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屈原的诗歌文化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是爱国主义诗人，是人民诗人。他开创了楚辞体，是独立创作第一人，首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鲁迅评价屈原及其作品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屈原的精神和创作对后代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郭沫若先生讲：“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现实呼唤屈原文化。现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变化之剧烈，与屈原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变化之迅猛，超出屈原所处的时代。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客观上形成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加之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渗透，无一不对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提出挑战。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思想领域呈现“诸子百家”，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丑观、善恶观、荣辱观呈现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破除了人们的一些旧观念。但是，如何尽量减轻商业化浪潮对社会优秀传统道德风尚的冲击，却是个紧迫而严峻的课题。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内在秩序，一个精神缺失、进退无据、无所依凭的社会是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需要主旋律，需要基本的道德规范。重构主旋律和基本道德规范，既要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又要继承扬弃古代文化。屈原文化精华多于糟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屈原文化拥有的和赞美的许多东西，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
2. 如何评价屈原作品的文化精神
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年，是从奴隶主所有制转变到地主所有制、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代。
屈原作为一个诗人，从同情人民关心人民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的阶级矛盾，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反动，为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而斗争。屈原文化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热爱大中国的爱国主义和同情最下层人民的民本思想，以及大无畏的批判精神。鲜明的荣辱观是屈原文化的核心。
3. 屈原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什么贡献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着名诗人、思想家和伟大的政治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 《九歌》 《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最长的抒情诗.后世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西汉刘向辑集的《楚辞》.这部书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中有《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天问》一篇等等.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他,屈原的名字,将永远保留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格的影响,一是文学的影响.
屈原的人格,千百年来,对于文人学者已经成为一种典范.历代的诗人词人、尤其是迁客骚人,大抵都以屈原的精神为依傍.也可以说,屈原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一个修身洁行的传统.汉代的贾谊,唐代的杜甫,其精神境界都直接继承了屈原的传统.从这一点看,屈原影响于传统的民族性格,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屈原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屈原的《离骚》以后,产生了一系列的骚体作品.从汉代开始,贾谊的《吊屈原文》、《鵩鸟赋》固是骚体,严忌的《哀时命》、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也都是骚体.到唐代,柳宗元的《瓶赋》、《惩咎赋》等也都是骚体的传统.其次是在屈原的《卜居》、《渔父》之后,也产生了一些“对问”体的作品.宋玉的《对楚王问》固是开端,而在汉代,东方朔的《答客难》、杨雄的《解嘲》都是此类作品的继续.到了唐代,韩愈的《进学解》也是这类作品的传统.
当然,屈原的文学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上述两端.刘勰《辩骚》说：“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其影响之深远,遍及历朝历代,而且深入到各类文人学子.这不是任何作家诗人所能企及的.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着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4. 屈原及楚辞文化的研究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爱国士大夫的典范。他的巨大影响，已经超越了时代与国界，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屈原是值得纪念的。不仅因为他具有与国人的中庸性格迥异的执着人格；不肯与奸党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更因为他的作品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屈原和他的作品：“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意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浊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敫然泥而不滓者。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
