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方法古文

1. 古文字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有何贡献

中国的象形文字最大的优点就是：
语言特别是发音会随着时代变化的，这样拼音文字就很难保存下来，即使保存下来也很难认读。而象形文字最大的优点就是容易流传，既是是上商甲骨文也容易破译。

补充一点你们老师没教给你的：
古文字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有贡献，不过中国的象形文字对历史发展也起过极大的阻碍作用。
在印刷技术不太发达的17、18世纪，由于西方拼音文字更容易排版印刷（才二十多个子母），而且拼音文字对于母语初学者很容易掌握，造就了西方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民主革命的教育、文化、信息基础，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怎样研究历史

学习历史是为了牢记过去，研究历史是为了珍惜现在和展望未来。
唐太宗李世民说的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的永续，祖先用丹青墨笔记载下了宝贵的信史资源，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深刻体会中华民族是如何从黄河岸边的一个部落历经沧桑，饱经磨难，坚韧不拔，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
会增强自己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一份情感。
学习历史会在心底记录下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重要往事，因为历史会带我们走进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体会发展与进步的艰难，感受文明与野蛮的抗争，回味辉煌与落后的反差，见证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结出的文明硕果。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懂得辨别人的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善政与恶政，轻轻触摸古人的精神世界，与古人进行对话，遥想远去的风烟往事。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从沉痛中得到坚强，让中华民族懂得如何更好的保卫自己，在历史的‘凤凰涅槃’后得到发展，在灿烂的辉煌中增强民族自豪,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翻阅历史的演进过程会让目光变得深邃，远大，思维变得跳跃而丰富，个人的品味和修养得到提升，这都是学习历史带给个人的好处。

仅仅学习历史不是最终目的，如果能够通过学习的基础再去思考和研究历史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作为非历史专业人士我们该如何研究历史呢？

简要谈点个人心得；
一；首先必须尊重历史；
这是研究历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历史是国家圣器，是中华民族的人生历程，是中国的国家尊严，是民族的体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国历史，像安抚和关心亲人一般地爱护她是对喜爱中国历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网络现实却很遗憾，总有那么一些人夹带着浓厚的偏见，情绪和性格化来’咒骂研究’历史，并且‘振振有‘义正词严’，只要他们一开口侮辱，谩骂，抨击，羞辱，诋毁中国历史，王朝，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语就源源不绝而来，比如有人辱骂宋朝是‘怂朝’，清朝是‘螨清’，汉族是’绵羊，软蛋，怂汉‘，更甚者辱骂‘靖康之耻’时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鸡’，听到这样残忍无情的言语，血都要喷出来。在中国古代皇权和皇族就是国家的象征，就是华夏民族的象征。我们的祖先都曾经无怨无悔地为王朝，为国家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抛下一颗头颅，祖先用生命捍卫国家尊严，守护民族自尊。这些辱骂中国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国家情感何在?对得起那些流血牺牲的祖先吗？
中国王朝政权在后人眼里永远是一个静态存在，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功过是非，大恶大善都融化进了中国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成为中华民族人生的一部份。
没有尊重的心态就不要说研究什么历史，最好的选择是连历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偿失。

二；客观，公正的立场研究历史；在用心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研究历史问题的最佳利器，因为历史是过往，曾经的事件，人物，政策，作为等一切都是过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过善恶都成过去，所以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点必须放置在历史的天平，重点考察对历史的影响，其次是把研究对象放置在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影响，以历史影响高于当时影响为决定标准。
而研究对象往往又具有复杂的两面性，一正一反，一荣一辱，一功一过，一善一恶，因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来判定，而是结合历史行为综合比较，权衡之后，最后得出结论，是功大于过，或是过大于功。
比如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应该是功在千秋，罪在当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基中国本部版图，统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权，完善郡县制，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巨大贡献。
罪在当代；‘焚书坑儒’毁灭先秦时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时也是罪在千秋]，严刑酷法，耗尽国力民力修建阿房宫和秦始皇陵，不重视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民心，给当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
站在后人角度和立场一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秦始皇功大于过。

三；用串联的思维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非常忌讳那种仅以一点，一事，一言，一行确定历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维’。应该把某人，某事用历史串联起来进行比较，区分和判断。
比如网友攻击汉武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是错误的决策，而应该延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国策，这就是典型的孤立看待历史问题，缺乏对历史的综合考量。
思考视角要放置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较。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大战乱时代的独特历史产物，是百家各展所长，激烈角逐政治统治思想的产物，从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代已经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争鸣的状态依然继续延续，历史上就不会出现秦始皇统一了，也不会有汉朝的诞生了，汉族也不会出现了。自秦孝公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变法’开始，法家成为秦国的绝对主导
政治思想，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率先走上封建社会制度的国家体制，实现富国强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国家大一统后，社会本应由大乱走向大治，与民修养，爱惜民力，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建立社会秩序，建立人文伦理观念的最好时机，但法家却反其道而行，逆社会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动。

法家首开中国历史文字狱，‘焚书坑儒’，毁灭先秦以来大量中华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恶论’和‘法，权，术，势’作为治国理念，而严刑酷法，徭役深重给百姓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农民起义，秦国经历30年就灭亡。
法家岂能赢得当时民心？
岂能在当时社会潮流前站稳统治脚跟？
法家自此成为辅助儒家，区居第二的统治理念，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汉初70多年一直执行‘黄老之学’的观念治理国家，道家清静无为，讲究无为而治，重视休养生息，爱惜民离，恢复生产，增加人口，这是道家治国思想的优点。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国境界。
道家之长在哲学，而不在政治观念，‘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脱境界是和‘大一统’理念背道而驰的。汉初政治面临重大问题，国家统一和行政管理面对破坏，郡县制面临严峻挑战，国家面临再次分裂的危险。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期的淮南国之乱就是明证，刘嚊和刘安就是‘黄老之学’的忠实信徒。再次；墨家
后人看来，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确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却问题多多，兼爱，非攻，选君，选贤。什么意思？兼爱，就是无条件的爱，非攻，就是不打战，反对战争，这和不拘手段的统一主张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观’，假如墨家成为治国理念，中国可能就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了，墨家主张‘天选君’，即天子通过天选举确立，这种主张是直接和皇权对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里最早消亡的。

