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

❶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六种）

古代文论中是否存在文学批评学？对这一问题，茅盾曾作过否定性的回答，他说：“中国自来只有文学作品而没有文学批评论；文学的定义，文学的技术，在中国都不曾有过系统的说明。收在子部杂家里的一些论文的书，如《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论文学，或文学技术的东西。”（1）茅盾的这种以“西”绳“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并未得到大多数古代文论研究者的认同。这可以从20世纪早期古代文论研究者对《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 总述的分析中略窥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 总述云：

文章莫盛于西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昔，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着，不出此五例中矣。（2）

严格地讲，《四库》“诗文评类”总述所作的是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大致梳理，但如果以现代文学批评学的观念来衡定传统文学批评学的建设，“总述”中却有着关于“文类批评”描述的批评学萌芽。也正基于此，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概说》“评论学”一章中将《四库》“诗文评”五种着作“敷衍修正”为六种。即：一、品评作品者（梁钟嵘之《诗品》）。二、记载关于作品之故实者（唐孟棨之《本事诗》）。三、论文学之体者（挚虞之《文章流别论》）。四、讲说文学之理论者（唐释皎然之《诗式》）。五、系统的论述者（梁刘勰之《文心雕龙》）。六、随笔的杂录者（宋欧阳修之《六一诗话》）。（3）
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也对《四库》所论作过阐发，他说：

今欲观古人文学批评之所成就，要而论之，盖有六端。自成一书，条理毕具，如刘勰钟嵘之书，一也。发为篇章，散见本集。如韩愈论文论诗诸篇，二也。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三也。亦有选家，间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毕具，如方回之瀛奎津髓，张惠言之词选，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语不尽传，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见于他人专书，如山谷之说，备见诗眼者力为五；见于他人诗文，如四灵之论，见于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举。盖不数数觏焉。（4）