诗仙李白对屈原有这样的评价：“屈平词赋悬日月”，苏东坡也自叹道：“吾生平所学而不能企及万一者，屈平一人而已”。[2]当代美学大家李泽厚也称屈原的作品的艺术价值2000年来只有《红楼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3]屈原出身高贵，是皇亲国戚，所谓“帝高阳之苗裔”[4]。他十分注重内在的自我完善和外在的君子风度。所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5]从〈史记〉的这一段文字叙述来看，屈原在政治生涯的前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成为怀王身边的柱国之臣。担当了重要的使命。但后来屈原却遭到了贬黜，这其中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有怀王自身的原因，有小人的谗害。综合起来看，首先是由于“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新害其能。”[6]因此，，嫉妒成为了小人进谗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各势力的党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屈原的敌对势力不是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这几个人，而是一股强大的集团势力。当然，放逐屈原的是怀王，楚王的昏庸和时代的流弊才是屈原放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屈原被放逐可以看作是屈原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分野。这以后，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7]。首先是中张仪连衡之计，与齐国交恶；随后又在丹、淅之地为秦军所击败；接着又听信郑袖之言，放走了张仪。终于客死秦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而此时的屈原，虽然被放逐，远离了政治权利中心，但仍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8]然而，屈原救不了怀王，也救不了楚国。君主昏聩，为之奈何。终于，屈原彻底地绝望了。“王之不明，岂足福哉！”[9]遂投汨罗江自尽，结束了他的悲剧人生。
终于，屈原离开了他深深眷念的祖国和家园，投入了滔滔江水的怀抱。但他以及他那些伟大作品所代表的屈骚精神却流在了人们的意识当中，成为一种永恒。
二、屈骚精神的内涵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在称道屈骚精神。但屈骚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却众说纷纭。我这里简单地阐述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屈骚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也许有人要说当时的“国”与现在的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或者有的人会认为屈原是“忠君”，而不是“爱国”。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提出[10]（刊《文学评论》1990年第四期），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又统一的精神，即“抗争精神”与“忠贞精神”。在汉代到明清期间，屈原精神被改塑为“忠贞”、“忠君”的楷模，而在抗战时期，又闪耀者“爱国诗人”的光芒。我认为这是屈原爱国精神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与诠释。我们不能以今人的国家民族意识来苛求古人，在屈原的时代，忠君与爱国本来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个统一体。中国人很晚近才有了民族国家的观念，才认识到了爱国与忠君的区别。爱国主义不可能脱离时代，它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它作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内容，是不需要作出复杂的界定的。我们应该看到，屈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关头发挥了十分关键的鼓舞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屈原的爱国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郭沫若高度评价屈原，并为他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屈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能够引起全国亿万同胞的共鸣。除了爱国主义力量的感召，还有什么能够激荡起这亿万颗跳动的心脏。
其次，屈骚精神反映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在屈原的作品中，作者表现了一种与中原内敛的文化大相径庭的一种对于自我的高度自信甚至于狂热的崇拜。屈原崇拜自己的才华，自比于尧舜禹汤。认为自己治理国家将会“上能安君，下能养民”[11]；崇拜自己的伟大人格，认定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12]总之，在他看来他具有一种光照日月，如幽兰美玉、出水芙蓉一般的无与伦比的高尚情操与高贵品质。
正是因为屈原有着这样一种精英意识，才使得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希望能够成为与伊尹、吕尚、周公比肩的贤臣良相，作出一番名垂青史、泽被古今的伟大事业。但是屈原生不逢时，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他生在了战国末期的楚国。在他的面前，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他们在楚王面前不断进谗，离间君臣。于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摆在了屈原面前，要么“与世推移”，“随其流而扬其波”[13]，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要么葬身江鱼之腹。但是，屈原对自我实现和自我人格完善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即便它已经成为无法实现的渺渺云烟。“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14]屈原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最终把自己推进了痛苦的深渊。
屈原这种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所激发出来的那种明知理想很难实现，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宁愿忍受无限的孤独和深沉的折磨也至死不渝的伟大情怀，成为一种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
第三，屈骚精神，还表现为一种悲剧精神。有人说中国缺乏古代希腊那样的悲剧精神，我以为这是极为片面和有失公允的。屈原为什么会自沉汨罗江？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他所具有的悲剧人格。柏拉图曾经把人分成两类：性格随和的人和脾气执着的人。屈原明显属于后者，明知自己的目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却一心一意地去追逐，直到生命的灯火燃尽，这便成就了一种悲剧的美。在《山海经》中有所谓夸父追日的传说，夸父看到日落西山，想要追逐太阳，于是他不停地奔跑，希望能够赶得上太阳，留住那光阴。但是，他失败了，他因为饥渴而最终倒下了。每当看到这个故事，我便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超凡的悲剧的美。夸父是在和命运抗争，这使他具有了一种英雄悲剧人格。而屈原也具有这样一种人格，这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一生不同凡响的悲剧命运和悲剧归宿。当他一切的努力成为徒劳，生命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死亡。这是最后的抗争方式，其结果虽然并未能够改变他自己和楚国的命运，但是却成就了他的完美，成就了他的永恒。裴多菲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15]在苟全性命与为理想献身之间，屈原选择了后者。正如俄狄浦斯不能改变自己杀父娶母的宿命一样，屈原的抗争是徒劳的，但他的悲剧精神与他的不朽诗篇一样，成为了一种永恒，成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精神的高峰！
三、楚文化对屈原及其创作的影响
