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学派研究方法

⑴ 弗莱堡学派的价值意义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足和特点急急急！！！

弗莱堡学派的价值意义：

第一，弗莱堡学派是从经济和法律相结合的角度来论述自由主义的问题。对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社会秩序的重视，是该学派不同于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的一个特征。
第二，弗莱堡学派的困空理论特征主要体现在欧根的研究方法上。欧根的“显着特征抽象法”在理论研究上有一定普遍适用性，而且他重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思路是符合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的，这应该予以肯定。
第三，弗莱堡学派在经济学理论上的中心学说是经济秩序论，这是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第四，弗莱堡学派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其中提出了如何处理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国家干预的范围、程度、方法和手段进行了阐述。弗莱堡学派这种关于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思想，在各个自由主义流派中是独具一格的，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均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第五，从“理念类型”学说可以看出德国新自由主义较早地注意到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或运行机制的重要性。他们对“中央管理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没有国家干预的纯粹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机制所作的比较分析也是十分有道理的。这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是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参考意义的。
第六，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的措施，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七，关大碰于发挥创业精神的问题。艾哈德自己在总结联邦德国经济复兴的经验时指出：“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设与完善也有一定启迪。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中，国家的首要职责是消除一切阻碍人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的不利因素，让每个公民自行实现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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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足

1、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往往停留在经济“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由于现象与本质的差异和矛盾, 如果只停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或描述显然不能认为是科学的经济学分析。
2、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源配置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有时也涉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 但却回避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这一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关系, 避而不谈阶级关系。
3、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亚当·斯密奠定基础的。他的理论观点既有科学成分, 又有庸俗成分, 这就为后来庸俗经济学的产生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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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可取之处
第一, 新古典经济学对建立与完善市场机制和加强微观经济管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二, 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某些方法汪仿瞎对于我们认识、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有借鉴意义, 从而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框架有一定参考价值; 同时也可为我们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有益的经验。
第三, 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种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如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 新剑桥学派提出的收入“均等化”目标; 新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宜缓不宜急”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 加强对供给调节与增收节支的政策, 以及货币主义以稳定币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等, 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从而对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⑵ 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的把微分学应用于经济研究的第一人

二、把微分学应用于经济研究的第一人
在《孤立国》中，杜能的经济研究方法不同于以罗雪尔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否认经济研究中科学抽象法的作用，宣扬所谓的 “历史的方法”，企图用经济现象和零碎的历史事实的简单罗列和描述来取代理论分析。在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中，杜能反对历史学派的方法，独树一帜地坚持用科学的抽象法研究经济。尽管他在具体应用此方法时有不当地方，但他毕竟比其他经济学家更进一步。
杜能在当时用抽象法研究经济是值得我们敬仰的，而他把数学方法引入经济研究领域则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道路，这点更值得我们敬佩。杜能在自己的着作中试图把实验科学的观察方法、经营农业的会计核算和高等数学结合起来。杜能认为数学方法有助于准确地认识规律性的东西，如果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就很难改变这门学科的落后状态。他说：“在非数学不能求得真理的地方，使用数学是允许的。如果人们在其他知识门类象农业和国民经济一样厌恶数学的倾向，那么我们现在仍处于对天文规律完全无知的境地。”（第459页）。杜能是第一个把微分学应用于经济研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在不少场合，特别是考察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的变化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时，运用了微分学。
杜能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经济研究，引起了国外学者的赞扬或批评，他们都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进行评论的。但应该说杜能在《孤立国》轿亏档中运用数学方法及他对数学方法的认识是正确的。他尽管在其着作中广泛使用数学方法，然而他恰当地估计了数空李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正确指出这一方法只“为我们提供了辅助手段”。杜能首次用微分学研究经济而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对以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并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闭乱了重大影响。现在，杜能使用的边际分析法被广泛应用，在经济理论分析中解决了许多难题，推动了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在现在的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都用边际分析法进行理论分析。同样在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也用到此方法。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趋势更深入广泛地运用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正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现在的高级微分学、宏观经济理论，没有深厚的数学知识是无法理解的。回顾一下早在100多年前杜能的开创性工作，我们就不得不说他是一位作出伟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了。

⑶ 如何客观地评价奥地利经济学派（摘录）

首先，来说说奥地利经济学的起源。18世纪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英国引起学术界的震动，人们也开始意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长话短说，在亚当斯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经济学界秉承这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以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并提倡自由贸易。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然而，在19世纪的德国，诞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它主张以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并且主张以经验来指导经济学研究。在德国历史学派正盛之际，奥地利学派出现。德国学者将主张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学者称为奥地利人，奥地利学派因此得名。

那么，我再这里想要阐述一下奥地利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不同点。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观上，奥地利经济学派主张的是经济是一门先验哲学（Priori），即所谓知识是独立于历史经验而存在的。研究方法上，奥地利经济学使用的是逻辑分析（Logical Economics）。而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是经济是一门后验哲学（Posteriori），即知识是由历史经验总结而得出的。研究方法上，德国历史学派使用的是经验分析（Empirical Economics）。

以上部分具体参见 Mises 的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由于各种原因，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一直非常风靡，并且在高等教育里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奥地利学派的诸多论文都是针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反驳。本文也将着重介绍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异同，希望读者能够对奥地利经济学派升蚂的观点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那么，从历史渊源展开来讲，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奥地利经济学到底在研究什么？

跟所有经济学流派一样，奥地利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如何合理并且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人能够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标准，所谓不同的流派，只是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式。那么奥地利经济学派主张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是怎样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态察我们先要搞清楚人是什么，或者具体一点来说，人类行为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可笑，甚至是荒唐。研究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人类行为？答案很简单，经济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要吵闭埋弄清楚经济的本质，就要弄清楚人类行为的本质。

