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教学方法

1. 中国近代科学家

1、华罗庚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汉族，籍贯江苏金坛，祖籍江苏省丹阳。世界着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

2、陈省身

1911年10月28日生于浙江嘉兴秀水县，美籍华人，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他开创并领导着整体微分几何、纤维丛微分几何、“陈示性类”等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享有“微分几何之父”的美誉，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沃尔夫奖”和“邵逸夫奖”等多项极高科学殊。

3、邓昌黎

1926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建福州，1946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195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曾任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加速器理论组组长、加速器部主任，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加速器理论组组长、加速器部副主任、加速器部高级计划系主任、物理系主任、特别计划室主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兼任教授。

4、余青松

中国现代天文学家，1897年9月4日出生于福建厦门，1978年10月30日病逝于美国马里兰州。曾经获得土木建筑学士学位、天文学硕士学位、天文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厦门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美国马里兰州胡德学院教授兼该院威廉斯天文台台长等职务。

5、王绶琯

我国天文学家。福建福州人。1943年在重庆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1945年赴英国留学，1950年改攻天文，入伦敦大学天文台进行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

开创中国的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并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推进。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对提高中国时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负责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2. 陈岱孙的人物轶事

任继愈：《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
抗日战争前，北平市有五所大学（其他高等学校，如工学院、医学院、女子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等都属于专科学院，不称大学），即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京师大。其中，北大、清华两校地位相当，性质相近，都是国立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比北大多了一个工学院，历史较短；北大历史较长，文科师生人数较多，两校师资多为国内一流学者。这两校的关系较亲密。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清华大学金岳霖、闻一多、张申府先生都在北大兼课。哲学系与经济系少交往，陈岱孙先生没有在北大兼过课。
抗战开始，北平沦陷，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半年后，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临时大学的第一年，昆明的校舍未建成，文法学院在云南蒙自县，借用蒙自海关旧址上课。租用歇业的一家法国洋行作为单身教师及学生的宿舍。我们有较多的机会看到久已闻名、未得谋面的老师们的生活断面。
在学校网球场上，有四位教授的身影经常出现。这四位是金岳霖、陈岱孙、赵乃博、浦薛凤。陈先生风度翩翩，赵乃博先生穿中式短裤褂。他们的球艺很娴熟，特别是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在蒙自半年，昆明新校舍建成，文法学院同在新校区域上课。
我未读经济系，听到经济系老同学传来的一些陈先生的轶闻，引起人们的兴趣。
一、讲课条理清晰，时间掌握准确，为全校第一。上课前一两分钟陈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联大新校舍没有讲台），上课铃响，他开始讲课。这一点，别的老师认真去做不难办到，难得的是陈先生讲完最后一句话，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课铃也响起来。同学们对他的讲课艺术既惊叹又欣赏。这一点是任何老师无法比得上的。陈先生讲课并不念讲稿，听课者只要手头勤快，记下笔记，这一节课就是完整的一章一节教科书的一部分。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
