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的研究方法

⑴ 社会研究方法有哪些

研究方法：
1、调查研究。
2、实验研究。
3、实地研究。
4、文献研究。
研究方法论有两种：
1、实证主义。
2、人文主义。

其它的描述就是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的状况、过程和特征进行客观的说明，做出是什么的回答。而解释是指在对研究对象的过程、原因等做出分析。即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预测是对研究对象未来发展状态的预期。

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搜集资料、如何进行观察、如何进行访谈、如何进行调查、如何汇集资料、如何分析资料、如何处理数据等等一系列想方设法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⑵ 如何理解中国农村的社会学

一般来说，农村社会学是研究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关系、农村社会发展及农村社会建设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在当下中国，虽然农村社会学研究已然成为农村社会研究中的显学，农村社会学研究者也试图致力于为农村社会立言并对其做出贡献，但是，不仅部分研究成果仍以同行为阅读对象，而且有的研究着力提出一些有可能得到学术共同体青睐的言说，其研究目的在不经意间由对农村社会的责任转变成研究者寻求、确立并巩固和扩大自己在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这样的境况中，农村社会常常成为某些研究者的“消费”对象，这是“责任伦理”匮乏的表现。虽然“责任伦理”的匮乏是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反常现象，但是，学界尚未对这一反常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鲜见有对其展开的扩展性探索。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试图概述和解释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反常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澄清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理想图景。

从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来看：
第一，以中年男性为主。从性别分布情况看，男性占95.16%，女性仅占4.84%；从年龄分布情况看，35岁及以下的调查对象9人，占14.5%；36～50岁的调查对象46人，占74.2%；5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7人，占11.3%。

第二，文化程度以高中及以下为主（占7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仅占21%。相较于具有较高文化程度且善于在抽象层面进行推理和论证的研究者来说，调查对象不仅常常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实践智慧，而且善于在具体情境中运用博弈思维方法，并进行换位思考。

第三，以地方经济精英为主。从调查对象所从事的行业来看，31人为地方经济精英，包括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农业企业家等；17人为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乡村干部；1人为法律工作者；2人为中学教师；3人为新型职业农民；8人为普通农民。他们丰富的实践智慧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文化程度较低的不足，具有对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基本能力。此外，对于研究成果的质量，除了同行评判，研究成果能否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重视，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对农村社会学研究来说，最终的服务对象就是与其相关的农村社会主体，本文研究中的调查对象是其中的典型。

为有效而充分地展开反思性研究，对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再田野化”调查[iv]是必要且重要的，这也是避免仅仅以同行评议方式来鉴别研究成果质量的一种方式。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民主理念和实践范围的扩展以及民主实践程度的深化，农村社会主体对那些试图诠释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以及那些试图对农村社会事务提供政策建议的研究成果，具有不可剥夺的民主评价权利。然而，遗憾的是，在当下主要以同行评议方式来鉴别研究成果质量的形势下，作为农村社会相关研究中的主人公和研究成果的最终服务对象，农村社会主体本应具有的“评判权”被普遍忽视了，甚至被无意地剥夺了。

限于目前研究方法、研究行为和研究成果的繁杂性，对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典型成果进行“再田野化”调查和反思性研究是本文采取的主要方法。虽然本文意在对部分相关研究进行反思，但采用的并不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研究目的既不是对这些个别研究成果进行完全的批判，也不是从对这些个别研究成果的反思推广到对整个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批判。而是试图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反思，展现一些为农村社会学研究界所忽视的问题，并明晰这些问题的面貌、特征和根源，以及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为妥适识别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参照。

综合来看，根据研究路径的不同，农村社会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诠释学进路的研究，二是以政策建议为导向的研究。诠释学进路的研究重在“求真”和“还原”，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农村社会现象进行“深度”描述，例如对农村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和观念、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的由来、变迁，以文字或纪录片的方式进行解释，并力图展现这些解释的构成和依据。这类研究由于主要采用人类学和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进路上也往往表现出普遍且有深度的人类学和史学转向，因而亦可以被称为“人类学和史学进路上的农村社会学研究”。

以政策建议为导向的研究属于资政研究，重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致力于对农村社会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主要采用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注重对研究对象和分析模型的选择，并试图通过某种政治性的安排，达致对农村社会问题的解决，亦可以被称为“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进路上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在这种进路中，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表现出深刻的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转向。

