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㈠ 250分悬赏！谈谈你对文学理论的理解

文学理论是指研究有关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原则的一门学科。是文艺学的一个门类。传统的习惯把文艺学分成三个门类：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要求把历史的、现实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和逻辑的研究结合起来。文学史重在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文学批评重在对文学的现实研究；文学理论则重在对文学作逻辑的研究。从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的特点。

一，文学理论-基本诠释
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文学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其中包括它与其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一切艺术所共有的普遍性，也包括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殊性；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所起的社会作用。

文学理论教程

文学理论包括它与其他社会现象共有的功能、作用以及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所独具的功能和作用；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文学本身的不同形态（抒情的、叙事的、戏剧的）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和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文学种类、体裁；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及其规律,其中包括方法、风格和流派等等。

文学理论不是关于文学的固定不变的法则，而是文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它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推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前进。文学理论也吸取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从而又对文学史研究发生影响。

文学理论本身，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均如此。

二，文学理论-性质品格
(一)文学理论的性质

苏俄文学理论

通常把研究文学的诸学科称为文艺科学或文艺学。它包括五个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文艺学包括广义的文艺学和狭义的文艺学，上面所说的是广义的文艺学，狭义的文艺学主要就是指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文艺学的三大分支学科(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一。以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系统阐述文学活动的审美特征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反过来，对文学活动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提供系统的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与其它分支学科有着密切联系。以文学基本原理，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规定了文学理论四个方面的任务：观念论，创作论，文本论，接受论。

(二)文学理论的品格

文学理论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它的实践品格在于：它来源于文学实践，同时又受文学实践的检验，并进而指导文学实践活动。其价值取向品格在于：它作为文学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总是打上阶级或阶层的烙印，体现出明确的价值取向。

（三）同一客体可以形成多对象，并可运用多视角、多方法加以研究，所以形成了多样化形态

（四）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文学文化学

三，文学理论-自主性
所谓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几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中国文学理论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里的、不断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为的等价物，文学理论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现在，文学理论分清了与政治的界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理。自然，政治作为一种行政的意识与手段，仍有可能来干预文艺现象，但已不易收到实际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解构了。解构还表现在过去不少被奉为重要的理论原则，如今已退出文学理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方面。

课件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然还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中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中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中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因此，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四，文学理论-视点形态
中外文学理论史表明，任何一种理论科学都是对文学活动实践经验的理性认识和逻辑概括。而历史同样表明，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概括，都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所有专家认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种理论形态，得到持有共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所有理论家的一致首肯。

文学理论

这种事实反复出现，说明文学活动实践本身与人类其他认识对象一样，在存在上具有无限的广泛性与丰富性，而人类对文学认识的可能性、优越性和局限性都在于，人们对文学的理论概括必须受制于人类理性思维机能在历史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普遍法则，习以为常的理论概括的工作往往是把文学的经验事实纳入一些理性框架，或者说在进行理论概括时，理论家是用一种先在的理性框架去对文学活动的经验事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寻求和建立一种框架内的明确认识。在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中，理性框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文化、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因为理性认识的先在框架是人类认识从具体感性经验上升到理论认识的加工器具，是人类认识具体事物的认识结构。当然这种认识结构是人自身在实践、历史和文化中形成的，而不是先于人类自身的，也不是超越人类本身的。从人类整体而言，是如此。但是从个人具体的存在而言，它则是外在和先在的。个人总是通过接受文化传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认识结构，去理解现实、认识文学。

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成型的文学理论都有它在理论上的框架，都有它在理论上的预定性、约定性、假定性。古今中外文学理论丰硕的成果，就体现在它不是一种单一框架的产物，而是从多种框架、视点去观察、分析、概括文学经验事实的成果。

五，文学理论-中国当代
西方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空白。当代文论发展的新趋势，说明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的“追新逐后”的持续理论热情，这种理论热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重；对这种学术史的清理，在当代成为新的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关键。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当代文中国学理论问题首先在于：各种文艺理论思想几乎共时态的涌入，中国的接受语境的复杂化。一般认为，文艺理论包括作家、作品、读者和社会文化四个要素：作家论如传记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作品论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读者论如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社会文化分析新趋势，如西马、女权、解构主义，都不能说太新了，像后现代主义作为一思潮，已是明日黄花。而后殖民主义已把后现代主义关于差异性的理论和话语权力理论，应用到国别之间的国际关系文化权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当前，文化研究被认为是比较新的，其实它也仅仅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互动研究。再有就是少数话语，其实也与第三世界文学、第三世界身份紧密相关。这些内容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资料，并且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这里，我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最近二十年来西方这些新理论一下子涌入中国，中国知识界接受了什么，已经消化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与我们的肌体产生了一种共振、共鸣，生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哪些东西被我们清除了、排斥了、拒绝了?

