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赵树理小说艺术特点
1、创作特点
赵树理的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
2、人物简介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3、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 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B. 《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赵树理的创作在当代小说中的意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着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个流派还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村，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找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二、恋爱婚姻习俗。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着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着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C. 赵树理的一生及其作品
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着名小说作家。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工作，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等。全国解放以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耕笔不辍，驰聘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等，都令人爱不释手。
十年浩劫中，赵树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而死，终年64岁。
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
赵树理小说与晋东南民俗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着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个流派还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村，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找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二、恋爱婚姻习俗。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D. 求分析接受美学的文学史观
论接受美学的文学史观(2008-10-09 23:44:21)转载标签： 接受美学重写文学史文化
【良人按】是文发表在《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摘 要：自1980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近年来，对作品传播、接受过程的考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接受美学”的影响。不过就“接受美学”这一理论本身而言，过去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了其对于阅读与读者的重视，而对其文学史观却重视不足。重写文学史，本质上是要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历史观，所以在精读“接受美学”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着力呈现其共时态与历时态相结合的文学史观，或许对于今后文学史的撰写有所启发。
关键词：接受美学；文学史观；共时态；历时态；“重写文学史”
1980年代兴起的“重写文学史”乃是要着力颠覆社会阶级意识对文学评价的统治，而高度重视文本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理论资源上来，这种转变体现了对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借鉴。的确，自1915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以来，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经历了一场“语言学的革命”，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都集中显现了对语言、文本分析的高度重视。然而，1960年代后期兴起的接受美学却恰恰是针对“在生产美学和描绘美学的封闭圈子里理解文学事实”[1]P141应运而生的。接受美学明确反对“文本至上”式的纯文本主义和纯结构语言运动，他们认为把符号系统封闭起来，进而把文本结构绝对化，必然会把人的历时经验排斥在外，而这样做造成的恶果必然是忽视接受者的特殊角色，忽视接受者在文学活动中的特殊作用。但是正如刘晓枫所说“望文生义地以为接受美学就只是重视读者，是一个严重的误解。”[2]P4事实上，正是在文学史观这一点上，接受美学与新批评，甚至与二三十年代梁实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点体现出某些相似①。重写文学史，本质上是要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历史观，而近年来，对作品传播史、接受史的考察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体现出一种文本阅读与文本评价相结合的努力。而在这种努力当中，不难看到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影子。
一
接受美学的意图并不只是单纯地倡导从读者的角度来解读作品、研究读者的心理情状，而是一方面诉诸于对艺术经验、文本宏阔地、历史地阅读和把握，并在读者的接受和解释活动中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也是最根本的一方面，就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即“塑造社会的功能”的重视。而这一点恰恰是接受美学兴起的现实动因。简单地说，1960年代国际、国内一系列的重大转折促使联邦德国的社会生活趋势朝着强烈关注现实政治事件、抨击怀疑以往制度、激烈批判社会现实的方向发展。这种转折给联邦德国的意识形态诸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就哲学领域来看，当时新崛起的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分别对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理论”和沃尔夫冈·伊泽尔（Wolfgang Iser）的“文本－读者相互作用”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因为和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接受美学的理论家特别强调“每一个认真研究文学作品效果问题的人，在这方面都有义务，不仅要对历史性的问题，而且也要对社会性的问题，进行真正的反省。”[3]P188
