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教学方法

A. 校勘的校勘方法

陈垣总结的校法四例，即校勘常用的四种方法。
(1)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校，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者，即是此法。这是最基配段洞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优点是还祖本以本来面目，缺点是比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异同，不校是非，只要与祖本相异，即照祖本改正。
对校法的底本选择，最佳者为祖本。祖本即是原稿的写定本。历来各本都是从它直接或间接传抄刊刻出来的。原稿不存，其次是初刻本。这就是校勘珍贵宋元旧刊的原则。底本确定后，再考查所用对枝本与祖本的渊源递增关系，校记异同作区别对待。与祖本同源之对枝伞主要作参答，与根本不同源之本的异同为校记重点，这样才能使校记简洁。
(2)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行文互校互证，以决择其异同，校正讹误。此法适于孤本自校。但如古籍不出一手或史源不同，则不能本校。先秦古籍大多非一时一人之所作，则不能本书前后自校。《6tZ》先秦部分多用旧文，西汉部分多用档案，且又为父子相共之作，就不能用本校法统一异同。前人用本校法取得显着成绩的宋吴经的《新唐书纠谬》和清汪辉祖的《元史本证》。其所纠谬可视为史学研究，但不能据此去改动原错：因校勘是恢复祖本原貌，而不是替原作者改错。
(3)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本书内容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法用力较劳，范围较广，非有较深阅历者，难以运用。
在他校中尤需注意，古人引书不严谨，常有删节和改动，又类书、古许皆经过转手，摘引亦多不严谨。除非大误或有版本根据，一般不宜以他书校改本错，可以备列异同写入校勘记以供参考。
(4)理校法。即在无祖本或他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燃梁法。这种方法最难，也最容易出错误。陈垣说：“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校勘之事，看似雕虫小培枯技，仿佛人人可为，实则确非易事，它要求从事校勘之人，应具有全面的文化史知识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才能做好。

B. 陈垣治校以严格着称，他的严格体现在那些方面

人生以品行为上，身体次之，学问又次之，金钱为下。

大学设教，在应社会之需求，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以期将来致用于社会。所谓高深学术之人才，必须赖大学教育培养之。

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永远和青年在一起，教师教育着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

以全祖望的《鲒土奇亭集》作为教材，是“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唯其文美及有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是在民族的危急关头，我们的祖先反对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的精神。

一篇论文或专着，作完了不要忙于急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或手熟不熟，才能知道。

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第一搜集材中差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工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

孝经曰：“士有净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

生平

陈垣（一八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汉族，广东江门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曾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一九二六年—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四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他的主要着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着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距北京什刹海不远，有一座灰砖灰瓦的四合院，两扇大门油漆已斑驳，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仍清晰可读。这里是兴华衫培嫌胡同13号，陈垣故居。

推开院门，一尊陈垣的半身像矗立在庭院中，角落里的两棵海棠树已经长成合抱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垣常以“种树者”自居。书房中高悬的“励耘书屋”牌匾，诉说着主人的一生。

时光回溯到1951年的北京，中南海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一位年过七旬的学者：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国宝”陈垣就此得名。

谈起陈垣，似乎更多人聚焦于他的史学造诣，然而其教育家的一面却多少被人忽视。

91年人生，74载教书，涉足之广独一无二

1898年，广州一家蒙馆来了位小先生。这是陈垣第一次登上讲台，因为文采出众，在书馆里常被“贴堂”，才被请来教书，那年，陈垣年仅18岁。

这位小先生年纪虽轻，胆子不小。开讲头天，竟然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一言既出，语惊四方。自古以来，书馆的学生背不下来书挨板子似乎天经地义。陈垣自己也曾挨过板子，所以对体罚很反感。这个告示自然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新会郊外的篁庄小学，1906年，陈垣因躲避清政府追捕，曾在这里教过半年书。“我在这个学校是一揽子课都教。国文、算术，并兼教体操、唱歌……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新鲜的课程。学生们很欢迎我这个从广州去的新老师。”他是那个守旧闭塞的小学堂里最新潮的教师，一般教师都穿没有领子的长褂，陈垣却穿着黄色操衣。

“不喜八股好泛览”的陈垣在科举失利后，抱着“唯有科学发达方能使中国摆脱落后”的想法，于1908年和友人一起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取名“光华”，寓意“光我华夏”，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西医高等学校。这里也是陈垣投身新式高等教育,形成对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初步认识的起点。陈垣不仅是光华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在毕业文凭上，他以董事“陈援庵”的名字，签发了给“陈垣”的毕业文凭。当时为了解决教学用具的缺乏，陈垣常常带着学生到广州郊外的乱坟岗上，去捡一些零散的骨骼，洗净作为教具，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位“标新立异”的老师。

发表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是陈垣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已从广州到北京从政4年，反过清廷、办过革命画报、参与过反美“拒约”运动、当过议员、做过教育次长……看透了官场泥泞之后，陈垣心中的幻想逐渐破灭，“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生于乱世，无所适从，直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着述”。

办学对于陈垣已不是第一次。1921年，陈垣又创办了北京孤儿工读园，学校专收贫苦学生，不收学费。校门上挂着一副对联“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做游民”，其办学之意，可窥一斑。彼时，陈垣一人身兼校长、总务长、教务长等数职，还兼教国文、历史等课程。不久，他在工读园的基础上创办了平民中学，学校以功课好、纪律严而闻名于北平。

如火如荼办教育的同时，1923年，陈垣精心撰述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引起轰动，蔡元培赞其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彼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

91年人生，陈垣有74年在教书，想必他从未想过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自其18岁始，先后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创办过孤儿工读园、平民中学，做过46年的大学校长。其涉足教育领域亦是宽广，在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过独特贡献。这在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给青年人戴上国学“眼镜”，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

陈垣之于辅仁，如同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论语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辅仁大学因此得名。这所大学在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而传奇的缔造者乃陈垣。

1926年，辅仁大学（下称辅仁）创始人英敛之在临终之前将大学托付给了陈垣，自此，辅仁开始了“陈垣时代”，也由此迎来了它的辉煌期。直至1952年，辅仁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这所奉儒家经典为校训的大学，却是一所教会大学。其创始人英敛之起初主张“全盘西化”，彼时“西风东渐”正浓，传统国学日渐式微。“五四”后，中国进入大规模输入西学的时代，彼时的青年以学经济、外语、技术为荣，对于国学则视之为无用糟粕。陈垣对此痛心不已，“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民族，就要保住民族文化”。自此，陈垣开始了在辅仁的“教育救国”计划。

辅仁短短27年历史，始终伴随着来自古今中西的力量博弈，陈垣则是这场博弈战的掌舵者。在陈垣眼中，辅仁的学生应“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能”。他认为，“有志之青年，决不可轻弃华文，不然，数典忘祖，将不知为何种族类”。

开设国文课是他在辅仁播下的第一枚教育救国“种子”。在他看来，国文教育是给青年人一副“眼镜”，有了“眼镜”，你就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楚，能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

20世纪初，汉学研究外胜于内的局面让许多中国学者倍感耻辱。陈垣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垣的学生柴德庚、刘乃和多次听到陈垣在课堂上讲：“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他深深意识到国文教育是重振汉学之基础、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梁、民族精神之核心。

