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多年致力于教学方法创新

A. 茅以升的简介

茅以升

（1896—1989）

茅以升，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本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我国桥梁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教育改革，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是我国工程学术团体的创建人之一。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声誉。1917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着，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着眼未来，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经32年的辛勤耕耘，该院已发展成专业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研究机构，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强调继续教育，倡导专题经济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工作均无法正常进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这期间，他应大桥局总工程师之请，研究桥梁振动问题，解除了人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在大量群众步行过桥，桥身晃动所产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着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着和科普文章约占1／3。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参考资料：http://www.cpst.net.cn/kxj/zgkxjszj/CX/gxb/pe/tm18003001.htm

B. 茅以升发明了什么

茅以升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

茅以升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声誉。1917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着，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着眼未来，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经32年的辛勤耕耘，该院已发展成专业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研究机构，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强调继续教育，倡导专题经济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工作均无法正常进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这期间，他应大桥局总工程师之请，研究桥梁振动问题，解除了人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在大量群众步行过桥，桥身晃动所产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着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着和科普文章约占1/3。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他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任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和第四、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主持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该会经茅以升与太沙基教授联系，被国际土协接受为团体会员，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茅以升积极致力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1952年，他参加九三学社，后任中央副主席。为密切党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和九三学社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茅以升早就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直到1987年，党组织才接受他的申请，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2岁高龄的茅以升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他终身奋斗、追求，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他终身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毕业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爱戴。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1933年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浙赣铁路局长杜镇远和浙江公路局长陈体诚一致推举茅以升担此重任。消息传来，他非常兴奋。尽管面临筹款能否成功，面临能否打破当时大一些的桥梁都是“洋人”修建的局面，能否击败“洋人”的竞争，以及在险恶大江上造桥能否胜任等尖锐复杂的问题，他还是鼓起勇气，知难而上，开始了对钱塘江大桥从筹办、设计、建造、炸毁、直到修复的领导工作。

茅以升当时在北洋大学任教。他两下杭州调查研究钱塘江建桥的可行性。钱塘江上水、风、土都不比寻常。上游山洪暴发时，水流湍急，下游怒潮倒灌时，波涛险恶，如果上下同时并发，或遇到台风，江水翻腾激荡，势不可挡。江底流沙深达40米以上，受水流冲刷，变迁莫测，突然刷深的最大变化可达10米以上。茅以升仔细研究分析了钱塘江的水文、气象和地质资料，经过调查考虑之后，结论是虽然难度极大，但“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他以无比的勇气和信心，要在钱塘江上施展抱负，为国争光。

茅以升白手起家，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筹建工作，拟成建桥计划书。翌年，浙江省政府成立“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他邀请罗英任总工程师，延聘了4位工程师，吸收了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不久的青年，组成了桥工处的技术队伍。

在此以前，浙江省交通厅已清铁道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提出钱塘江桥工程设计方案。经研究认为，华德尔方案全桥长1872米，正桥29孔，公铁两线路平列，孔径小，墩子多，水上工程量太大，不适合江水与河床地质条件，需758万元（银元），造价太高。茅以升独立思考，自行设计出6个方案进行比较。在评选工程设计方案时，茅以升的设计方案以其经济合理性一举夺标。

中选方案桥址选在闸口六和塔旁。其优点是地质较好；江面较窄，再经堤岸整治，约束江流，使江面宽度缩为1000米；主流稳定，建桥50多年来，通航孔道不变。大桥全长1453米，正桥长1072米，由16孔跨度为65.84米简支钢桁梁组成，钢梁选用铬铜合金钢，强度高，重量轻，抗锈蚀。北岸引桥3孔，南岸引桥1孔，都是用50米的钢拱梁和钢筋混凝土框架及平台组成。全桥方圆配合，色调稠和，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全桥设计方案明显优于华德尔方案的特点有：全桥长度减少；钢梁自重减轻；采用双层结构，桥墩长度减去约一半；墩距加大到67米，减少桥墩数量，水下工程量锐减，从而工期缩短，工程造价大幅度下降；采用等跨度梁，遭破坏时便于修复。全桥造价（决算）仅531.64万元（法币）。

在施工上，采取了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的措施，如利用钱塘江的水来克服钱塘江的流沙，利用潮汐涨落浮运架梁等。在施工组织上，采用了“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新办法，有效地组织五家承包公司，基础、桥墩、钢梁等工程同时进行，只要两个相邻墩子完工，即可架梁，从而保证了在困难丛生的情况下，工程得以提前完成。