出于对“文学的美学特点和社会功能”[1]P141的强调，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理论家首先予以批评的是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的接受和作用这一维”[1]P141的忽视与削弱。在他们看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形式主义方法两个学派的缺陷所在。他们认为形式主义的不足在于把主体完全当成了分析文本这项工作的工具，强调主体的理解力而忽视了感受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虽然跳出了文本分析，但是却偏重于文学对现实的模仿，基本上是一种接近实证主义文学史观的类型学研究。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就在于“没有抓住读者对美学认识和历史认识一样不可或缺的接收者这个天然角色，文学作品首先是为接受者而写的。”[1]P142因为接受者具有双重的沟通作用，一方面可以沟通“消极的吸收和积极的理解、形成准则的经验和新的生产”之间的隔阂，另一方面还可以打通“文学的美学和历史方面的对立”[1]P143。所谓“美学的关联”即“读者对一部作品的最初接收已经包含了通过比较读过的作品对美学价值的检验。”“历史的关联”指的是“第一批读者的理解力能够在接受的长链中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并不断丰富起来，因此也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显示了它的美学地位。”[1]P143有的学者依据类似的表述将其概括为“水平接受”与“垂直接受”。立足于接受者的视角在横和纵的两个方向上把美学经验融会在历史视野中，其目的就在于“运用美学经验积极地参与对历史持续不断的总结。”[1]P143
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何看待传统这一点上，接受美学与其着重针对的新批评有相似之处。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在性”，“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4]P2艾略特强调的“过去的过去性和过去的现在性”，在我看来同样也是立意于沟通不同层面的历史经验，把传统和现代视为两个并存的实体，互相影响，不断变化。只不过接受美学站在接受者的角度，不仅注重同时代的阅读经验，同时兼顾到了历时态的历史经验的累积，其理论构架显得更加立体化。但二者的指向却是基本相同的，既要汲取历史养分，同样更要参与历史的建构，实现创新。
二
站在这样的理论起点上，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史更应该被看作是文学的效果史、读者的接受史。在接受美学经典性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1967）一文中，姚斯首先对文学史的基本形态进行了颠覆，“文学作品不是一个为自身而存在、并在任何时候为任何观察者提供同样面貌的客体。”[1]P144在这一点上，姚斯注意到了修史的主观性，历史本身虽然是客观不变的，但是对于历史的感知却是各不相同的，因而每个人所看到的了历史也就都因人而异了。这似乎有点唯心主义的色彩，但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们并不是要用个体的偏见扭曲历史的面貌。实际上如果把他们意图理解为唯心主义的话，也就误解了接受美学理论家们的主旨所在。“对唯我主义的恐惧担心会受到由于自我本身的偏见而失却控制的自我所强加的压力都是多虑，因为自我绝不可能脱离群体的或习惯的思维范畴而存在，正是思维范畴使自我的运作（思考、观察、阅读）得以进行。”[5]P263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接受美学是要把自我的经验放在社会习惯中，用社会性和习惯性来制衡个体的理解，“解释策略的根源并不在我们本身而是存在于一个适用于公众的理解系统中。”[5]P262接受美学认为必须用文学的接受史和效果史去代替文学的创作史和表现史，而接受跟效果又必须放在历史的联系当中去看待，要看到社会和文化思想模式的作用，而不能单独的抽取出来。也就是说接受者始终是处在各种联系中的感受着的人。
为了避免“陷入心理学至上论的泥淖”，接受美学提出建立一种“可以客观化的参照系统”[1]P146，以描述对一部作品的接受和一部作品产生的影响，即“期望视野”（Erwartungshorizont），这也成为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所谓“期望视野”，即接受者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阅读记忆参与到阅读活动中来，使接受者进入特定的感情状态。“接收一个文本的心理过程在美学经验的基本视野中绝不只是纯粹主观印象的随意序列，而是在一个受到引导的感知过程中对某些指示的执行。”[1]P147而阅读的快感就正在于这些期望在阅读进展中“保持不变或者有所变更，改变方向或者不无讽刺地遭到破灭。”[1]P147也就是说“期望视野”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按照这种理解，姚斯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能够首先唤出、迎合读者的期望视野，首先应当能够满足对类似的风格、类型、形式传统的想象。但这远不是目的所在。唤出期望视野的目的在于逐步的破坏、摧毁它，即促成“视野转变”的结果。这样，接受美学就把阅读和创作联系了起来，接受美学的理论十分强调创造。姚斯在文章中把“事先确立的期望视野和一部新作的出现之间所产生的差距离称为美学距离”[1]P149，他认为当一部新的作品由于缺乏创新，而只是对已经被打破的期望视野的重复时，“当作品原来的否定性成为理所当然，甚至作为现在熟悉的期望进入未来美学经验的视野时，对后来的读者来说这个距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1]P150，这种失败的结果他称之为“第二次视野转变”，也就是说不能把古典的视为是一成不变的。由此，姚斯提出了自己对于传统的观点，他认为文本和时代之间是一种张力关系，“历史问题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必然转入‘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传统’的问题”[1]P155，但“即便是艺术的传统也取决于现时同以往的对话关系。”[1]P157-158如果仍旧用古典的概念去理解和考察传统和现在之间的沟通的话，那么“文学的作用史正好被削去了经验过程中的这个潜在意义和创造功能。”[1]P157姚斯不是把传统和现代视为对立的关系，相反他试图建立一种非常宏观的历史视野，不仅仅是类似于新批评的共时态的观察，并且要在历时和共时的二维方向上同时展开文学史的观察视野。
三