陈先生讲课认真，以身作则，给同学作出榜样，同学们听课从未敢迟到。个别同学去迟了，不好意思进教室门，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好在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有门窗而无玻璃。昆明气候温和，无狂风暴雨，有似热带雨林气候，阵雨过后，雨过天晴。也无需玻璃挡风遮雨。站在靠近讲台的一端听讲，比坐在后排还听得清楚，只是没有扶手椅，记笔记不方便。
二、陈先生还兼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系是大系，每个年级有一百多人。学年开始，选课同学拥挤在他办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处理每位同学所选的课，有重修的，有复学的，有需补修课的。陈先生都毫无差错地处理得妥妥当当，几乎不到一分钟就在一张选课单上签了名，从未发现差错。（选课单系主任当面看过，签字后，才能交教务处正式登记。）在规定时限内，可以加选，也可以退选某门课程。陈先生执行起来十分认真。有一位同学，过了学校规定选课时限，来要求加选课程，抱着侥幸心理，企图碰碰运气，写了一个申请，说了一些延误的理由。陈先生看过他的申请，一言未发，把信推在旁边，接过下面另一同学的选课单。这位同学看到碰运气没有指望，也一言未发，悄然退出。陈先生办事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三、陈先生在经济系开过《财政学》课程，有一次学年考试，考题是假如我是财政部长。这个题目等于对《财政学》的全面测试，不光考记诵，还要考联系实际的措施。可以想见陈先生教学的学风，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闻自西南联大经济系）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原清华的文法学院大部分师生并入北大。陈先生调到北大经济系。全国上下一面倒地学习苏联，全盘接受苏联的大学教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一无是处，对西方学者的经济学，避之唯恐不及，对西方的学说故意置之不理。中国自我封闭了近二十年，形成人才断层。“四人帮”清除后，拨乱反正，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流派大量涌来。学术界有一批趋时者刮起不讲马克思主义，唯西是从的风。
陈先生不愧为一代宗师。他通晓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学也有长期深入的理解。在极左思潮时期，陈先生没有公开发表评论苏联经济学的机会，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了解。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也有过系统研究。以他毕生的精力，辅以深邃的学识，加上他多年学术积累，虽然年事已高，在十年内，发表了着作《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主编了《政治经济学史》，还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学术活动。《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他的学术活动、学术着作，绝非十年之内从头起步可以完成的，这是他多年蕴藏的能量一旦爆发出来的硕果。
在极左思潮时期，学术问题不能讲透，政治棍子动辄到处飞舞。一些学者仗义执言，如马寅初、孙冶方，遭到意外横祸；有些“识时务者”，随风篷转，不顾事实，昧着科学良心；有的甚至落井下石，以谋个人的富贵。陈先生屹立不摇，保持二十年的沉默。陈先生写文章、发表着作和他不写文章、不发表着作，都显出爱国知识份子的人格风范。
陈先生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表现在治学方面，也表现在为人处世方面。他的门生弟子遍及海内外，有声名显赫的，有学术卓越的，有在职的，有退休的，也有出于各种机遇默默无闻的。凡是来请教、送文章请提意见的，都受到春风般平等的接待，虚而往，实而归。学识渊博如陈先生，比一般专家更懂得科学的严肃性和治学的艰难。他常对来访者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不懂”。其实，即使是他自称“不懂”的某些领域，也比自以为“懂了”的人懂得还多。真正实事求是的学者都能从中受益。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活跃，市场上出现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文化教育界也出现了某些伪劣的专家教授。再加上“文革”之后，文化教育这个重灾区元气大伤。大学里能正确无误地传授知识的教师已经算上乘。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师已十分难得；品重士林，行不言之教，影响深远，为同行钦仰，陈先生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前辈学者之一。
从陈先生一生言行中，可以看到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雍容宽厚、博大深沉的民族性格。

3. Could you write someth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s

学外语的重要性 ~

一只母老鼠带着几只小老鼠在草地
里漫步， 突然来了一只猫，小老
鼠吓得全都躲了起来， 只有母老
鼠沉着冷静，没有躲开。

远看猫越走越近，小老鼠们非常
害怕， 就在这时，母老鼠学了
一声狗叫， 猫不知其中有诈，
调头跑了。

等猫跑远了，小老鼠一个个胆颤
心惊地走出来，望着它们的妈妈。
等所有的小老鼠都到齐了，母老
鼠才语重心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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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岚清谈外语教学

