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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文献资料如何与口述史研究相配合

口述历史有助于展示历史叙事的多元性，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历史的缺漏与局限，为进一步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口述历史还尚未成熟，理论与实践并不能很好结合。故针对口述史的现状，围绕历史研究的精神与规范，对口述史的源起、局限、价值、发展等四个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只有认清并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口述史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口述史;源起;局限;价值;发展

目前，口述史在历史学的研究中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且在很多领域中发展都较为成熟，但总体上来看口述史的发展还有很多空间，并存在一定的忽视和误解。希望通过对口述史发展起源的思考，并分析其局限性，把握当代价值，探索出较为规范的实施方法，使社会对口述历史重新定义。

一、口述史的源起

口述史就像历史本身一样古老，它是第一种类型的历史。但在目前的历史研究中，似乎更以官方的历史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觉得口述史这种史料缺乏研究意义。在出现文字之前，一切文化的传承都是通过口述来实现的，如在中国，神话传说就是通过无数先辈的口述，为后人保存了先辈生活、生产、军事、祭祀及治水等各种活动的记录。但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口述史好像只被当成是对正统历史的补充，无法撼动传统文献的权威地位。

现代口述史研究兴起于20 世纪 40 年代，亚伦·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的口述历史档案馆，标志着口述史学正式成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中国现代口述史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在国外口述史的影响下，国内的史学观念和学术观点也发生了改变，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也被逐渐接受与认可，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二、口述史发展的局限性

尽管口述史的发展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认可，但还是会被传统史学的研究所轻视，再加之口述史自身存在的特点，使研究者对其仍存有误解和忽视，这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主要困境。总体来说，人们对口述史发展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口述历史源于人们的记忆是真实可靠的吗？研究人员是否能把握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具有不确定性。

首先是讲述者的记忆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艺术二次加工的现象，即被访人的口述是否会因个人意识的影响，使史料偏离真实情况。其次是以采访的形式进行口述，这就很容易使对话中产生歧义，口述史是过程和结果相统一的历史，其形式主要是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双方既相互合作也存在斗争，这些都是影响口述史最终状态的因素。

造成这种现状有很复杂的情况，或许是因为年岁已久致使记忆残缺，或许是因为受个人利益影响，避而不谈或有意强化，也有可能会因为采访者的引导而出现偏离等等。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史料进行“辨伪”，将口述史与传统文献对比佐证，不能因为个人特性使历史“失真”。

第二，口述史是否需要文献？口述史理论依然不成熟。

首先，口述史是否需要文献辅助。中国当下口述历史成果多数停留在访谈录和口述史料的层面上，很多时候是为了口述而口述，把“口述史学”等同于“口述历史。成熟的口述史应该对口传史料的调查、记访和谈录做一个系统的整理和利用，是加工和整理的过程，而不是简单还原和复制，合格的口述史应该有脚注、尾注等具体的形式，这样才能和访谈录、新闻采访、田野调查区别开来。

其次，口述史理论依然不成熟，就目前国内口述史学的状况来说，理论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我国国内的口述史研究多数以西方理论为基础，并没有建立起自身完备的理论体系，且历史学界的相关需求并不是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更多的是符合市场需求，为了经济利益而出版的一些无事实依据猎奇类的作品以及一些上层党政人物的采访，虽促进了发展，但质量有待考证。而且在高校中很少有设立口述史专业并开设相关课程，使研究缺乏专业的储备人才。

三、口述史发展的当代价值

虽然口述史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但关于口述史的研究与实践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第一，创造了鲜活史料。传统文献资料的利用还是以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为主，但口述历史可以对文献予以完善和补充，通过对口述资料的进一步整理，探寻文字细节，弥补史料空白，保护传统文化，还原历史真相。

第二，弥补文献历史的缺漏与局限。口述历史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关注到传统文献资料不曾或无法关注的历史社会。传统的文献资料侧重于记录统治阶级的社会，其根本属性是阶级性，对于反映社会需求、人民利益的记录则较少，有之也多为简单的统计数据缺少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可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它不仅关注结果，更注重历史发展的过程，补充被有意忽略的部分，并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价值。

第三，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与传统的文献史料相比较，口述历史为研究历史事件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联系，口述者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使历史在研究的过程中增加了新的视角。且口述者往往是社会的各个阶层、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口述史学的普及会在他们之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因此拓展了历史学的宣传、教育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全民学历史，全民还原历史真相的风潮。

第四，扩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口述历史的应用为各个领域的专业史研究提供了便利，为拓宽历史研究领域提供了基础。对于比我们更好的美国，口述历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且已经渗透到每个学科和社会中的各个角落，如医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各学科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联系，充实了并丰富了口述史的内涵，为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树立专业化、系统化的口述史学奠定基础。

四、口述史发展的未来前景

口述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口述史自身发展需要改善，口述史的外部环境也要得到提高。

第一，口述史的自身发展需要改善。首先不能满足于保留和利用口述史，而要借助这种研究方法，关注到日常容易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用他们的记忆还原和表述历史，将个人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其次，口述史的研究要与传统史料相结合，互相证伪，对口述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多重证实，因此，决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口述者的交流与对话，还需要注意与之相关的文献及物品，如日记、家谱、相册、纪念品等，帮助口述者挖掘细节，提高口述史料的可信度。再次，要对口述史料进行二次挖掘与深度利用。虽然口述史料和记忆的存在具有不确定性，但其本身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根据口述者的表述以及有意或无意的隐瞒、曲解等行为，可以分析出口述者的价值观念、心里状态等。最后，口述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不是一般的一问一答那么简单，在进行口头访谈之前，有必要设计一个访谈大纲来探索受访者的深刻“记忆”。在访谈之时，要掌握技巧，不仅要关心尊重灵活地应对对方，也需要对被访谈者的观点表示理解和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访谈只有在被访者知道的比他们知道的更多时才能进行。还应注意的是，为了保持口头资源的原始性，整个访谈记录的文字资料要保持问答的形式不变，不能随意修改和删减。