以上述理论作为基础，以姚斯为主要代表的接受美学理论家建构起了他们的文学史理论。在姚斯看来，历史应当是一种不断进行着、发展着的理解，同时这种理解应当具备一种创造功能。因此，文学史应当考虑到“文学作品的接受关联中的历时方面，同时代文学的参照系统中和这个系统的次序中的共时方面，以及最后在文学的内在发展同历史的一般进程的关系方面”[1]P158。
首先在历时的维度上，姚斯要求把单个的作品放入文学系列的进程中去把握，但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形式主义类似进化论的“文学进化”理论。他认为文学进化理论注重的是文学的变化与斗争，但却忽视了变化之间的沟通，而形式和内容的变化问题实际是内化在它们的沟通之中的。所以接受美学告诫人们要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潜在意义之间变化不定的距离”[1]P161，作品的潜在意义、它的艺术特点和价值往往不是很快就被透彻地领会到的，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接受过程，因而“作品的潜在意义是在很久以后，直到‘文学进化’随着一个较新形式的现实化而达到一种视野时才被认识”[1]P161。所以，文学史家必须看到文学经验的“时间深度”。所以在垂直方向的历时观察中，所谓“古典的”和“传统的”，它们的作用不是要在艺术作品里显示永恒不变的真理，相反，“过去的文学都要靠一种新的接受将其拉回当代才能回归。”
其次，在共时的维度上，姚斯提出设置一个共时截面，“把同时代作品的丰富多彩、参差不齐划分成等值的、相反的和具有等级的结构。”[1]P163也就是说研究一个时代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状况。在这种基础上，“在以前和以后的历时方法中进一步设置截面，以至这些截面能把文学结构的变化在这个变化的划时代瞬间中历时地清晰地显示出来。”[1]P163这就好比把一个一个的圆盘重叠的放置在一起。每一个圆盘就好比是一个时代的截面，把这些圆盘、这些截面连贯起来所形成的圆柱体就是整个的历史。所以我认为接受美学的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这类似于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出的“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的观点，把所有的文学作品看成一个可以互相比较、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整体，“不是一系列独特的，没有相通性的作品，也不是被某个时期的观念所完全束缚的一长串作品。”②时间是一个容器，历史和文学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但是接受美学的文学史观却力图要打破历史进程的时间神话，他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纵横交错的时空体系网，把文学的历史性落实在纵和横的交汇点上，既可以用历时的方法看待同时出现的作品，也可以把作品放在时间序列中，视之为“现实的或者非现实的，时兴的、过时的或者历久不衰的，问世过早或者太晚的”[1]P164，从而把文学史研究的线性思维或者平面思维转变为一种立体思维。应当承认这是很富创见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文学和社会的功能性关系。姚斯指出要把文学生产看作是一种特殊历史，要参与到生活实践当中，“只有当读者的文学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望视野、孕育出他理解世界的能力，从而反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才能清楚地看到文学天生具备的社会功能。”[1]P166这就意味着要突出接受和效果的作用，并且这种接受和效果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阅读和创作范围内，而是要深入客观世界的改造。“文学和读者的关系既可以在感觉领域通过引动美学感知，也可以在伦理领域通过要求道德反思而实现自己。”[1]P169姚斯通过围绕《包法利夫人》而展开的诉讼案件，力求说明“一部文学作品就可以用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学形式来打破读者的期望，同时把问题摆到他们的面前”。[1]P172这种理论指向是和前面谈及的接受美学诞生的现实境域有着深刻联系的。在姚斯看来，接受美学的历史任务就是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改变反映论指导下的文学史研究，在文学进化的过程中揭示那种受到蒙蔽的社会塑造功能，填平“文学和历史、美学认识和历史认识之间的鸿沟”。
四
曾经有论者指出，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把文学活动的历时性归结为共时性，从而取消了文学史，“姚斯与其说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理论，不如说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取消文学史的理论。”[6]P6但是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正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特点所在。接受美学是立足于接受者的特殊角度，站在共时和历时，站在历史和美学双重视野的交汇点上来观察文学现象。因而它不同于线性思维、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观，“这种文学史不以作家、影响和文学潮流为中心。这并不是说文学作品自身保持不变而它们的解释发生变化：作品和文学传统本身按照它们在其中被接受的各种历史‘视野’积极地改变。”[7]P92宏观地说，接受美学所要取消的不是文学史的理论，而是试图取代僵化的“进化论”、“作家、作品论”的文学史思维模式，取代单一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尤其是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这些对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以及诸多文类史的研究都是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的。微观上说，接受美学把文学的历史看作是一部接受史和效果史，突出了以往被忽视的读者的作用和地位。而这也正是当下在不断重写、不断修订的文学史写作当中最应当引起史家瞩意的。
