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图像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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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美术史研究
西方的美术史图象学研究从产生到现在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瓦尔堡时期、潘诺夫斯基时期、潘诺夫斯基时期、以及潘诺夫斯基以后的时期。下面我们分述之。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此处根据在图像学发展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家作为分期的标志，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他们代表了一组或一批艺术作家的努力。因此我们在下面的介绍中对其他重要的图像学研究者及其成果给予同等的关注。
一、 瓦尔堡时期。这是图像学开始出现的时期。在1912年，阿比.瓦尔堡在第十届国际艺术史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弗拉拉的无忧宫意大利艺术与国际占星术》。瓦尔堡在这篇论文事使用了一个新的词汇，?quot;图像逻辑的"，来描述他所倡导的一种新方法。这标志着瓦尔堡试图将传统的图像志研究改造成一种新的研究模式的构想。这种研究方法与手册编纂学家埃米尔.马勒和普林斯顿学派所代表的图像志有着很大的区别。对于瓦尔堡来说，这种新的方法关注的是在传统冲突中形式和内容的相互作用。在一开始瓦尔堡就反对在当时由韦乐夫林所代表的美术史研究方法，即主要关注风格的发展历史的方法。瓦尔堡坚信艺术史应该利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艺术史成为文化史的一个部分。引起瓦尔堡更多注意的是艺术、文学、学术研究和自然科学等被视为属于"高层次的"文化现象。瓦尔堡将艺术作品置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以便分析艺术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关系。艺术家所由以表达自己的形式被瓦尔堡称作是"激情形态的"(Pathosformel)。瓦尔堡深受查尔斯.达尔文在1872年出版的《人和动物情感的表达》一书的影响。他一方面对商务文书、家庭信函和日记、人文学者的讨论、神学、装饰图案、人种志、大歌剧、语言的使用这些方面进行详尽地考察，另一方面又对不同的宗教、文学、哲学政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作出分析，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瓦尔堡对他所谓?quot;激情形态"进行鉴别和探查。经过瓦尔堡的这番改造，原来由韦尔夫林和贝伦斯所代表的美术史研究领域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正是因为瓦尔堡对如此广泛的学术领域的兴趣，促使他在1900年开始了建立私人图书馆的工作。在1915年以前，这一图书馆已经基本完善了。瓦尔堡图书馆的特点是广博，瓦尔堡的涉及面十分宽泛，凡是被认为与艺术史有关的学科书籍均被大量地收集起来，瓦尔堡并都为之做了详尽的分类，使之构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系统。弗里茨.扎克斯尔认为这些书的每一本都包含了或多或少的资料，并且又由其他的书作为补充，由此使学生认识到人类精神和历史的根本力量。 "归功于瓦尔堡的图书馆，德国艺术学术在20年代开始更加偏爱遵循瓦尔堡的思想路线进行工作。"
瓦尔堡最后的一项工程是编排一本名为"摩涅莫绪涅"的图谱。摩涅莫绪涅(Mnemosyne)是古希腊记忆女神，缪斯的母亲。这部图谱主要由照片、明信片(甚至是盖上邮戳的明信片)所组成。编排工作在1927年开始进行。这部图谱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古希腊诸神在占星术传统中的兴衰变化，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激情形态"的交替沿革。由此可以看出，瓦尔堡编排这部图谱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展示在艺术中一定的情感表现类型的发展和变化。在瓦尔堡的这项努力中，有与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的"原型记忆"理论相类似的地方。荣格将为类无意识分作两类，一类是个人无意识，另一类则是"集体无意识"。"这些〔集体无意识〕内容有一个显着的特点，这就是它们的神话似的特征。"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称作是"原型"(Archetype)。"原型的意思是指一种特征，一种确定的原始特征群，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具有神话色彩"。众多神话、童话和传说的主题"描述了从意识向内进入无意识向内进入无意识心灵的深层的心理机制。从这些内在层次中引出一种非人格心灵的深层的心理机制。从这些内在层次中引出一种非人格的东西，即神话特征，换句话说就是原型，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之为非人格的或集体无意?quot;。虽然很难明确断定瓦尔堡的学说与荣格心理学理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但是用荣格的理论来阐释瓦尔堡的理论可能会使后者的观点更明确。瓦尔堡确切受到影响的是理乍得.西蒙(1859-1918)的"记忆"(Mneme)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印迹"(engrams)。西蒙用该词标识对活事件(living matter)产生影响的沉淀。西蒙的"印迹"理论正与瓦尔堡的"承载记忆的象征"理论相对应。瓦尔堡据此理论，从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的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造型艺术作品作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这部《摩涅莫绪涅》图谱最终未能完成和出版，但是它显示出瓦尔堡在研究古典遗存中所选取的主要方向。对于西方英语国家来说，韦尔夫林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而以瓦尔堡为代表的艺术史研究方向却被较少注意到。在这一点上，里格尔与瓦尔堡情况极其相似。这具体表现在他们的着作很少被翻译成英文这一现象上。但是在四五十年代瓦尔堡的影响在美国逐渐被接受。纽约城美术研究所在研究趣味和研究手段上均受到了瓦尔堡学说的很大影响。在1949年，该研究所进行了一项名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所了解的古代艺术品的普查"的研究项目，在1956年又进行编辑一部关于雕版和腐蚀版历史的图片全集。在这些项目中最为显着的成就之一是菲利斯.布雷.莱曼在1957年出版的《古代之后的阿米科.阿斯佩尔蒂尼线描》。
瓦尔堡在汉堡通过学术研究活动形成了一个朋友性质的学者圈子。其中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弗里茨.扎克斯尔，以及紧追其后的欧文.潘诺夫斯基、鲁道夫.威特科尔、埃德加.温德，还有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这些人物与另外的一些成员构成了瓦尔堡研究所的核心研究力量，瓦尔堡研究所最初在汉堡发展壮大起来，其后转移至伦敦，时至今日它仍然作为一个非教学研究单位而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活力。
二、 潘诺夫斯基时期。这是图像学成熟和发生影响的时期。虽然瓦尔堡对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出自的着作毕竟很少，这不能不使他的理论建设受到一定的影响。事实上，瓦尔堡对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仅仅提供了一个构想，继瓦尔堡指出"图像逻辑的"这一方向后，图像学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则是一些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在1931年，霍格韦尔夫在一篇论述图像不写基督教艺术研究的关系的论文中，将图像志与图像学的关系比之于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关系。认为地理学的任务是对经验性的事实作出清楚的描述，而不在于阐释。这种描述受到地球表面事物的限制。而地质学则要考虑地球的内部构造、起源、演变，以及与之有关的其他各种因素。霍格韦尔夫还将这种关系比之于人种志和人种学。据此，他指出图像学更强调艺术品形式中所隐含的象征意义，这其中主要包括宗教内容和神秘的寓意。虽然霍格韦尔夫对图像学与图像志的区别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实践。进行实际研究的突出代表者是扎克斯尔和潘诺夫斯基等人。

