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的研究方法

Ⅰ 武天伐纣灭商的战役

武王伐纣是牧野战役，发生在商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役。商朝末年，由于商纣王的暴戾统治，导致国家逐渐衰落，而周氏部落在周武王姬发的统治下逐渐强大。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46年1月开始的。是一场解救商朝黎民百姓于水火的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战役。

当时的周武王亲自率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步兵数万人，出兵东征。周军抵达孟津，与庸、卢、彭、濮、蜀、羌、微、髳等部族会合，联军总数已达到4.5万人。据军事史家推测，当时有三百多辆战车，三千五百名虎贲为一个“装甲师”，是第一梯队。剩下的四万多人分为五个“师”，在后面组成方阵，为第二梯队。联军冒雨兼程北上，至百泉后折而东行。公元前1046年1月25日到达商的别都朝歌。

周武王伐纣的地点

商朝末年，由于商纣王的暴戾统治，导致国家逐渐衰落，而此时周氏部落逐渐强大，为了讨伐商朝暴君商纣王，联合周边的国家以及诸侯誓师伐纣，发动了牧野战争，历史上称之为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的地点就是牧野之战的地点，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在牧野举行各诸侯的会盟，并决定讨伐暴君。当时这场战争的地点是牧野，牧野是河南省新乡的另一个称呼，是古代历史中的另一个地名，这个地方的具体地点在今日的新乡市北部，包括了新乡市的凤泉区、卫辉市、辉县市、获嘉县等地。牧野并非是专有的名词，是相对于当时商朝首都殷都来说的，从商朝都城殷都由内而外，分别为城、郭、郊、牧、野。

周武王伐纣的地点是牧野，这个牧野在历史上指的是卫辉市，广义上的牧野还包括凤泉区、获嘉县中的部分地区。东汉的许慎在着作《说文解字》里将此地点说的最为明白，文中说道：“牧邑在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武王与纣战于牧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牧野在距离商朝都城南边七十里的地方。在古代的70里等于现在的25公里，所以说周武王伐纣的地点正是卫辉市区所在地。

牧野这个地方还是商朝大臣比干、以及周朝大臣姜尚的出生地，在商朝末年，诸侯会盟，进行武王伐纣的战役也是在此地发生。如今这里有很多古代遗址的存在，其中最为着名的遗址有姜太公祠、比干庙、姜太公故里。

武王伐纣的结果

公元前1046年，武王姬发率领以周部落为主的联盟军讨伐整日沉于美色，不顾国家安危的商王帝辛，即着名的武王伐纣，最终周武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武王伐纣的结果可谓大快人心。

史料《尚书 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经过曾作了简单的描述，是迄今有关武王伐纣的最早文献。书中叙述说，当天早晨，姬发早早就赶到商别都朝歌郊外的牧野，只见他左手拄着黄钺，右手握着以白色旄牛尾为饰的旗，举行誓师。誓师完毕，各部落派兵参加会盟的战车共有四千余辆，全都列阵于牧野。讨伐开始后，由于周武王讨伐商王帝辛得民心所向，虽商王派出七十万大军前去抵抗，但帝辛的军队无心作战，都盼着武王前来讨伐商王，帝辛的军队都掉转武器攻纣，成了姬发的内应。最终周王几乎不伤一兵一卒，就攻下了商国的都城。

武王伐纣的结果使商王帝辛恐慌逃跑，退入城中登上鹿台，把他的宝玉都穿戴在身上，自焚而死。姬发用黄钺砍下帝辛的人头，挂在大白旗上。用黑钺砍下商王宠妾的头，挂在小白旗上。武王胜利之后将所有诸侯重新分封。将牢中所有被商王关押的无罪之人全都释放。命闳夭为比干之墓培土为冢。命宗祝祭享于军中。然后撤兵回到西方。姬发巡狩，记录其政事，作《武成》篇。封诸侯，分赐殷的宗庙祭器，作《分殷之器物》篇。姬发追怀古代的圣王，因而嘉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帝尧的后代于蓟，帝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

Ⅱ 一个真实的武王伐纣到底是怎样的

武王伐纣的真相是什么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事件，关于这场战争无人不知，很多人都认为武王伐纣是一场“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将周武王写的英明神武，再加上一个神仙级别的姜子牙，而把商纣王写的却是如此昏庸不堪，事实真如此吗?