事实上，西方文化理论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平台，这个平台足以使中国学者在分析文本时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后、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话语的边缘化，但是否他们抓住了这些最新话语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现得十分灵动呢？完全追新可能是一个本体论的误区，它将使中国永远追不上西方，使中国在新世纪还要重复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错误。所以，中国的文艺理论不可能完全从西方借鉴，但是不可能不对西方加以观照。只能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中国的本土资源。毕竟面前的现实是，中国的文化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还显得很新，但今天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国外刚刚出现一、二年，中国这里已经广泛应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万花筒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中国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总结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世纪经过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

六，文学理论-文学性渗透
文学理论学者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是文学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文学性的无处不在，二者悖反的背后隐含着文学性对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渗透。尽管学界大都认为以电视媒体为主导的直观图像文化的疯狂扩张，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衰落或文学边缘化，但学者们也注意到，电视这种主导的、综合的形式正是仰仗“文学性”才得以向意识形态各领域强力渗透。流行文化的“走红”、“轰动”往往都少不了文学性，种种风行时尚的品位和水准也常靠文学性来提升，仿真景象常因文学性的叙述和解说增加其韵致与情趣，体现出艺术真实甚至是生活真实。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显得特别突出。众多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因其理论谛视与文学性表达的完美结合而倍增魅力，而且这种文学性表达不仅成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尤其是深入到理论思维与思想内涵之中，成为显示理论水准、理论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现代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简练、准确、直陈，即概括性强。但是，枯燥和抽象的理论给现代社会高节奏生活的现代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文学性就成为理论的调味品和滋补品，成为压抑弥深的理论的调节性因素。西方学界已注意到文学性对理论的这种渗透，卡勒揭示了文学性对20世纪的理论运动显着参与和文学性统治的事实：修辞装饰了理论话语。他说：“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别的样子。”众所周知，经济学堪称“最硬的”社会科学，但有西方学者在列举了经济科学中大量的文学性事实之后说：“经济学家是不证自明的语言表演者，而对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戏剧概念来予以讨论，或哲学家奥斯丁和约翰•西尔尼的语言哲学概念来讨论”，“经济科学家用了许多装备进行说服，就象一个大庭广众之上的演讲者”，“科学的最终产品——科学论文——是一种表演”。由是观之，经济科学中的文学性实则是一种煽情性，这也正好求证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的论断。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早就有充分的体现，中国具有诗性文化、诗性学术的悠久历史。中国古代文论、史论、哲学之中的诗性智慧堪称文学性渗入学术理论的典范。当时的文学性与文论、史论、哲学水乳交融的关系成就了极其诗化、颇具特色、含蓄蕴藉、言近旨远的文、史、哲、天文、地理等诸多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理论的评价习惯于以西方标准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因文学性而显露的诗性智慧不屑一顾，将西方学术理论的思辨性奉为圭皋，这种用观念的明晰性来框范“没有观念的智慧”无异于隔靴搔痒。中国学术理论之所以隐藏着极大的灵活性、模糊性、趣味性就是其文学性的渗透使然。看似片言碎语，不显山不露水，实则内蕴丰厚，机智委婉，美妙文雅，它并不明确地说出想说的话，总是通过隐喻、暗示、打比方，话中有话，言不尽意，锋芒不显。无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说这是优点还是以西方为参照说这是缺陷，这种特有的回避概念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学术理论的文学性表征。