最后研究儒家，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纲领，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观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修身观，教育人的最高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契合了当时社会需要安定和统治者治国的实际需要，由春秋战国经秦，汉初延续几百年大乱的彻底结束，大乱走向大治儒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思想的确立给完成文化，疆域，社会，民族等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在大一统理念的指导下汉族诞生了。汉族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从学习历史到研究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出，历史带来的最大作用；
一；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续性，任何历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静态的眼光去看待，认为是想当然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经过漫长的不断演变，运动，角逐和转化最后才成为必然的结果。
二；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影响一直延续至现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国情’，即使在西方价值观念不断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来事物，无论是先进或落后，首先都必须面临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考验。
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展望未来。

3. 如何研究中国通史

此为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笔记。买钱穆的这本书，主要是看看倒底怎么样去研究历史。比如我如果要为很喜欢的某历史人物写传记，我应该怎么去搜集资料。以前读历史总是随兴所至，从不做深入思考。而且我几乎不读原版的古文史书。所以对历史只能说徒有兴趣，而缺乏自己的见解和具体的框架。

钱穆的这本书是演讲集，讲了很多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但是过于抽象和概括化。因此要从操作层面上来具体学习，恐怕是痴心妄想。也许应该略有感悟之后，老老实实读一些史书之后，再来读他的这本演讲集，才能有更深的体悟。

钱穆讲历史有三个特征:变异性，特殊性，传统性。变异性很重要，正因为有变异，才有不同之处，才值得书写，才成为历史。正如人若无变，每日都是碌碌而过，波澜不惊，这样的人生哪有精彩，哪能成为历史呢?我喜欢的历史也恰是大分裂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三国时代。这些历史都是风云剧变，英雄辈出。其间，谋略，军事，个人成败，国家兴衰，都精彩无比。但这样的偏好是如何产生的呢?可能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处时代相对平庸的缘故。但这种偏好可能会随着我对现实社会和历史理解得更深入时会有所改变。其二，特殊性。正因为有特殊，所以每段历史会吸引不同的人去关注和研究，比如有人喜欢汉唐气象，有人喜欢魏晋风度，有人喜欢晚明风云叠起。但关注变异性和特殊性，不能忘了传统性，忘了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和大动向。钱穆认为中国史的趋势，是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所谓分久必合。但这个结论的含意不多，仅仅只是一个简单事实陈述而已。中国史内在变迁的路径是什么，还没有看到有人能给出答案。

钱穆讲到研究历史的三个方法:由上而下，自下溯上，依兴趣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在这三种方法中，我感兴趣的是第三种。钱穆说: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但难点在于搜集史料和阅读史料。

钱穆又提出先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研究某一断代史，然后回过来再治通史，接着再研究一部新的断代史，如此循回往返，则终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大全。思路不错，但操作难度太大。就算真有人想这样去做，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个宏伟目标，达到大而化之的境界。我认为可将目标降低。每一断代史都研究到，几乎绝无可能。因此上述方法循环两三次足矣。最后达到的境界是对通史粗略了解，对某一部或几部断代史则了如指掌。也就成为断代史专家而不是通史专家。

最后，钱穆也主张新人写旧史，以实现历史古为今用的作用。并举出资治通鉴作为例子。在各断代史都有的情况下，仍产生了这样的编年体历史巨着。而钱穆自己本人也曾写有《国史大纲》一书。我所知道的还有台湾的柏杨也是重写了资治通鉴。钱穆所提出的新人写旧史的主张，有其现实意义。但在今天这种快节奏的时代，来完成这种工作，不但找不到合适的人，也没有读者。没有人接受，就不能传世，也没什么价值。因此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也没有必要。理想的着作就是结合现实写的历史学术性着作。比如万历十五年。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就够了。