1923年，扎克斯尔与潘诺夫斯基合作首先撰写了《丢勒"忧郁一"：资料出处与类型史详论》一着，对占星术和异教文物的传播和沿革进行了探讨，这也正是瓦尔堡早期十分钟受的题目。后来两人又在1933年撰写了《中世纪艺术的古典神话》一文，这是一项更带有图像志色彩的研究。就是这篇文章将瓦尔堡学派的研究兴趣传到了美国学术界。扎克斯尔在1931年所着的《密特拉，类型史详论》中，着重考察了古代晚期混合宗教之一的图像和思想的关系问题。就像瓦尔堡所倡导的，扎克斯尔使用的方法包括了具体的艺术作品、铭文、历史、哲学、以及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亦即说，他是将形象置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虑。

潘诺夫斯基在1930年发表了《处在转折点上的海格立斯与现代艺术中的古希腊罗马绘画题材》，该书被视为图像学研空的天才之作。在这部着作中，潘诺夫斯基讨论了希腊大力神海格立斯(Hercules)在善与恶之间的选择这一古老的题目的转变和演化，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其作了阐释。在这部书的前言中，潘诺夫斯基对新的图像学研究提出了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在9年后，潘诺夫斯基在此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

在1929年瓦尔堡去世后，瓦尔堡研究所周围继续吸引着一批历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史家，其中的一部分人对图像学研究保持了极大的兴趣。沃尔夫冈.施特肖(1896-1975)、贡布里希、鲁道夫.威特科尔均属于其中。而对瓦尔堡的图像学方法做了大范围的极其敏锐的发展的是埃德加.温德(1900年生)。温德的突出贡献是在1958年出版的《文艺复兴中的异教祭礼》。在这部着作中，温德致力于对波提切利(约1445-1510)、米开朗基罗和伦勃朗等人的作品中的所谓的"未被澄清的意义剩余"的阐释。温德声称他采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可以"撩开朦胧的面纱"。这层面纱不仅仅是由于时间的久远造成的(尽管仅这一点就足以形成一种遮蔽)，而且还是由于广布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中的，对一种刻意为之的迂回曲折的稳喻使用所造成的。(同上)温德在方法上的优势建基与他对有关文本的精细阅读之上，同时温德对种哲学问题的争论的敏锐的和详尽的把握，也是他在方法处于强势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图像学的发展过程中，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成果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将图像学从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手段擢升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学术部门，不仅在实践上做出了大量的成绩，而且从理论上对图像学作了相当完备的阐述。潘诺夫斯基着名的图像学三个分析层次的理论我们在讨论图像志时已经作了介绍。现在我们再略作进一步的深入。在1931年，潘诺夫斯基在美国开始他的教学工作。从20年代后期，潘诺夫斯基逐渐地发展和制定了图像学的方法和目的，这些思考的结果反映在潘诺夫斯基于1939年出版的《图像学研究》这部着作中。《图像学研究》被认为是能与里格尔的《罗马晚期的艺术-工业》和韦尔夫林的《艺术史原理》相颉颃的作品。对于潘诺夫斯基来说，图像学家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将艺术作品当作另外的某些东西的一种征兆来处理，这种征兆在其他无数多的征兆之中显示出来；另一方面，把艺术作品总体构成性的和图像志的特征当作这些"另外的某些东西"的具体证据来进行阐释。潘诺夫斯基指出，这些"象征性的价值"不仅通常为艺术家本人所难以察觉，而且常常与艺术家本人所要有意识表现的东西相左。这种"象征性的价值"就是图像学研究的对象。显而易见，这与图像志迥然不同。

