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社会研究方法

A. 康德所谓的三种形式判断指的是哪些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伟大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对于康德来说，要想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看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是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康德问道:这种一致如何才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的感知提供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这是物体的主要特性。物体还有其它从属特性，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这些从属特性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我们可以把一辆蓝色的桌子想象成绿色的桌子。这种主要特性和从属特性的区别让人进一步问:外部世界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因此，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
这当然是令人绝望的极端怀疑主义。如果人们不甘于接受这一观点该怎么办?也许一种我们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确实存在，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康德以前，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把这一问题推给上帝: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一致，因为这是上帝愿意这样安排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康德把这个问题彻底给颠倒了。
知性为自然立法。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相似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
"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化地说，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着名的"(绝对)范畴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真能做到有道德的话，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一切的终了。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但是，但是由于当时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排斥，此理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长期被埋没。直到1796年，法国着名数学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P. S. Laplace)在他的《宇宙体系论》一书中，独立地提出了另一种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人们才想起41年前康德已提出此理论，因而后人把此学说称为康德一拉普拉斯学说。整个十九世纪，这种学说在天文学中一直占有统治的地位。

B. 康德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哪些研究

康德被誉为近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曾在思想界发动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同样，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也具有革命意义。该理论是他在匿名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提出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出版于1755年，扉页上载有康德于当年3月14日为普鲁士国王所写的献辞。

康德认为，太阳系的原初状态是一团由尘埃微粒构成的云雾状原始星云。在引力作用下，微粒不断发生碰撞和合并，逐渐形成团块。较大的团块吸引较小的团块，形成集积物。集积物合并扩大，最后在星云中心形成巨大的中心天体，即太阳。由于微粒相撞产生的斥力，微粒在向中心体下落时方向发生偏转，围绕中心体做圆周运动，同时中心体进行自转运动。碰撞和合并仍在继续，做圆周运动的微粒又会形成小的引力中心，即行星。以此类推，又形成了卫星。

此假说显然过于粗略，但在当时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做出如此深刻的探讨已相当难得。而且，它还有自然观上的重大意义，康德用物质和运动解决了牛顿借上帝之手解决的难题，并且破除了形而上学的牢笼，体现了发展的宇宙观。恩格斯称赞它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理论在当时影响并不大，直到后来拉普拉斯又独立提出类似的理论后才引起广泛关注。从此，天文学的新研究分支——天体演化学诞生了。

C. 论文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1、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归纳就是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原理;演绎则是从一般性原理、概念引出个别结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

门捷列夫使用归纳法，在人们认识大量个别元素的基础上，概括出了化学元素周期律。后来他又从元素周期律预言当时尚未发现的若干个元素的化学性质，使用的就是演绎法。

2、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分析就是把客观对象的整体分为各个部分、方面、特征和因素而加以认识。它是把整体分为部分，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要素分别加以研究的一种思维方法。

分析是达到对事物本质认识的一个必经步骤和必要手段。分析的任务不仅仅是把整体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通过偶然性把握必然性。

3、因果分析法：就是分析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认识问题的产生原因和引起结果的辩证思维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一定要注意到真正的内因与结果，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

要注意结果与原因的逆关系，一方面包括“用原因来证明结果”，同时也包括“用结果来推论原因”。不同的事物，一般都一身二任，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而且一个结果往往有不同层次的几个原因。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所分析的问题必须寻根究底。

4、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又称类推或类比法。它是对事物或者问题进行区分，以认识其差别、特点和本质的一种辩证逻辑方法。在资料不多，还不足以进行归纳和演绎推理时，比较分析法更具有价值。康德说：“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

5、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就是通过确定事物的质的关系和数量关系以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方法。任何事物或任何问题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事物的质量。表现为一定的量，又表现为一定的质。

因此，在研究中，只有弄清质的方面，又弄清量的方面，才能找出其中规律性的问题。在研究中，定性分析就是据事论理，划清事物质的界限。定量分析就是对问题的规模、范围、数目等数量关系的情况及变化，进行精确的统计，计算、分析、对比，就是弄清事物发展中量的变化关系。

6、观察法：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

7、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

(3)康德社会研究方法扩展阅读：

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没有研究方法的科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没有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是真正的研究。

1、培根用实验法最早发现了热的运动本质；

2、笛卡儿用他提出的直觉——演绎创立了解析几何学；

3、伽利略用实验——数学方法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运用理想实验出现了惯性定律，开创了动力学研究的先河；

4、牛顿用公理化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完成了经典力学体系；

5、汤姆生、卢瑟福、玻尔等用模型化的方法揭开了物质微观粒子的结构，建立了各种原子结构模型；

6、爱因斯坦运用理想实验方法、演绎方法和各种非理性的直觉、顿悟方法创立了相对论；

7、康德和拉普拉斯运用思辨的方法与假说方法提出了天体演化学说；

8、拉瓦锡用定量方法、理论思维方法创立了氧化学说；

9、凯库勒以基本灵感与想象发现了苯的环状结构式；

10、门捷列夫用分类、比较法发现了元素周期表；

11、海特勒与伦敦等把量子力学的理论引入了化学研究，创立了量子化学。

达尔文用观察法、实验法、分类法、比较法等提出了进化论。从中不难发现，这些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实现的。吴文俊的数学、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等最新研究成果也都是采用新的方法取得的，因此，要想做好研究工作，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必须使用一定的研究方法。

D.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主要有那些内容那些

韦伯社会理论的核心术语不是“社会结构”，而是“社会行动”。韦伯反对当时流行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实证主义方法，重社会事实，主张把社会学当成自然科学范式；二是历史学派，是主张反实证主义的人文科学方法（情感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当时德国狂飙运动、浪漫主义、神秘主义以及随后开始流行的生命哲学即属此列）。韦伯主张的是解释学的社会研究方法。他给社会学下的定义是：“旨在对社会行动做出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44页）

解释的（或理解的）社会研究方法：

（1）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呈现其目标合理性。四种社会行动类型：目标上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上合理的行动、符合传统习惯的行动。韦伯认为，西方社会越来越受目标合理性的支持，而非西方社会则受其它三种合理性的支持。

（2）谨慎的价值中立立场，把研究者有关社会的价值判断与研究活动的价值中立立场区分开来，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有人可能会提问：如果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左右研究结果，怎么办？在韦伯看来，个人的研究结果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社会行动最后的目标合理性。

（3）直觉性解释与因果性解释的统一。德罗伊森与狄尔泰都重视直觉，但在韦伯看来，任何直觉性解释如要成为科学的判断，都必须首先变成因果性解释。

（4）理想类型。这是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意在避开历史学派的散漫的研究方法，对抽象与概括方法的理论承认。通常，研究者在研究对象时，都会提出一定的理想结构，但这一结构常常被批评为不符合现实。对此，韦伯指出，理想结构对于研究社会现实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韦伯区分了三种理想型：第一种是历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东方社会”、“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种是社会现实的理想型，如“官僚制”、“封建主义”。第三种是“某种具体行动的合理化设想”，如统治类型的分析。

韦伯分为三种统治类型：第一种是法理型统治；第二种是传统型统治。第三种是个人魅力型统治。三种统治类型并不只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而毋宁说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因为任何一种统治类型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承认的结果。这种分析法较很多方法优越，甚至于比马克思主义传统只提统治型分区为领袖与群众的分析方法要优越。——三种统治类型宜放到第三部分制度部分讲。