在中国的先秦文学中，有两座丰碑。一座是《诗经》，另一座便是《楚辞》。《楚辞》的独特艺术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屈原的作品被晚清的刘师培称为“中国文章之祖”，南北朝沈约也讲过“一世之士莫不同祖风骚”。对于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想是毋庸质疑的，有人给屈原冠之以“东方荷马”的美名，我想也是实至名归。至于楚辞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点，由于我知识的浅薄，这里不能作深入地阐释。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屈原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楚文化这个宏大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才可能得出较为深刻和全面的结论。
我们探询楚文化与屈原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一下楚文化的源流。历史上生活在楚国传统范围内的民族主要有南蛮、华夏和东夷[16]。楚族属于南蛮的一支，是远古三苗族的后代。据《史记》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17]高阳氏当生活在今中原一带地区，可见楚族可能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渊源。但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由此它便具有了十分复杂的文化因素，成为一种相互杂糅而又独具特色的“泛楚文化”。毫无疑问，被楚国所兼并的那些中原民族的国家，例如陈、蔡、申、息等，早已进入阶级社会，其文化与中原核心地区的文化当无太大差别。但其他一些民族在被楚融合之前，其文化的性质问题，却还很模糊。赵辉在其《楚辞文化背景研究》中谈到楚由于长期与百越、百濮、东夷等民族混居，免不了受其影响，这便使楚文化具有了蛮夷文化的某些特征，如礼教意识淡薄，鬼神观念浓厚等。赵辉还通过援引大量的文献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楚文化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缺环。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缺环，使楚文化具有了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文化的特殊性，而这种文化的特殊性成为了楚辞不同于中原文学的本质特征。
谈到楚文化，首先想到的便是楚地的巫风。楚国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国度。浓烈的巫风培养了楚人对于神灵顶礼膜拜的虔诚情感和非理性的浪漫情怀。这种具有某种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风与中原的理性主义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中原地区进入“子不语怪、力、乱、神”[18]的时代时，生活在楚地的人们还在对着他们笃信的自然神祗虔诚地祈祷。当孔子将“黄帝四面”和“夔一足”作出极为巧妙的解释时，中原地区的神话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就已经被消解殆尽了，而楚地的这种宗教传统和神话传统却继续存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边远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巫风所留下的文化痕迹，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响力就可见一斑了。
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探讨楚地的神话传统对于屈原的艺术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楚国由于巫风浓厚，使得神话避免了历史化的灾难，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神话。这些神话和原始宗教融为一体，渗透入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多种途径给楚国的文学以巨大影响。[19]在楚地的神话系统中，神话人物经历了一个神的人化的过程，在最开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于人的兽性，其形态与常人大不相同。而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神便开始走下神坛，具有了人性。在屈原的《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话人物。但她们无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20]这与望君归的思妇又有怎样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21]，这与怀春的少妇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但她们毕竟是神而不是人，她们可以“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22]正是这种似人似神的境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同于中原地区礼教匡缚的浪漫情怀，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片沃土，我们很难想象屈原能够写出如此奇绝的诗篇。
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便是炎帝系的南方神话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们为追求理想而至死不渝的悲剧意识。蚩尤战死以后，神灵依然战斗不息；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失败，竟然一怒之下撞倒了不周山，使得“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刑天与帝争神，被帝砍掉脑袋，“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23]；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埋于东海。”[24]“他们都是悲剧性的英雄，功业未成而身首异处。但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无限的痛苦，既没有妥协，也没有后悔。”[25]
到此，我们对于楚文化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它具有较强的追求意识、英雄意识与悲剧意识；有着一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更有着一种甘愿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的巨大勇气。这里，我还要谈及一个人——谭嗣同，他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倡导者，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与屈原虽然相隔千年，但身上流淌着的是一样的爱国情怀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当他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呐喊的时候，我感到了什么才是屈骚精神，什么才是楚文化的精髓。这种精神绵延千年，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楚人，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 屈原的有关知识
屈平（约前340－约前278）字原，通常称为屈原；芈姓屈氏。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但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着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