潘诺夫斯基在对图像学作出自己的阐述的时候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一开始，潘诺夫斯基倾向于将视觉艺术的创造活动视为无意识的和非理性的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图像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对这些非理性的因素进行理解并使之具体化；图像学方法的客观性就体现于发现和阐释隐含于视觉形式之下的象征性的价值。在后期，潘诺夫斯基对自己早期的观点做了一些修正。在1953年出版的《早期尼德兰绘画：起源和特征》这部两卷本的权威性着作中，通过"早期佛兰德绘画的真实与象征"这一章，典型地反映出潘诺夫斯基观点的变化。他在这里指出，佛兰德绘画大师扬.凡.爱克使自己的作品逼肖自然是由于预先精心构思的结果。于是，潘诺 夫斯基在此断定艺术创作是一种理性的活动，也就是说，至少像扬.凡.爱克这样一类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意识地设计和表现了"隐蔽的象征"的详细的项目。由是一来，图像学家的任务就是破解和阐释存在于视觉象征符号之下的观念，而不是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东西。米勒德.迈斯的论文《某些15世纪的绘画作品中作为形式与象征符号挑线》被视为对潘诺夫斯基上述观点的具体演示。迈斯首次正确地考察了透过玻璃照射进来的太阳光线，他指出这不能解释成"象征的形式"，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刻意为之的关于超自然光线的象征。潘诺夫斯基坚持认为艺术史家应该考察在凡.爱克的某些画中光线的照射，不是作为意义的无意的承载体，而是作为关于艺术母题自身阐释的实际具体化。迈耶.夏皮罗对弗莱马尔(Flemalle)的大师所作的梅罗德(Merode)祭坛画中捕鼠器象征进行了研究，由此他对该问题提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历史评定。夏皮罗认为这种"象征性的价值"就是图像学研究的对象。显而易见，这与图像迥然不同。潘诺夫斯基在对图像学作出自己的阐述的时候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一开始，潘诺夫斯基倾向于将视觉艺术的创造活动视为无意识的和非理性的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图像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对这些非理性的因素进行理解并使之具体化；图像学方法的客观性就体现于发现和阐释隐含于视觉形式之下的象征性的价值。在后期，潘诺夫斯基对自己早期的观点做了一些修正。在1953年出版的《早期尼德兰绘画：起源和特征》这部两卷本的权威性着作中，通过"早期佛兰德绘画的真实与象征"这一章，典型地反映出潘诺夫斯基观点的变化。他在这里指出，佛兰德绘画大师扬.凡.爱克使自己的作品逼肖自然是由于预先精心构思的结果。于是，潘诺夫斯基在此断定艺术创作是一种理性的活动，也就是说，至少像扬.凡.爱克这样一类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意识地设计和表现了"隐蔽的象征"的详细的项目。由是一来，图像学家的任务就是破解和阐释存在于视觉象征符号之下的观念，而不是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东西。米勒德.迈斯的论文《某些15世纪的绘画作品中作为形式与象征符号的光线》被视为对潘诺夫斯基上述观点的具体演示。迈斯首次正确地考察了透过玻璃照射进来的太阳光线，他指出这不能解释成"象征的形式"，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刻意为之的关于超自然光线的象征。潘诺夫斯基坚持认为艺术史家应该考察在凡.爱克的某些画中光线的照射，不是作为意义的无意的承载体，而是作为关于艺术母题自身阐释的实际具体化。迈耶.夏皮罗对弗莱马尔(Flemalle)的大师所作的梅罗德(Merode)祭坛画中捕鼠器象征进行研究，由此他对该问题提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历史评定。夏皮罗认为这种象征不是被作者有意识地隐蔽起来了，而是被处心积虑地隐含于被表现的对象之中，因为一种特定的寓意与这些象征被传统性地联结在一起。对于夏破罗来说，祭坛画的象征性以这种现实主义的发展作为前提，而不是解释这种发展。他强调，自然和人的家庭性环境被表现于画面之中，很难令人相信这是出于宗教的目的。在这项研究中，夏皮罗被认为单独使用有关的文学资料，根据弗莱马尔大师的祭坛画中的捕鼠器的图像志，以更加严格的方式对绘画作品本身的非同寻常的象征性细节进行了相当可靠的阐释。
三、 潘诺夫斯基以后的时期。潘诺夫斯基对于艺术创造活动本质理论的这一修正给企图整合形式分析和图像学的艺术史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该问题就是，如果像形式分析学家所坚持的那样，即艺术家所表现的形式价值应该产生于非理性和直觉活动，而像征价值又出自理性和非直觉活动，那么，这两种方法如何能够保持同步而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内在意义达成一项共识。在80年代初期有一种意见认为，只有艺术史家关于创作活动的结构相互统一起来后，两种方法的有意义的综合才有可能完成，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作品的最终的意义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但是在相对主义影响日趋强盛的90年代，这种追寻艺术作品的终极意义的企图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

心理学在古代西方科学和思想史上原本属于哲学领域，从18世纪中叶起，心理学开始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在19世纪后半叶，由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的发展，心理学才开始形成自己一整套专门术语、概念和方法。20世纪被期，西方一些重要的心理学学派开始纷纷出现，如行为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论等。心理学虽然具有久远的历史，但是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心理学之开始则距我们今天并不十分遥远。现代心理学带着一种新生的气息，非常广泛地介入到人文学科的许多部门。特别是在对艺术作品的阐释中，现代心理学显示出潜在的力量。因此，在美学和艺术研究部门，现代心理学受到普遍的欢迎，由此西方美术史也成为西方现代心理学成果的受惠者之一。里格尔、韦尔夫林等艺术史家均曾受益于心理学，进入20世纪后，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更多的艺术史家使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艺术发展史做了深入的考察。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心理学派的美术史研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派别，它们主要有精神分析的、格式塔的、荣格主义的，此外还有综合性的以及符号学的美术史研究派别。下面我们主要介绍精神分析美术史研究派别。

由弗罗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在1905年引起了德国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在1908年，这一学派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一般认为1905年是弗罗伊德研究的分界线。在此之前弗罗伊德的研究基本上限于神经精神病学的范围内，是为前期；在此之后，弗罗伊德将自己的理论加以普遍化，把研究的范围由神经病患者扩大到整个人类，是为后期，即哲学化时期。此后弗罗伊德的影响迅疾扩展到美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一种50年代的历史评论认为：人们几乎这样说，在我们的时代，差不多没有一种美学理论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弗罗伊德理论的影响。一位弗罗伊德的传记作者评论道："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弗罗伊德对文学艺术的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不了解精神分析学的内容，简直无法把握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要精神分析学出现并发挥出很大影响的时期，美术史利用精神分析学作为专业考察手段，也逐渐发展起来了。

19世纪晚期，对艺术创作活动进行精神分析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一般说来，这些研究基本上建立在西格蒙德.弗罗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之上，而更具体的影响则是出自弗罗伊德的一篇讨论达.芬奇的长篇论文，即出版于1910年5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一书。达.芬奇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记下了一则关于童年事件的回忆，这就是一只"秃鹫"用尾巴撞击他他的嘴。弗罗伊德以此为线索，使用性心理学，并结合关于达.芬奇个人经历的一些历史记载，对达.芬奇的作品、创作、性格以及精神生活的形成原因，作了相当别致的探讨。弗罗伊德详细考察了"秃鹫"在传统意义上由男性生殖器转化为母性的象征，并进而合二为一的过程。由此他推断出达.芬奇在童年时代由于私生子的身份所产生的一系列性格特征，这包括达.芬对科学研究的爱好，晚年对艺术创作的厌烦，恋母、同性恋的倾向这些重要的精神生活方面，并据此对达.芬奇的部分作品做了阐释。如他认为达.芬奇的名作之一《圣母子与圣安妮》就表达了作者对自己在童年时代与生母和继母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而《娜丽莎》这幅作品的主人公的微笑也被视作是作者对自己所热爱的母亲回忆的结果。弗罗伊德在最后总结道：

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坚持这个观点：他非法出生的这种偶然性和他母亲的过分温情对他的性格的形成，对它以后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童年时期以后开始的性压抑使他把里比多〔Libido〕升华为求知欲，还在他以后的全部生活中造成了性静止。

但是弗罗伊德关于达.芬奇的这项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错误，这就是他所依赖的德文"秃鹫"(Geier)一词是对意大利"鸢(nibbio)一词的误译。主 他关于秃鹫的一些象征意义的考证及其意义的过渡与转化就成了问题，而这又是该项研究中的关键。在50年代主错误被发现。对弗罗伊德关于达.芬奇的这项研究的纠正最着名的是迈耶.夏破罗做出的。在1956年，夏皮罗发表了《列奥那多和弗德：一项艺术史的研究》，他指出弗罗伊德对达.芬奇在幼年反复出现的有关鹰科动物的梦的研究以及对达.芬奇在部分作品细节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建立在对意大利单词的德文误译上，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在弗罗伊德对两个因素的忽略上，即一个是当时对圣安妮的崇拜，另一个是在达.芬奇的作品中所包含的自己的老师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1435-1488)在人物造型风格上的影响。同时夏皮罗还指出，达.芬奇对幼儿耶稣和施小船坞者约翰在同一背景中玩耍情景的描绘，的确构成了一种表现方法上的革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讲，这可以归结为达.芬奇的同性恋倾向以及摆脱不掉的对自己的私生子身份的顾虑。夏皮罗认为弗罗伊德强调了第一点，而对第二点却认识不足。