关于韦伯理想型的讨论。哲学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二分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美德就是知识”，《理想国》理念，观念主义与理想主义。亚里士多德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的二分。启蒙哲学试图希望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同一。康德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黑格尔的统一辩证法。黑格尔与马克思开始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向社会实践领域贯彻，社会主义实践过程。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转型。到韦伯为社会科学这种理想主义立法。（1）涉及到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此，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思想中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实证主义与历史学派实际上也是两种路径，韦伯则给理想类型予以确认。（2）对社会学研究中理论的介入提供了一种说法。如社会转型理论，再如对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分析，问题也在于容易类型化。（3）韦伯强调所有的社会学概念都带有理想型的特征，这容易导致这些概念游离于社会事实层面，从而失去社会理论对社会变迁的引导意义，从而使人们对这种研究的效果产生怀疑。（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哲学基础：反对唯物主义（马克思与实证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黑格尔及历史学派），希望对社会系统提供一种较复杂的解释，并特别从文化层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解释，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他希望对西方资本主义提供一种宗教文化层面的解释——当然不只是唯一的解释，除此之外，他还从技术理性、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化、企业精神等方面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集中解释了何以清教即加尔文（以及更广泛的基督教传统的可能性问题），并且只有清教传统才积极地促进了欧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变革。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如果资本主义仅仅只是个人对利益的追求，那么很多文化传统都可以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然而为什么偏偏是西方产生了资本主义？在这里，关键的问题似乎在于个人追求利益的目的何在？如果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那便是无神论的，是物质主义的，而这不是西方文化传统所鼓励的，韦伯倾向于认为很多非西方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是这种类型（但儒教与道教其实不是）；如果追求个人利益会成为对自身存在的否定，那就需要一种来自于宗教的原罪意识给予说明，因此韦伯认为旧教的原罪观念其社会后果是限制个人的利益追求，因而闲暇成为提倡的东西。

但是，在韦伯看来，加尔文教及新教改革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即以上帝的名义并且为了上帝而努力劳动赚钱，追求利益是正当的。韦伯认为这种新教伦理正是直接支持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由此肯定了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正是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文化起点。旧教：原罪、限制个人的物欲、闲暇，封建等级制

新教：祛原罪化、利益正当的神性原因、劳动、“工作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实际上还带有一种方法论的意味，此后他即以此为据展开了一系列宗教社会学研究，对世界上的诸多宗教，如印度教、犹太正教以及中国宗教进行专门分析，以此强化和巩固其新教伦理理论。

韦伯是在与新教对比的意义上讨论中国宗教的，事实上涉及到货币制度、城市、行会、家产专制国家、氏族等各个社会政治领域，因此不仅只是一部宗教社会学着作。

关于古代中国的城市，韦伯认为，在人群以及政治功能上，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城市是一样的，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但中国城市缺乏政治自治权，缺乏市民性尤其是没有特权，依然是基于血缘关于并且是祖先崇拜关系的转化形式，同行公会依然是以向政治权力的争宠为中心，缺乏市民意识，由此商贾阶层无法得到发展。按照韦伯的分析，腐败是中国政治结构无法克服的痼疾。对中国国教与民间信仰（相对空间被缩减）的关系，韦伯的判断是与欧洲中世纪可对比。

韦伯诠释儒家的学说：对神的敬仰政治化（政府化），祖先的敬仰是全体人的共同事情。在这个前提下，民间的信仰（包括巫术、迷信、气功等神秘主义）可被容忍，如果民间信仰动摇主体，当然会被镇压。这种状况除非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引入。

此外，土地禁止进入市场买卖、社会关系的亲戚化（裙带化）都阻止了理性化进程。在韦伯看来，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致力于文化上的中干地位以及政教合一传统，但新教则通过超验的上帝设定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儒家与道教是导致资本主义迟迟不能进入中国的原因。在韦伯看来，中国宗教因过于世俗化，因而缺乏新教伦理的超越维度，因而尽管在物质以及制度（他讲的制度，涉及到对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的肯定，而不是政治制度，韦伯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一定是融为一体的）层面有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却缺乏精神层面，他又讲，印度教有超越的层面，但却太缺乏世俗化的层面，因而也难以形成资本主义精神。如此等等。

联系到梁漱溟的讲法：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不同超越方式。

韦伯的理论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或各民族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颇有意义。甚至于一度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定律。但是，上一世纪东亚的崛起却从相反的方面推翻了韦伯的理论（韦伯关于其它宗教传统尤其是中国宗教的研究甚至于由此被称之为“伟大的外行”），在他们的实践模式中，突显出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路线，诸如列维森的《儒家传统及其近代中国》，也对韦伯理论提出了种种挑战与质疑。（四）官僚制度研究

韦伯有关阶级、地位与权力的论述：

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重视阶级，一种不同于阶层但易于描述社会冲突的社会结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方面区分阶级（劳动者——被压迫者，不劳而获者——统治者），但韦伯认为，应当从消费以及生活方式层面来看待阶级，于是提出了“地位群体”的概念。这是一个很有贡献的分析方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大体可以说明资本原始积累以及第三等级向资产阶级过渡的状况，但不能说明此后的阶级状况。合着中国现实，人们也发现暴发户逻辑毕竟不是长效的逻辑，革命者也不一定就等于是建设者，如此等等。关于权力，马克思是立足于经济关系的，而韦伯则强调，一、除了经济权力外，还有非经济的权力，如文化方面的、宗教方面的、制度方面的，二、马克思往往把社会权力还原为经济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赋予社会权力以合法性，但在韦伯看来，社会权力自身赋予合法性，并且当其表现为荣誉与地位时，它本身就实现为价值。这一点揭示至关重要，如面子，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虚假的意识形态，“温情默默的面纱”之类描写，然而，韦伯的观点则认为，社会权力关涉的面子基本上就是尊严。

接下来看其官僚制研究。韦伯区分了三种统治类型：一种是传统型，建立在习惯与古老传统之上，诸如族长制、世袭制与封建制都是这种类型，中国自秦朝以来的的家产官僚制也是这各类型。二是个人魅力型，统治建立在某个英雄人物、某种具有天赋的人物的个人魅力之上，先知、圣徒以及革命领袖即是如此（不过个人觉得传统型中依然有个人魅力型的成份，如陈胜、吴广之托天意起事、刘备所谓汉正室、宋江的魅力之类，可见这种划分依然是理想型），个人魅力型的实质是克利玛斯（Charisma）人格。

（魅力型权威模式是指以领袖个人的品质和魅力来吸引大众并施加影响的权威形式。这种权威模式，按照韦伯的看法，程度不同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历史时期。而其突出作用则表现于社会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原有价值产生怀疑，合法性的信仰丧失，这就为魅力型领袖人物提供了施展其个人才能和影响力的机会。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支持来源于人们对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崇拜，这种政治合法性的输入可以通过领袖人物过渡而被转移到新建立的政治体制上来，成为新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据。这种政治体制的运行往往依赖于大众情感的输入和领袖人物精神感召力的输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历史地看，魅力型权威终究是一种过渡性的统治模式，因此为了长治久安，政治系统就必须借助魅力型权威所获得的合法性支持，将现有统治方式制度化，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因此，魅力型权威模式迟早要发生转换，转换的方向，一般取决于魅力型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因素对当前社会统治方式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不同社会在后权威时代统治方式的不同特点。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曾出现过的魅力型权威人物如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等等，无不是通过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新的权威模式合法化，并进一步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

三是法理型统治。依靠法律和契约行事，统治是非人的和集团性的，程序合理性。

官僚制或科层制（Bureaucracy）源于法理型。

其构成要素：（1）大量并且高效的行政事务，行政手段的集中；（2）程序及程序正义，公事公办，组织的技术优越性；（3）货币经济及其财政支持；（4）社会差异的齐平化；（5）人们在官僚制下行使自己的权限，不得越权；（6）顶端人物的任命制，科层人员的素养及其培养。上述五方面的要素构成官僚制的合理化。