武王伐纣剧照
武王伐纣按照历史上来说，这场战争是如此的，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武王趁着伐纣的好时机，也就是商朝大军在讨伐东夷的时候，在牧野的地方和众诸侯宣读了商纣王的种种罪行，于是决定替天行道率领约4.5万的大军准备攻打商朝。这个时候商朝的奴隶纷纷倒戈，周朝不攻自破，轻而易举的取得了胜利。
其实武王伐纣的真相并非如此，商纣王并非因昏庸无能才丧失商朝。武王伐纣如此顺利其实都是一个叫做胶鬲的人物在从中作祟。胶鬲是当时最大的盐商，可以用巨富来形容他。古代的战争从来都离不开经济，商纣王在讨伐东夷的时候，耗费了很多钱财，国力空虚，于是周文王举荐了胶鬲，帮助了商纣王摆脱困境。胶鬲是周文王的人，在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开始了灭商计划，而胶鬲这个人成为了周武王的卧底，和他商议灭商计划，并答应了他事成之后，可以为官等条件。
回到商朝之后，胶鬲就开始行动，成功的将能征善战的大臣都派到了东夷作战，等到周武王伐纣时，当时的70万商军都是他带领的，纷纷倒戈也就顺理成章了。武王伐纣的真相就是这样的，并非奴隶自己主动倒戈，而是人为的作用。
周武王伐纣的地点在哪里
商朝末年，由于商纣王的暴戾统治，导致国家逐渐衰落，而此时周氏部落逐渐强大，为了讨伐商朝暴君商纣王，联合周边的国家以及诸侯誓师伐纣，发动了牧野战争，历史上称之为武王伐纣。

牧野之战地图照片
武王伐纣的地点就是牧野之战的地点，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在牧野举行各诸侯的会盟，并决定讨伐暴君。当时这场战争的地点是牧野，牧野是河南省新乡的另一个称呼，是古代历史中的另一个地名，这个地方的具体地点在今日的新乡市北部，包括了新乡市的凤泉区、卫辉市、辉县市、获嘉县等地。牧野并非是专有的名词，是相对于当时商朝首都殷都来说的，从商朝都城殷都由内而外，分别为城、郭、郊、牧、野。
周武王伐纣的地点是牧野，这个牧野在历史上指的是卫辉市，广义上的牧野还包括凤泉区、获嘉县中的部分地区。东汉的许慎在着作《说文解字》里将此地点说的最为明白，文中说道：“牧邑在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武王与纣战于牧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牧野在距离商朝都城南边七十里的地方。在古代的70里等于现在的25公里，所以说周武王伐纣的地点正是卫辉市区所在地。
牧野这个地方还是商朝大臣比干、以及周朝大臣姜尚的出生地，在商朝末年，诸侯会盟，进行武王伐纣的战役也是在此地发生。如今这里有很多古代遗址的存在，其中最为着名的遗址有姜太公祠、比干庙、姜太公故里。
武王伐纣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古代历史上对武王伐纣胜利的原因有很多说法，有说是因为周武王讨伐商朝时有精密的讨伐策略，有说归功于以周部落为主的强大联盟军，也有说武王伐纣胜利的原因是因为武王伐纣时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但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商朝的统治残暴，民心涣散;商朝的将士无心恋战。

