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危险源辨识五种方法
危险源辨识是指通过对工作场所进行系统分析,识别出存在的各种危险因素,确定其危害程度和可能性,以便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的过程。
以下是危险源辨识的五种方法:
安全检查法:对设备、工具、机器、建筑物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潜在的安全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进和消除。
经验评估法:根据从过往的类似事件团扒和经验中获得的信息,对工作场所进行评估,确定危险源和控制措施。
作业分析法:对具体作业的每一项工作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估,找出危险源并提出控制措施。
风险评估法:通过对工作场所所涉及的人员、环境、设备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估各种可能性的风险,确定危险源和控制措施。
事故调查法:通过对发生的事故进行详腔缓细调查,找出事故的原因和导致事故的危险塌圆昌源,以便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使用。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工作场所的具体情况,综合使用多种方法,以达到全面、准确地识别危险源的目的。
Ⅱ 自然灾害风险
(一)定义
自然灾害风险就是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程度,具体来说就是一定强度的某一灾害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可能造成的损失。如洪水风险是指在某一重期洪水(如20a一遇)条件下,某城镇或农村淹没区可能遭受的损失。
灾害损失:包括灾区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以及社会政治影响等。
直接经济损失:灾害发生后在短时间内所造成的最初的经济损失,是一个静态概念。
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的后期效应,是一个动态概念。
(二)自然灾害风险分析
自然灾害风险分析包括对灾害本身的分析与灾害涉及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的分析。
通常把灾害系统分为灾害源、灾害载体和受灾体三部分。对灾害郑罩系统的分析包括灾害源的时空分布、影响条件及发生原因、灾害载体本身的特性、传播速度及路径、承灾体的范围及其构成,即灾区的人及其有关环境系统,包括生物圈、生活生产设施等。
自然灾害风险分析并不研究以上所有内容,如灾害发生原因、触发条件、载体本身的特性等,而是着重分析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及其涉及范围的大小,强调受灾范围内承灾体的构成即人口的分布和构成、财产的分布与构成等。
(三)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就是对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与灾害可能带来的危害程度进行客观地评估。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通常以一次灾害过程为度(计算单位),但是遇上群发性的灾害过程,也可考虑多种灾害同时计算。
风险对象包括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域内一切可能受到损害的人群、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经济预测不同。经济预测是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所作的外推,自然灾害风险没有连续的基础历史数据,拦闹也不能完全采取外推的办法,在可能损失估算中会有一定的主观条件预测,如多因子扩分时,某些权重的确定要靠专家的经验或外地的经验。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灾害损失评估也不同。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是一种在灾害发生之前的简丛罩行为,是在灾害的危险性分析、灾害估算,灾害影响小区划,以及对各类工程、经济部门、生命线系统的统计估算基础上,对所预测范围内的人口分布和构成、财产分布与构成进行的分析和估算。灾害损失评估是灾害发生后的行为,估算某一特定地区的破坏情况,以正确反映灾情的严重程度。当然两者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系,灾前的风险评估是灾后损失快速评估的基础,前一次灾害损失评估是风险评估最好的参考。
Ⅲ 自然灾害综合研究
2009 年对自然灾害 20 年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做了总结,撰写了 《中国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进展》[146]一书,关于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概况,该书在绪论中写到:
“随着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进程,自然灾害综合研究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1990 年以前,重点是进行灾害自然属性,即自然灾变的研究,主要是收集、统计自然灾变事件、灾变强度、频次、研究自然灾变的空间分布与发展规律,并进行灾变时、空、强的预测研究 。
第二阶段 1990 年以后,对灾害双重属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重点是进行自然灾度的研究,除继续灾害自然属性的研究外,加强了灾变对社会的影响研究,包括人口伤亡、经济损失等; 重视了灾害损失的时空分布规律和大灾、巨灾区的分布; 同时开展了减灾能力的初步调查和统计; 开始重视自然灾害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和人类社会活动及环境变化对灾害和减灾的互馈影响,相继开展了减灾与发展、企业减灾、城市减灾、区域减灾工作。
第三阶段 1995 年以后,重点是进行社会承灾体受灾程度和承灾能力的研究,在对灾害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研究的基础上,以自然灾变、社会承灾体易损性、减灾能力三大因素的现状与发展为基因,开展了未来灾害风险的预测研究和评估; 并在此基础上,从定性到定量化的研究了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和社会对灾害的可接受能力,进而制定了一系列灾害防御、灾害应急规划和计划,推动了减灾社会化与产业化的发展。
