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若干方法

㈠ 中国会计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有哪些方法

1.会计国际化的含义

探讨会计国际化的涵义，首先应考察和明确“国际化”的涵义。国际化是指由于国际交往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各国在处理有关事务上，通过相互沟通、相互协调，从而达到采用国际规范和统一通行做法的行为。会计领域中的国际化行为，会计界常简称为会计国际化，它是指由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各国在制定会计政策和处理会计事务中，逐步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惯例，以达到国际间会计行为的相互沟通、协调、规范和统一。

中国会计国际化的内涵就是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会计准则国际化，即在制定、修正和完善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体现国际会计惯例，使会计准则指导下的会计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可比和有效;二是会计实务国际化，即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应采用国际上先进的会计处理方法，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效益，适应
国际竞争的需要。在这两方面中，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处于核心地位，会计准则的国际化程度体现着一国会计发展的国际化程度。我国会计准则已经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国际化，而我国会计实务的国际化水平却是相当低的。在加快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的同时，应大力加强会计准则、制度的落实工作，使会计准则国际化与会计实务国际化齐头并进。

2.中国会计国际化的必然性

第一，会计国际化是我国市场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向之一就是市场已突破了时空界限形成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家庭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市场国际化的结果要求会计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参予竞争提供真实、公允、可比，能满足国际决策需要的会计信息。因此要求我国会计惯例必须趋同国际会计惯例。

第二，会计国际化是跨国公司发展的必然要求。国际竞争的加剧、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加快以及市场的变化无常，使得跨国公司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跨国公司通过在国外设立子公司并享有其控制权和经营决策权而达到节约成本、降低税负和风险、优势互补、增加利润、保持市场份额等目标。母公司为了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需各子公司提供统一可比的会计信息，并编制合并报表;东道国以及居住国政府处于财政、税收等方面的考虑和对跨国公司的监管，也要了解跨国公司整体的经营绩效、财务状况及子公司的经营成果;另外，跨国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要求跨国公司按国际惯例提供会计信息和处理利润分配等会计事务;这就需要消除各国之间会计的差异，按照国际上公认的原则和方法来处理和报告跨国公司的经济业务。

第三，会计国际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几十年以来，各国双边、多边贸易活动日益增多，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企业从事对外贸易，必然通过客户提供的财务报告来分析评价客户的资产实力、资信状况和风险状况。会计信息已成为各市场主体达成市场交易的重要媒介，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市场交易质量的高低，并影响全球范围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我国企业在香港、纽约等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我国企业必须按国际惯例向国际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真实、公允、可比的会计信息。

二、我国会计国际化的现状

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早在建国之初吸收前苏联的会计模式就初现端倪，并为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我国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过渡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发展到现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国际化已取得了重大进展。

1. 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

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颁布及实施，是中国会计国际化的主导战略工程。中国会计准则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探索，当时仅限于学术界的理论探讨。随着理论研究成果的逐步问世，人们对会计准则认识的加深，会计准则建设开始进入官方视野，会计准则建设作为会计改革被列入议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财政部开始着手会计准则建设，成立专门机构进行论证、立项，制定框架结构，并开始发布会计准则。这一时期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会计准则建设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是2005年，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和认真反思，借鉴国际经验教训，从2005年开始，会计准则建设全面提速。一方面积极推进会计准则的项目建设，陆续发布具体准则项目。另一方面，广泛与国际会计组织进行沟通协调，为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做准备。2006年初，财政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会计准则已全部建设完成，从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实施。至此，中国会计进入了国际化时代，并由此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2. 我国会计实务的国际化水平相对滞后

从会计实务的国际化程度来看，即使我国会计准则提高到国际化水平，也并不能说明我国的会计工作就达到了这个高度。只有理论与实际进行有机结合，会计实现了实务方面的国际化，才算真正的国际化。目前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已初具规模，正在逐步向国际化靠拢，但会计实务国际化的任务却还很艰巨。首先是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实施结果并不理想，原因是企业仍坚持这样的原则，即怎么有利就怎么做，怎么简单就怎么做，致使许多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程序及方法难以在我国会计实务中体现。其次是会计人员的专业意识不到位。由于会计人员水平的局限，对财务会计信息作用的轻视及利益的驱动，会计工作中对会计政策运用的随意性、不准确甚至滥用的现象严重，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实，失实的会计信息自然也就谈不上国际可比性。最后是会计实务的观念基础不存在。国际化追求高水平的会计实务，高水平的实务不但要求要严格执行高水平的会计准则，也要求企业自觉披露更多的人们需要的会计信息，还应该不拘泥于现行会计准则的要求去更好地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传统的原因，要形成如此的会计实务是有一定难度的。所有这些体现了我国会计实务的水平没有达到会计准则要求的质量和国际化水平。

3.国内会计高层次人才缺乏

从会计人才的国际交流来看，企业发展的国际化，必然要求为其提供会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全球化。要使会计服务国际化必须使会计人才达到国际化水平，为其全球业务的开拓提供必要的水平支持。但是就目前来看，国内的会计水平无法为其提供全球性的服务，主要是人才缺乏，特别是高层次的人才缺乏，而低层次的人才相对过剩。当前，我国会计人员的需求，特别是注册会计师人员供不应求，熟悉国际会计准则和国内资本市场运作、精通外语及熟练掌握计算机的高级专业人才则更加缺乏。正是由于人才的缺乏，才导致会计服务行业不能拓展会计服务领域，进行规模化经营，多元化经营也受到限制，这一方面的需求会随着中国入世的深度和广度而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4.我国会计惯例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差异。