武王伐纣剧照
武王伐纣胜利的原因之联盟军的兵力和攻打战略：公元前1046年1月末，周武王亲自率三百乘战车，虎贲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出兵东征。于2月21日，周抵达孟津，与庸、卢、 微、髳等部族会合，联军总数达4.5万余人，相当于现在的六个师。联军冒雨北上，至百泉折而东行。进攻战略是：趁商朝主力军在东南之时，精锐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商朝的次都朝歌，击溃朝歌守军，一举攻陷商都，占领商朝的政治中心，进而瓦解商政权，让残余的商人和附属国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
武王伐纣胜利的原因之纣王无心迎战的大军：联盟军到达朝歌后，第一批紧急军情刚传到，联军大部队就跟了过来，朝歌守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商朝的军队都在东南，朝歌城内没有足够的精兵强将，又没有战车，单靠仅有的步兵，很难和冲击力强大的战车方阵相抗衡，更何况周军士气锐不可当。帝辛惊闻周军来袭，只好仓促武装大批奴隶、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开赴牧野迎战。然而商朝的军士无心作战，再加上前方周军的强大冲击大多都慌不择路地往回跑，虽有后方忠心禁军的阻拦，但也敌住人多，在人潮的冲击下，这些禁军也乱了阵脚。奴隶们为了逃命，加上被后面人潮推动，于是倒戈相向，乱打一气。
强大的军事联盟，周密的作战计划，再加上当时的民心所向，使武王伐纣的胜利成为了必然。
分析武王伐纣的基础是什么
周武王是周朝部落周文王之子，周文王生前最大的愿望是灭掉商朝，周武王继位之后，继承了父亲的遗愿，大力发展周氏部落，以等待最好的时机来灭掉商朝。

武王伐纣图片
武王伐纣的基础是什么呢?首先周武王伐纣的基础就是国家的稳定和强大，让周氏部落发展迅速，周武王也采取了措施，在政治上他重用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等人，这些都是得力大臣，将周氏部落治理的井井有条。于公元前1048年间，愿意同周朝合作的国家和诸侯有800多个，可见当时周朝的是多么强大。
武王伐纣的基础是什么呢?主要体现在对待奴隶主的态度上，周武王虽然没从根本上撼动奴隶制度，但是对待奴隶是温和的态度，引导奴隶进行农业生产，或者是加入到军队中进行锻炼，适应作战方式，这些举措为武王伐纣提供了足够的兵力和粮草。
除了外界的种种因素外，武王伐纣的基础最主要是顺应民心，顺应天意，只有顺应历史的战争才会取得胜利。周武王作战有名，以讨伐暴君为口号，这种大意之举，拉拢了人心，在牧野之战前，召集了周边的各个邻国以及诸侯，人心所向，所以武王伐纣能够势如破竹，节节胜利。除了这些之外，武王伐纣的基础还有周武王对待奴隶的态度，当时商朝就是因为奴隶的矛盾所激化，周武王在这一方面做的很好，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奴隶纷纷投降倒戈到周武王这边，加速了战争的胜利。
商汤灭夏与武王伐纣的关系
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由商汤灭掉，历史上称之为“商汤灭夏”;商朝到了纣王时期，逐渐衰落，由周氏部落灭掉，史称“武王伐纣”。在中国的历史中，虽然朝代更替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每次朝代的灭亡都是有原因的。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都是因为君王的暴戾统治，才使国家走向灭亡的。

武王伐纣画
商汤灭夏这个历史事件指的是公元前1600年，商汤带领着商部落灭掉夏朝的事件。商汤能够灭掉夏朝的根本原因是，夏朝的暴戾统治。当时夏朝的最后一代君王是夏桀，夏桀的统治非常的残暴，在政治上赋敛无度，万民甚苦，在生活上荒淫无度，百姓怨声载道，忠臣关龙逢极力进谏，夏桀不仅没有听从，反而将其杀害。而当时商朝发展速度很快，德政于民，引来百姓的投靠，于是在1600年，不费吹灰之力就灭掉了夏朝。
武王伐纣是指公元前1046年，以周武王为首的周部部落讨伐商纣王的事件。商朝的纣王比起夏桀来说，还算是顾及国事，在初期还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国家也日益强盛。但是由于纣王的残酷统治，使人敢怒不敢言。他不仅荒淫无度，还造酒池肉林，任用奸佞小人，还发明“炮烙之刑”残害人民，最终激起民愤，被日渐强大的周朝部落给灭掉。
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是两个很像的历史事件，相似之处就是夏朝和商朝的灭亡都是因为君王统治不善造成的。
武王伐纣路过的关口是什么地方
武王伐纣这是一个成语，也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周武王姬发带领军队征讨殷商的商纣王，这是一个以有道讨伐无道的故事，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暴虐的商纣王被打败，西周获得了胜利。

