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善于运用什么辩论方法

A. 孟子的论辩有什么特点

《孟子》一书中有许多可以作为座右铭的“名言”，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等。但写本文，专门探讨孟子的论辩，也就是论辩方法或技术。

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大老远的来见我，有什么高招使我的国家摆脱困境吗？

【原文：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注意：梁惠王问的是，有利于国家的策略。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谈利益呢，国王说什么可以有利于国家，大臣说怎么做可以有利于自己的家，公务员说如何做才能对自己有好处。上上下下都为了利益而奋斗，那么公务员就要琢磨大臣，大臣就要琢磨篡党夺权了。

注意：孟子是把原文中的“利”变成了私利。这是孟子论辩中的一招：偷换概念。

(1)孟子善于运用什么辩论方法扩展阅读：

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应谨守岗位。

孟子主张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统治政治，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于天下。

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置学子于优良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方能成功。孟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启发宋明理学。 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只要每人扩充善性，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都是继承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B. 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在辩论方法的特点

以羊易牛”主要说孟子善于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论辩技巧：第一段开门见山地提出“保民而王”的主张后，即通过“以羊易牛”一事的分析，说明齐宣王有推行仁政之心。在整个论辩过程中，孟子善于根据对方心理因势利导，始终掌握对话的主动权，时而旁敲侧击，时而单刀直入，时而欲擒故纵，时而咄咄逼人，表现了高超的论辩的技巧

C. 《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

孟子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善于论辩是《孟子》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其论辩艺术技巧主要有回避术、转换术，求同求、擒纵术，圈套术、包抄术，比附术、诡辩术，追问术、反诘术，铺陈术、排比术等，可谓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下面我整理了《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一起了解吧。

孟子在游说国君和与人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便采用回避术和转换术。

如着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记录的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场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齐宣王发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是要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霸主称霸的事理。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并且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对齐宣王的这一问题，孟子显然是不愿谈的，他岂能将“罪人”的罪过当功劳宣扬并让齐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该怎么办呢?孟子对曰：“仲尼之

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对方的问题，又迅速转换了话题，这就是所谓回避术和转换术。在这里，孟子是以假装不知进行回避的，所说并非实话。据《论语》所载，孔子与其弟子曾多次谈到齐桓、晋文，一则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二则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则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答子贡(均见《宪问》);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说仲尼之徒无道其事是以无传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与人谈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公孙丑下》);“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作为学者，孟子对桓、文之事岂能不知，怎么能说臣未闻之呢?这显然是假话。但是面对齐宣王出的难题，试想，倘若不说这假话，要么违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装不知，避而不谈，委婉拒绝，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聪明人也会听出其不愿谈此话题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说这一回避术还不值得特别称道的话，那么他一下子将话题由“霸道”转到“王道”，来了180度的急转弯，而且转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则无疑令人颔首称道了。这一手很厉害，因这一转，使他摆脱了不利处境，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掌握了主动权。

又如《梁惠王下》中这样一章：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

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文公“事齐”、“事楚”之问，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谋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转而谈了自己的一项建议，即凿池筑城，与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国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国。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见孟子是要对方在加强守备[2](P323)的同时，大力推行仁政，“守义而爱民”。这也是很快就将话题转入其政治主张的轨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晋天下莫强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齐、楚报仇雪耻，问“如之何则可”?孟子却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诸如此类，都是成功运用回避、转换之术的范例。

孟子不只在论辩的开端运用回避转换之术，在论辩过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王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问所谓后必有灾“可得闻与”?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开话头，由他另起话题，反问对方，再转弯摸角地引入原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善于回避和转移话题，是孟子在论辩中惯用的战术，也是聪敏善辩之人为控制局面、驾驭对方、避其锋芒 、出其不意、反客为主、转守为攻而擅长运用的一个重要招数。

