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研究方法

Ⅰ 法律史的专业介绍

法律史专业的研究方向有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比较法律文化等。
中国法制史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内容、形式、本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历史上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制度进行阐述、分析和对比，揭示其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规律。
中国法制史是法律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重要的法学基础学科，同时又是历史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中国法制史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文明的形成、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它与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为法学基础理论等学科提供原始资料，也为各部门法学科提供理论指导。
学习中国法制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历史上的一切法治文明成果，特别是为我国现行立法提供基于历史真实的长远视角，使法律移植与比较法研究更加合乎国情，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经验和教训。
外国法制史是研究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制度的内容、形式、本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世界历史上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制度进行阐述、分析和对比，揭示其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规律。
外国法制史是法律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重要的法学基础学科，它与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为法学基础理论等学科提供原始资料，也为各部门法学科提供理论指导。学习外国法制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法治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经验和教训。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学派及代表人物的法律理论和主张，并为现实法律提供借鉴和解释的一门学科，其与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等是相邻的学科，作为法学的基础学科，形成于20世纪初期。
学界一般将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三代萌芽时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帝制时代的儒家正统时期、近代中西融合时期。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法律思想学科的研究亦向多学科领域发展，其对我们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法，认识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增加法学的学术性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Ⅱ 如何认识“中国法制史就是一部刑法史”的说法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着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着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着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着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着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着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Ⅲ 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的概念

1．中国法制史是研究中国法律的起源与历史上各种类型和各个阶段的法律制度的实质、特点、作用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的科学。它既是法学体系中的独立学科，也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同时又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

2．中国法律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法律观念、理论、学说的内容、本质、作用、特点及其产生、发展和相互斗争或相互吸收的过程与规律的科学。

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联系为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息息相通。

两者的区别为被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没有直接联系

怎样学习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体系中的独立学科，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就中国法制史的学科特点来看，它既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其内容涉及非常广泛，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法制史时要掌握以下几个方法：

第一，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分析任何法律现象时，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具体社会现实，分析其背后的历史环境，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依据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阐述和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

第二，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都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表现，因此，从阶级的角度考虑历史上各时期法制的发展变化，才能深刻认识其内在的本质。

第三，要深入研究历史，占有翔实的史料。只有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几个阶段并对大量史料进行分析鉴别，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才能概括出规律性的认识，也才能做到史论结合。

第四，要深入掌握部门法的知识，熟练将法学理论与中国历史实践相结合。有了部门法学的知识，就有利于理解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法律制度，有利于我们分析各种法制现象，也有利于我们真正做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借鉴与批判相结合，增强参与民主法制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Ⅳ 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一
阶级分析法：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
二
价值分析法：通过认知和评价社会现象的价值属性，从而揭示批判或确证一定社会价值和理想的方法
三
实证分析法：在价值中立的条件下，以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为基础来建立和检验知识性命题的各种方法的总称
。包括以下六种
1社会调查法，社会调查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社会调查方法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对有关社会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
2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在政治学领域中，它着重对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
3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可以理解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
4逻辑分析法，主要是指“语言的转向”之后出现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利用现代数理逻辑这个强有力的工具，对语言进行分析，并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
5语义分析法，语义分析法是运用语义区分量表来研究事物的意义的一种方法。
6定量分析法，定量分析法（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是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

Ⅳ 谈谈对中国法制史的认识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着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着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着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着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着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着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Ⅵ 法律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哪些