第二，口述史的外部环境也要得到提高。中国口述史的发展，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经济利益的需求，因此中国口述史学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出路。

首先，中国的口述史学必须要完善自己。保障口述史的发展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特征。在刊物的创办、相关机构的设置上保障其广泛性，在政府规范建设，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奖励机制上体现其真实性，调动史学工作者对口述史研究的积极性。其次，加强口述史学科、口述史专业的培训，确定口述史学的学科归属，培养专业人才。可以通过提高综合素质和扩大社会影响力两个方面着手。成立牵头部门把全国口述史研究的学者组织集合起来进行专门的培训，并邀请资深专家讲授，答疑解惑。成立区域（课题）学习小组，相互联系与沟通，把口述史理论贯彻到口述访谈实践中，培养出一批口述史研究的专业队伍，推动其发展。最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也可以为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提供宝贵资料。中国的口述史研究者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如语言、身份等与国外学者合作，取长补短，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并及时交流与共享最新的学术信息和科研动态，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口述史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

Ⅱ 口述历史的发展

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步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带和卡式录影带，现代意义的口述历史工作就真正诞生了。最早的回忆记录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 “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Columbia Oral a Research Office）的一份抄本，就包括了有关1863年纽约市征兵流血暴动的第一手回忆。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从1960年至1966年．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历史的专门机构。1967年．美国成立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机构—— 口述历史协会(OHA）。为口述历史学术上的交流和推进提供了平台。1980年，该协会制订了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口述历史有了一套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规则。此后，口述历史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等许多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历史杂志和口述历史专着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版。中国的香港、台湾在口述历史方面也都有所进展。
中国的史学界早在50年代便以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苋集资料，大力推动“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刊物，以及相关管理部门。但由于多是政府行为，而且内容、范围、对象比较单一。所收集的资料十分有限，在方法上也比较简陋，以笔录或个人白写为主．少数有录音带的，品质与保存也都不尽理想。近几年。现代口述历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工作者．也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者。一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先后成立了口述历史的专门研究机构，相关着作陆续出版。中国社科院在2003年推出了《口述历史》丛刊。
2004年下半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交流和推进平台。口述历史的应用更为普遍，许多学科领域及民间历史研究团体纷纷运用口述历史方法丰富自身历史的维度．研究学者开始重视田野调查，注重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对口述历史这类第一手资料有迫切的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录音、录像器材的价格大幅降低，计算机技术和录音笔、数码科技的高速发展也为口述历史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可能。口述历史工作迎来了开展的重要契机，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提供资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历史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对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来说，很多时候口述历史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比如一些民间艺术家，他们的记忆可以提供与该艺术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及民俗知识。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名人口述传记和小人物的口述史时，郭沂纹说：“（两种）都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些名人也都是老人，已经不太能自己写了，口述史有抢救资料的性质。”
尽管抢救资料是很多收集口述历史的人的一个共同心声，抢救资料的目的还是为了发现更多的历史真相。而选择口述历史采集对象在某些层面上反映了一个学者的立场。一位美国民俗学家就曾经发问，在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二战犹太人经历的博物馆和相关研究，而有关印第安人和非洲裔人经历的博物馆寥寥无几。我们的学者也都清楚只有那些被收集来了的口述历史，才有可能被人们读到。口述历史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民俗学界都占有重要地位，国会图书馆下的美国民俗中心有大型口述历史的资料库。在中国就目前而言还主要是历史学家在关注口述历史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教授杨利慧指出，尽管在中国的民俗学界，口述历史并非一个主流方法，随着90年代以来与美国民俗界的交流，这一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熟悉并使用，比如在研究民间艺术个体传承人的时候更多地使用口述历史研究，譬如一个民间故事传承的情况。人类学家胡红宝则强调了口述历史采访对象与现在流行的访谈录采访对象的不同，他认为口述历史在中国还处在一个不成熟的阶段，需要更多的对于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与他们从事口述历史实践活动的同事不同，历史学家左玉河则正在进行着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工作，旨在从理论研究上推动口述历史在中国的发展。
2008年9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暨上海音像资料馆正式启动了“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旨在建立起一份全面、真实、生动的有关上海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历史档案。该项目得到了集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同时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肯定和扶持。同样作为献礼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的重大项目之一，“SMG广播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于2008年5月正式立项，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和技术运营中心共同开发建设。以上两大项目均被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列为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努力，取得了可喜而宝贵的成果。
“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通过采访拍摄上海广播领域的一批老前辈，回溯和记录了上海人民广播事业不平凡的发展历史。共完成了对42位上海老广播人(夏之平、钱乃立、施燕声、施岁华、黄其、张芝，哈丽莲、陈醇、杨启民、范惠凤、邓平生、郭冰、何占春、吴仲华、葛锦帆、周济、郭在精、赖素娟、贺稚圭、刘继汉、高宇、杨爱珍、李学成、章焜华、张弛、徐炜、龚敏芝、陈绍楚、许克正、周维城、赵志芳、陆进云、陆玉珍、孙桂芬、蒋泽汉、第一批广播合唱团和第一批剧团成员)的采访拍摄工作。他们中有早期的电台领导和第一代播音员、编辑、记者，录音师等，基本涵盖了当时所有的专业工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前辈们当年的创业历史、广播事业的成长轨迹和改革发展的精彩片段。该项目得到老广播人的充分肯定和支持配合，并形成了积极的社会影响。项目共形成录像带39盘、DVD视频光盘35盘、音频光盘34盘、图片资料32盘，采访拍摄总时长超过65个小时。
“SMG广播媒资管理系统”项目旨在建立一个面向传媒集团所有广播频率、实现音频资料高效管理和全面共享的数字化业务平台，促进集团广播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增值。系统将实现广播内容资源的多渠道、高质量采集、收录、筛选，针对广播的播出节目、制作素材建立起“存储、管理、服务” 的长效机制，从而使SMG的广播资源得到更为便捷的检索和更为高效的利用。节目资料中心历时三年多对18万多盘开盘带、磁带、唱片等媒介的7万多小时音频资料进行了数字化转存，目前已形成11大类、近37万条广播节目与素材，为广播媒资管理系统打下了内容资源的厚实基础。广播媒资管理系统在上海广电媒体资产系统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将为上海广播事业新一轮的创新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2009年5月20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举办“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成果发布会暨广播媒资管理系统开通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龚学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上海文广影视管理局局长朱咏雷，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薛沛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卑根源、总裁黎瑞刚，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李尚智、林罗华、汪建强及总裁助理陈金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有关领导等到会祝贺，龚学平、宋超、黎瑞刚作了讲话，对这两大项目的成果与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传媒人继往开来、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再铸上海广播的辉煌。