大一的国文课由校长陈垣亲自主持，并选用了一批学有根底的教师讲授，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启功等都是当时的授课老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成就很高的学者。启功曾回忆说：“学年末全校大一国文会考，陈垣先生亲自出题，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受中西传统文化熏染，辅仁形成了严谨踏实的学风，有顺口溜谓之：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辅仁校风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对于西学，陈垣也同样倍加重视。辅仁的教员中，外籍教师比例为30%。中西结合的教师和管理队伍为融汇贯通中西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如今，走进什刹海旁的辅仁大学旧址，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屋顶、汉白玉须弥座、红色雕花窗棂、蹲伏的石狮依然彰显着浓郁的中式风格，这所由陈垣从美国请来的建筑师墨菲，采用西方新工艺、新材料设计建造的校园，被誉为旧京三大中西合璧建筑之一。即使是校舍，也无不显现出陈垣的理念——会通中西，美美与共。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终极目标是“美美与共”，而不是“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

“甩手”校长只攥紧两件事：教学、师资

辅仁的“陈垣时代”有一个独特的印记，那就是校长“甩手”不管校务。

辅仁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办学权、管理权实际掌控在教会手中，因此陈垣形容自己是一个“甩手校长”，并不参与大学具体管理。但有两件事，他却紧紧攥在手中，丝毫不敢放松——教学、师资。靠着这两个“杠杆”，陈垣将辅仁推上了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的北平四大名校之席。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陈垣为辅仁揽贤的法宝，陈垣选拔人才，不因循守旧，没有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唯才是用。

“中学生”启功“三出两进”辅仁的故事为人熟知。启功曾说，在他一生当中，有幸遇到好几位恩师，但“终生的大恩师”只有一位，就是陈垣先生。如启功般，只受过旧学教育，没有进过现代大学，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自学成才的辅仁教授并不鲜见。

现代着名目录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余嘉锡就是其中一位。他被陈垣发现并延聘为辅仁教授就有一个小故事。当时，陈垣在北大历史系兼课，发现课堂上一位名叫余逊的学生作业甚精，一经询问才知其家学渊源。陈垣爱才如命的“嗜好”立即发作，经过多方辗转，1930年，陈垣终于聘得余逊的父亲、在湖南老宅设馆授徒的余嘉锡为辅仁讲师，并不到一年升任其为教授，这在当时成为京城一段奇谈。与余嘉锡经历相仿的还有伦明、于省吾、唐兰、溥雪斋、陆开钧等一批旧学先贤。

据统计，1925年—1948年，辅仁聘请了总计950名教员，其中不乏语言学大师刘复、沈兼士，金石学家马衡，历史学家邓之诚，语言学家魏建功、陆宗达、罗常培等一批声名远播的大师。曾担任校长秘书的台静农曾说：“因为援庵先生久居北平，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他就将他们推荐出来。”

然而，陈垣并不是见“贤”就揽。1933年，陈垣的高足蔡尚思曾有意在辅仁执教，开设哲学史等课程，陈垣回信说，辅仁史学系所缺的是“断代史教员”，直言弟子不太适合来辅仁执教。

他重视基础教学，开设了在史学界开风气的两门课程——“中国史学名着选读”、“中国史学名着评论”。这两门课程对于文科研究者而言，就如同打开学习历史大门的两把钥匙。90年后的今天，国内历史教育界依然在开设这被奉为经典的“两课”。

他对教师教学态度要求之严格，也让当下校长难以企及。启功曾回忆起陈垣对他耳提面命的九条“上课守则”，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陈垣对教学的细致认真，从上课板书这样的细节，可见一斑。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陈垣还把西方大学的教学方法带到辅仁，对学生要求极为苛刻。受业弟子董鼐曾回忆说：“每次上课，必指定看十多本参考书，只这一手儿，就把系内学生逼得鸡飞狗跳了；何况考试时，他绝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题目，都是课外的，没浏览过参考书，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云。”因此，不少学生中途被淘汰。在学界传为佳话的陈门四翰林“南书房四行走”——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就是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家。

陈垣培育的人才可谓精英辈出，有科学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但大部分学生还都是接过了“援庵先生”的教鞭，从事教育工作。仅以历史学家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着名大学历史学的系主任，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在一起开学科研讨会，就如同“师门聚会”。

许多年后，有关大学“校长职业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回望陈垣“甩手”校长的治校之道，其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哲意不禁让人感慨。

2002年，有两座铜像在北京师范大学同时落成，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彼此相望，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相守。

印象：祖父的家书“函授”

■陈智超 口述 祁雪晶 采访整理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祖父援庵先生教育子女的准则。他常说“教”和“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就是有人教，“育”就是“熏育”，不是教，而是在一种环境氛围里自然养成。

我祖父援庵先生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响下，除早年去世的两位外，全都从事教育工作，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学教员，还有图书馆员。

我父亲陈乐素与我都是研究历史的，陈氏一门连续三代成为史学家，在学界传为美谈，实际上祖父从未刻意培育“接班人”，在我看来，不管是祖父对父亲，还是父亲对我，都从未提过自己的孩子应学习历史，之所以三代人都走上史学研究之路，可以用6个字概括：第一是“开明”，第二是“启发”，第三是“责任”，可以说纯粹依赖开明家风的鼓励和长辈的启发。

对我父亲，祖父以引导为主。父亲7岁的时候，祖父用《三国演义》给他做学习文史的启蒙读物，让他把每一回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写在书眉上，还要记熟。等到父亲大一点的时候，就让我父亲帮他抄写一些相关历史资料，通过这样的办法培养他的兴趣和读书方法。

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当面接受祖父教诲的机会，我亦如此。更多时候，祖父是通过家书教育我们。在后人眼中，我们也有一个可以亲耳聆听祖父授业的“大学”——家书“函授”。

祖父的家书，不外乎两个内容。一为惦念家人的关切之情，再者就是教育我们为人、为师、为学的道理，后者更甚。因为所言的道理都是他多年的切身体验，至今读起来还觉得真切。

祖父在家书中多次传授自己的经验。他曾说：“教书之法，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也。又对学生多夸奖，生其兴趣。……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1939年，我父亲在香港一女子中学任教。那段时间祖父与父亲书信往来频繁，家书就成了祖父给父亲授课的“讲堂”。

在这个特别的课堂上，大至教学理念、教学态度，小至备课、学生管理、课堂管理、课业批阅等细枝末节的事情，都有细致入微的指导。祖父常说对学生应多鼓励、多夸奖，要让学生产生兴趣，教学上出现问题，责任在于教师，而不在于学生。现在许多人教书教不好，总是责怪学生素质差，这是值得反思的。

我父亲自1943年初到浙江大学任教后，祖父又针对大学教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教大学（要自己劳）与教中学（要对学生劳）不同，亦须注意”，“教书最好能教学相长，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后能出色。”在祖父的指导下，父亲在浙江大学的课程颇受学生喜爱，特别是具有陈门特色的“史源学实习”课。

祖父在强调教学的同时，还对教研结合有诸多叮嘱。“教课之下，应自做文章，甚盼甚盼。”“‘舍己芸人’一语，幸切记。总要留一点日子为自己修养之地。”

祖父对子女读书、做学问总是大力支持，他对父亲的教育，也随着父亲对我的教育沿承了下来。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通过身教示范，在潜移默化中启发我们的自觉性。

我选择学历史，也是受到父亲的启发。父亲写《宋史艺文志考证》，要先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哪些地方提到《宋史艺文志》或《宋志》，父亲就让七八岁的我和二姐两个人去查，一人分一半，查出来就用红笔做记号，这是第一遍。第二遍让我们两人交换检查，如果发现了对方的错误，就给一个奖品。本来这是很枯燥的工作，由于有这样一种竞争，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启发、熏陶，培养了我对史学的兴趣。