⑶ 请问什么是社会研究方法它包括哪些

简述现代社会研究方法的特征 ① 经验型。所谓经验性方法，是指研究者通过直接接触社会实际而获得关于社会现实的第一手资料的手法，其具体方法包括访谈、观察、实验等。 ② 理论性。所谓理论性特征，是指在现代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中，注重理论对经验研究的指导，并且重点要解决从具体的经验资料到普遍性理论概括的逻辑过程。 ③ 规范性。所谓规范性特征，是指社会研究方法体系同时也是社会研究活动的规范体系，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的手段，也规范着研究工作的各个环节。 ④ 多样性。所谓多样性特征，是指社会研究方法体系是由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组成的，并且在社会研究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10、简述社会研究的一般过程 所谓社会研究的一般过程，是指社会研究过程中一般需要采取的各个步骤及其先后次序。 社会研究的一般过程一般是： ① 确定研究题目阶段、 ② 研究设计阶段、 ③ 收集资料阶段、 ④ 整理和分析资料阶段、

⑷ 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
其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方面：⑴农民、农业和农村，即“三农”研究；⑵农村产业结构研究；⑶乡镇企业的劳资关系研究；⑷农村社会结构研究；⑸农村群体组织研究，包括家族、邻里、基层组织和民间组织的研究；⑹农村人口研究，包括计划生育、人口构成、人力资源的研究；⑺农村婚姻与家庭研究；⑻农村的民族自治及政治民主进程研究；⑼农村社会参与及政治民主进程研究；⑽农村文化研究，包括农民意识、社会心理、民众宗教研究；⑾农村负担研究；⑿农村社区研究；⒀城乡关系研究；⒁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其二：农村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⑴农村现代化研究；⑵农村发展模式研究；⑶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研究；⑷“双反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⑸农村发展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关系研究：6农民运动研究；⑺农村变迁动力研究；⑻农村发展与科学技术关系研究；⑼农村社会流动研究；⑽新农村建设研究；⑾农村综合改革研究；⑿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⒀农村婚姻家庭研究；⒁农村生活方式研究；⒂农村社会管理研究；
其三：⑴“三农”问题；⑵农村管理体制改革问题；⑶农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⑷乡镇企业产权变革问题；⑸农村经营规模问题；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⑺农村教育问题，包括中小学师资格培养问题，女童失学问题，农民职业培训问题等；⑻农村文化建设问题；⑼农村医疗卫生问题；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⑾农民工的身份地位问题；⑿失地农民问题；⒀农村贫富分化问题；⒁农村扶贫问题；⒂农民的公民权（国民待遇）问题；⒃农村留守儿童、妇女问题；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问题；⒅农村社会治安问题：⒆宗教、民间信仰问题；⒇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⑸ 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

社会研究方式是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基础性知识，分类维度不同，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也略有差异。

根据袁方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社会研究有4种基本方式：问卷法，访谈法，实验法，文献法。

根据以定性—定量为区分维度的划分法，社会研究的4种基本方式为：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实验研究，文献研究。其中调查研究指采用定量方式的问卷调查和结构化访谈法。实地研究为采用定性方式的参与观察，个案访谈等无结构观察、访谈法。具体可以参考下图：

⑹ 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的方法有哪些

（一）政府主导推动，大力发展驻村社工。
通过通过采取座谈研讨、专题调研、培训讲座、考察学习等方式，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体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不断提高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和认同，在全社会营造对社会工作深刻理解大力支持的良好氛围。
完善相关制度，比如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大力发展驻村社工，持续进行项目服务，实现长期、系统的跟踪性研究。政府还需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农村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实践研究。
另外广泛吸纳社会资金、社会捐赠支持农村社会工作成立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基金。吸引社会资金、社会捐赠进入社会工作服务领域，鼓励个人和企业、单位向基金捐款或捐赠。
政府可以利用有利的政策措施加以引导，通过减免税收、给予荣誉等形式，吸引社会资金促进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
（二）坚持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综合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体把握农村社会工作问题。
通过深化政校（政府和学校）合作和政社（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保持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另外，在进行实际过程中，要全面了解整个村庄的情况，对于农村社会生活面临的主要问题（农村经济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农村组织问题与农村卫生问题），要相互结合，多视角分析农村问题，不能孤立解决任一问题。这也更需要督导和专家对农村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的积极指导。
（三）农村社会工作者需与村民加强沟通，形成平等的合作关系，避免做“文案社工”。
社会工作者要认识到实践中“文化识盲”的问题，了解产生的原因。且需要细致理解村落文化的内涵和运作，敏感觉察地方性村落文化特点，以及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专业知识的盲点和陷阱，灵活运用社会工作方法。
另外需要不断加强与村民的交流沟通，不能一直在材料文案书写上耗费时间。
（四）秉承“人本主义”理念，强调“村庄本位”，加强对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的文化研究。
从农村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农村社区发展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积极回应农村社区的发展需求，建立明确的农村服务标准，培育农村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得考虑“依赖文化传统创造性再生”的问题，提高对在地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在服务中注重当地的文化创新与文化实践，将文化关怀和文化要素渗透在实务工作中，强调“村庄本位”，关注村庄整体环境，关注文化民俗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场景。
另外，农村社会工作者不仅要深入一线，贴近基层，服务群众，及时提供扶贫资助、法律援

