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批评方法分析呼兰河传

① 巜呼兰河传》的主要人物及性格特点

巜呼兰河传》的主要人物及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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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分析：
1、小团圆媳妇
说明她健康、天真、活泼的单纯的小孩子活泼。
2、小团圆媳妇婆婆
保守固执，遵从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麻木、残忍、愚昧
3、二伯-----处于奴隶地位，有时思想却是主子们的思想。作者着重揭示了二伯的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的性格。
4、冯歪嘴子----是《呼兰河传》第七章着重描述的人物 他是个敢于打破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他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幸福，要争得做人的权利，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表现出生的坚强和勇气。 他敢于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结婚，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冯歪嘴子任凭人们奚落，平静地生活着。
5、祖父
作者在园中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爱放飞了孩子的天性，在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了孩子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正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是自由的，所以在她孩童的眼里，一切才是自由的，快乐的，甚至是充满梦幻色彩的。
《呼兰河传》：是着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小说共分7章，前有序后有尾声，着名文学巨匠茅盾作序。本书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与特色。
编辑于 2019-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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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人物性格介绍
人物形象分析： 1、小团圆媳妇 小团圆媳妇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个仅仅十二岁而被称作十四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说碗碟很好看，想坐起来弹玻璃球玩；一点也不害羞，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吃饭就吃三碗等。 说明她健康、天真、活泼的单纯的小孩子活泼。 2、小团圆媳妇婆婆 “用破棉把她蒙起来了”；“又把她给蒙起来了”；“把她的衣服撕掉了”；“团圆媳妇的婆婆也睡得打呼了”；“团圆媳妇的婆婆一边烧着还一边后悔，若早知道没有什么看热闹的人，那又何必给这扎彩人穿上真衣裳，„„心里又悔又恨”；“说这团圆媳妇一定是妖怪”；再联系选段之外婆婆的那一大段语言描写：“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是打狠了一点，全身也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青子给她擦上了。”保守固执，遵从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麻木、残忍、愚昧 3、二伯-----处于奴隶地位，有时思想却是主子们的思想。作者着重揭示了二伯的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的性格。 4、冯歪嘴子----是《呼兰河传》第七章着重描述的人物 他是个敢于打破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他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幸福，要争得做人的权利，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表现出生的坚强和勇气。 他敢于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结婚，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冯歪嘴子任凭人们奚落，平静地生活着。 5、祖父 作者在园中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跟着祖父在园中，栽花、拔草、种白菜、铲地、浇水，当然这都是童年游戏的内容，不是真正的劳作，是“乱闹”，至于摘黄瓜、追蜻蜓、采倭瓜花、捉绿蚂蚱，更是孩童的游戏了。玩闹累了，就在园子里睡下。当然，让作者感到自由快乐的，不光是祖父的园子，还有慈爱的祖父。他给了孩子心灵的自由，他允许孩子随便玩闹，对孩子倾尽了爱心和耐心。他的爱放飞了孩子的天性，在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了孩子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正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是自由的，所以在她孩童的眼里，一切才是自由的，快乐的，甚至是充满梦幻色彩的。 《呼兰河传》：是着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小说共分7章，前有序后有尾声，着名文学巨匠茅盾作序。本书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与特色。 作者：萧红，中国现代着名女作家。1911年6月2日生于黑龙江呼兰县，1942年1月22日病殁香港。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等。幼年丧母，父亲性格暴戾，她只有从年迈的祖父那里享受到些许人间温暖，寂寞的童年形成了萧红性格中孤独、敏感、矜持而又倔强的一面。
1109赞·21,113浏览2017-10-12
求呼兰河传每一章的主要人物，主要内容，以及表达的人物性格，最好一百字左右
《呼兰河传》故事简介及人物形象分析 一、作者与作品简介 关于作者：萧红（1911—1943）中国现代着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曾因不满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个人感情生活也屡遭坎坷。先后辗转于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等地。1942年，31岁的肖红在历经艰辛之后，寂寞地病逝于战火纷飞的香港。在她不到十年的创作中，留下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中篇小说《生死场》、短篇小说《手》《牛车上》等大量作品，这些介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独特作品，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含量和独特的生命体验，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作品：《呼兰河传》创作始于1938年武汉，定稿于1940年12月的香港。1940年9月1日开始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至12月27日截止；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呼兰河传》是萧红在历经重重变故，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的。是作者的后期代表作。它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以及“孤寂与苦闷”的情怀。着名文学家茅盾评价：“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二、故事简介 《呼兰河传》以一个小女孩的眼光观察古老的呼兰河畔的种种人和事，是一部回忆性、自传性的小说。它再次打破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统小说模式，而以呼兰城的公众生活和环境为中心，辐射出生活的种种方面，正如书名所示，它是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习作传。 第一章写呼兰河的自然风光以及它的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第二章写当地人们“精神上的盛举”——风俗民情；第三、四两章写作者的幼年生活，她的慈祥的祖父以及左邻右舍；第五、六、七章分别写三个独立的故事，三个不同的生活悲剧：天真活泼的小团圆媳妇的死，孤苦无依的有二伯遭受凌辱，贫困的磨官冯歪嘴子的不幸。 三、人物形象分析 1、小团圆媳妇 小团圆媳妇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个仅仅十二岁而被称作十四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说碗碟很好看，想坐起来弹玻璃球玩；一点也不害羞，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吃饭就吃三碗等。 说明她健康、天真、活泼的单纯的小孩子活泼。 