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提出政治学研究方法

①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包括：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来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过程。

从而揭示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质及其发展运动的本质。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

二、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研究政治经济学，还必须运用科学的抽象法。科学的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统一，它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进行的。

三、科学思维逻辑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科学思维逻辑方法，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按照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从比较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逐步上升到比较复杂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阐明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逻辑发展进程。历史方法，则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时，按照它的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来把握其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内容：

一、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二、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

三、形成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具体劳动不是价值的源泉；

四、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即死劳动，只是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

② 政治学的含义名词解释

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1]
现代政治学注重研究政治主体和现实政治问题，如政治制度、国家法律、政治行为、政治决策、政治合法性、政治心理等。
[2]
中文名
政治学
外文名
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
起源
古希腊
提出人物
亚里士多德
归属
社会科学
快速
导航
研究方法

历史发展

社会地位

主要代表
研究对象
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看法还不尽一致，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
一类主张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现象或政治关系。认为政治学是研究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的科学，是研究关于社会政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或者是研究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3]
另一类主张，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或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3]
研究方法
政治学研究方法按层次可划分为：哲学层面的方法、范式层面的方法和技术层面的方法。哲学层面的方法起到整体性的指导作用。范式层面的方法可分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4]
哲学层面
每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将具体问题抽象化、系统化的一个过程，这就离不开一定的哲学知识，特别是逻辑学的知识。虽然行为主义政治学一再强调价值“祛除”，但是实践证明，政治学研究是无法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离不开学者的主观意识，这就需要学者具有哲学思辩、逻辑推理的分析能力。古代以及近代的政治学者大部分自身也是哲学家。诸如《理想国》、《政治学》之类的古典政治学名着同时也是哲学名着。当代许多优秀的政治学者也同样具有深厚哲学功底。因此无论采取何种现代化的先进方法，政治学者都应具有一定的哲学基础。无论哲学分析是否能产生终极价值，学者们对于哲学的推理和分析功能是予以承认的。[4]
范式层面
“范式”一词是美国着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政治科学中的范式是为了组织相关概念、理论和实践模型而建构的。理论范式指的是理论逻辑模式，它是由理论的构成要素、要素的结构方式等方面组成的。范式简单地理解为研究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一套概念、方法及原则的总称，它是对某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总体综合或抽象，反映学者整体的研究思路。在范式层面，我们可以将政治学研究方法分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种类型。[4] [5]
规范研究
传统政治学是指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兴起之前的政治学。传统政治学注重对国家机构、权力、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传统政治学注重政治哲理和政治历史分析，尚无事实分析要脱离价值分析的观点，政治学者研究政治现象的目的就是要对现实提出批评或为其辩护。传统政治学多采用思辩式语言和演绎推理的方法。相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传统政治学往往是一种静态研究。主要的研究范式有：历史—比较研究法、阶级分析法、机构研究法、制度研究法、法律研究法等。[4] [6]
实证研究
现代政治学主要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以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等。它不局限于对正式机构、法律、文献、制度的研究，而是将政治人的行为、心理、及其背景文化等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它主张政治学研究要价值中立，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得出结论。它注重经验方法，强调运用技术手段和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来解释政治现象。相对于传统政治学，它是一种动态研究。主要的研究范式有：心理学分析法（它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础）、经济学分析法（如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分析法（如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政治文化分析）、系统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等。[4] [6]
技术层面
技术层面的方法主要是指对资料的采集分类，对数据的整理加工，以及形成研究成果等工具性、程序化的方法。目的是使研究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工具性方法在二战后，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日益受到重视。这些方法适应了实证主义的研究，在计算机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中，技术层面的方法因其自身的重大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根据陈振明先生主编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一书，技术层面的方法主要有：课题选择与研究设计、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理论阐释。[4]
历史发展
古典政治学
政治学的前身能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年代希罗多德、荷马、赫西俄德、修昔底德、和欧里庇得斯等人的着作里。后来柏拉图开始分析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将原本以文学和历史为方向的研究分析抽取出来，应用至哲学上。同样地，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分析上又建立了以历史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发展了以比较方式研究政治，萌生了日后的比较政治理论，被誉为政治学之父。[7] 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认为是政治学的创始作。在当时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以对历史的学习、政府治理的手段、和描述政府运作的情况为方向。而西塞罗更是对国家（ResPublica）概念进行了界定，设计出了权力制衡的运作模式，并发展了自然法思想。[1] [7] [8]
神学政治学
中世纪时期，欧洲奉行政教合一，政治学尚未成为一独立学科，对于政治问题都倾向由宗教教义来解释，当时的政治学，隶属于神学。但教会和朝廷间对政治的研究仍相当广泛，以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教父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为当时的政治研究代表。希波的奥古斯丁所着的《上帝之城》（DeCivitateDei）一书综合了当时基督教的哲学和政治传统，重新定义了宗教与政治间的领域界线。托马斯·阿奎那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进行了有机结合，并且论证了信仰、理性、道德和政治界分的可能性。[7]
在中东和其他的伊斯兰地区，欧玛尔·海亚姆所着的《鲁拜诗集》以及菲尔多西所着的《国王的史诗》里都提供了对政治的分析，而其他亚里士多德派的伊斯兰学者如阿维森纳也继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和经验主义，写下许多针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论。而在古代中国，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制定礼乐、兵刑、职官等典章制度，与现代的政治研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1]
理性主义政治学
文艺复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学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人们以理性和经验的眼光来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树立了现代政治学的研究重点，针对政治机构和政治参与者做直接的观察，其着作《君主论》，教导君主其只顾后果不顾过程的政治手段，内容与基督教教义冲突甚大。《君主论》的完成，被视为政治学由基督教中完全分离的一个里程碑。后来在启蒙时代里，学术领域的扩张进一步的拓广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超过了原本只是针对决策基准的研究。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则对主权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探讨。他在《共和六书》中认为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是至上和不可分割的。并且认为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有必要加强君主的绝对权威。他的政治理论仍未摆脱中世纪的影响，但是他的主权理论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先驱。[1] [7]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兴起，自由竞争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时代，以边沁和约翰·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政治实践中，民主政治逐渐成为发展的主流，