在我国的会计惯例中，与国际会计惯例尚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

(1)与会计准则相配套的有关法规尚未健全。如尚未颁布《证券法》，而《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会计法》等的会计规定与会计准则尚不协调等;

(2)未建立与企业会计体系及其准则相配套、相协调的非盈利组织会计体系和准则，行业会计制度在会计实务中仍起主导操作规范作用等;

(3)加入和参予诸如IASC、ICA等权威性国际会计组织及其活动不够，阻碍我国与国际会计界的交流及其会计国际化的发展;

(4)许多会计实务的处理方法与国际惯例存在差别，如加速折旧法、成本与市价孰低、坏帐备抵法和所有者权益类目的划分等都与国际惯例有差别;

(5)会计管理体制尚存在差异：一是会计事务的行政管理过强，二是会计人员的“二重性”地位未能完全转变等;

(6)管理会计、税务会计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体系和在实务中推广使用;

(7)会计理论发展滞后，研究方法单一，会计教育模式与国际惯例尚有差别等等。

㈡ 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与特点及我国如何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

当前，国际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正在继续，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和趋势进一步显现。国际环境对我国利大于弊、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的总体状况没有改变，但某些挑战和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值得关注。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已不为局部问题所左右；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问题愈加紧迫。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置于水生火热之中，而且使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拉大，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当今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美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仍是国际斗争的主线。

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霸权主义直接间接地引起、激化或加深了当前世界的许多地区性冲突、动荡和紧张，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由于在伊拉克遭受一定挫折，美霸权战略的策略和手法有所调整。美在伊战后治理问题上面临的困境超出布什政府当初的想象。伊战后，美在伊拉克迅速稳定局势、以美式民主改造伊拉克社会以及将投放在伊拉克的大批美军战略力量抽出他用等计划不仅一一落空，而且不得不面对伊战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压力，如伊境内连绵不断的恐怖袭击和暴力事件、持续攀升的美军伤亡人数、美军虐俘丑闻、以及始终不能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找到一条法理上站得住脚的理由，等等。美为借助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帮助其解脱在伊拉克等问题上的窘境，单边主义姿态有所收敛。不过，迄今为止，美谋求霸权的势头没有因此而受到根本性遏制。美在伊拉克等问题上的姿态变化虽暴露美难以单枪匹马独步世界，但与越南战争不同，在伊拉克受到的挫折并未使美伤筋动骨，没有动摇美推行强权政治所依赖的实力基础，亦难以使布什政府对其霸权战略进行全面反思，从根本上吸取教训。

2005-1-9 17:55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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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美两党中的哪一方赢得这次大选，美对外战略都将保持一定连续性，一些基本特征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一，美为其世界霸权谋求制度和法律保障、建立单极世界秩序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尽管民主党在加强美世界霸权的策略手法上与目前的共和党政府会有所不同，但争取使美世界霸权最大限度地制度化、合法化，建立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是美两党的共识；第二，美加强对国际地缘政治中敏感地带控制的方针不会改变。美历来重视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美针对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正全面、系统地调整其全球战略部署，以便为给其新的霸权战略在地缘上提供更好的依托和保障。北约东扩计划、大中东改造计划、亚太军事部署调整计划，是美全球战略部署大调整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从地缘上看，这三个部分涵盖整个欧亚大陆，并将大西洋、太平洋乃至印度洋上的战略要点一体贯通，形成整合两翼（欧洲和亚太），突破中央（从中东、中亚到南亚的新月地带）、彼此呼应的态势。美全球战略部署调整意在一箭四雕，即整治穆斯林国家、牵住欧洲、堵住俄罗斯、看住中国。美政府轮换可能会在某些局部和具体步骤上影响美全球战略调整的实施，但不太可能触动其整体框架。第三，美倚重军事优势加紧争夺国际战略制高点的趋势难以改变。目前，美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美超强地位最突出的方面反映在军事上。美在推行霸权战略的过程中，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抢占的先机，全面加强美军的机动反应能力，扩大美战略优势地位。今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今后10年中将逐步调整大约7万名驻扎在西欧和亚太地区的美军地面部队，以适应21世纪战争的需要。美在军事技术和能力上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对称优势，是其实施全球战略大调整的前提和保障。民主党在用兵上可能比布什政府相对慎重一些，但军事优势在美推行霸权战略过程的特殊意义不会因此而被忽视。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美国反恐战略对国际反恐斗争之局限和弊端进一步显现；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反映出国际反恐阵线的内部分化倾向。