对于文学史的编写而言，史料的收集、甄别、整理固然直接影响着史书能否成为一部“信史”，但占有了材料却未必就一定能够撰写出一部“良史”。文学史的编撰归根到底是一种人为的写作活动，所以史家对于材料的取舍、编排、评价，或者说史家的文学观念、历史态度在更大程度上制约着笔下史书的面貌。陶东风教授所提出的“文学史哲学”③的思考，以及学界对于文学史编写史进行考察的论着，都是在引入对于更具指向性的历史观念、历史秩序的思考。现在看来，肇始于80年代末期的“重写文学史”不仅仅是对于个别作家、作品的重新品定，其内在的挑衅性实际上是在于对于文学史秩序的冲击。这种冲击的效能近年来已经被学界做了较好的吸收、转化，而在这种吸收、转化过程中，也不难看出对于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借鉴。例如在对赵树理的研究处理上，在钱理群等先生着的《现代文学三十年》里仍比较侧重于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评价，而在洪子诚先生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却通过作家的“评价史”还原了历史语境。我并无意对两部史书的高下妄加评断，只不过我非常叹服洪子诚先生把赵树理处理为一个“问题”的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更加突出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动态感。而在贺桂梅的研究中，则更加放大了作为“问题”的赵树理，在其《转折的年代》④一书中，再现了赵树理的“经典化”过程，而这实际已经触及到了“当代文学”的发生问题。而所谓“评价史”、“经典化”实际上就是“接受史”、“传播史”，都可归入“文学接受”的范畴。对“评价史”、“经典化”的研究，不仅凸显了问题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同时也在一定削弱了史家价值判断的主观性，既建立了历史逻辑，也敞开了问题内涵，应当说，这种处理方式与接受美学共时态、历时态相交织的历史观是颇有几分相似之处的。
其实，无论是透过历史来看文学，还是透过文学来看历史，都是不够完美的。史学、社会学和文学彼此之间固然可以借鉴，然而它们毕竟又是不同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的学科特点，彼此之间在相互支援的同时又难免造成遮蔽。不同的文学史观的意义也就在于从不同的角度扩展观察视域，拓宽思考空间。而究竟是应当以集体、读者的名义来规范文学，还是应当以文化想象和语言实践的胸怀来阅读社会和现实，或许这正是文学史的魅力所在，也是其吊诡所在吧。
E. (3)分析赵树理小说语言与形式的创新
赵树理（1906一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
《小二黑结婚》作于1943年春，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他被称为“地摊文学家”。
小说塑造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
A．新型农民的典型：小二黑和小芹。
他们是解放区新+代农民的典型由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掌握自己的命运’譬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传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若，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续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两人并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反对封建迷信。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反对恶势力。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并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B．落后农民的典型；二诸葛、三仙姑。
他们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既不明白自己受苦的根源，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便养成了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性格。
二诸葛迷信思想报重。“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包办儿子的婚姻，给小二黑找了个七、八岁的童养媳。在恶势力的面前不分是非，软弱屈从，只会哀求“恩典恩典”。三仙姑好吃懒做，用迷信唬弄人，装神弄鬼骗取钱财。包办婚姻，给小芹找了旧军官；心理“变态”，讲究不合时宜的穿戴打扮，对小二黑和小芹表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和感情。两个落后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与新的时代格格不久但他们毕竟是受封建毒害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作品的结尾，三仙姑改变了打扮，二诸葛也撤去了香案。
C.封建恶势力的代表：金旺、兴旺。
金旺兄弟利用农村新政权的稚嫩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摄取了基层政权的职位，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调戏小芹，非法斗争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把持乡村政权。但他们最终还逃不出人民政权的惩罚。
思想意义：小二黑和小芹的胜利说明人民政权是人民实现自主婚姻的最可靠的保证。同时它也揭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斗争是解放区人民反霸除暴的民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建立新的婚姻观念，消除封建迷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作品也表达了作者的一个隐忧，那就是，基层政权有可能会被封建恶势力所把持。金旺和兴旺这两个形象说明：农村的基础政权中只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造福于人民。但作品也同样表现了作者的某些农民意识，诸如对于三仙姑形象的丑化，特别是对她的穿着的嘲讽性描写，都显示了作者对女性的贬抑态度。
这部小说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作者学习了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和古典小说的长处。这主要表现在：
(1)在结构上，采用单线发展的手法。情节连贯，故事性煮划构严谨，首尾照应。作者按照民间习俗，老百姓爱听故事晌习惯，善于把矛盾斗争，一环扣一环地集中起来，发展下去。
小说开头写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神仙，接着写小芹，再引出金旺兄弟，后写小芹的恋爱对象小二黑，然后矛盾爆发，出现了第六节（“斗争会”），第七节“三仙姑许亲”。而第八节“拿双”是矛盾的顶点，最后几节，由区政府出面支持新人物，惩罚坏人，教育帮助落后。分章分节的形式，集中地叙述人物和事件，既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小故事，又不破坏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结局，对前面的人物有所交待，又首尾呼应，造成结构的严密。特别是大结局的“大团圆”符合中国民间的喜剧欣赏习惯。戏剧性强，情节出现多次逆转。在人物塑造上，以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性格；在情节开展中，运用白描手法和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
