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物研究的历史与方法异同

‘壹’ 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的区别，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的区别：

一、外国考古发现历史，中国考古印证历史

近代以来，欧洲列强在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在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背后，一般都有国家力量支持的考古队伍的跟进和配合。中东亚的日本亦然，日本考古队在世界各地的身影至今无处不在。他们大量译介世界各地区考古的最新成果。

这些国家在国外开展的早期考古工作因其动机不纯而对遗产所在国产生非常负面的后果，但在客观上极大地提升了世人对全球历史的认识，其发现和研究成果成为全人类进步的阶梯。

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延续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后人不断地记录着前人的事迹，这样就留下了信史，让后人了解到之前发生过的事，以作前车之鉴。在古代中国的政府部门，有专门纪录史实的官员，他们都是一样的倔脾气，认死理，不畏强权，秉笔直书。

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考古学和欧美考古学在理论和工作方法上有着一些差异。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但是事实上，考古这一项工作并不是我们国家最先出现的，而是在美国。

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逐步建立起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方法论的中国考古学体系，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科。

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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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表示古代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所观察到的共同体。

“考古”这一名词，在汉语中出现很早，如北宋时期的学者吕大临就曾着《考古图》（1092年）一书，但当时所谓“考古”，仅限于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物的搜集和整理，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含义有很大的区别。

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中国近代“考古学”一词，可能是从西文Archaeology一词翻译而来的。在17和18世纪，一般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到了19世纪，才泛指对一切古物的研究。

‘贰’ 比较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的异同

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比较研究法可以理解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
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比较研究法分成如下几类。
1.按属性的数量，可分为单向比较和综合比较。
单项比较是按事物的一种属性所作的比较。综合比较是按事物的所有(或多种)属性进行的比较，单项比较是综合比较的基础。但只有综合比较才能达到真正把握事物本质的目的。因为在科学研究中，需要对事物的多种属性加以考察，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尤其是将外部属性与内部属性一起比较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2.按时空的区别，可分为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
横向比较就是对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既定形态进行比较。如教育实验中的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比较、同一时间各国教育制度的比较等都属于横比。纵向比较即时间上的比较，就是比较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形态，从而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对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往往既要进行纵比，也要进行横比，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3.按目标的指向，可分成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
求同比较是寻求不同事物的共同点以寻求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求异比较是比较两个事物的不同属性，从而说明两个事物的不同，以发现事物发生发展的特殊性。通过对事物的“求同”、“求异”分析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4.按比较的性质，可分成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
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所以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既要把握事物的质，也要把握事物的量。这里所指的定性比较就是通过事物间的本质属性的比较来确定事物的性质。定量比较是对事物属性进行量的分析以准确地制定事物的变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各有长处，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追求两者的统一，而不能盲目追求量化，教育毕竟是一个不同于工人制造产品的活动，很多东西并非能够量化。但也不能一点数量观念都没有，而应做到心中有“数”，并让数字来讲话。
5.按比较的范围，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
认识一个事物，既可以从宏观上认识，也可以从微观上认识。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的异同点或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则是宏观比较。从微观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的异同点或基本规律进步比较，则是微观比较。

‘叁’ 文物与博物馆学 考古学有什么区别

文物与博物馆学和考古学在专业内涵和课程设置有区别。

一、专业内涵：

1、考古学是一门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主要通过发掘、鉴定、分类等复杂的工作，将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系统、完整地收集起来，即以田野实践为基础，以古代遗物为研究依据，来探讨古人的生产生活状态。

2、文物与博物馆学是一门研究文物保护和文物陈列的学科，是考古学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与考古学通过遗迹、遗物来了解历史不同，文物与博物馆学是通过对文物的收藏、管理、保护、陈列、宣教等方法来展现历史，侧重鉴定、管理和研究。

1、考古学课程设置：考古学导论、田野考古学、考古测量、考古绘图、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魏晋隋唐考古、宋元明考古、动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

2、文物与博物馆学课程设置：博物馆学概论、博物馆陈列设计、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经营管理、物质文化史、文化人类学、文物学概论、文物管理与法规、中国历史地理、古代工艺美术、民俗学、艺术史、考古学通论、文物与考古技术、文物保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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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即考究古代的学科，属于人文科学。考古学旨在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培养具备文物学、博物馆学的系统知识，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经营单位、海关、新闻出版、教育等单位从事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的博物馆学高级专门人才。

