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

Ⅰ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方向

1．史学理论
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历史理论，同时深入把握当前西方最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重点探讨历史本体论、历史知识论、历史方法论问题。
2．中国史学思想史 研究中国史学思想的演变及特点，侧重探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前沿问题，包括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历史客观性问题，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历史学的自主性问题，历史学的危机与出路等。
3．中国古代学术文化
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特别突出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系统研究，并结合近人的批判与反思着力探求其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启示。 4、 20世纪中国学术史 系统和深入研究五四以来史学流派的治史路数、优劣异同，结合20世纪中国的几种主要的史学思潮，把握现代史学发展的线索和趋势。

Ⅱ 历史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哪些

主要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法总结
一.主要史学范式(史观)
史学范式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有机集合体。高中新课标程式下的史学范式已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或称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亦称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
1.文明史范式(通史顺序)
文明史范式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人类自身的文明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交替促进、共同发展。
例:请利用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事实来分析“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共同发展。”?
2.全球史范式(经济一体化全球化)
全球史观，又称整体史观。他们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重视交往、强调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的决定因素。
例:请分析16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是如何加强与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并以此分析其对欧洲及世界发展的影响。
3.近(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取代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例:请从现代化范式的角度分析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的历史，以此说明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4.革命史范式(阶级斗争)
革命史范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其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例:请从革命史范式出发研究1919年到1956年的历史(提示:分析社会主要矛盾)

Ⅲ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基本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考据法，即搜集和考证材料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2、计量史学，通常通过一些统计的数据进行计量，然后得出一些结论

3、口述史学方法，也称口碑史学、口头史学等，是运用现代化的手段收集人们口述的历史资料，用来研究历史的新学科。口述历史学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注重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的学科相结合的产物。

4、比较史学，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

5、心理史学方法，又称“心理历史学”，西方“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汲取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原则和方法，探究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各种活动，从“心理”的视角丰富和完善历史认识的能力，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认识水平。由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所开创。

6、跨学科史学方法，跨学科学是以学科间有关的共同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促进学科技术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学科。现代科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一方面，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分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解决日益复杂的许多重大问题又需要多学科的配合和综合，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结合，不断涌现与传统学科分类迥异的新学科。

(3)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扩展阅读：

历史研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具备的优势。譬如，人们通常对过去的事情感到有兴趣，而兴趣对于研究者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另外，历史研究有弹性，也就是说，它无需固定的时间，也不受人事因素的限制。

它能充分结合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因而有利于研究的开展。但是，历史研究也有局限性。因为历史具有不可复验性。因而无法确定在新的情况下是否会有同样的结果发生，是否会得出与旧情况下相同的结论。此外，历史资料往往难以搜集完整，其本身的有效性难以判断。这些局限性恐怕是与人自身的局限性相关的。

参考资料：历史研究法-网络

Ⅳ 如何评价钱穆

钱穆老师是一个完全自修成才的旧学学者，除去一切其他的内容，单凭《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等几本历史研究者不可不读的着作，钱穆之于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就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一、史学思想

钱穆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作用，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在研究一个历史问题的时候，是不能单纯将目光局限在社会变化的层面，仍要注意文化层面的影响。比如我们在研究东汉光武政权的建立时，通过比较，看出当时并立群雄中，最注重文化发展和任用士大夫的就是汉光武帝。除去社会经济层面，文化发展一样在左右着历史进程的进步。这些观点的发源，都来源于注重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钱穆老师。而这种思想文化内在动力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中国大陆这个被唯物史观统治的地区，最迫切需求的东西。

除此之外，钱穆老师从未接受过现代的大学教育，甚至中学都没有毕业，所以一直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史学研究思想。这在民国时期，是一股与五四潮流想逆的巨大力量。胡适、梁启超主张的全盘西化政策，引入了西方的史学模式，否认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影响了一批后代文人，比如以李慎之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学者。钱穆老师的存在，一直在向后代文人传达传统思想的重要性，为“旧学”思想保留了无数璀璨精华。其实，随着学术的进步，中国东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与西方模式的矛盾越来越少，完全可以并存。作为五四余波中的时代逆流，是钱穆老师当年的不懈努力，才保存下来东西文化继续碰撞融合的希望。这方面看，钱穆老师是一个承前接后的文人。

