为“开学阿訇和散班阿訇”两种，前者是指全面执掌 *** 寺教务工作的 *** ，亦称为正任阿訇。后者是指只具备阿訇职称，而未被聘请为正任阿訇的 *** 。阿訇是经数年 *** 教育与培训，通熟《古兰经》与圣训，精通 *** 的种种法律与法规，并具备《古兰经》与圣训的真精神——做人的完美品德，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劝善戒恶，品德高尚的 *** 。

伊玛目，

系 *** 语单词的汉语音译，英语音译为Imam，是对领导者的尊称。在当代，含义为领袖、表率、率领者、楷模、祈祷主持，

毛拉（Mawla）

*** 教职称谓。旧译“满拉”、“莫洛”、“毛喇”、“曼拉”。毛拉有可能间接来源于波斯语Mullah (Persian： ملا)其来源于 *** 语Mawla， 用来称呼 *** 教的教士。 *** 语音译，原意为“保护者”、“主人”、“主子”。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载有“主啊！吾人之保护者”一语，其中“保护者”一词的原文即为“毛拉”（Mawla）。随着 *** 教的传播和发展，今为由 *** 寺经堂大学或经学院“穿衣”毕业，具有较高宗教学识的宗教人员—的通称。

3.求历史名词解释

1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7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2知晓过去和未渣亏来的变化，自成一个学派3《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4殷墟是中国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位于中国河南安阳市西北殷都区小屯村，横跨洹河两岸。

5是一种源自中国古代天子依爵位高低将领土分封与宗室或功臣做为食邑的制度；在此一制度下，诸侯、领主或大地主能强行索取土地收入，并且能在其领地上行使 *** 职权。 6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

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7《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8“古史层累说”是顾颉刚古史学说中最先提出，是主要核心与灵魂，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体系。就具体的古史研究而言，顾颉刚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提出了“古史层累说”，这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说这是在“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支配下的方法论体系。

9丧家狗比喻无所依归的狼狈相。典故出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

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凯漏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盯梁烂形状，末也。

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10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即嬴政。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

11何谓“编户齐民” ①被西汉 *** 正式编入户藉的自耕农、佣工、雇农等，称为编户齐民。 ②编户齐民既是行政管理制度，又是赋税制度。

12中国古代继宗法分封制度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盛行于秦汉。

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它形成于战国时期。13 项籍，字羽，通常被称作项羽，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及着名政治人物。

中国军事思想“勇战派”代表人物，秦末起义军领袖。下相（今江苏宿迁市）人，故都彭城（今江苏徐州）。

14即对民众使用儒学进行统治，同时使用法学（即酷刑）来对付威胁统治的人。在汉朝，一般认为是儒、法、道（黄老之说）并施的。

汉宣帝曾教育他的儿子时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15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正一盟威之道，是道教最早的一个派别。据史书记载，在东汉顺帝时期，由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今四川成都市大邑县北）创立。

16永嘉之乱后，由于对司马政权的大力支持和艰苦经营，琅玡王氏被司马睿称为“第一望族”，并欲与之平分天下，王氏势力最大时候，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真正的是“王与马，共天下”。17元和十四年是开塔的时期，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

韩愈听到这一消息，写下《谏迎佛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佞佛的皇帝"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

18古时学生的入学大礼。在古代，凡是新入学的生员，都需进行称为“入冸”的入学仪式。

《礼记·王制》记载：“学童首先换上学服，拜笔、入泮池、跨壁桥，然后上大成殿，拜孔子，行入学礼。”19王守仁（1472年-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人称王阳明。

汉族，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明代最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

20中国古代对交易中介人的主要称谓，有过驵侩，牙人，经纪等多种，其中牙人是始见于唐代而为后代所长期沿用的一种主要称呼。21珠玑古巷位于距离南雄市区东北方向10公里远的珠玑镇，珠玑巷又名沙水镇，在沙水河西侧。

珠玑巷是一个具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古巷。它得名于唐敬宗年间。

22大礼议是指发生在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到1539年（嘉靖十七年）间的一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为明朝嘉靖年间因明世宗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政治纷争，发生于明世宗登基不久之时。当时，世宗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问题发生了争议和斗争，历时三年（1521年至1524年）。

23中国古代官府对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亦称市坊制。

24三教合一是指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的融和。25《朱子家礼》是朱熹所着的主讲纲常伦理，礼节礼仪的书。

全书共分五卷，分别为通礼、冠礼、昏（婚）礼、丧礼和祭礼。26“援礼入法”是将传统等级制度和礼制规范的原则贯彻到国家法律之中，依据人们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关系来断案量刑。

27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

在此。

4.名词解释1,史学概论；2、历史本体论；3、历史认识论；4、历史方法

1. 是一本书，本书基本是一本“史学入门手册”，介绍本学科基本的概念和范畴，结合大量普通历史学家的论着，介绍查找资料的门径，选题的操作，史料的阅读和理解；讲述考订史实，分析历史现象，写作合格论着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介绍史学传统，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试图沟通中西，搭建中西史家开展对话的共同平台。 本书是大学历史学科本科生基础课教材，分章节讲述了历史学的性质，学科特点，从事历史学研究需要训练，简要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