（2）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展现人物的心理。“不宜栽种”“恩典恩典”——二诸葛的迷信、迂腐。“米烂了”“看看仙姑” ——泼、赖。三仙姑去区里见区长的言、行、打扮这—细节。在语言运用方面这部小说真正做到了大众化（群众化、口语化）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
（3）人物的类型化。将主要人物分成三类，分别灌注了三种具有抽象理论特性的观念。
（4）山西的地方特色。语言的山西风味——对于三仙姑“下了霜的驴粪蛋”的比喻；给人物起诨号的手法。具有浓重的淳朴的地方风味，又幽默有趣。
总之，《小二黑结婚》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获得了群众的赞赏。
赵树理小说艺术风格的概叙
（1）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描写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所写的事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和特色。
（2）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朗朗上口，并富于幽默感。
故事是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3）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大家，创造了“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
赵树理“评书体”小说大量运用经过加工提炼的群众口语进行叙述、描写，沿袭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结构特点，讲究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人物的来龙去脉、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又摒弃传统章回体的形式框架，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放到矛盾冲突中进行塑造，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例如《李有才板话》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所创造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开辟了新文学发展的新生面。后来人们把这一群体的作家，形象而友善地称为“山药蛋派”，赵树理是这一文学流派的当然的领袖。
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为了实现写好农村、农民的诺言，赵树理坚守“乡土文摊”作家纯朴的本色，从不以大作家自居。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间，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叫闫家山，闫家山村里的“闫恒元派”就属于民主政权要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持“闫家山”政权多年。村长闫恒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后，由侄儿闫喜富继续干村长抛头露面。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还利用种种手段骗取了“模范村”的荣誉。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祖祖辈辈受尽了西头“闫恒元派”的欺压。对于这一部作品，各研究专家和文学大师都对其赞赏有加。董大中先生说：赵树理是一位艺术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话》是他在文学民族化上的重大贡献。郭沫若、茅盾等大师都有中肯的评论。
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着的人民作家。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
赵树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甘守“文摊”作家的寂寞，决不攀“文坛”，他能身体力行，多才多艺，他会唱上党梆子，同时能拨弄好几样乐器，嘴打梆子还不误唱，创作了很多“群众喜欢看”“时代起作用”的优秀作品。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这一位人民艺术家崇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创精神的追求。值此百年之际，我们怀念赵树理，像赵树理那样真切地关注人性，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关注和思索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关注民族命运，更要关注活文化，要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F. 关于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而蜚声解放区文坛，其作品通俗化大众化的追求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相吻合，以至于甚至产生了所谓“赵树理方向”的口号。建国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下乡集》、《赵树理小说选》及长篇小说《三里湾》、长篇评书《灵泉洞》(上)等。赵树理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同时，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阅读心理、欣赏习惯相一致。这种创作追求使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在他的影响下，马烽等山西籍作家形成了一个被列为“山药蛋派”的作家群体。文革中赵树理的作品被批判，本人也被迫害致死。
代表作： 中篇小说 小二黑结婚
短篇小说 “锻炼锻炼”