在经济学的定义中，人类行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行为，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这句话你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听过了无数遍，然而我在这里还是想要再说一遍。所谓的理性的人类行为，并不是说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指的，每个社会中的个体，在选择进行某项行为时，他的决定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是理性的。人类行为并不只是简单的劳力投入，在进行这项行为之时，人们会放弃做另一件事情的可能。具体的论述，在 Misese 的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中有具体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本人想举个例子，当年日本核泄漏的时候，许多人在超市疯狂买盐，导致盐价飙升。这个例子后来成为许多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些买盐的人，他们是理性的吗？是理性的。在他们心中，他们认为不买盐的机会成本相当高，以至于每天饭后散步的时候都要去超市买两包盐。他们有错吗？没有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行为尺度，他们认为这些盐有可能受到辐射，所以应该多储备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也是理性的，任何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内心想要去做，我们自己有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理由，这就是理性。所以本人想在这里指出一些网络经济学家的误区：所谓的理性，并不是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你认为理性的事情，在别人眼里可能也是不理性的。

在人类行为理性的大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分配社会资源呢？通过价格机制。千百年以来，自从人类开始专门化生产开始，价格就已经出现。人们通过不同商品的不同价格来决定对不同商品的取舍。这种价格机制使得专门化生产变成可能，交易规模也逐渐扩大。在这个商品市场里，一个复杂的商品的不同部件，可能会由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这也就是奥地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假定：市场存在。

奥地利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假定，是不完全信息。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市场经济过分理想化的模型，奥地利经济学假定，存在于市场中的信息是非常多的，比如一辆二手车的使用程度，一瓶橙汁的味道好坏。而掌握这些信息的人也是不同的，同时每个人掌握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橙汁销售商对于橙汁口感，颜色，甚至是品质这些信息的掌握程度都比购买者所掌握的程度高。同样的道理，一个二手车经销商对于这辆二手车的损耗程度，舒适程度也比买家要了解得多。按照这个思路，可以扩展开来。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每个人掌握的信息又完全不同，那么获取信息的成本便会变得极其高昂，以至于你无法想象。这部分内容详见 North 的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在这一点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模型假定市场中的信息是充分并且完全地被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所掌握的）

基于以上三个假定，奥地利经济学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关于市场机制。

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均衡是一个动态过程。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说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均衡的理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通过分析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画出供求关系曲线，然后得出一个市场均衡点。也就是说，在新古典主义的完美市场假定下，市场应该在这一点达到均衡并且维持均衡。那么，奥地利经济学的观点是什么呢？它会认为，你分析得没错。但是事实上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在新古典主义模型中所画出的均衡点，在现实社会中永远无法达到。现实社会中的经济情况，往往是朝着均衡点前进的一个动态过程，但永远也无法达到。同时，市场中的信息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今天的股票价格与明天的股票价格会完全不同，今天的某款商品的需求量跟明天的需求量也会完全不同，所以说，市场均衡点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与其说是市场均衡，奥地利经济学派更愿意说是市场过程（Market Process）。

关于市场均衡这个问题，再扩展一点。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市场完全均衡的条件是信息的完全性，即意味着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同时并且及时地掌握着所有与之相关的生产所必须的信息，这一点，显然只有可能在假设中才能做到。并且，这里所说的市场信息，并不是外行人在一旁研究论文就能够获得的，所有的市场信息，只有你参与市场活动才能获得。那么，顺水推舟，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论文中曾经提到过，如果市场信息完全被参与者所掌握，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当然，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现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所有生产者只会生产同一个商品，并且该商品的价格在不同生产者之间是完全相同的。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关于市场机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市场中的竞争，是通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不断探索，信息获取以及谈判而产生的一个最佳选择。这一点十分抽象，但是对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新古典主义把市场竞争看作是一个机械的过程：给定市场价格，或者给定商品需求量，商品供应量就自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市场参与者在其中的作用，就好像市场只是一个机器一样。

第二，关于企业。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是产生经济变化的主要原因。企业家掌控着分配企业内部生产资源的权利，同时企业家也是企业内部的利益宣称者（Resial Claimant）。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企业家不断探索，获取相关信息。正是这种探索过程，推动了市场不断前进，并且向均衡前进。在企业家的生产活动中，他们与其他企业不断竞争，产品价格也在不断变化。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解释。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活动是可以被人所预测的。在一个给定的（外生）价格下，企业应该怎样生产，生产多少，这些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图形来求解。也就是说，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模型下，如果价格是这么多，那么市场中的企业必然会生产那么多的商品。

对于这一点，奥地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看得市场过分机械化了。我们在着眼于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应当注重企业家的个人活动，包括企业家对于市场信息的探索，企业家的创新。这些因素都是市场的推动力，他们把市场不断地向均衡方向推进。

同样，承接第一点的市场机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市场中的企业家的探索过程也很值得思考。1. 该学派认为，市场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一个企业家可能因为一个决策的失误而导致其企业亏损甚至破产。同样地，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决策也有可能让该企业盈利。这些观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并没有着重强调。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市场中的企业家就像一台台机器一样，事先商量好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谁应该在竞争中存活，谁应该退出市场。总的来说，新古典主义学派的模型中并没有获利的空间。2.竞争只是一个手段。企业家通过竞争，找到对自己合适，对市场合适的价格，并且，通过竞争，企业家能够对于自己之前做出的决策进行修正。与之相反，新古典主义理论强调竞争只是一个目的，而非过程。具体论述过程参见参考资料。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没错，因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诞生时间差不多，并且在二战前后着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曾经发表过许多关于讨论社会主义可行性的论文，奥地利学派也因此在苏联崩溃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逐渐开始思考奥地利学派在几十年前曾经思考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是否可行？

