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1

Ⅰ 功能主义的贡献以及局限

贡献：功能主义就是要在设计中注重产品的功能性与实用性，即任何设计都必须保障产品功能及其用途的充分体现，其次才是产品的审美感觉。简而言之，功能主义就是功能至上。
弊端：1970年代，西方许多家庭已经购买了各种家用电器。这些家电具有各种功能，按照功能主义思想设计是否能够满足人们需要？不能，因为人们对家庭用品的要求很多。有的用具减轻了家务劳动负担和劳动时间，例如洗衣机。有的用品使人们的愿望变为现实，例如，卷发器，电冰箱，电熨斗，电视机。有的用品提高了家务质量，例如各类清洁剂，但是它们也引起新的生态循环问题。然而许多电器和工具，例如吸尘器，只改变了劳动形式，把“手工扫地”变为“操作机器”，既没有减轻劳动强度，又没有减少时间。工业设计逐渐从设计理论意识到了许多新问题，首先是减少时间，减轻家务劳动负担。其次，人们对“单一功能”用品不再感兴趣，而要求“系统功能”，例如组合柜，成套餐具茶具，厨房系统，组合电器，办公室系统。企业生产要求最大产出最少时间。另一方面，为了减少风险，大多数生产厂家只制造少数销路好的产品。设计主要被市场销售所左右，被预现规定好的成本、技术条件、甚至形状和颜色所限死，这样又引起滞销。换句话，功能主义设计思想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工业设计界提出设计目的应当去满足用户需要，必须有新的设计思想以创新产品概念，这样导致了使用行为的研究，从此心理学成为工业设计的思想基础。1980年代后期，动机心理学被应用到产品设计中，认知心理学被应用到计算机人机界面设计中。

Ⅱ 请高人用具体实例解释一下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比如团体，社团等等，谢谢。

新功能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股重要思潮，影响遍及欧美许多国家。
1985年亚历山大等人明确提出新功能主义
主要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柯罗米、芒奇、艾森斯塔德等
主要的代表作：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结构与意义》《行动和它的环境》《新功能主义》
亚历山大和柯罗米合着《分化理论和社会变迁》

1985年在《新功能主义》一书中对“功能主义传统”的重新解释。他认为，功能主义传统是由六个特征构成的：
（1）功能主义在描述性而非说明性的意义上提供了一种社会各部分间相互关系的途径，社会是由彼此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组成的、多元的和开放的系统；
（2）功能主义不仅关注结构而且关注行动，不仅关注行动的实践性和手段性方面，而且也关注它的表意性与目的方面
（3）功能主义关注社会整合及社会变迁的过程
（4）功能主义假定人格、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是社会结构所必需的，他们之间相互渗透的张力是产生社会变迁的根源。
（5）功能主义认为分化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
（6）功能主义强调概念化与理论化的独立性

亚历山大认为“虽然功能主义上述六个特征的每一个方面都与社会科学中其他线索相关，但没有哪一种其他的理论传统可以认同于功能主义的上述所有特征”。
因此，功能主义传统实际上比其他社会学理论传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具有成为一种成功的社会学理论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因而是当前对社会学理论进行新综合的最合适的基础，甚至是“唯一可行的基础”
另一方面，新功能主义作为一种“新”功能主义，不仅是要简单的复活老功能主义，“强调继承性和内部批判双重要素”，一方面对老功能主义的缺陷进行内部批判，另一方面在吸收60-80年代间许多新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功能主义。

亚历山大认为，在对科学的本质及其内部各因素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
（1）实证主义的解释，其关键预设是认为事实（经验）陈述可以和非事实（非经验）陈述及关于一本问题的论述相分离。因此，哲学或形而上的一般理论对于经验研究取向的社会科学不具有重要意义。真正的社会学应具有这种“科学”的自我意识。经过归纳经验观察的方法来逐级概括，最终得出一般性的理论陈述。
亚历山大认为，这种将科学研究视为单向运动的观点，必然会导致想象力的枯竭
（2）非实证方法，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只是一种非经验性的规则，专注于理论之间的分析与综合，忙于尝试将理论观点还原或合并为种种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的非经验规则
这两种理解对科学本身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他认为，科学是由多维层次构成的连续整体—从最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到较具体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再到更为经验性的假设和方法原则，最后过渡到与经验相关的假设和“事实”。
可以分成两类：一般性话语和研究项目
一般性话语包括一般性预设、意识形态取向、模式，研究项目则包括右边的部分。