‘肆’ 历史学与文物学的联系与区别

文物学与历史学的联系

①过去研究历史，主要是根据文献资料。现在，文物考古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文物考古新发现不断提供鲜为人知的资料，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空间范围，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②现在，要研究、撰写一部历史着作，特别是古代史，没有文物考古工作提供的资料，其内容的丰富多彩程度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西周以前的历史，基本上得依据文物考古资料去研究、撰写。汉唐以后的古代文物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着各种信息。

文物学与历史学的区别

文物学研究文物，目的是究明文物自身所具有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与作用；要研究文物分类、鉴定；研究古器物、古书画、古文献、文化史迹、文物保护技术、文物管理等。而在历史学研究中，对文物本身，一般不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往往直接应用文物研究的成果。

文物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文物学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文物的内容丰富，其研究必须得到有关学科的支持和协助，或者联合攻关，才能完成研究的各项任务。对于文物学的综合研究，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进一步阐述历史问题，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因此，文物学研究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些则呈现出相互交叉的关系。

文物学研究的范围极其宽广，内容极为丰富。要做好文物研究，特别是综合研究，需要有各方面的知识，不但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相当深厚的史料基础，而且还要具有一定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地理学、方志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

‘伍’ 文物学与历史学的区别

文物作为古代人民传承下来的物品，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学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很多的老师都在运用多方资料对学生进行指导，所以文物知识与历史学专业有着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二者难舍难分。
人们提到文物一般都会想到历史，文物之所以有价值也是因为它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认清文物知识与历史学的关系有助于历史学的学生们更加用心的学习文物知识，以便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另外，现在的中学历史教学中，很多的教学内容都要引入一些历史文物资料以激起学生对历史学的兴趣，所以说文物知识与历史教学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两者的关系也正是本文所要讲述的内容，只有真正认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历史学专业的同学才能较好的学习和利用文物知识。