在此期间,完成了 13 项科技攻关项目,为国家、部门、地方、企业编写了 33 份规划、计划、设计,编着 ( 含合着) 了 30余本专着和 100 余篇论文、编制各种全国性灾害与减灾区划图一百多张,筹建了自然灾害综合数据库,为建立灾害科学体系和灾害数字化地图提供了基础。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其他奖项。
……
1. 自然灾情调查与综合研究
1989 年开始,三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对我国地震、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农、林等七大类 35 种自然灾害的概况、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综合性的全面调研。1994 年建立了自然灾害综合信息系统。在对自然灾害分布规律、成灾规律和减灾对策综合研究的基础上,1995 年编写并出版了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 ( 总论) 》[72]、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 ( 分论) 》、《中国重大自碰卖耐然灾害及减灾对策 ( 年表) 》和七类灾害的全国分布图。
基于自然灾害对社会危害情况的调查、分析和评价,2000年出版了 《灾害 社会 减灾 发展———中国百年自然灾害态势与 21 世纪减灾策略分析》[105]; 2003 年编制了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121],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反映了灾情与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及系统的减灾对策。
2. 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
1989 年开始对我国各类自然灾害的减灾能力现状进行了初步调研,2000 年对我国区域减灾能力进行了宏观评估,2005 年首次对我国减灾基础能力、监测预警能力、防灾抗灾能力、救灾重建能力进行了调查与综合评价,编写了 《中国基础减灾能力区域分析》[128]、 《中国洪水灾后重建问题和需求及对策》[103]、《自然灾害评估》[135]等论着。依据区域减灾基础能力与受灾程度、减灾有效度、灾害深度的对比对区域减灾基础能力增长需求度进行了分析与分级评估。
3. 自然灾害区域危险性、危害性、风险性分析
从 1991 年开始,在对我国单类与综合自然灾害的强度、频次、受灾体易损性调查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对我国自然灾害区域危险性 、危害性、风险性进行了多次量化研究,1994 年首次编制了中国地震、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等单类与综合的灾变区划图、灾度区划图和风险区划图等系列区划图 41 幅,编写了“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与保险区划”[98]研究报告和 《中国自然灾害区划工作进展》[94]专着。2005 年在新编中国灾害灾变区划图、灾度区划图、风险区划图的基础上,编写了 《中国 21 世纪初期自然灾害态势分析》[120]、 《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127]等论着。
依据区域自然灾害损失程度、区域自然配芦灾害深度、区域相对减灾基础能力、区域不可接受影响程度等,对我国区域安全性进行了评价,划分了不同等级的风险区,圈定了对社会危害可能特别严重的巨灾风险笑春区。
4. 人口—资源—环境—灾害互馈系统问题综合研究
近年来,环境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1992 年马宗晋、高庆华发表了 《论人口—资源—环境—灾害恶性循环的严重性与减灾工作的新阶段》[64],对黄河和长江洪灾、华北地面沉降、沙漠化等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 “黄牌警告”。2001 年撰写了 《环境·灾害与地学》[109]、《论土地资源与地质灾害的双重属性与发展态势》[110]、《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自身的觉醒》[114]、《关注人口 资源 环境与自然灾害》[108]等文章和专着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化》[122],进一步阐述了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的双重影响,讨论了太阳活动、地壳运动和全球变暖等因素的致灾作用。提出了综合减灾要与人口政策、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统筹兼顾的对策意见。2006 年面对干旱可能引起的灾害和环境问题,调查并编写了 《中国的干旱化、荒漠化、水资源危机和藏水北调问题》( 资料摘要)[130],指出干旱化将是最大的灾害影响,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上报中央,受到重视。
5. 自然灾害综合预报探索
在自然灾害调研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各种自然灾害都不是孤立的,彼此往往形成灾害链、灾害群,构成自然灾害系统。自然灾害系统是地球表层系统的一部分,其规律服从地球系统的发展演化规律和全球变化,并受着太阳及其他天体活动的影响和制约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这一系统性的认识,从理论上推动了单类与综合的灾害预报向深层次发展。从 1991 年开始,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领导下,连续开展了三个年度的自然灾害发展趋势综合会商,除了为国家提供了年度自然灾害发展趋势总况外,也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提供了依据。根据全球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发展趋势的研究,在论着和报刊上多次指出干旱是对我国危害最大、不良影响最深远的自然灾害,并圈定了未来旱灾风险区。
6. 研究并提出与推动减灾系统工程