2、小团圆媳妇婆婆 “用破棉把她蒙起来了”；“又把她给蒙起来了”；“把她的衣服撕掉了”；“团圆媳妇的婆婆也睡得打呼了”；“团圆媳妇的婆婆一边烧着还一边后悔，若早知道没有什么看热闹的人，那又何必给这扎彩人穿上真衣裳，„„心里又悔又恨”；“说这团圆媳妇一定是妖怪”；再联系选段之外婆婆的那一大段语言描写：“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是打狠了一点，全身也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青子给她擦上了。” 保守固执，遵从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麻木、残忍、愚昧 3、二伯-----处于奴隶地位，有时思想却是主子们的思想。作者着重揭示了二伯的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的性格。 4、冯歪嘴子----是《呼兰河传》第七章着重描述的人物 他是个敢于打破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他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幸福，要争得做人的权利，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表现出生的坚强和勇气。 他敢于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结婚，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冯歪嘴子任凭人们奚落，平静地生活着。 5、祖父 作者在园中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跟着祖父在园中，栽花、拔草、种白菜、铲地、浇水，当然这都是童年游戏的内容，不是真正的劳作，是“乱闹”，至于摘黄瓜、追蜻蜓、采倭瓜花、捉绿蚂蚱，更是孩童的游戏了。玩闹累了，就在园子里睡下。当然，让作者感到自由快乐的，不光是祖父的园子，还有慈爱的祖父。他给了孩子心灵的自由，他允许孩子随便玩闹，对孩子倾尽了爱心和耐心。他的爱放飞了孩子的天性，在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了孩子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正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是自由的，所以在她孩童的眼里，一切才是自由的，快乐的，甚至是充满梦幻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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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主要人物
1、“我”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是个天真、活泼、可爱、顽皮的孩子。 “我”家住了五间房子。“我”站在街上，不是看什么热闹，而是心里边想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我”想将来是不是“我”也可以到那没有人的地方去看一看。 “我家的院子”里住着一群不是“我”家人的几家人：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的，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家宅，租“我”家的房子暂住的人。 即便是随时要倒塌、破烂不堪的房间，因为租金便宜，也唱着歌斗胆住着。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2、有二伯 有二伯是长工，在“我”家一做就是30年，而且没有工钱，“我”家只提供有二伯食宿。所以工作30年，有二伯还是一无所有。有二伯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他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他喜欢和大黄狗谈天。 有二伯身处被奴役被蹂躏的地位，十分可怜，但他毫无觉悟，健忘自傲，是个活脱脱的东北阿Q。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对小团圆媳妇竟然没有一点同情。 埋葬了小团圆媳妇之后，他连连夸赞“酒菜真不错”，“鸡蛋汤打得也热乎”，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般，本来是个扛活的却偏偏喜欢别人叫他“有二爷”，“有二东家”、“有二掌柜的”。这个“ 二东家”不敢反抗真正的东家，只能对着绊脚的砖头发牢骚。 3、冯歪嘴子 他是个敢于打破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他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幸福，要争得做人的权利，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表现出生的坚强和勇气。 他敢于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结婚，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冯歪嘴子任凭人们奚落，平静地生活着。冯歪嘴子这一个小人物没有过多的言语来强调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知道自己最大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生存的问题。 4、祖父 “我”的祖父是个慈祥、和蔼可亲、脾气好的人。他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他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他又是一个慈祥、善良的人，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在家里，“我”与祖父的关系最好，常常和祖父在后花园玩。 5、小团圆媳妇 一个仅仅12岁而被称作14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说碗碟很好看，想坐起来弹玻璃球玩；一点也不害羞，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吃饭就吃三碗等。她是一位健康、天真、活泼的单纯的小孩子。 (1)印象批评方法分析呼兰河传扩展阅读 《呼兰河传》是萧红最为脍炙人口的名作之一，亦是现代文学“最美的收获”之一。它由作者构思并开始写作于1937年的武汉，而因时世动乱不安，转徙流离，直至1940年12月才在香港完成。 作品先是边写边在1940年9月至12月期间的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翌年5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在桂林出版单行本，可惜作者未看到样书就英年早逝了。 《呼兰河传》自诞生后，多年来不断再版、重印，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国现代文学名着之一。鲁迅超级欣赏的女作家，萧红真正的杰作。 萧红（1911—1942），原名张廼莹，笔名悄吟等，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1927年，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读书。1931年，为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开始了一生的流浪和漂泊。1934年，与萧军一起到上海，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 1935年底，出版中篇小说《生死场》，轰动文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辗转于武汉、临汾、西安、重庆等地。 1940年1月到香港，在病中完成了《呼兰河传》的写作，并写出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一部及回忆性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等。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年仅三十一岁。 萧红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具才情的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拥有两套笔墨，两种才情。一方面关心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穷人和弱势者的生存境遇；一方面又专注于自己孤寂的情绪，心灵的微妙感受，对于爱和温暖的追求与向往。 萧红对于国家民族的关心，更多时候聚集于批判国民性的痼疾这一焦点上。她曾经说：“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便指这一点。萧红的这一追求直接受到鲁迅“改造人的灵魂”的写作导向的影响，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延续。 经历多年漂泊之后对于故乡的深切怀念和反思，促成了《呼兰河传》的写作。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呼兰河传
229赞·21,985浏览2019-04-15
呼兰河传人物性格
先写祖父和祖母，再从各个角度去描写呼兰县的荒凉，接着写小团圆媳妇死亡的事情，然后写有二伯的故事，再写磨倌冯歪嘴子，最后交代故事结局。
2赞·1,484浏览2020-05-04
呼兰河传里的人物性格是怎样的
阴起层岫，清景半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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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简析萧红《呼兰河传》的艺术成就