着作方面，单独拿出《国史大纲》来说。这本书以教科书体例写就，但说实在话，作为一本着名的“通史”着作，这并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但不妨碍其成为一本伟大的着作。之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教科书，是因为其中内容讲的太简略，并不适合一门历史初学者来读，起不到史料积累的作用。但《国史大纲》之所以流传于世，在于其中钱穆老师对当时诸多思想者史学观点的总结提炼，书中诸多地方有对陈寅恪、吕思勉等专门学者观点的讨论，只是他本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一本综合性论集，想看透《国史大纲》，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人无完人。钱穆老师的学问也有其问题，也有许多被探讨批判的地方，这是每个学说必然会经历的事情。对《国史大纲》的批判，可以从史料、逻辑的方面出发，我们批判一本着作的目的是“修缮”，让学说逐渐完善，而不是“打倒”，让其遗臭万年。而单纯地扣帽子，评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为。

一些曾经批评《国史大纲》的人，例如胡绳，在晚年都对自己曾经对《国史大纲》的指摘进行了反思。读不出精华，应该先从自己身上反思。这种自视甚高的情况很多，有诸多学者评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言之无物，我只能说，某些人眼中的言之无物，只是有眼无珠罢了。

我们不必讨论钱穆老师在史学某一特定领域的贡献，在知乎也没有必要说那么细。就单凭思想史观、承前启后、着作传世这三点，就已经足以支撑钱穆老师的史学思想成就。

二、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当时环境及其艰难穷困，钱穆老师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四处奔走，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还几次身陷险境，差点丧命。而新亚书院以宋明书院之讲学精神，配以西洋大学的导师制度，所授知识贯通东西，不可不说是当时中国教育之奇葩。

新亚书院的几位老师，如钱穆、张丕介、唐君毅、饶宗颐、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教出的学生更是有余英时、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构成欧洲、美国、台湾、香港四个核心的落脚点之一，享誉全球。可惜，本应执世界汉学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学，地位却一日不如一日。

作为第一任校长的钱穆老师，能教书，亦能办学。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响，可以说是有功无过。

三、为人处世

文人相轻，而钱穆老师却从不轻视他人。钱穆老师修习学术的“雅量”，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办学、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势必经受社会的考验，这考验可能是质疑、批评、辱骂，可也能是赞扬、追捧、盲从，钱穆老师鼓励后学怀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种批评质疑，这就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雅量”。这种为人处世的心态，一直是我个人从事学术中秉持之信念，并已经在知乎上有所述说。

但这种开放的态度，不同于接受一切的意见。当有些概念相左之时，钱穆老师依旧会坚持自己认为更可靠的观点，并与对方理智探讨。

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下的几句话，更是显出其才气磅礴、文笔劲悍的英姿。振聋发聩，乃一切史学研究者必熟记之训诫。
四、总结
所学尚浅，无法对钱穆老师做出什么一句话的评论，就借引其得意门生余英时先生的话，来为本文之总结：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着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Ⅳ 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方法的代表是

d,文献是一切历史学的基础

Ⅵ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学作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在中国存在的时间只有一个世纪左右，传统的沿革地理还不是真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因此，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时间尺度、人地关系的空间尺度，决定了其所涵盖的领域涉及了人类文明史的全部方面，因此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极其广泛，除了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综合与交叉外，不同的地理要素还会涉及其他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主要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
1.历史文献研究法。
2.田野考察法。
3.识读各种现代技术绘制的地图或拍摄的图片。
4.田野考古与环境考古方法。
5.孢粉分析与古植被和古地理环境研究法。
其它还有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碳14测定法，热释光法，古地磁法，树林年轮判读法，重花分析法，物候分析法，GIS技术等辅助方法。