在施工中他克服困难，不断改进施工技术与创新，例如，沉箱下水浮运问题，在修建船坞、滑道失败后，成功地采用了水平轨道运输；沉箱浮运就位后，因洪水猛涨、潮水激荡，多次发生锚走绳断，冲走沉箱事故，后改用10吨混凝土大锚、并用高压射水将重锚埋入泥沙，才使沉箱得以定位；为使长30米的木桩桩顶入土10—15米而设计专用送桩；采用独特的射水打桩法，使原来每24小时打桩1—2根，增加到20根以上；在墩位处沉放柴排和石笼，防止沉箱移动和倾斜；此外，还设计制造了不少特殊工具与设备，如特制打桩船、送桩、沉箱起吊设备，钢梁浮运专用托架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大桥处于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地位，茅以升决定组织赶工，他几乎每天都下到桥基气压沉箱内，与员工研究措施。经全体员工努力奋战，于9月26日通了火车，宣告大桥建成。从1935年4月6日动工起，历时不到两年半。不幸的是，战局恶化，于同年12月23日茅以升不得不挥泪亲自参与将桥炸毁。直至1953年茅以升亲临主持大桥修复工程，才使其得到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多年来，这座大桥始终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茅以升始终关心大桥的运营、养护、维修情况，并于1984年视察运行近50年的大桥后，就另建第二座钱塘江桥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铁路桥梁史这样评价钱塘江桥：“20世纪30年代，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以当时尚不发达的施工技术，用不到3年时间，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并监造，建成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这是旧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培养造就了一批桥梁工程科技人才

茅以升在修建钱塘江桥时已下决心，要使已组成的桥梁技术班子，在钱塘江桥建设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让他们在祖国的江河上修建各式各样的大桥。为此，他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办成了训练培养桥梁技术人才的学校。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未来的建桥队伍，在大桥施工期间，每年暑假前还致函国内各工科院校，请他们选派三年级大学生80人来工地参观实习两个月，每天上课12小时，其余时间分派至各工点实习。桥工处不仅供应食宿，热情接待，还指定专人讲解、辅导。茅以升本人也在百忙中抽时间为他们讲课。这一创举，受到各大学的热烈欢迎。

钱塘江桥工处在完成本身任务之处，为了锻炼队伍，还接受一些其他桥的设计任务，如广州“六二三”桥；福建省峡兜乌龙江桥的测量钻探、初步设计；1936年，为筹建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钻探和桥址比较工作，并作出了建桥计划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提出“武汉大桥计划草案”。这些工作，虽因经费无着落而无结果，但锻炼了人才，为以后的建桥者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1941年唐山交大恢复正常教学以后，他又一次虚席让贤，自己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就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开始谋划抗战胜利后修复铁路、修建桥梁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生活艰苦，很多有志造桥的工程技术人员，谋生无路。他筹建了桥梁公司，把这些技术人员和原钱塘江桥工处的部分员工，集中到桥梁公司，当时，虽然没有桥梁设计施工工程，就组织他们学习，研究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布置桥梁标准设计系列，并搜集参考资料，为武汉长江大桥、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复遭破坏桥梁等工程准备方案。1946年，茅以升代表上海“越江工程委员会”提出了《上海市越江工程研究报告》，接着又承担了部分桥梁修复工程，其中包括承办钱塘江桥正式修复的设计与施工。尽管这些工作无利可图，却培养了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对祖国的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茅以升不顾责难，派人经营商业，以其收入作为这批职员的生活费用。1944年，桥梁公司经济十分困难濒于倒闭，茅以升筹划未来，从培养人才着眼，还毅然送大量人员去美国实习。对出国人员的家属，照支工资，直到回国。这批留美人员各有专攻，收获很大，归国后，大都成为祖国大型桥梁建设的前驱和骨干，在祖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致力于工科教育，倡导教育革命精心培育科技人才

1920年起，前后约30余年，茅以升在教育战线上，倾注了不少心血。他曾出任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等多座大学校长，立基创业，功绩显着，是知名的教授和杰出的教育家。

茅以升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学生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作了重大改进。

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着称。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课外与学生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他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学生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学生。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学生”。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让他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学生所提问题的深浅，可知他对课程是否作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问题提得好，或教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提问者，给满分。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此法推行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深受学生欢迎。同时，学生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着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

茅以升认为旧教育的弊病是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片面追求理论教育的“质”，严重忽视培养人才的“量”。他于1926年在上海交大30周年纪念刊和《工程》杂志上发表《工程教育之研究》的论文，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欧美教育制度，呼吁建立适合我国现状的教育制度。主张“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论科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并且从学制、招生、课程、考核、教授、实习、服务等方面，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为为新社会培育人才，更应进行教育革命。1949—1950年，他撰写专论《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等，强调按照人的认识规律，由感性知识入手，进而传授理性知识，先让学生“知其然”，而后逐渐达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把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学校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小组会上发言，受到周总理高度评价。

此外，他还强调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投身科普工作，抓业余教育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他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

30年代，国际上对土力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中遇到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斜等现象，经过对钱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学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立即开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这门新兴学科。他对库伦土压力经典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经常与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的创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讨论研究。1938-1941年间，他在唐山工学院开课讲授，是我国第一个讲授土力学课的人。同时向全校师生作“Stresses on Retaining Wall”等学术报告。1940年，与其兄、弟捐款，请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石渠奖金”，专奖研究土力学的优秀会员。1948年，在上海发起“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基本建设工作全面铺开，面临许多复杂的地基基础问题，急需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方面的人才与技术，这时，茅以升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学知识，他于1952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组织成立了土力学小组，举办土力学学术交流和普及讲座。在他的倡仪下，这种土力学学术活动逐渐传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并成为国际土协的团体会员。同年，他代表我国土力学学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几十年来，我国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科学技术已有显着的提高与发展，这一切与茅以升的长期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国这一科学技术的开拓、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