Ⅲ 如何做好口述历史 贝丝 罗伯森

(澳)贝丝·罗伯森(Beth M. Robertson)着 黄煜文译《如何做好口述历史》，台北：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4。
[美]唐纳德·里奇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王芝芝 / 姚力 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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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肃芝（洛桑珍珠）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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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有多少万字

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凡事手工制作的技艺都快失传了。民间习俗也都快变味了。如果你有足够的资金，希望你可以拯救一下这些老东西。

Ⅳ 如何学习研究艺术史

依不同的学术观念，中国艺术史可以从多维视角进行研究，于是会形成多种中国艺术史学术着作。例如，我们可以从艺术创作技术方面观察，形成中国艺术门类史;
我们可以从艺术思想考察出发，形成中国艺术美学史; 我们可以对艺术创作者与传承进行考察，形成中国艺术社会史;
我们可以从自然科学对艺术发展的影响考虑，形成中国艺术科技史; 我们也可以参照文化学的理论，形成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为深远，它与中国艺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本文以此为题，试论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学理与研究课题。一、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视角
(一) 艺术与文化的关系
论及艺术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可以先从文化的涵义谈起。文化的内涵十分广泛，古今中外的许多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等学者都曾尝试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为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在西方，据美国着名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164种。中国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也有许多。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
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 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着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 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
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 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 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12．）。这一条定义指出文化的要旨在于文化的行为模式、象征符号、传统观念。
中国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显得更为具体、生动、易解。例如，陈华文教授认为： “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了维护人类有序的生存和持续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成果”（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2．）。张岱年教授认为：“所谓文化，包含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社会心理、民间风俗等。在这中间，又可析为三个层次。社会心理、民间风俗属于最低层次; 哲学宗教属于最高层次; 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属于中间层次”（张岱年．文化体用简析［A］．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81－82）。概括中国学者的观念，文化指国家或民族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行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它既有物质的表象，又有精神的内涵：大致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心理文化四个方面; 其中文化自然包括文学艺术。
艺术的涵义同样是一个难以确切说明的议题。西方学术界认为: “艺术一词意指与‘自然造化’相对的‘人工技艺’，内容大致包括各种用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甚至将制衣、栽培、拳术、医术等技艺也包含在内”（中国大网络全书·美术卷( 美术总论)［C］．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1．1．）。查阅中国古代典籍，其中没有“艺术”一词的记载，只有有关技艺的描述，如“刻削之道”、“六艺”。20世纪以后，随艺术实践的发展，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认识艺术，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其一，着眼于艺术活动的结果，认为艺术即艺术品，其二，注重艺术活动的过程，认为艺术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活动、创造活动，或是对现实的模仿活动，其三，从精神层面考察，认为艺术是文化的一个领域，或文化价值的一种形态（高兴．艺术史方法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
分析以上文化与艺术的内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论断: 文化中包含有艺术，它是艺术产生发展的土壤;艺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与表现形式之一，它具有物质文化与心理文化的双重属性，即是具体的文化，又是抽象的文化，是文化的精华。
(二) 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思路
由于文化的内容宽泛而包罗万象，对之进行研究的精彩程度可想而知了。对文化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科称为文化学，它以人类创造的文化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在西方，“文化学”之称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于1838年首次提出这一新学科名称。它来自于人类学，经历了文化人类学(亦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民族学) 、文化学的演化过程。20世纪后，我国学术界引入文化学并与西方学术界同步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学研究在我国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至目前为止，它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借鉴文化学的文化形态、文化学研究流派、文化特征、文化系统等研究成果从事中国艺术史研究。
1．依照文化形态对照艺术
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活动相当丰富而复杂，于是人类创造的文化表现多样性。关于文化形态，目前文化学界存有多种学说。其中，有两分说，认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形态：有三分说，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种形态；有四分说，即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甚至还有六大子系统说，即将文化分为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子系统。
用以上学术观念对照艺术，亦可有物质艺术、制度艺术、行为艺术、精神艺术之分。我们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可以按这一思路进行，开展文化学观念的艺术形态研究。其中物质艺术，如园林艺术、石窟艺术; 制度艺术，如古代礼乐制度规定下的雅乐; 行为艺术，如丧葬艺术、婚礼艺术；精神艺术，如文人艺术、宫廷艺术等。这四种艺术形态中的后三种相当于当今人们所谓的“非物质艺术”。我们可以围绕文化学观念的新艺术形态进行探讨。
2．依照文化学研究视角考察艺术
20世纪人们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随科学技术的进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爱因斯坦在观察物理现象时发现，在一万物运动的世界里，任何确凿可靠的推断和预测都必须以观测者的相对位置为依据。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于是“唯一永恒不变的是变化”这一看似悖论的论断成了20世纪西方的代表性思维方式。它为人们观察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西方文化学的研究相应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研究流派。其中代表性的学术流派有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学派等（王玉德．文化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37．）。这些学派在文化研究中各有特色，但也存有争议。
文化学研究中的进化学派是一支有影响的学派。它以文化进化为研究观念，认为文化进化的过程是持续的、累积的、播化的、进步的。19世纪下半叶的早期进化学派注重研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现象，注重研究民族的同一性。20世纪的新进化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着名人类学家莱斯利·阿尔文·怀特重视科学技术对文化的推进作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提出了“多线进化”观念。他注重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出“文化变异”和“文化生态”理念（同前）。文化进化学派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启迪意义在于它提示我们艺术科技研究的重要性，可以开展艺术形态变异、艺术生态的保护等研究课题。