姑不论朱东润与青木氏所作的分类是否完全正确，他们梳理出传统诗文评的体裁体征，对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中的批评文体论研究还是有贡献的，而这种古代文学批评文体论的梳理与分析显然也包含着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作为独特存在样式的肯认。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学批评学的“另类”存在，可以说被大多数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者所肯认。虽然这种肯认是以不同的话语形式来实现的，但肯认中却所包含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即：中国文学批评有其民族独特性。这一点在20世纪早期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可窥一斑。
陈钟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文学批评”作了内涵上的界定：“诗文之有评论，自刘勰、钟嵘以来，为书多矣，顾或研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则以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5）从倾向上看，陈氏的文学批评观念主要是以“西”绳“中”，却也道出中西批评观念之差异，潜意识还是认为中国文学有批评，且“为例各殊”，只是“莫识准的”，尚无清晰的观念体系和统一的标准。
郭绍虞虽未曾对“文学批评”作过“义界”，不过，他认为“文学批评的转变，恒随文学上的演变为转移，而有时文学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学批评之影响而改变”，且“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6）这却是关于文学批评本体论的探本之论。郭氏还将上述观念贯彻到他的批评史着作的写作之中，以文学观念的演变为准的书写了中国文学批评从演进、复古到完成的历史过程。
罗根泽对“文学批评”一词作过较为严密的考辨。他认为“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 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意为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于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他认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必需采取广义，否则就不是真的‘中国文学批评’。”（7）在罗根泽看来，中国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广义的，侧重文学理论，不侧重文学裁判，其原因是，从批评着作看，刘勰的《文心雕龙》“其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而是“论文叙笔”，讲明“文之枢纽”，其它的文学批评书，也大半“侧重指导未来文学，不侧重裁判过去文学”；从批评主体看，“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8）；从批评的关注重心看，“中国人喜欢论列的不重在批评问题，而重在文学问题。”（9）总的来看，罗根泽也是倾向于以“西”绳“中”，但这种倾向却透露出这样的个中信息，即：中国文学批评不象西方文学批评那样侧重具体作品的分析、评析和判断，而是一种在批评实践中融合了文学理论探讨的独特体系，它与西方文学批评学在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间有着严格区分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根泽的分析事实上肯定了“中国文学批评”作为“另类”存在的独特性，同时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功能以及对象侧重点作出了初步说明。
明确承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作为系统性存在的是方孝岳。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导言中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学“可以说向来已成了一个系统”，除《四库全书总目》所提“诗文评”专类外，“凡是辑录诗文的总集，都应该归在批评学之内”，因为“选录诗文的人，都各人显出一种鉴别去取的眼光，这正是具体的批评之表现”，“再者总集之为批评学，还在诗文评专书发生之先”，“我们如果再从势力影响上来讲，总集的势力，又远在诗文评专书之上。”（10）方氏所论，要点有二：一是承认古代文学批评学系统的存在，二是在批评文体论中为“总集”张目。后来为数不少的学者将批评研究的目光转向“诗文评”外的“总集”、“文选”等，或许又同方氏的张目有关。例如，王瑶在《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一文中就认为“诗文评”专书“从它对当时读者和作者所发生的影响说，这些书并没有发生过如现代人所整理出的那么多的理论的指导作用，一般人只是当作说部闲书来看待的。……就影响上来考察，对读者和作者发生‘文学批评’的效果的，倒是‘总集’；那作用和影响是远超过诗话之类的书籍的。”（11）又如，穆克宏在其《昭明文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江庆柏在其专文《论古代文学选本的意义》中都对选本中所体现的文学批评思想进行了发掘。（12）
朱自清则直接肯定了中国文学批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历史。他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认为，《诗品》、《文心雕龙》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固然是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而“制艺选家的眉批总评”、选本与总集的笺注和序跋、别集中的书札和序跋、诗话、文话、摘句、史传文苑传或文学传中的墓志等等都与文学批评相关，“所谓文学裁判，在中国虽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却也有着古久的渊源和广远的分布。这似乎是不容忽视的。”（13）在梳理这种批评文体的基础上，朱自清还对“文学批评”与“诗文评”之间的关系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我们称为‘诗文评’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我们的诗文评有它自己的发展；现在通称为‘文学批评’，因为这个名词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但论到发展，还不能抹杀那个老名字。”（14）