家书，在那个战乱纷飞、新思想萌发的年代，不仅反映出了祖父与父亲鸿儒间的探讨，也有父子之间的谈心。在这些家书中，祖父忽而是充满殷殷关爱的慈父，忽而是严谨认真、充满热爱和激情的良师。一句句教诲、一声声叮咛，无论对于专业学者、师者还是一个普通人，都有很深的启示。（陈智超系陈垣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对话：要反思什么是真正的会通中西

■通讯员 祁雪晶

陈垣留给我们怎样的精神遗产？笔者就此走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学者——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和教育学部教授孙邦华。

笔者：从教育家的角度而言，你认为陈垣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孙邦华：就校长角色而言，陈垣既不像蔡元培那样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大学校长，也不像张伯苓那样是一个管理者型的校长。前者用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思想改造北京大学，后者事必躬亲，将管理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陈垣的教育理念体现在他教学、治校、为学、育人的方方面面。如大学教育必须坚持会通中西的办学宗旨；坚持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和高标准要求；大学的学术研究也应该重质而不是重量，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及成果；大学管理者应该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对大学的影响重在精神力，不必做一个低层次的事务性校长。

周少川：陈垣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教育观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流传依然历久弥新。他强调基础教育，尤其是国文教育，源自于他朴素的理念——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他致力于能力培养，让教师、学生都动起手来，源自于教育家“知行合一”的信念；他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师范教育更是一个教育家的本色体现。

笔者：陈垣教育理念是否都沿承至今？

周少川：谈起对陈垣理念的沿承，我重点说一些遗憾的地方。举一例，援庵先生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开始于1938年，在近代史学转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师资的问题，1948年后就不再开设此课了。1980年后，陈乐素先生子承父业，又开了这门课，其弟子也有零星地开了此门课程的，但在大多数高校的历史专业，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了。如今许多学者呼吁历史教学必须有“史源学实习”课，我个人也非常赞同这个呼声。实际上，陈垣其他很多理念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实现，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梳理他的教育理念，以供后来者借鉴学习。

笔者：陈垣的办学经验对当下大学改革有什么启迪？

孙邦华：当下大学教育改革也存在一种“西学东渐”的趋势。言及改革，各高校纷纷走出国门去欧美国家“取西经”，很多大学也把国际化作为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之一。在忙着取经的时候，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会通中西？”多招收一些留学生，引进几个候鸟式的“外教”，请几位外国专家做讲座就是“会通中西”了吗？“会通中西”是建立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之上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终极目标是“美美与共”，而不是“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我认为一流大学的建设一定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中国的一流大学要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周少川：现今许多大学都在搞通识教育，其理念实际上与陈垣重视基础教育，注重人格培养和能力培养相通。但在我看来，有些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是完全失败的，其余大部分也都流于形式，成为了功利化的通识教育。陈垣先生在人才培养中贯彻一个理念——教育是激发人性的过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健全人的仁、义、礼、智、信，让人的真善美本性得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当下许多大学的通识教育，以为有一些可以修身养性的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就可以达到使学生“博”的目的，实际上很多课程都沦为“混学分”的课程。总而言之，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改革的征程依旧任重而道远。

C. 史学名家的治史历程与方法这门课怎么样

史学名家的治史历程与方法这门课好。为北师大历史学院主推慕课，建设历时三年之久。主要介绍了陈垣、刘乃和、白寿彝、何兹全及刘家和五位史学名家的为人为师为学的历程，其中渗透了相关重要治史理论、思想和方法，对年轻一代学者具有极强的教化意义。《史学名家的治史历程与方法》课程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姜海军主管负责建设，历时三年之久。该课程一共分为五个部分。
1、陈垣生平。本部分的主讲人陈智超老师是陈垣先生之孙，自小受家风浸染，接受史学熏陶。陈智超老师曾主编《陈垣全集》，发表了一系列陈垣研究的相关论文，在推动陈垣研究缓敏方面做出了扎实的贡献。本课程是陈智超老师对陈智超老师的祖父陈垣先生生平的介绍。
2、白寿彝的史学成就和治学风格。本部分主讲人是北态行京师范大学历史扰闭枝学院瞿林东教授，林东教授是白寿彝先生的首批研究生，多年来一直传承着白寿彝先生学风，并在白先生之后，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
3、刘乃和。本部分主讲人周少川老师是刘乃和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着有《弘扬励耘精神开创史学新风——浅谈刘乃和先生的史学成就》等回忆刘乃和先生的文章。本课程是周少川老师对周少川老师的老师刘乃和先生的高尚品格与优良学风的介绍。
4、何兹全与大时代。该部分由何兹全先生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宁欣教授讲授，通过回顾何先生的生前经历和主要事迹，生动展现了大时代下何先生的学术选择和人格坚守，完整呈现了何兹全先生立体而又饱满的爱国一书生的形象。
5、刘家和先生历史比较研究的思想与方法。该部分由刘家和先生的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蒋重跃教授讲授，通过回顾刘先生的求学、工作和研究等事迹，系统地介绍了刘家和先生历史比较研究的思想与方法的萌发、形成与成熟阶段，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展现了刘家和先生的学术特点与方法。