亚历山大认为，科学连续体中每一层次之间在研究规则上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虽然同时彼此间还有高度密切的联系。社会学理论逻辑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些科学规则的作用及其内部相互作用。
亚历山大称这种关于科学实质的观点为“后实证主义”的观点：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同等看待。
但由于后实证主义是作为实证主义的对立立场提出来的，它实际上更为强调的是理论研究的作用。与非实证主义不同的是，对理论的强调并不导向对经验研究的忽视。
在亚历山大的观点中，每一种科学活动的模式都既独立又相互依赖，因此，理论就不能被简化为事实，因为事实被收集和解释的方式同一般性话语、一般性预设、意识形态和模型相关，上述这些指导了概念的定义、命题及法则的陈述、方法论的创建和数据的收集。理论不仅要通过事实来评价，还要通过一般性预设、意识形态立场和系统的概念来评价。

后实证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则：
（1）所有的科学资料数据都是由理论内在构成的；
（2）经验的承诺并非单独以实验证据为基础；
（3）一般理论在常态上是独断论的和水平向的，而非独断论的和垂直向的；
（4）科学概念的根本转变只有当出现了其他理论框架从而是以应付新经验时才会发生，因为理论争论是科学变化的动力之一。

在韦伯的基础上，帕森斯将行动研究引进实证主义的功能主义理论中，帕森斯试图通过这一做法将理解社会学对微观个人行动的强调与实证功能主义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强调结合起来，以克服传统功能主义只重宏观不重微观，只重社会不重个人的缺陷。
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强调行动受规范制约的一面
亚历山大汲取了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等微观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提出了更综合性的微观行动理论模式。

亚历山大提出行动总是沿着两个基本的维度进行：解释和谋划
行动不是高度规范化或机械化的过程，如符号互动论/现象学所说首先是理解性的；但行动并非只是理解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和功利性的。
解释和谋划是任何行动过程在任何时间点上都包含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不能把它们设想为两类不同的行动或者同一行动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解释又包括两种不同的过程：类型化和发明。
（1）类型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解释事物的基本方式。
（2）类型化并不是人们理解现实的唯一模式，尽管我们总是力图将遇到的每一事物都概括到我们已有的分类框架中，当真实的事物总是每每不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用现有的分类系统无法涵盖的新现象、新性质，这时就需要创造一些新的范畴或类型来标识它们，这个过程就叫“发明”/创新（invention）。

行动过程中根据最小费用原则来配置时间和能量---谋划或策略计划
谋划须以解释作为基础，而我们的策略计划过程也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或理解过程
行动不再是一种木偶式的“规范性行动”，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理性行动。它不再是简单地遵循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压力，而是积极地去寻求改变它所遭遇的环境。

Ⅲ 心理学机能主义的贡献和局限是什么

贡献;它改变了构造心理学把心理机能的的学研究局限在意识内容研究之内的情况，把心理学引向对意识机能的开放研究，其次，机能心理学对心理活动的适应价值的研究，大大促进了应用心理学的发展，最后，机能心理学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意识和行为两个方面，为心理学走向客观化奠定了基础。局限性：强调心理现象对客观环境的适应和功用，不以研究意识经验为限

Ⅳ 功能主义设计思想的局限性是什么

片面,狭隘,缺乏整体观.

Ⅳ 心理学机能主义的奉献 和局限是什么

1、广义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包括晚期机能主义思潮、芝加哥机能主义考试界和哥伦比亚机能主义考试界，代表了美国心理学的基本倾向。2、狭义机能主义心理学则专指晚期的芝加哥机能主义考试界。该考试界主张意识是连续的全体，强调心理的顺应机能，注重心理学的实践使用，并且主张把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BANNED}}心理学、差别心理学等范畴。940