............（二）《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萧红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呼兰河传》第一章没有我出现，你的意识里有我在，等到第二章我出现，你也不觉得很突兀。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至少是缓和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着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4）诗化的风格。

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着的体现。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着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呼兰河传》中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萧红的创作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③ 萧红《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文学批评分别可以从哪些分析方法入手去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
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
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

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

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
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

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
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
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
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

④ 《呼兰河传》读后感，500-600字， 1、要概括全文内容。2、再把内容和生活实际结合起来讲讲。

从第一眼就给我展现了一种全新的风貌，它与我平常读的书截然不同。以前读的书再怎么悲伤也不像它所描绘的那样荒凉，再怎么荒凉也不像它描述的那样死寂。生活在呼兰河的人们，是彻彻底底的悲剧。
我为萧红笔下的人物感到悲哀。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成不变，没有色彩和花样，只有脆弱和枯槁。那里的人是如此的冷漠，面对他们好比面对一堵厚墙。他们一生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可那样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
萧红的童年是灰暗的，她身边的人一个个像被抽去灵魂的木偶，早已对生活麻木了。他们固执而又愚昧，唯一不同的只有萧红的祖父。祖父是一个乐观的人，他从来没有绝望过，成天开开心心的，而且他还保留了一颗童心，萧红每次调皮地做“恶作剧”，祖父发现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和萧红一起哈哈大笑。如果换作别人，恐怕早已把萧红教训一顿了。所以，萧红算是幸运的，她有一个令她骄傲的爷爷，关于祖父的记忆是她极少有的幸福回忆。
比起萧红，我们不知要幸福多少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喝玩乐无一不全，时常还能得到零花钱，城市里有好多公园，里面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五花八门、妙趣横生，和那灰头土脸、死气沉沉的呼兰河没法比。现在的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呼兰河传》从多个方面给我们描述了作者萧红童年时代的人间冷暖，萧红用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听见萧红在哭泣，在呐喊，在试图唤醒人们的心灵……
《呼兰河传》让我们懂得了许多。我很喜欢这本书。
编辑于 201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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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条评论
写个评论，走个心～
慕蓉春雪月