如前所说，论辩跟打仗一样，用兵之道讲究有张有驰，有擒有纵，欲擒故纵，论辩亦然。孟子深谙此理，在论辩中很善于运用求同术和擒纵术。所谓“求同”，就是寻求与对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点，适当地给予肯定，以靠拢对方，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好感，为下面的辩异、反驳作准备。求同只是手段，驳异才是目的。所谓“擒纵”就是有纵有擒，先纵后擒，欲擒故纵，从而将对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都有以退为进、以屈为伸、以伏为起的特点，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将话题引入“王道”后，随之向齐宣王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并肯定他可以“保民而王”，齐宣王不知何由，于是孟子便讲述了从胡齿乞那里听到的宣王“以羊易牛”的 故事 ，说明“是心足以王矣”。从“臣闻之胡齿乞曰”可以看出，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调查了解的，这很有必要。对对方的情况有所了解，心中有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讲完故事后“不识有诸”一问，是明知故问，既是为了让对方证实，更是为了抓住对方，牵着其鼻子走。这就像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某些能言善辩者说话总是能拿住人一样。接着孟子便就“牛羊”之事进行辨析，施展其求同、擒纵之术：“是心足以王也”——一纵;“百姓皆以王为爱(吝惜、小气) 也”——一擒;“臣故知王之不忍也”——又一纵;在齐宣王作了“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的认同和辩解后，孟子又一擒——“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这下把齐宣王搞得晕头转向，无法回答，不无尴尬地笑曰：“是诚何心哉?”并无可奈何地承认“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在此情况下，孟子又来了一纵——主动解围，替其辩解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这一精彩辩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孟子的聪明，更说到了齐宣王的心上，难怪宣王非常高兴和激动地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以上论辩，孟子一拉一送，有纵有擒，但总体上还是为了求同靠拢，以纵为主。经过一这回合的谈辩，孟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使之不得不心悦诚服，甚至感激含戚，从而达到了预期目的。然而当读到下文“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时，我们又恍然大悟：上述求同靠拢，完全是欲擒故纵!原来孟子胸有成竹，精心策划、成功实施且亲自导演了这一幕求同、擒纵之戏。其战术之高超，令人不禁为之叫绝!

这样的战术的在《孟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运用。如《滕文公下》“陈仲子章”，针对匡章所谓“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之说，孟子先退后进，对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也。„„”这也是采用了求同立异、先纵后擒之辩术。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的“求同术”，完全是为驳斥异说、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服务的，与后世某些人为谋取私利讨好巴结权贵不可同日而语。其“擒纵术”也是正大而不诡谲，高明而不卑琐。这都值得我们悉心领会，认真学习。

D. 孟子如何运用破立相结合的方法确立观点

霸道，以武力征服的手段统一天下。王道，以礼义教化的方式统一天下。在本篇文章中，孟子有破有立，破立结合，竭力劝阻统治者不要实行霸道，阐述了王道这一政治主张。

这篇文章形式上是一篇记叙文，实际上是一篇政论文。它没有采用一般政论文逻辑论证方法，而是通过人物对话阐明论旨。由于通过问答形式表现论说过程，有一定的情节和戏剧性，人物性格与神情也跃然纸上，因而本篇比一般政论文更富有文学性。

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一、善于论辩

在《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善于掌握对方的心理特征及其变化，纵擒开合，灵活自如，始终将辩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表现出了善辩的卓越才能。

二、善于因事设喻

在《齐桓晋文之事》中，使用了五个比喻。这五个比喻的共同特点是：浅显明白而设想新颖，能够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类比，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切中要害，具有一种不容辩驳的力量。

三、孟子的文章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很富有鼓动性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与“义”和“道”相生发。有了这种内在的“义” 和“道”的修养，孟子的文章充满了道义和感情，形成了一种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的气势。在这篇文章中，孟子高扬以“仁义”为本的“王道”理想，反对充满血腥的“霸道”行径，这样一种高远境界自使文章生发出一种浩然正气。而文中又多使用排比反问的句式，也强化了文章的气势。

总之，孟子文章气势充沛，辞锋犀利，论辩激烈，明显反映出在百家争鸣影响下的文章特色。在《孟子》中所表现的孟子形象，既是一个傲岸不屈的儒者，也是一个口若悬河的雄辩家。