Ⅵ 请解释一下 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流派。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可以说是社会学中功能主义的滥觞，借用当时盛行的生物学跟演化论观点，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强调不同的社会组织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之现象正如不同的人体器官满足不同的生理机能一般。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也深受这个19世纪以来颇具影响力的演化论启发，他所着的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也指出人类社会组织分化跟功能特殊化之间的关系，组织之间的功能互补成为社会稳定生存的重要条件。近世美国社会学家帕深思（Talcott Parsons）整合这些功能主义的观点，奠定了曾经盛极一时的结构功能论典范。 心理学解释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兴起于1890年，由于冯特的实验欠缺验证性，招致反对其主题、方法、理论的质疑声浪，进而在美国兴起功能学派(functionalism)，其主要是研究个体于适应环境时所产生的心理功能，以此为基础理念，适应和实用便成为中心思想。功能学派分别诞生自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受实用主义影响。一般而言功能学派并无主导全学派的导领型人物。然而自此之后，心理学的重心渐渐的从德国转移至美国。其相关人物有达尔文、斯宾塞、高尔顿、詹姆斯、杜威、安吉尔、霍尔、卡特尔、比奈、戈达德、贾德等。 建筑学解释 功能主义或理性主义建筑是1950年由瑞典建筑师汉斯·阿斯普隆德（Hans Asplund）命名，主要是指一种建筑形式：借由纯几何体，钢筋与玻璃，特别是借由模版显现粗犷痕迹无覆盖的“素混凝土”外观，使建筑物的材料样貌清晰可见，并从他的作品看到设计历程及建筑群组，结构的组成关系。
着名的功能主义建筑, 包括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奥林匹克体育馆, 和着名的巴黎庞比度中心。
（functionalism）在现代建筑中设计中，将实用作为美学主要内容、将功能作为建筑追求目标的一种创作思潮。芝加哥建筑师沙里文是功能主义的奠基者。提出“形式服从功能”的口号。早期功能主义的重点是解决人的生理需要，其设计方法为“由内向外”逐步完成。在功能主义发展的晚期。人的心理需要被引进建筑设计之中，建筑形式成为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
结构功能主义 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 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社会科学中的功能主义由来已久。孔德和斯宾塞在其着作中都有所论述。迪尔克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比较系统地阐述过功能主义。
现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在以往的功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称，他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形成作出了很大努力，并成为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行动系统的4个子系统（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之一。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角色，作为角色系统的集体，以及由价值观和规范构成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的结构单位。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4种功能条件：（1）适应；（2）目标达成；（3）整合；（4）潜在模式维系。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4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这些功能在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社会系统内的各亚系统之间，在社会互动中具有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而金钱、权力、影响和价值承诺则是一些交换媒介。这样的交换使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趋于均衡的，四种必要功能条件的满足可以使系统保持稳定性。
R·K·默顿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结构功能方法，提出了外显功能和潜在功能的概念，区分了正功能和负功能，并引入了功能选择的概念。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K·戴维斯、M·J·利维、N·J·斯梅尔塞等社会学家。在整个5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社会学中曾占主导地位。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结构功能主义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其中有的直接针对它的功能逻辑前提，特别是对它采用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解释方式，也即把系统各组成部分存在的原因归之
于对系统整体产生的有益后果或正功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的批评它只强调社会整合，忽视社会冲突，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变迁。 文化人类学解释 功能主义是近代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流派，它强烈主张应通过有机整体地把握文化诸要素的功能，把文化作为一个合成体来理解。其创始人是英国的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两位从功能主义立场出发的社会人类学家。功能主义派对文明社会和社会形态不同的未开化社会给予特别关注，并主张实地调查。1930年以来，这派学者进行了主要以非洲、大洋洲为对象的许多周密的调查研究，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Ⅶ 简析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分析是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大进步。像政府这样庞大的实体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其中许多都应该遵循数学方法。但这种方法在很多方面也有缺陷。定量方法
数字的确是有用的，并且还能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但是公共政策对此强调的有些过多。形式上的数学方法很容易受到指责，认为它不切实际地运用于政策和政治的领域，而且政治问题也不必像严格的数字所要求的那么理性。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应用数字，而在于它的抽象程度远远超出任何可想象的政策问题。没有人会试图将那些政策分析能起到良好效用的领域——例如有关交通问题的研究领域——与那些常常争论不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领域——如福利领域——区分开来。作为一套适用于所有领域的技术，若采用推销或强行推销的方式，实际上可能会降低该技术在本应有一定意义的领域中的运用效果。数字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发生效用的仅仅是某些政府领域。