要讨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我们先得定义社会主义。米塞斯（Mises）和哈耶克（Hayek）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下，国家（政府）掌控所有生产资料。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决定生产资料的用途以及使用方法。在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定义，社会主义并没有规定普通商品必须由政府支配，这一点待会会讨论。

那么简而言之，奥地利学派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并不能解决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市场中的信息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世界上甚至没有一台足够强大的计算机能够完全获取市场中的所有信息并且将产品合理分配。对于一个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亦是如此。当某一个政府部门/政治首脑完全掌握了某种生产资料的分配权利，他并不能够知道应该如何有效地分配。对此，奥地利学派提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需要收集的市场信息有如下三种：1.市场偏好 2. 可替代品的提供情况 3. 可用资源情况。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政治首脑来说，获取这些信息并且能够完全计算出来，都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中所说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不可能。举个例子，某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掌握了所有生产资料，货币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行政计划。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某个拖拉机厂今年应该生产多少台拖拉机呢？在自由市场下，生产多少拖拉机由价格来决定。今年价格高，多生产一些，明年价格低，少生产一些。那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呢？没有价格作为指导，我们应该生产多少台呢？靠行政命令来指导？如果我们要靠行政命令来指导生产，我们怎么算呢？各位可能会说：这很简单啊！每个农村合作社需要多少台拖拉机，全部报告给政府，然后我们生产这么多不久得了！真的是这样吗？那么政府有没有考虑过在某些地方其实不用拖拉机也可以？有些地方用耕牛也能凑合用？还有万一生产拖拉机用的钢材不够怎么办？谁来调配？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只是拖拉机这一个部门的问题，要知道，社会上的生产部门成千上万，要分别计算出这些需求量和供给量，不靠价格是难于登天的。当然，在奥地利学派内部也有分歧，以上说的这些观点只是学派内部所普遍认同的观点。比如Caplan 就曾经在Is socialism really impossible?中提出过他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集体所有制）并非不可行，我们可以在很多现实中的例子中看到集体所有制的影子，比如说在一个家庭中，夫妻双方集体控制家庭所有财产，并且能够将他们很好地分配给各个家庭成员。

对于集体所有制，弗里德曼（Friedman）曾经提出过他的观点。他认为，公权力介入（Public Intervention）有三个“滞后”：1. 市场需求的出现和发现的滞后（Lag between need and recognition） 2. 发现与设计并实行之间的滞后（Lag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3. 实行与生效之间的滞后（Lag between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根据他的理论，这三种滞后会导致公权力介入对市场产生的麻烦。

第四，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

说实话，这一部分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奥地利经济学派用数学方法解释问题吗？他们用图表解释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分析是以逻辑分析为主，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拒绝使用数学。

言归正传，很多人想知道的是，奥地利学派该怎么解释经济危机？这个学派又该怎么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首先我们来解释经济增长：

这个图想必各位应该很熟悉：可贷资金供需图。来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Garrison从这张图出发，向我们解释了经济周期是如何形成的。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当一种新的技术出现在市场上时，比如说3D打印，那么这个新技术是如何推动经济进步的呢？当一个新技术产生时，市场中的企业对于投资的需求就会增加，因此需求曲线右移。资金需求曲线右移，投资增加，保持社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边界（Pro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将向外扩张， 需求增加。废话不多说，上图：

黑点是市场的最终状态。为什么利率上升之后又会下降呢？因为市场适应了新的科技之后，会自动调节至原有的利率水平。

那么，这个科技变动是如何影响生产过程的呢？这里就要提到哈耶克提出的生产阶段图（我称之为生产三角形）：

简而言之，就是用三角形来代替生产，三角形里面的各个部分代表生产的不同阶段。

那么综上

科技进步对生产带来的影响应该是这样的。

这一段内容，其实我自觉解释乏力，毕竟没有名家们那样的归纳分析能力，所以贴出原图以供参考：

题外话：其实从上面的各个方面，我想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奥地利学派是主张减少对于市场的干预的，也就是说，该学派是支持自由市场的。从经济方面延伸开来，许多奥地利学派的支持者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拥有管控市场的权利的政府，会阻碍市场的发展。同时，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职能，社会保障，也可以通过市场自发组织产生。对于经典的市场失调（Market failure）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者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所有的这些观点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探讨。如果读者心中抱有“西方的经济学都是垃圾”或者“西方的经济学对中国有偏见”这样的观点去学习的话，那么这门学科或许不太适合你。

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开篇提出来的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派究竟是什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各位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不过，本人想要强调的是，学派就是学派，是相同观点的集合，不存在孰优孰劣。如果某个学派的逻辑是自洽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认为这个学派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说奥地利经济学派就比新古典主义学派好。这些不同的学派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以及研究方法，支持某个学派是你的自由，但是在贬低某个学派前，请先找出它的错误。

（中间还有一部分未完待续）

最后，反对 @罗山 答主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不做数学计算”的不知道从哪里得出来的观点。奥地利经济学派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进行经济计算和数学计算。等我有时间了把数学计算的某些论文贴出来好了。

还有错误请多指正

⑷ 什么是奥派经济学.他跟其他经济学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和共同之处

1、奥派经济学即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

2、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嫌迟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