E. 《孟子 梁惠王下》中孟子用了怎样的论辩技巧

（一）孟子的论辩逻辑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2]。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有：（1）逐层推论法，又称“台阶术” 。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如《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从交友之道说起，获得齐宣王认同，登上第一级台阶；次及部门长官的政务，引齐宣王跻上第二级台阶；最后提出议论中心，使齐宣王不得不在内心赞同，虽然他口头上不愿表态，从而达到规谏国王的政治目的；（2）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3）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4）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儒家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们的言谈举止都要合乎礼节。但孟子认为不能只拘泥于礼节，而应视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例如拿饮食、婚姻的重要方面与礼节的轻微细节作比较，那么饮食、婚姻重于礼节。“男女授受不亲”虽是一条儒训，但孟子认为“嫂溺不援，是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有一个任国人对孟子的学生屋庐子说：“如果按照礼节去找吃的，便会饿死；不按照礼节去找吃的，便能得到吃的，那一定要按照礼节去行事吗？如果按照迎亲礼，便得不到妻子；如果不行迎亲礼，便会得着妻子，那一定要行迎亲礼吗？”屋庐子茫然不知所对，转而求助于孟子。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舍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与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轸兄之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轸，则不得食，则将只能之乎？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下》)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任国人的诘难，而是举出两个例子让任国人判断，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即应当根据礼节来待人处事，决不能违反礼节，任意胡作非为，干出伤天害理之事。（二）孟子的论辩语言语言是论辩的物质手段，论辩是语言的直接交锋。孟子很重视论辩的语言，他的语言是论理式逻辑语言，又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这既有利于加强论辩的说服力，又有利于增强论辩的感染力。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着特色，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3]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孟子主张性善说，把“义”看作是性善论的主要内容之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命是人所共见的，人们都能切切实实体会到它的存在和价值，能唱能跳，善行会跑。但是，“义”是个抽象的概念，无声无嗅，无形无状，普通人难于把握。为了使“义”的价值能够直观现实在人们眼前，孟子采用了譬喻说理技巧，用鱼比喻“生”，用熊掌比喻“义”，具体形象地区别出“生”和“义”价值高下不同。因此，“舍生取义”的结论就易于为人们接受和实践。（三）孟子的论辩方法方法是通达胜辩的桥梁。孟子的论辩方法是他的论辩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能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情况，采取因势利导、比较异同、利实相参、执中有权等方法，特别是“执中有权”论，可以说是孟子分析情况、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孟子认为“执中无权，亦犹执也”。孟子认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极端自私的，而“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用博爱代替自私，不利于宗法制度。所以孟子反对执着，“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赋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他运用“执中有权”法，摆脱了辩论中的两难的困境。其次，孟子经常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借以激发对方的善端，减少论辩的对抗，宣传、实现自己的主张。孟子一向主张“仁政”，他在劝告君王要实行仁政时曰：“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然后又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使君主听了心悦诚服。孟子还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力，或劳心；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此外，孟子主张王道，就要和霸道比较；主张正义之战，就要和不义之战比较；主张仕以其道，就要和仕非其道比较。比较才能分清是非、好坏、轻重、大小，这是论辩最直接的任务。（四）孟子的论辩风格 风格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如果孟子的论辩艺术没有独特的风格，就不成其为孟子的论辩艺术了。旗帜鲜明、感情强烈、文采斐然、说理痛切，这都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孟子在论辩中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观点鲜明，而且感情色彩强烈。他反对不义之战，歌颂正义之战；反对暴政，赞扬仁政；反对杨墨，推崇孔子；反对穷奢极欲的权贵，同情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孟子在论辩中长于说理，显示出他雄辩的才华。他往往能针对对方的言论，不急不迫、一步紧似一步地论说开来，最后用精辟的语言概括出自己的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谬误，确有说理痛切、发人深省、令人信服的效果。孟子常用排比、对偶等手法进行劝说。他在劝君主端正对大臣的态度时，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还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F. 在寡人之于国也中,孟子是如何运用比喻手法进行论证的