独立的公共政策学
公共政策学自创立后出现了从其渊源的公共行政学分离出来的趋势，对于热心的研究者而言，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它已有独立的专业刊物和独立的学术会议，虽然它和公共行政有共同的渊源，却明显缺乏共同之处。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必要的。一旦这种不切实际的分离观被放弃，那么，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之间就无法划定一个明显的界限；同样，在政策和行政之间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但学科的独立产生了其他一些影响，它在官僚制组织中创立了与其他工作几乎没有共性的职业群体。在有些机构中，受过公共政策训练的人可能会出人头地，而在另外一些机构中，受过公共行政训练的人则会脱颖而出。若没有这种明显的分化，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过度强调决策
实际上，管理者根据分析过程进行决策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这也意味着对公共政策所提供的训练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那些较为深奥的技术训练方面。成功的管理者与其说是一个分析家，不如说是一个组织者；与其说是一个技术专家，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官员。政策分析并非像假定的那样通过分析可以获得唯一的最佳结果，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可能方案，每一种方案根据可接受程度有其自身的成本与收益。公共政策模式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个性。从公共管理者的角度看，可能更看重于政治的和人际关系的因素。

没有运用或运用欠缺
尽管存在大量关于政策分析和各种方法的着作，但也并没有证据表明上面提出的那些正式的方法确实已得到采用。或者说，即使它们曾被遵循，但现在没有被遵循。事实是，“许多关于公共决策的研究都是非常概括和抽象的，并远离政府的实际运作”(Lynn，1987，p．13)。除了决策之外，日常的管理活动还包括其他因素，并且公共管理者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不能适用技术分析，只有少部分才能适用”(E1more，1986)。实践中并不存在“正确无误”的决策方案，而试图发现唯一的方案则等于接受了公共行政的过时的“最佳工作方式”的思想。
在官僚制组织中，与大学中的公共政策教学大纲相反，政策分析似乎并没有通过相关的验证。当然，也有些职位是为公共政策分析人员设计的，任职者可能是受过正式政策训练的人，但也可能不是。上级不断地要求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并且要求快速组织和撰写报告。从事正式分析的人员数目不仅较少，而且正在下降，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绩效明显地得到了提高。

理性模式
在帕特和斯普林格所说的政策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明显地遵循了理性模式；但此后在政策研究的第三阶段就发生了改变。林德布罗姆对这一理性模式做了较为充分的描述(Undblom，1968，p．13)：
．面对一个既定的问题；
．理性人首先在其头脑中确定他的目的、价值或目标，继而进行分级排列或对它们加以组织；．然后列出实现其目标的所有可能的重要方法或政策；．并又调查各种备选政策所产生的所有重要的结果；．在这一阶段，他能够将每一项政策的结果与目标进行比较；．这样可以选择结果与目标最相匹配的政策。
这清楚地表明了政策的目标之所在。西蒙的着作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Simon，1957)，一个完全理性的决策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决策。个体不是做出一个完美的决策，而是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许多小的、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选择最令人满意的备选方案，避免出现不必要的不确定性，按照适当和有效的行为标准采取行动。这意味着“尽管个体是趋向理性的，但他们的理性受到有限的认知和情感能力的制约”(Lynn，1987，p．84)。
在“第三阶段”，政策分析常常警告人们不要过分依赖理性模式。例如，巴顿和萨维基(Patton and SawicU，1986，p．25)指出：
如果理性模式能够得以遵从，则许多理性决策必须进行修正，因为它们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一个理性的、逻辑的和技术上可行的政策可能因为政治体系的不接受而不能被采用。数据本身通常并不会讲话，好的思想并不总会被采纳。分析人员和决策者不断地面临着技术优越性和政治可能性之间的冲突。
此处有两个问题。首先，巴顿和萨维基模式显然类似于林德布罗姆的理性模式，尽管他们反对这样的说法。其过程中的步骤是完全理性的：根据价值利益做出决定；提出备选方案并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他们确实考虑到价值利益的最大化，正式的理性模式也是如此。是其所遵循的各种步骤的逻辑性决定了理性，而不是假定决定了理性。其次，由于被更为严密的经济学理性模式所超越，政策分析已经退化成一个空架子。公共管理方法的关键的理论基础乃是私营部门管理和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它主张与经济效益有关的利益最大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政策，这比政策分析的理性模式更深入了一步。
经济学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公共政策制定，这是正式政策分析的一部分还是属于某些独立的领域，对这一点仍有争议。假设公共政策人员来自于政治科学，它是较为独立的，并且属于一个十分不同的知识背景。