⑺ 乔启明的农村社会学思想初探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可谓一批珍贵的学术遗产。在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背景之下，对这批学术财富进行现时的解读既是历史的呼唤也是现实社会的需要。李景汉、陶孟和、晏阳初、杨开道、陈翰笙、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我们所熟知，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乔启明也是一位不能不被提及和重视的农村社会学家。此论断起因：一是乔启明凭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立足中国农村社会，不仅为当时农村问题甚至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自己所构建的农村社会学理论；二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珍贵遗产的研究力度和深度明显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内需，忽视过多解读过少。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乔启明农村社会学思想观点作一系统的论述，同时也期望着能对解决当今“三农”问题寻觅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路径来。
乔启明，字映东，1897年12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太候村。早年入运城河东书院学习，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费保送到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今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深造。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 L. Buck）创建，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1924年夏乔启明毕业后留校任教，是参加该系工作的第四人。乔启明少年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农村，亲眼目睹了乡村人口众多，耕地狭小；近亲缔姻，早婚多育；广大村民迷信鬼神，缺乏娱乐；对农民生活贫困、农村文化落后、农业经济萧条等现象感触甚深。因此在金陵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1925年，乔启明对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宿县的农村租佃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并写出了《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一书，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31—1932年，乔启明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之后乔启明担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1937年3月1日，由美国洛氏基金捐款资助，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持并被列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土地利用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完成。乔启明在这项“为就人地关系剖析我国土地利用实况之空前巨着”中主要担任了人口及生命统计调查主任及翻译工作。1942年以后，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地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还积极在抗战后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技等途径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乔启明力求把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了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乔启明在人口与生命统计研究方面，负责主持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江阴县肖歧镇和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山西清源县以及豫、皖、苏、陕四省8县11个地区等四次农家人口和社会调查，调查抽样少者百余户多至五千余户。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乔启明本人讲授的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理论，也成了他理论专着中的重要论据。
1945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乔启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乔启明调任山西农业学院副院长，协助他的同学王绶院长主持院务。另外，他历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人民政府第六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员等职。
“文革”期间，乔启明多次受到迫害，加上生活孤独，1970年与世长辞，享年73岁。乔启明一生主要论着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6）；《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1941，与蒋杰合着）；《农业推广论文集》（1941）；《江苏昆三、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1926）；《农村社会调查》（1928）；《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失》（1935）；《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1928）；《山西人口问题的分析研究》（1923）；《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1932）；《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For Selected Area Of China》（1931—1932）。