1991 年马宗晋高庆华共同撰写了 《减轻自然灾害系统工程初议》[50],提出减轻自然灾害是一项包括监测、预报、防灾、抗灾、救灾、重建等各种措施的系统工程。之后相继提出建立全国立体监测系统和灾害信息共享系统; 进行自然灾害形成机制的综合研究和综合预报的探索及综合减灾的理论方法研究; 国家、城市、企业综合减灾系统工程的设计; 灾后重建需求和对策的综合研究; 城市和地区灾害应急方案的制订和组织; 灾情统计标准、灾害等级划分标准; 灾害评估模式; 灾害保险; 灾害管理等问题的广泛研究; 开展了示范区研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根据取得的成果,撰写与编着了 《中国减灾社会化的探索与推动》[83]、 《1998 年长江大洪灾的反思和 21 世纪减灾对策》[93]、《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94]、 《中国洪水灾后重建问题和需求及对策》[103]、 《中国 21 世纪初期自然灾害态势分析》[120]、《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127]、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121]、 《中国区域减灾基础能力初步分析》[128]、《中国减灾需求与综合减灾》[136]、 《自然灾害系统与减灾系统工程》[137]等论着和大量相关论文。
减灾系统工程的理念目前已为我国减灾各界广泛接受,并已体现在减灾规划和减灾活动中。
7. 建立了自然灾情评估统计标准体系
1991 年提出 《关于建立自然灾害评估系统的总体构思》[52],1996 年在国家经贸委领导下,会同 20 个部局,全面调查研究了各部局、各灾类灾情调查统计的现状,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制定了统一的灾情评估统计标准体系和指标。编写了 《我国部门灾情统计标准化现状调查》、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标准化调查研究报告》和专着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标准化研究》[86]。
提出的综合意见已为相关部门和国家经贸委接受,并呈报国务院。在此基础上已开始制定自然灾情统计国家标准。
8. 进行了自然灾害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
1990 年开始,提出并推动了减灾与发展、城市减灾、企业减灾、区域减灾及减灾社会化与产业化,深入研究了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自然灾害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 《灾害、社会、减灾、发展》[105]、《减轻地质灾害与可持续发展》[104]、《可持续发展与减灾》[126]等论着、研究报告和 《关注人口、资源和自然灾害》[108]、 《经济发展与减灾》[118]等论文。参与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编的 《中国21 世纪议程》、 《中国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 和 《可持续发展:人类关怀未来》等专着的编写。
在对经济发展与自然灾害双向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各省( 市、自治区) 社会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与自然灾害影响程度综合分类,编制了自然灾害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图。1999 年马宗晋、高庆华呈报了关于开展 “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社会突发性灾难应急管理系统示范研究”的建议,2001 年发表了 《建立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115]、《初议防疫-减灾综合体制》〔124〕等论文。
9. 开展了国际灾害与减灾科学交流
关于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创新点,该书绪论中继续写到:
1. 提出了 ‘自然灾害双重属性’ 的新观念,奠定了灾害社会属性和灾害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认为自然灾害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这就打破了单纯‘天灾’的概念,推动了成灾过程的社会性分析,认识了人口—资源—环境—灾害的互馈关系,打开了社会化减灾的广阔道路,改变了从事自然灾害研究者只重视灾害自然属性研究的传统观念和范畴,开拓了自然灾害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支撑下,初建了灾害科学体系框架,撰写了其中约 30部灾害科学系列论着。
根据自然灾害的自然属性,认识了自然灾变与地球表层系统和与全球变化的关系,为自然灾害综合预报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灾害对社会影响和社会的减灾需求,在分析 ‘灾害—社会—减灾—发展’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 21 世纪初的减灾综合策略,认为减少人为致灾因素,转移和保护受灾体是最经济、最有成效的减灾措施; 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建设、防灾减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的策略及减灾社会化、产业化。提出的加强社会减灾的多方对策建议,已在管理部门领导层和成灾工作人员与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2. 界定了自然灾变与自然灾害的科学含义
自然灾变属于自然变异,只有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失时,才称为自然灾害。从而根据成灾机理提出了消灭或削弱灾害源; 削弱或分流灾害载体; 转移或保护受灾体的减灾原则。
同时提出自然灾害和减灾辩证法的论点,认为自然灾害既有弊也有利,减灾活动既可减轻灾害,也可致灾; 任何减灾措施既有利,也有弊。指出了 ‘兴利除害’、‘避害趋利’、‘化害为利’‘害中求利’‘权衡利弊’、‘求大利弃小害’的辩证减灾思想。
上述减灾原则和减灾指导思想已渗透到社会减灾活动中,据此已为国家、地方、企业编写规划、计划十多份。
3. 将系统科学引入灾害科学研究
通过对各类自然灾害的综合研究,发现许多自然灾害不是孤立的,往往构成灾害链、灾害群、灾害系统; 减轻自然灾害需要多部门的协作和多种措施的联合运用,从而提出了自然灾害系统和减灾系统工程的新观念。并于 1991 年出版的 《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中,为我国自然灾害研究和减灾提出了具有导向意义的总体蓝图 ( 现在的实践检阅,当初提出的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 。
