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通志的文献研究方法

⑴ 《通志》是谁的着作

《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着作，和《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郑樵编着的。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自号溪西遗民，人们称他为夹漈(jì)先生。他家境贫寒，在家乡夹漈山建筑房屋，谢绝亲友，专心苦读。学成之后，他开始游览名山大川，增长见识，碰到藏书丰富的人家，就千方百计地请求人家把书借给他读。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学、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等各门各类的学问都有研究。

由于得到侍讲王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得到高宗的召见。后来他监潭州南岳庙，高宗下令给笔札资助他抄写《通志》。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命令郑樵进献《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郑樵编着的《通志》共二百卷，是我国现存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体例分为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主要在二十略上，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chóu)、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二十略可以被视为一部广义的文化史，受到了后人的重视。

⑵ 读郑樵《通志，总序》，分析评论通史和断代史的得与失。

断代史
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始创于中国东汉班固所着的《汉书》。二十五史中除《史记》外均属此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以朝代为断限的，也属断代史。
通史
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与断代体史正好相反.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也可称为通史。因为他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着名的通史.“通史”可以理解为贯通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世界的从最早文明到现在的历史。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军事、文化、艺术）涉及内容不深但都要涉及到。其次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脉络或贯穿其中线索，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所以做不到第一点至少不配称作通史，而要做到第二点是比较困难的，需要着者的才华、积淀和理论素养。同样涉及一个内容的两本通史，在这第二点上，平庸和经典的差别是显着的。市面上很多《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平庸的着作，虽然罗列了各个事件和课题，但对人的启发是没有多少的。

⑶ 通志二十略的理论贡献

郑樵提出了“类例”的概念。他在《校雠略》中指出： “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例，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患多之无术耳。”深刻阐明了区别类例对保存图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类例”摄念的提出，对于编修书目、整理资料具商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郑憔对古代文献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郑樵创立了三级类目的新分类体系。我国古代着名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采用的都是两级类目的分类体系。郑樵鉴于当时图书事业的空前发展，独创新的分类体系，包括12类、100家、432种。这种三级分类体系，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郑樵又提出了“通录图书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的见解。这是他“会通”的史学思想在目录学方面的表现。
他认真总结了历代文献散亡的原因，指出按访图书的必要性，并系统地提出了“求书八法”，即：“一曰即类以求，二日旁类以求，三日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日求之私，七日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他的“求书八法”被后代藏书家牵为圭桌。
郑樵还具体分析了亡书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辑佚的理论原则，开辑佚工作的先河。他的辑佚原则、理论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郑樵还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他极为重视图谱、金石的史料价值，把它们提到与图书同等的地位。由于他的倡导，图谱、金石之学在宋以后得到很大发展。
郑樵这些文献学理论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⑷ 郑樵编着《通志》

郑樵编着《通志》

郑樵是南宋初年的着名史学家。他所撰述的《通志》，是继司马迁之后纪传体通史的续作，对封建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郑樵出身于世代仕宦家庭，自幼资质和常人不同，而且勤奋好学，记忆力强。自少年时代起就立下志向，“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表现出宏大气识和志量。

他对宦途并不热心，父亲亡故后，便和弟弟到城北郊的夹漈山，因陋就简，修筑三间草堂，一起切磋学问，过着怡然自得的山林生活。常常是“寒月一窗，残灯一席”。

他白天整理简册，晚来观察星象，爱惜每一寸光阴，不敢虚度岁月。他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书，随着知识的积累，他发现前人的着述有许多错舛和疏漏。

尤其重要的是，他对唐代儒学大师的烦琐注经办法和宋儒的主观臆断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唐儒烦琐失义，宋儒只尚空谈，他要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写出一部有益于后世贯通古今的通史。由于家道败落，生活越来越困窘，但是，无论是风晨雪夜，还是厨无烟火，他都记诵不休，执笔不绝。为了实现理想，他奋斗了30年左右，历尽艰辛，以顽强的毅力，有计划地坚持实践。这期间，有人三次举荐他为“孝廉”，两次推举他为“遗逸”，他都不动心。

他把整个身心全投入到着述中。就是这样，他终于着成了长达二百卷的《通志》。《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以后又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通史。在体例上，除纪、传和以前纪传体史书相同外，“谱”即相当于各史的“表”，“略”相当于各史的“志”，“世家”仿《史记》，“载记”仿《晋书》，文字大多袭用旧史。