孟子是以“好辩”着称的，他善于运用各种方式进行辩论，或投其所好，或因势利导。他的文章气势磅礴，逻辑严谨，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有极大的说服力，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 一、避其锋芒，“投其所好” 孟子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治国主张的两个关键词：王道、仁政。 从五六两个自然段看，孟子提出的王道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讲到了顺应自然，而顺应自然的目的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为了生产，为了养生丧死无害。这是从物质生产方面说的。但是在第六段中他又提出来，物质富足了还不够，还应该在精神上，即教化方面进一步加强。于是，他提出了王道思想。 这些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那么孟子为什么在这里提出了王道思想呢？他在什么前提下提出这个思想的呢？在文章的2-4段中，孟子并没有在梁惠王提出自己的疑惑以后就直接摆出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设喻的方法分析疑问。孟子这样做的原因有二：其一，信奉的治国主张不一样。孟子主张仁政之道，而梁惠王喜欢打仗。这是与仁政相对的，爱发动战争我们称之为霸道。正所谓，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再者，从“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及“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两句便可看出，梁惠王是个非常自负的人。孟子如果直接提出意见来，梁惠王定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只有通过设喻分析疑_，等分析时机成熟以后，再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 二、因势利导，引君入瓮 孟子又是怎样论述，投其所好的？在文章的第二段孟子举了个例子——打仗。之所以提打仗，是因为梁惠王喜欢打仗。具体说到的是战场上的逃兵。在战场上我们都是厌恶、讨厌逃兵的，梁惠王很容易就得出相同的情感态度来了。所以举这个例子可以轻易地让梁惠王“上当”。实际上孟子举这样一个例子是在设一个圈套。文中提到，“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梁惠王不假思索地就说出自己的判断，“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说到这以后孟子应该非常高兴了，因为他是有所指的。当他说到这以后就证明他的目的就要达到了。所以下一句他说“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他是非常委婉说的，但是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他想说梁惠王什么？你的百姓不会比他多，说明你的做法不够好，跟五十步笑百步的做法是相同的。他做的“移其民”“移其粟”只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再进行一些修修补补。不会有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梁惠王治国的策略就是错误的。 当然，孟子去劝的时候语气是委婉的，循循善诱的。把梁惠王一步步引入自己设的圈套之中。 三、层层深入，气势磅礴 到了这，孟子分析出的原因就已经非常明确了，梁惠王哑口无言。这时候，孟子就能够更好地、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王道。 在第五段中，他是怎么提出王道的观点？王道应该做什么？首先，他陈述了关及民生的事——不违农时，即按时令。 这里用排比的句式？“不可胜食也”“不可胜食也”“不可胜用也”，说明东西越来越多了。那么采取什么措施能让东西越来越多啊？不违农时。只要你不去影响老百姓，你停止战争，别再影响老板姓，让老板姓安定地去生产，这样老板姓就能得到养生丧死的东西，这样就是王道的开始。孟子在这说的王道的开始，对梁惠王来说非常容易。你只要不去违背规律，就做到王道了。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问题。 那么文章下一段是说怎么继续努力才能做到王道之成的呢？依旧运用了排比句。这两个排比句所说的都是物质生产方面的东西，但是第二个物质生产，在做法上比第一个却是有所不同的。第一个只是不去违背，第二个做的比第一个更多，更主动。因此可以做到“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就达到了使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 这只是指物质生产，要进一步实现王道还要进行教化——精神层面。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也就是说，百姓生活富足了，又有教化方面的引导，这就达到了一种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局面。即天下太平，天下大治。 所以最终达到的，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就是他提出的王道。5、6两段中作者提出王道，描绘了一种非常让人神往的，由王道带来的繁荣景象。这就说中了梁惠王的心。 到了第七段孟子谈到了“奢侈”。王道可使百姓富足了，但这百姓富足吗？不但不富足而且“途有饿殍”。这段说的就是与王道相对而言的暴政！是暴政所带来的恶果！所以，如果说56两段是从正面来论证的话，那么这一段就是从反面来对比论证。 通过567三段我们看到，作者是从王道之始入手，然后谈到再积极主动做一些事，一直到实行精神教化，逐步地达到王道的繁盛局面。可以说是层层深入，气势磅礴。这一思路很好地体现了孟子雄辩的魅力。 结束语：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了解到了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感受到了他卓越的论辩能力。孟子的思想是伟大的，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应该坚持着去读《孟子》，更深入地去读《孟子》，从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无尽的精神给养，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澄清，更丰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精彩而厚重。 来源：高考·下

G. 善于采用“欲擒故纵”论辩手法的作家是

善于采用“欲擒故纵”论辩手法的作家是是孟子。孟子的《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

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

(7)孟子善于运用什么辩论方法扩展阅读

孟子的哲学思想：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

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

H. 孟子在论辩时有何特点

孟子在论辩时，一方面善于采取层层追问、步步进逼的方法，使对方无法躲避，理屈词穷；同时也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和充满爱憎的感情，从而富于强烈的文学色彩。

《孟子》中还有一类单纯发表议论的较长的篇章，虽然没有标题，但它足围绕着一个中心的问题作较详论述的，实际上已接近于较完整的议论文。如《告子上》的《鱼，我所欲也》章，就是着名的代表。