4. 朱希祖的史学研究

民国初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是国内成立最早的史学专业。它为史学的发展、史学成为近代化意义的科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沈兼士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中说：“民初蔡元培长北大，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大重视，凡学生考不上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但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注：《经世日报·读书周刊》1946年8月14日）。顾颉刚也盛赞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成绩，说：“国立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比较办得理想……北京大学一向就保持着文、史、哲三门学科特别有成绩的优良传统”（注：《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文化先锋》第6卷16期，1947年）。
朱希祖任系主任时，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注重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罗香林在《朱逖先先生行述》中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注：《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合刊，1945年）。为了贯彻这一思想，朱希祖在史学系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宪法、经济学之类视为史学的基本学科，并规定为史学系的必修课。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课也被定为必修课。这类课程有：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名着评论、欧美史学史等。由于对原始史料的重视，他支持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国学门，建立考古学研究室，积极参与保护和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工作。可以看出，由于他在北京大学的地位，朱希祖在本世纪初在建立科学的新史学方面，还是有相当的影响的。 该着对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
首先，它是在中国史学史方面最早的讲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在大学讲堂里系统讲授这类内容。朱氏所以能在那时写出这个讲义，与那时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改革有很大关系，是建设新史学的需要，上文已谈到，此不赘述。另外，他受章太炎影响很大，民族主义情感炽烈，国学根基雄厚，对弘扬民族文化极有热情。所以讲本国史学概论自然是他乐而为之的事情。这部讲义，比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还早二三年。可见，朱氏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总结的意识在史学界是比较早的。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次，该着虽是讲义之作，却是作者潜心研究的心得，与陈陈相因之作有别。作者在自序中对一些不良学风提出批评，说：“近世治史学有不免钞胥陋习者，或从中国名着颠倒抄袭，或从外国人着作中片段抄译，干没其名，据为己有”，而对自己的讲义则颇为自信，认为讲义之作，虽“不足以言着述”，但也“皆自由心裁，不染抄胥陋习”（注：《中国史学通论·序》）。
第三，这部着作在内容上确有许多精到的见解。 他认为，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他引《汉书·百官志》，说太史令的职掌是负责“天时星历”，制定和颁布历法。西周以前，没有编年之史，西周以后，才有《春秋》。《春秋》之作必起于太史。因为太史有时间观念，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写作历史，不过是太史的私人事情，不一定是太史的专职。汉之太史，到后汉时还专掌星历，奏时节禁，记瑞历灾异。着作历史，反而在兰台东观。兰台东观，本是藏书之所，所以到东汉时，并没有历史官专职。至魏太和中，始置着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南朝梁、陈时，又设置史学士，至此，才出现专职的历史官。由此，他断言：“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至于《史通·史官篇》说的“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朱氏认为，这是把书记官误以为历史官了。《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历纪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朱氏辨之云：“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为柱下史，或云为守藏室史。柱下为藏书之地，老子实犹今图书馆长或图书馆书记耳，未尝作历史官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0页）。总之，他斤斤致辨于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区别，破除了千余年来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不失为一种新见解。
在论及未有文字以前的记载时，他说，此等记载，不出追记，便出伪托，且伪托之书，多为神话，不足以当信史。
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朱希祖以德国人郎伯雷希脱（Lamprecht）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典籍给予揭示。郎伯雷希脱说：“历史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皆由个人之记忆，而对于祖先尤为关切。两元者何？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谱学，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英雄诗”（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朱氏赞同这一理论，认为中国史学的产生，也不外此例。“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之谱牒，及春秋以前颂美祖先之诗，皆我国历史之萌芽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9页）。谈及史学的发展，他又引用了郎氏理论：“谱学进而为年代纪（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从原则上讲，朱氏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中国史学上，又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是“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1页）。对此，他进行了详细的考辨，颇有古文家的治学风格。关于这几种史体出现的时间及其相互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考辨，但朱氏这种试图发现中国史学产生的规律性的研究旨趣，还是值得肯定的。
朱氏还对史学和史料进行了自觉的区分，如他说：“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18页）。“春秋以前，年代不明。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为历史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20页）。史学要有明确的时间、空间要素，没有这些要素，史学不足以成立。如《尚书·尧典》篇，所载史实前后延续一百五十年，“实为本纪之权舆”，但与司马迁的本纪相比较，《尧典》的不足在于年代不明。《尚书·皋陶谟》，纯为记叙之体，“实为列传之权舆”，但与《史记》中的列传相比，《皋陶谟》不书皋陶为何地人，这是史学上空间的观念尚未发达的缘故。《尧典》、《皋陶谟》继英雄诗而起，是史学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作品，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在年代记（即编年体）发生之后，史学已达进步之时的作品。朱氏通过史学要素的有无显晦，说明史学的萌芽、产生，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史学进步的脉络。
《中国史学通论》的第二部分是“中国史学之派别”。朱氏认为，史学有两大派别，一是记述主义，一是推理主义。上文提到史学的发端，有两元倾向，即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主义都包含于记述主义史学当中，但随着理想主义的渐次进步，即产生推理主义，于是出现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两派史学的并立。孔子修《春秋》后，出现《春秋》三传。记述主义表现为《左氏春秋传》，推理主义则为《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记述与推理两主义，其发展之难易，各不相同。中国记述主义，得以长足发展，而推理主义，自汉以后，渐次衰微。推理主义的发展，除凭借记述主义的发展外，还必须有哲学、社会学为基础，“于物心两界及宇宙全体，透澈悖悟”。而我国既无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所以推理主义不能发达。
朱氏所论的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发达，而在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不足。这正与欧洲人对中国史学的评价相似。事实上，中国的史学思想、历史哲学也是相当丰富、相当发达的，不过它在表述形式上有自己的特点，精湛深邃的史学思想往往被更为发达的历史编纂学所掩盖。朱氏只看到了表象，而没有进一步去探索，故他得出的结论，与欧洲人一样，都是较为肤浅的。
由于他认为中国推理主义史学不发达，故他于推理主义史学，略去不谈，只论述了记述主义史学。他把中国史书分为七类：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等，并对各类史书的源流、得失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中国史书类别繁多，各代目录学分类标准不同，所分类别也有很大差异。如《隋书·经籍志》将史书分为十三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十五类，且各目不完全相同。朱氏的分类虽不很严谨，各类之间不少可以相容，但也毕竟把多数史书作了归类，并对它们的特点予以比较正确的分析。他还纠正了《史通》中的一些观点。如刘知几对司马迁立《秦本纪》、《项羽本纪》提出批评：“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朱氏评论说：“子玄以成败论人，实非公论”（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4页）。刘知几批评司马迁列传杂乱，说：“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着，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朱氏说：“子玄以为传以记人，志以记事，自是唐代俗见，昧于传记之原。不悟子长列传，原有以人为纲以事为统两类，以事为统，后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例如平准书与货殖传，皆记财货之事，而其注意实有不同者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5页）。对刘知几轻视史表、重正统偏霸之分等等，朱氏也提出了批评。朱希祖对《史通》的评论，得到以后许多史学史研究者的认同，罗香林评论说：“此书驳正《史通》数十条，均为精深之论”（注：《中国史学通论·序》）。这个评论并非溢美之词，是能够成立的。
关于中国史书体裁的变化，朱氏这样论述道：“此六类之史，皆由简单而趋于复杂，又由混合而趋于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时间分）、国语（以地方分）、纪传（如禹本纪、伯夷叔齐传，皆先《史记》，以人分）、书（如《洪范》、《吕刑》亦开《史记》八书之体，以事分），而后有《史记》、《汉书》，此由简单而趋于复杂者也。先有《史记》《汉书》之书志汇传，而后有各种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趋于分析者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35-36页）。这个认识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也揭示了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史学由简单而复杂，标志着史学的进步：“《史记》以前，史之各体，固已有之。司马迁特混合各体以为一书耳。此史学进步之征也”（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1页）。由混合而趋于分析，这看似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但却是更高层次的回归，是螺旋式的发展。此外，他还论述了现当代史的重要性，说：“史学要义，以最近者宜最详，良以当代各事，皆由最近历史递嬗而来，其关系尤为密切，吾国史家，颇明斯义”（注：《中国史学通论》第77页）。他以《史记》、《汉书》及历代正史的修撰、私家修史的风尚为例，进一步说明重视现当代史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综上所述，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从外在形式上，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虽然还很简略，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中国史学通论》就内容看，属于史学史的范畴，主要从史官、史书体裁的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但朱氏是把它当作史学概论来看的，“史学史”的概念在他那里（至少在这本书里）并不像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当中那么自觉和明确。1940年代，在讨论大学史学系教学大纲时，他主张设立中国史学史，同时又认为“史学史、史籍举要，亦当用其一种，不必重设”（注：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说明中国史学史在他心目中，与史籍举要还没有本质的区别。可见，对于如何建设这门学科，他的认识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朱希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他的局限性，我们也要认识到。