③ 东西方政治制度比较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着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着名论着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象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

④ 库恩的范式概念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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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而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范式的特点是：（1）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2）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存在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3）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可以看出，在库恩的范式论里，范式归根到底是一种理论体系，范式的突破导致科学革命，从而使科学获得一个全新的面貌。库恩对范式的强调对促进心理学中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 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 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 （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 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
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
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 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 因为他认为, 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 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 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实际的“图像”、“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像”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 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 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通常讨论和运用的是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提出了比科恩的范式论更为完善的科学哲学理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研究纲领是一组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统。科学理论系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构成一个连续性的纲领。科学研究纲领由两部分组成：中心是“硬核”，周围是“保护带”。所谓硬核，就是这个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部分或本质特征，它决定着研究纲领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纲领之间的不同，就在于硬核的不同。硬核是坚韧的、不容反驳的和不许改变的。如在科学史上，地心说就是托勒密天文学理论系统的硬核，牛顿动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力学理论系统的硬核。硬核的周围是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性假设组成，为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当反常出现时，科学家就把否定的矛头指向这些辅助性假设。通过修改、更换辅助性假设来保护研究纲领的硬核，使研究纲领免遭反驳或证伪。例如，托勒密时期的天文学家就是通过修改本轮和均轮等辅助性假设，以保护地心说。同时，拉卡托斯指出，研究纲领还有两种方法论上的规定：反面启示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禁止性规定，它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要科学家竭尽全力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并以修改、调整保护带的办法，保护硬核，免使它遭到经验的反驳。正面启示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则，它提供并鼓励科学家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助性假设，以发展整个研究纲领。如果说研究纲领的硬核是基础理论，那么保护带的辅助性假设则是它的具体理论。科学研究纲领的辅助性假设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或理论链条，每个后继的具体理论都更充分地表达硬核，更好地保护硬核。反过来，研究纲领又可以促进更复杂、更完善的具体理论的发展。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是对科恩范式论的改造和发展。范式虽然反映了科学的整体性，并提出了科学理论系统的内在结构的思想。但是对这种结构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作任何具体的探索。科恩从来没有说清楚范式与具体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则探讨了科学理论的具体内容，特别是说明科学理论系统中的基础理论或大理论与具体理论或小理论之间的关系。同时，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纠正了科恩的范式理论的心理主义的错误，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不是纯粹的心理的信念，而是认识论领域中理性的产物。