实际上，真正要确定中国文学批评的“另类”存在特征，早期侧重于“批评”义界与批评文体区别的这类研究尚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还必得去发掘其独特性何在，才能使问题得以明晰，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式的民族特色便成了逻辑的必然。纵观20世纪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式之民族特色的探讨，大致有如下几种看法：
1、“人化文评”。钱钟书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认为“中国文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我们在西洋文评里，没有见到同规模的人化现象；我们更可以说，我们自己用西洋文字写批评的时候，常感觉到缺乏人化的成语”。在钱钟书看来，“人化文评”的理论好处就在于“打通内容外表，具有整体特征。”（15）这是较早从古代文论的“自我参照”进入到中西文论的“双向参照”的关于古代文学批评特色的论述。
2、“文体论式的文学批评”。郭绍虞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文学批评作了现代意义上的广、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批评包括文艺理论，狭义则指对文学的评论。在他看来，“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既不同于狭义的文学批评，也不等于文艺理论，好似只限于正统文学的诗论或文论”，郭氏称之为“文体论式的文学批评。”（16）
3、“比较式批评”。洪申我认为，传统“点”、“悟”式批评并非“研几探微般的分析，不精密也不周密，再加上比喻的不确定性”，致使“如何恰当地评价作品便有了先天的缺憾。”作为弥补，古人常将作家作品进行对照比较，并渐成习惯，由此，“比较式批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色。这种批评包括不同时代、地区文学的比较，也包括不同作家的比较批评，并与古典文学创作相互关联。（17）
4、史、论、评相结合的批评。杨明照通过考察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曹丕的“文气”说、《文赋》、《文心雕龙》、文学选本、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认为“以作家为基础、以史、论、评结合在一起的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显着的民族特色”，并且“这种从下而上的，由鉴赏经验的概括总结而构成的诗学体系，与西方从上而下的，由先验的演绎推论而构成的诗学体系，恰好截然相反，而又各有千秋。”（18）
5、“点、悟”式美学批评。叶维廉认为，“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即就利用了分析、解说的批评来看，它们仍是只提供与诗‘本身’的‘艺术’，与其‘内在机枢’有所了悟的文字，是属于美学的批评，直接与创作的经营及其达成的趣味有关，不是浪费笔墨在‘东家一笔大胆假设、西家一笔小心求证’的累积详举，那是种虽由作品出发而结果离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辩证批评；它不依循（至少不硬性依循）‘始、叙、证、辩、结’那种辩证修辞的程序。”（19）吴承学在《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历史发展》一文中将古代文学风格批评分为“总体的感觉判断”和“形象化的描述”两类，这两类批评的内涵同叶氏所说的“点”、“悟”式批评也极有相似之处。（20）
6、“印象式批评”（尤其体现在对诗话词话批评方式的评价中）。叶嘉莹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诗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21）黄维梁在《中国古典文论新探》中对杨鸿烈、郭绍虞、刘若愚等人评论中国诗话词话的“印象式实际批评手法”进行了批评（22）。他指出：“中国印象式批评手法、用语寥寥，重直觉感悟，笼统概括”，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但“亦不乏有体系、重解析的印象式之外的着述，《岘佣说诗》、《白雨斋词话》等属之。另一方面，精简切当的印象式描述，乃不可或缺的批评手法之一，其价值实在不容抹杀 。”（23）
7、“创造性的批评”。孙蓉蓉认为古代文学批评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形式多样，语言生动，手法灵活，言简意赅，非常讲究自身的艺术性。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这种艺术性表现在：或以赋、骈文、绝句、诗词曲等文学体裁来表现鉴赏与批评；或以形象描述的语言来批评对象；或以具体诗句点悟抽象理论。基于此，孙蓉蓉认为“我国古代艺术性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批评，它同文学创作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作，是一种批评的文学。”（24）
8、“东方艺术批评模式”。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有无深度模式与潜体系？蒲震元在《中国艺术批评模式初探》一文中不仅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还对其民族特色作了如下描述：“这是一种以人与天调为基础、在象、气、道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的多层次批评中，体现中华民族深层人生境界及大宇宙生命整体性的东方艺术批评模式。或曰一种合天人、倡中和、明品级、显优劣、通道艺、重体验、示范式、标圆览的东方艺术批评模式（尤以合天人、通道艺、标圆览为主要标志）。”作者认为其特征有六：一，其哲学根基是一种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和谐理论；二，积淀着民族群体综合经验的主体内倾超越型思维倾向；三，“有着独特的深层理论结构”；四，“多样化的理论存在形态”；五，“鲜明的美学特色”（融思辨于情思的体验性批评，善于运用“议论常情韵以行”的话语表达方式等）；六，“偏于情感体验，理论抽象的级别不够。”（25）
总的来看，在对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探讨中，“另类”存在之肯认和民族特色之阐发构成了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中的话语主调，这一话语主调的活动特征体现在两种比较中：一、中西比较，以西方文学批评方式作显在的比较对象；二、古今比较，以现代文学批评学体系与观念为潜在的比较背景。其话语路径则大致是由对批评文体论的剖析转入到对批评方式论的总结。