茅以升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工作，长达32年之久。1950年，他被任命为铁道技术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所长时，全所只有60人，4个研究组，只能从事一些试验工作。他不计较单位大小，职位高低，他考虑的是，要发展铁路运输事业，必须发展铁道科学技术，铁道科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复杂而理论又比较高深的综合性的“技术科学”，这是一个需要开拓和发展的领域。他一方面亲自主持院务工作，另一方面以研究院为基地，研究科学管理、科研方针，中国铁路建设与铁路科研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他的教育、生产、科研相结合的思想。这一期间，他结合在科研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和文章，如《科学研究的组织和体制问题》、《我国铁路科学研究的远景》等，阐述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基础科学与生产专业之间，技术科学是桥梁”，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任务是使技术经验理论化，学科理论实用化。“生产技术是技术科学的实践，实验技术则是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实践。对生产而言，实验技术是生产技术的前导，有时生产技术亦有实验技术的性质，这就是‘中间工厂’中的生产”，指出生产技术需要综合的技术科学中学科的综合理论。

首先，他肯定了铁道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技术科学研究，他明确提出：“铁道科研工作当然应该为铁道运输服务，也就是在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要求上，负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主要责任”。他针对铁路专业技术综合性的特点，强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也要办成铁路专业齐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茅以升的办院思想，始终贯穿着理论结合实际，科研为生产服务这一条红线。他参加主持制订的1956、1963、1977年铁道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都是“针对运输生产建设的技术关键，选定铁路发展中的重大、综合、长远、理论方面的课题，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解决实现铁路现代化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1956年编制铁道科技发展规划时，他站在全路科技发展的高度，强调要把铁道系统中的全部科学力量组成全国性的分门分类大小成套的科学工作网，把铁道科学研究院作为整个铁道科研力量，全国科研工作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来考虑。

他主张“生产中来，生产中去，科学为生产服务”，科研立题要结合运输生产需要，而且强调要尽快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要求“加强发展研究，安排好中间试验，及时组织科研成果的审查、鉴定和推广、形成运输生产力”。他主张对课题进行经济核算，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核算，才能体现出科研工作投入少、产出高的特点，进一步明确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60年代初，他就面对科技迅速发展这个现实情况，强调职工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组织各种专业训练班，建立大学生进院摸底考试制度和导师制度，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课和培养。先后在院内成立了红专大学、科技学院和教育中心（研究生部）。铁道科学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茅以升80岁高龄还亲自招收研究生。

茅以升历任铁道科学研究院历届学术委员会主任，离职后，还兼任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学术争鸣。

铁道科学研究院在茅以升的领导下，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到1980年，全院职工已达3532人，其中科技人员1827人；全院设有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1个环形铁道试验段；30多年来共取得1800多项研究成果，其中约60%在铁路运输生产建设中发挥了作用。铁道科学研究院现已建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铁道科技研究试验中心

C. 茅以升简介是什么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茅以升1916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英文名称Tangshan Engineering College），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国立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今西南交通大学）、北洋工学院院长、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代院长、院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北洋大学校长、中国/北方交通大学（时含今西南交通大学和今北京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茅以升主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茅以升曾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晚年，他编写了《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D. 谭千秋的英雄事迹

谭千秋的英雄救人事迹：

2008年5月14日当晚，有新华网四川频道刊发了《那一刻，他张开双臂护住四个学生》的报道，文章描述了谭千秋在危难时刻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身下保护的四个学生都活了。

下午2点多钟，谭千秋在教室上课，他正讲得起劲时，房子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地震！谭千秋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喊道：“大家快跑，什么也不要拿！快……”同学们迅速冲出教室，往操场上跑。

房子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并伴随着刺耳的吱吱声，外面阵阵尘埃腾空而起……还有四位同学已没办法冲出去了，谭千秋立即将他们拉到课桌底下，自己弓着背，双手撑在课桌上，用自己的身体盖着四个学生。轰轰轰──砖块、水泥板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房子塌陷了。

13日22时12分，谭千秋终于被找到。“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双臂张开着趴在课桌上，后脑被楼板砸得深凹下去，血肉模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个学生，四个学生都还活着！”

(4)华人多年致力于教学方法创新扩展阅读：

谭千秋的英雄事迹：

5月12日，一个令所有中国人无比震撼和悲痛的日子！

清晨，天空阴沉沉的。

6点，谭千秋和往常一样，早早地爬了起来。他习惯地帮小女儿穿好衣服，漱口洗脸，然后便带着她出去散步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父女俩嘻嘻哈哈地回来了，妻子张关蓉已做好早餐在家里等他们。谭千秋吃完早餐，亲了亲女儿，便风风火火地上班去了。哪知这一去竟成了永诀！

下午2点多钟，谭千秋在教室上课，他正讲得起劲时，房子突然抖动起来。地震！谭千秋一下子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喊道：“大家快跑，什么也不要拿！快……”同学们迅速冲出教室，往操场上跑。房子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并伴随着刺耳的吱吱声，外面阵阵尘埃腾空而起……

还有四位同学已没办法冲出去了，谭千秋立即将他们拉到课桌低下，自己弓着背，双手撑在课桌上，用自己的身体盖着四个学生。轰轰轰——砖块、水泥板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房子塌陷了……