基于以上理念,提出了自然灾害综合调研和综合预报的意见,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地震局、国家气象局、国家海洋局、水利部、地矿部、农业部、林业部等部门的共同支持下,对我国地震、气象、海洋、地质、洪涝、农、林等七大类自然灾害进行了联合调查研究,了解了我国灾情总况; 联合举办了三次自然灾害综合会商,推动了省市自然灾害综合预报工作的进展,为综合减灾提供了依据。
首次提出并逐步完善了减灾系统工程的框架设计,提高了减灾工作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已成为统一全国综合减灾工作布置的基础模式,该系统包括: 监测、预报、评估、防灾、抗灾、救灾、重建、保险、立法-教育、规划-指挥等十个子系统,设计中明确了各系统的内涵、工作属性和子系统之间相约互馈关系。这个包容不同成灾工作领域和工作层次,按灾前、灾时、灾后和平时展开的减灾系统工作模式,已为单灾类减灾工作管理,各级政府的多灾类减灾工作综合管理和减灾规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设计基础,目前已被广泛采纳、参考,各省 ( 市、自治区)和国家级减灾管理部门已制定了相应的减灾工作设计,在减灾工作思想和减灾行动的全国统一性方面,起到了规范性的作用。
4. 建立了自然灾害研究的工作系列和模式
提出并实施了自然灾害研究六部曲,即灾情综合调查、灾害危险性分析、灾害危害性分析、灾害风险性分析、社会减灾能力分析和社会减灾需求度分析。
在调查研究和资料综合的基础上,参与并统编了中国自然灾害史,编创了中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分布图和 3000 多年来的灾害发展态势图; 全面调查与反映了近 50 年来我国各类自然灾害的灾情; 总结了我国百年 ( 20 世纪) 自然灾害态势,从灾害双重属性角度,阐述了 2l 世纪初中国自然灾害的发展趋势。
研究深度已从单纯灾害分布规律研究,发展到对灾害危险性和危害性的定量评价,基本查清了我国灾情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严重性,提出分灾种的危害性评价:旱灾的危害最为深远; 洪灾的损失最大、最频繁; 地震的死人最多,影响社会安全最重; 海洋灾害增长最快; 地质灾害的增长与人类活动及建设的非规范发展关系密切; 农林病虫害中大灾有再度复发之势。
在 GIS 支持下首次 编制全国性包括气象、洪涝、地震、地质、海洋、农业、森林等多灾种的各类灾害系列区划图约 100 余幅,标示了我国重点灾害危险区、危害区、巨灾风险区和灾害保险分区,指出了减灾重点区域。
研究了自然灾害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影响度,将减灾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范畴,成为制定减灾规划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灾种的减灾对策,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市与公众的广泛关注。”
Ⅳ 关于预防自然灾害国家都有哪些对策
我国政府对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对策研究综述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各种突发公共事件接连不断, 自然灾害便是突发公共事件表现突出的一种,常常给人们带来生命和财产损失,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破坏。政府通过建立和健全新的政府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不断提高政府对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能力。近年来学者的相关研究很多,在理论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本文主要介绍部分有借鉴价值的观点,以次不断学习掌握有关知识。关键词:公共事件 突发自然灾害 应急管理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 5,社会正处于动荡期,台风、海啸、矿难、空难、地震、火灾、骚乱等接连不断,恐怖袭击、疫病传播、生态灾难也时有出现,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03年“非典”蹂躏中国大地、从口蹄疫情到禽流感,从全国的手足口病, 到今天的汶川大地震突发自然灾害接连不断,给人们带来生命和财产损失,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破坏。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界定 突发公共事件是从公共管理角度研究危机的专用术语,主要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重大社会影响,是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国家政权有较大影响的突发公共事件或状态。 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依据,突发事件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根据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自然灾害是由于自然现象的异常变化作用于人类社会,从而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秩序混乱,影响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事件。以自然灾害发生的主导因素(地理属性)为依据,可把自然灾害分为四大类:气象气候灾害、地质地貌灾害、水文海洋灾害、生物灾害。此外,宇宙空间和太阳系的一些天体的特殊运动现象也会对地球和人类社会构成不同程度危害,这就是天文灾害(星灾)。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其形成原因和特点又各不相同,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在范围、程度上也不相同,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应对。自然灾害作为突发公共事件的一类,常常会给人们带来生命和财产损失,应当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以尽可能降低其造成的危害。