I. 孟子为什么好辩

孟子在先秦诸子之中素以“善辩”着称，其门人公都子曾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其好辩善辩，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的个性特点，反映在文章里，就不仅仅是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和感染力了。笔者就其论辩的主要特色，现援例以抒管见。
如果说把孔子比作一位老者，他用温和的语言教导我们该如何做人，如何处世。那么孟子便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用有力度的语言教导国君如何成为明主。孔子重在成仁，孟子中在取义。
但孟子的取义却并非一味地说教。伴君如伴虎。如何驯虎，让凶猛的老虎听话？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技巧的差事。孟子的善辩流传很久了 ，为何世人会称道？
孟子善辩中在善于用譬喻。孟子的譬喻取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所喜欢的具体的是事物。如用禾苗与雨露来说明百姓与君子的恩惠之间的关系，形象易懂。在说明人们做事经常以“不能”为借口代替“不为”。正如用“月攘鸡”取代“日攘鸡”而已。
孟子善辩重在对比。既有双向的对比，如《王何必曰利》中由怀利------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与怀义-------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做对比。还有单边对比的 。如得民心----得民—得天下与失民心---失民---失天下。
孟子的善辩中在善于偷换概念。孟子在《民为贵》中从行为角度吧桀和纣定位为独夫，像这样的残暴的独夫任何人都可以除之而后快。这样就解了齐王给下的弑君的套了。在一般人眼中对桀和纣的定位是从身份上定位暴君的，而汤和武王是他们的臣子，在儒家传统思想中，臣是不能杀君的，无论此君是残暴还是仁慈。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孟子的偷换之下却变成了正义之举了.
孟子的善辩还非常善于逻辑推理。孟子文章的核心是王道，但王道的核心是以民为本，而以民为本的核心又是民以食为天，而食的核心又是制恒产。所以王要对得天下，即要得民，要得民就要得民心，要得民心的具体手段可以包括助民生产，与民同乐等等手段。
孟子善辩的这些技巧再配上他强烈的感情，充沛的气势，灵活的论证手法。使得它的论证散文或如疾风骤雨般快捷或如清汤白水般流畅，韵味绵长，非常有意思。
一、论辩机智灵活
孟子论辩中的机智灵活，主要体现在他善于巧设机关，诱敌上钩，善于欲擒故纵，借题发挥上。
例：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梁惠王章句上·齐桓晋文之事》。
⑵孟子谓齐宣王：“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梁惠王章句下·孟子谓齐宣王》）
⑶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梁惠王章句下·庄暴见孟子》）
例（1），一心效法齐桓公、晋文公的齐宣王，一开口就向宣扬“仁政”的孟子讨“霸天下之术”，可见话不投机。孟子此时若顺王意，必曲己意，如违王意，必废此行。但孟子不急不躁，闲暇从容，他巧转话锋，避异求同，以“孔子的学生没有说过齐桓晋文之事，我也没听说过”斩断齐王问霸之念，继以“如果你要我说的话，我讲讲用‘王道’统一天下”为诱饵，钓齐王上钩。而齐王旨在统一天下，当然除“霸天下”之道外，其他能“王天下”之计，也是不妨一听的，于是，就让孟子执耳牵鼻，大谈起“仁政”来。此例足显孟子善诱之智，从全章看也并非孟子“仁政”主张的胜利，而实在是因他善辩的智慧才使宣王心悦诚服的。
例⑵，显现了孟子论辩中善设埋伏欲擒故纵之智，孟子这次见齐王，意在责其“不行仁政，丧失民心。”试想，客居之臣，若直接诘问万乘之主，他能接受得了？机敏的孟子却从“对失信的朋友，对失职的官吏”怎么处置问起，让齐王说出“与他断交”，“撤掉他”的话之后，猛然提出了“假若一个国家治理不好应怎么办”的问题，齐王就是清楚了孟子的目的，然欲辩无辞了，所以直窘得左右张望岔开话题了，这真是问者有心巧设伏，答者无意自结网，这结果是齐宣王始科不及的。
例⑶，孟子为游说齐王，劝其“行仁政”，“与民同乐”，采用了“借题发挥暗渡陈仓”之计。其始齐王听孟子问“乐”，真是“闻乐色变”，十分担心出丑。孟子把握了齐王这一心理，用“如果大王喜欢音乐，那么齐国就差不多治理好了，其实当今的音乐也就好似古代的音乐”来解除齐王疑虑，甚至还使齐王产生了点侥幸和得意，在此基础上，孟子偷梁换柱，一步步把纯音乐之“乐”与治国之“礼乐”混为一谈，并诱出了齐王独乐“不若与众”之语，从而达到了向齐王宣扬“与民同乐”的目的。这一回合齐王更是输得莫名其妙了。
例⑶，孟子为游说齐王，劝其“行仁政”，“与民同乐”，采用了“借题发挥暗渡陈仓”之计。其始齐王听孟子问“乐”，真是“闻乐色变”，十分担心出丑。孟子把握了齐王这一心理，用“如果大王喜欢音乐，那么齐国就差不多治理好了，其实当今的音乐也就好似古代的音乐”来解除齐王疑虑，甚至还使齐王产生了点侥幸和得意，在此基础上，孟子偷梁换柱，一步步把纯音乐之“乐”与治国之“礼乐”混为一谈，并诱出了齐王独乐“不若与众”之语，从而达到了向齐王宣扬“与民同乐”的目的。这一回合齐王更是输得莫名其妙了。