弓着身子，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5月13日晚上10点12分，当搜救人员搬开压在谭千秋身上最后一块水泥板时，这种永恒的姿势让所有抢险人员震撼：他的身下，蜷伏着四个学生，晚上11点50分，他们全部获救……

为了4个学生的生命，谭千秋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用他的壮举，诠释了什么是为人之师；他那在突发灾难来临时的瞬间造型，塑造了一尊在人们心中永不倒塌的丰碑。

E. 华罗庚的事迹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及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华罗庚同志，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晚在日本东京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四岁。华罗庚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科学技术事业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全国人民为失去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万分悲痛。

华罗庚同志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一九二四年他从金坛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因家庭贫困，一年后离开了学校，在父亲经营的小杂货铺当学徒。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数学。一九二九年，他在金坛中学任庶务会计，开始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重视。经熊教授推荐，他一九三一年到清华大学工作。他只用了八年的时间，从管理员、助教、讲师进而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深造，一九三八年受聘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在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白天教学，晚上在菜油灯下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写下了名着《堆垒素论》。但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一名着无法出版，只好送到国外出版，直到解放以后才以中文版在我国正式发行。一九四六年秋，迫于白色恐怖，他出走美国，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195O年，华罗庚同志响应祖国召唤，毅然从美国回到北京，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会长等职。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萤声中外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他的着名学术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由于应用了前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在数学领域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于一九五七年荣获我国科学一等奖。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元)方法”。华罗庚同志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二百篇学术论文，十部专着，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经典着作之列。他还写了十余部科普作品。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他的名字已载人国际着名科学家的史册。华罗庚同志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十亿中国人民的骄傲。

华罗庚同志也是我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他就走出书斋和课堂，来到广阔的工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生产工艺和提高质量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简称“双法”)，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写出了《优选法乎话及其补充》和《统筹法平话及补充》两本科普读物。二十多年来，华罗庚同志为推广“双法”，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他组织和领导了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推广“双法”，使“双法”得到大面积普及和推广，以至运用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研究，不仅为节约能源，增加产量，降低消耗，缩短工期取得了显着的经济效益，而且培养了一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科技队伍。毛泽东同志对华罗庚同志在科学上的这一创新曾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两次写信给华罗庚同志，”祝贺和勉励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年动乱期间，当华罗庚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时，周恩来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而出，保护华罗庚同志，支持他继续从事“双法”的研究和推广工作。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给华罗庚同志写信，充分肯定他把数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号召“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共同建造中国的“通天塔”。

华罗庚同志是一位经历过新旧两个不同时代，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早年，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是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挚友。一九四六年春，他应邀赴苏联访问，写下了《访苏三月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新中国的诞生，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看到“祖国已黎明”，放弃在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的怀抱。在横渡太平洋的航船上，他致信留美同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他爱国不怕险，纯真赤子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称颂。华罗庚同志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把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强烈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十年动乱期间，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也未动摇对党的信念。拨乱反正以来，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一九七九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宿愿。他在答邓颖超同志的祝贺中兴奋地写道：“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砂成金，四化作尖兵”，“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他把入党作为自己前进道路的新起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以惊人的毅力，经过三年的拼搏，终于把十年浩劫中被盗走的手稿重新追忆出来，写成了《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不仅完整地记述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华罗庚同志还是一位着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他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为民盟工作的开展，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他多次出国访问，广交朋友，在华裔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常以“海外有知己，天涯成比邻”的诗句，来激励海外华人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力，并为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华罗庚同志是推动我国科学事业前进的伟大数学家，是中华民族一代人自学成才的典范。华罗庚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战斗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了振兴中华和人类进步，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科学事业。他走过的道路，一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华罗庚同志给我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华罗庚同志自学成才，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永远向前。他一共上过九年学，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最后能成为蛮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完全是依靠刻苦自学取得成功的。他即使到了晚年，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已经很高，仍然手不释卷，顽强地读和写。他从不迷信天才，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他提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而终”的名言，作为对自己的告诫。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这样写道：“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就是华罗庚同志成功之路的秘诀。

华罗庚同志热爱祖国，热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他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热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是党的需要他愿赴汤图火。他把“一心为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衡量一切是非真谬的尺度。他把自己的思想、行为、追求、理想，溶于祖国、党、人民的最高利益之中，不愧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人。华罗庚同志精心扶持年轻一代茁壮成长。他十分注意发现和推荐脱颖而出的拔尖人才。他是新中国在中学生中开展数学竞赛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引导青少年从小热爱科学，进人数学研究领域，扶持他们成为我国新一代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顽强拼搏，为四化奋斗到最后一息。十年前，华罗庚同志第一次患心肌梗塞症，出院后曾留下这样的诗句：“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攻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一九八二年秋，他因日夜写作，劳累过度，第二次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谆谆要求助手们坚持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应用数学的发展。今年六月三日，他带领一批中年业务骨干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十二日下午，在向日本数学界作学术报告的讲坛上，当他讲金最后一句话时，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我们敬爱的华罗庚同志，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和科技界人士的友好合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现了他“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壮丽誓言。华罗庚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华罗庚精神将永存。

F. 黄大年先进事迹材料

在平平淡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事迹吧，根据范围的不同，事迹可分为集体事迹和个人事迹。那么什么样的事迹才是规范的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黄大年先进事迹材料，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黄大年先进事迹材料 篇1

黄大年教授走了!