3、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相同；

4、奥地利经济学派所采用的亚里斯多德派/逻辑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目前主流的新古典主义所采用的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不同，也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不同。

(4)德国经济学派研究方法扩展阅读

经济思想史

1、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着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如启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

2、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着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征；

3、随后W·贾菲（W.Jaffé，1976年）的论文发表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4、门格尔着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国民渣者如经济学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

⑸ 奥派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奥派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在逻辑上出自于人类行为原则的经济理论才是真实的。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

奥派经济学这种理论的正式名称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而奥地利经济学茄扒派长期以来便提倡一种从这种理论所衍旅桐生的解释方式。人类行为学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家们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经济规律，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解释方式则可以用于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

产生背景

奥地利学派起源于维也纳，而学派的名称则起源于当时同为德语世界中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人主张古典经济学着重于逻辑高于观察。

而德国人则嘲笑他们为“奥地利学派”以颤镇昌突显他们远离了当时德国的主流思想，并且也是嘲笑他们的思想仅属于地区省份的层次（当时普鲁士统一了除了奥地利之外德语地区，成立了德意志帝国，所以视奥地利为一个分离的地区省份）。

⑹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研究方法是什么历史归纳法

奥地利学派主张，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抽象演绎法，而把历史学派所强调的历史归纳法作为辅助手段。
德国历史学派承袭历史主义传统，强调对特殊国度经济状况的历史研究方法，即侍液对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类、归纳和比较，强调将历史研老源物究方法与生理解剖方裂岁法、生物进化观念、比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经济学。
在经济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第一次大论战，就发生在19世纪末奥国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

⑺ 指出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和凯恩斯主义的不同

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派
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经济学派
由于题设只说到凯恩斯主义，于哈耶克那么就不继续分析第二代、和新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奥国学派等。
最简单说明：哈耶克倡导经济自由，最低限度ZF介入；凯恩斯则非之
学派简单注释：

奥地利学派——自由！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相同。也因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纤歼法可以视为是延续了15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包含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等主要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只有在逻辑上做坦出自于人类行为原则的经济理论才是真实的。这种理论的正式名称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而奥地利经济学派长期以来便提倡一种从这种理论所衍生的解释方式。人类行为学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家们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经济规律，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解释方式则可以用于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人，认为奥地制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他们的特点。
奥地利经济学派所采用的亚里斯多德派／逻辑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目前主流的新古典主义所采用的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不同，也与德国的毁胡冲经济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不同。[2][3]，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往往极具争议性，而且也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同时奥地利经济学派也彻底反对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力相当广泛，他们强调经济的生产阶段，并且质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行为理论基础。
由于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政策都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体制的经济学（几乎大部分的宏观经济学教材都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也许我们都是凯恩斯的学生吧）
凯恩斯经济学（英语：Keynesian economics），或凯恩斯主义（英语：Keynesianism），凯恩斯理论（英语：Keynesian theory），是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与以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自动机制。