二、气势咄咄逼人
孟子论辩除了机智之外，字里行间总洋溢着一种倔傲不贰，势不可遏的逼人之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言：“文者气之所形；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塞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这话虽说得过于抽象，但却说明了孟子行文气势凌人，尖锐犀利，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恣行无阻的特点。
例⑷景子曰：“……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公孙丑章句下·孟子将朝》）
例⑷所记是孟子本打算朝见齐王，当听说齐王准备拜见他却推有小病而未至，后又让使臣召孟子朝见，孟子就推病，回避使臣和太医，朋友责怪孟子失礼，孟子和朋友的一段对话。当景子指责孟子“闻王命而遂不果”“与礼若不象似然”时，孟子闻言，似乎就上了火气，引经据典，理直气壮陈辞：“他有财富，我有仁，他有爵位，我有义，我为什么觉得比他少了什么呢？”“辅助君主治理百姓自然是德为上，他哪能仅凭爵位来轻视我的年龄和道德呢？”这些话铮铮有声，字字珠玑，不仅表现了一个“不召之臣”的凛凛气节，显示出一个傲然儒者的尊严，而且论议的气势也给对方欲辩不容之感。
孟子文章的气势逼人还显示在行文利落通俗流畅上，文中多用短句，偶有长句，段落分明，节奏铿锵，顿挫跌宕。如例⑷中“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再如脍炙人口的《鱼我所欲也章》《天时不如地利章》，读来无不给人一种酣畅淋漓，如水决堤，浩浩荡荡，所向披靡的雄肆之美，难怪后人提到孟子散文总要说它以气取胜。
三、说理善用譬喻
汉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有九十三章总共使用譬喻一百五十九种。有时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再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也一连用好几个比喻，既有生动的直观性，又能够揭露事物的本质。用“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来突出齐宣王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同样是力能做到而不去做，“不为也，非不能也。”“挟泰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也是形象的对比出前者是绝对做不到的，而后者不过是举手之劳。这样，“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就异常鲜明突出了。“天下可运于掌”这个比喻也是具体而形象的。“缘木求鱼”的比喻，和孟子其他许多比喻一样,已成为成语，孟子用它来告诫宣王以区区之齐，要战胜力量八倍于齐的各诸侯国，和“缘木求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多么异想天开荒唐可笑的事，所以要安国定本统一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民”，推行“仁政”。
孟子取譬除了运用文辞简约的比喻之外，还选用完整的小故事和经典的寓言来塑造形象点题明理。前者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后者最精彩的当数《离娄》中的一段：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间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人与立谈者，卒之东郭番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人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一则完整的寓言故事，它最后点明所讽刺是当时“求富贵利达者”，但它不抽象说理，而是将所阐发之理通过故事具体化。文字虽短，但情节有变化，人物有性格，达到寓理于形，形理并盛的境界。故事中的齐人势利卑鄙，虚伪造作，外表的庄严自足与内心的委琐肮脏形成强烈反差，达到美学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锐的讽刺目的。特别到最后，把批判的锋芒直指那些不择手段，谋求富贵的“齐人”型的士大夫，使文章蕴意更加深刻，更具普遍意义。
孟子散文对后世影响深远，它重感性和理性的结合，既主张以文载道又重视文学美感，因而《孟子》不仅是一部哲学着作，也是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散文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