5. 古文英译的历史、难处、与技巧研究，知道的答，谢谢帮忙！！！

古文言简意赅 ,许多名言佳句成为脍炙人口的座右铭。1997年我国领导人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就引了“一尺之棰 ,日取其半 ,万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世不竭” (Cut away half of a rod and keep onhalving what is left ,and there will be no end to that process ) 、“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 (Loving people and treating neighbors kindlyare most valuable in a country)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Heaven operates vigorously , and gentlemen exert to strengthenthemselves unceasingly)等词句。
1999 年 3 月在访问瑞士时 ,他引用了“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 ( Is it not delightful to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 )同年6月视察黄河沿线时引用了“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If a man is not far -sighted he is bound to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the near future.)不仅如此 ,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以及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尊重 ,许多外国元首在与我国的交往中 ,也常引用古代名言。
例如 1998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西安南城门欢迎仪式上的演说 ,就是以《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When the great way is followed ,all under heaven will beequal)结束的。由此可见 ,无论是从中西文化交流还是从中西外事交往的需要来看 ,对古文英译中的问题进行探讨是很有价值的。

一、 古文英译的历史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思想影响最深的先秦古籍首推四书(The Four Books)五经(The Five Classics) 。随后出现的着名诗歌有楚辞(The VerseΠ Elegies of Chu或 The SongsΠ Poetry ofthe South) ,散文有《左传》( Zuo’ s Commentary) 、《战国策》(StrategiesΠ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 ,等等。四书的英译通名为: The Great Learning ( 《大学》 ) , TheDoctrine of the Mean ( 《中庸》 ) , The Confucian Analects ( 《论语》 ) , (The Works of) Mencius ( 《孟子》 ) 。
“四书”又有“四子(之)书”的说法 ,即 abbreviation for“The Books of the Four Phi2losophers”。五经的英译通名为“The Book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 of SongsΠ OdesΠ Poetry ,or TheClassic of Poetry ( 《诗经》 ) , The Book of HistoryΠ Documents ,orThe Classic of History( 《书经》或《尚书》 ) ,The Book of Rites orThe Record of Rites( 《礼记》 ) ,The Book of Change(s) ( 《易经》 ) ,The Spring and Autumn(Annals) ( 《春秋》 ) 。诸子散文除《孟子》外 ,还有《墨子》(Mozi ) 、《庄子》(Zhuangzi) 、《列子》 (Liezi) 、《荀子》 (Xunzi) 、《韩非子》 (Hanfei2zi) ,等等。其中以《老子》的英译本最多。我国先秦文献虽然成书很早 ,但这些古籍称得上系统英译西传的最早时期却是 19 世纪。

英译中国古籍最早且最具权威的译者是英国汉学家詹姆斯�6�1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 - 1897) 。他从1858年开始翻译中国典籍直至去世 ,历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时近40载。他的多卷集《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左传》。此外 ,他还英译了其他典籍。理雅各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现以四书为例。

6. 历史学研究中有没有一个研究方法叫“史料实证法”

有的。毕竟有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说。
史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学家是根据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痕迹进行研究的。史料及史料处理于是便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史学家对史料的认识及史料处理的选择反映了史学本身的演进。传统史学是一种以政治、人物活动为重点的史学，其材料来源便也主要是各类叙述性的文字材料。19世纪的实证史学流派表明这种传统史学达到了顶峰：在史料组成上，实证史学家搜集了政府、私人各类档案、文件、公文信函、财政纪录、文契、外交文件、司法纪录等各类与政治事件、人物活动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史料;在史料处理中，实证史学家与文献考据学派结合而对史料进行内证、外证两方面的考证。
外证即是依靠碑铭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等辅助学科来消除史料的错误，辨别其真伪，同时确定其年代、日期。内证分析史料内容的完整性、统一性并将其与同时代的其他史料比较、对照以确定其可靠性和价值。在这一考证步骤结束之后，史学家便将这些史料根据日期及揭示的事件信息顺序加以联贯，编写成书。

