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孟子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见解及其现实意义
仁
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庄子.在宥》:“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清谭嗣同《仁学.界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虚心,故虚识。”
1.同情友爱:仁心,仁义至尽
2.果核的最近部分:杏仁儿.
不仁:(1)不仁慈,无仁德如不仁不义
(2)手足痿痹,为能运动:麻木不仁,四体不仁.
3.人、仁
“最初只有人字,后以二人相爱,人旁加二为仁,故仁由人而来。仁固可作‘仁义’解,也可作人解。我认为‘克己复礼为仁’的仁字,宜作‘人’解。以孔子之话作本论,《论语》中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观过斯知仁矣’、‘井有仁焉’,这些仁字,都应作“人”解。而一般学者以其字之为仁,多曲为之解,求其说,而不得要领。故上例我以‘仁’字应作“人”解。否则,‘井有仁焉’,作仁义之‘仁’解,难以解通。又以其他着作为旁证,可知人、仁同义。例如《礼记表记》说,人也谓施以人以忠恩也。人与仁同义……《论语》所谓‘人者仁也’、‘仁者爱人’,即本此义。皆由于人、仁同出于一源,且关系密切。把仁字均解为‘仁义’,难以自圆其说、令人信服”
4.
仁,就是二个人字,从这个字的形我们看到了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字呢,古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害人人,人人必将害我。”的简写。这句话中两次使用二人组合。所以就是仁的意思了。仁是道的一种.
仁: 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义联系起来 ,把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其“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其“义”,指正路,“义,人之正路也”。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仁 人的表现是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如以仁为本体
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
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
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
对人则有爱心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仁”字始见于儒家经典《尚书·金滕》:“予仁若考。”仁指好的道德。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仁的内容包涵甚广,核心是爱人。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故其基本涵义是指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儒家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形成仁政说,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着名的仁政说,要求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治理中,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孟子提出一些切于实际的主张,重点在改善民生,加强教化。其首要之点是“制民之产”,要求实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把仁政说与王道政治联系起来。认为人皆有仁爱之同情心,即不忍人之心,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行仁政,天下可得到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难以治理。孟子认为,即使是百里小国,只要行仁政,天下百姓也会归之而王。他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行仁政须落实到“省刑罚,薄税敛”,发展农业生产等要事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修德行教,使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即使是坚甲利兵也能战而胜之。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批评暴力,反对战争。这是儒家仁政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与仁政学说及重视人权,满足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理论相联系,从政治治理的实践和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儒家重视民生,主张满足人们求生存的基本物质欲求,并倡富民思想,强调先富后教,使民从善,然后政权得以稳固。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儒家认为,民生是治国之本,民以食为天,衣食足,有恒产才有恒心,满足了百姓的衣食需求,国家才能稳固而得到治理。
儒家从重视民生出发,倡富民思想。儒家经典《周礼》提出“保息养民”的六项措施,即“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富而安之,体现了儒家早期的富民思想。孔子提出富而教之的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使众多的人民生活得到满足而富裕,然后施之以教,使人民有道德。把富民作为施教的前提和基础,可见对富民的重视。孔子还把富民与利民、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利益联系起来。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利民、富民、保民、爱民,体察和顺应民心的向背,这是儒家富民思想的特征。孟子还设想,物质财富得到很大的丰富和满足,百姓还有不仁的吗?他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满足了百姓的生活需求,使之富足,就会使民众达到仁的境界而国安。而民穷则争,争则起暴乱,国难以治。可见民富才能国安,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民富而国富,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点。
孔子的最高境界是仁,但这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妇人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 造福的大仁大义;“克己复礼,仁在其中”,好象仁这个境界很容易达到,但孔子说的不是一 人个人的仁,而是有权势在手的统治者的仁,要这些人克服自己的私心欲望,遵守秩序,有步骤 地管理国家,这决不容易,自古极少数大权在手的人能做到;连孔子自己也不好意思说能做到, 只敢说自己好学,常自我反省,希望能接近仁。