屈原是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忘我的斗争精神是他的性格特点。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衷心地希望楚国能强盛起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 “然其主昏庸，竟至赍恨灭性（性命）。”（见《载敬堂集》） 二千三百多年后的诗人陈志岁，对此无比感叹，其《屈原》诗曰：“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侫分。才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摘自《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 历史剧《屈原》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形象。他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我们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也展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和战斗的革命风格。
相关事件
成就荣誉
《爱国诗人屈原》王建峰 绘制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着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 屈原卜居图（局部）
[5]、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6] 着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名言名句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离骚》） 路曼曼（不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 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离骚》）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 （《离骚》）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离骚》）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 （《离骚》）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离骚》）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离骚》）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九歌·湘夫人》） 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九歌·湘夫人》）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 （《九歌·大司命》）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大司命》）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九歌·东君》）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九歌·山鬼》）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九歌·山鬼》）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九歌·礼魂》）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九章·抽思》）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 （《九章·抽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九章·抽思》）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九章·怀沙》）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 （《九章·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九章·涉江》）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九章·涉江》） 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九章·涉江》）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渔父》）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 薄暮雷电，归何忧？（《天问》） 魂兮归来！（《招魂》） 目极千里兮，伤心悲。（《招魂》）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 》）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 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
世界文化名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着名人士联合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 屈原半身画像
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去：离开。）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丐，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反：通，返；意：返回），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屈原相关图片集(15张)。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音披，散发于身后装）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编辑本段社会评价
（一）前人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 屈原半身像
[7]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着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二）今人评价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大网络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让楚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和大臣们的叛国，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也表体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6. 求！！从《离骚》看屈原精神品质的开题报告
从《离骚》看屈原的人格和艺术精神分类： 论文作业：（ | 标签： try 从《离骚》看屈原的人格和艺术精神
屈原，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名字。还有《离骚》，一部出自屈原之手的不朽的着作。汨罗吞噬了屈原，埋葬了屈原，那里成了屈原最后的归宿，但汨罗没有吞噬屈原的《离骚》，以及通过《离骚》所传达出来的屈原人格和艺术精神等等许多东西，这也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不同价值之所在。
《离骚》是屈原所有着作中最突出的一本，一直是作为屈原的代表作而存在着、被传送着，但细细思考一下，为什么偏偏是《离骚》享此地位，而不是《天问》或者《九章》？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离骚》的内容，其关于屈原一切人格、精神等的更丰富、更全面的阐释，这丰富与全面的特征是其他几部着作所不可及的。
谈到屈原的人格，谈他的艺术精神，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什么是人格？什么是艺术精神？