传播学派也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学研究学派。它的影响涉及到德国、奥地利、英国、美国等国家。德国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为其代表人物之一。他首次提出“生存空间”概念，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具有巨大影响作用。在他的着作中注重文化源头的考察，认为民族迁徙促成文化传播现象。弗罗贝纽斯继之将世界上具有相似特征的文化按地理分布称之为“文化圈”，并对每个文化圈进行实地考察（同前）。文化传播学派的研究观念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即开展艺术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地理环境能够产生不同特色的艺术。
文化学其他学派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艺术研究来讲同样会有或多或少的启发，在此不一一枚举了。
3．依照文化特征审视艺术
我们若以文化的特征研究为思路审视艺术，仍然会得到不少的启发。依文化学理论，文化体现出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统一，个体性与超个体性的统一，普遍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阶级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累积性与变异性的统一（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2．）。
文化的自然性体现为人类的文化创造以自然为对象，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机制会对文化创造产生制约作用。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同样具有自然属性。文化的超自然性反映在它既是人改造外在自然的过程，也是人改造自身的过程。文化的传承方式要靠后天习得行为。对照当今的艺术史研究，有关艺术创造受自然生态系统制约的研究、在人类创造艺术的过程中人的自身改造研究、艺术品种的传承研究均有待开发。文化学研究中体现出的诸如主体与客体、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思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在文化特征研究中文化的普遍性与民族性(地域性) 是学术界关注的又一重要议题。文化的普遍性指文化为人类的基本生存、生产生活需要，具有为社会组织服务的特性。文化的民族性指文化本身体现出的民族、地域之差异。目前的中国艺术门类史更多地关注了艺术的普遍性研究，如艺术的社会功用、艺术技法、艺术审美等，对于中国艺术的民族性、地域性研究相对薄弱。我国是一个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艺术的独特风格造就了中国艺术的丰富多彩性。历史中各民族之间的艺术交流推进了我国艺术的发展。加强我国各民族、各地区艺术的特色研究有利于把握中国艺术的总体特征。
4．依照文化系统体察艺术
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按照一定的秩序和规律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发展中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使文化学研究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目前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热门课题有社会群体与多元文化、文化传承的社会化、社会形态与文化模式、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当今学术界开展的有关文化与经济研究试图从多维视角探讨人类文化社会中存在的经济生活，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与文化的一体性、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等。文化与科技研究认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文化与科技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学科，世界上的许多事物既有社会文化内容又有自然科学内容，于是形成了青铜文化、陶瓷文化、茶文化等研究课题。有关文化与民俗研究的课题有，文化的传承机制、文化的口承性、文化的地方性研究等。在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研究中开展的研究课题主要有语言与思维、文化中的方言、语言与文化传播。由于文化的主体是人，人创造和传承了文化，于是文化与人生的研究逐渐被学者们关注。文化与人生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人生现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中国现代新文化构建中的人文精神等。
艺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联系密切。我们若依照文化系统研究的理念进行艺术研究，可以开辟出更多的当前学术界称之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与课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片广阔的学术原野。
二、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课题
在以上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思路基础上，本部分探讨可以开展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课题。
(一) 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史料研究
史料研究属艺术史的微观研究，它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础工程，必须下大功夫以详尽掌握。按种类划分，艺术史料可分为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图像史料、口述史料。文献史料指保存至今的历代艺术经典着述，如二十四史中的《乐志》、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清代凌廷堪的《燕乐考源》。考古史料指考古出土的历代艺术文物，如陶器、青铜器、乐器。图像史料指刻、画在各种媒体上的艺术场景、艺术器物、艺术表演、肖像，如岩画、壁画、纸质绘画作品。口述史料为艺术田野考察中记录的当事人、见证者、传闻者提供的材料。在传统的门类艺术史中由于注重艺术作品与艺术家的研究，对前三类有关艺术本体的史料挖掘较为充分。
依文化学观念进行艺术史料研究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对非艺术本体史料的开拓。如前所述，艺术的发展与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均有联系，它们能够具体说明艺术产生、发展、流传的原因、动力、条件，如社会典章制度、民俗习惯、地理环境、科学技术等这些过去不被艺术界认为是艺术史料的材料现已被视为艺术史料。
其次，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史料研究能够推进口述史料的发展。与中国相比，由于艺术经典文献史料(特别是古代艺术)的匮乏，国外艺术史学界较早地注意到口述史料的研究。特别是自19世纪末起，欧洲学者先后对亚洲、非洲、美洲地区的土着民族文化艺术进行考察，提出了调查采访中的口述史料研究要领（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266 － 268．）。随着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的非物质艺术遗产保护研究中，口述史料作为第四类艺术史料被学术界广泛采用，如《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一书附录中设有关于太原莲花落、临县伞头秧歌、襄垣鼓书、绛州鼓乐、河曲民歌的详细口述史料（章建刚，王亮等．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21－262．）。此外，在现代艺术史的研究中口述史料仍是学术界重视的史料来源。张振涛《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一文通过大量被访者的口述史料追述了20 世纪中国音乐史学大师杨荫浏先生的艺术生涯与取得的艺术成就（张振涛．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J］．音乐研究，2015，(06)：5．）。李世涛《口述史视野中的中国当代美学论争——“中国当代美学口述史”课题主旨报告及资料分析》一文介绍了该课题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美学论争事件中的当事人、参与者进行访谈，进而为中国当代美学史研究积累大量珍贵史料的研究主旨（李世涛．口述史视野中的中国当代美学论争［J］．艺术百家，2015，(04) ：140．）。
(二) 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体裁研究
审视传统的门类艺术史研究，按艺术创作与表现的物化形态可分为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剧戏曲艺术、电影电视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设计艺术、建筑艺术等门类。每种门类艺术又按创作技术分为若干体裁，如绘画艺术可分为国画、版画、油画等体裁，音乐艺术可分为歌曲、歌剧、民族器乐、管弦乐等体裁。这种艺术体裁分类观念的优点在于能够比较鲜明地体现出艺术的物质属性一面。
若用文化形态理论对照艺术，艺术大致可以为分为物质艺术、制度艺术、行为艺术、精神艺术。其中每种艺术形态又可划分为若干艺术体裁。关于物质艺术的体裁，目前门类艺术史中各个门类艺术所划分的艺术体裁大致属于此类，它们大都是可视、可听的。
关于制度艺术，如礼乐制度、乐籍制度等规定下的音乐活动，古代典籍中已有不少记载。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七“乐七”中记录了历代宫廷雅乐的有关记载。如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庙宜设宫悬。按周官：‘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祗；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飨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现代学者有关制度艺术的研究成果有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程晖晖《乐籍制度下的女乐与城市音乐文化》（程晖晖．乐籍制度下的女乐与城市音乐文化［J］．中国音乐学，2008，(02)．）等。