带着他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带着他对事业的无限留恋，带着他对学生的无限惦念……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教授因病不幸逝世。1月13日上午9时，长春市殡仪馆西辰厅内庄严肃穆。来自社会各界的近800人在这里送别黄大年教授。偌大的告别厅装不下太多的悼念，省领导来了，国家有关部委领导来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来了，同事们来了，学生们来了……人们默默垂泪，几十名学生跪倒一片，痛哭失声……

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能让人们如此惋惜，能让人们如此不舍?

“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来没觉得我和祖国分开过，我的归宿在中国”——黄大年

他是一个至诚无私的爱国者，时刻惦记着养育他成长的这片土地，他的脉搏时刻和祖国一起跳动，祖国是他最大的眷恋!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教授走下飞机，迈出了回归祖国的第一步。虽然以前他也多次回国，但这一次，意义不同。他辞去了在英国公司的重要职务，挥别了共事多年的科研伙伴，说服妻子卖掉了经营多年的两个诊所，留下了还在读书的女儿……回到母校——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全职教授，开始为我国的航空地球物理事业耕耘、播种。

“为什么回国?”经常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是啊，他为什么回国?在英国奋斗了18年，他已拥有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高效率的研究团队。他在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12年，担任过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他带领由牛津和剑桥优秀毕业生组成的团队长期从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工作，致力将该项高效率探测技术应用于海陆大面积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民用领域。由他主持研发的许多成果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多数产品已应用于中西方多家石油公司，他也成了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被追赶者。

他的家庭也早已超出了衣食无忧的水平线。位于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宽阔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学医的妻子还开了两家诊所，他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这是多少人羡慕的生活，也是多少人奋斗的目标。舍弃这些回国，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句歌词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无论身在何处，《我爱你，中国》都是他最喜爱的歌，歌里有他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回国的根源就是情结问题，我惦记着养育我成长的这片土地。”这是一个朴实而简洁的答案。

追溯他的成长历程，会发现对祖国的爱一直都是他最深的情结。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1982年1月，他在大学同学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就已表明了爱国报国的心志。

黄大年1958年8月出生在广西省南宁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读小学时随父母下放到桂东南六万大山里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后，17岁的黄大年考到地质队工作，作为物探操作员，他首次接触到了航空地球物理，并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职业。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朝阳校区)，从此与地球物理结下了一生的缘分。他先后完成了本科与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并留校任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黄大年得到了全国仅有的30个公派出国名额中的一个，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全额资助下，被选送至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黄大年回国报到后不久，又被派往英国继续从事针对水下隐伏目标和深水油气的高精度探测技术研究工作，成为当时从事该行业高科技敏感技术研究的少数华人之一。

一些老教师还记得当年送别黄大年时，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一定会回来的。”黄大年没有对师长食言，他更没有辜负父母的教诲。

2004年3月20日晚，他正在大西洋深水处与美国某公司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却接到辗转而来的父亲离世前最后一通电话:“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我能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母亲离世前给他留下的依然是这句话。父母的教诲给出了黄大年一生中几乎所有抉择的答案——祖国高于一切!

海漂的18年，黄大年的心和祖国一直连在一起，他关注关心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惦念着母校，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讲学，他招之即来。“对我而言，我从未和祖国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从英国回来，他失去了太多太多，但回到祖国母亲身边，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站在大地上一般，拥有无穷的力量和豪情。“从海漂到海归一晃18年，得益于国家的强大，在各国才子强强碰撞的群雄逐鹿中，几乎从未败过!有理由相信，回归到具备雄厚实力的母校，一定能实现壮校情、强国梦。”这是黄大年在微信朋友圈有感而发的一段话。

“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你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黄大年

他是一个目光高远的科学家，在科研上他始终是一个被追赶者，他的梦想是把地球变成透明的。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卓越科学家，黄大年关注的不仅仅是当下的科研，而是祖国未来30年、50年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要达到的目标——巡天探地潜海，向深地深海深空进军。

地球深部隐藏着多少秘密，是人类一直以来不断探索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不仅是科研人员的梦想，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需求，而地球深部探测计划就是找到开启“地球之门”的钥匙。国家实施这一计划，给黄大年提供了无限宽广的舞台。

作为计划的重要部分，探测技术装备从军事工程、国防安全到能源资源探测开发，都是必需的利器。曾在国外生活多年的黄大年深知这一装备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也深知国外是如何严控这一装备对华出口的。

“这是国家发展无法回避与绕开的话题，必须突破发达国家的装备与技术封锁。”一回国，黄大年就被国家选为“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是国家“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下设的第9项目。黄大年一方面协助国土资源部完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担任项目直接负责人，从一名尖端科技研发科学家变身为一个大国的战略科学家。