今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其次，美国反恐战略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遗。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不仅未使恐怖主义受到震慑，或使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反倒使伊拉克成为又一个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反恐战争”使世界出现“越打越恐，越恐越打”的怪圈。这种现象同美国反恐战略中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一是反恐动机不纯，利用反恐图谋霸权。伊拉克战争是典型例证。伊拉克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本来没有关联，现在却变成了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对伊拉克制造 “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发动一场旨在实现其大中东霸权计划的入侵战争，在伊拉克社会和阿拉伯世界激起强烈反美情绪。二是将反恐斗争等同于军事斗争，治标不治本。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称美国与国际恐怖主义进入长期战争状态，实属无稽之谈。恐怖主义袭击无论手段如何残忍，破坏如何严重，本质上仍属跨国犯罪活动。有效的反恐斗争应更多倚重司法、公共安全、情报和金融体系中的资源和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而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更有待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配合。除非别有动机，将反恐斗争与战争简单地划等号，不仅牵强附会，使反恐斗争伤及大量无辜，而且难以触动恐怖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三是美国将巴以问题同国际反恐混为一谈，不但促使巴以双方继续以暴易暴，而且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为国际恐怖势力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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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形势变化趋势对我国的影响

对我国来说，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评估，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对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影响。这既涉及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对当今世界长远变化大势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认识。

首先，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我国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世界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新浪潮给我国发展提供的巨大动力和机遇，是长期性、可持续的。只要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些机遇就会继续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其次，当前国际矛盾的特点、世界战略格局的调整方向、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弱化而且正在强化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石地位和重要意义。要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保持和争取比较有利的地位，对于国家主权在国家利益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价值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矛盾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必须坚持和倡导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寻求存异基础上的求同，多元基础上的共识，共赢基础上的合作。

再次，台湾问题对中国保持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构成的不利影响呈增大趋势，已成为中国在本世纪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隐患。涉台外交在维护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对“台独”分裂势力在两岸关系中制造种种突发性事件的任务与日俱增。美军积极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虽然是为其全球战略服务的，但客观上使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环境更加复杂。面对挑战，中国必须不断发展自己，提高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使我军建设更加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

最后，世界经济保持繁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加大了对世界各种资源的需求，同时也促使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加快，有关国家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磨擦增多。这使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和开放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压力，也对中国继续参与国际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在自身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合作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开拓进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积极应对这些问题，处理好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与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㈢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观察角度进行理解。对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问题，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往往不尽相同。 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柢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也是受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影响的，研究分析国际政治问题时，必须全面把握制约发展的各种因素。而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中，隐含着一定的阶级关系。以阶级分析方法看，在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后，国际政治斗争的本质特点则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即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殖民主义是阶级压迫的扩大和延伸，它形成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殖民制度；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是爆发世界大战的根源。
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学者提出的依附论。他们认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参与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其结果是形成了“中心-外围”的格局。“外围”(指发展中国家)受“中心”（指发达国家）的剥削，资源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心”，成为资本扩张的牺牲品，陷入难以逆转的依附状态。还有人指出跨国的资产阶级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统治权，跨国公司在其“整合”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国际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将本人所属民族的利益置于次要地位，相互勾结，并同跨国公司所在国的统治者结成特殊的联盟。从世界范围内看，存在着国际资产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对立；在一个国家内部，又存在着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同被剥削人民的矛盾和对抗。 国际系统或体系是比国际结构含义更为广泛的一个传统概念。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系统论，是西方学者在行为主义流行的60年代首先采用的。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影响较大的相互依赖论和一体化理论，是在系统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系统分析方法所研究的，可以是由所有主权国家组成的全球系统，可以是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系统，也可以是某一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经营网络系统。全球系统包含若干个地区系统，后者是前者的子系统；某个国家的政治系统是地区系统的组成部分和子系统，这个国家的外交决策系统又是该国政治系统的子系统。每个层次的系统都有其特征，可能是松散的、严密的、稳定的、不稳定的，但都力图保持某种均衡，针对内外变化进行调整。每个系统都有其边界，使它与活动环境相区别。每个系统又有其一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有信息网络和输入、输出。某一系统（如国家政府）的输出（如执行政策造成的后果）都会形成反馈，作为输入重新进入该系统，如此循环往复。
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大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把国际关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因素，看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其中任何一个或一部分变量若发生变化，其他变量或变量组合就会同时变化或接连发生变化。国际系统是由无数个国家的和非国家的社会系统组成的。它们之间又有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每个国际事件都必然有两个根源，一个来自参与事件的社会系统，另一个来自有关系统之间的一连串相互作用。同样，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一方面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另一方面也是该国家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系统的比较方法主要描述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研究者力图揭示在类似的国际条件下，某种现象的重复发生，告诫人们重视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
80年代后期,国外一些学者热衷于“案例研究”,他们按照一般的调查方法设计出调查提纲，带着同一组问题去考察许多不同的案例,希望通过案例的比较分析,建立一些模式，得出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如在国际冲突的研究中，一些历史学家同政治学家合作，分析历史上的若干事例，企图找出哪些因素容易将国际矛盾和危机激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其他形式的比较研究包括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的比较、各国对外政策的比较、决策过程的比较、国际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比较、对外交产生影响的政治文化的比较等。这些方面的专题研究使国际政治学同比较政治学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中，实证方法是传统的规范方法的对立面。所谓“规范方法”指的是强调价值判断和道义原则，坚持对历史和现实政治进行主观上的定性分析。实证方法的特点是着重从客观事实中取证，通过数据、公式、图表、模拟等方式显示国际关系的规律性,认为定量分析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不但可行,而且必不可少。最常见的定量分析见于对各国综合国力的评估。模拟方法则常用于军事战略的研究。8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有关综合国力的量化研究和战略模拟分析方面的成果。但是，定量方法有其局限性，需要同定性方法相结合，这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者的共识。

