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具体方法

A. 政府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从性质上看，政府经济学属于一门应用性理论学科。一方面将一般经济理论从政府经济行为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以一般经济理论为基础，对政府经济活动进行理论性分析与阐述。同时，它也是一门从政府经济行为实践中探索政府经济活动运行规律并上升为理论，继而又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指导实践活动的理论学科。政府经济学的这几个特点，决定了政府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者，应当注意以下几种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科学研究方法，是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必须遵循的科学的方法论。根据唯物辩证法，物质世界发生、发展、变化过程无不体现了如下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按照唯物辩证法方法学习和研究政府经济学,就是以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物质世界运动的三大规律为基本线索,来把握和研究政府经济活动过程的内部联系及其政府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进而了解和掌握政府活动的规律性。
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学习和研究政府经济学，首先应当正确理解掌握政府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范畴，这是理解政府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前提条件。例如，如果我们不理解“政府”的涵义，就无法进一步理解政府经济学的内容、政府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等问题。其次，学习和研究政府经济学应当理论联系实际。政府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性理论学科，同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的一切理论与原理，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且经过在实践中的应用、再应用而趋于完善。因此，学习政府经济学应当密切结合实际，运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牢固掌握所学到的政府经济学知识。 实证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实际上是两种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区别的研究方法。一般说来，政府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是这两种具体研究方法的统一。
所谓实证分析，是指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描述事物，说明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What is it），或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实证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客观存在物的验证（即所谓“实证”）来概括和说明已有的结论是否正确。它的主要作用或者说重点，是“说”清楚事物的来龙去脉，进而做出事物究竟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结论。将实证分析法运用于政府经济学，就是通过对政府经济活动实际情况的分析与描述，讲清楚政府经济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它对经济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讲清楚在各级政府之间政府职责、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究竟怎样划分，这种划分对经济、社会以及政府本身产生了什么影响，讲清楚有关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以及作用的结果怎样，等等。
而规范分析则与实证分析不同，通过规范分析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应当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规范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在进行分析以前，要先确定相应的准则，然后，再依据这些准则来分析判断研究对象所处的状态是否符合这些准则，如果不符合，那么，其偏离的程度如何，应当如何调整，等等。将规范分析方法运用于政府经济学，就是要根据一系列准则，来分析和判断现行政府经济活动是否与既定准则相符合，如果不符合，那么应当如何调整。至于如何运用规范化分析方法研究政府经济行为，则要视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定。例如，如果我们将规范分析方法用于对现行税制的研究，就需要根据“效率”、“公平”等税制设置原则，来分析和判断现行税制是否符合这些原则，如果不符合，那么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偏离，今后应当如何调整税制使之与上述原则要求相一致，等等。
实际上，对政府经济学乃至所有经济科学来说，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作为研究和叙述的方法，两者只是适用的条件、服务的目的不同而已。换一个角度看，两种方法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在政府经济学研究当中，一方面，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研究某些问题时，常常需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论证研究对象与给定规则之间的符合程度；另一方面，在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某类政府活动问题时，常常需要运用某些既定准则来验证分析结果。此外，某些规范分析准则实际上也是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概括和总结出来的。 在学习政府经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应用比较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中外的比较，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政府经济活动现象以至政府经济学理论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建立于资本与市场的基础之上，并与之相伴随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鲜明地反映和体现了资本与市场的要求和特点。在《国富论》发表后的200余年间，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内容和研究形式、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包括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也包括了几百年社会化生产的管理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有许多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方面的运用。他们深深立足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更好地适应于、服务于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体现着为私人资本服务的本性。
作为中国政府经济学前身的财政学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借鉴前苏联的经验和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由于中国的财政实践基本上是计划型的财政，因而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也就具有计划型的特点。因此，中西双方的政府经济学及其财政理论，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根本的差异。如中西政府经济之间有公有制为主导的政府经济与私有制为主体的政府经济、计划型财政与市场型财政、“国家分配论”与“公共经济论”等之别。
有比较才有借鉴，在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经济学也必须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活动运行的规律问题，因此，正确地对西方政府经济学进行分析并借鉴其中的合理之处，对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还应该多学习一些经济史。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着名的理财家和精辟的经济思想，他们构成了一部丰富的历史宝库。尽管各个不同阶段上政府经济活动的背景、条件，乃至活动规模、活动方式本身同中国的政府经济活动有很大差异，但是，其中不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杰出的经济学说、理财思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在学习政府经济学过程中，如果能够学习一点经济史，将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政府经济学有关原理的认识和理解。