D. 资治通鉴怎么学

应该怎样读《资治通鉴》？
－－读《资治通鉴介绍》产生的问题
《资治通鉴》是文史类读书人的必读书，其价值自不必赘述。但是，这样一部大书，该怎样去读呢？
《资治通鉴》我看过一遍－－只能算看过而已，不敢说读过－－正文大致都无遗漏，但比较短的考异和一半左右的胡注都跳过去没看。至于卷末的《通鉴释文辩误》，则一页没翻。
近来计划秋后认真读一遍《资治通鉴》，带着“该怎样去读？”这个问题，作了些准备工作。其间，读了柴徳赓先生的《资治通鉴介绍》，我觉得此书对我的帮助很大。读后，进一步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故在此向大家请教。
《介绍》是本小册子，性质为面向初学者的普及读物，正与我的水平相称，故祥拿而受到的教益特别大。这是一九六三年柴徳赓先生的讲课记录稿，讲得深入浅出，非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堂堂的“通鉴学”着作可比。读此书时有亲炙传授的感觉，师承传授所授受的治学方法本质就是一些读书的经验体会，这一般在哪里都找不到，故而格外值得珍视。
其中第九节正是“怎样读《通鉴》”。概述如下，〔*〕是我的感想。
一、基本方法：
首先，“不是翻书，而是念书，就是一句一句地念。”〔是念，而非看〕而不能一行行地看。
念的过程中要点〔现在的标点本其实也可以照样点的，况且标点本的正文和胡注都有个别错误〕，重要或感兴趣的内容要圈〔可用划线代替〕。
念的过程中，心要闲，多思考。不能赶任务。
二、手头准备好工具书：
《二十史闰朔表》〔此表汉太初前那段是错误的，可参用《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
《通鉴地理今释》、《地名大辞典》、《中国地图集》〔今天可以偷懒了，用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甚至可以用2CD的电子版，查询效率会提高很多〕
《辞源》
三、整体起码要读三遍：
第一遍：一句一句点完，加眉批标题。〔这样自然放慢了速度，读时就仔细，且有概况有理解，读得扎实〕要十目一行，不能一目十行。
第二遍：查正史（主要是列传）核对资料。核对中理解《通鉴》的书法，同时对历史了解得更丰富全面。
第三遍：对《通鉴》有自己的心得，有议论。
钞卡片，为了整理保存资料方便，且加深理解。〔钞书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单为了整理资料，同时也是对重要段落的精读。钞书实为最精的精读，甚至有过于背诵之处。看是一行行看，念则是一句句念，钞乃是一字字钞，很多精微之处往往在钞写中有所发现领悟。〕
以上就是我对《介绍》第九节的概括。
柴先生出于陈垣先生门下。精读重要典籍，查溯史料来源，这都是陈垣先生对后学大力提倡的治学入门方法。
为什么读第一遍不要去过多思考议论呢？陈垣先生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以我的经验，当日读第一遍时也加了些评点考据，现在再看，多是浅薄可笑的，自以为创见的地方，往往是出于孤陋寡闻或是误会了文意导致的。
我的第一遍比柴先生要求的第一遍差得太远，但不甘心再把第一遍的工作重作一次，仿宴码而想把一二两遍中的任务合在我的此次重读中完成。由此，我产生的新问题就是：第二遍究竟该怎么读？细节柴先生没说。有些问题可以预想：核对材料的过程中如何保证《通鉴》的主线呢？是仅仅查相关的一点，还是通读全篇呢？全篇地读，无法保证通鉴的主线；部分地读，效率太低。前四史比较熟悉还好说，《晋书》以下则会很难办。
陈垣先生谈查证前人着作说：“一备哪、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正确。”这可以作为参考，但我还是不清楚在读《通鉴》对读正史时，具体该怎么做。
我向大家请教的问题就是：查正史核对资料，这种“横通”的读法，究竟具体如何操作？
近日还看了一些书：可巧其中有个具体用《通鉴》对读正史的例证－－《资治通鉴唐纪勘误》，周绍良着。
作者和柴徳赓先生一样，也是陈垣先生的门人，但他只在门下学了一年。在此书的后序里作者说，陈先生在入门时要求他精读《通鉴》，一字一句不能放过，必须彻底读通，不能有一个破句。看来他们这种研读《通鉴》的方法同出于陈门。（近世名家授徒，大多从点读某种大部头古籍开始。）
作者采取了一种简易的办法：《通鉴》，他只选读了史料价值最高的《唐纪》；参读《两唐书》，他只用了本纪对读，根本没有涉及列传。
限于条件，选读固然无可厚非，但他仅用本纪对读的方法虽然简明易行，但我觉得这种参读意思不大，和单读《通鉴》差不多。本纪当日作通鉴长编时必曾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其异同当是司马温公去取的结果。
书名《勘误》有些名不副实。虽有千余条，多为异同而已，恐多是温公所刊正之处。作者非但没有理解通鉴的去取之道，反而以之为可疑，因作勘误。此书十分之九以上都是此类，真正的勘误，不过数十条，（序中列举了其中的主要部分）其余都是价值不高的“本纪考异”。（远不如《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岑仲勉）此书只读那篇长序就可以了，精华尽在其中。
我觉得，作者对陈先生的第一个作业完成得不好，这部书虽经修订，整体的确只是学生笔记的水平。作者的成绩不好，从反面说明只用本纪对读是不恰当的，起码要旁通列传。
这个具体对读的例子总体是不成功的，所以还是没能帮我解决“怎样对读”的问题。
小弟献上一疑：司马光当年撰书是为了让大家这么来读的吗？窃以为陈先生的读法是学人的读法，这种读法当然不可废，而且是非常有必要。但是恐怕不符合着者的本意。
下面列出近期读的几种关于《通鉴》的书籍，必然遗漏了很多重要着作。如是民国以来的着作，希望大家指出，我好赶紧去补课。
《通鉴胡注表微》（1945）陈垣
此为近世名着，虽其中多有陈垣先生寄寓时事感慨的话，并非纯粹的学术着作，但毕竟作者功力深厚，读此书对理解胡注帮助巨大，彻底解决了怎么读胡注的问题。此书同时对通鉴正文的书法也颇有阐发。
《通鉴学》（1946）张煦侯
为近人早期的“通鉴学”着作。此书有整理排比之功，少独断创获之见，其第五章和第三章相对较有参考价值。作者读书不少，但似乎范围颇有限制，且见识较旧，眼界不高。其整理工作虽平常，但可谓扎实而全面。今人通鉴学的格局几乎全依此书，不过稍加增补而已。多半内容不过将此书翻译为白话。如此，此书于今日学者拼凑论文着作功劳甚大。
《资治通鉴疑年录》（1994）吴玉贵；尚未读
此次重读拟将此书过录于正文间。
《通鉴严补辑要》冯惠民辑；尚未读
严衍《资治通鉴补》不易得，以此代之。其校正部分多通过章校间接收入今标点本。但补正为章校所弃去，此次读时将严补过录，同时核对一下严补的出处，也是很好玩的。
《资治通鉴目录》司马光
家有商务旧印本，可惜不在身边。胡注曾指出过目录所记偶有与正文不同之处。
《稽古录》司马光，
可以借来读，温公的这两种作品偶与《通鉴》有异同，应该参读。
近人还有崔万秋的《通鉴研究》（1934年）没能找到。
至于今人的“通鉴学”作品，相对较多。似乎都未能超出前人着作，故而没读。

最后还有一部名着，
《读通鉴论》王夫之（此书昔日看过一部分，未能通读。）
此书写得非常好看，读之令人忘倦。但正因其过于好看，让我总感觉心里不踏实。能独断而无考索，此为空疏之论。没有考索的独断之论，往往都类似书生谈兵，貌似有理，实是妄说。但此书作者见识卓异，不可以通常的空疏史论视之。作者能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代入当时情状以体味历史中的人事，往往对隐昧之处颇有发明。此书初学者不宜读，非对通鉴读数过，深思精辨之后方可读此书，其时必有裨益。初学者读此书，无益反损，所以我打算等几年再说。
着者本意我无从揣测。对于博通之士，自然不必用这么笨的读法；但陈垣先生的读法对初学者还是很合适的。
初学者随便翻看，固然开卷有益，但读书的收获和付出往往是成正比的。
查到一套书:《通鉴史料别裁》
辑录宋元以来有关《资治通鉴》及通鉴类史书的注释、辨误、考订、校补等着述为一编。包括：《资治通鉴补》、《资治通鉴外纪》、《资治通鉴地理今释》、《看鉴偶评》、《陆状元增节音注释义资治通鉴》、《校刊资治通鉴全书》（录考异、释例、问疑、释文辨误部分）、《通鉴要删》、《通鉴韵书》、《通鉴纂要》、《通鉴纲目引义》、《纲鉴总纪》、《纲鉴释语》、《鉴撮》、《两朝御批合璧》、《鉴史辑要图说》、《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通鉴答问》、《通鉴可法录》等数十种，为一部汇编历代通鉴学着述的集大成之作。《资治通鉴》原书及《通鉴纲目》等常见书，则不予收录。
精装，16开，20册，学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定价：4980元。
太贵了。
另，散见于各书的校正，如《困学纪闻》、《日知录》等，查起来麻烦。要是有人辑录出来做个“《资治通鉴》研究资料汇编”就好了。（“通鉴学”数十年，这种基本工作还没做。）
当小说读，越读越有味。第一遍往往摸不清头绪，某个重要人物刚刚出场时只是和龙套一略提一笔，后来发现此人重要了，再想找他的来历已经不知在前几卷了。读第二遍时,就会预先有所警觉，情况好得多。