①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意义自然灾害除了具有一般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公共性、危害性等特点外,还具有其不同于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一些特性。在形成原因、影响范围、时间、传播形式等多方面,自然灾害区别于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在应对时要充分考虑这些特性,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和救助手段。自然灾害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一类,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应当遵循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原则。②二 、我国政府对公共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一系列对策从目前国内外学者观点看,对应急管理的界定一般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说明应急管理的目的; 二是说明应急管理应该采取什么管理行为。基于以上考虑, 所谓应急管理, 就是通过一系列有效管理行为来预防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 以使公共组织及其成员摆脱危机状态的行为过程。其宗旨是通过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预警能力和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迅速恢复社会稳定,将突发危机事件带来的危害尽量降低到最小程度。主要对策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公众对公共突发念渗宏事件发生的认识要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 增强防灾、减灾的意识。平时应进行关于应对自然灾害知识的宣传教育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以提高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应当加强科普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开展防灾、减灾的宣传、普及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减灾意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和做好“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群策群力,防治结合”的防灾、减灾工作。自然灾害在目前虽然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应当树立防灾意识,尽量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一发生,则积极应对。可以通过培训提高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增强人们对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认识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及水平。③2.加强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建设 应急预案又称应急计划,是针对可能的重大事故(件)或灾害,为保证迅速、有序、有仔册效地开展应急与救援行动、降低事故损失而预先制定的有关计划或方案。自然灾害应急预案是喊高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于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危害性等特点,在平时加强对自然灾害的监测非常重要,但是在当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对于某些自然灾害还是无法准确地进行预测,不能避免其发生,那么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如果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有关部门则可以根据预案并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自然灾害进行处置。因此,应当加强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建设,以提高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能力。3、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改革减灾管理体制针对辖区所发生的自然灾害的严重性程度,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体系中的责任,加强辖区自然灾害区划、减灾规划、应急预案编制、应急行动、救灾救济基金、恢复与重建等项工作,从而实现明确目标、分级负责、协同作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整合上述关于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功能。这是政府的有关指导意见。 4、做好日常战略物资储备工作 建立国家的战略物资储备制度。战略物资就是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食、能源、矿产资源、医疗设备等,这些对应付紧急事件、特别是灾难的救助和灾后的重建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战略物资的储备还应该考虑到地理上的安全性和分布情况,以保证在关键时候能够迅速发挥作用。例如按照国际上的惯例,石油进口达到本国石油消费的7 %就是警戒线,而应该制定相应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一般来说,这种储备应该为90 天的进口量。所以我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制度迫在眉睫。其他如粮食、矿产、金融方面的储备也都是如此。在应急管理中,人力和物力上能否及时得到保障是整个行动成败的关键。所以政府有权根据情况启动各种战略物资储备;有权号召全体公民共同努力处理全国或者局部地区的战备、救灾抢险等紧急状态;也有权在必要时强制有关公民有偿提供一定劳务或者财物的措施。