⑻ 简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基本理论框架

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权业已巩固，因此形成于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体现过多国家干预的法律制度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突破口是率先举起“经济自由”旗帜的“反谷物法同盟”，而18世纪下半叶产生于法国的重农主义更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则为，反对重商主义奉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和法律制度，提出“经济自由”是实现“公平理性”的“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这一时代思想之大成者当属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中提出迄今耳熟能详的 “经济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守夜人” 三个基本范畴，并指出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象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秩序的任何干预都几乎必然有害 (4)， 因此政府的最佳角色是除了赋税外不存在任何经济职能的“守夜人”或“夜警政府”。亚当·斯密的学说得到广泛认同，他也因此成为自由主义的鼻祖，但同时代西欧乃至英国仍在公用事业、金融货币、对外贸易、价格、关税等经济领域颁布相当数量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如英国工厂法、关税法、法国的粮食降价法，其中“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成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5)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对落后的德国急于赶超经济发达西欧诸强，德国历史学派从寻求本国本民族发展的特殊历史道路出发首先对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提出挑战，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较发达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人去用力，德国要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开始广泛的经济统制，制定鼓励、促进、扶持卡特尔的《卡特尔规章法》；战后更突破“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意思自治”以及“契约自由”等民法基本原则，颁布大量的国家权力介入经济生活的法令，诸如1919年《煤炭经济法》。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理论分析
“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密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一部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不相同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所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10)然而经过近两上世纪的实践和思考，我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也并不总是最有效率,“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客观存在，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一）垄断(monopoly)和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人类社会生产经济活动，经历着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社会化的大生产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当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能出现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垄断有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与经济垄断之分。自然垄断简单表达是在具规模经济行业中单个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11)自然垄断者相对竞争对手而言，享有较大成本优势，并且面对无价格弹性的需求，通过垄断定价，获得巨大垄断利润。较合理办法就是由社会利益的代表——国家直接投资经营，以政府定价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经济垄断则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竞争的自我否定，表现为某一企业或若干大企业达成联合对某一种或若干物品的生产销售实行独占或操纵。其结果由于价格背离价值，价值规律严重扭曲，导致消费者福利减损，乃至社会福利总量减损的静态效益损失和市场主体丧失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科学管理的动机的动态效益损失，对此通常由国家制定反垄断法和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克服，其中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案（ Sherman Act）及1914年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最为典型，但80年代以来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者对反垄断立法进行反思，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垄断权力来自于政府的干预。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在研究一些大企业（如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及波音公司）在高度集中市场中，出现了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现象，提出了熊彼特垄断理论，即高技术垄断企业虽然得到了垄断利润，但捍卫技术优势的压力下，其垄断利润处置权是极其有限的，必须高额投资研制开发，于是这些大企业形成技术变革源泉，反垄断法的适用实际是杀掉一个会下金蛋的鹅。(12)
（二）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称溢出效应，即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强加成本或利益，外部性有些是正的（外部经济），有些是负的（外部不经济）。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负效应，其产生社会成本不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因而市场机制无法调解，而国家可以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强制法律手段对空气、水、噪音等污染、矿藏资源的过渡开采、濒危动植物猎捕等外部负效应行为予以管理控制，但实践也证明，仅仅适用国家的法律规制不一定最有效率，于是诸如税收补贴等经济性手段也被广泛地适用。1990年美国政府依据《空气洁净修正案》，以发行一定数量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的方法，实现了比传统的合令——管制型更显着的效果，到90年代末，每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到1990年的50%， (13)另外芝加哥大学罗纳德·科斯研究成果表明，在生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相互协商谈判，也能实现有效率的结果。
（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公共产品是正外部性的极端，指的是这样一类产品，当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并不导致成本增长，即边际成本为零（非竞争性）；而排除任何人对它的分享则花费巨大（非排他性）。(14)市场机制运转基本要求是收益能够抵偿成本或者成本能够追踪单个消费者，但是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需求与供求无法通过市场来定。一般来说，由国家代表整体社会利益，来承担供给者的责任，再以税收的形式取回收益。但现实生活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不如人意，那么是否存在更有效率的供给者呢？新制度经济学派进行有益的探讨，罗纳德·科斯从灯塔问题入手。“灯塔是经济学上一个里程碑，一提起这个诗意盎然的例子，经济学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费困难，这种困难令灯塔成为一种非政府亲力亲为不可的服务。”(15)但是，科斯在其1974年发表《经济学的灯塔》中指出1820年英国全境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建造的，因此完全可以设计发明一整套装置和制度使消费者之间以较低交易费用达成共同付款协议，交公共产品“私有化”。(16)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echanan）就设计了“俱乐部产品”模型，将公共产品消费者由无限约束到一定范围内，产品在俱乐部成员间非竞争、非排他的使用，但在组织外部则具有排他性，成员在俱乐部内部达成支付产品的付款协议，并可采用“以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俱乐部产品的取舍。上述开拓性的研究启示我们，在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有效的供给者，现实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选择。