孔子与“仁”的学说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着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那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 、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② 如何评价一个人格理论的科学性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现实走向未来,总是凭靠理想这一资禀。正因如此,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文化体系中,不仅有过许多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而且有过许多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产生了许多有关理想人格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研究不能离开对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哲学家、思想家的理想人格理论的透视,这不仅是因为对理想人格的理论研究源远流长,而且这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研究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基础。
��对理想人格理论的透视,本文主要着眼三方面的内容:理想人格的理论基础、目标关怀、和成就方式。而本文所界定的理想人格实质上是指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人在品质上的完美程度和标准。
��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理想人格理论
��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从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始,就注重对人的道德即人的德性的研究。在苏格拉底那里,德性是具有社会的人的优秀性即具有德性价值的意义〔1〕。�他提出,人应当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因为,在他看来,无知就是善、德性,就是聪明。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一个人,就象苏格拉底那样,知道他的智慧真正说来,是丝毫不值什么的,这就是最聪明的人。�”〔2〕他运用“精神助产术”来寻找和发现美德,但他认为,最高的善不存在于人而存在于神的世界。人只有对理性的高扬,重视道德实践才能达到神的世界。苏格拉底举例说,哲学王柏拉图就是最高善的化身。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研究进入系统化阶段。他认为,伦理学就是研究人的优秀性的学问,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是“善”。〔3〕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追求人的理性道德的统一。理性规定人,理性包含着道德,人有理性也有道德,而道德是人本身的规定,理性的要求。从智德统一出发,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人格是“造福于人类”的“完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善恶之间的道德差别,人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德性的等级,理智的德性是最正确的选择和确立人生的目的,因而,人的最高价值是有这种德性的人即“善人”或“完人”。“完人”的理想人格是人的一般品性(如对城邦的热爱)同园满理性品德的结合。亚理士多德认为,理想人格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人们的固有倾向会激起人们对理性生活的向往,“因为以人的固有倾向而言,他应该追求不朽,尽力遵循人性的最好部分而生活。”〔4〕而这一切皆源于他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哲学前提。
��由此可见,以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从人的德性出发,提出“善”、“完人”的理想人格思想。这些思想有相对正确的一面,但由于他们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因而,其思想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欧洲中世纪,是神学统治的时代,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科学是神学的奴婢。奥古斯汀的“原罪说”把人生追求从现世中驱逐出去,进到了天国寻求“永恒的幸福”,因而,关于人追求幸福的善事被推出整个现实世界之外,成为一个神学问题。
��到了十五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了“普遍沉沦”的中世纪,步入欧洲历史的新纪元。它把人从教会和神教统治的枷锁中获得解放,使人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自我目的本身。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思想家从人性论出发来探求人的道德问题。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从生物人性论出发,把“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视为“整个道德的基础。”〔5�〕而以康德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从抽象的人的“善良意志”、“自由意志”出发,探讨道德问题。康德认为,不计实际后果的善良意志是道德的基础,行为只有遵循“绝对命令”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而为了实现这一抽象的伦理原则,就必须在信仰上假定人的意志自由〔6〕。�因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理想人格乃是“完人”之理念,它是“神性所有直观之个体的对象”,为“一切可能的存在中之最完美”,为“现象领域中一切模本之原型”。然而,由于这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要么从生物人性论出发,把人看成是人的生物本性的反应,要么从抽象人性论出发,把人看成是绝对意志自由的产物,因而,他们的理想人格理论缺乏科学基础。
��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思想家特别注重对理想人格问题研究,其历史背景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格危机”。人格危机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其根源在于现代科技革命的强大压力使社会基本矛盾激化。人的本质的异化表现出人格危机,人格危机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原有人格模式的丧失。为了摆脱这一危机,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倾注诸多心血,企图构建各自的新理想人格模式,如尼采的“超人型人格”、“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型人格”、“舍勒的“完整的人”模式、杜威的“内在和谐”的活生生的人的模式。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偏见,这些哲学家、思想家所建构的理想人格理论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难以寻找出使个人的人格能够得到全面健康发展的道路。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人生,而人生问题的核心是理想人格的建构。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理论是从具有中国特质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一体化的儒教传统文化”〔7〕中凝结和升华出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设计萌芽可追溯到原始神话中的“三皇五帝”、“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等对祖先的崇拜和构想。然而,在先秦的百家争鸣时代,理想人格设计趋于成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儒、道、墨。
��儒家理想人格理论以人性论为基础。孔子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8〕因此,个体人的内心探索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仁人君子”,这是他人生理想的人格化产物。“仁人君子”,从理想人格的外在表现看是“礼”,从理想人格的内在实质看是“仁”,因而完美的人格就是“仁”与“礼”的统一。所以,张岱年先生说:“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智、仁、勇’三者的统一,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是泛爱人类,智是具有渊博的知识,勇是勇敢强毅,兼重仁、智、勇,这是一个全面的人格理想。”〔9〕但是,实际上,孔子的“智、仁、勇”三达德是以“仁”居首,因为只有“仁”才是“智”所应有的内容,也只有仁才能做到果敢坚毅〔10〕。孔子强调“仁”是为了达到“内圣外王”,达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人格境界。这种境界的蕴意诚如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认为:有超越本体感受但不神话天命,有内在的道德觉悟但不夸张自我,有广泛的游世悲愿但不依附权势,有高远的历史使命但不自居仁圣。孟子把理想人格划分为三个等级:大丈夫、圣人、神人。他主张现实的人应追求“大丈夫”人格,因为大丈夫人格是坚持一定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的伟大人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11〕可见,儒家理想人格以“仁”为终极关怀,以“礼”为实现手段,追求“内圣”与“外王”合一的入世人格。
��道家理想人格是“圣人”、“真人”、“神人”。庄子的理想人格分为“至人、神人、圣人”三个品级。但是,庄子认为,人生是命定的,“死生存在、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12〕因而实现理想人格只有通过“精神胜利法”,通过忘怀一世不幸而又不可改变现实的“无心无情”的心境从现实世界过渡到自由的精神世界。在总体上,道家主张人生无为,逍遥无待,求得超然世外。形随俗而志清高,身处世而心逍遥是道家理想人格的精神写照〔13〕。
��墨家理想人格是“博大完人”。有四重人格特质:“富有思辩的头脑,奋斗的韧性,爱和牺牲的精神,反对艺术的生活。”〔14〕
��就儒道墨理想人格看,其共同特征是向往圣人人格,尤以醇儒为甚。除这三家外,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董仲舒的“五常”、韩愈的“五德”、二程的“五性”、朱熹的“五伦”都是比较着名的理想人格设计。从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理论中可以看出几个最明显的特征。
��第一,由于多重文化的影响作用,儒家理想人格系统化、具体化、世俗化过程,使它积淀为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意识,使之成为后世理想人格模式的价值取向,其影响“甚至自1949年共产党中国以来,在许多事情的计划上、体制上,仍然发现许多儒家伦理观念因素的存在。”〔15〕儒家理想人格主导地位的形成,首先与统治者的极力宣扬有关;其次,从文化上讲,秦统一中国后,儒家文化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各部分迅速扩展,而且在地理上的各区域普遍展开,儒家文化在汉以后成为一个大的文化运动,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其影响〔16〕。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儒家理想人格精神及其伦理倾向更符合统治阶级的统治要求和需要。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尽管有道、墨、佛、扬朱、魏晋玄学等与儒家相抗衡,但由于受文化传统定势影响,它们或居于儒学之侧,或败北消遁,而儒家理想人格理论在这种较量中却日渐昌达。诚然,这种状况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变化。在社会理想方面,人们追求现实世界而非往古世界,这一点先是洪秀全有所认识,康有为真正提出理想不属于往古而属于未来;进化论使中国摆脱了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又经过唯物史观对社会规律的理性把握,化育出李大钊倡导的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的社会理想;在理想人格方面,理想人格不再是“醇儒”的圣人人格,而是经过“豪杰”这一中介,“圣人”被一种新的平民化的自由的理想人格所代替,任何凡人都可以变伟大之人。
��第二,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具有“重义轻利”的利他性特征。儒家理想人格的特征之一是“重义轻利”。强调“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惟重“义”施“义”忘“利”、“兼济天下”、“克己复礼”,方能“达仁”,成为圣贤之人,把上述行为规范和价值原则贯彻到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中,人格发展表现为社会取向和利他取向,生活主式和价值观走向利他主义。这种人格价值取向产生的恶之果是奴性人格。这对传统中国人的人格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具有政治——伦理化倾向。儒家理想人格的社会基础是知识分子(儒生)和官僚阶层,因而,它的政治及其党性原则是鲜明的。同时,儒家理想人格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型理想人格。仁与礼是儒家伦理——价值的两大主题,仁是人格主体的自觉,礼是外在的社会制约。一个理想的人格,就是仁与礼的统一。其目的在于调适个人使之成为“怀德”的君子,而不注重专门实际才能的培养,“君子不器”(《为政》)是儒家伦理的精髓〔17〕。因此,儒家理想人格理论是一种道德内求、内圣的理论,而非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是教化人们安身立命的道德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儒家的原则几乎都能转化为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成为历代圣子的最大济世抱负〔18〕。