世界各国的法律对此都有规定。④ 在这次汶川震中,国家很多物质储备出现了紧缺,给救灾带来了诸多不便。5、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规章制度为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开展的工作就是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统一政府在应急管理中的职、权、责, 确定依法管理的法制原则。我国虽然也制定和颁布了一些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和法规, 但是这些法律本具有很强的部门特征, 难以整体协调, 其核心问题在于我国缺乏一部关于紧急状态与行政紧急处置法。有必要通过健全和完善紧急状态与行政紧急处置法律制度, 把我国的应急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一旦发生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 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命安全, 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应对危机与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法律责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最终解决得如何, 取决于我国体制改革和法制化程度, 取决于人们对危机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程度, 取决于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理论研究的深度。为了保证应急管理的质量,就需要对应急管理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的监控,并且根据事态的发展迅速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监控,一方面是根据下面的具体实施情况,发现应急管理的措施本身所有的弊病,及时作出调整。这中间的关键是保障信息传输渠道的双向和有效,也就是说要保障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和客观性。这就不仅要靠政府机关的内部信息系统,还要广泛依靠学术单位、民间机构、新闻媒体的广泛参与。因为下级机关由于利益的考虑,提供的反馈信息往往是不准确的,多报喜少报忧,很容易造成信息上的误导。另一方面,就是根据监控的情况,对于执行不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进行及时的撤换和处理。6、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面对突发事件, 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常规动作就是“捂盖子”封锁消息或者出于各种目的的虚报、瞒报、缓报、漏报。但事实“, 谣言止于智者”。有专家提出,“有时候, 灾难所引发的恐慌会比灾难本身更具有破坏性。灾难仅仅是侵害了人的肉体, 在一定范围内有杀伤力; 恐慌则摧毁人意志,能够导致整个社会混乱。”所以,有效进行信息的预防、发布、引导和批驳,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把群众欲知、想知、应知的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告知群众, 既可以矫正视听, 避免信息传递失真, 提高政府公信力, 又可以有效避免和控制事件升级。尤其是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的权威信息传播得越早、越多、越准确, 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威信。所以政府应该加快信息公开制度化建设, 提高政府透明度, 更好地发挥主流传媒的作用。同时,政府也必须要重视全民的危机管理教育, 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舆论、信息观。7、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参与救灾危机的救助,不能仅靠政府的力量,还应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这样不仅有助于缓解危机在公众中产生的副作用,使公众了解真相,消除恐惧,起到稳定社会、恢复秩序的作用,而且调动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危机救治,可以降低政府救治危机的成本,建立国际沟通与协作机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现代技术的发达,资讯和人口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频繁的流动,使得地球上任何一次大的灾难都变成不仅是本地的,而是全球性的灾难,如印度洋海啸事件。在这个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政府要有全球化眼光,要与国际组织在危机管理方面扩展合作。在危机管理上,我们要积极争取国际性的组织和地区性的组织在资金、人员、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在信息方面的沟通,通过沟通协作机制的建立,加强国际国内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实现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⑤ 汶川地震后,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纷纷捐款捐物,世界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有效的帮助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 8、危机结束后的善后处理工作 危机结束后,还要进行危机管理总结,彻底清除复发隐患和同类事件发生的根源;消除由于危机造成的不良影响,重振政府形象。建立危机的善后处理系统,是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做得不好,同样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有时还会演变成新的危机。因此必须克服重事态平息、轻善后处理的错误做法,将善后工作作为处理危机事件的重要一环。