1、社会调查法
2、历史研究法
3、比较研究法
4、逻辑分析法
5、语义分析法
张文显的法理学上专门为你查的，采纳吧 ！呵呵

Ⅶ 杨鸿烈的其他信息

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史着作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1．具有世界性的法学眼光。
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的第一章中首先就写“中国法律之特点与其在世界文化的位置”。他认为中国法律绵延四千年不曾中断，在世界五大法系中能独立自成一个系统。中国法律是世界上过去数千年人类的一大部分极贵重的心力造诣的结晶，在全人类文化里实有相当的历史位置。不只是中国人应该知道，就是一般了解世界文化全体真相的人也应该加以精细研究。并列举当时英、法、德、日等国学者关于中国法律史的着作为证。同时，他又认为外国学者的着作不足以反映中国法系的全体，他“这部书就为弥补这种缺憾而作”。他还指出本书大部分篇幅是指明中国法律根据的原理显与其他法系不同。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他再次强调：“要想彻底了解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国法系的内容，最先的急务即在要懂得贯通整个中国法系的根本思想”。在《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的专着中，第一部分也是专门论述中国法系在世界法系中的位置的。杨鸿烈之前的中国法律史学者，极少有这种世界性的法学眼光的。
2.采用厂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
《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列举丁三种方法：（1）兼用“外包法制史”和“内容法制史”相结合的方法。前者叙述法律的沿革，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及法源等问题。后者叙述各种法律的性质及进化。（2）纵的研究和横的研究并用的方法。前者侧重于法律运用的研究（动的研究），后者侧重于法典内容的研究（静的研究）。（3）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相结合。前者考察法律的沿革，后者比较法律的异同。他声明该书是综合外国学者提出的几种方法而写作的，特别是参考了庞德《法律史解释》一书中所列举的要点，但写作中不拘泥于何种方法和何派的解释。
《中国法律思想史》中也列举了三种方法：（1）笃信谨守的研究法。即对历代法律及着作的原理和规则加以考证注释的方法。他认为这种研究方法的长处是精密踏实，缺点是过于拘谨。（2）穷源竟委的研究法。指问题研究和时代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问题研究法是把法律思想史的内容分为若干问题分别研究，将研究的事项划出范围，定为“大赦”、“肉刑”、“复仇”、“族诛连坐”等题目，研究每个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发展趋势，学者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研究法的长处是对各种问题能有系统的认识，方便加以评判。缺点是时代常有隔断，多不衔接之处。因此很难看出思想变化的经过情形，还有各种问题的相互关系也不易明了。所以书中采用此种研究方法时，仍用别的方法补其不足。所谓时代研究法，是将中国法律思想从古到今的历史划分为几个时期分别加以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法的长处在于能清楚明白地了解法律思想的发展变迁经过，缺点是同一时代里资料太多，对于各种问题难于详细叙述，须与问题研究法结合运用。（3）哲理的研究法。即将中国历代学者关于法律思想的论述，按其特点分为各种派别加以研究。他认为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容易说明每一学派的思想渊源、发展变化及大派里所含小派的分合，缺点是时代隔断，影响纵的连贯性。因以上三种方法互有长短，故书中酌情互用。
3．根据法律演变和法学发展的自身特点构建着作体系。
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将中国法律演变的特点结合朝代变化的情况，把中国法律从古至今演变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上古至秦为胚胎时期；西汉至明为成长时期；清至民国为欧美法系侵入时期。他对中国法律史的三期划分法，在体系上使中国法律史学科初步具有独立的品格。这种分期，今天看来仍有价值。中国法律从古至今的演变，实际上是由三次大的运动构成的。第一次是先秦的成文法运动（习惯法变为成文法的发展过程）；第二次是汉唐至明清的儒家化运动（儒家学说在法律中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第三次是清末以来的西方化运动（吸收西方法律，改造传统法律，建立中国新的法律体系的过程）。杨鸿烈虽然没有明确认识到中国法律从古至今演变的这三次大的运动，但他的三期划分法是与这三次大的运动相吻合的。他的三期划分法给我们后来者以宝贵的启示，帮助我们比较准确地认识到中国法律演变的历史趋势和主要特点。杨氏根据法律演变特点构建着作体系的三期划分法，比按朝代变异构建着作体系的分期法和按社会发展史理论分割法制历史的分期法，实在是更富有法学特色的。他的分期法和采用的研究方法，使中国法律史学初步超越了作为一般历史学的附庸的地位，为此学科逐步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现代学科奠定丁基础。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他根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特点并结合学派的变化情况，把中国法律思想史分为四个时代；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儒家独霸时代；欧美法系侵入时代。这种分期法，至今仍为中国法律史学者所称道，并为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所重视。这种分期法的学术生命力表明杨鸿烈对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特点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杨氏能达到这样的认识境界，与他在法学和史学方面的双重知识修养是分不开的。正如他在此书的结论中所说：“中国法律思想的范围牵涉得很为广大，内容的义蕴很为宏深，问题很为繁多，不是只懂法学而不熟习史事的人所能窥其究竟，也不是专攻历史不娴法学的人所能赏识或拣择其有关系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4．广泛吸收利用当时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杨鸿烈曾入清华国学院学习，受业于梁启超等名师，国学功底深厚，对中国法律史材料很熟悉。但他并不局限于引述古人史料，而是大量吸收中国近代着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书中涉及的近代着名学者有沈家本、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江庸、董康、王宠惠、王世杰、丘汉平、吴经熊等人。他对这些学者的论着和观点作了大量的引证和评述。特别是对沈家本的法学论着和法制实践的研究和评价，对近年来沈家本的研究影响很大。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述及清末的法律专家时，他评价说：“沈氏是深刻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乎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不能不推沈家本了。他是集中国法系大成的一人，且深懂大陆英美法系，能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他在引述沈家本《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后，评价说：“这文将中国法律最落后不合时宜的部分真能剀切披陈，可算是对中国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在引述沈氏《虚拟死罪改为流徒折》后，他评价说：“这是进一步要使中国旧律例的规定‘世界化’、‘一般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着作中引用的外文资料之多为今天的中国法律史学者的沦着所不及。他在书中吸收了英、美、法、德、日、俄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吸收和利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这也显示了杨氏外文功底的深厚和知识的广博，值得我们学习和尊重。
5．重视当代法律史的研究。
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当代（民国）法制史的内容占的比重最大，占全书的六分之一篇幅。其内容比唐朝、清朝的都多。杨鸿烈对民国建立以来（1912 ]929）的刑、民、商等法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进行了系统地评述。他认为：民国的刑、民法典虽能迎合新的科学的法学思想，但沿袭旧的宗法思想的成分很多，加以欧洲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法律条文在今日也不能完全适用，所以现在的立法家不能不环顾社会的情形，用深远敏锐的目光来接济这个在过渡期间变化极剧烈的中国司法界的需要。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他也注重对当代法律思想的研究。他认为：清末民初的“中国法学者已能将欧美的法律思想咀嚼消化，所以才能够拿来和本国固有的法律思想冶为一炉”。杨鸿烈对当代法律史的重视，使法律史学对现实法律的改良有了直接的干预作用，使法律史学超越了认识价值的范围，而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实践价值。