这个项目以吉林大学为中心，汇集了400多名来自高校和中科院的优秀科技人员。经过5年的时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了显着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坚实基础;成功研制出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为实施我国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装备支持;自主研制出了综合地球物理数据处理与集成软件系统，为深探计划实施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持;建成首个国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野外实验与示范基地”，为规范管理仪器装备研发和引进程序提供了验证基地……这些成果，为实施国家地球探测计划奠定了技术经验和人才储备，全面提高了我国在地球深部探测重型装备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加速了我国地球深部探测进程。

在2011年度中国科技十大进展的盘点中，评选专家认为“深部探测专项开启了地学新时代”;2014年，该专项被25位院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2013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2013年，黄大年教授的团队入选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培育计划”;2014年，团队获得第五届中国侨届创新团队奖。2016年6月28日，“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通过评审验收，专家组最终结论是:项目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这是国内大型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2011年，作为国家“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家，他负责策划、协调和组织中科院、高校等高科技资源形成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承接科技部“863计划”航空探测装备主题项目，开展军民两用技术研究。

“他与探测仪器专家合作研发深地探测仪器装备，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研发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涉猎地学、信息、军民融合等多个领域。”黄大年的大学同学、吉林大学仪电学院教授林君对他的研究了解得更深一些。

在黄大年及其团队的努力下，超高精密机械和电子技术、纳米和微电机技术、高温和低温超导原理技术、冷原子干涉原理技术、光纤技术和惯性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进步显着，快速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研发也首次攻克瓶颈，突破国外封锁。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告诉记者，在黄大年回国前，我国对于航空重力测量的研究，尤其是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仅停留在理论和实验室样机研究阶段，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已经进入了工程样机研究阶段。在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上，我国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10年，而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作为精确探测的高端技术装备，我们用5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艰难路程，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填补了我国空白，将意味着中国又成功抢占了一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对推动国防安全建设和深地资源勘探具有支撑作用和重要意义。”这是战略科学家黄大年对这一项目进展的定位与评价。

在英国学习和工作期间，黄大年致力于开展高精度重磁场探测装备及数据处理解释方法技术研究工作。回国后，他首推我国的实物车载、舰载、机载和星载“快速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工作，这是世界科技强国竭力追求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

2010年10月，吉林大学成立了“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黄大年为带头人。团队集中研究了能够在空中、水面和深水环境下，高效率获取空间分布的重力场、磁场、电磁场、放射性能谱和光电等数据的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技术，构建服务于陆地、海域、复杂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下的精确移动测量技术体系。

在带领团队冲上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的过程中，黄大年一直在推动科研团队与国际的融合。他利用自己在国外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声望，多次带团出国考察，并促成合作事宜。

一次，黄大年带队考察，国外的研究机构为了专门接待中国考察团停止工作半个月，不惜成本将处于零下200摄氏度的产品进行解冻，并拆开让中国考察团仔细观察。此情此景，让随团考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罗俊大为感慨:“我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如此隆重的接待。”

爱迪生曾说过，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的乐趣。在这个层面上，黄大年始终都在用自我成就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塑造着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伟大志趣。

黄大年先进事迹材料 篇2

黄大年教授的逝世，引起全省人民的追思，这本身就是一种震撼性感染。我们看到，2月27日、28日，《吉林日报》连续两天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长篇通讯《把一切献给你我的祖国》，着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爱国报国、为祖国奉献一切的感人故事，至诚无私的爱国情怀、矢志不渝的报国理想、培养和凝聚人才的高尚风范、为实现中国梦忘我拼搏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和先进事迹，广大读者、网友都映入眼帘，感动在心。

前不久，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追授黄大年同志为“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并在全省开展学习活动。黄大年同志是新时期归国留学人员和高校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2009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科研条件和安逸生活回到祖国，带领科研团队短期内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部分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黄大年教授在国内外学术领域和海外归国人才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科研人员和学生们的爱戴，得到各级组织的充分肯定，曾荣获中国侨界贡献奖、吉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指出，黄大年同志始终坚守爱国主义精神，矢志不渝实践科技报国的理想。无论是在读书求学、国外工作还是归国任教期间，都始终把祖国富强和民族振兴作为最高追求。

——他时刻把祖国的需要放在首位，2009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母校吉林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作为国家“863计划”、“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和国土资源部“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负责人，在短期内突破国外严格禁运和技术封锁瓶颈，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心系祖国发展和吉林振兴，以战略视野和高尚人格凝聚培养人才，多次受邀赴全国多地指导地方科技建设和经济转型，深入吉林省部分地区推动和协助产业转型，牵头筹划在吉林省建立“无人机产学用基地”和“吉林大学留学生报国基地”。他因材施教，鼓励和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悉心指导的44名研究生(其中18名为博士生)，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14人次，主动担任本科层次“李四光试验班”的班主任，所带班级被评为长春市“十佳班级”。他关心学生，默默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热心帮助患重病的学生家长解决治疗问题。

——他目光高远，为学生和团队成员创造接触世界最前沿科技和最先进设备的条件，提供与院士等国内外顶级专家交流的机会，支持和资助26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培养了一批“出得去、回得来”的人才。他无私忘我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为实现强国梦想奉献全部，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几乎没有休过寒暑假和节假日。平均每年出差130余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余天，3次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不计个人名利，只想把自己掌握的国际最前沿科技成果和经验全部奉献给祖国的黄大年同志，无疑是新时期归国留学人员爱国报国的先进楷模，是高校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杰出榜样，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代表。他用毕生努力实现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的统一，把个人梦想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阔篇章之中，充分展现了一名新时期归国留学人员和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崇高品格。