官僚制，符合现代性社会的组织化与合理化。

“合理化”：

关于官僚制的产生，韦伯不同意马克思从异化看待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区分，韦伯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是任何合理化的社会生产体系都可能出现的，而且区分并不只是发生在生产者身上，而且也发生在管理者、组织者以及政治家身上，这就确定了，为什么会有一个与财产者脱离的现代管理者阶层的独立——这是韦伯对现代管理学的独特贡献。

关于官僚制的结果，韦伯实际上并不认为合理化是好的，它是现实的，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但却不一定是好的：一、它导致无法处理个别情况；二、制度的物化与空心化，科层制是“铁笼子”，抹煞个性与创造性；三、尤其是对精神信仰问题无能为力；科层制导致资本主义的万劫不复的结局。韦伯研究专家施卢赫特曾对韦伯有如下评价：“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人类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断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适意、不痛快却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理性化与官僚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而苏国勋则从另一个角度——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冲突来解读韦伯的意义。他说：“在韦伯的思想中，现代社会的矛盾即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相互关系和张力中解读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换言之，突显功能效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而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理性化造成现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方面受赐良多；另一方面他们又身不由己地陷于理性化所造设的‘铁笼’，饱受丧失目的追求(价值)、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韦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这也许是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人对他共同感兴趣的原因

E. 康德如何调节现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

摘 要：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坚持反对“二元分离”，并努力论证“思维对对象的创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启发人们改变传统的本体论，由此对历史、文化、教育领域的研究破除“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思维方式具有有重要方法论价值；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则致力于为文化科学奠立基础的纲领，它着重于先验心理和价值问题的研究，考察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思想和方法对确立人文科学方法论和理解“文化教育学”的观点和方法具有基础和前提作用。

关键词：新康德主义；人文科学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

新康德主义的产生有着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产生基本相同的思想文化基础和社会历史背景。它实际是由若干理论上各有特色的哲学流派构成。这些哲学流派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都企图通过复兴和重新解释康德的有关理论来建立自己的体系。鉴于康德在明确批判“二元分离”的近代理性主义、强调认识主体方面的重要地位，为了探寻教育研究主体对教育研究对象构建关系的方法论，我们有必要考察对康德哲学继承发展的新康德主义在有关方面的哲学思想。并且，由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阐释中，存在着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重视，而对康德开创的认识论或者主体性理论忽视上午倾向，导致长期以来对新康德主义的否定态度，甚至把它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理论体系，以至对其中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理论研究、挖掘不够。从构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的任务出发，有必要考察新康德主义的有关思想理论及其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一、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主客统一”观点及其方法论启示

新康德主义既反对将康德的“自在之物”融化于绝对精神之中，更反对将康德的“自在之物”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它的根本立场是进一步发挥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康德的“哥白尼变更”所体现的对主体的创造作用的强调，按照19世纪下半期的生理学、数学、逻辑学等科学发展的新成就，论证康德关于主体创造客体的理论和先验论。同时，它接受同一时期的其它哲学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和唯意志主义关于主体的创造作用的思想，把它们与康德的有关理论结合起来。

新康德主义的开创者F.A.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在其《唯物主义史》中表现了康德的基本哲学倾向，同时又对康德哲学做了重要改造。他首先抓住了康德哲学关于主体与客体、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康德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超越了在主体以外设定一个自在实体的学说，尤其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我们可以把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看作是永远消除唯物主义而又不陷入怀疑论的光辉的尝试。”[1]

朗格没有否认唯物主义的合理性及其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价值。他认为，就精确地认识现象世界来说，唯物主义还是保有自己存在的权利。但是，他认为唯物主义企图用物质的运动来说明意识、认为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意识必然依赖于物质，这是错误的，因为无法说明。“不管怎样明确地指出意识完全依赖物质的变化，外部运动对感觉的关系仍然是无法理解的。对此做的说明越多，所暴露出的矛盾也越多。”[2]

朗格认为，康德以前以及以后的唯心主义也有一个根本性错误，即把意识本身当作纯粹存在或绝对原则，由此出发建立了整个世界，这样势必把意识和物质、主体和可体以及现象与自在之物看作是同一的。这些观点基本都是再现了康德。但是，朗格进一步用19世纪上半期生理学唯心主义作为“科学材料”来论证这些哲学观点，并进一步否定了康德“自在之物”的客观存在。

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利用19世纪下半期以后的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最新材料，来进一步论证和发挥康德哲学。马堡学派对康德哲学改造的主要表现，是撇开康德哲学中的先验心理倾向，发挥其先验逻辑倾向。在对康德关于理论理性的解释上存在着先验心理和先验逻辑两种倾向，朗格为代表的早期新康德主义主张第一种倾向，马堡学派则代表第二种倾向。所谓先验心理就是认识主体存在着心理上的一定先天结构和形式，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科学知识是以人的这种先天心理结构为转移。马堡学派反对这种先验心理的思想倾向，他们认为，康德的心理主义是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的表现，因为这种心理主义既有可能把心理意识活动的对象当作是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而导致自然主义，也有可能由于把心理意识活动的对象归结为主体的先天能力而导致主观主义。他们要求排除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从而也要求排除心理主义。马堡学派的先验逻辑倾向主要表现在，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并进而阐明包括道德、艺术、宗教在内的其它一切知识部门的可能性，揭示它们的逻辑前提，发现各门学科的一般逻辑结构。各学科尽管研究对象不同，但是都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哲学就是要探讨这些逻辑结构，而不是探究认识的心理基础或具体的方法。哲学就是科学认识的逻辑，或者说纯粹认识的逻辑，而这种纯粹认识的逻辑就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方法，即先验方法，它是一种把认识、科学事实、存在当作是意识、思维不断创造的发展过程的方法。

马堡学派对康德哲学的改造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从先验方法出发，重新解释“自在之物”概念，并进而批判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把全部认识活动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创造。康德的“自在之物”是客观外在的思想，与其时空观和因果性等范畴是先天形式相矛盾。马堡学派排除自在之物是外部客观实在的意义，发挥其不可知论的意义，并由此出发，发挥了康德关于灵魂、世界和上帝等理性观念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思想，因为理性在企图论证它们时必然陷入矛盾，它们超出于人的知识能力范围以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堡学派还把理想的社会制度当作自在之物，认为它们只能作为理想，在现实社会中不能达到。

马堡学派更经常地把“自在之物”当作一种调节原则，它连接经验材料，调整人的认识，但是它本身并不能提供认识，它是一种观念，而不是实在。马堡学派不否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的存在，但是认为作为认识和科学对象的“自然界”是由主体所认识、由数学和自然科学所阐述的，同自然科学一样，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存在始于思维，思维是存在的开端，思维应当而且可以在自身中发现存在。思维是本源性的，没有任何东西给予它，它的一切均由它自己创造和设定。它既创造了对象世界的形式，又创造了其内容。“思维不能产生于自身之外的某个地方，纯粹思维应当从其本身中产生可以认识的东西。”“思维本身就是自己活动的目的和对象。”[3]

马堡学派在思维创造对象这个理论上的论证是相当完整的。认识到康德体系中没有将“先验综合”中的“先验”的解释摆脱其神秘性，马堡学派又进一步用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为“思维创造对象”做了阐释。他们认为，纯粹思维利用数学和逻辑创造对象世界。他们进一步发挥康德关于一切自然科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包含数学的思想，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就是数学的自然科学，而无穷小则是数学的基本概念。无穷小是一切数的基础，实际上也就是自然对象的基础，它从时间、空间以及一切其它性质方面决定对象。数是一切自然和社会的对象的基础，那么数学方法必然是一切科学的基本方法。马堡学派作为新康德主义的先验逻辑学派，对逻辑问题给予了很大注意，认为纯粹思维利用无穷小概念演算来创造各种理论时，必须依据某种逻辑前提，利用某些有普遍意义的逻辑范畴和规律。这些逻辑范畴和规律是事物实在性的标准，也是任何科学原理的真理性的标准。逻辑范畴和规律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纯粹思维的创造。这似乎是重复了康德“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知性创造自然对象并给自然以规律的观点。但是，马堡学派与康德不同，在思维创造对象问题上比康德走得更远，康德在一定程度上还承认知识的内容具有客观来源，马堡学派则认为知识的形式和内容均出于纯粹思维的创造。