��拉卡托斯在上述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科恩的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他认为，科学研究纲领表现为进化和退化两种形式。权衡一个理论的进化和退化的客观标准在于它的经验内容。一个科学研究纲领如果经过调整辅助性假设后，它的经验内容增加了，或者说它能对经验事实作出更多的预言和解释了，那么它就是一个进步或进化的研究纲领，否则就是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科学研究纲领的进步可以分为理论上的进步与经验上或事实上的进步两个方面。所谓理论上的进步，就是经过保护带的调整，它在理论上比调整前作出更多的预言；而所谓经验上的进步，就是这种理论的预言，经受了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只有一个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验上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才是一个成功的研究纲领。拉卡托斯不同意科恩关于常规科学时期（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的进化时期）只有一个范式垄断整个科学领域而不会有其他竞争者的观点。他认为，科恩的这种观点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科学史表明：一个研究纲领就是在进化时期也总常常有一个或多个其他研究纲领与它竞争。如地质学领域中有火成说与水成说的长期之争，光学领域中有微粒子说与波动说的长期之争，心理学领域中有行为说与认知说的长期争论。科学史永远是一个研究纲领的相互竞争史，竞争开始得越早，它们进步得越快。科恩认为不同的或竞争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或不可比较的，而拉卡托斯则认为竞争的研究纲领之间则是可以彼此贡献一定成分的。
��拉卡托斯认为，一个研究纲领不可能永远是进步的。它进化到一定时期，就必须要转入退化阶段，再到另一个时期又可以恢复到进步阶段。因而，历史上的任何成功的科学研究纲领都只能是暂时的成功，它们都有一个从进化到退化的发展或演变过程。否定或证伪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的决不是观察和实验中的反常，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研究纲领。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代替另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就是科恩的科学革命。整个科学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拉卡托斯的这个科学发展模式不同于科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因为科恩把科学的发展归结为非理性的信念的变换，从根本上否认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及其发展的继承性和进步性。而拉卡托斯则反对这种心理主义，承认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和进步性。正如他自己写道：“我所说的‘科学革命’决不是科恩所理解的宗教式的‘范式’的变换，而是理性的进步。”

⑤ 会议政治研究的研究策略是什么

政治学研究方法按层次可划分为：哲学层面的方法、范式层面的方法和技术层面的方法。哲学层面的方法起到整体性的指导作用。范式层面的方法可分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1、哲学层面

每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是将具体问题抽象化、系统化的一个过程，这就离不开一定的哲学知识，特别是逻辑学的知识。虽然行为主义政治学一再强调价值“祛除”，但是实践证明，政治学研究是无法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的。

政治学研究离不开学者的主观意识，这就需要学者具有哲学思辩、逻辑推理的分析能力。古代以及近代的政治学者大部分自身也是哲学家。诸如《理想国》、《政治学》之类的古典政治学名着同时也是哲学名着。当代许多优秀的政治学者也同样具有深厚哲学功底。

因此无论采取何种现代化的先进方法，政治学者都应具有一定的哲学基础。无论哲学分析是否能产生终极价值，学者们对于哲学的推理和分析功能是予以承认的。

2、范式层面

“范式”一词是美国着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政治科学中的范式是为了组织相关概念、理论和实践模型而建构的。理论范式指的是理论逻辑模式，它是由理论的构成要素、要素的结构方式等方面组成的。

范式简单地理解为研究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一套概念、方法及原则的总称，它是对某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总体综合或抽象，反映学者整体的研究思路。在范式层面，我们可以将政治学研究方法分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种类型。

3、规范研究

传统政治学是指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兴起之前的政治学。传统政治学注重对国家机构、权力、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传统政治学注重政治哲理和政治历史分析，尚无事实分析要脱离价值分析的观点，政治学者研究政治现象的目的就是要对现实提出批评或为其辩护。

传统政治学多采用思辩式语言和演绎推理的方法。相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传统政治学往往是一种静态研究。主要的研究范式有：历史—比较研究法、阶级分析法、机构研究法、制度研究法、法律研究法等。