虽然出现了一个严重错误以及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弗罗伊德所开创的这种研究方法却为美术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与此功绩相比，弗罗伊德关于达.芬奇研究中所出现的错误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此外，弗罗伊德的这个错误也并没有使他所提出的问题失效，对艺术家的童年以及成年性心理的考察仍然是揭示艺术家的性格、艺术家的创作和作品的秘密的必要手段之一。
在进行主 研究的同时，弗罗伊德也在对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做了部分说明。他说：

我们的目的仍然是要证明，在本能活动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外部经验和他反映之间的关系。纵然精神分析学没有展现出列奥纳多的艺术力量的事实，至少也探讨了它的现象和我们对这些现象理解的限度。无论如何，似乎只有具有列奥纳多童年经验的人才能画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即》圣安妮与圣母子《〔，才能为他的作品招来如此令人伤感的命运，才能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达到如此惊人的成就，似乎他所有的成就和不幸的秘密都隐藏在童年的秃鹫幻想中。

弗罗伊德给予偶然性以充分的肯定，并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作了辩护：

这个研究是由于亲从主定偶然情况对人物命运所具有的如此决定性影响，例如，使列奥纳多的命运依赖他的非法出身和他第一个继母唐娜.阿尔贝拉的不育。我以为一个人没有权力反对这样的研究方法。如果他认为偶然性对决定我们的命运毫无价值，他的思想只是属于有神论，当列奥纳多写到"太阳不动"时，他便是在抵制这种宇宙观。

在这段话中暗示出强罗伊德对传统思辩哲学的一种批判，这与当时的思想潮流是一致的。

如果说弗罗伊德在这里还只是初步展示了一下自己的理论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一项关于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摩西》的研究中，弗罗伊德在方法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述。弗罗伊德对《摩西》的兴趣由来已久，1913年开始动手撰写《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弗罗伊德开篇就谈到自己的研究是从非专业的角度来进行的：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对于艺术，我不是鉴赏家，而只是一个门外汉。我常常注意到，艺术作品的题材比它们的形式和技巧上的特点更有力地吸引我，虽然就艺术家而言，他们的价值总是首先在于形式的技巧。我无法恰当地欣赏许多艺术中运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效果。

除波普尔以外，更早对贡布里希的学术思想产生影响的人物还有古典考古学家和理论家埃曼努埃尔.洛伊(1857-1938)。贡布里希还是在学生时代就曾参加过洛伊举办的讲座。洛伊的主要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出版于1900年的《古希腊艺术的自然描述》一书中。在此，洛伊考察了古希腊艺术的进化，并将记忆形象看作是自然性再现的源泉。此外，贡布里希还从瓦尔堡和施洛塞尔对艺术传统和惯例的思考中吸收了不少东西。当然，作为克里斯的助手、朋友与合作者，贡布里希也从克里斯那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贡布里希与这些艺术史家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他对艺术中的传统问题作了更加完善、更加令人信服的论述。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贡布 里希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现代心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艺术与错觉》被认为是潘诺夫斯基在1939年出版《图像学研究》一着以来最为重要的着述。虽然贡布里希是从西方绘画的历史出发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的，但是这种理论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出点，它更多地是涉及到了所有艺术门类所关注的艺术本质问题，如现实主义的本质、惯例的作用、规则问题、以及作者、观者或听众的作用。

在《艺术与错觉》之后，贡布里希对自己的理论又加以精致化，同时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如在发表于1964年的《15世纪绘画的光、形和结构》这篇文章中，贡布里希认为佛兰德与意大利绘画的差别不能用那种被大多数艺术史家所认可的观点来解释，即这种区别来自对于自然的直接观察。贡布里希指出，这种区别只能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即区别来自接受了某种光线和结构传统的画家对这促传统所做的系统性的调整和纯化。贡布里还在这个期间提出了形式服从功能这一见解，同时他还对在对视觉世界时?quot;翻译"时的标准客观性作了探讨.

5. 一分钟介绍什么是图像引导

《图像学:视觉艺术的意义与解释》共分九章。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对图像意义研究历史的引介与相关课题的陈述。第三章介绍图像学的成立根据，说明早期图像学实践者如何一步步的建立起图像的象征关系。第四章是对传统图像学的核心问题：“象征”意义与“拟人图像”的厘清。第五章开始讨论现代图像学，先以帕诺夫斯基的艺术学为论述主轴。交代了帕诺夫斯基的康德学立场，以及他的艺术学观点和图像学方法。第六章说明他影响深远的图像学阐释方法，第七章讨论当代图像学的发展和图像转向后的各种艺术议题。第八章浅谈新艺术史与图像转向后的艺术史书写与诠释问题，对图像学、图像科学和视觉文化的基本动向提出原则性的区分。第九章当赛伦停止歌唱——图像诠释的起源，企图通过两篇相当经典的卡夫卡笔记，并且随顺着柏拉图、笛卡尔、卡尔维诺到海德格尔的一系列发问，说明图像对当代诠释者所可能产生的挑战 。 现代图像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 ，重要的3个方面是：①解释作品的本质内容，即帕诺夫斯基所说象征意义。②考察西方美术中的古典传统，古典母题在艺术发展中的延续和变化。③考察一个母题在形式和意义上的变化。现代图像学涉及的学科也非常众多，如形式分析、社会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等，与它们的交叉也是现代图像学的一个特点。常雷
摘要：“图像学”是现代视觉艺术研究、实践探索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理论学科，它起源于十九世纪兴起于西方的传统图像志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叶迅速发展为国际艺术史研究中具有统治地位的学科之一，已衍生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史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随着数码图像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进步，视觉艺术创作形态正发生着又一场巨大而广泛的变革，令图像艺术与现代图像学在当代的境遇异常勃兴，传统分科方式的视觉艺术形式已无法与之比拟。本文就这一历史进程做了初步的记叙和论述，旨在介绍图像学对于现代视觉艺术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并表明作者对艺术理论构架的一种全新见解。 “图像”一词主要来自西方艺术史译着，通常指image，icon，picture和它们的衍生词。
后期图像学论着中表述“图像”的常用词是image，image的几种主要词意可借以理解图像学对“图像”概念的设定：①心像、印象，指图形在观看者心中构成形象认知的心理过程。②塑像、肖像、圣像，也包含有图形程式的意义，与icon同。③映像或翻版、复制、相似的形象，表明图像的传播性能。④在心里对形象的描绘。image的衍生词用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一层地理解“图像学”的概念：imaginable指可想象到的；imaginary指假想的；imaginative指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早期“图像”的常用词是icon，iconography为图像志；iconology为图像学。icon的原意指希腊正教的圣像，所以作“图像”用的主体含义为图形程式，故多译为“谱像”，并将iconology译作“谱像学”【1】。picture的名词原意为图画、照片、电影、映像等，指图像的具体物质性存在，如picture book为图画书；picturetube指显像管；picture window指看得见风景的窗子。Picture的用法比较丰富，也有心像、形象、描写、叙述及相似形象的词意，因此常与image混用，但picture的使用常常指称具体的实际形象，停留在视觉图形的表象，而image的用法要更抽象些，多用于探索图像心理范畴的论述，而不仅仅指视觉的。