武王伐纣路线图
这个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因为这源自一部小说《封神演义》，作者是许仲琳。这是一部神话小说，在这里西周被赋予正义，殷商被认为邪恶，所以参与双方最终的结局是被确定的，这也是我国最成功的历史神话小说。
关于武王伐纣路过的关口，很多人都在研究，在小说中也有交代。西周军队首先是五关，这五关分别是青龙关、汜水关、穿云关、临潼关和游魂关。在小说中这些关口都是非常难打的，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了关口都有一个神仙在守护。
而在实际上也是存在这些关口的，武王伐纣也必须通过这些关口，但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神仙的守护，而是殷商的将领和兵力在这里守护，所以西周进行战争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也成功了。
在过了这几个关口以后，武王伐纣还路过的关口还有一个关口就是渑池，在这里也进行了会战，然后到了黄河渡口，最后到达朝歌，在这里他们想进去还不行，于是和殷商的最后军队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牧野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着名的战役之一，也就是在这场战役西周最终成功消灭商，建立了周朝。

Ⅲ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是哪些

在我们工程进行之中，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1997年3月9日在中国境内发生了20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这一天，中央电视台曾经做了转播。我们请天文学家和有关的学者到新疆的塔城地区进行观测，发动当地的群众来观看，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感受。结果真是天再旦，确实是天亮了，亮了之后又再黑下来，黑红黑红的，非常恐怖，然后天又亮了。天再旦完全被证实了，我们又用现在最好的软件进行计算，排除了公元前925这个年数，所以公元前899年是周懿王元年。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武王克商年。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常有一些关键的年代。我们的年代学也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武王伐纣年。要知道武王伐纣如果定不好，西周年就没法推定，而且商代以前也没法推算了。西周有专门课题，商代有专门课题，武王伐纣也要设一个专门课题。我们在研究武王伐纣这个课题时，首先就是了解过去对武王伐纣年有多少种学

说。经过统计，有44种说法，而这44种说法之间大不相同。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差距是112年。112年，可以说将近半个西周了，因此对这个问题就需要特别谨慎。

我们怎么做呢？首先，在考古学上要确定武王伐商可能的范围。怎么确定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历史，周人是从西部兴起的，在商朝晚期，周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称为“先周文化”。受了大量的商人文化的影响后就称为“早周文化”，与“先周文化”差别很大，而差别的产生关键就在文王迁丰，武王迁镐。我们需要找到“先周文化”跟“早周文化”的界面，然后测定其年代。这个道理其实早就知道，可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是找不到这样的遗存，第二即使找到了也测定不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碳14的测定水准不可能达到那么精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遗存，就在丰邑遗址的灰坑里有大量可以测定的标本。在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遗址里面，也找到了它最早的遗存，是燕国建立之后最早的。这样，我们测定的结果就是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50至1020年之间，把原来的112年缩小到30年。我们就在这30年里面，根据金文和文献中有关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录进行推算。结果得出三个方案，分别是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46年。这三个方案里面，公元前1027年是不符合天象记录的。公元前1044年和西周金文的月相不好配合。最后，只有公元前1046这一年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所以最后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年。

夏商周年表的情况是这样，夏代的开始年估计为公元前2070年，夏代和商代之间的界线估计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估计为公元前1300年，这些都是框架，然后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046年。夏商周年表在很多地方发表过了，如果大家找，很容易找到。

我们所做的成果就是如此，那么怎样看待我们的成果？我想，尽管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比如在1999年底中科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就曾经推选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中国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在2000年又被评为中国2000年的十大基础研究之一。可是我们只能说，这个夏商周年表是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这个成果今后一定会得到补充和精确化。特别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年表一定会得到更多的纠正和发展。按道理说，所有科技项目的报告都叫结题报告，可是我们的报告叫阶段性成果报告。这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阶段性的成果。我们非常希望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批评和指教。

