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的研究方法吴文藻

‘壹’ 在社会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中有没有高低之分在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高低之分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本质上方法只是个工具，是不会有什么高低之分，只是不同的研究客体会适应不同的方法，方法千万种无非是两类：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若非要弄个排列的话，我只能用难易程度给以排列：一般的质性研究——一般的定量研究——好的定量研究——好的质性研究，这是一个难度逐渐加大的序列！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时首先应该明白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像当初吴文藻、费孝通他们倡导的社区研究方法就很适合中国，毕竟我们国家太大了，差异也大，做定量的话代表性就不好把握，这是我们的国情。

‘贰’ 社会学家吴文藻简介

中文名：吴文藻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江阴

出生日期：1901年（辛丑年）12月20日

逝世日期：1985年（乙丑年）9月24日

职业：社会学家

毕业院校：清华学堂、达特茅斯学院

主要成就：中国社会学 民族学最早倡导者

代表作品：《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中国少数民族情况》

妻子：冰心

吴文藻人物经历

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系，获博士学位，并荣获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1929年6月与冰心（谢婉莹）结婚，任燕京大学教授。 着名学者费孝通、林耀华、黄华节、瞿同祖、黄迪、李有义、陈永龄均曾师从吴文藻先生。

1938年在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

1940年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1946年，赴日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在此期间，吴文藻广泛考察了日本的全面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满怀爱国热忱，于1951年返回祖国。 1953年任民族学院教授、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9年后从事编译工作。

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0年被聘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1985年9月24日病逝，根据吴文藻的遗嘱，没有进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经冰心努力，中央民族大学从1996年开始设立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以滑颂奖励后进。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

1919年，吴文藻在清华学堂就学，五四运动的浪潮就激起了吴文藻的爱国热情，吴文藻毅然加入，并积极书写爱国反帝宣传品。五四运动后，吴文藻阅读了大量孙中山、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从而奠定了吴文藻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吴文藻先生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应该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在美国，吴文藻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先后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并且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

在吴文藻看来，西方社会的富强与科技进步，正是在于掌握了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就必须要有一大批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与科学文化的人才。吴文藻关于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的思考，在吴文藻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里有着深刻的展现。除此之外，吴文藻还认为，中国社会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研究，因此，吴文藻决心选择社会学和民族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这两方面研究，提出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吴文藻在博士学位尚未公布的情况下就回到了祖国。当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设有“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吴文藻先生到任后，便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

1933年，吴文藻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这一职务的获得给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吴先生带来了更多便利。吴文藻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文藻先生把此概括信谈郑为“社区研究”。吴文藻说，“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侍森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早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文藻先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吴先生当年所提出的这一目标仍然没能实现。这当然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叁’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学术渊源

（一）自西方传来的学科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民族学和社会学遗产，历代也出现了不少用今天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古代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人物。但是，作为独立的和现代的学科，民族学和社会学都是20世纪初从西方传来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一些教会大学及与西方联系较多的大学首先设立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专业。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辅仁大学及中法大学等。在国立大学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较早设立了该专业。人类学又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在美、英等国所说的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被称为民族学（Ethnology），虽然渊源有所区别，内涵是相同的。
当时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课程大多设在社会学系内。最早开设这些课程的大多是从西方留学归国的学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人都是较早（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民族学）家。
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派、进化学派，特别是功能学派的理论在西方民族学和社会学界盛极一时，在西方留学的这些中国学者也基本上成为这些学派的信奉者。但是，当他们回到中国并用这些理论研究中国社会时，在学科理论和方法上都逐渐发展出了一些中国本土的特色。
潘光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师从历史学派大师博厄斯，并受着名的进化学派民族学家摩尔根（L.H.Morgan）很大的影响。吴文藻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期间，该校人类学系几乎集中了当时美国最着名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精英。如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F.Boas），还有本尼迪克特（R.F.Benedie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他们都是名震国际人类学界的大师级教授。杨成志则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并接受了功能学派理论。
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人都全面掌握了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吴文藻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回国后他们又分别在清华、燕京和中山大学任教，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着名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家的学者。如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
（二）功能学派和社区研究
20世纪20年代，吴文藻回国后不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该系学生有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等人。当时，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还处于照搬模仿西方的阶段。吴文藻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化的教学改革方案。他的中国化主张包括了三个方悔含凳面的工作：第一，确定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的研究实践；第三，进一步培养能独立从事研究的人才。
在理论框架方面，他选择了英国的功能学派。他说：“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社会研究》111、112期，1936年）在中国社会的研究实践问题上，他提出了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方法相结合的社区研究法。此两点以后几十年一直贯穿于他和他的学生的研究中。 至今，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方法紧密结合仍然是我们学院最鲜明的传统。碧旅为了培养更多人才，吴文藻先生于1937年送他的学生费孝通和林耀华分别到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老茄
费孝通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时，他的导师是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林耀华的老师是哈佛大学的胡顿（E.A.Hooton）等人。二人回国后，分别在吴文藻任系主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潘光旦任系主任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三）边疆与少数民族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策划鼓动满蒙独立，中国出现边疆危机。吴文藻先生审时度势，提出在社会学、民族学界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作为重点。为此，他先后将其学生李有义、林耀华、费孝通和陈永龄派到西藏、四川凉山、广西大瑶山和新疆去作调查。此后李有义成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林耀华的《凉山彝家》和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都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经典，陈永龄先生自此从事新疆民族研究几十年。日后当这批学者集中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时，继续其研究传统，并由此促成了中国民族学界重视研究边疆及少数民族的特点。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四）三代师生齐聚研究部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学术渊源主要传承自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从事民族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们是站在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最前列的一批顶尖级人物。这批学者中的多数来自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民族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51年分为民族学系和劳动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三代学者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以下是他们的师生序列和学术传承的关系：
第一代： 潘光旦、吴文藻
第二代： 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
第三代： 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陈凤贤、王辅仁、王晓义、吴恒、黄淑娉、朱宁。
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90年代，他们相继是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
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与吴文藻先生并称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南杨北吴”，此时也作为研究部的第一代学者来到研究部。
（五）薪火相传
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研究部至今天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早在20世纪30-40年代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今天仍在继续并已得到发扬光大。这些传统就是：第一，在教学与科研中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提倡实证性的社区研究；第二，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三，结合中国的国情，在研究中重视历史的角度。
至于研究的理论，2006年10月，着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撰文指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已形成了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功能学派，这是在理论上对功能学派的发展，是对国际民族学、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贡献。（“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