��第四,在理想人格成就及其实现途径上,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理论特别注重强调个人的“内圣”,强调个体人格的塑造和内化。孔子强调“允执其中”,孟子将内圣和教化统一起来。但是,传统理想人格理论尽管强调“自觉”和“自愿”的原则,但是它缺乏达到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实践手段或经济利益手段,而只能依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自我塑造与完善,从内都充实自己的心灵世界,在“内圣”中使个我得到提升、跃迁。这种重内求内修的唯心主义修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它使人生追求局限于内心世界的考察,对所处世界缺乏抗争,产生内向封闭心理,形成保守型人格,其最终结果造成中国人严重的精神萎缩,而无法激起中国人去勇敢进击,去努力追求意志目标和民族的理想价值目标。
��总之,在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理论中,儒家理想人格理论占居主导地位,也是最完善的理想人格模式。然而它的政治伦理性、内求性和客体性,造成了中国人的奴性人格、封闭人格和依附人格,这些人格是中国人人格现代化发展的阻障因素。在中国近代,哲学的解放使人们有可能对传统理想人格理论(主要是儒家理想人格理论)进行批判、扬弃、超越。事实上,这种扬弃过程在当前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在进行。今天,中国人正以清醒的主体意识,清理、改造、批判、反思传统理想人格理论,在此基础上,依据现代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建构适应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理论是唯一科学的人格理论,它是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石,以全面人性论为理论前提,以全面自由的“个性”发展为终极关怀,以人与世界关系在社会实践中的全面展开为实现理想人格唯一途径的完整理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理论奠基于全面人性论上。从哲学史上看,人性论是进行理想人格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但对人性论的阐释却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理论既摒弃抽象人性论强调人的理性成分而忽视人格中的情感、道德、命定因素的片面人性论,又摒弃人本人性论过分强调人的本真情感而忽视人的理性因素的片面人性论,坚持全面整合的人性论,即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是全面的人性论,它包括在社会存在基础上反映出来的人的肉体、精神、心理和心理素质的总和;这种人性论是实践的人性论,它是人以社会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实践在自身中的凝结和体现;这种人性论是不断发展的人性论,它是随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过程。
��第二,从全面人性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人格内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指每个人个性能力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不是个人的“全面自我维护”或“个人的全面自我目的性”〔19〕。对此,马克思说得很明确,�“当历史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时,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20〕。因此,个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指每个人按照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改造自己,丰富自己的需要,提高自己的能力,抛弃过去造成的一切鄙俗的享受趣味,而成为时代新人,只有这样,人才能按照自己的先进形象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出崭新的高水平的自由境界。
��具体而言,所谓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之人,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是具有主人翁地位的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1〕那时人的自由发展主要体现在对自身个性才能发挥的自主设计、个人活动的自由和自觉性以及对自由时间的大量占有。其次,它是全面发展的人。即生产劳动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才能的机会,因而,生产劳动成了解放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手段,社会劳动主体的个性才能得到全面实现和全面发挥,“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22〕。个体的全面发展表现在:人的心理素质通过德育、智育、美育,在道德、智力、情感几个方面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人的身心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最后,它是真善美统一的人。是真,是指这种人是全面提升的人,是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对自己本质的把握和占有;是善,是指这种人符合个性发展的最高要求;是美,是指他的发达智慧的超越的理性力量、充满激越情感、高尚品质、坚韧不拔的毅力的统一体,蕴含无与伦比的人格美、人性美。
��第三,在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与追求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致的,即是说,只有在实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个人的真正联合,每个人对自我的关注、肯定、发展,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真正把握才能实现。因而人只有在追求自己与自然、自己与社会、自己与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自我肯定、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才能真正实现理想人格。