一、推动外语教学改革
记者：我国外语教学长期以来是费时多、成效少，您认为问题在哪里？
李岚清：从接触教育工作开始，一种日益强烈的感觉使我不得不对外语教学予以特别的关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人学外语耗时很长，有些地方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一直学到大学毕业，达14年之久；有些地方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学，也有10年，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呢？当时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大学毕业生除外语专业的以外，听、说、写的能力很差。读可能稍好一些，但与学习的时间相比，也是事倍功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学外语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甚至还存在一些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障碍。这种文化排斥思想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一是客观方面，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来我们备受列强欺侮，对它们的文化就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我们这一辈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处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期，当时被强迫学日语，我们从心眼里就不愿学。我上第一堂日语课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当日语教师走进课堂时，他教我们的第一句日语就是“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我们一听就十分反感。当他教我们用日语朗读时，我们这些孩子竟不约而同地大声重复他的话：“我是先生，你是学生”，弄得他十恼火，又无可奈何。其他功课我们都用功努力地学，就是不愿学日语，成绩也很差。改革开放以后，与日本的交往又多了起来，我虽然学了八年日语，但学无所成，倒真还有点后悔了。二是主观方面，故步自封，妄自尊大。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我们为什么从一个强盛的国家一落千丈，备受列强侵略、欺侮、宰割？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实现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经济、文化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效法欧美，实行明治维新，也由一个弱国变成了强国。而中国呢？仍陶醉在康乾盛世的历史陈迹的睡梦之中，对世界的进步和发展视而不见，根本不愿在继承发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学习、借鉴、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甚至到邓小平同志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以后，仍时有反映。我认为提高我国全民族的外语水平，首先要解决文化至尊主义的认识问题。如果一听人家讲外语就反感，那就根本没有普及外语的环境嘛！
第二，不要把语言文字与文化完全等同。语言文字有很强的文化属性，但它还同时具有人际交流工具的属性。除少数专业研究人员外，我们大多数人学外语，应把它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是都同时掌握了几门外语吗？我们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学习和懂得外语的不也大有人在吗？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在国外学习过，不是也曾学习过英语吗？难道他们不尊重民族文化吗？或许有人会说，通用语言是必要的，为什么不学习推广世界语呢？全世界讲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不推广汉语呢？对此，我大胆发表一个可能会遭到世界语专家反对的意见，我认为要在全世界推广一种大家都不认识的语言文字，恐怕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愿望，而无实现的可能。近些年世界语的使用情况，就能说明一二。至于说到汉语，首先，尽管现在学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然而我们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发展到各国认为非学汉语不可的时候。也许在将来会有这么一天，但不是现在。其次，说实话，中国的语言文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不难，但对外国人来说还是很不易学的呀！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文字是最容易的，其实并非如此。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在苏联实习时，有一次我去参观儿童夏令营，孩子们问我，中文难吗？我说不难。他们又问我，俄语难吗？我说难。接着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不，你不对！俄语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语言。”为了让外国人学习汉语更容易，我们要总结出供外国人学汉语的规律和方法。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今后还应当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总之，我们要扫除各种思想障碍，大力提倡和推进学习外语，当前主要是学习英语，也要鼓励学习其他语种。这是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更是民族复兴的需要。