‘陆’ 东西方早期博物馆异同

研究方向：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人类学与文化遗产、博物馆等。
编者：博物馆的诞生最初萌发于人们的收藏意识。公元前三世纪，马其顿留驻埃及的总督托勒密·索托于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之后，也建成了当时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亚历山大博学院，其中专门存放艺术珍品的地方，便是供奉艺术之神的缪斯神庙，这里汇集了托勒密甚至亚历山大大帝连年征战中搜集和掠夺到的艺术品。这座“缪斯神庙”，就是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而博物馆一词museum就来源于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的女神muse。缪斯神庙于公元5世纪时毁于战乱。
现代博物馆形成于17世纪后期的欧洲。18世纪，英国收藏家汉斯·斯隆向英国王室捐出自己的全部八万件的藏品，于1753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面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博物馆正式迈开了现代步伐。
中国文物网：相比西方博物馆注重强调美学和人类学的呈现，中国博物馆偏重历史知识传输的这种差异如何评价和解释？
潘守永：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学术问题，事实上的确如此。但是，并不是说西方的博物馆都是很注重美学的，而我们国家博物馆重视社会历史知识。咱们国家很多科技类的博物馆基本上就是借鉴西方模式的，如新建的中国科技馆二期，完全借鉴北美的经验，似乎与西方博物馆没有太大差异。这里所指的，我想应该是社会历史或者美术类的博物馆。我们国家目前纯粹艺术类的博物馆通常是指现代艺术这个领域，而把社会历史类的和古代艺术类的混为一谈了，所以感觉上好像我们确实比较关注历史知识的传播而忽视了美学的培育。
西方博物馆诞生之初本来是供奉艺术之神的地方，艺术是他们博物馆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从学术研究方面也能看得出来，我大概统计过我们能够看到的跟博物馆相关的博士论文，从1990年到2005年差不多有五千篇，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谈博物馆的。
至于人类学，这历来是西方比较重视建设的一个基础学科。在欧美地区，人类学是研究欧美以外的文化的，过去称为“远方文化之谜”，这自然就与博物馆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当人类学家到某些地方做研究之后，就会带回一批反映当地文化的实物，这些实物除了作为人类学者所要研究的对象外，欧洲一般的民众也会对之发生浓厚的兴趣，人类学博物馆、考古学博物馆于是就出现了。在美国，还有一类与此相关的博物馆是自然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其中有人类学分馆或展览，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认识和分类中，把“远方的人们”等同于“落后的人群”，是距离自然历史比较“近”的文化，就被划分到“自然历史”的序列之中（被看作是西方社会历史的初期阶段）。如，美国纽约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容包罗万象，有关人类的部分都是西方关于“人类文明历史序列”以外的内容，这类博物馆也都是博物馆中的“庞然大物”。美国的博物馆是第一代人类学家上班的地方，如美国人类学之父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以及他的女弟子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都一直工作于纽约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米德还曾担任人类学馆的馆长。可以说，第一代人类学家参与了美国的博物馆运动，博物馆在提供了人类学工作者就业场所的同时，也培养了第二代人类学家，从第二代开始，才有了大学的人类学专业教育。英国人类学史学家斯托金（George Stocking）就认为，在1895年到1920年的这个期间，就是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由此可见欧美博物馆和人类学的渊源之深。
我国近代从严复先生翻译介绍这门学科开始，到大学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人才的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不便展开来谈。1958年以后甚至把人类学当作资产阶级学科给取消了。现在中国能够称得上人类学博物馆的不过四五家，皆与人类学学科发展迟缓以及博物馆的人类学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等密切相关。中国目前的学术体系，当然比较符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在我国，考古学被定义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在美国考古学则是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有缺失的部分。
所以，这些区别表面上看去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由内在的理论意识在作用着。基于人类学学科在中西方的不同发展位置，体现在中西方的博物馆建设中的差异也可以由此得到其中的一个合适的解释，其它的渊源亦有其继续探究之处。
中国文物网：怎样看待文物回归与文化遗产的世界共享？
潘守永：文物回归不仅仅是一个情绪问题，它同时也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相关的国际法是怎样的，在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框架下来做，等等。实际上，中国文物的流失，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重要程度上来看，近代以来也不止最近被广泛热议的这几件了。为什么今天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会会表现得这么突出？在谴责圆明园兽首交易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参与到了事件的具体交涉之中，包括外交途径的交涉，和法院的交涉等等，但我想单有这些是不够的。
2002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卢浮宫、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馆长签署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给原有国家，并声明这些藏品的收藏都是符合当地法律的。类似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优先问题这类社会或法律政策的认知，我们的国民就和流失文物收藏机构所在国似乎处在两个断层上，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国内要求文物回归的呼声一直很高，而很多文物还在海外被静静展藏的原因之一。所以情绪不能代替“技术”，情绪也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一个指南，我们理应理性地来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否则二者之间都将无法对话。