行为艺术的体裁很多，如丧葬艺术、婚礼艺术、礼仪艺术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李荣有《民俗文化视野中的汉画乐舞艺术解读》（李荣有．民俗文化视野中的汉画乐舞艺术解读［J］．黄钟，2009，(04)．），作者依文化学研究观念对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乐舞图像进行详细的民俗考察，认为汉代人将祭祀乐舞看作是实现天人对话的途径，而墓葬中的画像石正是此种观念与行为的载体，这是汉画像石在当时使用广泛的缘由。孙云、王九筛《场域视角下的鼓吹乐文化解读》（孙云、王九筛．场域视角下的鼓吹乐文化解读［J］．中国音乐学，2008，(02) ．）一文以文化地理学的考察方法对鼓吹乐的社会功用进行研究。鼓吹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仪式音乐，它之所以能够长久传承，靠的是礼乐行为的社会习俗。文中所谓场域指地理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关系的多维组合，不同的场域会形成不同的音乐文化模式。精神艺术的体裁很丰富，如图腾崇拜艺术、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等。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可举彭素琴《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结构之考察》（彭素琴．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结构之考察［J］．音乐研究，2009，(04) ．）。该文以古代文人对待雅乐，俗乐的态度为观察点探寻古代文人的音乐文化心理模式。作者以充足的文献史料论证了古代文人在音乐思维方式中存在崇尚礼乐与追从俗乐的矛盾; 在情感方式中存在道德伦理与情欲萌动的矛盾；在行为方式中存在好古取向与积极“入世”的矛盾; 在人格追求上存在道德两重化与崇尚通脱的矛盾。文章精炼地勾画出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的四维结构模式，对于我们在深层次认识文人艺术思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以文化形态理论划分艺术体裁并从事研究将打破艺术门类的藩篱而推进艺术整体的研究，将会使我们在深层次重新认识艺术产生的缘由、艺术的功用与艺术的特质。
(三) 文化学观念下的多元艺术研究
文化多元论认为文化的发生是多元的。因为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中，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彼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人类群体之间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与心理特征。所以，一定的民族或群体创造、保存和传承了一定的文化，各种文化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或群体性，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遗产，具有同等的文化价值。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强调多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遵循多元文化保护观念，艺术史研究中应贯彻多元艺术研究这一学术观念。
用文化生态理论分析中国艺术的发展，历史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会产生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艺术品种。在此我们先举受不同地域文化影响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众所周知，先秦时期齐鲁文化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受其影响齐鲁艺术也有相应的特色。我们仅从音乐风格分析，它的旋律、调式建立于古音阶( 雅乐音阶) 之上。秦晋文化也是一支有特色的文化品类，受其影响秦晋艺术特色也很鲜明。我们仅从音乐风格分析，它的旋律、音阶建立在新音阶(清乐音阶) 之上。在地处南方的楚文化影响下，楚艺术的特色同样突出。我们仅从音乐风格分析，它的曲调在典籍中称为“楚声”。我们从以上三地出土的青铜器亦可分辨出其艺术风格上的异同。至今为止，这三地的艺术风格仍与先秦时期的当地艺术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这一艺术现象告诉我们，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展多元艺术研究的必要性。
我们再观察中国艺术史中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不同艺术品类。在中国艺术史中曾有受封建贵族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宫廷艺术，如宫廷绘画、宫廷燕乐歌舞; 受儒家、道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文人艺术，如文人音乐、文人画; 受宗教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宗教艺术，如佛教美术、佛教音乐; 受市民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世俗艺术，如戏曲、说唱; 受民俗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民间艺术，如年画、民歌等。这些艺术都有自身存在的文化价值，在艺术史中都应有其相应的位置。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哺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艺术，使中国艺术呈现出一派壮丽的景观。在中国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多元艺术使中国艺术史变得丰富多彩。
中国艺术史中体现出多元艺术观念的研究成果，如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将民歌、说唱、民间歌舞音乐置于重要位置（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750．）。薄松年教授主编的《中国艺术史图集》（薄松年．中国艺术史图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将日常生活性的工艺美术、社会通俗艺术产品等统统选入。目前这样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中国艺术史中的多元艺术研究课题有待进一步发展。
(四) 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现象研究
艺术史学是一门科学，其重要任务在于认识过去和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中艺术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艺术，进而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创造性地开展艺术活动。艺术史与艺术史科学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研究要能够发现艺术现象，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理论。艺术现象研究属宏观史学研究。如果对于艺术史中艺术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关注与研究不足，这将会影响到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科学性。
文化学理论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艺术现象、总结艺术发展规律的有力工具。我们可以遵循文化考察线索探讨艺术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这将是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之专长。有关艺术现象研究的成果如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现象的文化解读》一文（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现象的文化解读［J］．中国音乐学，2010，(04) ．）对中国古代唐宋以来社会中禅悦之风的盛行、僧人的“文人化”、僧人的艺术修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僧人与文人之间的文化和思想的互动产生了琴僧这一群体，形成了琴僧现象，而琴僧使得古琴文化与禅宗文化交融，为古琴艺术注入新的理念和风格。古琴音乐的宗旨在于悟道，在于意境和弦外之音的追求。贺志凌《从箜篌与宗教的关系管窥音乐文化传播》一文（贺志凌．从箜篌与宗教的关系管窥音乐文化传播［J］．中国音乐学，2009，(01) ．）借鉴文化地理学理论，从箜篌与佛教、祆教之关系为切入点审视这一外来乐器在我国的发展，进而探讨本土文化与他族文化之间的传播、融合规律。
中国艺术史研究中有关艺术整体性发展规律研究的成果也有十分精彩的例证。我国着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提出了历史中音乐型态的发展与传承规律。这条规律是这样阐述的：在先秦至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历程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变，使音乐型态发生了三次断层现象。第一次发生在战国至秦汉之间，第二次发生在唐末至五代之间，第三次发生在清末至20 世纪期间。在历次断层中失去生态环境的音乐品种会产生失传现象，但其传统基因却促成新艺术品种的诞生。观其实质，失传的音乐品种以型态的改变获得新生，使我国传统音乐走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117．）。
以上音乐型态的发展与传承规律是黄翔鹏先生借鉴文化学理论对中国音乐史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在艺术史研究中加强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是新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大任务。
三、结语
以上我们探讨了在中国艺术史的史料研究、艺术体裁研究、多元艺术研究、艺术现象与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等课题中开展文化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发展前景。当然，我们还可以遵照文化学理念开展诸如艺术观念、艺术传承、艺术心理、艺术生态等更多课题研究。如果说当前的门类艺术史研究能够使我们对历代艺术做到“知其然”的效果，那么开展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历代艺术达到“知其所以然”的功力。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价值在于它开拓了中国艺术史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有利于加强艺术史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有利于对艺术理论进行深层次的探索，有利于推进艺术史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愿中国艺术史研究在继承、借鉴、创新的道路上长足发展。