㈣ 我国坚持通过什么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分歧

1.我国坚持通过协商共建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是最大的利益收获。
2.这一解决方式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全球治理的方式。

㈤ 怎样认识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世界还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以新的"炮舰政策"和新的经济殖民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干涉主义"严重损害了许多中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也给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造成威胁。与此同时，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国际犯罪、环境恶化等跨国问题远未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还很多。但从总体上看，国际形势缓和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多极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任何旨在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巨大风险。但利用机遇，防止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全球范围内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贫国愈贫，富国愈富。如此种状况持续下去，不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难以实现稳定增长。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一致要求。
当前，国际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正在继续，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和趋势进一步显现。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其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已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近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四）、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
当前，世界上一些军事大国正在进行二战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军事战略调整。其主要目的就是增强军事实力，强化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中的职能作用，谋求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争夺在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
总体来看，国际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对于中国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2008北京奥运会、2010上海世博会，都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加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与中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国与国之间既存在摩擦、更存在依靠。美国、日本的重要贸易伙伴中，中国就排在前列。
G20国峰会实质是一种转折，使得中国真正与世界“接轨”，真正有了自己可以走的道路，也从这一刻开始，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端。当然，世界的发展也出现重大转折！在当今发展的时代，一个国家的体制正面临严重的挑战,不管从军事还是经济的角度来讲，中国的体制正在不断的改善中。从东亚病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G20走到G2，中国人民的每一步都在挑战，或许，这种挑战也是也是一种机遇，使得中国在现如今的国际形势下长足发展。
对我国来说，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评估，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对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影响。这既涉及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对当今世界长远变化大势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认识。
首先，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我国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世界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新浪潮给我国发展提供的巨大动力和机遇，是长期性、可持续的。只要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些机遇就会继续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其次，当前国际矛盾的特点、世界战略格局的调整方向、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弱化而且正在强化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石地位和重要意义。要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保持和争取比较有利的地位，对于国家主权在国家利益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价值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矛盾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必须坚持和倡导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寻求存异基础上的求同，多元基础上的共识，共赢基础上的合作。
再次，台湾问题对中国保持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构成的不利影响呈增大趋势，已成为中国在本世纪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隐患。涉台外交在维护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对“台独”分裂势力在两岸关系中制造种种突发性事件的任务与日俱增。美军积极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虽然是为其全球战略服务的，但客观上使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环境更加复杂。面对挑战，中国必须不断发展自己，提高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使我军建设更加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
最后，世界经济保持繁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加大了对世界各种资源的需求，同时也促使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加快，有关国家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磨擦增多。这使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和开放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压力，也对中国继续参与国际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在自身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合作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开拓进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积极应对这些问题，处理好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与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㈥ 国际关系研究有哪些方法论

想要谈论此问题必须搞清什么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是指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分析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利益.无论制定什么方案,采取什么行动都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的.例如利比压这一事件,涉及到利比压、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家,那么我们看待问题决不能停留在外表现象.西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是考虑到中东问题,.这里战略位置重要,石油资源丰富.西方国家的行动不仅考虑这些问题,还有政治纠纷.他们企图通过战争来控制这个国家,使亲西方的政府上台.所以我们看待国际问题必须从这一高度来看待

㈦ 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这里有6000字左右，都是讲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的，我不知道你论文的侧重点和用途，所以你自己针对资料来取舍整理好了，材料肯定够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进行的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本次学习安排的时间，恰在中美欧纺织品争端高潮迭起之际，因而格外引人注目。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这次学习时的讲话，透出中国高层在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把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战略层面。

当前的时局及特点

中国迅猛发展得益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也受惠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随着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被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及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发展空间的最大化；但也导致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同时对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带有普遍性的难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发展正面临急剧变化的、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外新形势，到了一个关键点。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向阳博士看来，中央强调要掌握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要求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有着深刻国内和国际背景的。

从国内的角度看，首先，是继续维护与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需要。21世纪头20年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时至今日，20年已过去了近1／4，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任重道远；

其二，明年即将开始实施“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国正在进入改革攻坚阶段。要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深化改革并加快发展，可谓是世界性难题。而对外开放与外经贸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轮子之一，必将为“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巨大促进作用。

从国际形势看，中国崛起势头正猛，引起国际舆论纷纷聚焦中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空前关注中国，专门花了一周时间报道中国的方方面面；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世纪”为题登出中国专辑；《财富》杂志“全球论坛”三度光临中国；国际问题权威人士更是频发言论，高谈中国的发展正在导致国际权势的重新转移……