G. 赵树理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他以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高举起民族文学大旗，其作品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如今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新农村和赵树理时代的农村也完全不同了。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宏伟目标，这些都是赵树理生前所企盼的，也是赵树理在文学理想中所追求的。为了更好地弘扬赵树理文学精神，作家、艺术家要像赵树理那样写出新的农民，写出新时代的农村、新的农村文化来。这也是研究赵树理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赵树理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他和他的作品都已成为历史。今天研究作为历史人物的他，还有什么意义呢？赵树理不是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今天不少人也并不喜欢他；但无论如何他还是重要作家，有鲜明特色的作家。他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以为最重要的还不是通俗化、大众化，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等等，而是他跟农民的密切关系。现代文学史上写农民的作家真是多啊，但是再没有谁能有赵树理与农民关系这么深的。我们中国有几亿农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了一个赵树理，还真是不容易。无论是启蒙主义作家对农民弱点的批判，无论是革命作家对农民革命的歌颂，都无法与赵树理相比。我曾经说过，别的作家与农民的关系是从外面插进去的，赵树理则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他从生活到情感全是农民化的。他深深地爱农民，可能连缺点也爱了；他眷恋农村，包括眷恋某些人看来太不“现代”的生活，他可能觉得那才有无限的情趣哩。现在不是有句时髦话叫“片面的深刻”吗？我看赵树理也有点片面，但他也深刻，对农民爱得深刻，别人达不到的深刻。然而他并不是守旧派，他怀着博大的爱期盼着农民的生活能好起来，期盼着农村的进步。所以他既有着强烈的启蒙精神，含着温情鞭笞农民的封建、落后的观念，他也歌颂农村的进步，又怀着割不断的忧虑，看到农村进步的艰难，农村工作中太多的问题，以至要把自己的小说叫做“问题小说”。今天，如果要问纪念赵树理有什么当代意义，我的看法就是发扬他这博大的爱，对于农民的深深的爱牎这太需要了牎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不管有人怎样贬低他，重要的是把他的特点，他在现代作家中无以取代的特点挖掘出来，加以彰显。我认为他在现代文学史上自有独特的价值，他的地位是无人取代的。
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人的认识也随之发展，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包括对历史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这必然会推动我们的学术研究、作家研究。譬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成为今天重要的治国理念。能够提出这样的理念并且立即得到大家的认同，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新动向。而赵树理身处“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所以他的一些作品被认为是不及格的。《三里湾》里怎么没有地主啊？怎么不写合作化过程中贫下中农与地主的尖锐斗争啊？那时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赵树理反映阶级斗争有所不足，不如柳青、周立波等；这样就逼着赵树理要去写“典型”的阶级斗争，如《十里店》那样的剧本，而不能按照自己看到的实际生活来进行创作。
所以，“如何更好地结合社会实际，更贴近现实”地研究赵树理，而是社会实际，是现实生活，推动着我们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步步深入地去认识赵树理。关键是我们不要脱离社会实际，不要脱离现实生活。只要你能够感受到社会发展的脉动，只要你的思想乐于接受新现实、新思潮的冲击，你一定会获得新眼光、新视野、新角度、新深度，再去看你的研究对象，就会有新发现，产生新的认识成果。
H. 论述赵树理小说创作及其艺术创新
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为了实现写好农村、农民的诺言，赵树理坚守“乡土文摊”作家纯朴的本色，从不以大作家自居。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间，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叫闫家山，闫家山村里的“闫恒元派”就属于民主政权要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持“闫家山”政权多年。村长闫恒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后，由侄儿闫喜富继续干村长抛头露面。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还利用种种手段骗取了“模范村”的荣誉。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祖祖辈辈受尽了西头“闫恒元派”的欺压。对于这一部作品，各研究专家和文学大师都对其赞赏有加。董大中先生说：赵树理是一位艺术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话》是他在文学民族化上的重大贡献。郭沫若、茅盾等大师都有中肯的评论。
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着的人民作家。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
赵树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甘守“文摊”作家的寂寞，决不攀“文坛”，他能身体力行，多才多艺，他会唱上党梆子，同时能拨弄好几样乐器，嘴打梆子还不误唱，创作了很多“群众喜欢看”“时代起作用”的优秀作品。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这一位人民艺术家崇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创精神的追求。值此百年之际，我们怀念赵树理，像赵树理那样真切地关注人性，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关注和思索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关注民族命运，更要关注活文化，要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I. 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与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区别
赵树理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注重现实人生的切实方面的创作姿态，把“问题小说”作为他实现其使命意识的最佳方式。文章在提出问题的性质、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三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进行了分析比较