耐人寻味的是，文学性对学术理论、思想的渗透成为当今主宰全球化浪潮的西方现代化学术理论的生成时尚。虽然有的西方学者出于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的反感，面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鼓噪，翘首盼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国古老的“没有观念的智慧”的不经意之中，曾被他们誓言要启蒙一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又使他们趋之若鹜。历史就是充满了如此的讽刺意味：高度发达的文明或文化必须经过漫长的迂回之后，还是要靠最原始、最质朴、最本真的养料来滋补!尽管当代学术理论靠文学性滋润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当代通俗文化派生的结果，但渗透了文学性的当代学术理论应该比靠概念来思维、充满思辨性、靠西方话语表述的现代理论更具魅力，更具深度和底蕴，更充满觉悟和智慧。

㈡ 文学史学和文学史的区别

文学史学
===研究对象是文学史理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史基础理论，讨论文学史观；二是文学史一般理论，讨论文学史存在形态、演变方式等；三是文学史操作理论，讨论文学史研究方法、治史模式等。

文学史
是文学作品的实现史，它不仅涉及过去，更涉及未来。文学史只有向史家的个体理解开放，才能真正成为审美意识史。我们不仅需要对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经验进行整体反思，更需要建构一种系统的文学史学说，确立一门新兴学科——文学史学——的基本框架。

㈢ 3、 比较文学有哪些基本类型，它们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什么特征 4、 如何理解和掌握可比性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概述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着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
编辑本段发展
19 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着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编辑本段侧重
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 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 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

平行研究
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

说法提出
“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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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文学理论的方法体系总的说来包括三个层面，即哲学方法的层面，科学方法的层面，专业方法的层面。

1、哲学方法的层面。哲学方法是在总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具体学科都具有指导的意义，因此哲学方法是文学理论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等等。

2、科学方法的层面。这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逐渐形成的方法，以其横断性和交叉性而为文学理论所吸收和借鉴，它处于中间层次而对文学理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理论等方法。

3、专业方法的层面。这是适用于文艺学自身专业特点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从自身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方法，如赏析方法、考证方法、评点方法等，也有从其他学科中移植过来，后来逐步固定下来的方法，这些方法比较具体，也最接近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

总之，上述几种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论背景和操作原则，在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时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径，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之处，同时它们又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因此都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和吸取，而在具体操作中最佳的选择是对其加以融会贯通和综合利用。

首先，要坚持整体的、综合的研究视野。其次，要正确处理好文学的审美规律与其他规律之间的关系。再次，要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相结合。然后，要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相统一。

(4)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扩展阅读：

文学理论的现代发展

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中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

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中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中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

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

因此，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㈤ 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研究方法有哪些

1、文献法

文献法是一种既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无论哪一种社会活动想要留下永久的痕迹都离不开各种文献。人类活动与认识的无限性和个体生命与认识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逝去的事实时必须借助于文献。

2、比较研究法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比较研究贯穿于教育研究的全过程。无论在科学实验的过程中，或是在理论研究中，比较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该方法。

3、归纳综合法

归纳综合法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例法，借助于给出的一组输入/输出实例逐步导出适于一类问题的程序；另一种是“轨迹”法，通过所给实例的执行轨迹，逐步导出程序。

4、实证研究法

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5、定量分析法

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㈥ 怎样学习美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

美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即外国文学史。
在学习外国文学时，还应该注意到学好这门课程的综合性要求，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掌握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
第二，提高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
第三，提高理论水平。
对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能忽视。
针对以上情况，对学者提两点建议：
第一，一定要多读作品。
有些同学学习外国文学，只看教材不读作品，那是肯定学不好的。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是文学史的基本材料，一个作家，一个流派，一个时代，它的文学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作品上。所以，不接触作品，不对作品进行分析，就无法获得感性材料，无法深刻体会教材的内容，更无法进行独立思考，只能人云亦云地背教材，死记现成的概念和结论。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乃至作品的历史意义，要能全面的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分析。如果不在阅读作品上多下功夫，就学不好外国文学。过去有些同学不习惯某些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方式和表现形式，因而不爱看，有些同学又惧怕外国文学作品多，本子厚，望而生畏便索性不看。我们认为，不习惯可以变为习惯，看多了自然就会习惯，老不看就永远不会习惯。作品多，只要坚持看，积少可以成多。
第二，要注意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外国文学的论述。
我们学习外国文学，应该以马列主义思想作指导，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对于外国文学的论述，正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典范，他们的意见往往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学习这些论述既能帮助我们掌握要领，又能从中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把学习外国文学和学习马列主义文艺论着结合起来，取得较好的效果。