��总之,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理论的科学性,是因为它理论前提的科学性、内容的客观性、成就途径的实践性,因而,它是完整科学的理想人格理论。
��从有关理想人格理论的透视中可以看出,西方理想人格理论总体上而言是非科学的,因为其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础是非科学的。根植于中国自然经济特质的传统理想人格理论是一种片面的政治伦理型理论,它远不适应我们时代人格发展的要求,是一种需要扬弃的人格理论,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理论的科学性已为历史和现实不断证明,它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的设计及其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③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是怎样的
对内心仁德的自觉、肯定和主体精神的伟大和崇高,要求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应终生不懈地努力,要以天下为己任,不怕任何挫折和磨难。
孔子的弟子曾经说得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以说,达到“仁”的理想境界,也就是“圣人”、“大丈夫”。他们爱仁以德,立人达人,忠孝信义,宽信敏慧,智勇刚朴,心胸坦荡,有浩然之气,对社会、人生都有强烈的责任感。
(3)理想人格研究方法扩展阅读:
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有不同的理想人格。如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圣人”,即内圣外王。“内圣”指人的内心通过自我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外王”指人的道德修养的外化和外在表现,即把人自身的心性修养推广到自身以外的社会领域。明清之际黄宗羲、颜元等提倡的“豪杰”。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是全面发展的、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共产主义新人。
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
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些还包括小吃,风俗等传统文化。
④ 什么是人格
独立性是现代青少年健康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而独立性的培养与传统人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负面影响给青少年独立性的培养造成了诸多误期。本文着重阐述传统人格与青少年独立性的影响与引导。传统人格对青少年独立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人格崇拜的服从和膜拜让中国人的心理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他制他律性,自我抑制性的特点;“家国”中的人物角色定位及对“家国”的义务感弱化了自我,个人独立性减弱;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相对应的崇尚经验意识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青少年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与中国人注重和谐,追求安定的文化心态相应,中国人的传统人格不是强烈自我表现,而是执两用中,温顺谦和,带有较强的“中庸心态”特点;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自我。另外,传统人格中的正面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在传统权威人格中自强不息,开拓创新,自主独立等的精神对现代青少年独立性的培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具有较强的自主、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中国21世纪青少年所必须具备的重要人格特征。然而青少年这一重要人格特征的引导和塑造,却深受前辈的传统人格和过渡人格影响。为更好的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性,必须走出传统人格和过渡人格负面影响误区。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以乡村文化(农业文化)为特征的文化,与这种文化相适应的传统人格具有较强的人格(偶像权威)崇拜特征,跟民族的人格崇拜相应,对经书和老年文意识膜拜也较为严重,这些特征都不同程度的抑制了现代青少独立性的塑造。下面仅从传统人格的特征方面谈谈传统人格与青少年独立性的影响和引导。
首先对权威的服从和崇拜容易失去自我。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宗法观念极强的国家,人格崇拜极为严重,对对权威的服从和膜拜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识。对长辈,上级有所忤逆是“犯上”违反圣旨是“大不道”;不听恩师是“大不敬”。圣君贤臣,顶头上师都具有远见卓识,都高瞻远瞩,思虑周全,都是道德完善之人,他们的所言所语均是“奉天承运,皇帝诏约”,是“圣旨”,不可不听不可不从;他们的所作所为皆为楷模,不可不仿不可不效。导致人们都在依权威的模子来锻造自己,甚而是不分是非曲直的一味模仿。父母要孩子服从自己的权威,皇帝要天下子民服从自己的权威。家庭和社会教育都在注意对孩子“人格崇拜意识”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孩子主体意识的培养。孩子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有时成了“权威的克隆”和应声虫。。武斌在《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中曾剖析了人格崇拜的特点。
1、很容易接受权威,信仰权威;
2、重视权威,如果没有权势位,不论他的意见本身如何精辟也往往得到重视;
3、因循守旧,随波逐流;
4、不善于对传统习俗批评、拒绝创新;
5、相信命运,不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实;
6、对事实报有刻板意象。
不难看出这些特点极易让人失去自我没有独立性,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安于常规,没有创造性,甘于在别人的影子中生活。现代青少年崇拜偶像,和“追星”,也极易造成这种误期。家长,学校在对他们的偶像祟拜,和“追星”进行引导时,应注意让青少年明确偶像能为生活提供一个目标,方向,楷模,模仿,学习,深化的是偶像长处和积极进取精神。其目的是完善自我,丰富自我内含发掘自我潜力,塑造一个“我之所以为我”的独立自我。