由上可以总结出马堡学派在这个观点上的三个特点：第一，强调理性思维和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第二，主客体关系上的主体对对象的创造，突破“二元分离”的思维方式；第三，思维或者先验方法的“先验性”，没有在主客体关系上理解思维或者先验逻辑的来源。其中强调思维对对象的创造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马堡学派将这样的思维方式运用到道德、艺术、宗教等其它部门，更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马堡学派坚持先验论，没有说明“先验方法”和具有创造对象功能的思维的现实来源；对思维创造自己的认识对象绝对化，又没有区分在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方面和在道德、艺术、宗教等其它知识部门中这种思维创造和先验逻辑作用的不同，否定了自然科学对象的实在性一面。有人认为，马堡学派主张“思维和存在（自然界）、主体和对象是同一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思维内部、主体内部的区别，思维、主体是第一性的，而存在（自然界）、对象则是第二性的”[4]。这其实有所误解，其将马堡学派的认识论观点中的主客体关系理论放到本体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考察，是不适当的。

总起来看，朗格和马堡学派的观点集中在解决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概念基础上解释主客体的关系，并且像康德一样，有着明显的自然认识的倾向，他们所说的对象，主要指的自然界性质的对象。尽管马堡学派也将思维创造对象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运用于道德、艺术、宗教等部门，但是并没有重视这些对象与自然界对象的关系。由此决定了，他们的主体哲学带有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并且由于他们特别强调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科学主义倾向也是十分明显，这或许就是有人将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划归科学主义思想流派之一的原因。但是，必须看到，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坚持反对“二元分离”并努力论证“思维对对象的创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正是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启发人们改变传统的本体论。这些虽然是在主体与自然界客体关系中论述的，有着明显的康德式的以认识自然为主旨的认识论模式，但是对历史、文化、教育领域的研究破除“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思维方式仍然有重要方法论价值。

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历史科学方法论”

如上所述，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虽然也把阐明道德、艺术、宗教在内的其它一些非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部门可能性作为哲学的任务，但是他们主要致力于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奠立基础的纲领，注重于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研究。与他们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则是致力于为文化科学奠立基础的纲领，着重于先验心理和价值问题的研究。尽管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都是从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主体出发，都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均表现出一定的科学主义的倾向，但是考察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思想和方法对确立人文科学方法论和理解“文化教育学”的观点和方法具有基础和前提作用。

在继承和改造康德的先验论以及重新解释康德的“自在之物”方面，西南学派与马堡学派是类似的。但是在具体方法和关注点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马堡学派把客体当作主要研究对象，从对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发挥了康德的先验逻辑学说；弗来堡学派则把先验主体本身当作主要研究对象，从主体的研究出发来研究客体及其与主体的关系，发挥了康德的先验心理学，把先验主体对于对象（包括自然和文化对象）的评价当作统一全部哲学的基础和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标准，把文化历史事件的评价当作哲学的主要内容，把康德的自在之物当作是应当如此之物。”[5]所以，西南学派最为重要的是其价值论和与之相关的关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相区别的观点。

（一）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价值论及其启示

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创始人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不同意当时在德国存在的对哲学地位和作用的两种看法：或者把哲学完全归并到专门学科中去，或者把哲学归结为哲学史研究。他既反对把哲学看作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的倾向，也反对用专门学科取消哲学的企图，而是认为哲学以研究宇宙人生的“最一般的”问题为自己的专门研究对象；主张将哲学从研究对象是什么转移到研究事物应该是什么，即由判断问题改为评价评价。“哲学绝对不能脱离价值的观念，它总是强烈地、明显地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6]

文德尔班强调价值和价值判断，但是他却强调的是“普遍价值”，而不是像唯意志论者尼采的理论所代表的那样，即企图把个人当作价值的最高标准。他认为像尼采那样的无限制的个人扩张观点，一定会回到一种价值相对主义，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任何价值都没有普遍意义，惟有“超人”才是价值的决定者，“超人”不承认任何价值标准，不论是逻辑的还是伦理的。这种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最后定要走上自我专断。文德尔班概括地表述了自己所理解的哲学：“相对主义就是哲学的取消和死亡。哲学只有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科学才有生命力。……哲学以具有普遍价值的那些价值为自己的领域，为自己的问题。这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是文化和文明全部功能的组织原则，是人生一切特殊价值的组织原则。哲学解释和描述这些价值，只是为了对它们的价值加以说明；不把它们当作标准。所以，哲学要把自己的任务发展为“制订规律”，但这不是任意专断地颁布规律，这些规律是它发现并把握了的规律。当前的运动内部虽然有着分歧，但它的目标似乎就沿着这条途径去赢回伟大时代德国哲学的重要成果。”[7]

这段话集中表达了文德尔班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关于哲学的目标、哲学的原则以及自己的哲学与那种自我中心的哲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提出了一个“标准意识”概念作为价值哲学的真正前提，作为对意志、情感全部经验进行评价的绝对中心。所谓“标准意识”，就是对实际意愿和理想标准相符合的意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只有价值标准，那么价值标准还是一个死的，还不能对实际经验进行评价。有了这样的标准意识，就可以把价值标准用来衡量一切实际经验，构成全部哲学体系。文德尔班认为，价值哲学不但能够用“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这个标准统一起来，而且它和实际生活也有密切联系，是与活生生的现实知识、全部生活的丰富内容处于不断交流之中的。价值哲学不但是受益的，而且反过来对文化的发展也做出自己的贡献。它能加强人的信念、提高人类的最高理想，并对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其发人深思的见解。这些信念、理想或者见解可以通过价值概念的整理和规定，获得严密的科学形式。文德尔班还进一步论述了价值哲学对专门科学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价值哲学与其它科学之间的这种关系清楚地表现在逻辑的发展中。现实中存在着可认知和可评价两个方面，那么，理所当然就存在着两种方法和两种逻辑：判断逻辑和评价逻辑，判断中必然存在评价。由此，文德尔班不再像康德那样把范畴看作是理性所固有的规范功能，不再是理论理性构造对象的手段，而是把范畴看作是评价的标准，人们以这样的标准来规定事物的适用范围、作用的界限。

文德尔班代表的西南学派的价值哲学，对探讨教育研究主体问题的意义在于：启发我们注意了研究主体在研究活动中的主体价值观念问题、注意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体现的教育实践主体的“普遍价值标准”、注意了个人教育价值观与普遍教育价值观在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中的关系问题、注意了“教育事实研究”中的价值影响问题。如果说西南学派这些方面的思想观点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那么，他们关于科学分类的思想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

（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学科分类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

关于科学的分类，直到目前在国际学术界还有争论，这与对“科学”的定义和科学分类的标准不统一有关。通常说有英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和含义较广的德国的科学概念。德国人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并系统探讨它们的特征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应该始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

科学分类的思想早始于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亚里士多德先是根据知识所包含的目的不同，将知识分为三大类：理论的、实践的和创制的；在另外的一些着作中，他再次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对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进行了划分。“理论学术为学术所共尊尚，神学尤为理论学术所共尊尚；每门学术各因其所研究对象之高卑为优劣，而神学所探索者，固为世界上最崇高的存在，是以优于一切学术。”[8]