建立危机的善后处理系统,一是设置做好善后工作的专门机构,迅速制订善后工作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对策;二是加强政府的危机公关。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公众心理是十分脆弱的,,政府进行心理救治,以摆脱危机阴影。三是在危机善后处理工作结束后,政府应建立危机资料库,要充分发挥危机评估系统的作用,对危机后果、将来的形势动向进行分析评估,从中探求规律性的东西,借以弥补危机暴露出的管理漏洞和工作失误,并排除潜在的危机,为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进一步提高危机处理能力、管理水平及预防和有效解决新的危机事件提供参考。 总之,在我国, 危机管理的研究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仍属一个全新课题。这就需要我们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通力合作, 选择各种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尤其要对众多国外比较成型的相关案例进行挖掘,力争从理论总结到实践运作全方位寻求符合我国国情、政情的解决方案, 以推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理论的进展。要加快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法制体系,把应急管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加强应急管理预案研究,科学论证,积极演练;提高应急装备和技术水平,加快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形成国家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科技支撑体系。
Ⅳ 自然灾害的成因级应急措施
一、自然灾害成因的多重性
自然要素,如大气、海洋和地壳,在其不断运动中发生变异,如暴雨、地震、台风等。当其对社会造成危害时,即为自然灾害。人类生存于地球表面,影响人类社会或可导致灾害的变异,主要发生于地表附近的空间内,向上包括一定高度的大气圈,向下可达到一定深度的岩石圈,每个圈层内的自然变异与相应的自然灾害,都有各自的特征。按照自然变异的成因,可以把它们分为大气圈灾害、海洋圈灾害、岩石圈灾害与生物圈灾害等。[1](p2-3)自然灾害的成因,既有自然性因素,也有社会性因素。
自然灾害成因的自然性因素,有多重含义。第一,自然界的基本要素光、热、水、土、气、动植物等处于变动不居时,它对人类和环境有影响。第二,自然界一种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各种环境要素的变化,如地震引发火灾、水灾、疾病等,火山喷发引起气候寒冷、森林火灾、城市毁灭等,海洋地震引起海啸、海潮等,干旱引起病虫害、土地沙化、盐碱化、草场退化、地面沉降、地裂等。而这些变化,同样对人类及其他环境要素造成危害。第三,宇宙中任何天体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其他天体,而且有时会影响地球上人类和其他各种环境要素的变化并造成危害。第四,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取决于自然要素变化的强烈程度、时间尺度、发生地区、交通通讯状况、政府反应速度和方式等多种因素。
自然变化除了给人类带来灾难,有时也有益处。如人类可以利用潮汐变化规律来决定航海路线、捕捞地点和时间。对沿海地区来说,风力级别越早枝虚小,海滩养殖和海上作业越安全。洪水在天然条件下,具有塑造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功能:洪水是冲积平原的造就者,洪水能补给江河两岸和湖泊、湿地的水源及两岸地下水,维持两岸和湖泊、湿地的生态系统。洪水不仅对自然生态系统有益,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有益。对于自然灾害成因的自然因素,人类不能苛责于自然。历史早期,人类可以通过经验和知识,适应自然变化。各民族中都蕴涵着规避灾害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了,科学家可以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来研究其成因、规律,提出预防和应对的方案。
自然灾害成因,也有社会性因素,如农业社会中人类的生产经济生活,就有可能成为自然灾害的社会性因素。陈志强教授提出,当代史学,不仅要对工业文明及其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持批判态度,对农业文明,亦应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2]笔者很同意这样的观点。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地理基础和物质基础,黄河的冲决和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黄河河患,都是河流改道、迁徙造成的吗?这当然有自然因素,更有社会性因素。汉朝贾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出,战国时,沿河两岸的齐、赵、魏三国,在黄河两岸修筑堤坝,各国大堤防“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河水有潴留区和行水通道,暴雨季节,河水盛涨,不会对人类社会有任何影响。当大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雨后河水干涸,陆燃留下淤泥,人民在干涸的河道上,耕田、建设住宅,于是有了小聚落,小聚落发展成大城郭。“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民居金堤东,为庐舍搭羡。……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所亲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3]当大水再次来临时,就会冲毁民田庐舍。人民为了保护耕田庐舍,再次在河道附近数百步至数十里的地方,筑坝自救。于是民田和住宅侵占了河水的潴留区和行水通道。战国如此,汉朝尤其如此。