Ⅷ 陈景良的研究特色

作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的 重要代表，陈景良教授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唐宋法制研究、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中西诉讼文化比较、法律史方法论等多个领域颇多建树，尤其在宋代司法传统研究领域，更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研究特色，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改革开放后法律史学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具有无可忽视的学术地位，堪称研究宋代法律史的重量级学者。其主要学术成就有：
（一） 元代法律史研究
陈景良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首先在 《元朝民事诉讼及民事法规探微》中通过考证提出，直至元英宗至治三年二月颁布《大元通制》以来， “诉讼”才首次以类目而独立成篇，出现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离的趋势，有比较严格的诉讼制度。该观点被法学界尤其是诉讼法学界广为引用，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二）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领域
陈景良教授 1997 年主编了以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法律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当时，对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学界鲜有论及，更无系统性的专着，陈景良教授以客观的视角，对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中国法律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研究对象涵盖了中国共产党的法律思想、法学界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学者的法律思想以及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法律思想，在历史沿革上按照新民主主义法制时期、人民民主法制时期、1957 年反右扩大化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法治观基本形成时期的线索，阐述法律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昭示“现代社会必须实行法治”的主题，对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可贵的创新性探索。
（三）宋代法律史研究
陈景良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较早提出应重视两宋法制史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1998 年，他在《法学研究》发表《试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律观念》论文，关注宋代“士大夫”这样一个既饱读四书五经、俨然儒雅，又熟谙律令、工于吏事，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充满人文精神关怀的知识群体与宋代司法传统的关系。陈景良教授运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理解的社会学”方法，将“士大夫”这一对宋代司法传统具有重要影响的群体放在宋代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研究“士大夫”群体对宋代司法传统的影响，史论结合， 为宋代法律史的研究别开生面。1999 年出版的《中国法制通史 ·宋卷》 ，陈景良教授担任副主编，该书是国家“七五” 、 “八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法制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景良教授夙兴夜寐，承担了该书的主要撰稿任务，并协助总主编张晋藩教授统稿，撰稿 25 万余字。陈景良教授在书中立足于翔实的史料，融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为一体，对宋代的立法思想与立法活动等诸方面做出了精辟厚重的论述。陈景良教授的努力为该套书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套书出版后，被认为是对近一百年来法律史学研究的全面总结，堪称法律史学的世纪之作。台湾着名法律史学者黄静嘉先生曾经如此评价 ： “煌煌巨着，字字珠矶，总结历史经验，以现代社会的科学方法检讨中国固有法制传统，如此名山盛业， 当足以辉耀千古。 ” 2000年12月， 《中国法制通史》 获国家图书奖。此后，陈景良教授又相继发表了《试论宋代士大夫司法活动中的德性原则与审判艺术》 、 《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 、 《讼师、讼学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 、 《讼师与律师 ：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其意义》 、 《宋代“法官” 、 “司法”和“法理”考略》等一系列论文，对宋代司法传统以及中西法律文化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着重以现代的意识重新解读历史，于司法传统的叙事中挖掘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从而彰显了中国法律史学的活力，富有鲜明的研究特色，相关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 《律师文摘》等转载，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其相关论文被国内外多次引用，在宋代法律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四）中国法律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即法律史学的历史借鉴问题。陈景良教授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是割裂的，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传统是现代的前身，现代是传统的延续。