对近代科学做出分类的是弗兰西斯.培根，他是以人类理性的能力作为科学分类标准，将科学分为记忆科学、想象科学和理性科学。到18世纪《法国网络全书》中的科学分类，基本上是按照培根的分类方法为依据。19世纪中叶，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科学分类，是以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为标准，把科学分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并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恩格斯在谈到科学分类时说：“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运动形式或一系列彼此相属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科学分类的重要性也在这里。”[9]表面上看，恩格斯的分类方法与孔德的是一致的，但是恩格斯认为，孔德的分类方法是为了安排教材和教学，孔德认为，这些学科不到一门教完就不能教另一门。恩格斯批评说：“一个根本正确的思想被数学地夸大成胡说八道。”[10]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根本正确的思想”就是按照物质的运动形式来划分科学的思想。

总起来看，传统的科学分类是以研究的对象为标准的，培根按照“人类理性能力”的科学分类，实际也是按照对象对人类理性的能力的要求来划分的。西南学派一反这种传统，提出一种凭主观态度、主观评价来进行科学分类的方法。文德尔班以其价值哲学为方法论基础，以研究的方法和目的不同，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经验科学的性质，是自然研究和历史学所共有的，也就是说，二者都以经验、感觉事实为出发点，从逻辑上说就是作为推论的前提。”[11]

同一对象可以同时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从研究的方法和目的来说，二者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自然科学所利用的是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目的是探寻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历史科学或者文化科学所利用的是对特殊的、具体的事件进行描述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中。文德尔班讲“历史科学”，而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这里体现了，在方法论上，西南学派的这两个先后相继的代表的观点略有差异。文德尔班反对按照研究的对象来对科学分类，而李凯尔特则认为科学既可以从它所采用的方法或者说从形式的观点来分，也可以从它研究的对象的角度，或者说从质料的观点来分。正是质料分类的原则，李凯尔特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这样，就使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文化科学不只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推演到了一切文化现象。按照李凯尔特的观点，自然是指那些在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综合；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的，或者虽然早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保护着的东西。自然的东西不具有价值，可以不从价值的观点来考察；而一切文化产物则必然具有价值，必须从价值的角度来考察。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12]

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强调价值、强调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文化科学）的区别、强调自然科学研究和文化科学研究的目的与研究的方法的不同，对于重视研究的主体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传统的重视研究中的对象、排斥或者无视主体的自然科学认识模式所不及的。但是，这一学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四：

第一，他们虽然创造性地区分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或者文化科学，但是仍然是

和马堡学派一样，致力于为科学奠立基础的纲领，强调的价值是一般的、普遍的价值，没有看到价值主体的层次性和价值主体与所代表价值的可分离性；

第二，尽管强调了历史现象或者文化现象的独特性在于其价值性、是人按照一定

的目的生产出来的或者人们根据价值选择保护的，但是在对待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客观主义研究倾向，要求站到普遍价值的立场对待历史文化现象，而没有强调从文化生产者或者历史活动主体的角度去理解、体验历史文化现象，忽视了多视角、多元价值观的问题，忽视了评价主体和价值主体既可以是分离的也可以是同一的复杂关系；

第三，也是最为根本的，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基础上

的，所以，无论他们说的自然现象还是历史现象，都是一种观念的产物，他们的主客体关系是观念上的主客体关系。虽然文德尔班的价值哲学中也谈到价值哲学与人的现实的文化活动的关系，但是这种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仍然是限定在人的观念领域里的“事实”，不能说明“价值”和“普遍价值”的现实基础，仍然是一种“先验”的东西；

第四，无论是文德尔班的“历史科学”还是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都没有

区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是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这必然把可以采取“价值中立”态度，客观地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予以否定。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笔者不同意那种把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历史科学或者文化科学称作“人文科学”、把他们的历史研究法和文化研究法叫做“人文科学”方法的看法。[13]只能说，他们的价值哲学观点，以及建立在价值哲学基础上的关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观点，重视了主体的价值观和历史或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这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具有一定价值。

注释：

[1]F.A.朗格：《唯物主义史》第2部分，第237页。转引自刘放桐编等着：《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2]F.A.朗格：《唯物主义史》第2部分，第157页。

[3]柯亨：《纯粹认识的逻辑》，第13、29页。转引自刘放桐等编着：《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4]见刘放桐等编着：《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5]同上，第83-84页。

[6]文德尔班：《哲学概论》，第40页。转引自刘放桐等编着：《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7]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科书》第680页。转引自《西方着名哲学家评传》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22页。

[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10]同上，第150页。

[11]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转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着选辑》，第58页。

[12]参考朱红文着：《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13] 同上，第107页。

F. 介绍一下哲学家康德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
生平和着作 康德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属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1740年进柯尼斯堡大学学习 ，1755 年以拉丁文论文《论火》得博士学位。1755年匿名出版的《自然通史与天体论》，第一次在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了缺口。1766年担任王室图书馆副馆长，1770年升任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并提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理》论文，进行答辩。1755年以后，康德发表的论着还有《论证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根据》、《试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对优美与崇高感情的考察》、《以形而上学的幻梦阐释一位亲见幽灵者的幻梦》和《论区别空间中各个位置的基本根据》。1769年是康德的哲学思想发展的关键一年。由于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特别是省察到D.休谟所提的有关因果联系有无必然性问题的重要意义，他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哲学的“独断的美梦”中猛醒过来。开始从“先批判时期”向“批判时期”过渡。1780年，康德写出《纯粹理性批判》，他的哲学思想进入批判时期。在1781～1790年的10年间，构成批判哲学体系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导论》、《判断力批判》3 部巨着相继问世，另外还刊行了《未来一切形而上学导论》、《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以及其他10多篇论着。在德国，康德的声望日隆，他的新哲学在德国的影响不断增长。1792年起担任柏林科学院哲学部主席。18世纪90年代康德出版的着作有《论永久和平》、《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学科的论争》、《实践观点的人类学》，以及逝世之前由他的朋友编辑出版的《逻辑学》、《自然地理学》和《教育学》等。康德着作的中译本有：《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译本名为《宇宙发展史概论》，197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196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未来一切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本名为《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196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判断力批判》上、下册，宗白华、韦卓民译，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哲学思想 ①先批判期哲学。在先批判期，康德在匿名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里，生动地解释了无限宇宙的各部分在空间中的联系，探索天体的根源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提出了在天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太阳系自然形成的“星云说”。他立足于牛顿力学，而在世界观上却超出牛顿。这一时期他持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理性秩序的近似泛神论的观点，对因果律表示怀疑；提出道德行为根本在于个人意志决定的观点。
②过渡期哲学。18世纪60年代末，康德全面地考虑了休谟对因果律的疑难，他欣赏休谟根据经验论对因果联系观念的起源问题所做的分析，认为这种分析很有启发性，但是坚决反对休谟否认因果联系必然性的错误结论。他在过渡时期主要考虑3方面的问题：欧几里得几何学及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人类自由的可能性；从以上两方面必然涉及到的空间、时间的性质。
③批判期哲学。在这个时期，康德建立起独特的批判哲学体系，其中包括以先验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为基本特征的认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伦理学、美学等。
评价及影响 康德的哲学思想是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德国的特殊表现，高度的思辨性是这种思想的一个特征。思辨性易于同现实保持距离，所以当这种思想涉及市民资产阶级的现实政治要求时，必定是软弱无力的。另一方面，思辨性却是深入思考问题的重要条件。
康德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是双重的。对于J.G.费希特、F.W.J.谢林、G.W.F.黑格尔，他是德国哲学革命的先驱，起了积极的发动作用。但是，到19世纪6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利用康德哲学的思辨性的崇高理想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时出现了“回到康德”以至“要了解康德，必须超过康德”的呼声，目的是从彻底唯心主义立场解释康德。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都是这样出现的。19世纪末，意志主义者、不同流派的实证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也都接受了康德哲学的一定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康德哲学的唯心主义进行过揭露和评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对康德哲学更作了系统的分析批判。近几十年来，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界仍是研究的重要科目，具有很大的影响。