6. 数字图像处理 中数学形态学主要包括哪些研究内容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实现数学形态学算法对数字图像的处理：
步骤 1、提取图像的几何结构特征，也就是针对所要处理的图像找出相应的 几何结构模式。
步骤 2、根据步骤 1 找出的几何结构模式选合适的结构元素，这里结构元 素的选择标准择首先是要能最有效的展现该几何结构模式，其次该结构元素的形 态还应该尽量的最简。
步骤 3、为了得到比原始图像更能显着突出物体特征信息的图像，用步骤 2 选取的结构元素对目标进行相应的数学形态学变换，如果能对结构元素给予合适 的变量，则还能够定量的表示出目标的几何结构模式。
步骤 4、通过上面的三个步骤，相对于我们的处理需求，目标图像会变得更 加清晰、明了，并且更有利于我们提取出相应的图像信息。

7. 图像学的内容简介

《图像学:视觉艺术的意义与解释》共分九章。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对图像意义研究历史的引介与相关课题的陈述。第三章介绍图像学的成立根据，说明早期图像学实践者如何一步步的建立起图像的象征关系。第四章是对传统图像学的核心问题：“象征”意义与“拟人图像”的厘清。第五章开始讨论现代图像学，先以帕诺夫斯基的艺术学为论述主轴。交代了帕诺夫斯基的康德学立场，以及他的艺术学观点和图像学方法。第六章说明他影响深远的图像学阐释方法，第七章讨论当代图像学的发展和图像转向后的各种艺术议题。第八章浅谈新艺术史与图像转向后的艺术史书写与诠释问题，对图像学、图像科学和视觉文化的基本动向提出原则性的区分。第九章当赛伦停止歌唱——图像诠释的起源，企图通过两篇相当经典的卡夫卡笔记，并且随顺着柏拉图、笛卡尔、卡尔维诺到海德格尔的一系列发问，说明图像对当代诠释者所可能产生的挑战 。 现代图像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 ，重要的3个方面是：①解释作品的本质内容，即帕诺夫斯基所说象征意义。②考察西方美术中的古典传统，古典母题在艺术发展中的延续和变化。③考察一个母题在形式和意义上的变化。现代图像学涉及的学科也非常众多，如形式分析、社会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等，与它们的交叉也是现代图像学的一个特点。常雷
摘要：“图像学”是现代视觉艺术研究、实践探索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理论学科，它起源于十九世纪兴起于西方的传统图像志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叶迅速发展为国际艺术史研究中具有统治地位的学科之一，已衍生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史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随着数码图像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进步，视觉艺术创作形态正发生着又一场巨大而广泛的变革，令图像艺术与现代图像学在当代的境遇异常勃兴，传统分科方式的视觉艺术形式已无法与之比拟。本文就这一历史进程做了初步的记叙和论述，旨在介绍图像学对于现代视觉艺术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并表明作者对艺术理论构架的一种全新见解。 “图像”一词主要来自西方艺术史译着，通常指image，icon，picture和它们的衍生词。
后期图像学论着中表述“图像”的常用词是image，image的几种主要词意可借以理解图像学对“图像”概念的设定：①心像、印象，指图形在观看者心中构成形象认知的心理过程。②塑像、肖像、圣像，也包含有图形程式的意义，与icon同。③映像或翻版、复制、相似的形象，表明图像的传播性能。④在心里对形象的描绘。image的衍生词用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一层地理解“图像学”的概念：imaginable指可想象到的；imaginary指假想的；imaginative指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早期“图像”的常用词是icon，iconography为图像志；iconology为图像学。icon的原意指希腊正教的圣像，所以作“图像”用的主体含义为图形程式，故多译为“谱像”，并将iconology译作“谱像学”【1】。picture的名词原意为图画、照片、电影、映像等，指图像的具体物质性存在，如picture book为图画书；picturetube指显像管；picture window指看得见风景的窗子。Picture的用法比较丰富，也有心像、形象、描写、叙述及相似形象的词意，因此常与image混用，但picture的使用常常指称具体的实际形象，停留在视觉图形的表象，而image的用法要更抽象些，多用于探索图像心理范畴的论述，而不仅仅指视觉的。
其它一些词在相关使用中也可以统统译为图像，如tableau，representation，view，figure。tableau的原意是如画般动人的场面，延伸意即虚拟图像；representation的原意是象征、表示，指被图像表征的内涵意义；view指图景；figure的原意是数字、计算，因此它指的是图形的性质及符号特征，如三角形triangie figure；圆形cirole figure。
中国古人的治学方法是“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2】,故“图像”一词在传统文化中亦颇有渊源。“图”指图形，“像”指图形中的含义，是以“图”为媒体的形而上的文化概念。如从太极图哲学义理的认知过程中，我们可以归纳“索像于图”的递进层次：①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幅黑白对比的阴阳鱼组合图形，矛盾色交合对比的图案印象即图形存在picture；②它的基本形为圆，以S形曲线分割，这种图形判断结论即图形特征figure；③圆形、曲线均说明图形的基本象征意义为永恒的运动，这是图形的象征意义representation；④“天圆地方”的文化符号学基础使观者联想图形所代表的是“天圆”??宇宙与自然的图像比拟，即图形景象联想view或tableau；⑤太极图引发我们对传统“对立统一”哲学思想的认知和思辩过程就是image，即古人从图形中索得之“像”；⑥这个图形一旦由历史沿传构成一种程式化的图形符号，再经我们理解和熟知后，在我们的头脑中就构成了一个icon，这时无论如何复制、改写、或随意地变形表现，这个icon已不因外在形式的变动而改变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像”和“理”的区别，即“像”的意义是视觉性的，具有不可言说的特点，有它区别于文字理论的独立价值。
二
图像学源于19世纪在欧洲美术史研究领域里发展起来的图像志研究【3】，当时图像志是艺术史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它所关心的是艺术客体的主题内容以及题材背后延伸的深层喻意，从而自然减少了对艺术作品的形式和表现风格的关注，在这一点上同传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背道而驰。早期的图像志研究基本都是宗教内容的，进入20世纪后图像志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与其它学科的联系日益密切，进而发展成为一种蓄势取代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新方法：图像学。