自汉代至明清,随着人口的增长,大一统国家征收赋税欲望增强,黄河流域、海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都发生了人争水地的社会经济行为。《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中的《河渠志》,很大部分都是阐述运河和黄河的水患及其治理。黄河、运河利大,害也大。对两河的自然灾害,对北方河流的灾害,顾炎武指出,早先江、河、淮、济四渎,是四条独立人海的河流。黄河水有潴留区如巨野泽和梁山泊等,有支流如屯氏河、赤河,分流人海。早先河决,为害沿河州郡。宋以后,河淮合一,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同归于淮.灾害更大。因为,第一,古时潴水区都被垦种。明清时,古时巨浸山东巨野泽、梁山泊,周遍“无尺寸不耕”,梁山泊方圆“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疑人耳”。第二,行水通道成为乡村和城市。“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故宜其有冲决之患也。”人民为什么占据河水通道?顾炎武认为,“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淤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淤地,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黄河东流人海,遇到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为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①“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两句话,揭示了河患的社会性成因。
对长江下游的自然灾害,南宋的卫泾,宋元之际的马端临,都指出水患的实质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侵占了行水通道。卫泾认为,南宋初,东南豪强围湖造田,“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围田之害深矣。……围田一修,修筑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顿时隔绝,稍觉旱干,则占据上游,独擅灌溉之利,民田无从取水。水溢,则顺流疏决,复以民田为壑。”[4](p233)马端临指出:“大概今之田,昔之湖也。徒知湖之水可以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5]王毓瑚则指出,永嘉之后,北人南迁,对耕地的需求增加,湖田、围田、圩田、坝田、垸田,都很普遍,这种充分利用低洼地和沼泽地的田法,主要推行于古云梦泽及其以东沿江沼泽地区,圩田成了长江中下游广大低洼地区的重要水田类型,围田和圩田,都是与水争地。[6](p316-322)其实唐宋以后出现的多种土地利用形式,虽然为解决粮食问题做出了贡献,但是,实质上却都是人与水争地、人与林争地、人与山争地。
对海河流域的自然灾害,清人也看到了其成因的社会性因素。雍正三年举行畿辅水利,其时,允祥和朱轼的副手陈仪(河北文安人),就指出河北淀泊附近农民贪占淤地的现象和危害,主张放弃淀泊周边的耕种利益,作为河北诸水的潴水区和行水通道。陈仪和高斌曾设法打击或改变侵占河湖淤地的行为。干隆十年左右的东安县知县李光昭,及其聘请的学者周琰指出,永定河的水灾,是人民占垦河道,官府又按亩起科所导致:“北方之淀,即南方之湖,容水之区也。”“借淀泊所淤地,为民间报垦之田,非计之得也者。盖一村之民,止顾一村之利害,一邑之官,止顾一邑之德怨。”②应当由国家统一规划、施工、管理和使用河流,避免出于一村一县利益的水利或其他经济行为。干隆年间,中国人口达到3亿,有非常强烈的土地需求,出现了严重的侵占水道现象。干隆三十七年(1762年),干隆帝批评了全国各地贪占淤地的现象:“淀泊利在宽深,其旁间有淤地,不过水小时偶然涸出,水至则当让之于水,方足以畅荡漾而资潴蓄。……乃濒水愚民,惟贪淤地之肥润,占垦效尤。所占之地日益增,则蓄水之区日益减,每遇潦涨水无所容,甚至漫溢为患,在闾阎获利有限,而于河务关系匪轻,其利害大小,较然可见。”③因此,他严禁直隶及其他省滨临河湖地面,不许占耕,违者治罪。一旦发生,惟督抚是问。但是,由于清朝人口激增,这种情况是禁止不了的。
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所冲毁的湖北垸田,实质就是垸田侵占了行水通道。这与长江流域环境变迁有很大关系,一百年间长江上游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掉了80%,武汉在几十年前还拥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如今这些湖泊只剩下了几十个,其余的全被填掉了。人不仅侵占了洪水的通道,而且还占据了湖泊,砍伐了森林,使森林拦蓄水流的作用减少。2008年春天南方发生冰雪灾害,一般归因于气候突变。如果仅仅是气候变化,科学和技术可以预测、预报、预防。但是这次冰雪灾害中倒塌的电线杆,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安装的。2008年5月四川汶川地震是自然灾害,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新建学校教学楼倒塌现象比较严重,而传统的羌寨民居、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楼房,损坏较小。可以说,最近10年的这三次灾害,社会性因素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程度。有些城市灾害,就是人祸造成的。
以上事实说明,有些社会因素本身就是自然灾害的成因,有些社会因素则加剧了自然灾害的致灾程度。事实上,许多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人类过度侵犯自然造成的。以洪灾为例,洪水变成洪灾,往往是人类无节制地与水争地,限制水合理的活动空间,违反自然之水运行通道所造成的恶果。对社会性因素,可以多从人类自身找原因,建立新的人类生产生活模式,改变人类利用自然的态度。
应急措施
自然灾害的应急措施
路遇塌方如何应对
1、在道路塌方比较严重的地区,轿车无法行驶,应原路返回找到能够提供补给的地方,再考虑改走其他线路。
2、在遇到轻微塌方的情况时,可先派人探查前方道路车辆是否能通行。
3、在公路或国道出现断路或塌方的情况时,政府和有关部门很快会组织救援,遇险人员要耐心等待。
4 、驾车出门远行要必备一些食品、饮用水和燃料,以备遇到断路或难以找到补给用品时的急需。
遇泥石流如何脱险
1、沿山谷徒步时,一旦遭遇大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谷底过多停留。
2、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留意是否听到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声响,如听到要高度警惕,这很可能是泥石流将至的征兆。
3、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4、发现泥石流后,要马上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往泥石流的下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