G. 康德的《心理学是什么》这本主要观点是什么

研究康德就会发现，康德对心理学本身的贡献很少，但他的思想、言论对心理学的发展很有影响。

1）康德认为研究人的意识很困难。在对我们自己的经验进行观察时，经验已经起了变化。这样我们就不是观察我们的意识，而是将新的内容引进了意识，所观察的对象因被观察而改变。因此，经验的心理学应该根据对别人的观察而不是对自己的观察。

2）康德还认为心理学不能用数学。因为科学必须用数学处理材料，而心理现象只有一个时间变量，不可能用数学处理材料。

3）他对心理学的这种评价使一些研究心理学的人看不到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同时也使另一些研究心理学的人为了使用数学方法而使用数学方法，而不是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心理学科的特点和发展水平来考虑。

使心理三分法流行的人是康德。康德提出心理三分的理由是：认识。感情和意志三者之中任何一种都不是由其他任何一种派生的。

《心理学是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应当是崔丽娟。她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中国心理学会 社会 心理学分会会长，上海市 社会 心理学会会长，《心理科学》杂志编委，上海老年心理学会会长，上海市心理学会应用心理学会副会长等。作者崔丽娟的《心理学是什么》在香港和台湾相继出版，并获得首届教育部人文 社会 科学普及奖，第八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第六节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众多奖项。康德最有名的哲学代表作是《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合称“三大批判"。

只读过康德的《纯粹的理性批判》，康德的《心理学是什么》这本书没有听说过。

H. 2021-04-28

上一回我们总算是总结了马基亚维利的的人生哲学的方方面面，现在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板块的内容了，是伊曼努尔·康德的人生哲学。

从总体上来讲，康德的哲学是属于启蒙主义哲学的大范畴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和马基亚维利的思想虽然有点关联，但并不完全一致。启蒙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要用自己的理性照亮自己前进的道路，自己的理智自己得做主。但是与此同时，也要将别的人视为与你一样的人，也要认为他们能够用自己的理性，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做主。

与之相比较的马基亚维利虽然也强调利用理智，但是他更强调的是统治者使用理智，他并不主张将统治者以外的人，也视为与统治者一样的人。马基雅维利是非常愿意为出于某个目的，而将别人视为自己的工具，这就是马基亚维利和康德之间的重大区别。

恪守书斋的皮革行业之子

既然我们要说康德的人生哲学，那总得先说说康德的人生。德国大诗人海涅曾经在《德国宗教及哲学史概观》这本书里面，这样描述康德的一生。他说记述康德的传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康德没有生活，他没有世界。他在柯尼斯堡娴静偏僻的小路上，度过了非常机械的非常抽象的独身生活。甚至有些人认为康德似乎一辈子他的生活都没有离开他的故乡柯尼斯堡。当然这个想法多多少少有点不精确，只能说是90%是准确的。

总体上来说，康德终身恪守书斋，从未参与任何重大的现实斗争，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宅男。就其日常生活而言，平庸到无聊，无聊到平庸。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对于康德的平庸的一生的观察，仍然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如何成才的有趣的知识点。比如现在很多人都为学区房而头疼，有人认为一定要挣很多钱，才能够上得起好的学校。康德其实出身贫寒，但是却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

在1724年4月22日凌晨5点，康德降生于克纳普霍夫岛。当他生于克纳普霍夫岛的时候，其实柯尼斯堡这座城市还没有建立，要等到康德出生两个月以后，柯尼斯堡才将康得出生地（克纳普霍夫岛）纳为自己的行政管辖区。请不要小看柯尼斯堡这座城市，他的德文可以翻译成王之山，听上去是非常的霸气。他是普鲁士王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整个普鲁士在东部的桥头堡，商路繁盛，产业兴旺。同时城中的柯尼斯堡大学是波罗的海沿岸的教育中心。康德算是一到家门口就能上得起好大学，这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

但康德本身依然是出身非常的平凡。康德虽然是德国哲学家，但实际上康德的曾祖父其实就不会说德语，他是来自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其祖父成为一名皮匠，把手艺传授给了康德的父亲乔治，二人都擅长制作皮面马鞍。至于康德的妈妈主要从事染色业、制鞋业等皮革相关行业。怎么看都是与作哲学没什么关联。

康德的父母即乔治夫妇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伊曼努尔康德排行第四，9个孩子里面除了康德以外，只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活到成年。至于康德为什么叫伊曼努尔康德呢？则是因为Immanuel本来就是普鲁士利的Immanuel日，这一天也正好是康德的生日，所以他叫Immanuel Kant。

而康德的这种家庭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清贫，不过他的母亲对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康德自己也说，我的母亲为我种下了第一粒善的种子，使我的心灵朝向大自然，唤醒并扩大了我的智力，她的教诲对我一生的都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忆。而现在有很多母亲对于子女的培养相当的焦虑，恨不得用尽自己所有的开销让孩子去上更好的学校，却忽视了对于孩子品格的培养。而康德母亲对于康德的影响显然是在品德方面，而不是在知识方面。

求学打工之路

那么康德变成大哲学家肯定还要跟人去学习。从传记材料上来看的话，康德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叫弗朗茨阿尔伯特舒尔茨，是一个牧师。他与舒尔茨建立了颇好的关系，然后他就进入了以舒尔茨为校长的腓特烈学院，接受拉丁文这样的古文训练。等到1740年才进入了柯尼斯堡大学。在他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主要的功课是神学，但是他在学校里面很快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同时也学习了哲学与数学。同时他通过形而上学教授克努岑的工作，而了解到了莱布尼茨与牛顿的学说。

不过，因为康德的父母先后亡故，他失去了继续读大学的财力支持，所以康德只好中断学业，外出谋生。康德是在大学没有读完的时候，因为家境贫寒，只能外出打工的。我相信很多人在读书的过程中肯定要有一些间隙，但是你如果出去工作不读书的话，你的智力和你对于学术问题的反应能力就会下降。

那么怎么解决学术研究的热情，维持与经济资源的匮乏之间的矛盾？康德的解决之道是去做私人教师，这样既可以维持对于学问的热情，也可以有钱赚，这也是当时德国贫穷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如果他那时候就知道有看理想这个平台的话，很可能会和梁文道先生联系一下，来上面讲讲他的哲学。

这也是康德一生中唯一次离开家乡的岁月。他做私人教师的工作主要是在一个叫约德辰的地方，不过离他的家乡柯尼斯堡也不算太远。约德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德语文化与立陶宛文化相互交融的地方，当地比较缺乏能够用德语讲述学问的人才。康德也就捡了漏，在这里成为了牧师安德斯的三个儿子的老师。

1750年，康德又来到了奥斯德罗德的地主家任教，他最小的学生就是日后解放农奴的乔治腓特烈，然后他又到了凯瑟琳伯爵家去做家庭老师，这是他的第三任教职。康德在乡村的教学活动，不仅取得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还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基础。他在这段时间所赚的钱，不但可以让他在柯尼斯堡负担两个房间的租金，甚至还可以雇起一名仆从打理他的日常生活，能够让他安心学术。顺便说一句，康德好像是个不近女色的人，所以他基本上雇佣的是男仆，他好像也没有女朋友。

不喜欢地理的哲学家不是一个好院士

一个人要成为像康德这样的大师，他最好要具备怎样的素质？他要成为一个多面手，他知道的多，接触的领域多，他开的脑洞就大。康德出版的第一部重要着作竟然不是哲学着作，而是天文学着作，题目叫《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所谓的康德拉普拉斯假设，也就是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这个假说在天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1755年，康德重返柯尼斯堡大学，提交了用拉丁文撰写的论文《论火》，由此取得了学位答辩资格。然后他又获得了所谓的硕士学位，当时的硕士学位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学位，不过康德还是没有得到在大学的教职。