至于说报着一堆资料读通鉴，赫赫，还不如直接读十七史呢。砸缸先生写书本就是要让人快速通览的。
欢迎和我一样的初学者来探讨，或是读过数次的过来人指教。

至于那些淹通古今的高人就不必赐教了，因为我不能象诸位那样能将历代地名官职了然于胸。水平差距太大，想受教也无从设法，故而不敢烦劳诸位。

近来又读了些书：
1-发觉严衍的《资治通鉴》补非常重要，乃是必读书。对此书的贬低似乎是陈垣一门学者的偏见。
但这书只在《续修四库》里见到影印本，没有单行。

2-《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中华标点本说已经收入其重要部分，这话是靠不住的。
3-岑仲勉的《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很值得参读，比他的《隋唐史》严谨得多。联想到周绍良的《唐纪勘误》内容不但不成，其实看书名就可知其妄诞。
另，前面说：要是有人辑录出来做个“《资治通鉴》研究资料汇编”就好了。
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据说陈国本的《通鉴大辞典》中共收集了九百余条各家对胡注指出的错误或补充。只是书还没见到，不知是否出版了？
今天去图书馆，读了崔万秋的《通鉴研究》。（七十年来没再版，只得去图书馆看。）
还借出初印的《通鉴胡注表微》，却很有点意思。
封面题“一山老先生正陈垣谨呈”，应是援庵先生手泽。这位“一山老先生”可能是章一山先生吧？
书中夹着一张拉丁文处方，为咳嗽药水。看药房地址让我感到很亲切“兴亚二区26号路”，虽无地名，可以肯定是天津，原英租界在战后接收，改名“兴亚二区”。原来都是英文路名，后来则用各地城市名称来命名街道。这时正在两者之间，用编号作路名，这是我所不知道的，史料中也少有记载。
其时为47年3月，章一山先生可能刚得到这册赠书，带着它去了药房，这时他已经快九十岁了。
不知这册书是怎样从天津辗转来到杭州的。
《二十史朔闰表》从汉高祖元年开始，你大约真的没见过此书吧：）
此表存在一些错误，分两类：汉太初前－由于推算方法的错误全错了；太初后－存在个别的局部错误。
太初前的错误已经被史学界大致公认，可能你不太熟悉情况，八十年代以来出的几种历日表都改正了这个错误。
非常的全了 寻找很不容易 望采纳

E. 汝企和简介

生平简介

汝企和（1949——），江苏苏州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文献教研室主任。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在历史文献学、历史教学研究歼蠢、周易研究领域，均有突出贡献。

1978年10月至1982年9月，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获学士学位。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毕业后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4年，担任文献室主任。2001年，评为教授。2003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汝企和长期从事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在宋代文献学领域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且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0年第二期作为该期首篇转载。）他整理的南宋史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20余万字）于199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于1998年获北师大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着作类二等奖，并获得宋史学界的一致好评。

教学研究。自1994年担任历裤败史文献室主任以来，不断探索与改革，于1997年获北京市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其为获奖之带头人）。1996年获原国家教委“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第一批立项项目及经费，他为项目的实际负责人。他主编的84万字的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已成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材》，1999年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从而提前结项，受到教育部通报嘉奖。该教材以其崭新的思路、独特的选篇等在学术界获得好评，并于2002年获国家级教材一等奖。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0余篇，其中《推动“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探索》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一期上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很大关注，《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参考文库》与《中国教育家论文经典》均已全文转载；并被《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参考文库》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分别评为论文一等奖。另一篇教学论文于2005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六次优秀高等教育科研成果奖。由于在教学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所以他于2006年获北师大（第二届）钱瑗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08年4月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名师；2008年5月获北师大第五届教师本科教学优秀奖特等奖；2008年6月获宝钢教育奖。

此外，他独力翻译的《外国雇佣兵与清朝官员》（23万字）已于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还曾多次为外国学术团体用英语讲授中国历史。

近年来他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数术文化研究，并已撰写四篇论文。他潜心研究《周易》多年，近几年为历史学院开设的“《周易》与传统文化”课，深受广大学生欢迎。

论着目录

一、着作

1、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20余万字），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

2、整理《癸辛杂识》（16万字），团结出版社1998年2月版。

3、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中下三册，84万余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6月版。

4、翻译《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23.6字），氏纯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月版。

5、于2002年5月教育部颁布专文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报告；在闭幕式上发表总结报告；会后主编大会论文集《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集（23万字），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6月出版。

6、专着《中华传统文化探幽》（22万字），2008年6月版。

7、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经高水平修订后再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成为北京市精品教材。

8、于2009年5月教育部颁布专文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发表总结报告；会后主编大会论文集《解字说文——中国历史文选研究》第五辑（18万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二、论文

1、翻译：《美使麦莲致国务卿马赛函及其天京芜湖之行》，《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

2、《〈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初探》，《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

3、《〈宋史〉校记补遗二十则》，《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

4、《以教育心理学的原理指导历史文选教学》（0.7万字），《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二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版。

5、《〈四库全书〉某些岐误之原因》，《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6、《宋初官方搜求书籍述论》（0.8万字），《阴山学刊》1994年第三期。

7、《〈四库全书〉歧义一瞥》（1.5万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五期。

8、《宋初官方校勘述论》（1.3万字），《宋史研究论文集》1996年1月。

9、《对〈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编写的思考与探索》（1.3万字），《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三集，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10、《对建国以来〈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回顾与思考》（1.4万字），《史学论衡》1999年7月。

11、《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1.9万字），《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史卷）2000年第二期转载，并将此文列为该期之第一篇。且于2002年5月被“新世纪中国西部丛书编委会”评选为“新世纪、新经济、新西部学术成果奖”之特等奖；8月被“中国西部发展战略丛书编委会”评选为优秀论文奖特等奖。

12、《陈垣先生的教育成就与教学方法初探》（0.8万字），《励耘学术承习录》，2000年11月。

13、《推动“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探索》（1.1万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一期。《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参考文库》与《中国教育家论文经典》均已全文转载；并被《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参考文库》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分别评为论文一等奖；02年11月被“中国教育学会”评选为“全国高校教师文科优秀论文”。

14、《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1.6万字），《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史卷）2001年第三期转载。

15、《略论南宋时期之官府校勘》（0.8万字），《历史文献研究》第20辑，2001年7月。

16、《深化教学研究，推动历史文选教学改革持续发展》（0.5万字），《北师大本科教育教学论文集》，2002年1月。

17、《略论宋代官府对经部书的校勘》(1.3万字)，《史学论衡（庆祝北师大百年校庆历史系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8、《父亲汝龙的夕阳时光》，《人民政协报》2003年2月27日；3月6日。

19、《弘扬中华文化、光大中华美德》（0.12万字），《光明日报》2003年3月21日（第3版）。

20、《论宋代馆阁之校勘经部书》（1.5万字），《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一期。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03年第二期作为首篇全文转载。

21、《南宋馆阁校勘述论》（1.4万字），《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

22、《论北宋官府对道教书籍的校勘》(1.1万字)，《中国道教》2003年第四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卷）2003年第6期转载。