最后我谈谈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我在谈第一点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说，这个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给予了一个时间上的尺度，提供了比较好的有科学依据的基础。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整个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古代文明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所以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还要进行更广泛的探索。首先要研究和夏商周有关的中原地区的文明，然后再扩大到周围地区。在年代上，我们也要往前追溯，把主要的视线放在公元前3000年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我个人来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在21世纪里开展大规模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知道，现在新学科的开辟，常常是在不同学科的夹缝里、不同学科的结合中产生的。

比如说，生物化学、物理化学，还有化学物理、地球化学，诸如此类，都是介于多种学科之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多交叉点，会产生一些新的学科。这些新学科的研究结果，不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不能理解为这种结合就是文科利用一下理科的仪器和结论。千万不能这么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是一个文科的项目，还是一个理科的项目，很难说。年代学在学科分类表里是分在天文学里面，可是它又有这么多的文科内容。以后还会开辟许多类似的学科，因此，我们如果能在这方面积累经验教训，对将来科学的发展会有一些益处。

Ⅳ 我国历史上的“武王伐纣”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怎样

商朝后期，周武王十一年（前1027年或前1046年）一月二十六日，此时纣王正派大军远征东夷之际，周武王见机不可失，在吕望等人辅佐下，以兵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东进突袭商，总兵力史称有士甲四万五千人，此说夸大。临行前，鱼辛谏阻，《尸子》载：“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同月二十一日，周军抵达孟津，与庸、卢、彭、濮、蜀、羌、微、髳等“方国”（商为王畿，臣属为方国）部落部队会合。二十八日周军由孟津冒雨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而东行，每天近三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二月二十六日抵达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纣王得知消息，只得仓促部署军队，但此时主力远在东南地区，无法即时征调。只好武装大量奴隶迎战周师，《诗经》上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史称有七十万之众，较夸张，但兵力肯定较周武王军队多许多。二十七日清晨，周军庄严誓师，历数商纣王种种暴行，即为尚书所记载之“牧誓”。誓师结束，武王下令发起总攻击，先遣太公吕尚以数百名精锐部队出击，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全无斗志，掉转戈矛，周军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大破商军，商朝大军顷刻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仓惶逃回朝歌，登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史称“牧野之战”。据《逸周书·世俘》记载，此战“血流漂橹”，极为血腥残酷。孟子观此书之后感叹：“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流漂橹也！”然而客观看当时情况，《世俘》所记载的情况可能比较接近事实。《逸周书·世俘》记载牧野之战武王大获全胜，击毙十八万人，生俘三十三万人，并大肆捕猎犀牛、虎、熊、鹿等动物，掠夺了大量的珠宝财物，胜利后，武王用“轻吕”击刺纣王的尸体，接下来周武王四处征伐商朝各地诸侯，驱逐商朝大将蜚廉（黄飞虎）于海滨，逐一肃清殷商残余势力。但是此时仍没有完全消灭商朝，如：武庚的封地仍获得保留，而当初商人南征的军队也没有完全消灭，一部分武力仍然保留在东夷，直到周成王、周公东征的时代才完全消灭。 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在过去在研究上有44种说法（从前1130年—前1018年都有）。根据《国语》记载伶州鸠说：“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晨在斗柄，星在天”，可推定为公元前1046年。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鹑火是东周的洛阳。《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1027年。《尸子》卷下记载：“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木星）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荀子《儒效篇》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淮南子�6�4兵略训》也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根据计算得出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的日期。《利簋》铭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早晨），岁鼎克昏辰，夙（日出）有商”明代黄道周的戊子岁（纪元前1053年）之说。黄宗羲的《历代甲子考》与《答朱康流论历代甲子书》以武王克商为己卯岁（前1122年），并多次与朱朝瑛辩之。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1998年12月20日断代工程会议上江晓原结论，武王克商是前1044年1月9日。