为了获得在大学的教职，康德又提交了一篇拉丁语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然后通过了答辩。从此以后康德成为了编制之外的私募教师，这是在德国长期存在的一个教师的临时编制，也就是说青年教师他在上课的时候，他的薪水不是由校方支付的，而是由愿意选课的学生负担。只要他口才好，听众多，他的经济问题就不会很大。叔本华以后也干过这行的，但是因为听的学生比较少，所以他在大学里不是很受欢迎。

但是康德还是希望能够高升一步，做一个教授。1756年4月，康德致函普鲁士国王，希望能够递补柯尼斯堡大学的教授空缺。但是因为一些体制上的原因，康德并没有得到他所想得到的职位。这时候作为青教的康德的教学工作可谓非常繁重，除了哲学以外，他还教自然地理学、数学、力学、工程学、伦理学、自然科学、物理学、修辞学。可见柯尼斯堡大学对于康德的人力压榨已经到了多么恐怖的地步。

非常有意思的是康德本人竟然还非常喜欢自然地理学，他把地理独立出来作为一门主要课程来教授。而康德本人则几乎不出柯尼斯堡，这是个多大的讽刺，一个基本上不出家乡的人最迷恋的是地理学。以后彼得堡科学院遴选康德为院士，竟然也主要不是基于康德的哲学成就，而是他的地理学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告诉了我们，实际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句话里面更重要的还是读万卷书。你如果真的做到读万卷书了，你未必要行万里路，也可以像康德那样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一名地理学家。

康德的一生遭遇到的唯一一次与他相关的战争，是七年战争。这是欧洲诸国都参与了一场大混战。在1758年1月份，他所在的东普鲁士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了，这就有点让康德尴尬了，康德本人本来是普鲁士的公民，现在就必须要向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纳效忠，大学由此也为俄罗斯人所接管。

康德想到了自己给普鲁士国王要求晋升教授却被驳回的经历，于是他就想向女沙皇申请教授席位，但是也没有成功。康德并不是一个对国与国之间的分歧非常敏感的人，他的观点是天下一家，谁给我教授的职位，谁就是好国王，或者是好女皇。1762年七年战争结束，柯尼斯堡又回到了普鲁士的怀抱，但当时的政治气氛还真是宽容，康德写信要求女沙皇给他教授位置的这件事虽然人人尽知，也没有人因此起诉康德。

但是在此以后，康德的确进入了学术上的高峰期，他完成了被称之为三大批判的最重要的哲学着作。其中第一个批判为纯粹理性批判。第二个批判是所谓的实践理性批判。第三个批判是判断力批判。它们分别对应于哲学研究当中的知识论、道德哲学以及美学。

1770年，想做教授都想疯的康德总算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了。1786年，他总算成为了柯尼斯堡大学的校长。也就是说1740年康德进入了柯尼斯堡大学进行求学，在1786年他成为了这所大学的校长，为了等到这一天，他整整奋斗了46年。

养生秘诀是像时钟一样规律

1804年2月22日，康德因为身体衰竭而病逝了。他也是一位非常长寿的哲学家，活了大约80岁。讲到康德的寿命，我们将忍不住讲讲康德的养生之道。康德的生活十分有规律，他每天下午三点半都会来散步，因为他每天都是三点半来散步，当地的居民是用他散步的步伐来对表的。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因为他读了卢梭的《爱弥尔》入迷了，以至于错过了散步的时间。

虽然康德的身体很弱，但是因为生活有规律，因此也活了80岁。我从有些传记材料上来看，康德在一天三顿里面午饭吃的是相对比较好的，而且为了使得自己在吃午饭的时候不思考哲学问题，以影响肠胃对于营养的吸收，他在吃午饭的时候，一般就会请一些社会名流和他一起来吃。而且他对于谈话也有严格的要求，千万不要谈哲学，一谈哲学就非常生气，因为这会影响他的休息。

这一点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总体上来说也是不喜欢和一般人讨论物理学的，因为他觉得如果一天到晚讨论物理学的话，他在真正需要讨论物理学的时候，脑力就不够了。同时因为康德不好女色，没有女朋友，也少了这方面的烦恼，所以他能够花费更多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

康德板块的主要内容

好了，关于康德这个人的人生，我就想讲这一些，大家是不是听了觉得有点无聊。大家心想我可不想做这样的人哪，太无聊了。我虽然作为大学教授也觉得他的生活有点过于无聊了。不过他的哲学却是石破天惊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讲讲本板块我们要展开的康德启蒙哲学的内容。首先今天要讲的开篇的内容已经讲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会讲的康德的启蒙主义思想的要旨是什么，特别是那种先验论证的思维方法到底是什么。他们与我们的这种思维论证的方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我会讨论什么问题？我会讨论康德是怎么处理怀疑论的难题的。

怀疑论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很大的难题，而且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定性也构成了干扰。康德既认为怀疑论的思想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他也认为我们凡夫俗子所面对的日常世界是有实在性的。他是怎么把这个故事说圆的呢？下面我们就讲到上帝的问题。因为上帝这个概念，在有一些经验哲学家，比如说安斯尔莫以及在一些近代哲学家，比如说笛卡尔那里，是成为日常世界的实在性的担保。我们看到的、摸到的世界为什么是真实的呢？因为是上帝担保他们是真实的，同时上帝也可以成为很多道德原则的担保。

但康德关于上帝做了一件非常让人惊讶的事。一方面他认为没有任何的根据能够使得我们说上帝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他却依然承认上帝是我们的道德生活的担保。这叫什么？这叫假装有上帝。但是假装有上帝又怎么能够对上帝虔敬？这就是我要讲的康德人生哲学的这样的一个面向。

讲到了上帝对于道德生活的担保，那么道德生活的基本规范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一回的内容了。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也就是说他要用普遍的与抽象的道德法则来约束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有人说这能做得到吗？且听康德是怎么把这个故事说圆的。

讲完了道德的绝对命令以后就有下面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我们对于自然的描述符合的是因果律，但是除了我们的自然界以外，还有一个领域我们不能忘了，就是那个假装的上帝。请注意是假装的上帝留意出来的那些道德规则所构成的世界，这就是康德所说的自由世界。这里两张皮，即一张皮是关于自然的，一张皮是关于自由的，它们彼此之间是怎么合成一张皮的呢？这就要靠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面所提到的判断力机制。

这方面的讨论对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就经常碰到两类人，一类是理科人，一类是文科人。理科人的张口闭口就是讲科学规律，文科人张口闭口就讲抽象的道德、价值原则，这两帮人就根本合不到一起来。但康德偏偏就要在这两边搭桥，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搭桥的，并且来看看他的搭桥方案是不是对于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有所帮助。

我们讲到了判断力这个问题了，就要引申到美学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判断力本身是具有美学的这样的一个指向。审美方面的争议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很大的角色。比如夫妻俩他要装修，两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有可能就会吵架。那么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是纯粹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康德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就牵涉到了他的先验共通感理论。

那么讲到了先验共通感，我们就要讲康德美学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了，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很有用，这就叫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你要让一件事情呈现出美来，就不能做的得非常的做作，要让它自然而然的显示出美来。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且听我在这一回里面对于康德美学原理的阐述。

讲完了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我还会来讲一讲康德的和平理想。因为康德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永久和平。与一脑子兵法的马基亚维利不同，康德的理想就是未来大同，永久和平，世界人民和谐万万年。但这种思想是不是过于的空洞与美好了呢？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将和平视为对于未来的终极期待的话，我们个体的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安顿呢？马基雅维利和康德之间到底谁更代表着真理呢？这也是我这一部分的内容所要涉及的。讲完了这些内容以后，本部分在结尾的时候会对康德哲学的优点和毛病进行概括，并且为像黑格尔式的人生哲学转向埋下某些伏笔。