（四）信息偏在（Asymmetric information）,或称信息不对称在古典经济学假设中市场主体是具有全面知识和理性，并且在供需制衡下形成的价格能够反映全部市场信息，其实不然，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也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的不对称的信息分布，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因此需要国家的公权力延伸入市场强制打破一方的信息优势，使市场交易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完成。例如：国家针对一般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法》、《广告法》;针对资本市场的《证券法》的强制披露，但在一些领域，诸如医疗过程中，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国家干预是无效的。因此有学者设计了职业产权结构，即通过严格市场准入，使医生集体成为社会独立组织，这样外部舆论压力、内部职业道德将有效约束医生的行为。转贴现代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的现实作用以上介绍了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笔者试图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并结合现实讨论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尽管这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看起来似乎简单，但实际上如果要真正领悟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生活、学习、研究中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你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会让你一生受益无穷。因为它会使你聪明、睿智、深刻、思维科学；它会帮助你学习、研究那些“阳春白雪” 的纯经济理论；它也有助于指导你在生活、工作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首先，从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方面来看，一旦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你就不会被那些抽象的模型和高深的数学所迷惑，不会被弄得昏头涨脑。无论一个经济理论用到多深的数学、多少的公式，多么复杂的经济模型，它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以上所介绍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只要你紧紧抓住了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将它作为一条核心主线印在你的脑海中，你就不会迷失方向，失去重点，基本上知道它在讲什么。你可以暂时将那些技术性的、一时无法理解的具体细节搁置一旁，先弄请理论框架和具体结论，再弄懂那些具体细节。也就是，要先抓文章的主线、大致思路，了解它想作什么，得到什么论断，然后再抓具体细节。另外，一旦掌握了这些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会让你对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太可能被误导，从而不会影响自己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经常有人对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其实这些人的大多数议论都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有的甚至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没有弄清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些言论就有可能会误导你，使你迷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正确方向，甚至可能使你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采用忽视，甚至是抵触的态度。其次，从研究现代经济学的方面来看，一旦理解和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将会有助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许多想做经济学研究的人，尽管他们对现代经济学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读了许多经济学的论文，但仍然感到自己做起研究来很难，不知道怎么做研究，或做不出让别人认可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其实只要你掌握了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具有一定的数理基础，和逻辑分析能力，那么做起经济学研究就不是那么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做研究就是对基本分析框架的那五个组成部分进行逻辑式的填空写作。这些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可能会有助于提高你的研究和创新能力。例如，如果你想研究某个经济问题或现象，或希望给出一个新的理论，让它具有较强的解释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能力，能够指导现实经济问题，那么你就要比较合理、准确的描述、刻画经济环境和经济人的行为方式，采用已有的分析工具或自己发展新的分析工具，建立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模型，然后进行推导论证。第三，了解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框架也会帮助你如何思考问题、如何更好的处理日常事务，更好的学会待人接物，会使得你思想更加深刻、更加有见识、工作更加有能力。笔者经常听到对现代经济学这样的议论：经济学看起来就是一些“阳春白雪” 、形而上的东西，用到这么多数学，学起来这么难，离现实感觉有十万八千里，学了对今后有什么用呀？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完全可以被套用。比如，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准备做一件事情、或者需要与人打交道，首先要做的事就应了解当地情况、周围环境及国情 (对应着框架中的“界定经济环境”) ；然后，也要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尽可能弄清与之打交道人的行为处事的方式，他的品行、性格等(对应“设定行为假设”) ；根据这些信息，决定自己与人打交道的规则及自己对人处事的方式 (即对应“给出制度安排”) ；然后在具有可行性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通过权衡取舍中选定一个最佳方案 (即选择均衡结果) ；最后，对自己所作的决定、所作的事情及所采用的处事方式进行总结反省，看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达到了最好的结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让人们作出激励反应，达到了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即所谓的激励相容等等 (即对应“进行评估比较”)。并且，当环境、情况发生变化，工作的对象变了，要做好一件事情，游戏规则当然也应相应发生变化。我想大家会认同，只要按照这五个方面去做，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游戏规则，就一定会把事情做得更好。笔者认为这可能是解决和处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事务的最佳方式之一。并且，经济理论的许多结果也有助你如何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总之，要理解和正确应用现代经济学，就需要了解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本文讨论了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1) 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及提供分析工具。这种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现代经济学在过去六十年来发展迅速，应用广泛，影响巨大，已成为一门规模庞大、分支众多、体系严谨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也只能了解为数有限的分支中的很少一部份内容。不花一番工夫，是很难真正地理解其中一些经济理论的精髓。实际上，笔者发现对一门学问钻进去越深，感觉自己懂得越少，写东西的时候越发谨慎，很难下笔，海阔天空发议论就更难。现在不少人不管弄懂没有就喜欢胡乱议论，提出一些看似标新立异、耸人听闻，以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看法，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广识、博学和多才”, 当然也许是为了引人瞩目、出名，而夸大自己的结果，这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好像是一种时髦。但不幸的是，这些人即使是学有专长，在没有弄清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往往会说出一些出格的话，更何况是严重地误导了众多的学子。