至于文化遗产的世界共享问题，我觉得和国宝回归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假如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这件文物是以非法的渠道流出的，我们当然应该追讨回来。据我所知，世界上国宝回归的成功案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上世纪60年代，北美就有这样一个归还文物的运动，就是印第安人要求北美人类学博物馆归还原来属于他们祖先的“纪念品/神圣物”运动，这个运动是和印第安人归还土地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的。那是一支居住在今加拿大境内的印第安人从美国纽约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拿回了属于他们的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腰带。这个“腰带归还事件”便成为了印第安人追索博物馆里归还他们文物的一个导火索，并获得相当的成功。此外，他们还就博物馆的工作伦理提出了要求，即博物馆在展览印第安人祖先的头骨或肢体的某些部分时，要采取一种尊重的、符合印第安文化要求的方式和态度，也取得了成功。这个追讨文物的事件不但对于文物回归有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的博物馆也敲响了警钟——你的博物馆伦理在哪里？！
中国文物网：中国博物馆会不会尝试去收藏世界各地的文物精华？
潘守永：我觉得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像杭州的世界钱币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虽然是私立的，已经非常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视野了。
通常大家会觉得我们和西方相比，通过博物馆来了解世界的窗口过于狭窄，我们的博物馆无法满足一般人了解世界的需求。深圳的世界之窗，就是以世界建筑为核心的一个缩微展示，后来发现前来参观的观众很多，甚至成为了一个旅游的热点。这就说明我们国人确实有迫切的愿望去通过国内游览的方式来了解世界。
但就古代艺术品而言，那它的总量就是那么多，而且西方博物馆已经完成了它们的整体性收藏工作。二战期间，大批的收藏家纷纷逃往美国，美国也花了一些钱从欧洲和其它国家搜集了很多早期的艺术品。这个格局在二战之后不久就已经固定下来了。最近乃至很长的一个时期之内，我们几乎不会有太多的机会能收藏到西方的古代艺术。
可是，虽说我们错过了当时收集世界文物的机会，但今天我们收集我们周边国家的物品包括艺术品还是有机会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其实不太关注我们周边的文化，比如说日本。日本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但是中国收藏了多少日本的艺术品？这方面我们非常不好意思。韩国、越南这些国家，都是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可我们的博物馆中与他们的历史文化相关的东西几乎不成系统。我们国家博物馆在收藏上的局限性，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历史条件的问题，而主要是收藏意识的问题。我们所谓的“世界文化”，通常只有希腊、罗马、埃及、英法美德，哪里有越南、朝鲜、菲律宾、新加坡等周边兄弟国家。我所知道越南有一个很不错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它收藏的民族文物工艺藏品，有22个民族单位的东西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东西一致，他们曾在纽约举办一个关于“苗族”服饰文化的展览，引起轰动。可是，咱们博物馆几乎没有太大兴趣和他们合作。
中国文物网：中国博物馆的文物是以人为本还是被高高供起？缘由是什么？
潘守永：这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博物馆条件不够，像故宫有一百多万件文物，但是能够常年展的就是那么一万多件。每年展览一万件的话，要把一百万件都拿出来展览，需要100年！好，故宫克服克服苦难，每年拿出来5万件来展览，可是往哪里去展呢？就是说我们博物馆的硬件条件、设施、设备确实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是大多数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博物馆就“保”和“用”的关系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保护优先，有人主张使用优先，有人说保护还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我认为这种争论意义不大。世界博物馆协会有专门的博物馆职业伦理和工作章程，我国作为该协会的国家成员单位，有义务履行自身职责。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必须首先做到“本分职责”，要不然就不要注册为博物馆。一般人也都反映某个博物馆把好多文物“藏”起来不给大家看（只是反映反映，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我是特别同情，对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很是认同。很多时候，这些文物被束之高阁，博物馆里面的展览冷冰冰的，不准摸，不准动，也是与博物馆本身的理念有关的。
现在强调文化共享，纳税人的意识、责任等等不断增强，我觉得公众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质询博物馆：“既然你花了纳税人的钱，那么你应该满足我们的需求。”首先，纳税人首先应当把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让博物馆知道自己的看法、需求和期待。
中国文物网：国内博物馆建设的首要困难是什么？
潘守永：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般的馆长会回答“资金短缺”，也肯定有人选择“人才匮乏”。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或泛泛而论。首先说生存，这个生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使博物馆这个单位/机构比较好地存在下去，第二个就是博物馆里工作的这些人怎么生存下去。在这方面有的博物馆其实不存在困难，有的博物馆生存得非常好，像上海博物馆、故宫等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存在这类问题的都是中小博物馆，他们确实面临着一个比较严峻的、怎么生存下去的问题。我主张一些特别小的博物馆不妨联合起来，形成类似“联合体”的形式，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挥一个群体的优势。我们博物馆的自身目标和国际上也不太一样，我们是把博物馆当作一个宣传系统下的事业单位，而国际上的博物馆则是一个文化教育的机构，甚至被看作是娱乐性质的机构。
从大的方面来讲，还是要国家重视，国家能不能从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比方说博物馆经营商店，目前获得免税政策还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做一个当代艺术展，需要不断地去报批，要到公安局去备案，增加了博物馆的工作成本。假如我们要引进一些国外的展览，涉及到政府担保问题，没有哪一级政府愿意为博物馆的这类展览做政府担保。因此，发展、建设和管理博物馆的国家、地方以及行业层面的“软环境”欠缺和不到位，是当前博物馆发展的首要困难。