Ⅵ 澎湃新闻︱做口述历史，人人都可以吗

澎湃新闻︱做口述历史，人人都可以吗
2015 年1月31日上午，6名高中生在上海市静安区王家沙花苑的一间红砖老洋房里接受关于口述历史的培训。这是公益组织“创益家”的一次历史主题活动，这些高中 生将在寒假走向敬老院，为80-90岁的老人写下他们的个人历史，并用文字、图片、照片制作老人们的“记忆盒子”，“给未来留下记忆”。
口述历史是什么？谁都能做口述历史吗？该怎么做口述？史学工作者顾训中在培训中分享了他这些年来致力于从事“文革”亲历者口述历史工作的经验。
什么是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口述历史兴起的条件是技术的发展，录音机和摄像机的出现使得历史记录的音 视频信息呈现成为可能。其价值在于留下当事人的记忆，补充传统文字记载和器物历史的不足，关键人物的口述甚至可能改变和修正文字记载的错误之处。更重要的 是，它让普通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让历史恢复为普通人的历史。”顾训中说。
口述史学研究者杨祥银曾在《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介绍，口述史学这一术语正式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据美国口述历史协会记 载：“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开始记录美国生活中显要人物的回忆，从那时起口述史学作为当代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手段而创立起来。”
而 中国的史学界早在1950年代便以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搜集资料，大力推动“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都有文史资 料刊物，以及相关管理部门。近年来现代口述历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工作者，也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者。一些高校和专业研 究部门先后成立了口述历史的专门研究机构，相关着作陆续出版，例如中国社科院在2003年就推出了《口述历史》丛刊，2004年下半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成立，而国内第一本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学术集刊《口述史研究》也于2014年10月出版了第一辑，此后将于每年的6月和12月出版。

近年来的口述历史相关着作
选什么题材做口述？
上 世纪末，英国BBC电台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声音档案馆曾联合主办英国历史上最大型的口述历史项目——“世纪之谈：BBC千年口述历史项目” （http://sounds.bl.uk/accents-and-dialects/millenium-memory-bank），选择不同地区、 阶层、职业、性别的人来回忆在过去这个世纪里的经历和感受，表达对21世纪的憧憬。

“世纪之谈：BBC千年口述历史项目”
美国斯坦福大学口述历史中心曾对从伊拉克、阿富汗前线返回的学生士兵进行口述访谈，并邀请这些士兵在纪念活动上朗读本人在战时与家人的往来邮件，凸显声音在 历史书写中的作用（http://news.stanford.e/news/2012/november/veterans-day- events-110812.html）。
在中国，全国政协和地方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整理工作曾大量搜集伪满统治时期的口述资料，编成《伪满统治下的长春》、《伪满统治时期的长春大学》等。此前这段历史的主要 资料来自官方，文献资料、报刊杂志中充满了混淆是非的言论，而口述则建构了另一种视角的历史。
可见，口述历史的选题往往忠于时代的要求，也暗示了历史焦点的转移。比如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有不平凡的意义，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反种 族隔离主义运动等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时代，相应地随着这一时期社会史的兴起，美国的口述历史有突破性的进展。
但口述历史并非只适用于宏大历史的选题，它同样可以用于个人历史的撰述。通过一个普通的历史见证人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一些历史事件。
怎么做口述历史？
口述史学的实践已经发展出一定的模式，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访谈前——确定对象、背景研究、类型确定、提纲拟定；访谈中——取得信任、仔细倾听、重视 互动、独立空间、资料收集；访谈后——形成录音记录稿和文字整理稿、重要内容核准、交由受访者求证、资料归档保存。
背 景研究是成功访谈的关键，除了资料准备以外，甚至还可以进行初步访谈，与受访者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资料准备是你拉近与受访者距离的一种方式，”顾训中 说，“在正式访谈中，取得对方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与对方不太熟悉的情况下。而事先了解受访者（可能）经历的事件，可能让对方产生一种亲切感，甚至 帮助对方回忆起相关内容。”杨祥银则提示，“初步访谈最忌讳的是交流过于详细，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出现。”他曾在与一位老教授初次见面时，由于话题投机，在 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聊了两个多小时。但在正式的录音访谈中，老教授就再也不愿意重复上次的谈话了。
准 备访谈提纲时，可以设置令受访者自由发挥的问题，也可以设置那些只需得到明确答复（是、不是、具体数据、时间、地点）的问题。在正式的访问中，可以“由近 及远”，即从身边的事情谈起，“您的儿子现在做什么工作？”、“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或者“由远及近”，从对方可能印象深刻的过往谈起。
但 事前准备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最重要的还是在交流中仔细倾听、注意互动、碰撞出火花，实际访谈的结果和预设甚至可能相反。顾训中介绍，他曾经访问一位70 多岁的菜场老职工，谈及过去的工作时非常激动和自豪。“菜场职工的身份在那时并不窘迫，相反，因为是国营菜场，在家家户户食品供应并不充足的年代，他的工 作能够带来一些便利，有时还能帮助亲戚朋友。”他给顾训中展示了曾经获得的劳动奖章，自豪感溢于言表。“这是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才会出现的特别现象，今天 不会重现，也很难想象了。”顾训中说。