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为了实现写好农村、农民的诺言，赵树理坚守“乡土文摊”作家纯朴的本色，从不以大作家自居。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间，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叫闫家山，闫家山村里的“闫恒元派”就属于民主政权要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持“闫家山”政权多年。村长闫恒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后，由侄儿闫喜富继续干村长抛头露面。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还利用种种手段骗取了“模范村”的荣誉。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祖祖辈辈受尽了西头“闫恒元派”的欺压。对于这一部作品，各研究专家和文学大师都对其赞赏有加。董大中先生说：赵树理是一位艺术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话》是他在文学民族化上的重大贡献。郭沫若、茅盾等大师都有中肯的评论。
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着的人民作家。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
赵树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甘守“文摊”作家的寂寞，决不攀“文坛”，他能身体力行，多才多艺，他会唱上党梆子，同时能拨弄好几样乐器，嘴打梆子还不误唱，创作了很多“群众喜欢看”“时代起作用”的优秀作品。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这一位人民艺术家崇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创精神的追求。值此百年之际，我们怀念赵树理，像赵树理那样真切地关注人性，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关注和思索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关注民族命运，更要关注活文化，要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赵树理的文学理想与“新农村”理想
在人们的印象中，赵树理是一个清醒的、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深入解读他的小说和理论文章，多方探索他坎坷、传奇的人生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同时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心中始终孕育着一个壮丽的“乌托邦”式理想。这理想，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催生的，是与无数志士仁人的社会理想相通的。但赵树理的理想，是根植于社会底层和广大农民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绝不类同于那种激进的、浪漫的乃至“极左”的社会理想。赵树理的“乌托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民间文艺为主的“文学理想”，二是“以民为本”的新农村“社会理想”。
赵树理一生都在为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而努力。但他绝不是一个固守农民文化、排斥其他文学思想和方法的“农民作家”。他在年轻时期就接受了“五四”文化和文学的洗礼，并在最初的创作中，运用了新文学那种惯用的欧化方法和语言。只是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痛感新文学并没有在农村和农民中生根发芽，农村的文化阵地被“封建小唱本”占领着，才立下志愿要为广大农民写作，并甘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追求，但“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主题依然坚定地支撑着他的创作，这正是他高于同时代、同类型作家的地方。1940年代之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批杰作的发表，证实了他孜孜探求的通俗化、大众化是一条坚实而宽广的文学之途，圆满地解决了新文学以来所呼唤的“文学大众化”的历史难题，从而改变和拓展了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周扬语）。面对眩目的成功和如潮的好评，赵树理其实是诚惶诚恐的，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作有那样的高度，有那么丰富的政治内涵，但也无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信念，增强了为农民写作的自觉性。他在同美国记者贝尔登的谈话中，称自己是“志愿文化人”，“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在《艺术与农村》一文中，他历数农村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期望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此时他已不再是30年代那种民间文学家的心态，而是一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境界了。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进入北京，他同老舍、李伯钊等一批同仁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说说唱唱》杂志，推出大众文艺丛书，亲自改编和创作戏剧、曲艺剧本，而这一切都源于他逐渐成熟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思想，那就是在民间说唱文艺、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具有民族风格和大众语言的新文学。他不仅全力以赴地投身这一事业，而且在理论上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他在《“普及”工作旧话重提》等多篇文章和多次讲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文艺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典文艺传统，二是“五四”文艺传统，三是民间文艺传统，而事实上当时现行的文学是以第二种传统为主体的，把“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了，这不符合毛泽东关于“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文艺思想。他认为当代文学如果“以民间传统为主”，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会真正走到民间。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想象，一个多么诱人的理想！但若干年后，赵树理悲哀而沮丧地说道：“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继承的东西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