7. 什么是甲骨文说一下甲骨文的发现过程

一片甲骨惊天下

甲即龟甲，骨指曾骨。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商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毕将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刻（或写）在其上，称甲骨文。因商代甲骨文不见于古代史书记载，所以学者命名不一，有龟卜文、契文、殷契、甲骨刻字、殷墟文字、贞卜文、殷墟卜辞等各种名称。商朝灭亡，“失国霾卜”，商代甲骨即不为世人所知。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生病，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其中有“龙骨”，王懿荣见其上刻有字，倍感惊奇，于是立即命人到药店把有字的“龙骨”全部买回。后来，有个化名为“汐翁”的将这一事实写了《龟甲文》，在1931年北平出版的《华北日报·华北画刊》上发表。此后，人们便以为这是甲骨文发现的文字依据，其实甲骨文发现也有个认识过程。

罗振常在《洹洛访古游记》“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条”中说：

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有作殷色者，不知为何物。北方土中，埋藏物多，每耕耘，或见稍奇之物，随即其处掘之，往往得铜器、古泉、古镜等，得善价。是人得骨，以为异，乃更深掘，又得多数，姑取藏之，然无过问者。其极大胛骨，近代无此兽类，土人因目之为龙骨，携以视药铺。药物中固有龙骨、龙齿，今世无龙，每以古骨充之，不论人畜。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创，故药铺购之，一斤才得数钱。骨之坚者，或又购以刻物。乡人农暇，随地发掘，所得甚夥，检大者售之。购者或不取刻文，则以铲削之而售。其小块及字多不易去者，愁以填枯井。

可见，在1899年前数十年间，小屯村民就在附近的耕地里见到骨甲。加拿大长老会驻安阳牧师明义士在其着《甲骨研究》中说：

起初有人收藏甲骨，可不知道出处。在1899年以前，小屯人用甲骨当药材，名为龙骨。最初发现的甲骨，都经过潍县范氏的手。范氏知道最详。先时范氏不肯告人正处，如告刘铁云汤阴牖里。余既找到正处，又屡向范氏和小屯人打听，得知前清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小屯有剃头商名李成，常用龙骨粉作刀尖药。此地久出龙骨，小屯居民不以为奇。乃以骨片、甲版、鹿角等物，或有字或无字，都为主骨。当时小屯人认为字不是刻上的，是天然长成的。并说有字的不好卖，刮去字药店才要。李成收集龙骨，卖与药店，每斤制钱六文。

小屯村民在1899年前就发现了甲骨文，当然这种发现是一般的发现，不是科学意识上的发现。古董商云集小屯收购甲骨后，转售于北京等地。1899年王懿荣亲自鉴定甲骨实物，有目的的进行搜索和研究。从此，殷墟甲骨文才为世人所知和重视。



早期甲骨文的搜集和流散

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殷墟甲骨文以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购藏。王懿荣不仅是甲骨文的发现者，而且也是第一个购藏甲骨的学者。1899年秋，他从古董商范维卿手中购得12片。1900年春，又从范维卿处购得800多片。同年，古董商赵执斋也将甲骨数百片售与王氏。至王殉难时，先后3批共购藏甲骨1500片。王懿荣所藏甲骨，大部分由其子王翰甫转卖给刘鹗，一部分赠天津新学书院。

1899年秋，王懿荣将甲骨“名之曰龟版”后，范维卿携带甲骨到天津出售。

殷墟遗址及墓葬分布示意图

王襄（1876～1965），字纶阁，号簠室，与孟定生最初购约五六百片。后来王襄又在京津两地相继购得甲骨4000余片。王襄购藏甲骨历经曲折，在保存祖国文化珍品方面，表现了爱国主义的高尚品质和民族气节。

据董作宾、胡厚宣编着的《甲骨年表》载：当时收买甲骨的还有端方。端方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官至总督。1899年，古董商范维卿为端方购买古物到安阳，见刻有字的甲骨，于是购买若干片回京交给端方，端方十分高兴，按每字银2两5钱付酬。因此，范维卿竭力为其收购。

刘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晚年曾着小说《老残游记》。他从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处买千余片。从定海方药雨处得300多片；古董商赵执斋在鲁、冀、豫一带为其收购3000余片；刘鹗又派其三子大绅亲往河南购买千余片。刘鹗购藏甲骨在5000片以上。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一字叔蕴，号雪堂，晚年又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罗振玉曾在刘鹗处当过家庭教师。1901年，罗振玉在上海刘鹗处始见甲骨文墨本，惊叹这是“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敞）、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见”的文字，劝刘氏编《铁云藏龟》出版，并亲为作序协助刊行。这是罗振玉与殷墟甲骨文发生密切关系的开端。当时，罗振玉认为尽量搜集出土的甲骨是当务之急，他在《殷墟书契·序》中说：“宝物之幸存者有尽，又骨甲古脆，文字易灭……不汲汲搜求，则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期，矧所见未传，考释亦讵可自信，由此观之，则搜求之视考释不尤急欤！”

从1906年开始，罗振玉个人着手搜集甲骨。先是通过古董商购买甲骨。在确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在安阳的小屯后，遂于1910年派人前往小屯“瘁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1911年又“复命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又再倍焉。”1915年他又亲赴安阳小屯实地考察。罗振玉广泛搜集，至1928年已收藏甲骨3万片以上。他收藏的甲骨不仅数量超过了别人，而且还有很多精品。另外，罗振玉搜集甲骨，“与从来古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还注意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

据学者统计，从1899～1928年的30年间，各家收藏甲骨的数字是：

王懿荣约1500片

王襄、孟定生约4500片

刘鹗约5000片

罗振玉约30000片

其他各家约4000片

在国内学者们致力于搜集殷墟甲骨文的同时，欧美一些国家和日本的有关人士，利用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也染指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殷墟甲骨文。他们使用各种手段，私自收购、非法转售或运往国外，使许多有字甲骨流散到外国。