1979年的崇文门菜市场一角
访 谈结束只是工作的开始，口述资料的整理和编辑无疑是巨大的工程。录音带和文字稿本是口述历史的两种载体，抄本是对录音带的一种文字诠释，应尽可能地保留访 谈的质量和讲话者的个性。文字的版本显然更便于研究者使用。据杨祥银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制作了从1948年到现在所搜集到的所有访谈的索 引，点击即可看到内容摘要。
访谈老人需注意些什么？
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常常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于一般人而言，最容易接触到的访谈对象可能就是家里的长辈。面对他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首先要熟悉对方的背景，并表现出充分的尊重，”顾训中说，“记者访问政商人士，可以问题尖锐，但我们做口述历史访谈老人，一定要表现出敬意。”
访 谈说到底是一种沟通的过程，熟悉对方的语言习惯、交流习惯才能保持对话的顺畅。顾训中还介绍了一些切入谈话的小技巧：“和老人聊天，家庭是很好的谈资。老 伴、子女，往往是老人愿意聊的。童年、童趣也是能够唤起温馨回忆、让人放松的话题。还有晚年生活，也是老人们关心的。”
人人都可以做口述历史吗？
杨祥银这样介绍口述史学的“大众化”：“在研究对象上，口述史学一反过去‘政治史’和‘精英史’的传统，把历史焦点转向普通人民群众。”口述历史具有很强的 操作性，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任何人也都可以是访谈对象，但它同时对操作者的史学素养提出了要求。章诒和在谈着名的口述历史学者唐德刚时曾说：“别以 为‘口述历史’就是‘你说我记’，口述史的优劣与高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者，取决于他的史学知识，社会积累和考证功夫。”
在 大众性和专业性之间寻找平衡的同时，口述历史和历史教学已经有许多交集，这在它的发源地美国尤其明显。美国国家社会研究理事会有一本小册子《课堂上的口述 历史》，提供了“怎样从事口述历史”的系列方法；每年有40万名学生和2万名教师参与美国各地区和州的口述历史教学竞赛，并有一些颇受关注和称赞的项目， 如南金斯顿中学和布朗大学曾联合主办口述历史项目——“整个世界在注视：1968年的口述历史”和“奶奶，你在战争中做些什么？”
在中国，近年来口述历史走进课堂也是一个趋势。以下是广东省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汇景实验学校的初中历史寒假作业：
“家 族，是一个人生长的根，成长需要知道自己的起源和根系在哪，才能让自己在漂泊中找到可依靠的地方。虽然孩子们还小，不懂得寻根问祖，但希望他们能先从身边 的人开始找起，先学会问问祖辈，先学会跟祖辈沟通了解，知道他们的艰辛，任何成功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2015年的历史寒假作业为《家族迁徙之寻》，内 容：1.找寻三代之内的家族成员，构建家族树，形成家族思维概念。2.问问祖辈成长的经历，请用400字介绍采访过程及其内容（选择一些有特点或时代特征 的事例）。3.绘制家族迁徙的路线图，参照地图，可大范围省市间的迁徙，也可小范围市内的迁徙。要求：用A4纸完成，采访内容要电脑录入打印，家族树和迁 徙路线可手工绘制。
因为这是一份长期的作业，以后三年会不断延续和寻找更久远的祖辈，所以请用透明档案袋的形式上交，注明班级和姓名。备注：如有成长经历不方便透露的地方，可用化名代替，请注明。”

中学生在访问自己的外公。图片由广州第四十七中学汇景实验学校历史科组提供。
和“记忆盒子”公益活动一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文字、声音、光影都成为记录和表达的方式，口述历史在走向民众、走向中学、走向家庭的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