二、学外语要注意的六个要点
记者：您认为外语教学要怎样改革？
李岚清：关于外语教学的改革，首先我主张统一学习年限，可以先从一个城市做起。为什么呢？若干年前，我就发现在一个城市里，有的学校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外语，有的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有的则是初中才开始。这样做的结果是，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实际上每次都要从头开始学，严重浪费时间。我还发现过竟然有每学年都从头开始学的现象，就像毛驴拉磨盘一样，来回转。1996年10月我在青海西宁市考察工作时，西宁市的同志告诉我，全市已经统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语。我听到后，感到很欣慰。西宁市作为一个西部城市能做到，中部、东部的许多城市也能做得到。当然，各地的条件不一样，但不管怎样，至少我认为在一个城市里，学校开设外语课的起始年级要统一。有条件的城市可统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没有条件的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再没有条件的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总之，要统一，要正规，不能各自为政。当然，这种参差不齐的现象所反映的，主要是师资力量的问题。这在过去确实是个大问题，而现在高校培养的外语人才越来越多，应当有所缓解。特别是当今由于音像、信息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价格越来越便宜，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把最好的课件、最标准的发音用于英语教学，这样有助于解决外语师资数量不足特别是水平不够的矛盾。有一次我去西部贫困地区一个小学考察，听了一堂英语课。应当说老师的工作态度是认真负责的，但发音问题不少。当时我就觉得，这样教出来的外语，恐怕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听不懂。据说，这位教师还是从外省请来的。我算了一下，用2000元左右的钱就足够装备一套数字化视频光盘(DVD)放映设备了，利用优质外语课件光盘教学，效果会好得多。
在外语教学方法上，我以为主要是要加强听和说这两个薄弱环节，而最不赞成花大量时间用中文来讲授外语语法。无论哪国的语言，其认知规律，一般都是先听、说、认字，然后再学读、写，并结合学习语法。同时，对多数的人来说，学外语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工作和交流工具来学的，重在实用。陈岱孙教授讲他学德文的经历，开始时就是老师扔给他一本书让他翻译，他是通过译书来学习的。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是学英语的。小学和初中时代虽然学校不教英语，但我在课外补习英语。抗战胜利后，从初三、高中一直到大学都学英语。解放后，英、美等国对我国进行封锁，英语已无用“武”之地，我们只有学习苏联，寻求帮助。我们这些大学生正赶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开始大规律的经济建设。我被分配到长春，参加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筹建工作。由于该厂是苏联援建的，大量的技术资料、组织设计都需要俄文翻译，许多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也是俄文的，也需要向国内翻译介绍。由于专职翻译人手不够，工厂领导就给我们这些大学生一个任务：学习俄语，参加翻译工作。我们花了很短时间读了清华大学编的《速成俄语》，就投入了翻译工作。开始阶段，翻译速度很慢，满篇是生词，语法也不太懂，就查字典。每查一个生词，就用小纸条记下，我们口袋里装了不少一叠一叠的单词条，随时背记。随着掌握的单词量越来越多，翻译速度也越来越快，翻译的书和文章也随之陆续出版和发表了。在那个年代，除了热火朝天地工作外，业余时间我们差不多都在伏案学习、翻译、写作。后来，工厂选派我去苏联实习，工厂领导觉得我不再需要脱产去专门学俄语，再加上工作紧张也没有专门时间去学，于是就直接去苏联了。到了苏联以后也没有感到在口语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困难。1956年我国国庆节时，经使馆推荐，我还被莫斯科电台邀请去代表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用俄语发表了广播讲话。1957年莫斯科举行世界青年联欢节时，我们这些留学生、实习生还被请去给中国代表团当翻译。现在的学习手段，如随身听、录音带、光盘、数字化视频光盘、计算机、网络等，比起我们那时的一本书、一本字典，实在强多了。教和学的方法也各式各样，其中不乏良策，可以自由选用。演讲比赛是促进外语学习比较好的一种方法。1997年6月，国家教委举办了京、沪、粤、港大学生迎香港回归英语演讲比赛，既表达了大学生热爱祖国、企盼香港回归的情感，对推动大学生英语学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就我个人体会，不论采用什么好的学习方式，学外语都要注意以下六个要点：一是兴趣(interest)，不论出于何种动机，没有兴趣，只是被迫去学，是绝对学不好外语的。二是勤奋(diligence)，不论采用哪种好的方法，都要你自己勤奋地去学。外语是不会自动跑到你的脑子里去的。三是实践(praclice)，学以致用，熟能生巧。