㈦ 什么叫文学史

文学史
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文学理论着重研究和探讨文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文学批评着重研究和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文学史则着重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阐述各种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寻求它们前后相承相传、沿革嬗变的规律，揭示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关系以及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对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述等等。研究文学史需要以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作为指导，也需要吸收历代的文学批评成果；同时，文学史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可以丰富文学理论，并为文学批评提供借鉴，可见，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它们是相互交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三门学科。

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类别的文学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所以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通常都有一定的范围。根据这种范围 ，大致可将文学史着作分为以下四类：①是按地域、国家、民族编写的文学通史，如《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汉文学史纲要》；②是在一国(或一个民族)文学史中又分历史时期的断代文学史，如《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③是在一国(或一个民族)文学史中又分不同类别的分类文学史，如《中国诗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④是既断代又分类的文学史，如《晚清小说史》。

中国的文学史着作，肇始于清代末年，最早的两部是黄人(1857～1914)的《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印行，无出版年月，当在1900年至1914年着者于苏州东吴大学执教期间)和林传甲(1877～1921)的《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出版，日本宏文堂印刷，1910年初版)。其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影响较大的文学史着作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5年初版，原名《宋元戏曲考》)，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初版)，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1920年初版，书名亦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上卷初版，1924年下卷初版)，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年初版)，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初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上卷初版，1949年下卷初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编、至今仍较通行的文学史着作，有王瑶着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初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4年初版)等。

㈧ 谈谈你如何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

首先别说你是漓院的，接下来是我写的：
我认为是指建国以来至当下的文学，它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重要文学现象、文学论争等等。“‘当代文学’的提法最早出现在50年代后期”，[1]应该说，发展了只有短短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还远不成熟，它仍有太多的问题与疑点，比如：当代文学这一名称究竟恰不恰当？我们如何研究仍处于创作期且风格有可能发生转变的作家？………也许正是由于当代文学的这种不确定性才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研究者将目光放在这一领域。自五十年代以来，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没有风平浪静过。各种各样的教材、刊物纷纷出现。早期的文学史教材大多是高等学校自己编订的，如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写于是1958年，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山东大学中文系编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再往后又出现了郭志刚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董健、丁帆、王彬彬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20世纪末出现了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等。这些文学史教材的出现，使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呈现出勃勃生机，严格说来，这些教材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这也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成熟所要经过的必经阶段。依笔者看来，这些文学史着作不外乎三种类型：侧重大的文学史问题，或将文学史与作家作品结合，或侧重作家作品，即从宏观，适中，微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暂将他们称作大，中，小三种类型，分别以洪子诚、朱栋霖、陈思和的文学史教材为代表。1、由浅及深，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文学史意识作用下的文学史写作；2、文学史教材的写作由简单到繁杂再到精化；3、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由集体写作到个人写作；4、文学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走向科学。这固然是我们所取得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关于其能指和所指的问题，如何对待当代文学史这一概念问题，如何对待学术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其对当代文学史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代甚至数代学人的的努力，也许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成熟、更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出现。