1912年，德国的艺术史大师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在第10届国际艺术史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弗拉拉的无忧宫意大利艺术与国际占星术》，在这篇论文中他使用了新词汇“图像逻辑的”[德语ikonologisch]来昭示他准备倡导的一种新生的艺术研究方法??一种脱胎于传统图像志研究的研究艺术史、艺术学的新理论模式【4】。瓦尔堡的新方法关注的是艺术研究过程里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相互作用，他的目的是引导学者们吸收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使艺术史得以纳入文化史的整体当中。图像学创始人的最初动机是通过这种新方法突破传统美术史研究中各种学科的界限，瓦尔堡的老师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就是一个在史学研究中倡导“大文化史”的特立独行者，他主张把历史看作是一种社会心理科学，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等学科应该视同一体。这种思想上的变革一开始被喻为“侵入者”，它总是在扮演对艺术形式主义批判者角色的同时打破了各个学科之间的封锁壁垒。
二十世纪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才华的图像学研究者，如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弗里兹·扎克斯尔[Fritz Saxl]、鲁道夫·维特科夫尔[Rudolf Wittkower]、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等，这些赫赫有名的艺术史家用大量勤奋而实际的研究工作为图像学的性质做了系统的设定：即对艺术品母题的象征意义进行全面的、文化的和科学的解释。他们都曾集中在创立于汉堡的瓦尔堡研究院工作（起初为瓦尔堡图书馆），成为以图像学研究闻名于世界的“瓦尔堡学派”的核心力量【5】，这所研究院可以视为全球第一个图像学的科研机构（虽然它不只是一个艺术史的研究机构），并对当代艺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二战中研究院迁至伦敦，几乎同时也是为了躲避纳粹迫害的年轻的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从他的故乡维也纳应聘而来，负责整理瓦尔堡遗稿的工作。贡布里希已成为一位身负盛誉的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大师，他对图像学发展的突出贡献是特别努力于图像学阐释方式标准的建立，认为图像学的中心任务应该是重建艺术家本来的创作方案，以此寻至作品的本义。为了科学地解释作品的“本义”，贡布里希主张要充分研究作品主题的初始背景、环境资料、传统惯例以及作者的真实意图，这种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对已是广为流行的图像学在技术因素上提出了修正和革新的方案。
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成果标志着图像学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将图像学从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手段擢升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学术部门，不仅在实践上做出了大量的成绩，而且从理论上对图像学作了相当完备的阐述” 【6】。他也因为战争的原因从30年代开始移居美国并在那里开始了他的艺术教学工作与研究，后来长期执教于纽约大学,把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带到了美国。随着潘诺夫斯基在汉堡的许多学生移居美国后，德国传统的图像学在美国的影响日益增广，美国本土的学者在经过潘诺夫斯基的教导或与他合作后，开始致力于将潘诺夫斯基的观点、方法与其它的观点、方法加以同化和融汇的工作，向着一个更加宽广、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7】。比如维尔那·霍夫曼[Werner Hofmann]在60年代的研究中开始参照文学、哲学以及课题当时的艺术批评来证实他的阐释，并且开始试图揭示作品中富有象征意义的形式【8】。
潘诺夫斯基及其以前的图像学研究仍然以传统图像志研究为基础，因此它仍然是一项艺术史或文化史的专门学科，其课题内容也多数局限于传统艺术品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个案。在潘诺夫斯基以后的时期，发轫于传统图像学研究方法的先天缺陷开始日益凸显，其一是它对艺术创作中形式与风格问题的漠视；其二是它对现代艺术创作即艺术学、艺术理论方面现实意义的疏离。后期图像志、图像学的研究者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已不再以专门的传统图像志或图像学家的身份出现，而是挟着图像学方法的启示走向更为综合的现代艺术学研究，如潘诺夫斯基在美国训练出的学生米勒德·迈斯[Millard meiss]、弗雷德里克·哈特[Frederick Hartt]、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夏皮罗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学生们一起研究艺术问题时启用了来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更为广泛的学科术语和概念，他们所研究的课题开始更多地指向现代艺术【9】。
这种转折的发生集中于六、七十年代，显然与当时西方现代艺术的突变性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波兰杰出的艺术史家扬·比亚洛斯托基[Jan Bialostock]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常涉及哲学、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多方面问题，他在1960年出版的论文集《风格与图像志、艺术学研究》中富有创造性地将哲学方法运用于图像学研究，并且开始关注图像与风格的问题。而贡布里希的触觉敏锐度是超凡的，他在完成了《艺术与错觉》、《秩序感》这两部深入研究绘画和装饰设计艺术的宏篇力着后，在80年代又出版了《图像与眼睛》，在这部书中他的研究课题已经扩展到了图片摄影、制图与广告制作等图像的全部领域。通过贡布里希的着作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艺术学术研究系统始终是开放的，可以说从很早开始他的研究就已经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脱离了艺术史这个魔圈”【10】，进入了更富科学哲学精神的艺术学领域。