在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庞中英教授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总体崛起的势头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因而受到更多关注。欧美的对华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调整尤为明显。与此同时，伴随全球化不断加深，欧美内部各种受到全球化冲击的力量展开对全球化的各方面抵制，成为欧美国家新的国内政治特征，其结果造成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发展。这种保护主义的特点已与西方传统的自由贸易精神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印度等快速发展的国家正在成为欧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成为西方国家复杂的国内贸易形势和政治斗争的替罪羊。

专家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国际经贸领域摩擦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趋势。具体到中国，中国已进入到入世的后过渡期，正开始面临超乎想象、越来越大的国际经济竞争压力。美国、欧盟对中国出口纺织品无端设限，说明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三年后，开始遭遇真正的挑战。

另外，在非经济领域，因应中国的强劲发展，西方大国也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对华政策的协调面明显增加，这其中又以美日同盟的全面深化最为突出，美日出于为牵制中国而相互借重、相互利用。美国对外战略正从反恐转向反恐防扩散与防范大国崛起并重。日本则对中国的全方位赶超深感焦虑，近来对华频频寻衅滋事即为明证。

面对困难，保持头脑冷静，选择以何种态度应对至关重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以全球战略眼光谋划国内发展，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秘书长刘力对《了望新闻周刊》说：“目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任务更加艰巨，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

重大的战略思想转换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要发挥好对外开放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新发展和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树立全球战略意识，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探求胡锦涛强调要有全球战略眼光，要树立全球战略意识的深意， 庞中英认为，现在的世界正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也正在全球化。全球化使得利益和机会可能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竞争、威胁和挑战也会来自四面八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是立足全球经济得以发展的。中国想要在世界上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必须具有全球思维。中国最高领导提出要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转换，全社会都应高度重视。

“胡总书记在此次集体学习中提出中国的全球战略眼光与全球战略意识两个概念，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陈向阳认为，其大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从对国际竞争的积极参与中最大限度地维护与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二是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发展，即站在全球的高度，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位置，并以中国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进步。

在他看来，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和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原来意义上的国内事务的影响和意义早已越出国界，成为世界整体变化的一部分。因而，迫切需要从内外结合、包括从全球与世界整体的视角来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

而且，及时制定中国的全球战略是实现中国真正崛起与民族复兴的需要，也是中国勇于承担责任、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需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正从人口和地理意义上的大国向政治和经济大国迈进，从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变。中国大步走进全世界，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也为世界各国所承认并接受。作为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理应有自己的大战略，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中国的全球战略。

放眼世界，谋划未来，既是未雨绸缪，也是时势所迫。庞中英认为，从最近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争端来看，世界经济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经济与政治的联系非常密切，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世界贸易秩序；二是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和地位进一步上升，世界经济面临历史性的重大结构转折关头，竞争、矛盾、纠纷、冲突和合作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因此，对中国来说，充分认识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性质，把握全球经济的根本趋势，方能掌握主动。当前应当做到的是：首先，经济决策者和公司负责人，一定要从全球的角度思考问题。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市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市场上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中国企业不仅要加强在世界上其他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要加强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诸如探索新的增长方式、改进管理、重视质量、寻求法律保护、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尊重市场机制，等等，就显得非常必要。

第二，在全球市场经济中，要习惯于贸易战。贸易战是正常的，没有贸易战才是不正常的。中国政府要认清欧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和表现形式，面对来自欧美的政治压力，一方面，要从维护中国市场、企业、劳工的根本利益出发，有理、有力地反击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与欧美贸易斗争的本领（借鉴欧美之间、日美之间处理贸易纠纷问题的经验），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拿起国际法律武器保护中国利益。

第三，进一步促进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有助于改善与欧美的经济贸易关系。

庞中英对《了望新闻周刊》说：“最根本的还是要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增强竞争力。”

“四个着力”的深刻背景

面对当前国际间激烈竞争的严峻形势，胡锦涛用“四个着力”概括我国在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当务之急，亦即在当前情况下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必须破解的四个难题。长期对世界和中国外经贸进行跟踪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倪月菊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的刘力研究员对这四个中央高层认为“尤其要重视”的方面逐一进行了解析。

●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领域的最大变化当数中国以出口大国姿态重返世界市场。1979年～2004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长约43倍，年均增长17．4％，庞大的货物贸易出口额表明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从外贸增长方式上看，中国要成长为“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主要表现在：

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虽然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据世贸组织�WTO 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而中国在2004年的该比例也仅为28％左右。

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以高技术产品为例，2002年，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为606．3亿美元，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9．6％。这与世界贸易强国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大于加工贸易出口的情况大相径庭，表明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还处于较低层次。

中国按目前的出口产品结构继续扩大出口，可能引发以下不利结果：一方面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独特性低，抗危机能力差，出口商品竞争力不强，关键时刻难以起到稳定出口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成本低，市场容易进入。从而也很容易引起投资过剩，进而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最后导致供给过剩，供给过剩就必然会出现恶性竞争。无序竞争最终的结果就是遭遇反倾销起诉或保障措施。同时，不断降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会造成外贸出口“丰产不丰收”，即出口额增长引起出口效益下降。