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的传入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与需求紧密相关的。20世纪20—3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思想流派兴起，社会学者的队伍基本形成并成立了诸多教学与研究机构，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与研究，逐步走上了与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结合的实证社会学道路。一般而言，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西方社会学理论随着海外留学生的归来与本土化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得到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介绍与吸收，尤其是各分支社会学的研究与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门研究已渐趋形成。这一时期实证社会学研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探索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并进行了不同社会改造路向的实验。
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经济的大范围萧条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全面破产，滋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的社会学者，纷纷就自己的所学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衰落景象进行了大胆的不同程度的探索性研究和实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各界学人志士对中国社会现实理性把握后研究路径的具体转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经济的好坏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20世纪前半叶，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败,土地高度集中、农产价格低落、农民购买力锐减、地价下跌耕地荒芜、农村生产萎缩、农民生活困苦，还有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和死亡。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掠夺和天灾人祸的无情打击，是造成20世纪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严重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导致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各界探索不同社会改造路径研究的最深刻的历史根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郑大华，2000，前言）“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有的试图先有改进农村的理想和计划，而后找一合适的农村区域，作为实验的场所。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办的邹平、菏泽乡村实验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燕京大学主办的清河实验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第三区专员公署主办的十县乡村建设实验乡，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等。还有的在一区域里进行某项农村改进事宜，如乌江的农业推广事业，北碚峡防务团等等。”（杨雅彬，2001，238—239）我们可以想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仁人志士们为中国寻求生路的宏伟壮举、坚强的毅力和不懈地创造。
在同一历史时期，乔启明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尤其是人口与生命统计方面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证性调查与研究。例如他根据1926—1928年对山西清原县143农家的调查事实写了《山西清原县一百四十三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一文。此文对清原县农村社会的家长同居的亲属关系、家庭与田场大小之比较、人口年龄的分配、性比率、生产率死亡率及婚嫁率、结婚年龄、在外家属和同居家属及其职业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并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做相互的比较分析。在论述143农家的性比率时，他指出“每女子百人中，就有男子119.0人，此种事实，在山西是三件事造成的，即生理方面，男子生产的数目，是比女子为高，女子为社会所轻视，有较大的死亡，及溺女之风甚炽的原故。”（乔启明，1932，280）另外乔启明对清原县农村早婚现象的原因及其后果的分析对于解决当今农村相关的社会问题仍有着借鉴作用。农村早婚固然是一种风俗的致使，但风俗的构成是与乡村的社会事实密切关联的，其中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山西农村的女子过少，男子成婚遂成了难题，女子实质上成了一种交易的货品，“虽出高价，亦不易得，故女子至可出嫁之年龄，多数即行出嫁，该处女子早婚之风，实因女子过少所致。……所以形成一种女子未及成年即行出嫁，男子反多老而未娶的恶俗。此种特殊社会情形对于生理健康、社会罪恶及社会治安之不无影响。”（乔启明，1932，290）针对当时学界关于中国人口的增减问题及其对策的争论，乔启明写了《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一文。文章以1924年、1925年关于安徽河南江苏山西四省11县镇的人口调查材料为基础写成，前后为期一年共调查了四千二百一十六农家，统计人口达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它以具体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地论述了乡村人口以及与其相关的重要问题，如亲属关系、人口增加与年龄分配等，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国内一班学者，多信中国近年的人口不但没有增加，甚且还有减少。同时还主张中国人口应鼓励增加。”（乔启明，1928，12）的空想臆断的观点。乔启明的人口问题研究采取了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不仅注重人口的变迁、过剩与人口密度等问题，更为重视的是与人口变迁相关的性别年龄、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土地利用等问题。并且从治标和治本两个层次为解决中国人口过剩问题及由其所滋生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路径：治标方面可以从移民、提倡实业、增加生产等方面来调剂人口问题；治本方面就是实行迟婚节育。