当代，图像学已构成西方艺术史研究领域中具有统治地位的一个分支【11】，其理论模式从艺术史研究转向至艺术理论、艺术实践等更为全方位的艺术学领域，从而形成一个以全新视角、全新方法科学审视当代艺术学术的新学科??“现代图像学”。贡布里希在《象征的图像》【12】这篇论文里已经展示了他超越艺术史和传统图像学的学术抱负，首次将图像与语言相比拟，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图像象征符号作为人类思想传播工具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可以看作是现代图像学的发端：经过一个多世纪图像志、图像学研究的盛况，几代杰出学者的开拓与积累，人类开始认知到了视觉图像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而这个认知形成的前提是，必须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跨越一切形式与风格的障碍，使我们得以通览全部视觉艺术与文化的含义。也唯如此，我们才不致沉迷于形式主义【13】为我们提供的一个个琐碎的历史片断中，而遗忘了视觉图像被制作的最原初的目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米歇尔[W·J·T·Michel]是当今比较活跃的现代图像学家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八十年代开始出版的几部着作《图像学：图像、文本、意识形态》、《重塑的眼光：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图像理论》都是当代非常重要的视觉文化和现代图像学论着文献。米歇尔的学术观点可以说是后现代时期视觉图像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所关心的论题早已超越了一般性的艺术现象，而开始更为深刻和具体地讨论图像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了。在《图像转向》这篇论文中米歇尔已经把“图像”的地位抬升至文化上的至高点，他紧紧抓住理查·罗蒂关于哲学史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向的理论，在“17~19世纪的哲学转向关注观念；启蒙的当代转向关注词语”【14】之后，接续为后现代的当代转向为“图像”，论述当代思想正在朝着“可视的意识形态”状态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米歇尔观点的时代背景是当代社会文化已经一致认同了“图像时代”的来临、人类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图像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体方式已从“语言文字的”转型为“图像的”。1972年出版的英国学者约翰·伯杰[John B]等五人【15】合着的《观看的方式》中开篇就谈到了“观看先于语言”这一观点【16】。他们认为在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中，“图像”读取的要优先于“语言文字”的方式。米歇尔更为超越式地谈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更重要的现实资料是“图像表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17】，而且他认为观看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优于阅读，语言文字实际上无法充分阐释视觉经验，即二者在根本能力上的不平等。因此他指出，图像学重建中的关键举措应是设法超越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使图像学“进入人类立体的基本构建之中”，而他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复兴图像学，他认为必须使“图像的理论同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地相遇”【18】。
早期传统图像学研究者对艺术形式的忽视遭受到相当范围的批评和非议，批判图像学性质的维护形式主义的批评仍然时有发言，但由于“图像时代”切实逼近的来临，“图像”已经转型为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媒体形式，与之相比那些声音显得淹没无息了。现代图像学的发展，其生命力完全在于它彻底的“开放性和综合性”，即无所不破、无所不合，“图像”是被创造出来的一种可以“任意”冲破传统学科界限并重新组构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秘钥，其学术内核，正是最具前瞻性和创造性的现代文化科学。正因为出发点是为了突破艺术形式桎梏、研究与艺术形式相对的其它问题，所以图像学者在最初使用“图像”这个词时，对图像的基本概念就是超越一般形式差异的可视作品。即它包括绘画、摄影、影视、装饰设计、建筑园林甚至行为装置等一切可视的艺术作品所表征的视觉内涵。而当代学者在使用“图像”一词时，已经更多地开始指称利用新型科技完成的影像作品，因为这些影像作品比之传统的视觉艺术品，其复制和传播的效率远超千里之距。
国内的图像学研究与图像艺术的实践探索发展状况极不平衡，图像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译论、试论过程，主要通过有限的几位研究西方美术史的学者来完成，如范景中先生【19】；或引用图像学的成果辅助其它学科的一些课题研究【20】，可以说尚未构成专门的、系统的、具备适当规模的研究体系。而图像艺术实践由于图像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图像产品市场的形成，图像艺术人才已经结成了一支可谓庞大的团队。八十年代着名摄影学家龙熹祖先生率先意识到现代图像学与图像艺术在中国推广的意义，在中央民族大学最先创办了图像学的专门科研机构和图像艺术的教育基地??中央民族大学图像研究所。龙先生所推广的“图像”，虽然立足摄影技艺、平面图片编辑与数字图像后期，但决不自拘一格，强调学生要掌握的是一种超越一般形式差异的图像意识，而不仅仅是一两项专业技术。
三
现代图像学研究的美学价值在于“图像逻辑”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各个围绕人类视觉文化的人文学科开始进行整合一体的完整性研究工作，它使艺术家开始摆脱此前那种只关注风格的孤立、狭隘的自我发展空间，有机会从更完整的文化语境条件下来关照创作行为本身。因此，“图像”这个词汇的提出本身就很有意义：与“美术”相对比，它意味着作品的要素首要是“图像的”而非“技术的”或“形式的”。图像学批判的是“形式主义”而不是“艺术形式”，因为图像学认为艺术作品的文本价值与艺术家进行创作（包括一段时期艺术流派群体的创作行为）时的真实意图是统一而密切的，那么创作本身也就不能只关注形式语言风格而忽略作品图像的审美核心。对“图像”一词概念的理解，离不开各个历史阶段对图像学的认知和运用，早期的图像指的是各类图形的传统喻意，即“谱像”；接着是贡布里希为图像增加的新观念，他认为对图像内容的研究也应包括图像作者的实际意图，当然这就不可避免地对部分艺术形式的问题也产生了兴趣；“现代图像学”的突破力度达到了一个高峰，“图像”由“艺术”转型为“文化”，这种发展植根于现代科技的发达，因此现代图像学已不再像传统图像学那样去简单地批判艺术的形式主义了。
艺术理论在最初是人们从艺术史的回顾过程中把问题秩序化、理性化的一种结果，人们怎样看待艺术史线索即“艺术史观的建设”，决定着人们将如何确定艺术理论和如何发展艺术和文化。在艺术史的整体进程中，近代以前几乎一直处在技艺决定作品优劣的时代，也就是说谁掌握制作技术，谁就获得“图像产品”市场的主动权，这是由历史上复制与传播技术长期滞后造成的。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心目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艺术品的原创技艺，而艺术家和大多数理论家最热衷于讨论的也是关于技艺的话题。人文主义文化的兴起促使艺术审美思想的多元化大发展，而初期多不能脱离具体的技艺和形式而建构，所以传统的艺术史研究思路也往往令派生的美学思想不能脱离艺术形式的约束。以中国美术的发展为例：自六朝至宋元，绘画的艺术行为主流发生了从宫廷贵族到文人的转换，但无论是贵族还是文人，其创作主体的阶级烙印都是很明显的，艺术史的发展始终都控制在对制作技艺具有垄断地位的社会群体手中，所谓“院体画”、“文人画”都是技术传播垄断的结果。而这种垄断的形成，主要原因还是复制与传播技术的滞后：粗陋与原始的复制不能完整再现艺术品的原貌；概念化的课徒套路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大师的艺术精髓。因此在那些时代艺术技术的接代延续只能局限于一定的小范围内，师徒门户成为艺术生命延续的主要形式。在复制与传播技术滞后的时代，从艺术家、收藏家到普通大众所能看到的视觉艺术品都普遍具有特征鲜明的“形式差异”，现代图像学的成功之处就是跨越了一般历史的局限，研究者所关心的审美含义是超越于艺术形式差异的美。根基于“图像”的美学思想，可以看到那些在传统艺术学术研究中所看不到的东西??许多艺术品在技艺和形式上迥异却具备着更多相同的审美因素。传统的艺术史研究也是建立在早期学院派艺术教育的需求上，研究者往往以形式差异作为研究的主线，故我们看到的传统艺术史着作往往是风格流派的演变史或艺术家的传记、编年史。而图像学关注的是艺术品所传达的完整的文化信息，即首先研究的是艺术家在当时当地的审美创作过程中的真实心理、实际目的等，因此对图像作品的复制和传播方式更感兴趣，渴望了解艺术作品的真正用途和社会意义，摸索到艺术史发展的脉络本体，并以复制、传播形态的变化作为艺术史划时代的工具。