好了，今天就是康德这个板块的开篇词。下面一回我们就要去讨论一下康德的启蒙主义思想与他的先验论证方法了。谢谢大家，我是徐英瑾，我们下回见。

I. 康德法哲学中的公民概念 提出研究了什么问题

公民概念是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试图要诠证一套先天的法[权利]原理，以此为构成公民状态的实证法律体系提供法[权利]的基础，或者说，为公民社会的法律体系提供观念和理论的基础。康德的法哲学，其主旨是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秩序，并规定这样一个社会里公民的公共性质，亦即公民的法[权利]的性质；而后者意味着，公民并不是某种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由一套法[权利]构造出来的。
要梳理康德法哲学中公民概念的各种含义，在此基础上重建康德公民概念的结构并阐释其基本意义，消除这一概念的种种歧义，首先可以参照韦伯对市民/公民概念的阐释。按照韦伯的看法，“市民”首先是一个从经济角度做出的规定，市民就是在社会中拥有各自社会或经济利益的各阶层或阶级的社会成员。其次，市民又是一个政治的规定，市民即意味着国家成员的资格。市民作为国家的正式成员持有一定的政治权利。这样，他们就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层面上的市民，而是公民，而且按照康德的说法，他们是积极的公民。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公民是从第一层意思上的市民发展而来的。
对于市民到公民的历史性演变，韦伯首先强调了西方的城市与世界其他地方城市的根本不同在于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其次，城市是通过市民的共同信誓、为了共同利益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具有最起码的平等的身份。再次，城市是自治的，市民受自己制订或同意的法律的约束，并且他们有资格推选行政官吏。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到：市民是在中世纪的城市国家或自治城市里面诞生的，两者一起造就了现代宪政与民主的雏形，并且为社会契约论提供了某种社会—历史背景。随着现代宪政国家剥夺了城市的自由和独立的政治地位，市民的资籍却普遍化了，原先为市民所独有的权利被普及到了其他阶层。阶级的界限拓宽了，市民所持有的政治权利普遍化了，市民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阶级，成为一个政治化的概念和术语。
康德认为一切法[权利]的命题都是理性法则，因而是先天的，法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回答“先天综合的法[权利]命题是如何可能的”。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来进入法[权利]的原理。一种是《实践理性批判》的路径，即以自由的实在性为前提和基点进入法的原理。通过扩展自由的概念，引出外在自由，又从外在自由即我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的并立这一观点导出我的和你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康德法哲学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核心的法[权利]关系。这是一个从先天法则进入经验关系的过程。另一种是直接从我的和你的关系切入，逐渐将此种关系扩展为其他的关系，因此后者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地引人法的先天原理的过程。
康德把我的和你的这个关系作为一切法[权利]的原初关系，或者说元关系，它也就成为其他一切关系的渊薮。我的和你的这种关系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由我的自由和你的自由的并立这个原理来确证的。在经验中，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的性质，但是在康德的法哲学里，我和你作为理性存在者，都是自由的，也是平等的。于是，源于先天理性并受其制约的我和你的关系就是两个平等的理性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个先天原理出发，个人之间的在法[权利]上的平等地位就确立了起来。另一方面，我与你的这种抽象关系有现实的内容，这就是占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资格去占有外物。于是，我和你的这种关系，就兼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平等因素。康德的法哲学为这两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先天原理。在自然状态中，人只有纯粹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这种外在的关系显然是暂时、不稳定的。为了使这种关系成为确实和稳定的关系，就不能仅靠先天原理，而需要后天的强制。于是，法[权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选自公共的意志或联合起来的意志也就出现了，它能够将内在的普遍法则造就为外在的普遍法律，使内在的普遍责任变成外在的普遍强制。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总体就是公法，人们由此就脱离了自然状态而进入到公民状态。康德的这个公民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的因素：一是占有，这是公民之间的基本的法[权利]与法律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关系；二是占有对公民来说是一种平等的权利，每个公民都具有平等的财产权；三是个人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只有在这三个因素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公民。
康德认为国家公民有三种不可分离的法的属性：法律上的自由、公民的平等和公民的独立性。但是，在康德的具体语境中，公民这个概念却有多重意义：第一，在诠证自然状态向公民状态的转变以及两者区别时，康德所阐释的公民是由社会契约的理论设计造就的。这是对公民的一般性规定，因而也是一个理想的规定，这层意义上的公民可称为理想的契约公民。第二，在对国家法,以及对人民与最高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时，康德实际上是根据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境域来理解公民的。这里的“公民”受到现实政治的规约，是作为社会—历史实在之中实存形式的“公民”。第三，在论述真正的共和国、代议制和世界公民时，康德基于未来的理论蓝图，阐发了未来公民或世界公民的“公民”形态。应该说，康德法哲学中关于公民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冲突，通过划分上述三个不同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调和。第一个语境中的公民概念作为一般而理想的公民概念，构成了康德法哲学理论的主体，也构成了其他两个语境下公民概念的核心。而第三语境中的公民概念乃是那个一般而理想的公民的普遍化。
总体而言，康德的公民概念具有普遍性、构成性和强制性的特征。从其结构上看，公民概念的核心也就是康德所理解的法[权利] 的核心，这就是外在自由的并立。而公民的内在形式或者说本质并不是自然的个人，而是那套由人们共同制定并颁布出来的、在原则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体系。自然的个人是那种内在形式的负荷者。在与公民概念相关的范围内，这套法律体系不仅关涉法[权利]，而且直接牵连政治。法律就是政治的结果，公民就是政治的产物。公民的资籍因而与法[权利]乃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层面。法[权利]的普遍性有多大，公民资籍的普遍性也就有多大。既然法[权利]的原理及其法律体系只是对公民资籍的确认和规定，而政府仅仅是法[权利]和法律体系的结果和存在形式，于是，在理论上人就可以被看做是被解析而编织进各种法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等等关系之中的。公民就是人在这种种关系构成的结构中的一种存在方式。所以在社会—历史的实在中，我们所接触、遇见的都是因此而以特定形式存在的公民，而非一般的公民。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作者：韩水法

J. 谁能给我讲讲康德主义 Kantian

康德主义是由康德创立的哲学体系，还有研究康德着作的哲学。康德主义包含了研究康德所关心的人类知识的性质和界限，以期把哲学提升至科学层次的各种哲学，康德主义的每个支派都倾向于着重自己对康德众多哲学思想的选择和解读，康德主义伦理学的一般特征是普遍主义和形式主义。

康德主义寻求单一的或几条至上的道德原则或法则，它们是抽象的和普遍的，支配着所有的理性存在者，而无需考虑他们特殊的历史环境。理性主义原则和法则是由理性自身建构的，与我们的欲望和情感不相干。

康德主义自主性原则表达着的是有理性的行为者或人的自由，对于义务或职责的强调我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它与普遍的道德原则的一致。一个目的领域，人类必须作为目的而得到尊重而不仅仅是工具，目的王国的创造是人类行为所应优先考虑的。

(10)康德社会研究方法扩展阅读

康德主义是充分考虑人的先天认识结构的，而不是离开人的认识结构空谈什么认识的，尽管黑格尔后来以辩证法去批判了康德这个特点，但这种批判不是完全否定，而是扬弃，把人的认识结构，与客观对象统一在一个同一的理性之中。

康德主义批判的这个部分是由先验演绎来实现的，确切地说是由先验统觉来完成的。先验统觉乃是主体的一种能力，是认识能动性的来源，同时它也是知识的“至上原理”。奠基一方面是无限接近假设的理念的过程，同时也是使经验成为可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