乔启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的自序中曾明确地指出，本书是他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授课时的讲义，原稿内容，历年得以迭加修正补充，并以学说原理为经，以中国农村实际调查资料之研究分析为纬，纯以客观态度与科学方法，解剖中国农村社会及经济的结构，借以透析农村社会经济全盘的实况。所有图表数字，多经作者亲自考察，或专门调查。尽管抗战以后的材料与数字较少，一旦可引用者，作者便随时搜集补入，务期其详确可靠，便于国内青年学子尤其从事农村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对农村社会学理论有一明白概念，而对于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之现状、症结与改进方案或解决之途径，能有正确深切的认识。鉴于当时战事频仍，政治动荡不安，农村凋敝，加上乡村建设运动方兴未艾，乔启明把自己多年潜心调查与研究的成果付之于众，无疑是对现实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理性关怀和学术积累。“盖吾国幅员辽阔，农情互殊，而全国各地农业内含之实况，迄今无整个可靠的调查，经科学分析之资料，可资依据。如盲人摸象，以一部而误全体，不免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讥。着者根据各地实际调查资料之整理，与多年考察研究之所得，尝以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之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乔启明，1946，1）通过研读此书，可以发现乔启明处处都是以当时所调查掌握的社会事实说话，全书没有空谈臆说之辞；另外他还搜集了大量的国外数据资料作为比较分析研究的论据。因此，笔者认为该着作实属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完备、翔实、切合农村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农村社会学专着，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少见的本土化调查事实与理论分析的佳作。
三
可以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堪称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该书强调经济（土地）、人口、文化三者协调发展在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性，着重于以国内调查的事实为根据，并结合作者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践进行系统地论述，与一般的乡村社会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异。
全书共分6编19章，包括：总论1章（农村社会与农村社会经济学）；人口基础4章（农村人口数量分布，农村人口组合，农村人口消长，农村人口迁徙）；经济（土地）基础4章（自然环境，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农佃制度）；文化基础6章（农村家庭，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业技术，农村娱乐，农村宗教）；农民生活2章（农民生活程度，食物营养）；农村组织2章（农村组织，农村组织与建设）。乔启明认为，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之低于一般水准，农村社会病态之层出无穷，莫不与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的失调密切相关。在此论断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良方案即要探求富国裕民之道，宜先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相辅相成，合理发展，才能使农村社会问题得以彻底的解决。具体而言，在治标方面，应谋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农业生产，不致发生粮食问题，进一步即可谋教育之普及，卫生之讲求及文化之发展；至于治本方面，他认为国家应确立一个系统合理的人口政策即适应世界潮流，针对本国国情需要，实行迟婚节育，以期改良人口品质，并保持一适度的人口，不致发生人口过剩问题。“此种工作，端绪纷繁，关系綦重，其进行也，固需仰恃政府之倡导与执行，而以农民人数占全国人口最大成分，实尤赖于农民组织之健全推动，自力完成。故农民组织之促进，及农民训练之实施，亦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善演进过程中之重要任务也。”（乔启明，1946，1）上述内容实质上也是该书的立论主线，即使这些言论是乔启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构建的 ，但它对于解决当今日趋突出的“三农”问题及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
乔启明在该书的总论中认为农村社会（Rural Community）为农村社区较为确当。普通所谓社会，乃是一种比较抽象和概括的名称，系指人类社群（Social Group），不仅为人类的集合，还包括文化、经济及组织等基础。至于社区，则比较具体实在，属于微观的可以具体把握的范式。因此社区者，社会也；而社会者，未必皆为社区也。实际上社会不含地域观念，它仅代表具有交互作用与共同关系和表现交互与共同行为的一群人，于是一国之中，此处的人可与彼处的人结成社会，甚至是不同国籍的人亦可结成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同时隶属于数个社会，但他只能属于一个社区；所以社区之特质，一在有共同的地理区域，二在有共同的生产活动。虽居住于某社区的人，未必均为该社区的分子，但既为该社区的分子，即必须参加该社区的共同生活。“由此可知，社区含有永久性、自然性及地方性，而一般社会学家遂亦不承认社区为近代社会组织中基本的社会单位。农村社会是普通社会的一方面或一部分，是以地理与生活上的特点而分别的一种农村社区。故农村社区与农村社会实二而一者。”（乔启明，1946，10）这种研究范式的逻辑论证对于建构基本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乔启明对自己理论架构的基本范式即农村社会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农村社会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农村社会内的经济因素，但以非经济因素，如农村宗教、娱乐、教育等，皆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经济行为，亦在研究之列。