一种有缺陷的科学模式
对于政策分析所赖以立足的科学基础，人们可能存有更大的争议。当然，任何科学实践，一定要有所要遵循的科学概念。我们有理由认为，公共政策分析是建立在有缺陷的或至少是老式的科学模式基础之上的。如上所述，经验主义方法——它从政治科学中派生出来——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收集数据的技术被广泛认同，大多数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的。利用计算机软件处理数据的方法很快得到普及，并且以公共政策分析名义的所作所为使政治科学方法在政策领域中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这也意味着政策分析依赖的科学理论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科学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是相同的。
如前所述，帕特和斯普林格在其着作中曾提出第三种科学技能的概念，从中可以得到产生这一问题的线索(Putt and Springer，1989，p．24)。这就是“信息分析技能指导分析人员从经验证据中得出结论”，这个问题无论是在政策分析中，还是在作为其理论来源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中都是很关键的。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科学哲学一直都对各种数据无法得出结论的现象十分关注，这就是归纳科学固有的缺陷(Po叩er，1965)。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收集数据或抽样调查就使用归纳法，即它是基于大量收集信息就能进行推理的理念。波伯和其他人认为，这种做法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不行的，并由此推断，建立在归纳过程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也存在严重的缺陷。
尽管存在批评(例如，Deleon，1997)，近年来经济性公共政策的绝大多数成功明显使用的是演绎法，即它是基于预测理论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能够发现那些支持预测的证据，就可支持该理论。即使理论没有得到证明，它也能继续有效，因为它不能被证伪。作为归纳和演绎方法存在差异的例证，我们可以用前面提到的交通问题来考察二者的不同。在交通拥挤的问题上，归纳方法会涉及：收集有关交通条件的数据，弄清这些数据所代表的意思并且从中得出结论。演绎法或公共选择方法则会假定，存在某种人们想最大限度实现的利益；在交通问题中，这种利益可能是时间，因此就可能会作出预测：当人们试图将用于交通的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这种预测并不试图得出关于行为的解释，而只是作为假定。

非民主化
在遵循理性模式对事实进行分析并得出最佳的可能性结果时，这种方法常常是不民主的——除非解决方案正好与目标对象和更广泛的政治体系的需求相一致。而这种情况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登哈特认为，政策分析人员典型地将技术方案运用到突发事件的解决中去，并且“在此情况下，作为公共决策制定的基础，对技术的关注将取代对政治和道德的关注，从而标准化问题将转化为技术性问题”(Denhardt，198l，p．631)。因为有不愿接受技术解决方案的人参加，甚至如公路位置等小问题都很少会由技术方案决定。如果不是将那些通常是不民主的技术方案强加给人们，则应该有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干预。正如德利翁(deLeon，1997，p．100)指出的那样： “政策分析的传播者很少会因为对政府，进而对民主制度的信任的低落而灰心丧气，因为民主制度如果不是通过具体的计划，也是通过程序来实现个人偏好的。”