4、实证研究

现代政治学主要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以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等。它不局限于对正式机构、法律、文献、制度的研究，而是将政治人的行为、心理、及其背景文化等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它主张政治学研究要价值中立，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得出结论。

它注重经验方法，强调运用技术手段和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来解释政治现象。相对于传统政治学，它是一种动态研究。

主要的研究范式有：心理学分析法（它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础）、经济学分析法（如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分析法（如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政治文化分析）、系统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等。

5、技术层面

技术层面的方法主要是指对资料的采集分类，对数据的整理加工，以及形成研究成果等工具性、程序化的方法。目的是使研究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工具性方法在二战后，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日益受到重视。

这些方法适应了实证主义的研究，在计算机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中，技术层面的方法因其自身的重大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根据陈振明先生主编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一书，技术层面的方法主要有：课题选择与研究设计、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理论阐释。

(5)库恩提出政治学研究方法扩展阅读

研究对象

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看法还不尽一致，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

一类主张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现象或政治关系。认为政治学是研究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的科学，是研究关于社会政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或者是研究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

另一类主张，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或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

⑥ 政治学学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现代政治学注重研究政治主体和现实政治问题，如政治制度、国家法律、政治行为、政治决策、政治合法性、政治心理等。

“ 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19世纪创造了个制度结构……尽管社会科学内部分化的基础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明确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到1914年间，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才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在主要大学里得到承认。”

不仅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还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都是19世纪产物。它打掉了人们心目中对这门学科专业化和分化的神圣性的看法。人类有理性地思考自然和社会几千年，到了19世纪开始，实证的、追求普遍价值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形成了五个领域，即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也有三个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科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学科,就是地理学，心理学和法学。

到了20世纪，历史学和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边缘化了，也就是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放弃了追求普遍化的一种努力，或者是追求普遍化的努力在这些学科内部稍微地边缘化了。因此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三个核心学科，一个是社会学，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政治学。这三个核心学科是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位一体，从而巩固它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也就是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

社会科学的三个核心学科,政治学是研究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行为的内容和规律，经济学是研究市场、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社会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方面的问题为主。

1880年10月，在美国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开始培养政治学博士，和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研究，大多数学者都以此作为现代政治学学科独立的标准。1886年美国创立了一个《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政治学季刊)。1903 年政治学学会创立。不久，非常重要的《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至此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大体形成。

⑦ 什么是政治学上的负载理论

政治学上的负载理论应译为理论渗透(theory-loaded)，它是一个哲学术语。
1、美国科学哲学家N.R，汉森在其《发观的模式》(1958)一书中提出的范畴，后来为历史主义学派普遍接受并加以发挥。逻辑实证主义把科学语言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认为观察语言不依赖于理论语言，理论语言则通过对应规则从观察语言获得意义。
2、“理论渗透”便是针对这种“中性观察语言说”而提出的。汉森指出，人们的视觉经验要取决于文化等复杂因素。由于原有的经验、知识和理论背景不同，人们对于同一图形可以产生不同的知觉，在同一事实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东西和意义。科学观察中掺透着理论，没有先行知识和语言符号就没有能被认作对象的东西。因果说明中同样渗透着理论。我们也不能把理论词汇和感觉材料词汇绝对区分开来。借助这·范畴，汉森提出科学发现是一个逆推过程。这种观点后来为历史主义学派接受并加以发挥。
3、库恩进一步提出，持不同范式的科学家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从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的转变是科学革命。费耶阿本德则强调理论对已确证的事实的检验和批判功能。他进一步取消理论、观察和实验结果的界线，认为一个理论可以和证据不一致，这不是由于理论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受到污染;科学家只能靠引进并细心完成同已被接受的理论或事实不相容的新假说来揭露这种污染和发现新的事实。此外，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也提出了“理论先于观察”的命题。

⑧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的是( )