四是勇气(courage)，用时不要怕错，如果讲外语时总是怕错，那怎么能进步呢？这是中国人讲外语的最大顾虑，怕丢面子，怕人家笑话。其实不然，当外国人同我们讲中国话时，尽管他用词不得当，发音不准，我们只会觉得亲切，哪里会去瞧不起他们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错了一次，给了自己的记忆神经一个强烈的纠错信息，我想下一次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五是坚持(persistence)，不仅是学外语，不论学什么，做什么，都要有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难有所成。六是信心(confidence)，中国人不笨，在语言学习方面也是一样，只要下功夫，就能学好。英语相对于其他外语来说，比较容易学，特别是文法和汉语有相似之处，要有信心。当然，教学方法对于提高外语学习的效率是重要的。现在的学习方法很多，需要加以认真筛选，不断改进和推广。最重要的是要给学生多创造听、说、读、写的应用环境，特别是听和说的环节。我认为，我们各行各业的许多专家、学者，在学术水平和实践方面的造诣比起外国同行并不逊色，但由于受外语表达能力的限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吃了不少亏，很可惜。现在情况已有很大改变，学校师生的外语水平已有了明显提高。希望通过进一步努力，在不远的将来，使我国能成为讲外语水平最高、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三、不能丢掉汉字这个国宝
记者：您经常强调和提倡学生要学写字、写好字，这在信息化时代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李岚清：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人类文化得以继承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并键也得益于我国的文字。我以为中国象形文字，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一个很好载体，而且由于其形象性和结构的逻辑性，使人们易于学习、记忆和阅读。例如，几乎绝大部分汉字的偏旁是表意的，都和所指事物的属性有关，像鸟、鱼、马、人、心等等，而另一半往往是表音的，或表示相同、相近的发音，如鹅、鸭、鸽等等。所以我国就有“秀才不识字，只要认半边”之说。根据国家语委有关专门机构从数亿字的语言文字材料用字频率的统计，掌握1500个汉字，就能基本上阅读一般报刊。掌握2500个汉字，就能阅读一般书报的98%，掌握3500个汉字就能达到99%。《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总共有66万多字，使用的汉字为2900多个。又如，每个汉字绝大多数有其独立的含义，两个以上的汉字又可以组合成新的含义。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这样一个例子。如汉字的“火”，英语是“fire”，“山”是“mountain”，“口”是“mouth”。这两三个众人皆知的简单汉字，我们在汉语中就可以将之组合为“火山”和“火山口”。而英语则不能称“fire mountain”和“fire mountain mouth”，而有另外的新词，即“volcano”（火山）和“crater”（火山口）。几乎每发现或出现一个新生事物，英语就要创造一个新词来表示。汉语则可用现有的字生成新词，而不用造新字。所以说，通常我们一般人学了4000～500个汉字，实际上可以认识的词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从理论上说，我们看书可以是形、义、音同时进入脑海，一目了然，可以一目十行地快速扫描，而不需要像拉丁文那样的识字步骤，从字母、音节、词到读音，再到认知其含义。所以我们叫“读书”，也叫“看书”，看书的效率要比读书高得多。当然，拉丁文字熟练了，也可以扫描快读，但从文字结构和逻辑次序讲，它并不具备汉字一步到位、一目了然、可以一目十行地快速扫描阅读的特点。另一个特点是我们先祖创造的汉字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就已基本规范。秦代统一规范全国文字的小篆体，虽然现在没有专门学过的人不一定都能认识，但也能认出不少，若注意一下其规律，则会认识更多。而隶书较之于现代汉字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汉字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过去说汉字很难输入计算机处理，而现在不但能非常容易地输入处理，甚至比拉丁文字的输入处理速度还要快。所以说，汉字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先祖的伟大而神奇的创造，我们要引以为自豪，要万分珍惜。
汉字还有一些鲜明的特性，就是它的文化性、艺术性、欣赏性。汉字从古到今有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简牍帛书、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几大类，各种字体流派百花齐放，争奇斗艳，韵味无穷，传承发展绵延不断，形成了一个极为丰富的艺术宝库。因此，中国人写好中国字，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应尽之历史责任，同时也有助于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和发展形象思维能力，这对于不论学哪一门类的、做何种工作的，都有帮助。尤其在今天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我们更不能丢掉汉字这个国宝。现在，许多学校都已将书法列入课余活动的内容。许多孩子喜爱书法，并出现了不少小书法家，这是很可喜的现象。我曾建议，把书法作为美术课的内容，每周至少能有半节课教习书法。我想，这对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不仅无碍，反而大有裨益。