❷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该怎样研究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通过系统地介绍先秦两汉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文学样式，使学生能认识并牢固掌握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熟识此期重要的作家、作品，增加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并为此后其他阶段文学史的学习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

古代文学专业考试门类：
1.政治
2.英语或俄语或日语
3.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世界文学，文艺理论中的任意一种）
4.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

❸ 谐音古诗的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
涉及古诗词、美学、教学法等方面知识，采纯嫌用理论与实践做歼手相结合的方式， 对学生、课堂和教师加以分析，对小学古诗词教学进行初改闹步研究。 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❹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文献学层面，文艺学层面，文化学层面，人本学层面，哲学层面。
详参：尚永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五个层面》

❺ 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方法是什么

多阅读些史书就OK了！既能学习古历史，又有先说趣味！

❻ 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传统曾经遭到意识形态的阉割，以致于我们除了做些典籍的贵族式研究，很难看到传统的踪影。以前的国学热仍旧是一种旁观者式的复归传统，毕竟我们的习俗、文化传承方式，以及各类文物被文革所破坏。如今，长期处于“传统”迷惘的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对全球化的冲击。看到很多人为中国加入全球化而欢欣鼓舞，心中颇多感慨。要知道，传统的困境又将进入“全球化”旗帜下西方现代文明的“合法”侵袭。本来，任何文化尤其弱势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很多国家都有文化委员会（Council)，包括西方国家，还有相关的法律，这是政府层面的。反观中国，政府除了由于某些领导人的偏好做些弘扬民族文化的表示，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虑和保护。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场选择，若大的中国对于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万人民币的政府资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仅仅为了旅游来假造历史，对地方风俗、古迹的保护非常有限。传统文化类学术机构的正常运作缺乏资金和规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这样忙于建立所谓的新学科，在处理传统学科与现代课程的关系方面缺乏经验。藏于民间的传统文化，一天天衰弱，学者与民间的关系还是那么遥远。希望政府、学术机构（学者）和民间力量合作，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有并丰富我们的传统文化。
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该学科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其内涵包括以下层次：传统的“小学”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认识所从事专业的重要性。该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通过古籍整理的实践培养研究生。
一、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而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遥远的不说，从孔老夫子序《书》、记《礼》、正《乐》、订《诗》、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说也有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偏重于实践，不重视理论的探讨，所以除了唐初刘知几《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少数几部带有理论探讨性质的着作之外，最早的文献学理论着作要算郑鹤声出版于1933年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确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一点，我们从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目录的古典文献学专业方向设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为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内涵都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我的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它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它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所以它更测重“横”的规律的探讨，而不是像古代文学那样更重视“史”的规律的研究。

就其内涵的层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层次：第一是传统的“小学”层面，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第二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像《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第三是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吕思勉曾说，历史地理学和官职之学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两把钥匙。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第四层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包括：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如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这些研究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

中国古典文献的内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专门之学，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硕儒也是学有专攻的。但是在个人专门从事的学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能够处于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为浓缩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各层次知识的《古典文献学》这门课，应当是硕士研究生的理论必修课。学习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要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情况。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资料。

二、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

首先要热爱本专业、了解学习本专业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专业和经济效益关系十分密切。申请科研立项，申请经费资助，申报科研奖励，几乎每一项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创造经济效益”的问题。对研究学习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人来说，遇到这类表格，往往十分尴尬，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减少了学习的信心。所以，应当给同学讲清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它的根。传统典籍，则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寻求民族之根、筑造民族灵魂的伟大工作，它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的基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其文明传承没有间断，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试想，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方块表义汉字，而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面对粤语写的小说、吴语写的诗歌、闽南语写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经过九曲重译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一个民族，那是无法理解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谓实践性强，主要指的在大量阅读原典基础上的整理实践。理论再多，那怕讲的头头是道，不亲自拿着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灯，残宵不倦，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硕士研究生期间，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潜到典籍的最低处，了解它生成的最细微因素，就如同从事生物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细胞解剖一样。

当然，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排斥理论，实际上，没有理论，我们面对的古籍只能是一盘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论的伟大魔力。当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理论的建树处于低谷。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应当努力摆脱对一切现成理论的依傍，尽量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研究者应当沉潜于史料的宝藏之中，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理论结晶。研究的灵感应当来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实证去证实现成的理论，而是从大量的古籍整理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