最早搜集殷墟甲骨文的外国人，是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的传教士方法敛（1862～1914）和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州的传教士库寿龄（1859～1922）。1903年两人合伙从古董商手中购买很多甲骨，将其中400片转卖给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从中牟取暴利。1904年又从古董商手中购得大批甲骨。1906年后陆续将大批甲骨倒卖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卡内基博物院、苏格兰皇家博物院、大英博物院、美国斐文尔德博物院等单位。

1908年，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金璋（1854～1952）在山东等地收购甲骨。1909年，德国人威尔茨在山东青岛私自收购甲骨711片，这批甲骨流散到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院。卫礼贤（1873～1930）购买72片，倒卖给瑞士巴骚民俗陈列馆等单位。



加拿大长老会驻安阳牧师明义士（1885～1957），从1914年开始考察殷墟收购甲骨。在外国人中，明义士私自收购甲骨最多。1917年他自称收藏甲骨5万片。后来又将小屯村出土的一坑甲骨全部购买，实际上他所购藏的甲骨超过5万片。其中一部分非法运往国外，一部分埋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的一个教师住宅的地下室。1952年开展“三反”运动时，当事者英国林森（字仰山）交待此事。遂挖出140多箱古物，内有甲骨8080片，其中有字的共3668片。另外，未运走留在国内的还有南京博物院2369片，北京故宫博物院20364片。据说，明义士购藏的甲骨，在军阀混战时期被毁掉一部分，具体数字不详。

日本人林泰铺从1905年开始搜集甲骨，1918年还亲临安阳殷墟了解甲骨及其它古器物的出土情况，并私自收买甲骨和古器物。三井源右卫门、河井荃庐、堂野前种松等人也通过各种渠道收购一批甲骨。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流散到国外的情况，据着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统计：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联邦德国715片，苏联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南朝鲜6片。12个国家和地区共收藏2.67万片。殷墟出土甲骨的其余部分分藏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及港澳地区。

甲骨文的发掘与研究

殷墟甲骨文从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至今共出土甲骨15万片以上，着录甲骨文资料的专着已达百种。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互为促进。其间，经历了非科学发掘时期、科学发掘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3个阶段。



非科学发掘时期

这个时期，小屯村民私挖甲骨售与古董商，再转卖给私人，同时大批甲骨流散国外。主要研究成果是甲骨出土地的考定和文字的释读。

小屯村民的私人挖掘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后，国内一些学者多方购买收藏，尤其是外国人的染指，使甲骨售价日益增涨。古董商便云集小屯村收购转卖，促使村民大肆挖掘。

据《甲骨年表》和《甲骨学六十年》记载，1899年至1928年春，小屯村民有9次较大规模的挖掘。

第一次，约在1899年至1900年。王懿荣从古董商范维卿和赵执斋手中购买的一批甲骨，范维卿为端方收购的，可能均为小屯村民所挖掘。

第二次，1904年冬，地主朱坤率佃农在小屯村北洹河南岸朱氏土地中，搭席棚，垒炉灶，挖掘甚久，获甲骨数车。霍文元、刘金声等与朱坤因挖掘之地发生争执，双方械斗不可开交，只得到县衙解决，县署遂下令禁止挖掘。这次挖掘出的甲骨为罗振玉、黄浚、徐枋，美国的方法敛，英国的库寿龄、金璋所收藏。

第三次，1909年春，小屯村前张学献地内，因挖山药沟发现甲骨。村人闻讯后相约到此地挖掘，获“马蹄儿”及“骨条”甚多。特别是“骨条”，是胛骨刻辞较多者。这次村人挖掘，未经张学献允许，其母大骂，双方殴打致头破血流，后经人调停，双方才罢休。

第四次，1920年北方5省遭旱灾，小屯村民为生活所迫，不约而同到村北洹河岸挖掘甲骨出售，借以度日。附近的不少村民也参加挖掘。

第五次，1923年春，张学献在村中的菜园内挖掘，雇何国栋为帮工，出土2块有字的大骨版。何国栋暗记下挖掘地点。

第六次，1924年，小屯村民在筑墙时发现一坑甲骨，其中有不少大块，全部由明义士私自收买。第七次，1925年，小屯村民在村前大路旁挖掘，获甲骨数筐，其中胛骨有长至尺余者，多售与上海古董商。

第八次，1926年3月，张学献被土匪绑票，需用巨款才能将人赎回。小屯村民乘机与张家协商，在其菜园内挖甲骨对半分，张家应允。参加者有数十人，忽然塌方，将4人埋于土中，经抢救才免于死亡。这次挖掘因此而结束，所挖掘的甲骨都被明义士收买。

第九次，1928年春，安阳驻军冯玉祥部与退守河北复来反攻的奉军交战，使小屯等村农民不能按时播种。4月战事结束，村民无以为生，相约在小屯村南路旁及麦场中大举挖掘，所得甲骨多数售与上海、开封商人。

以上这9次是小屯村民自发的结伙挖掘。此外，个人也以挖掘甲骨出售来谋生。还有个别人以挖掘甲骨出售为终生职业，如李成专业理发，业余就挖掘甲骨出售。

小屯村民挖掘的甲骨卖给古董商或明义士，其中有一部分被运往国外，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受到严重损失。为使世人认识甲骨，一些学者在积极搜集的同时，开始着录成书，刊行问世。

殷墟甲骨文的第一部着录书是《铁云藏龟》，着者刘鹗。他从自己购藏的5000余片中，挑选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6册，1903年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书中虽未对甲骨文作深入研究，且又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但它是甲骨文发现以后的第一部着录书，在甲骨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罗振玉的甲骨文着录书主要有：

《殷墟书契》，亦称《殷墟书契前编》，8卷，1913年以珂罗版精印出版，收录甲骨2229片。

《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出版，收录甲骨68片，其中4片大的牛骨，正反两面都有字，为武丁时期。其上刻的字笔锋雄劲，大字涂朱，内容丰富，记事详细，不仅是重要的史料，而且也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殷墟书契后编》上下2卷，1916年3月影印本。收录甲骨1104片。