23、《再论以教育心理学原理指导历史文选教学改革》（0.8万字），《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4、《让“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与时俱进，为宏扬中华文化作出更大贡献》（0.7万字），《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5、《对建国以来〈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回顾与思考》（1.4万字），《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6、《第四届全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综述》（0.8万字），《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7、《古汉语过关考试小结》，《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8、《略论北宋时期之馆阁校勘》，《历史文献研究》（第22辑），2003年7月。

29、《论北宋官府之综校四部群书》(0.9万字)，《图书馆杂志理论学术年刊》（2003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3月。其《后记》明言：只有入选《图书馆杂志》的优秀论文才可刊于《理论学术年刊》！

30、《论“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中的周期性问题》（0.8万字），《教师教育研究》2004年第三期。（2004年6月）

31、《略论两宋官府对史书的校勘》（0.6万字），《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32、《北宋官府校勘经部书的辉煌成就》（0.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新世纪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文集》（先进文化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7月版。同时获优秀论文奖。

33、《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1.3万字），《齐鲁学刊》2005年第五期。

34、《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新华文摘》2006年第一期。

35、《北宋官府对医书的校理》，（1万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二期。

36、《对完善校勘学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1.2万字），上海2005年《图书馆杂志理论学术年刊》，2006年10月出版。

37、《简论北宋官府之医书校理》，刊于2006年年底出版的《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文选》。

38、《简论北宋官府对四部群书的校理》，中华名人系列丛书编辑部：《中华名人文论大全》（第三卷），《中国语言文化出版社》。06年9月1日收到入选函，称本文获特等奖。

39、《以研究推动“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不断深化》（1.1万字），《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大象出版社2007年3月版。

40、《魏晋时期之相人术与魏晋社会》（1.3万字），《齐鲁学刊》2007年第四期。

41、《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1.1万字），《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六期（12月）。大学学报》2008年第三期。

42、《以“小学”为重点内容?——加强历史文选实习训练》，《现代教育报?教材周刊》，2008年11月21日第四版。

43、《思念父亲汝龙先生》，1.7万字，《炎黄文化研究》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44、《关于建立古汉语过关考试题库的探索与思考》，载于《解字说文——中国历史文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45、《论陈垣先生对中国历史文选课的贡献》，载于《解字说文——中国历史文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F. 校勘常识

1.从事校勘应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校勘

中国古籍整理的一种方法。校是查校古书中文字的异同，勘是勘正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中国古籍大部分是刊刻本，小部分是手抄本，故难免产生文字上的讹误、缺漏 、增添、颠倒等情况。校勘有4种方式：① 对校。用同一种书较早的本子与其他本子对读，遇有不同处，即注出来，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②本校。以同一部书前后互证，指明其后文字或记载的异同，并进一步判断其正误。③他校 。以其他有关的书籍对照本书。④理校。凡无其他本子可以依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就凭校者的学识，据理判明其正误。

校勘，指利用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通过比较核对和分析推理，发现并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校，原指古代囚具，即刑枷。《说文》云："校，木囚也。"如《易经·噬嗑》："何（荷）校灭耳。"即奴隶肩负刑枷遮掩两耳。刑枷有约束犯人之义，从而引申为考核。如《汉书·食货志上》："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考核文字也称为校。如骆宾王《帝京篇》："校文天禄阁。"

勘，有复核审定的意思。《说文新附》："勘，校也。"《玉篇》："勘，覆定也？quot；可见，勘与校是近义词。也有人认为，勘字古亦作"刊"。《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古人写字于竹简，如有错误，则用刀削除改正，然后成为定本，故"刊"有削除复定之义。应劭《风俗通义》云："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为易刊定。"后世习于"刊"为刊削之义，故将"刊"与"勘"分开，刊指刻书言，勘指定书言。

校勘一词合用，首见于齐梁（南北朝）时期，如《沈休文集》云："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典校勘。"此指广义校勘，包括今之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至唐宋时期，校勘一词应用渐多，词义则多转为狭义，如宋·欧阳修《文忠集·春秋繁露》云？quot；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 主要指校正文字而言。

校勘，古又称校雠或雠校。雠（chóu 仇），《说文》："犹〓（yīng英）也。""〓，以言对也。"《正字通》："言相雠对也。"《韵会》："犹校也。谓两本相复校，如仇雠也。"由此可知，雠，本义为以言对答，以后逐渐引申，遂与校字义近，而用于校核文字。
2.什么是校备烂勘
校勘就是用同一部书的 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 较，考订文字的异同，目的 在于确定原文的真相。

校勘 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 期。《国语•鲁语》载鲁大 夫闵马父对景伯说：“昔正 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 太师，以《那》为首。

”前 人一般认为正考父是孔子的 六世祖，西周末年为宋国的 大夫。孔子整理六经，将《诗》、《书》去其重，写版定本，必然经过校勘。

西汉刘 向大规模整理古籍，编制目录，把搜求版本、校勘文字作为一道重要的工序，并给 “校雠”二字下定义，将其提到理论髙度，于是产生了校勘学。 校勘学有广、狭二 义。

广义的校勘学，前人称为校雠学，包括了版本、校勘、目录、考证、辨伪、辑 佚等内容，现在称为文献学。因广义校勘界定不明，今已不用，遂成为历史名词。

现代所谓的校勘仿滚漏学，即狭义的校勘学，指专门研究古籍整理、文字比勘的科学方法 和理论的学问。 校勘学始于汉，成于宋，大盛于清。

近人陈垣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 础上，提出了校勘古籍的一系列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初步建立了校勘学体系。
3.“校勘四法”都包括什么
1931年，陈备轿垣在其所着《校勘学释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

对校法，也称为“版本校”，它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是在广泛搜集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的基础上，从中选择一个错误较少的版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进行校勘的方法。

本校法，是一种用本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通过前后文字的对照，比较分析其异同，从而找出其中的错误。他校法，用与本书相关的其他书籍进行校勘的方法。

理校法，运用推理的方法进行校勘，是校勘的补充方法。运用分析、类比、综合等手段，据理推断文献中的错误。

陈垣的“校勘四法”不仅方法缜密，而且内涵丰富，它实际已包含着对校勘内容、校勘工作性质，以及校勘工作程序的科学规定，一经提出，即广为学界所接受，时至今日，仍有其广泛影响。
4.从事校勘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校勘 中国古籍整理的一种方法。

校是查校古书中文字的异同，勘是勘正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中国古籍大部分是刊刻本，小部分是手抄本，故难免产生文字上的讹误、缺漏 、增添、颠倒等情况。

校勘有4种方式：① 对校。用同一种书较早的本子与其他本子对读，遇有不同处，即注出来，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

②本校。以同一部书前后互证，指明其后文字或记载的异同，并进一步判断其正误。

③他校 。以其他有关的书籍对照本书。

④理校。凡无其他本子可以依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就凭校者的学识，据理判明其正误。

校勘，指利用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通过比较核对和分析推理，发现并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校，原指古代囚具，即刑枷。

《说文》云："校，木囚也。"如《易经·噬嗑》："何（荷）校灭耳。

"即奴隶肩负刑枷遮掩两耳。刑枷有约束犯人之义，从而引申为考核。

如《汉书·食货志上》："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考核文字也称为校。

如骆宾王《帝京篇》："校文天禄阁。" 勘，有复核审定的意思。

《说文新附》："勘，校也。"《玉篇》："勘，覆定也？quot；可见，勘与校是近义词。

也有人认为，勘字古亦作"刊"。《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

"古人写字于竹简，如有错误，则用刀削除改正，然后成为定本，故"刊"有削除复定之义。应劭《风俗通义》云："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为易刊定。