‘柒’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保护历史文物的方式是什么

其实考古学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科，有很多考古专业的知识要学，与别的专业有很大的区别，我是学历史的，应该说在一般人看来，历史和考古是很相近的，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的，但这学期我们学了考古学通论，真是有一种隔行如隔山的感觉，有好多东西区别很大，也有好多东西都听不懂看不懂。 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旁听一些考古学专业的课，但最好是不要选修这些课，除非你真的是对这个特别特别感兴趣，你去听一些课可能就会感觉到考古学与你原来想象的可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北京大学 这学校的考古专业最好了，而且是你说的一本 考古学开设院校主要有 : 北京大学 吉林大学 西北大学 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 南京大学 山东大学 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 南开大学 复旦大学 山西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职业名称;考古工作者 建议你不念到博士不好找工作的。 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复原人类历史进而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 它与历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历史学注重文献资料的研究,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研究.考古学与文物学的不同在于,文物学注重文物本身的价值,即注重文物自身的鉴赏,考古学注重通过文物来研究历史,即从文物中提取历史信息以研究历史.考古学不等于鉴赏学. 考古学的基本课程有,考古学概论、通论、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和宋元明考古。除此之外，还有田野考古、文物学概论、古文字学、古代汉语、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外国考古、文化地理学、科技考古学概论、文物保护概论，有些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开一些具有地区特色的课程，如西北大学的西部民族考古，西北史前考古；山东大学的东方考古；吉林大学的边疆考古等等，考古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就学吧，一辈子都学不完，总有新的发现让人伤透脑筋。 普通高考可以报考古专业，按高考文化分录取。 考古学专业 业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考古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从事研究、教学、管理等实际工作的考古学高级专门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了解考古学的多学科交叉发展趋势和世界考古学发展概况，熟悉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博物馆学、文物学理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古代汉语、史料学、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古人类学等方面受到基本训练。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考古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方法与技能； 2．能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整理及编写考古报告； 3．掌握博物馆管理技能； 4．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5．了解国内外考古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向； 6．具有从事考古学及历史学研究的初步能力。 主干学科：历史学 主干课程： 主干学科：历史学 主要课程：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中国考古学、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教学实习安排3--5个月。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历史学学士 相近专业：历史学 世界历史 考古学 博物馆学 民族学 文物保护技术 。