Ⅳ 何为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立项过程

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

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结论与意义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

Ⅵ 武王伐纣时间的多重说法都怎么来的

武王伐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在《尚书 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经过曾作了简略的记载，是我们了解这次大战的最早文献。武王伐纣发生在什么时候?《牧誓》开篇曰：“时甲子昧爽”，仅有纪日，而无明确的年代。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悬案。

我国有记载的确实纪年始于公元前841 年。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过推算得到。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人们推算的武王伐纣年代简直令人无所适从。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的十二说法：即公元前1130年、前1123年、前1122年、前1117年、前1116年、前1111年、前1078年、前1067年、前1066年、前1150年、前1051年、前1050年、前1047年。加上梁启超提出的前1027年，唐兰提出的前1075年(《新建设》1955年第3 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年(《商周史料考证》)，章鸿钊提出的前1055年(《中国古历析疑》)，凡16种，使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这些说法中，以公元前1066年、前1122年、前1027年说最有代表性。

前1066年说最早由日本新城新藏据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在《东洋天文史研究。周初之年代》中提出。后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也采用了此说。前1122年说源于刘歆的《世经》和《三统历》，此说曾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学者，也有人批评刘歆的推算是“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后汉书。律历志》)，肆意缩短夏、商年数而妄增周朝年数，主观因素太多。前1027年说自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张此说。

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采取此说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此说原本于《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即从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 年)上溯257 年，便是前1027年。

近些年来，人们又对武王伐纣年代进行了推算，提出了新的说法。黄宝权等对前1027年说“稍事推进”后，提出了前1029年说。他们依据《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和《史记。天官书》“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等记载，认定武王伐纣在“酉年”，但用于支推算，从周幽王亡上溯257 年的结果却非“酉年”，其最接近的酉年是前1032年。那么是否可断定前1032年就是武王伐纣之年呢?不能。原来史书上所用的岁星纪年法并不准确，每隔86年要误差一年，257 年间正好误差3 年，“减去误差数得出前1029年就是武王克殷的绝对年代。”再进一步推算后得出结论，武王伐纣之战是在这年的“周历二月五日黎明前打响的”(黄宝权、陈华新《周武王克殷年代考》，载《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4 期)。

着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利用电子计算机及大行星摄动而求得的这三千多年中的运动轨道，将我国历史上各次可能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加以分析考证后指出：如果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载《天文学报》第十九卷一期)。因为《淮南子。兵略训》中曾写道：“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其显示的天象是木星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上，同时还有彗星出现，头向着东方。根据1910年4 月19日哈雷彗星的出现逆推40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前1057年3 月7 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在这年的头3 个月里都能看到它，其天象正与《淮南子》记载相同。那时，木星运行在张宿中，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周语下》所说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相合。赵光贤据此认为，天象是客观存在而又有规律可寻的，用电子计算机来算四千年前的天象，并与史料相结合，“推算出来的年代就是可信的。”从史料的考证上，赵光贤进一步充实......。但卢仙文1998年7月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彗星记录研究》(导师：江晓原)否掉了张钰哲的结论。

和支持了前1057年说，并指出“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记。周本纪》集解)中的“至幽王”，不是指幽王亡年(前771 年)，而是即位之年(前782 年)，而“二百五十七年”的“五”、“七”两字应颠倒过来，这样推算出来的武王伐纣年代才是正确的：即771 加11(幽王在位年数)再加275 ，共为1057年(《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何幼琦根据天文历法的知识和方法，通过推算文物、文献中有关的纪时，也考证了武王伐纣的年代。在推算方法上，以1980年为起点，推算尺度用现代天文常数，回归年(岁实)为365.2422日，朔望月(朔策)为29.530588 日。何幼琦先通过《小盂鼎》、《庚嬴鼎》的铭文间接地推算出康王元年(前1013年)和成王元年(前1030年)，然后依据《史记。周本纪》“既克殷后二年……武王病……有瘳而后崩。……周公乃行政当国，……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的记载，逆算断定：“克殷之年，当在成王元年前七年又二年”。即前1039年，并算出大战就发生在这年的元旦(正月甲子胐)。