所以，只有像胡锦涛所强调的那样，在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出口，扩大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提高加工贸易的产业层次并增强国内配套能力，才能使中国逐步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从1992年中共14大作出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以来，中国吸收FDI的速度越来越快，金额也越来越多。2003年使用外资已经达到了535亿美元，2004年将超过600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资料，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00年达到13880亿美元的高峰之后，2003年已降到5596亿美元，中国吸收了将近10％。外商直接投资为GDP的贡献超过40％，税收的1／4都来自于外资。而中国外贸的持续性大幅增长，其2／3产生于国际直接投资。另外，外资企业的进入所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所产生的关联效应，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首先，追求利润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根本动力。因此，外商在投资的行业选择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挑肥拣瘦”现象，对高利润行业投资兴趣非常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常常与我国的产业政策不相符合，难以将引进外资与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很好地结合起来。

其次，跨国公司转让技术和开发技术的状况不令人满意。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在今年发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指出：“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 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这的确让人不可思议却又不得不面对。”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技术提升，这同我们‘市场换技术’的初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再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凭借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同我国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不断扩大其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而国有企业则节节败退。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力认为，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吸收外资的重点是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利用外资和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结合起来；

二、对外资的鼓励政策要从普遍优惠制变为差别优惠制。对重点领域采用优惠政策，比如在农业、高新技术领域、老工业基地改造、中西部地区开发等才允许采取外资优惠制，取消一般项目的优惠政策；

三、鼓励外商设立服务外包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等，把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来；

四、推动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的合作，引导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

五、中央政府加强对外资企业政策的协调，避免各地为争夺外资进行不合理竞争。

●着力实施“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是必要的。这不仅是扩大内需、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不仅是应对加入WTO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提升的必然选择。

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走出去”战略已经初见成效。但在“走出去”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一些企业缺乏周密思考，战略上犯有盲动错误，造成了经营失利。而一些国有企业由于投资决策机制和管理体系的落后，海外投资成为政令式决策，在选择项目、地点、合作伙伴，经营策略的制定、人事安排、执行及监督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从而导致投资失利。还有，海外投资缺乏有效监督，成为我国国有财产流失的巨大漏洞。另外，由于缺乏统一的“走出去”战略协调，管理“走出去”的部门太多，政策不相配套，法律规范与政策规定和政府管理时有冲突。相关的外汇、投资、审批、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也有待完善。等等。

因此，要想使“走出去”战略得到更好的实施，必须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服务体系，赋予企业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主权，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刘力认为，实施“走出去”战略，要避免“一窝蜂”走出去，就得要有重点。一是境外资源开发，主要是在资源富聚地区；二是促进加工贸易出口，缓解贸易摩擦；三是通过向发达国家投资，达到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目的。

●着力改革涉外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的进展，在世界经济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涉外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若不有效解决，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

从我国外贸体制看，尽管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现行进出口制度在市场开放程度、政策透明度、贸易管理方式等方面，与WTO规则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我国在加入WTO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加快了进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集中清理、废止、调整了一批政策法规，并相继颁布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和《保障措施条例》等新政策法规。然而，实现对外贸易集约、均衡发展，仅对现行进出口制度做局部或临时性的修补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对我国的进出口制度进行全面调整，构建与WTO规则相吻合的新型外贸体制，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发展的新形势。

从外资政策来看，目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仍很大程度上依靠各种优惠政策安排。对优惠政策的过度依赖不仅加剧了市场扭曲、拉大了地区差距，而且也对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规则接轨构成了障碍。因而，应将对外商投资企业普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作为我国外资政策调整的核心目标，最终使外商投资企业享有与国内企业同样的法律地位，拥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为内、外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长远来看，建立可竞争的高度法制化的市场体系是吸引外商投资尤其是大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我国优化投资环境的关键步骤。为适应加入WTO后外商投资的新形势，我国外资政策的主旨应由市场准入逐步转向鼓励竞争，提高国内市场的可竞争性，规范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市场行为。

㈧ 结合国际国内形势,谈谈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问题的思考

现在谈金融危机才重要
经济大衰退，乐观估计，至少要在2至3年后才可能恢复。美国许多企业由于业务萎缩而冻结招聘，波音公司要进一步裁员。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实体经济疲软，直接造成我国的出口企业面临严峻形势，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金融、证券投资、国际贸易、房地产、汽车等行业。此时正值大学毕业生求职的重要时期，金融危机会给大学生就业造成多大的影响，还难以预测，但目前可以初步判断，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日益扩散，首先是跨国公司和外包公司业务萎缩，会减少用人数量及其冻结招聘；其次国内为国外产业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半成品的制造业、出口型企业也会受到影响；当然会影响到下游的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影响较大。政府救市政策出台，会刺激建筑业的需求，从而带动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恢复，但是见效果有一个滞后时间，所以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还不一定能感受到政策的效果。2009届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高达600多万，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受影响较大的是财经类专业，因为企业业务萎缩，首先减少的是财经类管理人员的需求， 其次是技术人员的需求。其次是建筑、能源、机械、 IT类专业会受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企业招聘人数下降带来的就业率下降，由于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卖压增加造成薪资下降。即便是不在上述的专业范围内的大学毕业生，也会由于市场的大环境而不得不接受较低薪资。
对于已经就业困难的专业、地区和大学，这次经济萧条是雪上加霜。所以，应届大学毕业生应该调整求职心态和期待，渡过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与就业冬天