❼ 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哲学意义上的方法概念，是指研究主体在把握对象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工具、途径的总和。而研究方法的理论便是方法论。文学理论也有自己的方法体系，也有自己的方法论。
文学理论的方法体系总的说来包括三个层面，即哲学方法的层面，科学方法的层面，专业方法的层面。
（1）哲学方法的层面。哲学方法是在总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具体学科都具有指导的意义，因此哲学方法是文学理论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等等；
（2）科学方法的层面。这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逐渐形成的方法，以其横断性和交叉性而为文学理论所吸收和借鉴，它处于中间层次而对文学理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理论等方法；
（3）专业方法的层面。这是适用于文艺学自身专业特点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从自身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方法，如赏析方法、考证方法、评点方法等，也有从其他学科中移植过来，后来逐步固定下来的方法，这些方法比较具体，也最接近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
这里对于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不准备作专门解释，只就几种常用的专业方法作一些介绍：
（一）经验方法
经验方法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所采用的重要方法，其特点在于凭感受，凭体会，通过鉴赏、体验、玩味而悟出某些道理，在其结论之中包含着大量感悟和猜测的成分，而这一切大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因此我国许多古代文论家往往本身就是文学家和艺术家。这种经验方法十分注重提炼和遵循法式和规则，以相对固定的理论范式来规范和指导文学创作，并从而建立某种师承和学统，像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王骥德的《曲律》，直至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等，都表现出这一理论倾向。它在阐发文学理论时习惯采用具象性的说理方法，很少运用以逻辑性见长的推理和演绎方法，而是采用比喻、训诂、比附、类推、暗示等手法，如刘勰以人体比喻文章的“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又如《毛诗序》用训诂手法来说明文学的社会功能：“风者，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再有，经验方法在提炼和运用概念、范畴时往往体现出素朴的辩证法思想，它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许多是相互对应的，在事物内部不同矛盾方面的相互对立和联系之中揭示文学的本质、规律，像文与道、文与质、形与神、风与骨、意与境、情与理等都是如此，而且其运用的概念范畴常常表现一种浑整性，倾向于对事物进行总体把握，例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重要概念“结构”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作为形式因素的“结构”，而是既包括形式，又包括内容的一个浑整的概念。另外，我国古代文论常常采取感性化的叙述方式，其中有的方式是诗化的，如论诗诗，有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陆游的《论诗诗》、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等；有的是散文化的，如随笔、序跋、书信、评点、注释等。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上述特点有明显的长处，它能够完整地、辩证地把握对象，而不至于在人为的分析解剖之中割裂和肢解对象，它能够从感性层面直接深化到理性的层面，在理解问题时充分发挥主体性，包括灵感、悟性、直觉和才情，避免了抽象的理论推演所造成的刻板和机械。当然它也存在着弱点，如缺乏系统性、体系性，很难形成那种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它所提出的概念范畴的内涵也不太明确、不太确定，很难作定量分析和科学的验证；其特有的叙述形式也往往造成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总之这种经验方法的长处应当在今天继续得到发扬光大，而其不足之处则有望在现代思维的帮助之下得到扭转和改进。
（二）社会学方法
文学的社会学方法的形成由来已久，但是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却是在近代的事。1800年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出版《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中译本名为《论文学》）一书是其标志。该书开了“以文学以外的因素来解释文学”的先例，用斯达尔夫人的话来说，该书旨在“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绪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来法国学者丹纳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即以一定种族内在的遗传因素，地理、气候、政治、立法、战争、宗教等外在条件，以及作为后天因素的时代精神来解释文艺的产生和演变。与他们两人同时代的还有圣伯甫、居约、左拉等人就此提出过重要的见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文学社会学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过系统的文学社会学理论，但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的有关论述却为文学社会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然不失其经典意义。其后学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也在这条道路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文学社会学方法的基本要点在于确认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文学的两头关联着社会生活，一方面它来自社会生活，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通往社会生活，反过来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因此文学社会学主张将文学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大背景前来加以考察，考察社会生活对文学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而文学反过来对于社会生活又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目前文学社会学的发展极为迅猛，其学科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其学术成果也十分令人瞩目，例如在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文艺政策、文艺管理、文艺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优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在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必须指出的是，在文学社会学发展史上经历过重大的曲折和失误，这就提醒我们，在文学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中要谨防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切忌将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作简单的比附，把物质经济生活对于文学的制约看成直接的决定作用，将文学简单地从属于政治和经济需要，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和艺术本性，否则将给文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殷鉴不远。而当代西方文学社会学将文学理论社会学化、自然科学化的苗头的出现则向我们提出了警示，使我们不能不对此引起重视，即文学理论在吸取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时必须守持自己的本位，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代替文学理论的研究，社会学的方法也不能代替文学理论的方法，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社会属性的研究仍然需要与对其审美属性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心理学方法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心理学的诞生。此后，心理学渗透到各个学科，也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影响，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文学与心理学的交叉渗透为主要特点，它要借助心理学的原理、原则和范畴来研究文学现象，如心理学根据人的表象运动的规律来研究文学创作中想象和联想的特点和作用；它也要借助心理学所特有的方式、技术和手段来进行文学研究，如采用问卷调查、个案测试、数据统计等来研究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读者群体的价值取向。