先看人格，人格（也可称个性）在心理学中指包括人的品德、能力、性格、价值观、需要、兴趣等在内的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稳定的心理特征。这是心理学上的阐释，在社会生活中，人格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的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公民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与此同时，我们经常用人格来指称道德品质，比如说“人格低下”、“人格崇高”等等。这些都是人格在现代社会被人加以的定义，那么在屈原那个时代，虽然心理学没有被提升到一个学科的地位，人们对它的认识可以用“知之甚少”来形容，但关于心理描述的词语是一直就有的，因此我们这里说屈原的人格及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可以参照现代心理学对人格的理解的。从屈原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看，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难以统一的，因此其社会生活中的人格是说不通的。但是，心理学毕竟只是个参照，而道德品质的解读是由来已久的，所以，我们这里谈屈原的人格，主要还是从道德品质的角度，当然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解释，也应该是包括现代心理学意义上关于人格的理解的。
再看艺术精神。艺术是形式的，但不是空壳子似的那样的形式，而是有意义的形式，也就是说形式里蕴含了意义，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是抽象的，那么艺术的形式就必然要以形象来填充。它来自人的心灵，人为万物之灵，就因为人有心灵，就因为人类的心灵能创造出形式，创造形式就是“人的心灵为自然立法”。那么艺术精神，也就来源于人们对待艺术形式的态度和看法了。中国人倾向于实用，因此在中国圣人看来：“艺术”则是一种治术。但艺术精神的内涵是相同的，都是对艺术形式的态度和看法，只是这个艺术形式的内容构成有所差异而已。
了解了人格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涵，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看一看屈原的人格和艺术精神了。
按照心理学和道德的理解，我们对人格的理解应该从品德、能力、性格、价值观、需要、兴趣这么几个基本方面开始。
谈到屈原，我们首先看到对他的评价是“爱国主义伟大诗人”，确实，屈原是爱国的。在《离骚》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屈原的“美政”思想，“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才是美政，这是与腐朽的贵族统治观念格格不入的，所以遭遇很多挫折是必然的，所以也有人将《离骚》说成是屈原发泄不满，发泄满腹牢骚的一个媒介。其实，这些愤怒或者是抱怨之词，都不过是不足挂齿之词，真正的含义，应该像鲁迅对于旧社会中国民众的评价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而遗憾和抱怨是绝对不同的两种态度和看法，屈原的爱国情怀决定了他不可能对什么抱有怨恨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屡次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而最后将自己馈赠给汨罗江。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这一切，就像是信仰，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动摇的。
我们对于屈原的评价不仅仅是个诗人，还是个政治家。的确，屈原最为一个政治家，我们绝对是有充足的理由说明其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的：认识到楚国既有争雄天下的潜力、又存在被秦国吞灭的危险。这样的远见是那些奸佞小人所不曾预见到的，我们之所以肯定说那些小人没有预见到，是因为如果他们预见到，肯定也会直承谏言的，在屈原预见到这一历史性的结局时，局势还是光明的，并非后来不可逆转情况下那些小人选择卖国。而我们称之为小人的原因也并不是说他一定卖国，谁都不天生是个卖国贼，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小肚鸡肠，没有容人之度，以及尸位素餐的行为。然而，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不一定就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为什么纪晓岚可以在有和绅这样的大贪官而且拥有一派人脉的奸佞里长存，而且发挥其在政治上的才能，安百姓，治天下呢？一个真正有政治才能的政治家应该是远见卓识与手段兼备的人，或许这样失去了个性，失去了原则性，但无疑，历史证明，没有手段的政治家不能长久，不能长久就意味着他政治抱负的不完全实施，以及奸佞之人的猖獗横行。而有手段的政治家呢？在野之时，既压制了奸佞，又施展了自己的远见卓识，或许这远见卓识实施的比较慢，但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亦可“积跬步至千里”。这是中庸的方法，但绝对是权衡利弊下最好的办法。由此可见，屈原的人生结束于汨罗一定意义上也就说明了其政治能力的不足。
屈原是个有性格的人，他明确自己的目标，明明白白的了解自己的需要，在“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他坚持自己的个性，坚持做一棵“香草”，放弃一切也不会和奸佞小人同流合污，所谓“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虽九死其犹未变兮”。这种高洁的品质是难求的，这种坚持的精神亦是十分难得的。但是，纵观屈原的《离骚》，对于屈原的性格，还有个不是特别深刻的感觉，那就是自恋，贯穿前后的无数香草，是屈原引以自比的媒介。屈原的时代已经消逝很多年，我们也无法亲历去考证。但是香草的美誉传承至今，香草般的性格是完美的性格，屈原一再的将自己比作香草，是否有自恋的嫌疑呢？不过是也不要紧，人无完人，这样的小缺陷，怎么也抹杀不了屈子几千年来在中华儿女心目中的美好印象。
关于屈原的艺术精神，我们先看看庄子的艺术精神，庄子理想的精神境界具有真实性，它实际上是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在庄子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围、哀乐之情都是人的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摆脱由此产生的精神纷扰，形成一种宁静的心理环境，应该说是对这一人生情境的真实的反映和理智的态度。我们说中国人是实用主义，在庄子那里是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但是我们知道，庄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同样是纷纷扰扰，太平盛世是难以企及的。那么，庄子为什么在理想的生存环境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依旧快乐的生存呢？那时因为这里的生存环境已经扩大了，不仅仅指我们周围的涉及我们生存的环境，还有我们的心理环境。类似于在现实无法满足的条件下，我们选择心灵上的自我安慰与满足，但又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自我安慰与满足，而是一种内心的安宁，无欲无求，是一种得道的境界。屈原没有向庄子那样选择乱世中快乐的生存，是因为他有欲有求，他希望国家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当然，这“欲求”不是私人的，而且是我们所提倡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所期盼的。但是却正是这个“欲求”，屈原丧生于汨罗，而庄子逍遥长寿。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庄子那样无欲无求而带来的理想生活境界，但是之所以说它是理想的生活境界，是因为它确实太难实现了。除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变成“庄子”，否则，这个社会就永远会被“理想”修饰。而且，进一步说，我们都是社会人，我们的生命也好，人生也罢，都牵扯着社会，因此，如果让我在屈原的艺术精神和庄子的艺术精神中选择，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屈原的艺术精神：一种为了公共的社会事业而奋斗的欲求，并且甘愿为此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对于屈原的评价，有完美论者，贬低论者以及异化论者，总之是五花八门，都有所欠缺，正确的应该是折中论者，中庸不偏激，然而却也的确是最完善的理解和解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