另外，还有明义士的《殷墟卜辞》（1917年），收录甲骨2369片；姬佛陀的《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917年），收录甲骨655片；王襄的《簠室殷契征文》12卷（1925年），收录甲骨1125片,按内容分为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和文字。日本的林泰辅编《龟甲兽骨文字》（1921年），收录甲骨1023片。

甲骨出土地点的考定甲骨文发现后，由于学者的购藏和外国人的收买，使甲骨的售价日增。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的转售，以便从中牟取暴利，有意把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点隐瞒起来，讹言出土于某地某地，使人们一时信以为真。如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认为甲骨文出土于河南汤阴。刘鹗也相信甲骨文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古牖里城”的传言。罗振玉也说：“光绪己亥，予闻河南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他还讲了关于甲骨文出土于汤阴之说的由来，“龟甲兽甲，潍县估人始得之，亡友刘君铁云问所自出，则诡言得之汤阴。”罗振玉受“估人讳言出卫辉”说的影响，一度认为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卫辉。某些外国人，如日本的林泰辅在其《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甲兽骨》（1909年）和富冈谦藏在《古羑里城出土龟甲之说明》（1910年）中，都将汤阴视为甲骨文的出土地。美国方法敛轻信古董商赵执斋之言，把卫辉府附近的古朝歌城当作甲骨文等古物的出土地。

罗振玉经过多年的探寻，直至1908年才访知甲骨文真正出土地为“洹滨之小屯”。此后，罗振玉不仅派古董商到小屯村为其收购甲骨，而且还“命家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1915年又亲赴安阳小屯作实地考察。对甲骨文真正出土地点的考定，是罗振玉研究甲骨的成就之一，也是这个阶段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甲骨文是什么时代的遗物，学者们对此也有个逐步探索认识的过程。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认为甲骨文字在“篆籀之前”。刘鹗在1903年考证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为商代遗物。罗振玉在1903年把甲骨文称之为“夏殷之龟”。孙诒让也说甲骨文是周朝以前的文字。学者的看法虽有差异，但大体都认为是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的夏商两代的遗物。

1910年，罗振玉把甲骨文出土地点考证为“武乙之墟”，又论证了“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悟此卜辞者，实为殷王朝之遗物”。1915年他在《殷墟书契考释》中说：今安阳小屯即“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这时他已将小屯确定为武乙、文丁、帝乙3世之都城。王国维《说殷》中指出：“今龟甲兽骨出土，皆在此地（指小屯村），盖即盘庚以来之旧都……帝乙之世，尚宅殷墟。”他把甲骨文的时代具体定为盘庚迁殷到帝乙。继而又经过不少学者的深入研究和考证，认为殷墟非因水患而迁都，实由亡国而废弃，许多晚期卜辞的时代不是止于帝乙之世，小屯村一带即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后经考证为254年）的都城所在地。而在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是盘庚迁殷至纣灭国8代12王的遗物。



甲骨文出土地点的考定和具体时代的确定，为后来科学发掘殷墟和对甲骨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甲骨文的研究与考释殷墟甲骨文字释读的第一部着作是《契文举例》2卷。撰者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清光绪十二年（1866年）任刑部主事，不久去职，一意着述。他是晚清着名的经学家和金石学家。孙诒让看到《铁云藏龟》后，惊叹地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于是用两个月的时间细为校读，依据《铁云藏龟》着录的甲骨文材料写成《契文举例》，全书分十章：日月第一、贞卜第二、卜事第三、鬼神第四、卜人第五、官氏第六、方国第七、典礼第八、文字第九、杂例第十。这也是对甲骨文内容进行分类研究的尝试。该书考释的文字虽有不少欠妥之处，但在甲骨学史上“筚路椎轮”之功还是应该肯定的。该书虽于1904年写成，但10年后即1913年才与世人见面。1905年，孙诒让又写了《名原》2卷，从甲骨文的字形来探讨中国古文字的沿革变化，开了以甲骨文考证古文字的先例。

罗振玉不仅在甲骨文的收藏方面有很大贡献，而且在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和文字考释方面也成绩显着。其代表作是1915年1月王国维手写石印的《殷墟书契考释》，全书分为：都邑第一、帝王第二、人名第三、地名第四、文字第五、卜辞第六、礼制第七、卜法第八。12年后即1927年又出增订本。所释文字，1915年初印本为485个，增订本为571个。他在该书中提出了“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研究方法，并主张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辞句的通读和分类，这在甲骨学研究初期是一大进步。王国维说自殷墟甲骨文发现后，“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郭沫若高度赞扬说：“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成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对《殷墟书契考释》一书推崇备至。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礼堂，后改称观堂，浙江海宁人。1927年5月3日自沉于颐和园中的昆明湖。王国维一生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史研究方面有很大贡献。

王国维研究商代甲骨，最早突破文字考释的范围，将其作为原始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1914年手抄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脱稿后，为之作《后序》。1915年撰《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1916年写《殷礼征文》。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罗迦陵购得刘鹗旧藏甲骨千余片，从中选其优者605片，编成《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署名为姬佛陀，实为王国维编次和考释。1917年，王氏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这两篇名作中考证了卜辞中商代先公先王名字，进而论证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不见于卡辞的很少。

王国维是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的第一人。他首先发现《戬》1·10与《殷墟书契后编》中8·14为一骨之折，予以拼合。并发现报乙、报丙、报丁的世次与《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同，考证报以后的世次当为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而《史记·殷本纪》误写为报丁、报乙、报丙，第一次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个别世次的错误，同时也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和《世表》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

1925年，王国维所着《古史新证》出版。该书指出由于地下材料的出土，“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以实录”，强调要将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材料并重。