在运用心理学方法时也要避免机械地将心理学的理论搬用于文学研究之中，而忽视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内容的倾向，在现代学术思潮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就犯有这样的毛病，他将该学说中的重要范畴如“情结”、“本我”、“力比多”、“升华”等直接搬用于文学研究，得出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都是出于作者的“恋母情结”的结论。这显然是武断的、不符合事实的。可见文学心理学方法的运用最好还是要与文学社会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达致合乎科学的结论。
（四）形式主义方法
这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盛行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到英美新批评派，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再到嗣后的解构主义，乃是贯穿本世纪之始终的重要思潮。
形式主义方法的要点在于强调文学以形式为本位，认为形式并不是内容的附庸，它本身就是独立自足的，并不受到内容的限制，与社会、历史、文化、道德、宗教无关。这种方法以文本为中心，对文本以外的世界、作者和读者存而不论，认为主张从文本以外的因素出发去研究文本只是一种谬见。于是文学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发展的社会根源等等，都被排除在这种方法的视野之外。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第6页。莫斯科，1961年版。）例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它强调文学应具有“文学性”，体现“陌生化”原则。所谓“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雅各布森：《最近的俄罗斯诗歌》第11页。布拉格，1921年版。），它不在内容，而在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结构布局等。所谓“陌生化”，就是通过形式因素的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而使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产生疏远和变异，从而收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第12页。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总之，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形式，而文学的魅力在于形式的变化。另外，它还强调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阅读和赏析（也就是所谓“细读”），从而体会出作品的文字形式的音韵、格律、节奏和意蕴。而新批评派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吸收了现象学文论的意见，将作品分为五个层面，即（1）声音层面；（2）意义单元；（3）意象和隐喻；（4）象征和象征系统；（5）形式与技巧。这对于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法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形式主义方法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坚持研究的客观性，重视对于作品形式因素的细致赏析等主张，都有可借鉴之处，但它存在着非历史主义的缺陷，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将它与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结合起来。
（五）比较文学方法
比较文学方法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古罗马人强调摹仿古希腊人，罗马重要作家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作品大都是对于希腊文学的摹仿，因此在古罗马文论家贺拉斯、麦克罗皮斯的论着中，都主张将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作品与其希腊原作加以比较，揭示其摹仿之处和从属关系。这里已经包含着比较文学的萌芽。近代以来，受到其他一些学科比较方法（如“比较解剖学”、“比较语言学”）的影响，比较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研究方法终于形成，法国人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于1816年出版了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题名为《比较文学教程》，这是“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
比较文学旨在对于跨国家、跨地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学现象进行对比或类比研究，从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关系中界定出各自的特点，寻求共同发展的途径。在比较文学中影响较大的两个派别是注重影响研究（交叉研究）的法国学派和注重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
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比较严谨，同时也比较拘泥，它往往将研究范围限于同一文化系统之内，而且限于存在着直接接触和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现象，它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实证和考据，带有较强的实证主义倾向。法国学者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可以昭示其宗旨：“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家跨越语言或民族的界限，注视着两国或几国文学之间主题、书籍、情感之交流。”（基亚：《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79－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开启了影响研究的方法论。例如通过实证考据研究元人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的创作受到佛经、可兰经、圣经的影响，而该剧又影响了后来布莱希特的剧作《高加索灰阑记》，便是采用影响研究方法的一例。法国学派有时陷于对比较对象之间事实联系的烦琐考证，而忽视对于文学现象的美学分析，特别是囿于欧洲文化系统的狭小范围内讨论问题，并且将法国视为欧洲文学的中心和辐射源，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因此存在着局限性。
美国学派就是在否定法国学派上述局限性的基础上，在二次大战以后异军突起的，它主张对于文学进行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注重对于无实际接触、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如果说法国学派是以比较对象之间的实际联系为研究的出发点的话，那么美国学派则以比较对象所包含的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正像奥尔德里奇所说，该学派注意的是“两部没有必然关联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奥尔德里奇：《比较文学论文选集》，《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寻找比较对象之间的共同之处，而且也寻找它们的不同之处。总之，这一派别强调平行和对照，以问题为中心，对众多的文学问题以及相关的知识和信仰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值得重视的是，这一学派打破了法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论，力图勾划出一幅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图景，特别是有人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认为只有把欧美文学与中国文学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和思考时，才能真正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这无疑代表了比较文学的一种积极的方向。
目前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蓬勃展开，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许多拓展和创新，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问题，总之，在我国比较文学的前景是美好的。
总之，上述几种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论背景和操作原则，在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时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径，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之处，同时它们又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都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和吸取，而在具体操作中最佳的选择是对其加以融会贯通和综合利用。