其次人格崇拜的服从和膜拜让中国人的心理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他制他律性,自我抑制性的特点。对权威的依赖,如对上司上属,圣君贤臣,家长族长的依赖;对家庭家族的依赖;对传统的依赖以及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投亲靠友”,“找靠山抱粗腿”,“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朋友三个帮”等均是这种心理意识的反映。我之所以找到了好工作,我之所以工作出色,我之所以步步高升 靠的不是我有学识,我有才干,我有能力,再加我的努力,我的奋斗。而是我有官父官母,钱叔钱姑;我有“后台”,有“背景”,有贵人提携帮助,所谓有“贵人相助是也”等等。这些不良现象在现代也习以为常,社会学校家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代人际关系中,有人曾将父辈创造的人际关系提升到了60%以上,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人很重的依赖思想。青少年要么耳濡目染,要么亲身经历,在如此的“熏陶”下,从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孩子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学习靠高师,求职靠关系,工作靠贵人的心理态势。尤其现代家庭独生子女偏多,家长溺爱有加,往往忽视了孩子的独立性培养,更增加了这种仰仗和依赖心理。在如此环境中的孩子,自我何在,独立性何在,不得不令人堪忧。
第三, 家国中的人物角色定及对家国的义务感弱化了自我,个人独立性减弱。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家在人们的生活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卢作孚曾指出家庭构成了中国人基本的“生活世界”,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中国人就是在家庭的生活活动中寻求了和确立了人生的意义1(参见卢作孚《中国人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布克哈托曾对家国,团体意识作过这样的阐述“人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家族,党派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布克哈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5页)也反映家国意识对个人意识的弱化。家对于中国人说是一种“本位”,是安身立命和精神寄托的基础和根。这里的家既指小家——家庭,也指较大范围的家——家族(宗族),还指更大层面的家——国家。个人的一切活动在家的范围内展开,个人以家为依托,将视为一个避风港,在家内寻求、获取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个人离不开家庭、家族和国家,而“无家可归”、“亡国之苦”、“亡国之恨”则被视为人生的大不幸,民族的大不幸。武斌认为“对家的依赖决定了个人对家的义务,以家族为本位亦即以义务为本位。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家庭总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义务感”。(武斌《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第49页)这种义务感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整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在家的范围内规定,个人的生活只有在“家”开,依托于“家”才有意义,这种情况导致对“家”的义务成了人生的主旨,使个人的存在“家庭化”和“家族化”,个人没有自己独有的利益,有的只是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的价值取向笼住了个人,家国的集体利益成了个人取舍选择的最后标准。家国的意义重大,从而弱化的个人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家国来说,个人的意义不大,个人的努力并非一已的事,而关涉到老少全家,上光宗耀祖,下延香火,光大门庭。“愧作龙的传人”、“败家子”、“不孝子孙”,无颜见先贤圣哲,愧对江东父老,人不仅仅为自己而活等皆是对不起家国的内疚之情的反应。这种情形跟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人所感发的“愧对自我”恰恰相反。培养现代青少年的独立性,要注意引导青少年明确家国与个人的关系,“家国意识”不可过重,也不能没有。人不能离开“家国”而存在,看重家国而不迷失自我,强调“我之所以为我”,而不过分张扬“自我为中心”,才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健康人格的独立性。
第四,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相对应的崇尚经验意识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青少年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在农业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崇尚经验的意识及为严重,以此为中心而形成的崇师崇古崇经书的经验意识。对经书秘笈和老年文明的看重以往过去,把人们的思维禁锢在“熟悉的系统”中,他们“倾向于过去,在历史传统中寻求自己的熟悉系统”,按照前辈所习惯的方式去活动,把传统作为生活的指导。所以中国人有一种“尚古精神”,重视祖先崇拜,恪守“祖宗之制”,好古薄今,因循守旧,以传统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4于是呼中国人沉浸在伟大的文明古国的巨影之下,“四大发明”足可自傲,祖宗之制足可远行,先师高参之法中可效仿,四书五经足可为用,圣哲先贤 人们的思维崇师崇古崇经书的经验意识束缚在熟悉的系统中,他“师父使人的头脑局限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奴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而少有自我,少有创新。人们墨守成规,足可以应付,而不必冒险去接触新的事物。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就曾指出“在中国人的态度上,没有什么新的事物发生在现在或未来,所有的新事物都已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引自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师父老师成了经验经书的传声筒,门徒学生成了经书和师父的“木偶”。名师出高徒,但高徒是经书师父的雕琢的木偶。无需多言,其水平自然还在师父的经书之下。现代许多人依然迷信的“XX秘笈”、“XX策略”、“XX技巧”、“XX方法”、“XX秘方”、“XX之道”、“XX大师指导”、“XX名师大法”流行,跟崇师崇古崇经书的经验意识不无关系。看重前人历经积淀的保贵经验财富,本该提倡,但过分的看重强调,无疑使人成为经验的奴隶和俘虏,它往往使用权人失去独立的自我,缺乏主见,丧失应有的创造性。培养青少年健康的意识,应引导青少年大量汲取传统知识,来丰富提高自我素养,同时在具备丰厚功底的基础上,能独立自主的去改革创新,从而走出迷信经验的误区。