王国维继罗振玉之后，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特别是以地下出土的甲骨卜辞与文献资料相印证，并与商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价值。由于罗、王等人的潜心研究，使甲骨文可读可识的字数与日俱增。

这个时期，一些甲骨文的字典也相继问世。如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1920年）收可识甲骨文字873个，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1923年），收可识甲骨文单字789个。甲骨文字典的编写出版，为学习和研究甲骨文提供了方便。

有些学者还发表了对甲骨文单字进行考释的论文，如罗振玉于1920年写的《释叔》、《释爱》等等。



科学发掘时期

这个时期主要是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

15次科学发掘

1928年10月13日至1937年6月19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其中殷代王都即小屯村发掘12次，殷代王陵即西北冈发掘3次。除上述两地外，还在小屯村附近的12个地方的遗址上进行了发掘。15次发掘得甲骨24918片。这些科学发掘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绝对排除了伪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的科学发掘被迫停止。

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着录书

《殷墟文字甲编》董作宾编着，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董作宾作序，李济作跋。该书收录甲骨，除少数朱书影印外，全部为拓片。拓片计：甲2513片，骨1425片，还有3件兽头刻辞及1件鹿角器，共3942片，每片都附有发掘次数及原编号。所收录的甲骨，是第1～9次发掘所获。

《殷墟文字乙编》上、中、下3辑上辑1948年10月出版；中辑1949年3月出版；下辑1953年12月出版。董作宾编着，上辑有董作宾序。3辑全部为拓本，是殷墟第13～15次发掘所得甲骨中的9105片。极少数朱书者为影印。每片编号下皆附有坑位登记号。

另外，河南省博物馆发掘殷墟获甲骨计3656片，选其中800片编为《殷墟文字存真》1～8集（1931年），930片由孙海波编为《甲骨文录》（1938年1月）。

传世甲骨的着录书主要有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1928年12月），收录甲骨381片；容庚的《殷契卜辞》（1933年5月），收录甲骨874片；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续编》（1933年9月），收录甲骨2016片；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年10月），收录甲骨1000片；方法敛的《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年），收甲骨1687片。

甲骨文分期断代的研究董作宾1931年在《大龟四版考释》中提出坑层、同出器物、贞卜事类、所祀帝王、贞人、文体、用字、书法8项标准，对甲骨文进行断代。特别是首创“贞人说”，作为甲骨文断代的一个重要标准。1933年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将殷墟出土的殷代甲骨文分为5个不同时期，即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的盘庚、小辛、小乙；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分期的标准有10项，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将殷墟出土的10多万片甲骨文，分为前后5个不同时期，不仅对研究商代后期各阶段的历史，而且对探讨文字体、文例的变化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郭沫若对甲骨文的研究郭沫若从1928年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甲骨文，并用甲骨文材料探讨商代历史。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不仅结出丰硕之果，而且开创了新局面。

1927年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同时注意搜集研究殷墟甲骨文，并用甲骨卡辞的资料研究商代历史。1930年3月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卜辞的古代社会》即以甲骨卜辞为资料阐述商代的社会面貌。

《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出版，共收考释文章17篇。1952年重印时，删去9篇，加1篇共9篇，又加重印弁言。在弁言中讲，通过考释文字“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另外，在文字考释上也有创见。

《卜辞通纂》，1933年5月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郭沫若编撰该书的目的是“选择传世甲骨之精粹者，重新加以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正文着录甲骨792片（书中编号为800片，但缺340～347号），按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编排。别录之一着录甲骨42片，别录之二着录甲骨87片，均为照片，是日本11家藏品。考释中有不少新见解，且简明通俗，是初学甲骨文的一部较好的入门书。

《殷契粹编》，1937年5月日本东京文求堂石印。1965年5月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新版拓片印刷清晰，又按甲骨原形拓出，因而有的拓片字数增加，胡厚宣考释新增的字列表附书后。全书由于省吾校阅，于氏的一些看法，录于眉批。该书收录的甲骨从刘体智所藏选1595片，加以排比和考释。该书与《卜辞通纂》着录的甲骨都是1928年前传世的精品，其中不少是罗振玉诸家所未知或遗误者，又考释多有创见。所以，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胡厚宣甲骨文着录抗日战争期间出土甲骨的搜集和着录，胡厚宣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胡厚宣从四川到京、津、沪、宁一带，努力搜集流散的甲骨并予以整理，50年代先后出版：《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年4月），收录甲骨1141片；《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年9月），收录甲骨3276片，大部分为第一次着录的新材料；《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年），收录甲骨5642片；《甲骨续存》（1955年），上编2册为拓本，着录甲骨2755片，下编1册为摹本，收甲骨998片，全书共着录甲骨3753片。



胡厚宣在搜集着录甲骨的同时，还结合甲骨文资料，对商史和甲骨学中许多重要课题进行全面研究。据统计，到1949年10月，他的论着达54种，其中不少名篇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这部被誉为甲骨学史上“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

8. 如何看待史学研究中的文史互证问题

文史互证”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主要包含两层意义：其一，从史学角度
考证诗文，即从历史的层面对古诗文进行周密的考订、辨误和解说；其二，从文学角度阐释
历史，即以诗文为史料，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历史要素，与史籍所载相参证，
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

9. 如何专业的研究古代史

首先你学习语言~~就拿中国文化来说~你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你首先要研究古文！当然要学习古文献，然后就实物~你要去多看~~
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研究各种文明你首先就要研究各种古代语言~~这些不是你现在能够学习到的·
建议你看基本小说《盗墓笔记》《鬼吹灯》这些虽然是扯淡，但是作者具有很强的历史根底，也知道很多关于历史上的一些小知识~~可以去看看·~~
我一直想报考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研究生 已经努力了四年~~还是一个蛋~~~
我想你会成功的·~~·
我研究中国古钱币已经很久了·~~~
你不妨博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