❽ 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怎么界

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界，学术界的共识是：1919年五四樱做腔运动以前属脊衫于中国古代，在此以后到1949年10月1日为中国现代，1949年建胡衫国以后为中国当代。

❾ 张文利的代表着作

1．《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独着），悔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
2．《苏轼在关中》（独着），三秦出版社，2005年1月。
3. 《魏了翁文学研究》（独着），中华书局，2008年11月。
4. 《唐宋诗分类选讲》（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
5.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
代表性论文：
1.《鹤山寿词考述》，《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2.《论宋代理学家的词及理学对宋词的影响》，《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
3.《宋词中的双城叙事》，《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4.《孔孟与宋代理学家人格理想之比较》，《文史哲》2003年第2期。
5.《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论宋代理趣诗》，《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主持重要课题：
1．宋代理学与文学的关联性研究——以书院为中心的考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年。
2．魏了翁诗词编年笺注，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2006年。
3．魏了翁文学研究，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05年。
4．苏轼关中时期文学研究，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明仿划课题，2004年。
5．苏轼关中时期文学与行实考索，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6年。
6．宋代诗学的哲学观照，陕西省教育厅专项基金项目，2004年。
参加国际、国内外学术会议：
2005.8 赴日本参加中、日、韩唐代长安与文学国际研讨会。
2005.9 参加宋代文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6.8 参加国际词学研讨会。
获奖情况：
西北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2003年）
西北大学优秀教案展评一等奖（2007年）
西安市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
陕西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年）
西安市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9年）
陕西省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碧槐袭成果三等奖（2009年）

❿ 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方法和现状如何呢

提起中华传统文化, 很多人会联想到诗词歌赋, 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不限于此, 具体来说, 它是对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一种描述, 其发展的过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形式不仅只有语言, 还涉及到文字、民俗或者节日等, 中华传统文化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甚至它早就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其生命力极为顽强, 才能生生不息的从古代传至现代, 直到笑饥今天, 中华传统文化仍然是国家和人民最为高贵的财富。虽然诗词歌赋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却是中华传统文化即为关键和重要的一部分, 语文学习少不了诗词歌赋的学习, 因此语文也是一种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工具, 其涵盖的内容不仅有诗词歌赋, 更包含了文字、文学以及文化等知识, 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听说读写学习这些文化和知识, 拓展学生自身的文化内涵。

二、汉搏升枣语言文学现状分析

1. 学习汉语言文学是时代的需求

自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经济水平持续升高, 综合国力水平也在稳步提升, 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却显示出不对称的现象。自改革开放开始, 中国的发展形势一直是重经济, 轻文化, 这样的发展势必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的发生。同时也凸显出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弘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 为了保证中华传统文化可以稳定、快速的发展, 国家和学校必须加强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和投入。

2.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汉语言文化专业研究的对象大多是语言文学, 在教授汉语言文化的过程中, 学校和教师应该重点培养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 同时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 保证学生可以通晓汉语文学基础知识的同时, 具备一定的综合素养水平, 同时要求学生具备语言文学的研究能力, 保证时刻准备投身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去。

3. 汉语言文学相关专业的不断提升

在普通高等院校的文科专业中,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最常见的专业, 同时也是基础专业, 另外, 该专业是开设最早的专业之一。为了适应各个时代的文化发展需求, 中国汉语言文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于高校中。在当前时代背景下, 汉语言文基拆学已经完成了改革, 在教学过程中, 越来越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而且还向着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 汉语言文学不断的积累和沉淀,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