B. 1.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史

研究世界经济史就是研究各个国家不同时代隐洞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不仅对于财经工作者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各行业人士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经济史学是按照历史发展的纵向线索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是专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历史上某一时段的状灶祥枯态，并从中探索经济的规律性的科学。世界经济史1500年的历史为我们展示了全球经济不同历史事情的发展状况，以及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变革，对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规律以及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深刻认识东西方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各方面的和谐与冲突，更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世界。

中国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具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就是积极吸取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扬长避短，有利地发展国家经济。如果研究经济的人士，不去认真研究世界经济史，就无法了解近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就无法认清产业革命与科技创新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无法认识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所以研究世界经济史就是深入研究与探讨世界经济发展规律。

其次，世界经济史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可以清晰地审视资本主义发展的五个主要阶段国家政经军的变化。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国家资本主义的五个发展阶段中，各个时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是如何兴衰的，对研究国家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世界经济史不仅是研究国家政经军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研究国家、城市与行业发展的重要路线图之一，不了解这些，你就看不清社会制度变革与资本主义游戏规则，也看不清当前全球化、城市化、产业化与结构调整等各方面的问题，更无法看清社会两极化、福利化等深层次的问题。所以研究世界经济史，是以史为鉴，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比，取长补短，可以探索出一条更符合中国的发展之路。

而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如果能够研究世界经济史，会扩大自己宴液的视野，会增广见闻，能够非常清晰看到国内的很多产业的发展与金融创新等其实都是对发达国家的复制，所以越早研究世界经济史，越有利于自己发现掘金之地，会通过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积极累积个人财富。如果你对世界经济史有研究，你会较早的对货币、商品、贸易、关税、企业的供产销、借贷、银行业、货币制度、房地产业、金融市场、汇率、经济危机等等各方面经济知识与问题有超前的认识，不仅利于你投资各行业，还会让你的思维走在行业发展之前。

C. 经济史的基本特征

1.经济史描述再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历盯物史
2.在以上基础上分析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律
3.经含岩济史研究方法的特征：以经验归纳法与历史分析法研究人类活动和历史经济发展。经济史学综合采用历史的、统计的方法并应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历史现象和组织制度。 研究课题包括商业史、财凯老液政金融史和社会历史的交叉方面，例如人口史和劳动史。数量的（计量的）经济史也指历史计量学。

D. 对经济史的认识

“经济、经济史、经济学”这三个概念的区分是学好经济史的前提、基础。经济史是以经验的归纳法和历史的分析法来对人类的活动以及历史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社会生产的发生、发展以及演变的规律。对余则于它的研究不但可以有效的提高自身修养，还能激发人们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经济史和经济学这两门学问是相得益彰的，经济史竖陵棚的学习可以有效的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一种不一样的视角，经济史的内容中有着反对脱离事实的抽象，这有助于让经济学真正回归到社会科学这一类来。现在很多汪兄经济分析中犯下的错误，说着是因为其他条件的欠缺而导致，但视乎大多数都是因为缺乏历史的知识、经验，经济史的研究可以有效的给经济学的研究提供有效的、已经合格的资料。

E. 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

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从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大胆创新，独树一帜，完整系统地提出着名的“地主经济论”。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而以地主经济形态和半封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仿首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来解释中告虚国社会袜大燃经济史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称为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在1949年前的中国经济史学界是一个突出的科学研究成果，它的理论贡献移动图片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国际史学界所瞩目。

F. 中国经济史的主要简介

本书注意运用以下研究方法：一是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以历史戚岩旅分析为主；二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实证分析为主；三是具体分析与抽象分析相结合，以具体分析为主；四是单独分析与比高凳较分析相结合，以单独分析枣颤为主：五是实际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以实际分析为主；六是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而是以实际资料收集多少而定。

G. 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关系

经济学史和经济史的关系是既相似而又有所区别。

经济学史和经济史都悉耐首是属于历史的睁数研究。

其研究的方法相同，但研究的对象不同。

经济学史以经济理论之发展为主要对象，而经济史则以经济现象之事实或历史为研究对象。

经济学史是理论和思想之史的研究，而经济史则是说明事实的沿革。

经济理论和思想是被一定社会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反之，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虽不是根本决定于经济理论和思想，但亦受其影响，有时甚至会被其左右。

所以经济学史和经济史的关系非常密切，就象地租的演变(经济史)和地租理论的历史(经济学史)之间的区别与关联那样。

(7)经济史研究具体方法扩展阅读

经济史描述再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历史；分析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律；

经亩野济史研究方法的特征：以经验归纳法与历史分析法研究人类活动和历史经济发展。

经济史学综合采用历史的、统计的方法并应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历史现象和组织制度。