Ⅶ 中国传统史学对现代史学是否有贡献

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范式转换发轫于20世纪初，突显于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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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推动了这一转型，促生了现代史学。顾颉刚虽是在五四时期介入这一转型过程，但他借助时代潮流，运用新的观念，为现代史学范式的确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与胡适等人一道努力从根本上破除封建政治文化束缚下的旧学术观念，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清除了思想障碍。他提倡怀疑精神，鼓励独立思考，反对盲信盲从古代圣贤，宣传科学的研究方法，促进了现代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广泛传播。他身体力行地在古史研究领域实践现代史学观念和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范式的确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首先，从整体上看，顾颉刚的古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学，表现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他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对古史传说经历的考察和研究，使中国的古史研究走出了以“记述”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史学范式，为正在建立的以“解释”历史为特点的现代史学范式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尽管他一再强调是在为史料和史书的考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但对现代史学的理解和认识使他的研究没有囿于史料、史书的考辨，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疑古辨伪”上。他的研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考证和经学的辨伪传统，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探索和解释古史传说演变的原因。顾颉刚虽没有写出完整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通史性着作，也没有系统论述其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着，但他从1920年代初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到1930年代对中国古史进行总体思考，以及对中国古史的重新深入研究，都体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研究范式的新思路。他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以及《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等一系列关于古史的论着，为人们拓展了从思想观念、传说演变的角度深入考察和研究古史的新视角、新领域，开了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思想观念、学术发展演变史研究的先河。
其次，“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顾颉刚运用进化史观考察记载中的中国古史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史学的产物，也是其一生研究古史的核心观点。“层累观”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论的意义在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别了记载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使他敢于对古书记载的古史进行质疑。他认识到文献记载的古史受时代和人为的影响和限制，很容易掺杂记载者本人的感情、习俗文化和道德评判标准等主观因素。所以，他指出：“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不是“稳妥的办法”；“相信经书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更不足取。这类认识在今天已成常识，在当时却难能可贵。二是在此基础上把研究的重心从探讨客观的古史究竟如何转到研究文献记载中古史的传说、演变的经历之上，即进一步去考察客观的古史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观念中是如何演进变化的。他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虽是求真，但“求真”条件不充分时，不能“强立一尊”或“强求一真”，主张“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这种历史认识论上的洞见至今仍有价值。
再次，顾颉刚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体现了现代史学重科学重证据的特点。他对旧古史系统的大胆质疑适应了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需要，因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但从他的研究实践来看，这种轰动的社会效应并非他刻意所求。他质疑旧的古史系统是因为它缺乏充分的史料证据。当一些人提出请他建立一套新的古史系统，他不敢应承，理由同样是由于感到史料和证据缺乏。可见，他的古史研究是严谨的，不是迎合形势需要的应景之作。在研究中他力求保持没有证据和史料宁可阙疑也不随意下结论的态度，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研究方法上，顾颉刚还率先运用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宽古史研究的思路。这充分体现了现代史学利用多种学科辅助历史研究的特点。他把民俗学、地理学、地质学，以及传说、故事、戏剧等研究引入古史研究，从而得到许多新的见解和认识。他说，他注意对“古史传说经历”的研究就是受民俗学研究故事方法的启发。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顾颉刚是现代史学建设阵营中观念更新、研究实践创新的一位学者。尽管他的古史研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其指导思想、整体思路、研究态度和方法都明显地区别于传统史学，在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现代史学“典范”的意义，其开新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Ⅷ 如何研究历史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 (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着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着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着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借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 （摘自钱穆先生着《中国历史研究法》，标题为编者所加。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Ⅸ 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7岁中举人。会试不第，从康有为学，倡导维新变法，为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辛亥革命后，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并着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梁启超大力宣传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对晚清文学有许多方面影响。他的学术贡献也很大。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一大批史学理论着作。他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着作。 梁启超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是发展变化的。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梁启超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他认为，只有这种连续的人类活动才能构成历史，才是研究对象，而那种在空间上“含孤立性”，在时间上“含偶合性断灭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虽然梁启超的结论绝对了一些，但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要高明多。
梁启超还强调对因果关系的探讨。他认为研究出的某一历史活动的那个“总成绩”就是“果”，这个“果”必然是另一活动的“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梁启超在同时也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一因多果，一果数因，除纵向的因果关系外，还有横向的因果关系，同一时代的某一活动和其他活动有因果关系，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别的地区的活动也有因果关系。正因梁启超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所以他在史着中特别推崇通史，在史家中特别推崇“通人”。他在这两部着作中，用了很大篇幅来叙述能贯通古今的各种专史的写法。他认为旧史体中只有能反映出事物全貌的纪事本末体为最好，史家则必须成为德、学、识、才皆佳的“通人”。
梁启超很重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写道：“凡作史总有目的，没有无目的的历史。”他认为西方史学所鼓吹的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观念，在中国从来没有。中国史家向以历史为载道的工具，社会在进化，“道”也在变化，因而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可能凝固不变。旧的史学研究只是为了少数统治者提倡“资鉴”，而现代史着则“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以达到“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的目的。这就把史学服务对象大大扩展了一步。