A、观察 B、统计分析 C、模型 D、制度分析7、在20世纪最后25年，政治学的发展除了继承行为主义革命和后行为主义革命的遗产外，还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 ） A、力求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 B、狂热追求科学主义 C、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 D、国家理论的复兴8、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在实证主义方法和价值中立性的基础上理解科学概念。但历史哲学家库恩指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其发展也时常表现为一种渐进的中断或科学革命的过程，他使用的核心概念是（ ） A、范式 B、硬核 C、保护带 D、市民社会9、以下关于政治学学科科学性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由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的复杂性，所以它不是科学 B、政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政治宣传，必须牺牲科学性 C、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不具有客观性 D、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具有客观性、预见性，政治学是一门科学10、虽然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源自于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做出严格区分的是（ ） A、黑格尔 B、孟德斯鸠 C、马克思 D、康德11、洛克发展出了一种社会理论来讨论有限政府和人民主权。下列对洛克市民社会理论认识正确的说法是（ ） A、社会先于或外在于国家 B、国家在逻辑上高于市民社会 C、市民社会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D、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三分法12、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宪法是社会权利的来源，社会从国家那里获得规定性。持这一观点的思想家是（ ） A、黑格尔 B、孟德斯鸠 C、马克思 D、洛克13、学者约翰·格雷将市场经济看作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具有两大本质特征，即（ ） A、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B、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 C、非政治的政治和反叛的政治 D、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14、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用以指称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这一概念是（ ） A、政治文化 B、道德规范 C、社会资本 D、市场经济15、将社会资本看作市民社会黏合剂的美国学者是（ ） A、哈马贝斯 B、阿拉托 C、彼得·埃文斯 D、罗伯特·普特南16、下列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说法中，明显不正确的是（ ） A、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国家力量的衰减并不必然导致或帮助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B、“全面专政的国家”即国家无所不包地控制一切社会领域 C、构建中国市民社会，可以在“反对国家”的路子中达成 D、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无法独立主导社会的变迁17、《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网络全书》这样定义政府：就其作为秩序化统治的一种条件而言，政府是（ ） A、国家的权威表现形式 B、主权的拥有者 C、社会生活的治理者 D、统治阶级的工具18、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阶段开始向新自由主义阶段转变。引起人们对福利国家进行广泛批判的导火线事件是 ( ) A、政府失灵 B、水门事件 C、石油危机 D、财政赤字19、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理论流派基于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有着相似性的假设，用经济学方法论证了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该学派是( ) A、新自由主义 B、货币主义 C、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D、公共选择理论20、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改变了政府的生存环境，最明显的是，使 ( ) A、政府活动自由度增加 B、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加强 C、政府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D、政府不再干预经济领域

⑨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简况

政治学研究方法从古至今不断发展、演化，基本存在两种取向：一种是思辨的方法，从对基本价值的思辨性分析中演绎出政治学说，并以此解释政治现象；另一种是经验的方法，从大量实际材料的经验分析中归纳出政治学说，并以此解释政治现象。中国古代的政治研究也兼有这两种方法。如论证“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对政治的作用具有思辨的特性，而对具体的仁、礼、法、道、势、义与利、君与臣、君与民等领域的研究，对世事、布政、伦理、纲常的研究却更多带有经验的特性。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的政治研究更注重实用理性。中国古代的政治研究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学科，传统的方法两千年来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西方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在历史演变中变化颇多，思辨和经验两种取向贯穿着整个发展过程。 在古希腊、 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善”的理念演绎出理想的城邦制度，体现着思辨的方法；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是在对 100多个城邦政制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理想的城邦制度，体现了经验的方法。随着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这两种取向各自萌生了众多不同层次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进入现代后,社会各种矛盾和社会条件的变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为丰富政治学研究手段创造了条件。20世纪，政治学研究方法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20、30年代。当时的政治学者深感政治学研究未能、也无力解释日新月异的实际政治，于是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法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历史研究法虽然是反思辨的，但它过于注重分析原始的历史文献，注重法律文件和正式的政治体制的比较，因而有明显的局限性，难以解释复杂、生动的政治现象。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方法得到提倡，它主张走出图书馆和档案室，到实际政治生活中去。同时，科学主义思潮也开始兴盛，它采用更严格的方法和手段来促进政治学研究。当时政治学者的这些主张，促进了学科之间的渗透和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第二次变革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产生，并迅速成为政治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它强调纯科学、规则性、验证、技术、数量确定、价值中立、系统化和一体化，试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不仅能解释而且能预测政治现象的学科。这些主张导致当代政治学日益突出研究方法的地位，使当代政治学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种类繁多，不断寻求新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变化反映了当代政治学发展的状况，它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当代政治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