由此说，武王伐纣是一次利用节日，出敌不意，远途奔袭的成功战例(《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1 期)。

一个历史年代的推算竟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并提出了19种考证结果，这在史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虽然上述诸说结论迥异，但各有所据，难道武王伐纣的年代真是纷纷然而不可定一吗?正确的年代只能是一个，可究竟是哪一年，还有待于努力探讨。

(黄显功)

按照天文历史年代学的原理，根据《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伐殷时天象，江晓原等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权威的行星星历表数据库及计算、演示软件，对这一文献中的每一项天象都进行了全面计算、检验和演示，并结合《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利簋铭文、《淮南子·兵略训》、《荀子·儒效》等有关记载表明：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之一系列武王伐纣天象，实际上是武王伐纣过程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天象实录，它们可以与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逐一对应吻合。并确定牧野之战的日期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8卷4期(1999)。江晓原关于牧野之战是在1044年的说法，很有可能比前人前进了一步，他综合理解使用了多种文字记载、使用的软件也更好。

Ⅶ 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

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未解之谜，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是一个交点，若不能解决，所有相关事件的具体时间将不能解决，若此问题一解，其它问题将迎刃而解。所以确定这个年代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史学界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学者200余人与1996年-2000年正式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经历多方考证，包括钟鼎铭文、史书记载、当时天文观测的记载、墓葬考察，最终确定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是在这一天的天亮之前对朝歌城发动总攻的，当时有武王的史官猛回头看了一眼南边天空中的天文景象，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当时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哈雷彗星。

Ⅷ 夏商周断代史工程师专门回事

巫山县出土的商尊1996年启动，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39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已有《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出版，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弥补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 [编辑本段]背景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编辑本段]立项过程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
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 [编辑本段]工程目标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编辑本段]研究课题1.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2.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3.夏代年代学研究；
4.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5.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6.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7.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8.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9.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 [编辑本段]研究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编辑本段]结论与意义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如果该工程顺利的话，那么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但目前看来，由于该工程的最终繁本报告迟迟未能通过，这个意义能否达到存在较大疑点。 [编辑本段]批评与质疑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
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中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最近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编辑本段]关于周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质疑在“东亚历史”[1]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西元前899年[2]。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国务院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西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份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西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西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像。 [编辑本段]蒋祖棣对工程方法论的批评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立项过程

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

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结论与意义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

Ⅸ 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工程介绍

[编辑] 背景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编辑] 立项过程
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

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

[编辑] 工程目标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编辑] 研究课题
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夏代年代学研究；
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

[编辑]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编辑] 结论与意义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如果该工程顺利的话，那么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但目前看来，由于该工程的最终繁本报告迟迟未能通过，这个意义能否达到存在较大疑点。

[编辑] 批评与质疑
此条目的中立性有争议。内容、语调可能带有明显的个人观点或地方色彩。（2007年8月6日）
加上此模板的编辑者需在讨论页说明此文中立性有争议的原因，以便让各编辑者讨论和改善。
在编辑之前请务必察看讨论页。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

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中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最近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编辑] 关于周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质疑
在“东亚历史”[1]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西元前899年[2]。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国务院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西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份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西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西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像。

[编辑] 蒋祖棣对工程方法论的批评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文化工程。该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迄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上溯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千百年来，无数学者为改变这一状况而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然而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是无法由一己之力来完成的。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考古成果不断涌现，改变“有世无史”的时间已经成熟。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在李学勤、李伯谦、席泽宗、仇士华四位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团结协作，共克难关，取得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先后完成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的研究。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鉴定以及对古天文学记录的整理，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该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推定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为标识的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并明确了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十王的具体在位年代；推定夏商分界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并明确了商武王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对于商代前期的历史给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也相应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理清了先秦历史的起承转合和发展脉络，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的一段空白，制定了迄今为止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代表，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同时，该工程的顺利完成也开启了二十一世纪交叉学科共同研究的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