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要区分价值判断分析与实证性分析、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差别，理解经济理论的作用，一般性与相对性，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学习经济学，不仅仅是了解它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学习它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也有利从事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甚至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五）市场最严重缺陷是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配置问题，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社会不可接受的收入与消费上的差距。亚当·斯密声称，在一支“看不见的手”的导引下，各个人在私利追逐无形中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扩大，但如果社会利益中还包括财富公平分配的内容，那么仅仅有无形的手是不够的。首先收入分配反映的个体的生产要素持有量，即可继承的财富和才智等初始禀赋，还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如种族、性别、努力性、健康以及运气等；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物品追逐的是货币选票即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效用最大的需求。收入和消费的差别来自于市场的内在因而不能由市场自我调控而消除，可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国家征收所得税以及遗产税、赠与税等税赋，用向高收入者征收高于低收入者的税款的方法来降低收入的不平衡；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老、弱、病、残及其他需要社会帮助的弱势群体用转移支付形式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费等，但也有学者怀疑国家再分配的效率以及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弱化影响，实质上是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与选择的问题。
市场失灵是国家介入经济领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与市场失灵相同，同样存在政府失灵，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一）国家行为有时不反映公共利益。传统观念认为，市场与公众利益是根本对立，唯有政府一心为公，然而当公共选择学派学者布坎南将经济人、效用最大化、供求分析等经济学的逻辑假设和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国家决策研究，发现国家并不总是值得信赖的：首先由于个体目标多元化与选举投票制度规则的缺陷效益最大的选择难以达成，同时普通公民无力支付了解政府的成本，那么对政治权力的漠视成为一种理性抉择；其次政府官员也是具有自私性的经济人，他们像在经济市场中一样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17) 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员的利益内在化为政府利益；最后有影响的特殊经济利益集团可能掳获相关政府成员，使国家成为个别集团的利益代表而不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实践者。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现有制度还不能排除少数官员的自利追求，甚至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膨胀。
（二）国家行为的无效率。在市场组织中每一个经济行为都必须是成本效益核算的最佳结果，但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存在特殊标准与要求，由于产品与服务本身的社会性以及国家供给的垄断性，使市场产品难以度量或不能度量；另一方面国家收入来自于税收、国有企业的利润或者其他非价格化收入。因为缺乏硬预算约束和硬市场约束，易滋生资源利用低效率和官僚主义。并且收入与成本在价格基点上的分离也意味着资源配置错误程度增加，即公共资源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不均衡。
（三）国家行为的帕金森定律。新制度经济学派着名的诺思悖论指出：一方面没有国家权力及代理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界定、保障和实施，国家为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的交易费用，社会产生最大化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具有垄断特征和扩张性质，往往是个体权利最大最危险侵害者。 (18)国家权力的扩张性被描绘为“帕金森定律”，即当一个职能部门设立后，其行为目标之一预算最大化，进而支配权力和控制领域扩展，再进而机构与人员编制自动以一定比例扩大，公共领域拓展势必侵蚀私人空间。诚然，并非所有的国家介入都是可非难的，惟介入通常具有自我发展之倾向，而且会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越滚越快。此际或因超出官僚体系所可负荷的能力，或因政治法律规范设计缺陷使原本立意甚佳的国家介入也对民间造成负担，甚而不少为介入而介和的管制更有可能产生劣币驱遂良币之虞。国家介入对我们市场经济社会自主、自律性的发展形成一股阴霾，是一种经常性威胁。(19)
（四）国家行为中“寻租（rent-seeking）”现象普遍存在。“租”这一概念是从地租引申而来的，指由于某种稀缺资源缺乏供给弹性，而给资源所有者带来的报酬与转移使用权之间的级差。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寻租”是指寻求人为短缺资源的租金。从某种意义上进市场中垄断是一种经济租的现象，比较难处理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如价格管制、许可证、关税和出口配额、政府采购等所形成的租，其危害是切断市场上稀缺资源自然趋向最优化配置过程，严重扭曲经济资源的配置，造成社会生产增加非生产的额外成本，包括寻租者的寻租机会成本以及防止寻租行为的成本。另外，政府官员基于私利，积极运用权利设租、创租、引致腐败盛行，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正如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一定范围内企业与市场并存的原因，企业是一种比市场更节约的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那么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理由，就是国家是一种比市场更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经历公权无限扩充年代以后，我们更应记住：只有在一切办法都证明确实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采取国家干预这种永远次佳的办法。(20)综上所述，国家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市场失灵，国家介入可以克服市场缺陷和不足；且国家介入经济成本低于市场失灵所造成资源损失，而经济法调整对象就应是在满足上述条件下，国家介入市场过程中形成社会关系。尽管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界定，但如果排除追求言辞简炼的心理障碍，那么对于如此庞大的经济法律关系体系，则又是相当真实的表述。
三、影响国家与市场经济的两个新因素
（一）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在现代经济中除了市场和国家以外，还存在其他市场中介组织。在我国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和资信评级机构、公证和仲裁机构等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审查和评价市场主体行为，监督其是否公正、公开原则进行竞争，反对欺诈、调整规范市场；第二类质量检测和计量检验机构、商品检验中心、消费者协会等监督市场活动的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反对虚伪欺诈消费者，保证市场公正交易、公平竞争，稳定经济运作效率；第三类商会、行业协会等自主性市场中价组织，其主要职责依据市场规则制定会规、行规或公约约束成员行为，实行集体自律，反对不公平竞争。(21)中介组织存在发展深刻影响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弥补市场自我运行可能产生不应后果，抑制了企业组织的非市场化行为和不良市场行为，成为市场经济“润滑剂”；另一方面分解政府的职能，抑制公权的无限扩张趋势，保证了市场机机械制作用空间，形成市场“看不见的手”与国家“看得见的手”外的“第三只手”，与之相适应经济法调整对象也发生波动，即扩大了对所立中介组织的法律规制内容，如《证券法》、《公司法》关于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人员的责任规定；又削减一部分由国家法律调控的空间，以业内规则取代法律约束。
（二）经济的国际化。本世纪70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迅速扩大和发展的良好状势。英美等英语国家称之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法国等法语国家称之为“世界化(Mondialisation)。尽管几乎每一国家都存在对这种趋势的利弊得失的不同看法的激烈争论，但现实中他已经改变我们思想观念与生活。市场突破国界成为世界大市场，尤其是计算机、因特网、无线通信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时空观发生变化，区域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近在咫尺，国内经济秩序必然要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例如我国政府为与WTO 全面衔接，将大量修改、废止国内经济法律法规；而面对日益扩大市场领域，国家统领力逐渐不足，区域性经济组织、超国家经济调节机构、内容广泛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协定纷纷登场，亚洲金融危机已将这一切展示无疑，“阿根延的一只蝴蝶的翅膀扇动真可能引发夏威夷的台风”。涉外经济法必然将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于同一，那么经济法调整对象也将发生适应性的调整。