Ⅷ 如何用社会学功能主义评析（1）“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主张（2）现存的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公正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1929年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1961年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社会学，并协助T.W.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1年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领导人。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称，“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只是社会研究所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仅仅是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们之间的代际冲突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同辈人之间也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与弗洛姆之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至最终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诺曼（Franz Neumann）等人关于“权威国家”的法哲学理论，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总体研究计划中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据说被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兴趣有所抵牾），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库塞的激进主义哲学则完全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的理论前提等。”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着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着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人类旨趣》、《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合法性危机》、《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真理与论证》、《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兴趣》、《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后形而上学思想》等。
哈贝马斯的思想大体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
1、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
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3、后交往期（1982-1989）
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4、反思期（1990-200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科的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等。
2，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于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
3，再者是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
4，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曾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信纸，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曾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比如最近菲舍尔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哈贝马斯的着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迄今，我国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哈贝马斯着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贝马斯文集》（六卷本）、三联书店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事实与价值》、译林出版社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学林出版社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认识与兴趣》等。
不容否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存在着普遍主义、折中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贝马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特别是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比如，他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透彻分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对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历史梳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资格的确认等的严肃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
1929年6月18日生于杜塞尔多夫。
哈贝马斯成长于纳粹德国时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变得激进进来。他当过阿多尔诺的助手，在阿多尔诺（还有其他人）的影响下，认识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在海德尔堡从事哲学教学以后（1961—1964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1972年，他转入西德施塔恩贝格的麦克斯?普朗克协会。尽管他所从事的业务跟法兰克福学派是重复的，但他的思想却在一种跟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发展起来。例如，阿多尔诺认为认识和价值是没有最终的基础的，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等。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重新制订批判理论的必要性是由于20世纪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俄国革命蜕化为斯大林主义，群众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败，无产阶级群众没有革命的阶级觉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常性的瓦解——不是变成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就是沦为一种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这一切，都被哈贝马斯看作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此外，他还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许多根本的变化。国家干预在加强，市场得到维护并复原，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工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仅仅是指采取适当的手段来达到预定的目的）和官僚机构威胁着“公共领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开进行讨论这一领域），以及新型的危机倾向正威胁着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哈贝马斯发展了一种理论方针，一种可以跟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形形色色的学科进行联系的方针。截至目前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见“参考书目”①），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见“参考书目”④），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见“参考书目”②，③），对行动理论的发展（见“参考书目”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见“参考书目”⑤），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见“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①尤?哈贝马斯：《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1962年德文版。
②同上作者：《理论与实践》（1963），1974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走向合理的社会》（1968），1970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合法性的危机》（1973），1976年英文版。
⑥同上作者：《交往和社会的演变》，1976年英文版，1979年再版。
⑦同上作者：《交往的理论》，1981年德文版。
⑧大卫?赫尔德：《批判理论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1980年英文版。
⑨托马斯?麦卡锡：《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1978年英文版。
⑩约翰?汤普森和大卫?赫尔德编：《哈贝马斯——批判性的辩论》，1982年英文版。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一位批判理论家，正如胡老师所说哈贝马斯是当今世界仅存的一位传播学大师，虽然这本书不在胡老师开出的阅读书目中，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了大师的力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受益颇多，把自己的见解与大家分享：（1）怎样理解公共领域（2）《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研究对象（3）公共领域与传媒的关系（4）《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研究对象
何谓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这就是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在文化研究中属于文化政策的研究范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概念起源与奴隶制时期雅典广场的政治集会，是时自由民有权参与民主讨论，可见公共领域是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与自由对话之上，与私人领域泾渭分明。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研究对象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研究对象是自由主义模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指的是当时的咖啡馆,报纸,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 “他们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最近出版物上.随着这样的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形成了. [1]” 在这些场所人们平等交往,自由讨论,决策也依照多数原则.哈贝马斯从社会学和历史学为切入点，探讨了自由主义模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生产,发展,瓦解的历史及其社会结构，政治的功能，观念与意识形态。如在公与私的问题上，哈贝马斯认为，在私人领域人们的角色是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和朋友；在公共领域，人们的角色是公民，按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行事。哈贝马斯坚持公众是关于市民的广泛互动，“公众”只存在与公民之间的积极意见，观点和信息的交流和交往之间。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独立后，国家和社会就开始分离。在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方面，国家后退成为政治社会，只负责政治事务，将社会和文化生活交给了社会。霍尔也成谈到，18世纪的国家没有专职警察，没有常设军队。19世纪的国家不是企业的拥有者，对大学教育也没有指导权，也不负责全国的经济政策。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利机关。国家只能担保和提供公共领域的运作条件，但是不能干预。比如，它可以为传媒，为大学提供资金，却不能插手干预传媒和大学的事务。哈贝马斯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模式，它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
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这一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后半部分，哈贝马斯着重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纪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平衡，进而导致进入和控制公共领域的不平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趋向融合，从公私分明转到国家社会一体化。由于国家的干预，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消失了。
公共领域与传媒
哈贝马斯指出，国家和经济的相互融合剥夺了资产阶级私法和自由主义宪法关系的基础，而国家和私人开始对传媒进行控制，而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场合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了操纵力量的传媒抢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利的竞技场……【2】
很显然，在哈贝马斯看来，传媒的民主功能自18世纪以来是在不断下降。18世纪中，新闻业的角色是将个人意见转为公共舆论。如报纸就是一个大众可以参与自由讨论，干预政事。通过公众在报纸上的讨论和争论，传媒加快民主政治进程。然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报纸日趋被意识形态操纵，为资产阶级利益控制。同国家合谋的传媒集团，用他们的政治利益代替了大众话语，公民的民主权利，同样被损坏。公共舆论不再是话语的讨论过程，而成为传媒操纵的结果。公共领域被广告的传媒技术控制。
如果说，在哈贝马斯的理想公共领域里，社会通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对问题或产生质疑，或达成共识，那么，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显而易见加重了当代文化的不平等。市场化后，那些最大规模控制资本的国家如美国，以及集团如CNN，也最大规模控制了全球的公众舆论。第三世界发展国家发现自己很难有拥有自己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市场社会正以它独特的方式，在消灭文化的差异，通过市场，从新制造社会不平等。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局限性
(1) 进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平民，故在公民代表性方面哈贝马斯没有普遍性。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体系由一个政治经济特权集团组成的，相遇交流在小规模的报纸，沙龙和咖啡馆里，人员严格控制在资产阶级内部。这一点在影片《泰坦尼克号》中有个情节很能说明问题。杰克由于救了罗丝，被请到一等舱与富人们共进晚餐。宴罢男士悉尽去小客厅谈政治，独有身为“平民”的杰克，尽管他是救人英雄，却无法进入资产阶级的空间。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的利益被等同运公共领域的利益。
(2)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也让哈贝马斯无以适应今日公共领域的多元化。如电视作为社会文化经验，应无疑地增加公众文化和公众参与。但是哈贝马斯强调的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的公共交往”【3】，其公共领域理论基于一种人与人的讨论，亲眼目睹而且必须亲身进入，这是哈贝马斯理论分析的基础所在。然而今日相当一部分公共领域已无须当事人亲自进入，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电子信件和网上聊天，为“地球村”提供公共讨论的场所。互联网的民主性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人都可以在同时进入公共领域，同时获得相同的信息。“这种由人际传播和小群体传播构建起来的包围式的虚拟环境，基本上可以形成同步和平等的信息互动，并为受众提供了各种参与项目”【4】受众在自己创造和信息的发布过程中，不断体验新鲜与刺激。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 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1996年，第15页
【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页
【4】 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希望采纳