研究课题包括商业史、财政金融史和社会历史的交叉方面，例如人口史和劳动史。

数量的（计量的）经济史也指历史计量学。

H.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与史学研究对象有何区别

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是对各种具体历史研究及其内在规律的探索的科学。其也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
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讨传统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与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之间历史的连续性，力图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中国经济史学从创立至今，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经济史只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其由于它的特殊性而被人们提出来单独研究。
附：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相关资料）
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由于经济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65页。）。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台湾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19页。）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6页）。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注：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基础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500万甚至600-700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兹(Etienne 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作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页。）。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从对《检讨》的反应来看，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就是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想法不足为奇。希克斯说："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其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但是希氏接着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这并非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别"，因为"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区别在于我们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4.）。因此把经济学方法等同于统计学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大量数据的研究对象（注：例如王业键所收集的清代的米价数据、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数据，都数以十万计。），只有依靠统计学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那些数据不丰的研究对象，统计学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并无多大用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决不仅只是统计学方法，而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也有多种。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统计学方法更为重要。
首先，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注：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他们却并不去考虑。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典型的例子如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自清代中期以来，由于可耕地开垦殆尽，增加农业产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亩产量。不少学者囿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把提高亩产量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惟一手段（注：在《检讨》中讨论劳动生产率时，我以粮食亩产量增加作为判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指标。这样做的原因及其特定条件，拙文中已作了清楚的解释。有的学者忽视了我所作的说明，从而对拙文产生误解，认为我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粮食亩产量。其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即如上所述。）。而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并非同一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资源、技术等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耕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广种薄收"的方法达到。相反，在劳动力供给过多的情况下，亩产量虽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却可能恰恰表现了"内卷化"（或"过密化"）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注：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机制"和黄宗智"农业过密化"理论，都说的是这种情况。见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6章，以及同氏The High-Level Equipment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stry(in Mark 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Wild Peony,1996)；黄宗智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第8、9章，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同氏The Peasant Family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第3、16章。）。
其次，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78页。在分析精耕细作的发展问题时他还指出："这种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进和增加鋫刀这个垦田利器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两条缺少任何一条都是不能成功的。"）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则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则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注：大卫?勒旺(David Levine)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由于劳动便宜而且供给充分，人们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见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Academic Press,1977,p.14。）。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注：白馥兰也指出："技艺趋向型"技术和"机械型"技术都能增加单位农田的产量，但前者可视为土地的替代物，后者则可视为劳动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必须考虑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下，何种投入能够最大地提高产量(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pp.115,156)。）。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计算使用的成本与收益，并与被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不合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注：这一点，明末宋应星已说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于人耕，但是在苏州一带，"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见《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稻工》。）。此外，如果没有发达的农村工业，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再次，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经济学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难以进行研究。亩产量问题是许多学者在读了《检讨》之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里我们就以此为例来讨论一下使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
按照范赞登(Jan Luten von Zanden)的总结，近年来欧洲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以前亩产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在意大利和东欧，主要是使用种子与产量之比的材料进行分析；(2)在法国、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国，主要是使用什一税作为农业生产率的指标；(3)在英国以及法兰德斯，越来越集中于从遗嘱中获得的有关资料来估计作物亩产量和作物布局；(4)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指标（注：Jan Luten von Zanden,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ctivity in Europe,1500-1800.）。简言之，主要的差别在于资料类型的不同。至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统计学方法。事实上，研究近代以前中国的亩产量的基本资料（田税、地租、家谱、分家文书、农书等），大体也属于上述类型。因此在中国亩产量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有关数字不够丰富，而且许多数字自身存在着各种问题。宋代亩产量记载不多，更难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亩产量，因此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经济学方法。
柏金斯(Dwight Perkins)研究中国粮食亩产量时，使用了一种宏观分析方法：首先对一个地区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种植制度以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作交纳赋税的粮食的数量以及输出入的粮食的数量等一一进行研究，然后以所得结果为据，求出一个平均亩产量。很明显，只要人口等各种数据没有大错，那么这个平均亩产量也不会离开实际情况太远。同时，又从各种史料中大量收集亩产量数字并加以考证，选出其中比较可靠者，与上面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从而得出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注：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p.14-23．我曾用这种方法对明后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后）江南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明后期（17世纪初期）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为1.6石米，清中期（19世纪中期）则约为2.3石米；亦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长幅度大致为44%（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p:125-127、130-132）。这个结论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差别颇大。）。虽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经济学方法也有自身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胜任的工作。例如计量分析是经济学的优势，但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学者读了《检讨》之后问：为什么你不为"什么是经济革命"提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呢？我的回答是：为"经济革命"提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困难，因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而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非一种可以"量化"的现象。此外，宋代江南有关史料匮缺，也使得计量分析非常困难（注：例如麦迪森已指出：8-13世纪中国农业中心转移到南方水稻地区并实行多种作物种植，导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到底提高了多少，由于资料不足，无法量化。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4页。）。因此要对宋代江南的经济进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经超出经济学力所能及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