‘捌’ 请问在考古学中,对于中外神话、文献、星象记录与文化遗址、文物之间的异同点对应关系,是如何处理、考证、

虽然有着看似共同的目标,但实际上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相差很远。历史学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献,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和未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短板。考古学研究的是实物,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有形的、能观测到的东西,包括遗迹、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就是绝大多数遗存本身没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说话,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产生有形的遗存,历史上的语言、哲学概念和信仰体系、重大而迅速的政治事件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形式的考古证据。站在实证史学的立场,史料的主要问题是真实性,或者说是史料的形成过程问题;而考古材料的真实性可以由严格的发掘程序来保证,更多时面临的是如何解释的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兼通两者。如果根据文献材料在复原历史中的作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历史(History)三个时代,那么:史前考古没有当时的文献材料,后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度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历史学取向的学术课题,其中考古材料是为预设的年代框架服务的,虽然不排除很多遗址的考古工作借工程的东风有了极大进展,但最根本的目的仅仅是使年表精细化。具体来说,三皇五帝仅有“史影”的价值,如果文献中没有这些符号,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的理解。任何为三皇五帝建立具体年表的做法都是荒谬的(原因详后),于考古研究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传说中大禹建立夏王朝,通常被国内学术界视为史前和历史的分界点,对这之后的研究往往刻意追求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整合,这其中的问题相当多。如有学者( 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已指出的:中国上古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途径,是将见诸后世文献的王朝编年作为考古学研究和解释的蓝本。这些研究尽管重视的文献版本不同,但作者显然都相信其中一种编年应当是正确的。这一方法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其对涉及早期王朝世系性质的某些基本问题缺乏严格的审验,而这些世系来源于口传历史而非可靠的成文编年史。……这一重建夏商世系的总体取向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混淆了编年史和口传世系间的差异。前者旨在确切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时间序列,而后者则无法得出绝对的时间框架,因为它“有意显示和传达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事件,而绝对年代则从不,也不可能是其记录中之一项”。这两类信息往往作为完整的信仰系统出现于古代文献,因为古人并不把它们看作是分隔的实体。然而, 对于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神话、传说和历史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如前所述,尽管甲骨文是中国包含一个王朝的时间序列在内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但它们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各王在位时间跨度的年谱。由于甲骨文用于记录祭祀仪礼的过程,贞人没有必要有意留下确切的各王在位的时间长度,或者这类信息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而不必加以记录。吉德炜指出,只有到了殷墟晚期,关于王年的确切记录才出现于祭祀周期,但似乎即使这时商人自己对其以前各王在位的长度也没有明确的观念。因此,商是否记录下了一个确切的商王世系且将其传给其后的王朝,还是值得怀疑的,更不必说推定的更早的夏世系了。 最早见于战国至汉代文献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 ,宗谱中的早期国王更像是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被创造、编辑和改进而来的。因此,不少文献中夏和商的王系应理解为口传的世系。尽管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商和其他同时期人群中可能有关于夏人的口头传说,夏也很可能是早于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古代中国不是惟一为远古王系所困扰的社会。 苏美尔、埃及、玛雅和许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记载来证明他们深远而感人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载源自口头传说。据Henige对许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统研究,一系列纪年上的扭曲变形可以出现在对口头传说社会的王系、宗谱和其他关于历史时间跨度推测的处理上。宗谱可以通过压缩被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被记住的只有最早的开国的几代和最近立为嫡嗣的四至六代。与此形成对比且更为普遍的是,宗谱也会被人为地延长。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对既往时间长度的夸大的描述。有充足的例证可以说明王系在时间上被扭曲的情况。例如,苏美尔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记述了到那时为止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朝的顺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继的约115个统治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王分属于不同的城市国家,其中许多是同时存在而非先后关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苏美尔的王系把本来600余年的历史时期拉长为一个超过1900年的统治期。公元前一世纪玛雅早期纪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仪式内容的日历始点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这比最早的农业群落出现于这一地区早了1000年。许多玛雅纪念碑刻铭的主要目的是赞扬统治者和他们的世系,所以一个以世系的连续性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贵族活动的悠久历史被编造出来。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国君也重写了他们的历史和信仰系统,强调他们与太阳神的神圣联系,以证明他们政治、经济、军事扩张的正当性。