2.历史本体论：也即是对客观历史本质的反思。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则是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方法上的理论思考。也有学者把史学本体论称为历史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称为历史学理论或史学理论

3. 历史认识论是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它与历史本体论、历史方法论或史学方法论共同构成了历史哲学。具体说来，它是关于历史认识主体认识其客体的过程、特征、方法等等的理论，它主要涉及历史认识主体（人、特别是史学家）和历史认识客体（即客观历史）各自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历史认识过程的特点、历史认识正误的原因及其检验方法，还涉及历史认识如何对实践乃至对现实发展进程的影响。

4.覃正爱撰着的《历史方法论》（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针对目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注重理论而忽视方法的倾向，结合学术界关于唯物主义方法的讨论，并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法进行研究，构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相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体系，从而使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该书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体系包括四种方法即研究评价方法、科学预测方法、社会改造方法和理论建构方法。各种方法既具有历史理论根据，又具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联系。其中研究评价方法是基础，科学预测方法是核心，社会改造方法是关键，理论建构方法是体系建设的需要。该书作为一本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专着，具有相当的创意和深度，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有利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5.名词解释“方法研究”

方法是人们进行工作和生活所运用的整体手段的组成部分，不论在工厂、工作单位和学校，人们都要使用方法来完成自己所要做的任何事情。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减少物质、能源、时间以及资金的消耗和浪费，从而降低成本：可以减人的精力的消耗，减少遭受损伤和工伤的概率；可以帮助人们利用有限的资源求得最高的产出，以提高生产率。

方法研究的定义是：对现有的或拟议的工作（加工、制造、装配、操作）方法进行系统的记录和严格的考查，作为开发和应用更容易、更有效的工作方法以及降低成本的一种手段。

方法研究的目的 1、改进工艺和程式 2、改进工厂、车间和工作场所的平面布置 3、改进整个工厂和设备的设计 4、经济的利用人力，减少不必的疲劳 5、改进物料、机器和人力的利用，提高生产率 6、改善实际工作环境，实现文明生产 7、降低劳动强度 方法研究的特点 1、求新意识——永不自满，永无止境的求新意识是方法研究的一个显着特点，不以现行的工作方法为满足，力图改进、不断创新。 2、方法研究的指导思想──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力求在不投资（不增加人、机、物）或少投资的情况下，获得大的经济利益。着远的企业内部的挖潜。 3、方法研究的着眼点──系统整体优化 方法研究首先着眼于整个工作系统、生活系统的整体优化（程式分析），然后再深入的解决关键的局部问题（操作分析），再进而解决微观问题（动作分析），从而达到系统整体优化目的。

6.历史名词解释大全

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txt43风帆，不挂在桅杆上，是一块无用的布；桅杆，不挂上风帆，是一根平常的柱；理想，不付诸行动是虚无缥缈的雾；行动，而没有理想，是徒走没有尽头的路。

44成功的门往往虚掩着，只要你勇敢去推，它就会豁然洞开。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全）1.旧石器时代：人类历史的最早阶段，时间大体与地质上的更新世相当。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开始于大约250万年以前，在大约一万多年前结束。其主要特征是人类的生产工具主要为打制石器，更为先进的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尚未出现。

这一时代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时代，从猿人进化为直立人，经过早期智人，再进化为晚期智人，最后成为现代人。这一时期人类的生活来源主。

7.史学名词解释

因取义的广狭不同，史学的定义从内涵上可归纳为两种。广义的“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1）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和（2）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不包括前者，而专指后者。

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就其性质而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诞生之前，人们一般从广义上来界定史学，即对史学的定义与对历史的定义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对两者进行严格的概念上的区分。英语中“历史学”和“历史”是同一个词：History。根据第四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History第一义项即指“历史学”——对过去事件的研究；第二义项才是“历史”——过去的事件，尤指从整体意义上来认识的过去事件；第三义项实际上是从第一义项中引申出来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叙述。可见，“历史学”和“历史”是其本义。在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定义或解说中，History具体所指为何，一般应视具体的文本语境而定。

中西方对史学的认识所经历的过程基本相同。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亦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史学概念可能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在当时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间，人们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但是，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这种认识与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学是艺术”的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的人们对它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正因“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训、并行分训和同时合训而“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史”因一字多意同时合用亦总有二义，这种情况在近代依然顽固地维持着。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彻底分割克丽欧女神的双面性。当他们在定义“史者何”或“历史何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确定“历史”的定义，而是在确定“史学”的定义；有时则同时合训而兼具两义。如果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分析，人们难免会把他们的定义当做是从观念形态上来界说“历史”概念，从而得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如果我们从他们解说的实际内容和文本的整体语境来分析，则不难看出，他们正是从狭义上确定了史学的内涵。例如，近代国学大师、“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里的“史”，很明显是指“史学”；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阐述的内容，亦是如何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论述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多数史家则采用传统的同时合训的方法。例如，杜维运说：“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