梁启超又非常强调史实的客观性。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论及史家四长时，主张以德为首，而“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所谓真实，旧史“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因而夸大、附会、武断都是要不得的。史家应提倡实事求是，对旧史不可轻信，“十之七八应取存疑态度”。
梁启超在论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时，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更看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并试图从史家的主观方面去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这与传统的旧史学家相比更要高出一筹。
梁启超在回答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时说： “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量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是问题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如何？”然而仅仅看到这一层是不够的，他提出了“历史的人格者”这个概念。所谓的“历史的人格者”，按梁启超的解释，是指在历史中起主动作用而能影响社会的人物。这些“历史的人格者”，其数量古今不同，在“文化愈低度”的时代，这种人愈少，“愈进化则其数量愈大”，“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故“历史即英雄传的观念，愈古代愈适用，愈近代愈不适用也”。换言之，在古代是英雄创造历史，今后是人民创造历史。此外，梁启超在论及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时，也得出了与传统旧英雄史观不同的结论。他认为，虽然从现象上看似乎一切史迹皆少数人创作的结果，很少数杰出人物背后却不能没有“多数人的意识”在发生作用。“首出的人格者”和“群众的人格者”是相辅相成的。研究历史的奥秘在于少数的个性何以能扩充成为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共性，以及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共性何以体现在少数人的个性之中。为此，梁启超特别提出要注重研究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因素，认为这是“史的因果之秘藏”地。
历史是一门实证科学，历史资料的有无和其真实与否是能否得出科学结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梁启超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把史料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记录的史料，如史部书籍、有关文件、逸书、金石铭文等；另一类是文字记录以外者，如现存实迹、传述口碑、古物等。但这么多的史料往往散布各处，必须用精密明敏的方法才能搜集到。他特别推崇归纳法，并以大量篇幅介绍它。梁启超还十分重视史料的鉴别，他指出“史料之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与传统史学不同，他对史料的理解十分宽泛，把史料区分成两种12类，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具体的搜集史料和鉴别史料的方法，书中列出辨伪公例12条，证明真书方法6条，伪事由来7条，辨伪应采取的态度6条。虽然梁启超的史料学理论和方法还有很多不足，但毕竟跳出了传统旧考据学的框框，使近代史料学得到很大发现。
搜集和鉴别史料固然重要，但“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所谓“论次之功”，就是撰写历史的方法。在梁启超看来，史事之间相互关联，息息相通，不独一国的历史是整个的，世界的历史也是整个的，这就要求史学家能够提纲挈领，用极巧妙的方法反映出历史事实。要想做到这点，史学家要阐明社会与时代背景，理清事件的眉目，说明事实的因果关系。当然，由于历史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二者所适用的因果律也有差异，这正是历史难以把握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史学家发挥作用的方向所在。为了使读者学会研究历史的因果关系，他列出程序：先画一“史迹集团”为研究范围，即确立研究范围，然后搜集鉴别史料，注意集团外史事的影响，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中的“人格者”，深入研究史迹中的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并估量二者最大的可能性，寻找事件发生的导火线、原因和结果。在论述这些程序时，他并列举出大量实例，从而加强了说服力。《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之后，风行一时，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着《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虽然纠正了梁的不少错误，但对于梁的整本书评价较高，由此可见梁启超此书的影响之大了。
在其《补编》写就之前1922年12 月，梁启超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一次讲座上，他对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进行“修补”，修补的内容主要有三处：其一，归纳法只适宜整理史料，不适宜研究史学，研究史学要靠直觉；其二，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而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其三，他认为历史现象中人类平等观念和“文化共业”是进化的，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由于这三点正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精华所在，对它们的“修正”，便意味着对全书基本观点的“修正”，这反映出其历史思想的退步。 自序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第三章 史之改造
第四章 说史料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附录一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 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第二 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
第三 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
附录二 中国史叙论第一节 史之界说
第二节 中国史之范围
第三节 中国史之命名
第四节 地势
第五节 人种
第六节 纪年
第七节 有史以前之时代
第八节 时代之区分附录三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
史学之界说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
论书法
论纪年……

Ⅹ 怎样做“历史研究”

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着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
●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
●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
●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
●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干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
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着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着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着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法论》。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政治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国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
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
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
（一）校勘与校勘学
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
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独立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着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着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着《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着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着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
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
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校勘的时机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
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着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
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
第五，如果同一着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
第七，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
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
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
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