第五,与中国人注重和谐,追求安定的文化心态相应,中国人的传统人格不是强烈自我表现,而是执两用中,温顺谦和,带有较强的“中庸心态”特点。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自我,因为要以“和合”、“和谐”为目标,要以“天人合一”为美,于是崇尚“中庸”囿于“熟悉系统”而少有创新。因为要追求安平稳,于是“安土重迁”、“安土乐天”、“安身安心”、主“静”怕“动”、求“稳”怕“乱”。人们为了不打破“和谐”、“安定”的心态,往往压抑自我,适应“熟悉系统”的规范,适宜大众眼光的审慎。其结果便是不太在意“凸现自我”,缺乏创新,进取精神不足,不能坚持自我观点,人云亦云。在培养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时,要引导明确“和谐”,“安定”固然可以作为追求的目标,作为生活的准则,但不宜过分囿于“和谐”,“安定”而迷失自我,失去自我主见,失去进取心。
前面主要从传统人格的负面影响来阐述其对青少年独立性的培养。其实在传统人格,尤其在过渡人格中,正面影响也是大量存在和不容低估的。在中国人权威人人格崇拜中,从神话传说到历史,人们所崇拜的人当中也透出一股自强不息,勇于开拓创新,敢于为天下先,有较强自我意识的人。《礼记-儒行篇》所提出的理想人格的16种特质中就有一点---自立,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人格也注意独立性的培养。郑板桥临死前曾让儿子蒸一笼馒头给他吃,他说:“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好汉”。他到死也不忘培养儿子自食其力的能力,他期望儿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能独立支配自己的生活。林语堂在论述理想人格的达观特点时说:“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由此而凸现的便是“权威”,“偶像”关注到自我,能按照自我选择努力实现自我,从某些侧面呈现自我观念独立的自我人格。这种意识有利于强化自我,有利于形成积极的自我观念,它为人们正确对待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有利条件,避免了由于人格模仿而迷失自我。
中国传统人格虽然把“自立”作为一种重要的理想人格特征。但这种特征在宗法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权威人格层层笼罩,是弱小和不完全的,它为能在传统人格中形成主要特征。到了近现代,随着传统文化的逐渐解体,中国人自我认识的“觉醒”意识逐渐得到了加强,自立自强的独立精神作为“过渡人格”的重要特征也开始确定下来。这种独立性是随着中国人的自我认识的展开而逐步确立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武力、政治、经济、文化的撞击,极大的震撼了中国人依附于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建立在传统文化观念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形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伤害。人们开始对“自我”,“自身”方面的问题、进行反省和追问。“最初的自我认识还是在传统文化提供的观念框架中展开的,并且还停留在器物和社会组织结构层面,即表形文化,有形文化的思考” 武斌在《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第3页中。这种“自我认识”未能涉及自我本质,他仍然是浅层和不完全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开始从新的文化观念框架为出发点,立足新的文化价值体系来反省认识自己。“五四”开辟了一条中国人自我认识的路,从此以后,中国人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的定位才逐渐健全起来。从独立性上来说,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主要是围绕“民族独立性”,“文化价值的独立性”和“个体自我”的独立性层面科学理性的展开的。
自我认识作为“民族精神的最高成就”(黑格尔语),它对自己基本文化精神的自觉;对自己文化模式和民族性格的反省和拓新;对自己生存方式和观念体系的理性反思;以及对自己价值意义的确定和评估。它使得中华民族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既对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正面价值”作了恰当的肯定认同,也用变化的观点对“正面价值”作了新的认识和现代化的评估及补充。同时,还对那些“负面价值”进行解剖和分析。从而建立与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相应的新人格。在自我意识上,对“自我”进行重新“理解和“接受”,确立积极的“自我概念”。
⑤ 孔子姿料请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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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资料
2010-04-19 | hjr811 | 转藏(4)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着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发愤为学,博学多能。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着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才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离去了两千多年,他创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他的学说遭受知识界的精英们强烈批判,几乎是毁灭性打击。在二十世纪,在人们对人自身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反省时,他的思想学说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们的注意。
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以此推论,后来"不着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着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
⑥ 孔子和老子追求的理想人格有什么不同
[儒家]把“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根本和关键所在。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最完美的品德。孔子认为做到了“仁”便是达到了理想的人格。“仁”是儒家所提倡的一切美德的概括和总结,“仁”不仅包括了克已复礼、爱人、孝悌、忠恕等等内容,而且包括了敬、忠、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广泛的德目。所以孔子认为理想人格的实现是一个努力学习、思索和实行“仁”的过程。对儒家来说,道德规范是首要的,而人的自然之性是次要的。为了实行道德规范,要克制自己的个性,甚至消灭自己的个性。所以,儒家有着把道德规范和自然人性对立起来的倾向,孔子认为,一切仁义都在人性之外,以至“存天理、灭人欲”之说。 [道家]把“仁”看作是衰世的产物和人为的恶果。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只有“绝仁弃义”恢复自己的本性,做到“常德不离”才是理想人格。因此,道家的理想人格则是自然化。老子认为仁、义、礼等等都是后世的人为产物,是违反人性的。