其中的“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向为史家看重。这二十略包括：氏族、六族、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和昆虫草木，以此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地加以记载，逐一阐述其源流演变，且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真可谓“网罗宏富，体大思情”。若是没有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学识，何以至此？

郑樵为了广泛地占有材料，四处求访藏书，遇到有藏书的人家，便留下来仔细阅读，直到读完才离去。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寻访，获得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和着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尽览典籍，却不迷信前人成说，他研究《书经》是从校对今古文《尚书》入手；研究《诗经》，则认真辨别鲁、齐、韩三家诗的差别；研究《春秋》也是从三家所传的异同入手，从文字歧异发现问题，经过考订，择善而从。

他还主张写“通史”，因为只有通古今变化，才能资鉴现今。郑樵除了关注书本外，还注重实地考察。他在夹漈山研读时，便时常“与田夫野老往来，同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性情。”正是他有如此严谨的治学方法，正因他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强毅力，才造就了他的博大学识，在历史学和文献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⑸ ④为什么说《通志》“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是其自鸣得意之作，认为是“总天下之学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除礼、器服、选举、刑等略外，其余各略都有新意。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通志》为纪传体，但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二十略对文献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校雠略》，《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上。《金石略》和《图谱略》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艺文略》通录了古今存佚的文献，创立了心的图书分类方法。《校雠略》是《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的说明书，集中又系统地反应了郑樵的文献学思想。《校雠略》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对文献资料的搜访，典藏，整理，使用等问题的看法都包括在内。在我国学术史上，将校雠之学写成专着，是从《校雠略》开始的，郑樵的发轫之功，不可抹煞。

⑹ 郑樵在《通志》中对修史提出了怎样的思想主张

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会通”思想，主张修通史，强调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联系；主张史书应“极古今之变”。他反对割断史事联系写断代史。他把阴阳五行的灾祥理论斥为“妖学”，把歪曲历史任情褒贬的修史主张斥为“妄学”，他认为史家应重视实际和学习一些自然方面的知识，并用实际的观察来核实史书的记载。他主张用治军那样严整的“类例”方法来治学，认为史家修史要有独到的见识。《通志》虽在校雠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未能在各方面都达到这样的水平。

⑺ 《郑樵通志》记载了哪些奇闻

《通志》，宋朝郑樵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体例仿《史记》，记录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十通”之一。

全书200卷，附考证3卷，包括《本纪》、《年谱》、《世家》、《列传》、《载记》和“二十略”，其中以“二十略”价值最大。“二十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仇》、《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等二十门类，凡五十二卷，几乎含艺天地万物、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平生之精力，全书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

“二十略”部份是郑樵独创的，“采抵既已浩博，议论亦多替辟”，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为旧史所无，至于《礼》、《乐》、《职官》、《选举》、《食货》诸略与唐代杜佑《通典》相同。郑樵说：“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涉及诸多知识领域，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网络全书。“二十略”后来独立成册，称《通志二十略》，简称为《通志略》。

除“二十略”外，《通志》的其余部分价值不大，“本纪”和“列传”系抄录汉代至隋朝诸史旧文，略加删改而成。郑樵本人对《汉书》的偏见，也影响了郑樵史学批评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郑樵（1104年－1162年），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

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宣和元年（1119年）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郑樵一生热衷于科举，刻苦力学三十年，立志读遍古今书，他与从兄郑厚到处借书求读，“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讽诵不绝”，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学、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并结识当时的抗金名将如李纲、韩世忠。

绍兴十九年（1149年），赴京献《诏藏秘府》一百四十卷，授右迪功郎，未接受。1152年，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

1157年，《通志》初稿完成，其中《通志》的“二十略”涉及诸多知识领域，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网络全书。绍兴二十七年，王纶荐郑樵，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应高宗召对，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文字，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郑樵步行三千里至临安，献《通志》一书，此时高宗幸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诏升为枢密院编修兼权检详诸房文字，次年春天，高宗回临安，三月，命郑樵呈献《通志》，诏旨下达之日，郑樵病卒。