对于法学界认为所谓法律史主要是指西方而言，中国的历史与法学无关，司法传统更是无可借鉴的观点，陈景良教授认为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误解。他更进而提出，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无论从政治上或者文化上，学界的主流主要是批判传统，学习西方，尤其是中国大陆学界，更是对自家的历史缺乏信心” ， “在有的学者眼里，中国古代司法除了专制、残酷、黑暗外，别无新意，更无可资传承的历史资源。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严重误读，更是对自家历史缺乏真实记忆的一叶障目之见” 。就中国法律史研究来说，他认为，应该注意如何以现代的意识重新解读历史，从而于司法传统的叙事中，透过历史的文本，用心灵的世界去感受中国古老的历史，从而发现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合理的法律运作机制和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为中国新世纪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的资源。法学与法，决非仅仅是保护人类物质利益的技术条款，而且还与人生的智慧相关。现代法治的工具理性不能解决人类生活的全部问题，相反中国的法文化倒是在此显得更有意义，因为中国的法不仅要解决人的生活问题，而且它还更加关注人生的意义。如宋代士人“尊重生命，重视刑狱，关爱司法”的人文精神和中国现代所努力追求的司法理念是一致的，而传统与现代在为了实现这种理念之际都在寻求着权力的制衡和司法公正的实现，这也正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视界的融合” 。陈景良教授指出，宋代的历史及司法传统虽早已化作历史的陈迹，但问题在于我们现代的人该怎样用自己的心智点燃灵感的火花，去激活那些埋在历史尘封下的记忆。
（五）法律史研究方法论问题
陈景良教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20 世纪 90 年代，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对成熟的西方法治治理成就，学者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不仅用西方法学中的名词编织着未来中国大地法治的美好理想，同时也以西方法学的知识谱系去剪裁中国的历史与传统” （ 《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 。陈景良教授认为，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需要进行反思。法学界之所以对韦伯之学说如此追捧固然首先在于其思想之深刻，而当代法学界仰慕西方法治文明、卑视甚至忽视本民族的传统的内在倾向是更为深刻的原因。面对此情此景，陈景良教授深刻道明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立足于西方，是在解决西方问题的。他们即使在作品中也有过关于中国的论断，但毕竟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所依据的史料基础难免偏颇。其论断虽不乏“隔帘望月” 之洞见 ，却并不能作为严格的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论断。陈教授指出，首先要承认中西有着不同的法律传统及表现形式， “法律作为一种人生智慧，他终究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生活问题而创立的”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民族）基于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之不同而产生对于法之概念、规范、原则之思考亦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法律智慧。但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智慧，因其指向共同的人类生活必然会有一定的共通性。在此意义上，陈景良教授深切道明中西法律传统在于 ：1. 追求法之正当性 ；2. 法并非简单权力意志之体现 ；3. 限制权力。三个方面是有着共同趋向的。至此陈景良教授重又回到其研究之主旨—宋代之司法传统中的士大夫、讼师、胥吏，指出自己的研究正是从法秩序的担当的角度去理解作为宋代法传统的继承者、维系者、执行者三个群体的社会行为与宋代司法传统的关系254的。陈景良教授不赞成韦伯基于“类型学”的视角做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法制和司法传统的千年不变的论断，也不同意其关于中国古代司法不存在逻辑推理，只有脉络化的人伦情景推理的“卡迪司法”的论断。而他之所以反对其论断的学理基础却正是“韦伯研究法律正当性及其展开过程中对各大法系之法律人的重视” 。陈景良教授提出了“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去理解中国的法律传统 ；从人生智慧的角度去追寻法文化的价值”的主张。
作为法学教育工作者，陈景良教授长期倾尽心力，教书育人，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厚积薄发，通过生动活泼、贯通古今、深入浅出地讲解，展现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宋代社会）丰富的法律智慧与法律文化，注重启迪学生心智，教导学生“从人生智慧的角度理解中国法律史” ，引导学生严肃认真地观察和思考。 “静水深流，润物无声” ，作为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为了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为了融合各家所长，使学生能够吸取各方面的学术营养，他广泛聘请国内外学术大家、名人如江平、江伟、陈光中、漆多俊、贺卫方、范忠信、林端（台湾） 、齐文远、邓正来、陈忠林等教授为研究生授课，指导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极大地开拓了学生的研究视界。在 20 多年的法学教育事业中，他培养了许多法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大多成为政法机关和高校等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或业务骨干，很多学生多年后仍对陈景良教授的教诲铭记在心，念念不忘。陈景良教授“廿年辛勤，桃李满园” ，为河南乃至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Ⅸ 如何认识法律的历史发展