因此，农村社会经济学得解释为研究农村社会内农村人口经济及非经济的共同行为的科学。其范围应包括人口、土地、文化、农民生活及农村组织五项”。（乔启明，1946，5）可以看出，在乔启明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农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具有三大基础，缺一不可。第一为人口，有人口始有农村社会。人口为农村社会的组织成员，并为文化与财富的生产者。第二为土地，无土地则人口根本无处生存。土地是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生存依赖，人类衣食住行的一切需要，莫不靠其源源生产与供给，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经济生产要素。第三为文化，农村社会仅有人口与土地，而无文化，则社会停滞，仍不能进步。因为文化不仅能改良人口品质，而且能增加土地生产，更为提高农民生活程度之工具。文化作为一区域社会的重要基础，可以综合地映射出本区域社会中人口的优劣、土地生产的多寡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高低。
乔启明先生亲历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社会衰败的景象，不过在分析此种境况的原因时他从组成社会的各个具体要素入手，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畸形状态的病因系由于“其组织要素失其平衡”。比如在人口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已达到过剩的阶段。所以“目前国家一切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人口过剩，亦多直接之关系。长此推演，允宜着眼久远，注意品质，对于人口增殖，酌采取限制政策。”（乔启明，1946，41）早在20世纪20年代，乔启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与生命统计调查研究中，从我国人口增加的现实状况出发论述了伴随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带来的灾难。在这一专着中他大量引用了静态和动态的人口统计资料，从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组合、消长、迁徙等方面论证了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剩与质量低落的问题，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控制人口无限孳生的措施。例如提倡工商业，减少农业吸引人口的力量，以转移农村剩余人口，以及普及乡村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的学术观点，都是当时切中时弊之论，现在看来亦颇有价值。
书中关于土地（经济）基础的论述，也是以乔启明多年对我国农村的自然环境、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和租佃制度进行实证性调查研究所获取的事实资料作论据的。鉴于当时国内人口的压力、外来经济的侵略以及战事和灾害的不断致使广大农村日益凋敝衰落，农民渐趋贫困的境况，乔启明主张要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富国裕民，最为关键的就是使人口与土地得以调剂，以促进文化，发展工业。他对农民旦暮从事于田野，辛勤劳作而无所得，其社会地位低落，经济状况恶劣，尤以佃农为甚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认为农村租佃制度的存在，不仅使地权分配难以平均，而且有碍于土地的充分利用。于是他主张改革农村佃制，如限定租额，保护佃权等。另外，乔启明还提出流通金融，推行垦殖，保护和创设自耕农，亦属于改善租佃制度的重要工作。他注重于在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诸因子方面，“首在调整土地利用，去除经济利用的一切障碍；次在藏变作物制度，改良农业技术。人谋地藏，地利自尽”。（乔启明，1946，229）
乔启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还从农村组织方面就新农村的建设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虽说农民生活水平低下是人口与土地失调，文化落后等因素所导致的，但是，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也是一主要原因。他目睹了当时我国农民思想散漫，只知道耕田而食，织布而衣，不知道注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于是农民个人生活既无从改进，社会事业也难以推行。所以今后要想促进农村文化，使人口与土地得其调剂，改造农村社会，以建设新农村，应积极地致力于农村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乔启明从农村组织的意义、功能、性质、种类、原则、单位、困难以及乡村建设与农村组织的关系、农会等角度论证了农村组织在农村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新乡村建设必须基于农民自身的力量，方可取得成功。而农民力量的显现，则需借助于农村组织即农会，再以整个农村改进为目标，于此作为重心来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如此则农事研究，农业行政，农民组织三者可以呵成一气，共同推进乡村建设事业。更有进者，在此种联系协调关系之下，政府既可以有限财力，实施农村社会改进政策，农民亦能以其本身团结力量，举办经济事业，改良土地利用，发展社会文化，增进人口品质，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以谋整个农村生活之改善，农村社会经济之发展。”（乔启明，1946，451）
当然，乔启明在其着作中还有就文化基础、农民生活等内容的详细论述，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进行阐释，笔者仅从经济、人口、农村组织等方面作了概要性的介绍，如能唤起学界对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宝贵遗产的重视和反观，无论对于前人还是后人，甚或周遭的社会事实，都应该是一笔不容遗忘的财富。
现今“三农”问题已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热点，新乡村建设运动，村民自治的进程，农村税费改革，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农民土地维权行为和农民负担问题等现时的社会问题，或许老一辈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寻求解决的途径提供一些更为切实的见解和价值，因为他们宝贵的学术遗产是扎根在黄土地之上的。