郑樵着述等身，“十年为经旨之学”，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三年为礼乐之学”，有《谥法》、《系声乐府》等；“三年为文字之学”，有《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五六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等；“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有《求书阙记》、《校仇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但流传于世者不多，仅《通志》、《尔雅注》、《诗辨妄》、《六经奥论》、《系声乐谱》二十四卷与《夹漈遗稿》等。其中，记载典章制度的《通志》一书最为重要，是一本由三皇五帝，记载到隋唐时代的政书。

⑻ 通志略 和 文献通考

南宋郑樵的《通志》列入“三通”之一,则是通过另一途径。就郑樵本人而言,其原意倒并不在作典章制度史,他的抱负在着一部从秦汉以前至当代贯通古今的通史。《通志》是一部纪、传、表、志俱全的大型纪传体通史。他取名《通志》,其实就是“通史”之意。《通志·总序》有一解释:“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今谓之志,本其旧也。”[4]在史学理论上,郑樵以提倡恢复“通史”家风而着称。他力主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从“会通之义”来说,确实颇有见地,也反映了其睥睨前人的魄力。但是,郑樵在这问题上也有片面性。断代史固然有其缺陷,但也有其自身的优点。通史规模宏大,其好处是能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出历史发展的变化大势。在封建社会,王朝的兴废更替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由此构成了封建社会内部周期性的矛盾运动,断代史记事详赡,则能为这种周期性的矛盾运动提供很好的例证。而且,班固之后,各家断代为史,也是度德量力,未可厚非。从郑樵的史学实践来看,其纪传部分如他自己所说,仅是“即其旧文,从而损益”[4],大抵只是删录袭用诸史旧文,并无多大价值。其创新的部分,主要就在《二十略》。
郑樵曾很自负地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又说:“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4]郑樵的话未免夸大其辞。其实《二十略》中,天文、地理、艺文、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等十略,前史已有立目,器服略也属礼的内容,基本上本于前史书志及《通典》。都邑、氏族二略,唐代刘知己在《史通》中首先主张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郑樵由此受到启发,其内容则为新增。致于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七略,以往旧史很少涉及,确是郑樵的首创。但不管如何,《二十略》有因有创,确实别有心识,用力很深。后人评论《通志》,一致公认全书精华唯在《二十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其平生之精力,全书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称道它“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象纬、帝系、封建、物异、舆地、四裔。