法律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才到社会主义社会。

法律的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连。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约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是基于玛特的概念，传统、修辞语法、社会公平为其特色。

西元前约1760年时，在汉谟拉比的统治下，古巴比伦法成文法了，并将写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场上供众人观看；此一法典现被称为汉谟拉比法典。

但和埃及法律是由历史学家从争讼纪录中拼揍出来一样，汉谟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许的文献残留下来，且大部份都已经随着时间而流逝掉了。这些早期的法律对后世文明的影响力是很小的。

法律是一系列的规则，通常需要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体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人们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其中一种区分的方式便是分为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有些国家则会以他们的宗教法条为其法律的基础。

(9)法律史研究方法扩展阅读：

法律的作用：

1、法律的最终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群众的人身安全与利益。

2、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为人们提供某种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这样行为，从而对行为者本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它涉及的对象主要是指本人的行为。

3、法的评价功能（作用）是指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或违法及其程度，具有判断、衡量的作用，也就是说，法的评价作用涉及的是法的律他作用，即对他人的行为的评价，这是区别指引作用（涉本人的行为）和评价作用（涉他人的行为）的关键所在。

4、法的预测作用是指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事先估计到当事人双方将如何行为及行为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这里的人们应作广义的理解，即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

5、法的强制作用是指法为保障自己得以充分实现，运用国家强制力制裁、惩罚违法行为的作用，也就是说，法的强制作用只能针对违法犯罪人的行为，如果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那么法的强制作用就不能显现。

6、法的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律的实施，法律规范对人们今后的行为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诱导影响，也就是说，法的教育作用针对的是一般人的行为，例如，通过对违法行为实施法律制裁不仅对违法者本人起到警示、警戒的作用，而且也对一般人产生了教育性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法律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