我们重温省委、省政府关于追授黄大年同志为“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的决定，关于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其目的在于用心灵追思黄大年教授，用心灵感知黄大年教授，用心灵读懂黄大年教授。学习黄大年教授，爱国报国是主题。当下，一些专家学者，一些官员、商人，一些学生，盲目迷恋于国外生活和安逸，甚至“舍我而去”，爱国报国成为空话。同黄大年教授比起来，真可谓渺校

中华民族振兴，吉林振兴，都需要爱国报国之为。我们不反对出国留学，出国交流，出国做生意，但我们反对不爱国不报国。作为中国人，爱国报国志不可丢。丢了人生就会暗淡，就会没有色彩。我们学习黄大年教授，就是要唱响爱国报国主题曲。此为良知，此为贡献。

黄大年先进事迹材料 篇3

7日，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走进复旦大学。报告团成员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深情讲述了黄大年同志的感人事迹，真实再现了黄大年同志崇高的精神品格。黄大年同志报国的决心、科研的激情、育人的热情，感染并激励着现场每一个人。

报告会在复旦大学设主会场，在同济大学设视频分会场。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安排了网络直播。沪上高校师生代表1000余人聆听了报告会。

5位报告团成员接连上台演讲，复旦大学光华楼报告厅内，鸦雀无声。面对一幅幅黄大年同志生产科研、生活照片，听着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不少人泪流不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磊说：“知识分子应从黄大年的事迹中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生命用什么来衡量?”在他看来，黄大年同志58岁的一生写就了一个知识分子最精彩的华章。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表示：“我们要将学习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同落实全国高校思政会议精神结合起来，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大教师弘扬高尚师德，做‘四有’好老师;要将学习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紧盯学术前沿，为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助力奉献。”

黄大年先进事迹材料 篇4

2017年1月8日，科学的星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悄然陨落。

黄大年是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25年前，他带着科技强国的心愿，出国留学、工作，成为国际着名的航空地球物理学家。

当得知国家的召唤，他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回国带领科研团队寻求技术突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7年1月8日，58岁的黄大年因病逝世。众多师生带着伤痛和怀念，默默垂泪，悼念送别。

斯人已逝，追思犹存——

黄大年选择回国并为此而献身，是为了什么?是冥冥中一种历史的轮回?还是中华民族魂魄中绵延不息的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在无限思念与崇敬中，往下看，一起走进他短暂却精彩的人生。

科学是他梦中的“情人”

吉林大学地质宫，507室。

“跟我们谈谈黄老师吧。”我们一开口，黄大年生前的秘书王郁涵眼圈立刻红了。

黄老师似乎没有离开，上次随老师在北京开会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投影幕布前，黄大年正如醉如痴地为在场的专家演示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的PPT。靠近他的人嗅到他身上一丝丝冰片的清凉味道——黄教授吃了速效救心丸。2016年6月底，在赴京参加这个会的前一天，黄大年突然晕倒在办公室。

“不许跟别人说。”这是黄大年醒来后对秘书说的第一句话。王郁涵黑着眼圈，瞥了一眼老师带领他们熬了三个晚上整出来的小山一样的材料，没敢吭气儿。

准备项目验收会的时间很紧，黄大年作为项目负责人，连着熬了三个晚上，查遗补漏。直至开会前，胸口仍很憋闷。他习惯性地打开随身带的黑书包，拿出速效救心丸的小瓶子往手里一倒，一仰头扔在嘴里使劲嚼着，走进会场……

“项目成果已处在国际领先水平。”黄大年和他的团队欣喜不已。

可谁又能想到，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想起这件事，王郁涵恨自己：“早知如此，说什么都要劝阻他。”

可谁又能劝阻得了呢?

翻看他生前的微信朋友圈，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他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真正从事科学的人，往往看重与事业发展攸关的情谊群体，面对‘知音’常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发展的是与众不同的情……”

在他心里，科学是他梦中的“情人”。

“科研疯子”黄大年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对此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破，缺一个领军人物。正在着急，有人推荐了刚回国不久的黄大年。”

“我去长春找了他，第二次见才敢开口求他。因为这个上亿元的项目黄大年分不到一分钱……”

“没问题。”黄大年如此痛快的回答让对方愣住了……

大家并不知道，黄大年看中的是这个项目瞄准的尖端技术——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每一个角落。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已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

大家更不知道，几年前，黄大年的父母相继离世时，他在国外忍痛未归，攻关的正是这个技术。

一天都没有等。他把自己关进办公室，没日没夜地设计科研思路。他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他向吉林大学打报告，创设移动平台探测技术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黄大年先进事迹材料 篇5

黄大年同志是有浓厚家国情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重道义、勇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是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的教师职业典范。作为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黄大年同志归国后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全面提高了我国在地球深部探测重型装备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