‘孩子们，现在知道学外语的重要性了吗？’

4. 陈岱孙上课为什么如此受学生欢迎

一、讲课条理清晰，时间掌握准确，为全校第一。上课前一两分钟陈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联大新校舍没有讲台），上课铃响，他开始讲课。这一点，别的老师认真去做不难办到，难得的是陈先生讲完最后一句话，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课铃也响起来。同学们对他的讲课艺术既惊叹又欣赏。这一点是任何老师无法比得上的。陈先生讲课并不念讲稿，听课者只要手头勤快，记下笔记，这一节课就是完整的一章一节教科书的一部分。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
陈先生讲课认真，以身作则，给同学作出榜样，同学们听课从未敢迟到。个别同学去迟了，不好意思进教室门，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好在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有门窗而无玻璃。昆明气候温和，无狂风暴雨，有似热带雨林气候，阵雨过后，雨过天晴。也无需玻璃挡风遮雨。站在靠近讲台的一端听讲，比坐在后排还听得清楚，只是没有扶手椅，记笔记不方便。
二、陈先生还兼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系是大系，每个年级有一百多人。学年开始，选课同学拥挤在他办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处理每位同学所选的课，有重修的，有复学的，有需补修课的。陈先生都毫无差错地处理得妥妥当当，几乎不到一分钟就在一张选课单上签了名，从未发现差错。（选课单系主任当面看过，签字后，才能交教务处正式登记。）在规定时限内，可以加选，也可以退选某门课程。陈先生执行起来十分认真。有一位同学，过了学校规定选课时限，来要求加选课程，抱着侥幸心理，企图碰碰运气，写了一个申请，说了一些延误的理由。陈先生看过他的申请，一言未发，把信推在旁边，接过下面另一同学的选课单。这位同学看到碰运气没有指望，也一言未发，悄然退出。陈先生办事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三、陈先生在经济系开过《财政学》课程，有一次学年考试，考题是"假如我是财政部长"。这个题目等于对《财政学》的全面测试，不光考记诵，还要考联系实际的措施。可以想见陈先生教学的学风，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闻自西南联大经济系

5. 陈岱孙的人物成就

他的主要着作有散见于各报刊中的学本论文和1981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一书。在该书中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联系，以及马克思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说的科学成果，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他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确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取向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见。他主张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批评忽视数量分析的倾向。
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他指出魁奈经济表不仅涉及简单再生产，而且对扩大再生产也作了说明。他对于“亚当·斯密矛盾”也有缜密深入的研究。陈岱孙撰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1981）等论文，全面地论述了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他着重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问题，认为既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又要看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也确有值得参考、借鉴之处。此外，二十世纪50年代，陈先生自编《经济学说史讲义》，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史体系。1960年代初参加《经济学说史》教科书编写，1970年代末编写《经济学说史专题提纲》，后又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史》教科书》（上、下册，1981）。
虽然陈岱孙先生的名气很大，着作却极少。究其原因，与陈寅恪、金岳霖、钱端升等那一辈学者一样，陈岱孙在学术上特别自律，讲义一遍又一遍地给学生讲，边讲边改，即使讲了好多年都还不甚满意，就是不同意拿出来出版。陈老最着名的作品当属《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从思想上打通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而它原本也只是一份在学生手里流传的讲义而已。1991年，他在北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词，送给毕业生两句话——“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用在奉献”。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了。
陈岱孙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陈岱孙学术上极端严格，上课没有一句废话，做事也是雷厉风行，不打半点折扣。当时北大最出名的两个教授，一个是哲学系的冯友兰，不管什么事情都能从东西方哲学出发讲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就是陈岱孙，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也总能不声不响地圆满解决。行胜于言，这在陈岱孙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陈先生从事经济学教育七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理论，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实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恰当结合，坚持培养经济科学人才要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
陈岱孙教书治学皆以正直为先，始终强调对西方经济学不能“述而不批”，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先生把自己一生的关注焦点凝聚在教书治学上，排除各种诱惑，学术思想很新，能及时了解各种动态，对经济形势和未来都有很正确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给社会和决策部门参考。 陈岱孙教授学识之渊博，教学艺术之高超，素享盛誉，是一位杰出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界宗师。
陈岱老曾称：“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陈岱老的这句话足以让世人景仰百年。