以上是从国家与市场经济角度对经济法调控对象进行应然性的思考，但不可回避的是经济法发展存在路径依赖(22)，即经济法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法是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法、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必然迁就于现实(23)，例如鉴于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国家在国企改制以及战略性调整中不能单纯地依赖于市场机制，而必须采取超经济的手段进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要职能；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本土资源贫乏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是把各不同发展阶段压缩在二、三十年内完成政府推进型，国家承担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机能的重要职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肩负着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需要保护民族工业，甚至扶持国内垄断性质企业集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重要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国家的调控经济的行为中必须包括大量的政治因素，当经济法被适用于调整上述社会关系，这也就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中国特色。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理想与现实的正确认识是发挥经济法功能、延续经济法发展的理论基础。

⑼ 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哪些

[关键词]财富源泉；福利；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牛顿方法
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的名称。从学科发展的情况来看，“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名称更恰当些。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因此，研究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似乎是“学说史”的任务。要把“对象和方法”截然区分开来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别叙述的方法却是适当的。本文讨论这个问题，目的是想搞清财政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演变的原因、现状和趋势。
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财政学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的源流发展来看，把经济学转为“科学”的第一人是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样被认为是财政学的开山之作。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学说称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的《国富论》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财富”和“怎样国富”的问题。斯密在创立科学经济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属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即“工业化”的开始时期。这里的“工业化”是指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工业”从它来到世间就是以“交换”为前提的，但从起源来看，最初的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什么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但从农业经营方式的起源来看，最初却不需要交换。如何把农业纳入交换经济，进而纳入“工业化”的轨道，同样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上述的说明已经隐含了斯密的社会发展观：资本主义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因此，在这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可以作为等同的概念来使用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农业人口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斯密时期，全球人口只有8亿（1750），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高达95%[1]（第180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并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话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社会的当务之急，物质产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当时在“制度”安排上却是不利于“工业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于“贸易自由”的制度障碍很多；在不成文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贵金属就是“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占统治地位，严重影响“贸易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财富”就是“价值”的着名论点；并指出“市场经济”是“国富”的原因。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但斯密的“价值”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并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是“生产性”的。他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教育、文艺等部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他的市场经济只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方式。他倡导“廉价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上述表明，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他的财政学是作为他理解的“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他把“国家”拟人化，即把国家行为看作自然人一样地理性行为，重点分析税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不作为”。这可以称之为斯密传统。
西方的“工业化”时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是工场手工业全面转入机器大工业时期（蒸汽机普及时期），也就是斯密“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在欧洲大约起于1750年左右，止于1860年左右，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国，大约在1830年就结束了，而欧洲大陆则要迟30年左右。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研究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与经济学家的民族感情、社会环境、所关注的经济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有关。当时德国相对落后，意识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国的经济学家是反斯密传统的，比如德国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应该说，历史学派在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的时候也没有把“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来看待。
“工业化”完成之后，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由“温饱”转入“小康”。社会关注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需求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学说史的角度看，1890年马歇尔发表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宣告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同时，马歇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但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风气在1860年前后就形成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第一卷）、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原理》（1871）、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是明显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马歇尔拓宽了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劳务”也是有价值的，也是“生产性”的。这样，就把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但他同样认为政府部门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同时，马歇尔也注意到“工业组织”的制度变迁，社会分工更为发达，从生产到消费的环节越来越多，经济研究不应该再从“供给”出发，而应该从“需求”出发。他认为，斯密只强调自由竞争是不够的，竞争也有缺点，合作也有优点。不仅如此，“国富”光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远远不够了，需要人们深入认识，自觉“驾驭”。他认为社会发展不像斯密所说的那样“自然而然”，而有“人为”选择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斯密理论中关于“自然工资”、“自然利润”、“自然地租”、“自然利息”的概念是不贴切的，应把“自然”改为“正常”。这个“正常”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正常利润”、“正常利率”等等，甚至在此后发展起来的宏观理论中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也采用“常态”和“非常态”的概念。他认为“纯粹”的经济学只研究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不可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尽管对经济有重大影响，比如政治问题，不属于“纯粹”经济学的范畴。这就是说，“政治问题”、“国家问题”对于“纯粹经济学”来说，只是外生变量。从此古典经济学喜欢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被“经济学”替代。这一切就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新”，并形成“马歇尔传统”，但理论的“本体”仍然是“古典”的。直至今天，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研究被列入“主流”的地位，而且不如此就似乎不正宗。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时期划到1936年，即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那一年。我以为不妥，“新古典”时期的终结年代应该以1950年左右为界。凯恩斯在主流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很高，名声很大。我以为从经济学说的角度看，凯恩斯的“名声”大大超过了他的学术贡献。从学术成就上看，他仍然应该被纳入“新古典学派”，但标志着新古典学派的终结。他的名声之所以那样大，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创立的宏观理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根据。从1930年代以后，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日益加强，导致20世纪40年代发展为“混合经济”。二是二战以后直至1970年，资本主义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1930年代的危机给西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于是人们把“政府干预”以后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凯恩斯。三是凯恩斯是英国财政部的高官，参与重大经济政策，包括国际经济组织的策划。而他的老师马歇尔却是纯粹的学者，凯恩斯可能是开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政治先河的代表人物。这是政治决策发生明显变化的重要标志。凯恩斯以后，英国在经济学方面“原创性”成果最多且领先的地位也结束了。
马歇尔有两个着名学生：一个是庇古（1877—1959），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一个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们不迷信老师划定的经济学研究范围，一个把社会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另一个把宏观问题请进经济学的殿堂。但在对市场经济的“本体”认识上仍然是“斯密”的；在经济分析方法的“本体”上仍然是“马歇尔”的。因此，把他们列入“新古典学派”是适当的。
这就是说，新古典学派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领域。在“效率”方面，把斯密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市场经济”拓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盈利性部门。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领域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三条主线，没有统一的理论模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有一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味道。凯恩斯学说确实名噪一时，主流派甚至一度认为微观问题已经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社会的注意力几乎主要被宏观问题所吸引。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在主流研究中，“效率”是市场机制的事情，即“市场经济”的事情：“公平”和“稳定”是政府的事情，即“非市场机制”的事情。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政府却只是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并没有从微观上研究“非市场”的“机制”问题。但社会关注的问题不是理论研究的全部，真正的理论家需要以他对社会进步的思考、以他独特的知识积累、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以他超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来“捕捉”和“研究”有关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当时社会所“不关心”的，但仍然有一批真正的理论家在“耐得住寂寞”状态下进行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仅比凯恩斯的《通论》迟了一年，可是在很长时期“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40年以后才名声大噪，被誉为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科斯的论文实际上把“企业组织”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回答了“企业组织”的“性质和原因”。在传统的“效率”研究中，“企业组织”历来是作为“价值”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科斯却把它内生化，并提出“交易费用”的着名观点，从而确立了“企业组织”在经济研究

⑽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怎么样的

1.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其统一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2. 例如《资本论》，第一卷采用了“历史发生学的研究方法”；第二卷采用了“系统发生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卷采用了“现象发生学的研究方法”；第四卷采用了“认识发生学的研究方法”。

   
   

3. 首先是母子生长路径的确立，其次是复杂性的系统关系，再次是现象生活，再次是语言生产。这个批判的历史实践过程。所以是“历史实践的批判方法”。

以上回答来自资料：网络词条——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面临任务：承担创造性理解马克思的作品，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这个历史任务所以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科学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也需要明确其“保卫的工作内涵”——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在继承和创新意义上的具体发展道路和实现方法手段的选择以及寻求中国经济学原创的理论和思想。历史既然已经将其过程“总体”呈现了出来，那么，我们应当更多地使用历史性质的方法来剖析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问题，《江汉论坛》2015年9期

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逻辑解析——文本问题、“科学抽象法”的反思及其他，《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7期

3.《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