Ⅶ 张广智的学术成果

（一） 主要论着
《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着，第一作者）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西方史学散论》 台湾淑馨出版社1995年版
《现代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着，第一作者）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寻梦天涯》（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世界文化史》（古代卷，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影视史学》 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8年版
《西方史学史》（主着）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04年第二版
《二十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超越时空的对话——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二） 主要论文（至2006年）
《希罗多德：西方史学的创立者》 《复旦学报》1981年第1期
《〈高卢战记〉与凯撒的史才》 《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大放异彩的古希腊戏剧》 《北京艺术》1981年第9期
《利奥波尔德·冯·兰克》 《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收入《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1年）
《爱德华·吉本》 《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收入《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1年）
《希罗多德》 收入《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
《阿庇安》 收入《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
《兰克与兰克学派》 上海市历史学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1982年
《试论修昔底德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
《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 《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伊本·卡尔敦及其〈通史〉》 《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
《卡莱尔和〈英雄与英雄崇拜〉》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2期
《给西方史学史一席地位》 《光明日报》 1983年3月16日史学版，收入《史坛纵论》（重庆出版社1984年）
《中世纪时期阿拉伯史学的特点》 上海市历史学会世界史论集，1983年
《新的资料 新的窗户》 《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 《外国史知识》1983年第11期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汤因比与〈历史研究〉》 《书林》1984年第1期
《美国新史学派述评》 《世界历史》1984年第12期
《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 《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米涅与法国革命史》 《外国史知识》1985年第10期
《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 《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
《试论兰克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贡献──兰克逝世百年祭》 《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
《试论塔西陀的史学》 《上海市历史学会世界史论集》1986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 收入《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
《略论古希腊史学中的人本观念》 《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
《“天才的闪光”──维柯史学思想述论》 《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
《有没有荷马及〈荷马史诗〉》 《文汇报》1987年9月15日
《汤因比史学散论》 《复旦学报》1988年第4期
《历史学家的文化视野》 《复旦学报》1988年第4期
《重评托马斯·卡莱尔的史学思想》 《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
《处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史学》 《复旦学报》1989年第6期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 收入《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我国四十年来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 《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
《近十年来关于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若干思考》 《光明日报》1990年5月23日
《论“希腊的奇迹”：一项历史学的分析》 《江海学刊》1990年第2期
《“理想类型”：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 上海世界史学会编《世界史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一九九〇年全国史学理论研究述评》 《光明日报》1991年3月13日
《现代西方史学新潮在中国》 《社会科学报》1991年3月21日
《实用·多元·国际化──略论现代美国史学的特点》 《江汉论坛》1991年第6期
《简论当代美国史学的多元性》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办《美国研究论文摘要专辑》（二）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反省的历史考察》 《史学理论丛书》（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1月）
《史学理论：1990年综论》 《中国历史学年鉴》（三联书店1991年12月）
《我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研究》 《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
《时代变革与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反省》 《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 《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眼在远处 手在近处”──关于西方史学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
《略论世界史在二十世纪的重构》 《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
《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 《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我国新时期的美国史学史研究》 《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1期
《“放眼世界 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 《复旦学报》 1994年第1期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史学》 《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
《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 《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继承与超越：西方古典文化三题》 《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7期
《论古罗马的政治文化：一项历史学的分析》 《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
《民主政治、理性观念与中庸之道──试析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说”》 《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古罗马兴衰的启示》 《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2期
《罗尔德·阿蒙森传》 载《寻梦天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 《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 《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略论古希腊的城邦文明》 《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超越时空的对话：我国新时期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若干思考》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探索者的足印》 《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7期
《一九八五年：中国西方史学史的一页》 《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 《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
《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 《复旦学报》1997年第2期
《历史认识论对现代社会的回应》 《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
《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 《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4期
《年鉴学派的演进》 《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5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趋向》 《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
《关于西方古典史学入华史的学术通信》 《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 《韩国研究论丛》1998年第四辑
《西欧社会从中古向近代转型的基础》 《探索与争鸣》 1998年2月
《释“年鉴现象”》 《世纪论评》1998年2月
《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回应》 《复旦学报》1998年3月
《社会科学新史学派》 《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2月
《历史学的新领域与新方法》 《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4月
《世界史重构的新潮流》 《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6月
《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前景》 《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8月
《近2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研究》1998年12月
《宗教的力量——通向心灵重塑之路》 《学术研究》1999年第7期
《历史学的重构》 《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12期
《恺撒的三月十五日》 《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诌议》 《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重现历史——再谈影视史学》 《学术研究》2000年第8期
《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
《西欧社会近代转型问题断想》 《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吉本史学生涯随记》 《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5期
《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基督教——以现代中韩社会为讨论中心》 《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
《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 《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三论影视史学》 《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1期
《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史学的复兴及其现代回响》 《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
《论口述史的传统及其背景》 《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
《“惩罚暴君的鞭子”：塔西陀的社会历史观及其他》 《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
《历史教育与现代影视》 《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
《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 《社会科学》（沪版）2003年第12期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 《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
《论基督教伦理道德的特征及其现代回响》 《基督教学术》（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苏版<世界通史>的中国回应》 《淮北煤炭师院学报》2004年第5期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多面的历史”——西方史家掠影》 《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
《兰克史学和它的世界影响》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历史教学问题》 2005年第3期
《人大复印(历史学) 》2005第2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
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传播》
《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
《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关于开拓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西方史学史为中心》
《珠辉散去归平淡——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

Ⅷ 年画为什么被列为非遗怎样更好的传承和创新

年画画面线条单纯、色彩鲜明、气氛热烈愉快，如春牛图、岁朝图、嘉穗图、戏婴图、合家欢、看花灯，胖娃娃等，并有以神仙、历史故事、戏剧人物作题材的。颇多作为门画张贴之用，夹杂着“神祇护宅”的观念，如“神荼郁垒”、“天官”、“秦琼敬德”等。

年画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也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对于那类时事题材的年画，还是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媒体。

年画又是一部地域文化的辞典，从中可以找到各个地域鲜明的文化个性。这些个性因素，不仅在题材内容里，从各个年画产地习惯的体裁、用色，线条及其不同的版味，也能一眼识别出来。由年画可以认识全部的中国民间。

各地年画工艺都有固定的传承方式和工艺流程传统。各地制作年画时的要求和操作工艺反映着各产地不同的文化取舍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反映了年画的传承方式—家传、招徒、办学—所蕴涵的民族精神、民族标识、社会的组织力以及其中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言传身教、口传心授、物化传播是年画的主要传承手段。

(8)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图书扩展阅读

民间年画为中国民间美术中较大的一个艺术门类，它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祗信仰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活动，表达了民众的思想情感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

民间年画历史源远流长，有着较多的产地，流行也十分广泛，通俗普及，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曾经有过颇为兴盛的发展。无论是题材内容、刻印技术，还是艺术风格，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不仅对民间美术的其他门类曾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与其他绘画形成相互融合成为一种成熟的画种，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