"后世习于"刊"为刊削之义，故将"刊"与"勘"分开，刊指刻书言，勘指定书言。 校勘一词合用，首见于齐梁（南北朝）时期，如《沈休文集》云："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典校勘。

"此指广义校勘，包括今之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至唐宋时期，校勘一词应用渐多，词义则多转为狭义，如宋·欧阳修《文忠集·春秋繁露》云？quot；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

" 主要指校正文字而言。 校勘，古又称校雠或雠校。

雠（chóu 仇），《说文》："犹〓（yīng英）也。""〓，以言对也。

"《正字通》："言相雠对也。"《韵会》："犹校也。

谓两本相复校，如仇雠也。"由此可知，雠，本义为以言对答，以后逐渐引申，遂与校字义近，而用于校核文字。
5.校勘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校勘的方法主要有四种：（1）对校法。

就是用同书的祖本或别本对读，只校异同，不定是非。即使祖本或别本有误，也照录下来，然后用其他方法校正。

（2）本校法。就是把同一部书的有关文句进行比较、选择，前后互证，订正错误。

如《战国策•楚策》：“（黄雀）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醎，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 ”若按照原文解释，那么黄雀已经被“调乎酸醎”之后才“坠于公子之手”，显然不对。

下文是“折清风而坛矣。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两句比较，能判定“倏忽”一句是错简，应在“昼游”句之前。

（3）他校法。就是用其他书校本书。

如《左传•昭公十四年》：“（叔向）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 ”王引之《经义述闻》以《孔子家语•正论》的引文为证，说明“曰”字是“由”字缺笔而误。

（4）理校法。就是根据文字、音韵或文理、语气等判定正误。

如《礼记•大学》：“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先”字费解。

俞樾以“近”字古文作“岸”，与“先”形近为根据，又考下文“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先”“远”对文，因此确定“先”为“近”字之误。
6.孔子校勘古籍有哪些基本原则
开拓文献资料整理工作的先河，是孔子除哲学、思想、教育之外对人类的又一大贡献。

他编辑、整理了《周易》、《春秋》等《六经》（《六艺》），并持有科学严谨、“述而不作”、“微言大义”的态度，对后世几千年以至当今影响极深。他的最大贡献是整理和校勘了大量重要古籍。

校，就是考核、校对。勘，就是删取。

校勘是古籍整理的核心工作。中国历代对目录与校勘这两门学问都非常重视，同时对于二者的争议也比较大。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为校勘工作创立了优良传统的人。他总结出校勘的三大原则：第一，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第二，崇尚平实，排斥虚妄；第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7.音韵学常识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

它包括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等学科。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来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各种语音的构成，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至于音韵学，则不可能有“普通音韵学”，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它具有很显着的民族特点，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

但是，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不能想象，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

因此，我们又可以说，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术语。

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和术语不管，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汉语音韵学呢？我们研究现代汉语音韵学，是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严密的系统性，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有利于语言实践。我们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学，因为它是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语言学部门。

必须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汉语音韵学，然后有可能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音韵学也跟文字学有密切关系。

有狭义的文字学，有广义的文字学。前者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后者则研究字形、字音和字义。

从广义看，音韵学又包括在文字学之中。文字学的旧名是“小学”，原来是一种识字的功课。

古代的学者认为读书必先识字，因为有些古书的时代距离现代很远了，书中的文字，无论从字形方面看，从字音方面看，从字义方面看，都有许多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了。而且汉字的形、音、又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假如不懂古音，则古代的字形和字义也会不懂，或者是懂得不透彻。

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韵（字音）、训诂（字义）看成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所必备的基础知识，那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传统音韵学一向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甚至称为是“绝学”。

其实古代的一套音韵学理论和术语，如果拿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来对比，加以说明，也就变为比较易懂，甚至是很好懂的东西了。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传统音韵学中，也有一些含胡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和一些玄虚的，缺乏科学根据的术语，我们在这一本小书中，或者是提出来批判，或者是索性略去不提。

我们力求把汉语音韵学讲得浅显一些，同时也不能因为要求浅显而损害它的科学性。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沟通古今，使读者对汉语音韵学能够得到比较个面的基础知识。

音韵学的功用 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汉语方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校勘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文献学以及古籍整理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谈谈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一、汉语音韵学是建立汉语史的前提要研究汉语语音，指出汉语语音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指导汉语的学习和使用，以保证汉语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就不能不建立汉语语音史。要建立汉语语音史，首先必须研究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例如先秦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隋唐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元明清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等等。

只有把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的面貌弄清楚，并探寻出其间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才谈得上汉语语音史的建立，而要知道汉语各个时期声、韵、调的状况，就得依靠音韵学的研究。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就是在汉语音韵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其突出的特点是比较详细地展示出了汉语各个历史阶段的声、韵系统及拟音，指出了汉语语音发展的某些规律。

二、音韵学是进行方言研究的必备知识汉语方言学是研究汉语各地方性口语的一门科学。要对方言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不牵涉到方言的历史，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找出方言特点的根据，才能弄清方音的来龙去脉，才能对方音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因此，要从事方音研究，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音韵知识。

例如“幕”字，北京话读作〔muج〕，而广东梅县话则读作〔mkح〕，北京人和梅县人对“幕”字的读音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只要有点音韵学知识就会知道，原来北京话和梅县话都源自隋唐古音。在隋唐时，“幕”属于入声“铎”韵，带有塞音韵尾〔k〕，拟音为〔mɑk〕。

北京人所以会把“幕”读成〔muج〕，这是因为到元代时大部分北方话的入声韵尾发生了脱落，随着韵尾的脱落，其韵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梅县人所以会把“幕”读成〔mkح〕，是因为入声韵尾脱落的这一现象在梅县话中至今也没有发生，由于塞音韵尾的稳定作用，其韵腹的变化很小。

要进行方言研究，一般少不了进行方言调查，搞方言调查，需要亲自到方言区去口问、耳听、手记，做静态的分析描写工作，这同样需要具备音韵学知识。凡是有关方言调查的书籍，都免不了要。

G. 陈垣的人物评价

走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着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着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他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一生从事教学74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任大学校长46年，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桃李满天下。他对教学极端负责，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
他是一位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人物，青年时代就投身反清斗争，一生与时俱进，1959年，以79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元西域人华化考》公开发表之后，在中外学术界引空冲仔起巨大的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1933年4月15日，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判兄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又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斗汪，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傅斯年说：“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陈垣）鹰扬河朔于后。”
黄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
黄现璠回忆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对于陈垣先生推崇备至。”
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惟陈垣足以当之。”
《陈垣先生遗墨》（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使我懂得了胡三省隐藏在《通鉴》注释背后的爱国情怀，感到史学研究如开矿，深入地表后，才能有创获；读《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知道了禅林深处的政治风云，那些披着袈裟的抗清志士的史迹，经陈垣先生钩沉抉微，再现人世，令我辈感奋者再。