⑻ 社会研究方法四大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的四大研究方法：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文献分析、实地调查。

1、调查研究适用于社会生活状况调查、社会问题调查、市场调查、民意调查和学术性调查。

《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方法》是2009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风笑天。1、该书结合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高等学校社会学研究方法教学的实际，对社会学经验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式进行了通俗简明的介绍。全书体系科学规范，内容取舍得当，语言简明，适合高等学校的教学需要，也适合实际研究部门的人员自学及参考。

⑼ 农村社会调查方法 农村社会测量有哪几种层次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简称农调)队是运用抽样调查、典型调查、重点调查和其他一次性调查等方法，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农村社会经济情况的非全面调查统计。农村抽样调查内容包括农村住户(家计)调查、农产量调查和农村经济基本情况调查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省农村统计调查工作几经兴衰，农村统计调查也多次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省一级的农调工作，由省统计局农业科(农业处)兼管。1961年成立省农经队，之后又组建福建省农产量调查分队，直属国家总队。“文化大革命”期间，撤销，工作停顿。1982年，恢复为农产量抽样调查队。1984年，成立由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直属的省农村抽样调查队。市、县级农调队同年成立。1989年，农村抽样调查队统一更名为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简称农调队)。
(一)省农调队
1955年春，根据国家统计局统一部署，省统计局农业科兼管农调工作，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农家收支抽样调查。全省定编调查专职干部35名(部分干部编制在抽中调查县，任调查辅导员)。1957年4月，按照全国统一制定的《1957年农家收支调查抽样总体的调整办法》，省统计局向省人民委员会上报《关于进行1957年农家收支调查工作的意见》。之后，全省调整部分调查点，增加对调查户所在农业社农产量、经济收入等情况的经常性调查，将全省农家收支调查干部编制收归省统计局，指定专人负责。1961年，成立省农经调查队，隶属省统计局农业处，编制30人，负责全省农家收支、农产量和农村经济情况抽样调查。
1963年，根据周恩来“农产量调查单靠报表从下到上逐级上报还不够，也要搞抽查”的指示，国家统计局成立全国农产量调查总队及其驻各省、自治区的分队，并制定农作物产量抽样调查方案。福建省农产量调查分队于同年3月成立，副厅级，定编30人，原省农经调查队的农产量调查工作划归福建省农产量调查分队负责，农家收支调查与农村经济情况抽样调查仍由省农经调查队负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抽样调查方法被否定，全国农产量调查、农家收支调查和农村经济情况抽样调查都被迫停止，福建省农产量调查分队、省农经调查队均被撤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统计局制定全国统一的农家收支抽样调查方案，全面恢复农家收支和农村经济抽样调查。全省农调工作暂由省统计局农业处负责。
1982年4月，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文件精神，省编制委员会、省财政厅、省人事局、省统计局联合下发《关于统计部门新增编制分配的通知》，决定成立福建省农产量抽样调查队，人员编制50名，属省统计局领导。7月，省农调队首批28名干部到位，正式对牌办公。
1984年2月，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国家统计局联合下达《关于农村和城市两支抽样调查队组建工作的通知》。当月，国家统计局又下发《关于农村抽样调查队组建方案》。6月，省计划委员会、省编制委员会、省财政厅、省人事局、省劳动局、省统计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城市两支抽样调查队组建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农村抽样调查队的任务、建制、管理体制、领导配备、人员编制、人员来源和经费财产管理办法等。通知指出，农村抽样调查队作为省二级，受国家农调总队和省统计局双重领导，按省二级局配备干部，正队长为副厅(局)级干部，副队长为正处级干部。省农调队编制53人，设农村住户调查、农产量调查、农经调查等3个处。
1992年7月，经省编制委员会批准，省农调队由原综合、住户、农产量3个处扩展为办公室、综合处、农产量处、农经处和住户处等5个处室。
(二)市、县农调队
1983年8月，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农村统计工作等问题的报告》。9月，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作出《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决定扩建省农村、城市两支抽样调查队，各市、县统计部门也成立抽样调查队。
1984年6月，省计划委员会、省编制委员会、省财政厅、省人事局、省劳动局、省统计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城市两支抽样调查队组建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全省每个市、县都建立农调队，市、县队人员总编制390人，其中国家编制186人，省编制204人。又规定，其中26个国家调查市县各定编6人，42个省扩大调查市县各定编4人；地(市)一级不建队，除厦门、莆田两市分别配4人外，其余各地(市)定编2人，负责农调工作。市、县农调队配备科级队长或专职副队长。7月，国家统计局下达《农村抽样调查网点抽选方案(试行)》，根据方案规定的抽选方法和抽样误差范围，本省应用电子计算机抽选50多套网点，最后确定误差较小、分布较合理的一套点——26个市、县、区为国家调查点。经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批准后，各国家调查点市、县农调队迅即成立。与此同时，全省其他没有被抽中为国家调查点的42个市、县、区，也于年底前分别组建农调队。
1986年10月，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国家统计局联合下达《关于国家统计部门新增人员编制分配的通知》，加强城乡抽样调查工作和充实计算机应用与管理人员，全省农调系统增编68人，重点用于充实县(市)级农调队。国家调查点的26个市、县中有13个市县每市、县增编3人，编制达9人；有13个县(市)每县增编2人，编制达8人。同时，省农调队人员编制增加3名，定编53名。省扩大的42个调查市县和地市的农调人员编制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