假如将传统建立于形式差异原则的视觉艺术史重新按照“图像逻辑”来编排一部《图像艺术史》，那么它的本质将是一部视觉艺术的“传播”发展史，它的历史时期划分应以复制技术、艺术品的交流与传播形态发展为主体依据。例如宗教的传教体制在中古时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扮演着视觉艺术传媒的重要角色；而中国明清以降书籍版画的兴旺发展，也正是在城市经济繁荣的促动下市民阶层对文化消费传播需求的市场所造就的。与此同时，版画的兴起导致白描艺术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像陈老莲、任渭长这样的白描大师的作品也能随之被大量的复制，并广泛地传播到社会各阶层。这样，图像艺术史看起来倒更像是一部视觉传播领域里的文化史，它划时代的历史分野正是人类视觉传播方式的五次重大变革：①原始时期??图像程式icon的摹仿式复制、改制 例如岩画、陶器、陶俑等形制规范的仿制行为，图像在此实际已成为部落间、人群间政治、宗教、生活信息的传达工具，同时使部落政治构成了一种具体的富于感染力的形象。②陵墓艺术时期??图像架构、象征意义representation规范的集体认同与建立 这个时期（其时相当于古埃及与中国的三代至秦汉之间）并非只有陵墓丧葬艺术，而是我们只得到了陵墓艺术史的文本，因此用“陵墓艺术”来命名这个时期非常恰当。这时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奴隶主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的区分，而所谓的艺术家在这时基本上都是奴隶。陵墓图像在这时很明显是当时当地人类群体神灵观念、生死观和生活习俗的体现，它所演绎的是墓主人死后的灵界生活，因此图像架构的规范性被严格化了。因为图像在这一时期是阶级身份的象征，于是“符号”的社会意义凸显了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同一种规制的埃及墓室壁画风格可以沿传达一千多年而不变的原因。③宗教时期??图像呈现为某种特定的文化基因形态 图像在宗教传教的程序中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工具而传播至更广阔的地区，并与异类文化基因相融合。例如印度佛教美术对中国六朝隋唐时期美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爆发了中古时期人类文化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21】,这些具体事件的形成与宗教的媒介性至关重要。④城市经济发展早期??图像产品的市场开始形成 宗教时期的图像复制、传播主要仍是图像程式的摹写、或原图夹带等，并没有做到“机械复制”的完全还原，而当印刷术发明以后，图像作品开始被大规模地原版复制，其传播质量与效率发生了根本性的突进。⑤数字与信息时代??图像成为经济交流过程中的主要信息媒介 随着技术的发展，图像信息可以被完全复制，人类也掌握了在技术层面上最能再现真实的图像技术??摄影、摄像。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图像由原来的“消费性产品”转化为“视觉信息产业”的角色，图像成为一种产业、一种资本，在社会经济流通中它的价值越来越趋向信息化，图像的直接利润（如古代绘画作品的买卖）相对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完成信息传播工作后的间接商业利润。这一转化是随着艺术形态的类似转化同时发生的，艺术作品在数字化复制时代被高效、高质、低成本的无限推广，数字技术的出现令图像制作、复制与传播走上了系统产业化的道路。
四
图像的文化内涵显然也超越了传统概念中关于审美和艺术问题的界定，当然这种超越是以对一般形式美思想突破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图像和图像学方法已经作为全方面的文化和科学的研究解释工具而流行于当代学术界，如哲学、心理学、占星学、神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及民族学等。在当代美术史的研究中，图像一词已经被广泛采用，大有流行之势。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贺西林在研究汉代墓室壁画时，大量运用“图像架构”、“图像风格”等词汇。图像架构和图像风格的使用一方面是指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如构成等，同时更注重对题材内容与形式合而一体的思想、审美意识及传统文化形态的标志。例如，一幅汉代墓室壁画的构成格局和造型手段都具备着很强的时代、地域特征，其构成方式的确立和沿传并不是因为它的审美特征（形式上的），而往往是当时当地人们对灵魂、神仙的信仰观念以及完成这些壁画的一些实际目的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形式特征并不是“纯形式”的，而是与一定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
可能有许多人认为没有必要新建“图像学”这样一个学科，或者不必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推崇它在现代艺术学术中的价值与地位，原因是他们认为图像学的立论主体不过是美学、艺术理论中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一个翻版。在对某些艺术问题的讨论时，图像学者确实会遇到上述这种窘境。但传统的艺术史和艺术学研究太过注重艺术的形式差异研究，尤其是学院艺术教育形成以来，艺术家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研究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新图像作品的创造。正如贡布里希的主张，我们应该了解艺术创作的全部真相，以此作为艺术学的立论基础，而艺术创作亦决不是孤立于社会文化之外的独行者。因此，图像学正是这样一项融合艺术创作与整体社会文化于一体、并力图寻求创作全部真相的工作。不可回避的是，“图像时代”已经很真实地到来了，进入现代人头脑中的图像信息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前辈，其传播工具变革发展的速度是传统思维方式所无法想象得到的。面对这样一个巨变正在进行的时代，相信每个人都在期待着社会文化即将发生的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我们相信，文化巨变的结果意味着更多人将面临更加平等的机遇以及更富有吸引力的挑战。

8. 侦查中图像分析的四大要素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