我校是以地质、资源、环境、地学工程技术为主要特色的行业性大学。在深地探测相关研究方面，黄大年同志与我校师生有着深远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他所取得的成就为我校相关研究取得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治学为师的风范值得我们所有地球科学教育科研工作者认真学习。

我们要积极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学习黄大年同志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优秀品格，是传承五千年文明、凝聚十三亿人心的根本力量。黄大年同志在名利双收的事业巅峰期，毅然放弃自己在海外半生奋斗赢得的一切，带着满腔热情回归祖国，肩负起科研领军的重任，并为之奋斗到生命的终点，一份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令人感佩。作为以地质、资源、环境、地学工程技术为主要特色的大学，我校也将爱国情怀作为学校发展的精神指引。从新中国地质事业草创之时做“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到遍览祖国的山河大地;从青藏高原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到积极对接“三深一土”等国家重大战略，爱国情怀为我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爱国情怀就是自觉服务于国家建设需要和重大战略需求。我们要把学习黄大年同志的爱国情怀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办学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不断增强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意识，提高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主动与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在积极承担、努力完成国家重大需求中谋划学校新发展。

我们要积极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学习黄大年同志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就是要我们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黄大年同志履行教书育人的使命一丝不苟，凭借人格魅力和科研能力的双重感召力，培养了一批优秀地学人才。他在职业操守和人生信念面前敢为人先，为教师的敬业精神添加了一个生动注脚。地学是一个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的领域，与其他教学环节相比，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和锤炼品格具有更加明显的相辅相成关系。为了确保育人效果，包括我校在内的广大地学专业教师在野外卧冰躺雪、身先士卒，学生培养在野外，成果产出在大地。我们要把学习黄大年同志的敬业精神与引导广大教师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结合起来，继续发扬地质人坚韧不拔的优秀品格，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攀登地球科研高峰的使命面前始终敢为人先。

我们要积极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学习黄大年同志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具有崇高的职业属性，国家和人民对教师寄托着高于其他职业的道德期望。“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黄大年同志在个人修养上不急功近利、不追名逐利、不争权夺利，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却分毫不让。他掌握着数以亿计的项目经费，不仅自己甘于奉献，而且断然拒绝“拉关系”“搞请托”，为当今教育科研事业注入了一股清流。这种高尚情操与我校“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高度契合。地学是一个“性价比”较低的专业领域，必须耐得住淡泊名利的清苦，耐得住甘于奉献的寂寞。我们要把学习黄大年同志的高尚情操与深入开展师德师风教育结合起来，在社会变革的浮华和喧嚣中，始终保持地质人敦厚质朴的本色，争做一名理想纯粹的教育工作者。

G. 我国有哪些在国外留学后回国做出贡献的人

我国有很多在国外留学后回国做出贡献的人,如华罗庚、李四光、邓稼先、周培源、钱学森、苏步青等。
1、着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
主要成就：中国解析数论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名言：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苦读六年，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劝他留下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李四光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回答说：“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我的祖国。”1920年回国工作，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后来，一度出国，在国外仍坚持地质学的研究工作。到1950年，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毅然从英国绕道回国，作为新中国的地质部长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卓越功勋。
主要成就：创立地质力学理论、为中国甩掉“贫油”帽子、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贡献。

3、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要给他很好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长期在美国工作。但是，邓稼先并未因高官厚禄而动摇他回祖国工作的决心。1950年，他胸怀报国之志，回到了祖国，为“两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邓稼先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4、中国当代着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1945年受邀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研究工作。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试验站，并希望周培源到该站工作，待遇甚优。但海军部是美国的政府部门，在海军部所属单位任职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外籍人员须加入美国籍才能参加。周培源当即向美方提出三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带着妻儿离开美国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学术成就：为物理学基础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即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

5、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1937年赴法国留学研究原子理论，被小居里夫妇认为他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1948年，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们都再三劝说、挽留。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恶狠狠地威胁说：“看他能上得了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明白。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国民党特务就会在半路上下毒手。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不顾，与夫人抱着刚刚半岁的女儿，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

6、被誉为“中国现代火箭之父”的钱学森，是着名的航天工程和空气动力专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在火箭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刚刚36岁的钱学森被聘请为美国麻省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钱学森那里，他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了报效新生而落后的祖国，钱学森从1950年起在美国向其当局正式提出回国申请。但是，美国当局却百般阻挠并加以迫害，没收了钱学森的各种资料和书籍，并诬蔑陷害他为“间谍”，对他进行审讯和监禁，将他关押在一个孤岛上，仅半个月，就使他的体重减轻了14公斤。当时美国当局声称，只要钱学森放弃了回国念头，就照常给他提供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可是，钱学森宁死也要回国，始终没有屈服。通过五年的艰苦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回国后，钱学森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跃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7、着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掌握科学、报效祖国，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以吃饱，而当时日本帝国大学还答应保留他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发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8、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早年为了支持抗日战争，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去，他就将自己家中积蓄的白银、首饰全都献给了祖国。1961年，当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钱财十分短缺时，身在苏联的王淦昌就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十四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至3万元）交给中国驻苏大使馆转赠给祖国和人民。1982年，王淦昌又将自己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奖金三千元全部都捐赠给了小学。
主要成就：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98年12月10日21时48分，王淦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