6. 陈岱孙的人物婚姻：

——柳已青
北大陈岱孙先生80多岁还给本科生上课，90多岁还带博士生。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有人感叹，只这一件事，足以让人景仰百年。陈岱孙有一代宗师风范，他的学生亲切地称他为“岱老”。
自1927年哈佛归来，岱老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北大执教70载，可谓桃李满天下。岱老学识渊深，才华盖世，却又淡泊名利，洁身自爱，操守坚贞，堪称师表。
许渊冲在《山阴道上》一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这一代人的爱情》。文中提到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杨振声还就此现象写过一篇文章《释鳏》，在联大教授圈子中流传。教授之间，互相开玩笑，或自嘲，或作诗，玩一些文字游戏，这也是抗战时期紧张生活的一种调济。
这里讲一讲陈岱孙先生终生未娶的逸事。
唐师曾在《一诺千金》一文中说：“岱老一生符合世俗关于伟人的所有定义。既为伟人，世俗的毁誉褒贬便接踵而至，追随一生。学问之外，同学舌尖上的岱老是一诺千金的夕阳武士，在这个千金之诺随意打破，爱情像政治逢场作戏的世界里，简直是个亘古神话。”学生议论老师的人生经历和婚姻恋爱，是自然事，多半在宿舍的卧谈会上进行，有捕风捉影的成分。
据高年级同学讲，7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岱老和同学周培源同时爱上一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双方击掌盟约，将来谁先得博士谁娶其为妻。于是两位翩翩少年同时留学欧美。岱老在哈佛苦读四年终于获博士学位，他归心似箭，当即买船票辗转回国，可功亏一篑，人到北京才发现，“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已被人略施小计捷足先登。据那些笃信爱情至上的学兄讲，岱老因此终身未娶，独善其身，从27岁活到97岁。
唐师曾的这段文章中有不少传言，有传奇色彩。事情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终身未娶，独善其身”。陈岱孙终生未娶在许渊冲的文章中是另一种版本：陈岱孙和周培源在美国留学期间同时爱上一个女同学，回国后这个女同学成了周培源的夫人，陈岱孙就终身不结婚，但成了周培源家的常客。陈岱孙没有子女，于是他的好友周培源、冯友兰等的孩子都叫他“陈爸”。
据许渊冲的回忆，在西南联合大学教学时，陈岱孙一表人才，身材高大，西服笔挺，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要言不烦，掌握时间分秒不差，下课钟声一响，他也刚好讲完。有一次他讲完了课还没敲钟，后来一查，原来是钟敲晚了。
陈岱孙40多岁在联大上课，是一个钻石级的王老五，让很多女生怦然心动。可见他的魅力。不少联大女生谈恋爱，冲着陈岱孙这样的标准，希望能找到像陈先生这样的男同学。
王曙光这样评价陈岱孙：“他一生淡泊，孤独，终身未娶，将全部的精力贯注到教书育人之中，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诠解方式，这种诠解几近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投入。”让我们记忆这位孤独而神秘，高贵又超脱的学者，他的一生，不同凡响，使人忘却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