㈨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着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着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着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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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论述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及基本情况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然而，同时又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有形与 无形的制约。5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 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 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抗战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些名称明显地带着政治的痕迹；然而，这种抱怨也并不 仅仅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乌·韦斯坦因同样抱怨：“近百年来大多数重要 的文学运动的名称极少是从文学本身来的。”[2]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往 往潜伏着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奠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结构。“新时期”伊始，既成的文学史的解释结构受到了明显的 挑战。由“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最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激流 。
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 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 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 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 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着‘展开更大的历史段的文学 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 些都很必要。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 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探讨出发，说明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 不断转变而发生的文学史哗变以及概念内涵的转换。“‘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它 产生的过程中，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学‘一体化’时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获得合法的地位。不过，在‘文革’中，文学的激进力量显然并不强调1949年作为重要 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无产阶级文艺的‘ 新纪元’，是从‘京剧革命’才开始的。江青他们还来不及布置‘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史’(或‘新纪元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 文艺史)观。他们很可能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换一个名称)……‘文革’ 后，人们的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 文学’的概念还在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这种变化也有一些 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 ，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 、穆旦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等级也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 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 所包含)。‘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在写于60年代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唐tāo@①主编)中，‘现代文学’是对文学现象作阶级性的‘多 层等级’划分、排除后所建立的文学秩序。而在80年代，‘现代文学’在一些人那里， 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或者，成为包罗万象的口袋：除新文学之外，‘尚有以鸳鸯 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有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有新旧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诗词，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以及海外华 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装入作为‘五四新文学逆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沦陷 时期的汉奸文学，“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阴谋文学等等’。”[3]
徐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是较早对现代文学的起讫 和分期提出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 题。其实不然。”他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编着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现代文学的开端时说：“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文学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4]在同一本 着作中，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个时间。邢铁华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它的起始的时间到它的分期都存在着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文 学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区别近代和现代的标 准，抑或是二者兼顾；由于标准不一，因之就产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确立一个 什么原则为划分标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巡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划分(即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标准为依 据、兼顾文学标准这两类。显然，如何理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 ”“作为文学史，其发展和演变无疑与社会革命的推进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不能将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6]由于 新的文学史视角的确立，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和分期产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们中国，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会召开，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这种提法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划分而来的。”他提 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7]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合着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 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 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 被采用。”[8]他们说：“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 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 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 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史发展。这样，分期就只是一个文 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 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 、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 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9]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在中 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初对新文学加以历史的评价的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他在1922年3月写的《五十 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第十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使用了朴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把文学史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 ”的对立与循环。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明确地用外部的因素来解释文学革命，并且是针对 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而提出针锋相对的质疑：“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 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 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也强调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运动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几个人凭 空捏造起来的，自有其历史的时代的意义。”[11]
1935年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从社会背景入手来叙述文学变动，把社会 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突出地标示了“五四运动与 文学革命”、“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他在导言中明确地把文学变迁视为政治变 迁的结果。他说：“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我们 要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 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来中国文艺思潮论》，把1917年-1937年文艺思潮的变迁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段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及时地把它应用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上， 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后来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说：“新文学运动作为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基础上，且应新经济新政治的要求 而产生，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而又为它们服务的。”周扬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按照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分为四个时期：1、1919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 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2、1921年-1927年，从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 是新文学内部分化和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3、1927年-1936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时期，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4、抗战时期，新文学运动力量的重新结合 。本来把文学附属于政治是周扬30年代以来对于文学的一贯的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 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 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3]
李何林、王瑶、老舍和蔡仪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关于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强调“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学史的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 ’，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陈思和在《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卅为界，开了以政治事件为文学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文学史着作有多种分期，大多数是以历 史政治事件来划分。王瑶的着作最为典型，其分别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战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其他文 学史着作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标准。”[15]新文学史研究兴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学社会学 和阶级论流行的时候，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社会学理论着作和文学史着作大量翻译出版， 而新文学界又得风气之先。因此，这种文学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响和渗透到新文学史的 研究中。由于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社会的 发展变化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分期的重叠与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明确地否定了文学与政治标准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三十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 想、新题材……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为优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着作出现了‘破绽’… …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 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 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16]
80年代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无疑是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 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要求把文学史的分期从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建立纯粹的独立的文学史的秩序 。8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合着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文学史的研究者要求摆脱文学史的外部 的缠绕，还原为“内部研究”，也就是说还原为“文学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 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归纳“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时就把“由外 到内”的趋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 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 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 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 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17]罗宗义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中说：“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一场裂变。”[18]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强调：“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 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从理论上说，作为意 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 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 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要受到文学 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 的……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历史进程，使之与历史环境发生 或前或后的异步关系。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 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中提出：“许多人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其实，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20]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问题》中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 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简单地讲，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陈思和说：“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逻辑。根据社会发展史或者 政治史来划分文学的时期，无法准确地体现文学发展规律。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与现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学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应该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21]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指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 ，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部’来把 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 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同时，他们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 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 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 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 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他们一方面 强调要从文学内部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文学现代化”和“汇 入世界文学”等概念却又是一种非文学的历史价值标准的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