H. 校对工作的方法

陈垣：“对校者，即以同书之祖本与别本对读”，“其主基陵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
点校：将原稿放在校样上方或左方。先看原稿，后看校样，逐字逐句进行校对。
平行点校：将原稿折叠后，覆在校样空型需校对的文字或图表上进行点校。
折校：把校样放在桌子上，再将一页原稿夹在两手的手指间压在校样上，并把原稿上的字句对准校样相应位置的字句逐字逐句进行校对。
读校：两人以上合作的校对方法，即一人朗读原稿，另一人（或两人）对照校样并改正校样上的错误。
陈垣：本校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现代校对的通读检查采斗锋猜用的便是本校法。
校对人员在无原稿（或脱离原稿）的情况下，集中注意力辨别校样上文字的形态，理解文句的含义，通过比较、前后互证来发现错误。
运用本校法进行的通读检查，更能体现‘校对是编辑工作的延续’这一特性。”
在电子原稿大量涌现的今天，充分发挥本校法的长处，可以在互补的基础上弥补作者的失误或者编辑在加工编辑上的不足，保证和提高出版物质量。
陈垣：他校者，以他书校本书。
使用与所校对的稿件内容相关的比较权威的其他图书（包括工具书），来进行具体的校对工作。
他校法常与本校法交叉运用。
他校法的功能在于释疑，通常用于解决引文、数据、习语、术语、公式、日期之类的异同问题。
陈垣说：所谓理校者，遇无古本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理，即推理判断。
理校，即通过推理分析作出是非判断。
在本校发现矛盾而又无他书可供参照时，便只能通过推理分析来判断是非，并提出疑问，由编辑部门解决。
理校也常与本校结合使用。
理校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必须是学有所长，知识面较广的校对人员才可运用，负责容易出现“以不误为误”或“以误改误”的差错。

I. 陈垣的主要成就

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十几种专着、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高亏遗产。特别是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着；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宗教史研究
人们都称陈垣先生是宗教史专家，这是事实，他几乎是没有一门宗教不研究。除了《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外，他还有《回回教入中国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着作。
“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也为民国学术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光彩一笔。
《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5月写成，曾经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汉文史码森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11月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
《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祆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辩证。
《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戚模神二载（694年）传入中国及其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古教四考”陆续出版后，好评鹊起。加上稍后问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等论着，这些以宗教史研究来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是陈垣对民国学术的重大贡献，也是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推陈出新，与国际汉学界接轨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校勘学研究
陈垣在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非常注重于研究目录校勘和工具书的使用。
目录学是搞学问的门径，是掌握书目、书的内容、版本以及相关书目的一门学问。一个人要搞学问，必须掌握目录学。
陈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熟读了《四库全书提要》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四库提要》对清朝搞学问的人来说，确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对每本书都作了介绍，对初学者帮助很大，今天也还要好好利用。张之洞《书目答问》写于光绪元年（1875年），陈先生把这两本书读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学生好好去读。
陈先生辛亥革命后到了北京，曾花很长时间研究《四库全书》。他写过两本书。一是《四库书名录》，一是《四库撰人录》。他研究《四库》与别人不同，别人只是要看什么书到《四库》中去找，他却是研究《四库全书》收编的书是如何写成的，它有哪些版本。
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由于资料特别丰富，头绪也特别多，单靠脑子记不行，必须依靠工具书，学会利用工具书。陈先生对这方面很重视，作出不少成绩。
陈先生发表的重要工具书是《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陈先生这两本工具书解决了中国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
陈先生编写这本书，花费很多精力，他后来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饭，就是因为当时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废寝忘食地算历法搞成了胃病。
陈先生还着有《史讳举例》。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的特点，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讳。陈先生精心研究，总结出几种方法，弄清了在什么情况下是如何避讳的。在该书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国历代的避讳表，每一朝避什么，如何避。这是每一个中国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知识。因为中国古书上避讳太多了，不懂它，就不懂校勘学，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也就弄不清。
此外，他为了研究元史，还编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录。这书稿没有印，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他在研究《册府元龟》时，一开始就先作有关《册府元龟》的工具书，然后再动手研究。
文献学研究
文献学在陈垣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为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在版本、目录、校勘等领域的着作，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重要参考书目。
清朝校勘学家很多，《书目答间》后面就列有校勘学家类目。但清代的校勘学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对一对，只有像王念孙、段玉裁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较高明的校勘学家。
校勘学到陈垣先生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校勘学总结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写了一部《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改名为《校勘学释例》。《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历史十分重要的着作，它原是用蒙古白话写的，很难懂，《四库全书》没有收人。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书，由于它错误很多，而且错得离奇，陈先生就以故宫中发现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据其他书籍，来校对流行的沈刻《元典章》，发现错误一万二千多条。他将其中的一千多条加以归纳、整理，找出错误原因，着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他使学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见哪些情况，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简单罗列若干条，而是附有说明，最后总结出四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
第一种是对校法。陈先生说，对校法一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放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祛，然后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种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搞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吴缜《新唐书纠谬》、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都是用这种方法。惟此法只能发现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第三种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第四种是理校选。“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祛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较高，用理校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后来发见的原本相同。
陈先生总结前人与自己工作的经验，提出这四种方祛，综合运用，基本上解决了校勘学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还写有《四库提要中的周亮工》、《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书。
元史研究
清朝学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多少是看到清朝很像元朝。康熙年间，邵远平着《元史类编》，要把元史重新改编。干隆间，钱大昕编撰《元史氏族表》与《元史艺文志》，对元史很有研究。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编了《元史新编》，以后，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编着《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后继续的，到后来更发展到对西北史地的研究。
陈垣先生研究元史与前人不同，他着重搜集有关元朝民族的历史与元朝宗教的历史的资料，进行研究，参考了二百多种书，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
元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陈先生所指的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他研究这些人在元朝进入中国后，如何被汉族同化了的。
陈先生撰《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很大，他采用新的方法，集中问题，深入研究，作为旧史学家进行考证工作，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陈先生也肯定了《元史》，认为它保存了原来的材料，没有擅自改动，所以把它作为史料来看还是有用的。当然，研究元史，不能仅靠它，还要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用史部的书，经部、子部、集部的着作都应加以利用。
陈先生着作目录年表第一部着作是《元也里可温教考》，虽然这是研究宗教的，但实际上也是一部元史着作。
日本研究元史的学者，对陈先生很钦佩，他们承认《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这两本书日本人是搞不出的。 《励耘书屋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第一集
《元西域人华化考》八卷
《元典章校补》八卷
《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第二集
《史讳举例》八卷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
《吴渔山先生年谱》二卷
《释氏疑年录》十二卷
《清初僧诤记》三卷
《陈垣史学论着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收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吴渔山生平、汤若望与木陈忞等论着共79篇，包括一些专着的摘录。）
《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
《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现代着名学者佛学文集”1995年）
《陈垣来往书信集》（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单行本
《校勘学释例》（即收入《丛刻》中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
《释氏疑年录》（中华书局1964年）
《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2000年）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科学出版社1955年，中华书局1962年，198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62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华书局196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史学名着丛书”2000年）
《通鉴胡注表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6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年）
《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1999年）

J. 教育学独立形态阶段代表人物

1、陈垣：现代中国着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文化名人，他的教育思想以实用性为核心，提倡腔漏亩以“身心统一”的观念来发展人的全面素质。
2、李约瑟：中国着名教育家、科学史学家，他强调教育应当注重启发思维和培养创新能力，反对机械化的死记硬背教育。
3、吕志和：中国着名的搜念教育学家、民俗学家，他关注农民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主张教育要符合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文化和生活实际。
4、张之洞：清末民初的教育家和政治家，他重视教育的实效性和现代化，提倡以科学、民主、自由为教育目伍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