道家对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视批判的态度,老子认为造就理想人格并不在于用一种外在的、异己的规范来束缚自己,而是应该向内追求、努力恢复、保持和发挥自己内在的自然本性,这叫做“修之于身、其德乃真”(道德经五十四章)要求放弃向外的追求和学习,把一切人为的方面消除干净,如此,才能“为天下贵”,才能造成理想人格。 很明显,在如何造就理想人格的问题上,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是各执一偏。孔子强调的是道德规范的一面,有压制个性的倾向;而老子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一面,从而否定道德规范的一面。几千年来,对造就理想人格的问题上,也就是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儒道两家各执所见、争执不休,而又在争执中互相借鉴、补充、融化、渗透。对掌权天下的统治者来说,当然是喜欢儒家,因为道家的种种批判,会引起人们对正统的思想和既定的道德秩序产生怀疑,容易导致异端。 (一)孔子向老子问“礼” 老子和孔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年长于孔子。我国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只用极其简单的161个字记叙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事。当时老子的社会名声已经很大,孔子去拜见老子请教“礼”的问题,孔子从鲁国山东曲阜到周王朝的都城。今天的洛阳市东关大街北侧,有一座牌坊内的古碑上写着“孔子入周问礼处”就是历史记载。传说那天老子刚洗了头发正在晾发,孔子一进门只看见老子披散着头发,迎风而立,双目如开似闭、脸上似笑不笑、神情似醒非醒、闻声不动,就像一棵枯树挺立着。这时的老子进入了一个寂静、虚无、深邃的奇妙世界,脱离了滚滚红尘,进入了时间的隧道,遨游在万物的原生态之中,心境到达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层次的审美,最高层次的快乐,能够体味这种境界的人就是最高境界的人了。 老子会见了孔子,并和孔子谈论学识,孔子好像被老子带到了一个神奇的智慧大海边上,让孔子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哲理的涛声。孔子眼前更是开阔了,思想更是博大了,智慧更是丰富了,老子的形象在孔子心目中变得无比的高大。据说孔子见了老子回去后,他的学生们发现孔子几天不说话,变得傻了,其实孔子是在进行着一层又一层的内里反思。以后,孔子的学生们问起对老子的访谈感想,孔子深深感叹道:“老子是人中之龙啊!而我只好像是瓮罐中的一只小小飞虫啊!”学生们问孔子为什么称老子是龙呢?孔子摸着自己像小丘一样的头顶回答说:“如果是只鸟,我当然知道鸟会飞;如果是条鱼,我当然知道鱼会游;如果是只野兽,我当然知道它会跑。是鸟,我可以用箭射它;是鱼,我可以用线钓它;是野兽,我可以用网捕它。至于是龙,我就不知道它是怎样乘着风、驾着云,遨游太空的。所以说老子是龙啊!” 龙!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个虚构的图腾包含着众多动物的体态;麒麟的头象征威武和吉祥富贵、大蛇的身体显示了它的灵气、鲤鱼的长须显示着它的聪明向上、水牛的角表示它的勤劳善良、雄鹰的爪说明它的坚强勇敢、海鲸的尾是它对自由的渴望、满身的花朵展现着祖国大地的美丽。世界上,其它各国象征国体的图腾,都只是单一的动植物,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一个包含众多动物的复合体。它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众多民族大团结的大家庭。 老子、孔子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 一个是大耳朵的老子,是道家的圣人,是一条龙,是中国文化的巨龙。一个是头顶凹凸的孔子,是儒家的圣人,是只凤凰,是中国文化是之凤。一个老子一个孔子,一条龙一只凤,一个是道家一个是儒圣,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演绎得如此出色。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尽管自汉武帝听取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家”以后,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制度,都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民的正宗传统,把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的唯一经本。从此以后,老百姓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你想“十年寒窗,书包翻身”?你就必需通读规定的儒家课本。由此,儒家思想替代了道家、佛家、和其它各派的学说。但,道家以自己的哲学体系与儒家思想在相抗、在相融、互补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在中国形成了儒、释、道的三教合一。 儒家为社会提供了人本主义的传统学说; 道家为社会贡献了自然主义的传统学说; 佛家为社会提出了解脱主义的传统学说。 儒、释、道,统治了二千多年来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并延续至今。 (二)孔子和老子不同的教育方法 孔子和老子的教育方法是不一样的。孔子讲学的原则是“因材施教”;把学生分成各类,按各人的情况实施教育,先了解学生,再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提起因材施教人们就会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的,“自行束修以上,有教无类”的语句,这说明,孔子对什么样的学生都要,都收。但采用的教学方法却是不同的,而是因人施教,按照学生的智力和性情来启发你,你怯懦就多多鼓励你,你莽撞就对你多加戒律压束,你性情似蚕丝就对你细细地缠,你像一根木头就狠狠地劈你。想当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孔子对这七十二贤人也并不是一样的教学,不是采用一律一样的课本和教法,有喜欢有不喜欢,教授有深也有浅,这就是孔子在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因人而教”。 老子认为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应是智慧的启迪。老师的知识是有穷尽的,而学生的智慧却是无限的。因此,老子的教育方式不同于孔子。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学生,老子都讲一样的东西,让不同的学生从中自己去体会不同的精神,从而达到教育之目的。这种反其道而用之,就是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概括起来,找出他们的共同本质,然后给一把总钥匙启迪你的智慧门。老子这种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的教育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 如今我们学校的教学方法既贯彻了孔子的“因材施教”又是贯彻了老子的统一教材启发智慧的教学。由此而见,几千年来儒道两家在相互对抗、相互借鉴之中得到了相互的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