⑼ 文献分类学的发展历史

对文献分类的研究在东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至20世纪逐步形成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中国古代学者在收集、整理文献或编制书目时，大多从分类的角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汉代刘向、刘歆在《七略》中就体现了他们的文献分类思想。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了文献分类的意义、作用和方法，认为文献分类必须有条理，应以学术分类为基础。清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主张分类要重视文献的内容，不应拘泥于文献的形式，要求类目清楚，类次有序。
在西方，公元前250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卡利马科斯曾按着者的类别对文献进行分类。1548年瑞士C.格斯纳编制《世界书目》第2 卷时对所收文献采取按内容分类的方法。1870年美国W.T.哈里斯认为培根的知识分类体系和分类原则对于文献分类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并将培根分类体系的次序改为哲学－诗歌－历史，用于编制《圣路易斯公共学校图书馆目录》。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献资料的大量积累，以及人们对文献的需求和利用方式的改变，旧的文献分类法受到猛烈冲击，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新的文献分类理论和方法。1876年M.杜威针对美国文献分类的情况，提出要寻找一种按文献主题内容排列文献和检索文献的方法。他根据培根的知识分类体系和哈里斯的文献分类方法，编制了《杜威十进分类法》，并撰写了长达12页的说明，成为文献分类学的重要文献。1896年比利时P.-M.-G.奥特莱在《国际目录学研究所通讯》上发表题为《论数字分类法的结构》的论文，提出按观点分类的原则和用几个简单主题的分类号进行组配表示复杂主题的方法。这是最早提出的分面分类理论。与此同时，美国C.A.卡特提出，文献分类应以关于知识分类的理论为基础，类目体系必须符合自然界的进化次序，应当以研究对象为排列次序。1906年英国J.D.布朗提出：分类法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关于一个论题的一切文献放在一个经常不变的、不会使人弄错的地方。他运用主题分析法和组合原则编制了《主题分类法》。他的主题和范畴思想也是早期的分面分类理论。1924年印度S.R.阮冈纳赞在伦敦大学学习《杜威十进分类法》时发现，等级列举式分类法不能适应科学的发展，难以罗列过去和现在一切可能有的主题，也难以解决复杂主题的分类。1938年他提出分面标记的理论，即通过把主题领域分析成若干个单元或分面，给每个分面以一个号码，然后根据合成方法组成分类号。他按分面分类理论编制了《冒号分类法》。他还写有几十种有关文献分类的专着和论文，包括《图书分类法导论》（1937）、《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原理与方法》（1944）、《图书分类法要旨》（1945）等。他的分面分类理论对文献分类法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9年美国H.E.布利斯出版《知识组织和科学体系》一书，研究一般分类问题以及欧洲思想史上着名的知识分类体系。1933年他又发表《图书馆内的知识组织和图书的主题检索》一书，详细研究了图书馆的图书分类问题，讨论分类表的编制原则，标记制度和分类规则，知识分类与图书分类的关系，提出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原则，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几种主要分类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文献分类的基本理论、各种文献分类法的体系和文献分类方法，出 版了 一批专着，如W.C.B.塞耶斯的《图书分类法的理论》（1929）、G.O.凯利的《图书分类法》（1937）等等。
中国20世纪20年代前后，很多学者学习西方图书分类理论与方法，并根据中国图书馆实际，提出一些文献分类理论。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提出把中文新图旧书统一分类。1925年杜定友提出中西文书籍分类应以内容为标准，而不应以语言文字为标准。1926年他在《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一文中提出应把图书分类学列入图书馆学校的课程中，并指明其内容范围。同年刘国钧在《四库分类法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图书分类法导源于刘向、刘歆，并指出关于类例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分类系统的理论根据，一是类目设置是否与其所采用的原理一致；在实际方面亦有两个问题，一是使用是否便利，二是归类是否适当。1934年皮高品认为《杜威十进分类法》类目陈旧错列，繁省失均，主张根据中国实际编制适用中外图书的分类法。此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一批专门研究文献分类理论和方法的论文和专着。如金步瀛的《图书之分类》（1936）、蒋元卿的《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1937）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献数量迅猛增加，文献类型不断增多，各种文献分类法不断进行修订，并出现一批新的文献分类法。同时随着对文献分类学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引进一些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各国出版了大量文献分类学方面的论文和专着。如英国有B.C.维克里的《分面分类法──专业分类表编制和使用指南》（1960）等；美国有J.H.谢拉等的《分类目录基本原则和实践》（1956）等；印度有阮冈纳赞的《分类法的哲学》（1951）等；苏联有Е.И.沙穆林的《图书分类法史略》（1959）；中国有刘国钧的《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1980），杜定友的《分类原理与分类问题》（1957）、白国应的《图书分类学》（1981）、张琪玉的《情报检索语言》（1983）等。
随着文献分类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深入，一些专门从事分类研究的组织纷纷成立。1950年由阮冈纳赞创议在印度班加罗尔成立了国际文献联合会分类法研究委员会（FID/CR）。1952年英国分类法研究组在伦敦成立。德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也成立了分类法学会或专门研究文献分类的学术团体。国际文献联合会主持召开了4 次关于分类法理论问题的国际会议，其中心议题分别是：讨论英国分类法研究小组提交的《需要以分面分类法作为一切情报检索方法的基础》的备忘录（1957）；讨论“一般的通用分类表转换为计算机化的分类表”1964）；讨论“全球情报网络排序系统”（1975）；讨论 “通用分类法、主题分析和排序系统”（1982）。此外，1974年联邦德国I.达尔伯格夫人创办了 《国际分类》 杂志。对文献分类理论、方法和历史发展的研究已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文献分类学。

⑽ 《通志》是如何体现郑樵的实学精神

《通志》全书200卷，有帝纪18卷、世家3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列传106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500多万字。《通志》为纪传体，在体例上也做了一些修正。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通志》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其记事断限，大抵本纪从“三皇”到隋，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从远古到唐。他注重选择史料，融会贯通，也能自成体系。其基本方法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通志》中只有《年谱》，在《六书略》和《七音略》中保留了表图形式，其他部分并未见图谱，但郑樵提出的以实为证，以图为辅的着书思想，是他的实学精神的具体体现，为他所独创。其中“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特别是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前史所无，实属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