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政治宣传,但统治者确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去制造和操纵王系和宗谱。 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 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王室宗谱时对于这样的政治动机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实上,Henige所讨论的口传历史中许多类型的扭曲变形也见于夏商年谱,它们似乎是传说与史实、口传历史和历史记载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后代文献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确是经若干世代口口相传的真实人物。但这些王系并非王朝历史完整的记述或确切的序列,被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安排给夏商王朝的各种时间跨度,不应被当作等同于编年史的时间框架。 利用这些文献材料进行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搞清它们为何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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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中西方文化互相渗透 中外收藏家差别在哪里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新一代收藏者，他们眼界开阔，出手不凡，并且开始频繁涉足国际市场。但是受文化习惯的影响，中国收藏家选择藏品的标准和国外收藏家必定存在诸多差异，是什么观念在主宰着收藏家们的购买取向呢？ 就此问题我们对文物收藏家以及文物代理人马未都、吴悦石、石建邦进行了访谈，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收藏家与外国收藏家的收藏观念与行为模式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亲自督战”与“经纪人”制 在拍卖行里有一种很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国的收藏家一般亲自参与拍卖，而西方收藏家由经纪人代理(也叫“中介”代理)。 这是中国收藏家与西方收藏家的第一点明显区别。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经纪人制度是受鄙视的，而且中国人不太喜欢中介，大家觉得钱花得冤枉，都希望绕过中介。这是收藏中的一个弊端。因为收藏与鉴定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需要经过漫长的学习才能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收藏的技术水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美的判断；二是对价值的判断。经纪人是对以上两种判断相对比较准确的专业人士，特别是在对价值的判断时要比买家冷静得多。聘请经纪人的作用就好比打官司时，大家都需要请律师，因为律师一般比较专业。经纪人在收藏中的作用就相当于律师，他的技术水准远远高于普通收藏家。 西方的一些大收藏家为了保证藏品的品质往往找经纪人代理，甚至于出现某些大收藏家在收藏某一类藏品的时候，聘请这一类藏品的经纪人评估，从而把损失降到最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经纪人制度有所重视，但在古董收藏中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国际市场，使我们收藏质量总体上大大低于西方。 “表象”与“内在” 西方人对古玩的欣赏强调文化的表现，而中国人更加注重财富的表现力。比如中国收藏家认为黄金藏品比较贵，木质藏品一定要紫檀的才值钱等等。 西方藏品中粗略可以分工艺品和艺术品，纯艺术品主要可以分为绘画和雕塑。西方艺术品中最贵的是雕塑，但西方各国工艺品中最贵的是家具。我国最贵的工艺品是陶瓷，其次是绘画，家具最低，家具在过去古玩收藏里甚至不算是一个单独的门类。西方人认为与人类生活最相关的艺术是建筑艺术，家具是建筑艺术的延伸。中国人认为家具在艺术品中价值较低，传统观念认为家具只是一个用具而已。这些年中国家具收藏事实上是被外国收藏家带动起来的。上世纪40年代，德国人艾克写了一本《中国家具图考》。70年代有位被誉为中国文物教父的美国人安思远，在1971年写过一本《中国古代家具》。这两本书大大推动了外国人对中国古代家具的认识。 中国人更注重表象的美，喜欢明清时期外表美观、色泽艳丽的瓷器，而对于宋、元或更早至唐的瓷器欣赏不够。西方人注重更深层次、含蓄的美。对于单一颜色的东西都可以欣赏，比如对唐代的画、宋代的瓷器等等。 今天这种差异正逐渐减小，因为我们是信息社会，中西方文化之间在不停渗透，藏家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中西方审美日益趋同。 “藏”与“不藏” 与社会环境和历史沿革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的收藏基本处在一个地下状态。中国真正的收藏家一般生前不卖藏品，认为卖东西丢人。但中国有句古话叫“收藏不过三代”，这是由于后代对新的时尚热心追求，不喜欢上辈留下的东西，于是胡乱卖掉。对古玩的爱好是一种天性，天性是不会随物品流传下去的。如果许多收藏家看到自己死后，子女将其以毕生心血收集的文物挥霍掉这一点，可能会选择和西方收藏家同样的处理方法。 西方的一些大收藏家，在事业达到顶峰时，将收藏品展出和捐献，将此视为事业的成功。例如，欧洲有位收藏家，一生收藏过许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品和古玩。在一种古玩处于低潮时，他大量收集，在这件东西走俏时，全卖掉，赚一大笔钱。然后用这笔钱，再投资收藏另一冷门的艺术品。形成规模后，再卖掉，转向另一冷门。在这种商业活动中，除了造成市场价位波动和利润之外，还带动了整个古玩界，乃至社会对古玩的一种新的认识和研究。在这一点上，西方人略高一筹。 鉴赏水平总体不同 中外文化价值取向不同，造成在选择藏品时中外收藏家择物标准的不同。外国的收藏历史悠久，而且没有断层，因此外国的收藏家鉴赏水平总体高于中国收藏家。主要表现在：首先，外国收藏家更看重藏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中国的收藏家则更看重经济价值。据曾在佳士得工作过的古玩评论家石建邦介绍，外国收藏家喜欢元、明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简单，文化底蕴深厚，通常要很高的艺术修养才能够欣赏。上古三代夏、商、周的藏品外国藏家认为是最好的，而中国人通常更钟情于清代外表美观华丽的瓷器，如粉彩。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日本的收藏家对中国宋代的瓷器特别情有独钟，而与之相反，前两年佳士得推出一件宋代的官窑瓷器，估价一千万，都无人问津。现在仍有一种现象，就是清三代(康、雍、乾)瓷器价格暴涨，很多比明代最好的永乐、宣德瓷器都要贵。但实际上这也许是一种审美的误区。 其次，外国收藏家更注重专题性、系列性。外国收藏家往往在对某一系列藏品失去兴趣的时候，便将这一系列旧藏品卖出，购进新藏品。 并且，外国收藏家在收藏时会做一个完善的计划，在出售藏品时会通过包装手段把价值提升上去。而中国的收藏家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市场不稳定，收藏不成规模。据美中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吴悦石介绍，海外的收藏家收藏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典型藏品，并不十分注重藏品的价格。比如香港着名收藏家葛师科，系统收藏明代经典瓷器，他的“天民楼”藏瓷可以与国家博物馆媲美。 尽管中外收藏家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与差距，但是，这几位被访者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正在缩小。相信中国的收藏家日后也会越来越注重藏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