⑤ 结合具体内容谈谈呼兰河传这篇小说的诗意表现在哪些方面

《呼兰河传》有三重视角，一个是童真童趣的儿童视角——“我”，孩子看不清事件的内涵，于是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一个是成年叙述者视角，叙述者是处在一种超然的境界，与小说中人物保持着距离；第三个是萧红视角，萧红视角是居高临下的，读者可能看不见她，但她随时会出来发议论，有时连议论也不发，但读者可以感觉到萧红的情感波动。[9]
1、儿童视角的“陌生化效果”
萧红儿童视角的使用，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儿童视角可以达到“陌生化效果”。儿童感受世界的混沌性、单纯性往往更能接近事物的真相，看到成人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隐秘世界，也能看到被成人忽略或遮蔽的生活细节。
在《呼兰河传》中，众人都说小团圆媳妇有病，抓来公鸡，烧了开水，要用大缸给团圆媳妇洗澡。只有“我”说：“她没有病，她好好的。”并且跟小团圆媳妇一起玩，“‘我’给她一个玻璃球，又给她一片碗碟，她说这碗碟很好看，她拿在眼睛前照一照。她说这玻璃球也很好玩，她用手指甲弹着。”小团圆媳妇“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并且孩子气地对“我”说：“等一会你看吧，就要洗澡了。”两个孩子哪里知道“洗澡”会把命洗没了。还有，小团圆媳妇的辫子分明是她婆婆剪掉的，但是“她的婆婆说这团圆媳妇一定是妖精。就说，睡了一夜觉就自己掉下来了。”所有人都相信婆婆所言，而“我”却说：“不是的，是用剪刀剪的。”
“我”和小团圆媳妇是儿童之间的交流，从而暴露了小团圆媳妇“没有病”和头发是婆婆“剪下来的”真实，儿童看不到或者说预料不到事情发展的残酷和恐怖的结局，造成对成人内心世界的遮蔽，达到了“陌生化效果”。而读者在这距离中有了思索的空间，反而使恐怖事件更加触目惊心。萧红小说儿童视角的运用，制造出惊愕和新奇感，从而看到人间的真面目。儿童视角还可以使异常沉重的悲剧有了一丝轻松，也达到了一种陌生化。如“我”看到有二伯被父亲打倒在地上，“有二伯就这样自己躺着，躺了许多时候，才有两个鸭子来啄食撒在有二伯身边的那些血。那两个鸭子，一个是花脖，一个是绿头顶。”有二伯挨了打，受了气，没有地方发泄，就骂狼心狗肺的“兔羔子”，在“兔羔子，兔羔子……”的骂声中，“于是‘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大白兔，‘我’听见有二伯说‘兔羔子’，‘我’想到一个大白兔，‘我’抱着那大白兔，‘我’越看越喜欢，‘我’一笑笑醒了。”从儿童轻松、喜悦的叙述中，更加感受到有二伯凄惨的命运。
《呼兰河传》中写“我”看到冯歪嘴子一家，数九寒天屋里水盆都结了冰，新生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只能盖着面袋睡觉。“‘我’想那磨房的温度在零度以下，岂不是等于露天地了吗？这真是笑话，房子和露天地一样。‘我’越想越可笑，也就越高兴。”儿童视角的“越想越可笑”的“陌生化”描写，更使读者感到一种无法遏制的悲哀。
用儿童视角进入历史，感知呼兰小城，可以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在这里，大自然特别孩子气，“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自在。对祖父的描写也是为了表现这种自由自在，祖父在萧红眼里，也是一株自然生长的植物。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遇到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大自然和祖父的自然状态与折磨小团圆媳妇的杀人者和“看客”形成鲜明对照。[9]
2、成人叙述者的超然与“间离”
成人叙述者是超然视角，对呼兰河人无视生命的现状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的态度：“他们对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了就长大，长不大就算了。”如写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儿子死了的情形：“忽然有一年夏天，她的独子到河边去洗澡，掉河淹死了。虽然她从此以后就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她的菜被偷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地活着。”
染房里两个徒弟为了争一个女人而死了人：“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按进染缸子给淹死了。死了的不说，就说那活着的也下了监狱，判了无期徒刑。但这也是不声不响地把事就解决了，过了三年两载，若有人提起那件事来，差不多就像人们讲着岳飞、秦桧似的，久远得不知多少年前的事情似的。”
造纸的纸房里死了一个孩子：“再说那造纸的纸房里边，把一个私生子活活饿死。因为他是一个初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叙述人用这种淡然、超然的态度，叙述着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从而与所叙述的事件产生了一种“间离”。[9]
3、萧红视角的嘲讽与批判