Ⅸ 社会学功能主义是什么

是指侧重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进行功能分析的社会学理论。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代表为美国的帕森斯、默顿等。由社会有机体论和早期功能主义发展而来，主张用功能分析方法认识和说明整个社会体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认为社会生活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社会找到了一种手段(结构)去满足人类的需要(功能)。其最重要的理论是社会均衡论。

功能主义就是要在设计中注重产品的功能性与实用性，即任何设计都必须保障产品功能及其用途的充分体现，其次才是产品的审美感觉。简而言之，功能主义就是功能至上。

(9)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1扩展阅读：

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这一观念中包含了三个要点：

第一，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一样都具有结构。一个动物由细胞、组织和器官构成；与其类似，一个社会由群体、阶级和社会设置构成。

第二，与生物有机体一样，一个社会要想得以延续就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例如，一个社会必须要有能力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得食物和自然资源，并且将它们分配给社会成员。

第三，与构成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相似，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也需要协调地发挥作用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受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影响，斯宾塞和他的追随者们都坚持任何系统都会自然地趋向均衡或稳定的观点。

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社会系统内的各亚系统之间，在社会互动中具有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而金钱、权力、影响和价值承诺则是一些交换媒介。这样的交换使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趋于均衡的，4种必要功能条件的满足可使系统保持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