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主导工作

杨洁篪在致辞中指出，自创立以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紧密配合我国外交工作，积极开展国际问题调研、二轨外交和公共外交，现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智库之一，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以更名为契机，继续发扬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中国外交和国家发展提供充分的智力和理论支持。

㈩ 利用国际战略格局的相关内容谈谈中国如何做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汗、怎么嘉庚的都凑到一起来了！
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处于多极化趋势与单极化倾向并存的局面,两种相反的力量将进行激烈的较量。冷战结束后,尽管国际局势整体上趋向缓和,但世界和平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一样,并没有得到解决,各种国际间的冲突仍不断出现,因此,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并没有过时。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与水平主要受双方的战略合作需要、经济贸易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只要这些基本因素不发生大的改变,两国关系的基础就不会动摇,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和框架仍然会得到维持。
[关键词]世界格局;世界主题;中美关系
按照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思维,国际问题研究必须首先分析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总格局的基本特点,抓住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重视世界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和发展,同时,在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对于中美关系给予更大的关注。因为上述问题不仅是认识国际关系的基础,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一、关于世界格局问题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是比较一致的。大多数学者和官方的观点都同意“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表述,即承认冷战后世界格局出现了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然而,自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后,对格局的认识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当今世界格局是美国的单极统治,根本没有出现所谓的多极化格局。甚至也出现了单极格局比多极格局稳定,多极化格局并不有利于中国的观点。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是美国在冷战后逐渐强化的单极领导世界战略和美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现实。同时,由于我们过去只强调旧的格局已经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对过渡期的格局状态没有进行认真分析,似乎造成了当前没有格局状态的一般认识。这种回避对当前格局客观分析的做法主要是强调了当前国际力量调整和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单极格局在理论上的不稳定性,同时也有反对美国单极霸权的考虑。但也正是这种回避导致了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在世界格局认识上的模糊。事实上,世界力量的对比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出现力量对比的真空和世界格局的空白。冷战后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就是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和其他几个强国之间形成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即单极多元的世界格局。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上半叶,这种格局形态可能持续数十年。这是一种介于单极格局与多极格局之间的过渡型格局状态,既带有单极化的倾向,又具有多极化的趋势,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在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国的确占据着优势地位,使得当前格局具有单极的特点。冷战后,随着苏联的瓦解,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一家。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综合国力,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还是在文化和外交影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美国的国家利益遍及世界。不仅如此,美国正利用自己在格局中的有利地位,企图强化和固定世界格局的单极倾向,实现单极领导世界的战略图谋。因此,美国单极领导世界的图谋严重地阻碍着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世界格局的单极化有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则是一种强大的发展趋势。在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今天,单极格局的稳定性将受到各种力量的挑战。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的综合国力优势明显,但在干涉行动中也不得不依赖于盟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对盟国的影响力和对国际事务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单极霸权是对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否定,最终是不得人心的,任何一个可能的大国都不会自愿接受单极统治世界的安排。美国与其盟国在一系列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当前各大力量的分化组合还在发展变化之中,中国、俄罗斯和法国等提出的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主张,各种形式的大国伙伴关系正在建立和调整之中,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是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当然,多极化的“化”是一种趋势和过程,并不是说当今世界已经是多极的格局。因此,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特点是多极化趋势与单极化倾向并存的局面。单极化是一种美国力图加以维护并强化的现实,而多极化则是其他强国争取有所作为的努力和世界的发展趋势,两种相反的力量之间将进行激烈的较量。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二、关于世界主题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表述,是邓小平同志对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对抗的东西矛盾威胁世界和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南北矛盾阻碍经济发展这两大世界性现实问题的理论概括,是对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振兴经济、促进发展等共同努力的肯定。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世界主题的认识基本上是肯定的和一致的。但自90年代末美国的世界战略日益凸现,特别是中美关系中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之后,许多人认为,和平与发展不是世界主题,而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甚至以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未解决”的论述为依据来否认世界主题的表述。认识这一争论的关键是正确区分世界主题与时代特征两个不同的命题。大多数学者在分析世界主题时往往与时代主题的概念不加区分,而在论述时代主题时又与时代特征的命题混为一谈,由此导致了人们对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肯定和否定等完全不同的观点。所谓时代特征是指与特定时代相适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状态,及由世界的基本矛盾所决定和反映的基本特征,它强调的是客观性和现实性。而所谓世界主题则是指当今世界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对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它强调的是主观性和目标性。和平与发展是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的主观目标。因此,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战略性问题就是指世界各国目前尚未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根本课题。众所周知,冷战时期的和平问题的实质是东西问题,即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和核武器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冷战结束后,东西问题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方阵营的瓦解而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大大降低,国际局势整体上趋向缓和。但是天下并不太平,由于民族、宗教和领土矛盾而爆发的各种形式的武装冲突和危机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在规模和后果上均大大超过了以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更加频繁,甚至发展到以武装冲突的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战略图谋。因此,世界和平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一样,并没有得到解决。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而不一定成为时代的特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学者对世界主题的争论大都集中在时代特征的范畴。怀疑者以当今世界存在战争威胁的现实来否定和平是世界的主题;坚持者也试图通过举证世界人口和世界经济总产值80%以上的地区的和平现实说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和“主旋律”,肯定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殊不知这种争论恰恰是将时代特征与世界主题混为一谈,以时代特征怀疑世界主题,以客观现实否定主观目标。
三、关于中美关系问题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综合国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国家,是西方的盟主和“领头羊”,它能影响一大片西方盟国和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对于我国对外开放十分重要,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引进的技术和资金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在克林顿任总统时期,中美关系出现了众多矛盾和摩擦,但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是稳定的,基本方向和趋势也是明确的,这就是两国“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竞选总统期间对中美关系讲了一些消极言论,上台以后又发生了撞机事件并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强硬的措施,特别是关于“中美不是伙伴而是对手”的言论,许多人认为中美关系将会恶化,甚至有人认为中美之间将会发生严重的军事对抗和冲突,也许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决战双方。中美关系究竟将向何处发展?这是中美两国和世界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决不能凭直觉或感情用事,而应当分析中美之间自1972年恢复关系以来的近三十年的双边关系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即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具体分析,制约和影响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与水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战略合作需要。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同苏联的竞争中感到力不从心,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希望联华反苏,取得对苏联的优势,从而确立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正是这一需要促使中美双方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发展了两国的关系。苏联解体后,有人说战略上的这种需要已不复存在,中美关系必然恶化。应该承认,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不协调的声音,几次三番出现麻烦。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十分重要的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否决权,世界上的重大事情,没有中国的同意办不成。在核不扩散和限制导弹技术出口方面,在朝鲜半岛问题、中东问题,以及联合国合作等一系列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中国有较大的影响,美国同样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不希望中国被另一个大国所取代。这是21世纪初战略利益上的需要。二是经济贸易利益。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双方的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到2000年的近850亿美元,增长了近35倍。中国已成为美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同时,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也很强。对华贸易意味着数十万人的就业,意味着美国商店里价廉物美的商品。由于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经济实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市场扩大了、成熟了,其潜力则更加诱人。克林顿之所以将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并在其任期内促成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中美贸易协议,关键就在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当然两国贸易还存在着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但两国经贸的合作利益显然大于冲突利益,美方多次威胁实施的贸易制裁在最后一刻总是以妥协而告终,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三是意识形态分歧。其突出表现是所谓“人权问题”。“人权外交”是70年代末卡特总统时期提出的口号。当时叫做“重振美国外交的道义内容”。但冷战时期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人权外交的主要对象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和东欧国家。1989年之后,苏东发生剧变,中国成了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今后可能还会更加突出。但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评判有影响,但它本身不是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不可能因人权问题而放弃根本的利益。况且,他们要使中国“自由化”和“民主化”,没有别的手段,施加影响也还是要靠增加接触来保持。四是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中由来已久的遗留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最难解决的问题,今后也仍然会起重大的作用。70年代中美恢复接触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一直受到台湾问题的影响和制约。从中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到“八一七”公报,以及小布什最近批准的对台军售和有关全力协助台湾自卫的言论等,都是这个因素在起作用。所以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美国在台湾的最大利益就是维持现状,不统不独,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发展,在两岸对峙中赢得最大利益。当然,美国并不希望两岸之间真正发生战争,台海两岸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面临是否卷入的抉择,无论如何都是十分困难的。未来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发展?只要维系中美关系的上述基本因素不发生大的变化,两国关系的基础就不会动摇,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和框架仍然会得到维持。当然矛盾和斗争也可能会更加频繁,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和倒退,但重新回到70年代以前相互对立与隔阂的状态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样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从大的方面看存在着三种可能性。其一是两国关系维持现状,在合作中斗争,在对抗中妥协。双方既是对手,又是伙伴,或是在对手与伙伴之间游移波动。两国关系中频繁出现各种矛盾、冲突和麻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脆弱性,但也不会失控。两国之间共同利益与对抗利益并存,合作与冲突并存。在意识形态、经贸和台湾问题及战略问题上都可能发生激烈的矛盾和摩擦,甚至可能因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和倒退,但又不至于动摇两国关系的基础。中美两国关系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维持基本的发展趋势。在5～10年的近期内,这种可能性最大。其二是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对抗性因素大于合作性因素,重新回到对手的敌对关系。在美国谋求单极统治世界国际战略的需要和国内政治的压力下,美国政府采取对华遏制政策;或台湾问题发生突变,美国武装介入;或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高速发展,被认为是威胁和挑战了美国的利益和权威,从而引发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这种前景不符合中美双方的根本利益,而且付出的代价也过于高昂。尽管有理由相信在近期内两国政府将会尽力避免这种结果,但随着未来中美在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不断激化,如果处理不当,在10～20年的中期范围内,中美两国出现重大的冲突不是没有可能。其三是两国关系全面改善,合作性因素大大超过对抗性因素而占据主导地位,两国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前景在近期内无法实现,因为美国目前的世界战略是极力维持现有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单极格局,防止出现能够向美国挑战的全球性大国或地区性大国。但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持续若干年,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后,当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后,甚至可能是在中美之间出现一次重大冲突之后,中美两国真正认识到两国的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稳定和正常化的战略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