在小说的潜层，是萧红的视角，萧红的视角从两个方面体现，一个是作品中时时出现的议论，大多夹叙夹议，是凌驾人物之上的，与小说中人物有距离；一个是涌动着的、浓烈的、按捺不住的情感，使读者为之动容。萧红说：“‘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如何，为什么这样悲凉。”这是典型的萧红视角，因为儿童不会用“荒凉”、“悲凉”这样的词，超然的成人视角也不会用“荒凉”、“悲凉”去形容情感，只有萧红视角才说出这样包含情感的话。
萧红的视角会在作品中情不自禁地发议论，如第一章写东二道街的大泥坑，“这泥坑子里面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甚至马也经常陷进去，“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有时人也掉进去了。但是，“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这后一句话就是萧红的议论。
这样的议论在《呼兰河传》随处可见，如写漏粉的人：“他们一边挂着粉，也是一边唱着的。等粉条晒干了，他们一边收着粉，也是一边地唱着。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了，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萧红视角的议论与成人叙述者的超然叙述是不同的，成人叙述者一般不会用“人生是苦多乐少”、“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这样带感情的用语，这样的用语是萧红真实感情的流露。[9]
散文化的叙述结构
《呼兰河传》第一、二章主要通过对呼兰城的风土与人情的叙述，展现出了一幅大泥坑、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优美的画卷。第三、四章转换角度，写“我”在后花园的无虑的童年生活和对祖父的无限依恋；第六、七章则又分别以有二伯、小团圆媳妇和磨倌冯歪嘴子为主角讲述他们的悲惨故事。
由于该作品并不立足于给某人立传，而是给作者记忆中的呼兰城立传，所以这七章都并无标题作为内在的逻辑联系，彼此之间独立，均可单独列章，且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除了回忆的“我”外，连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没有。
以第一章为例，作者不是写某一家、某一事，而是写到全城。先写繁华的十字街，再写西二道街与东二道街，最后写那小胡同里的人生。写东二道街时，也没有突出、典型的故事情节，只是絮絮叨叨地写了那个横在街心、淹死人畜的大泥坑，写卖豆芽的王寡妇因儿子淹死而发疯，发疯后还是每天平平静静地去卖豆芽菜，随后又写染缸房，两个青年学徒为争一个妇女，一个把另一个按进染缸淹死，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刻意追求故事过程的扣人心弦，只是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用一种率真的方式描绘出来。
《呼兰河传》的散文化叙述结构，除了淡化情节之外，也与文本中大量儿童视角的叙事模式的存在有关。儿童视角指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周遭，例如文本中对于呼兰城的各样风俗的回忆以及“我”和爷爷在后花园的甜美生活的回忆，便是典型的儿童视角。“由于儿童对叙述者身份的承担所带来的叙述上的变化是多方面的，文本呈现的是儿童眼里的成人的世界，他们感受的直觉性所形成的文本自然趋于碎片化。”儿童的视角具有主观色彩浓厚、理性思维弱化的特点，而且看待事物也往往是散点透视的，逻辑性不强。但正是这种碎片式的、逻辑性不强的儿童视角，正好无意中契合了原本就琐碎、庸常的呼兰城人的生活状态，因此《呼兰河传》的结构既与生活原状相吻合，又与童年视角相契合。这种儿童意识流导致了结构松散，情节淡化，使小说呈现出了散文化的结构特点。
在《呼兰河传》中，凭个人的天赋和感觉来进行创作的萧红打破了传统的严丝合缝的结构章法，通过自由联想将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连缀起来，进行无边的伸展，成就了一种非情节化的散文风格。这种看似无组织的组织、无结构的结构，正是中国散文“行散而神聚”的精髓所在。[10]
散文化的叙述情调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不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追忆了往昔，而且也表达出了对温暖和爱的痴痴追求。因而，在整个《呼兰河传》的叙事中，作者一直都将抒情的笔法渗入到叙事文体中，使其叙述模式充满了散文化的情调。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表达情感的方式多样化。有时借景抒情，有时融抒情于叙事之中，情感浓烈之时，则直抒胸臆。如写放灯之后的情景：“这时，再往远处的下流看去，看着，看着，那灯就灭了一个，再看着看着，又灭了一个，还有两个一块儿灭的。于是就真像被鬼一个一个地托着走了。打过三更，河沿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河里边一个灯也没有了。”整段的文字没有传统意义中的故事情节，没有完整的结构，没有固定不变的人物，连描绘景象也不甚重要了，而是借那场面的流动，传达出抒情主人公的惆怅情绪。一种繁华过后的凄凉，从那明明灭灭的河灯油然而生。
又如在文本中，作者写及因生病小团圆媳妇而“跳大神”，文中只用简短的语言写道：“过了十天半月的，又是跳神的鼓，当当地响，于是人们又着了慌，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得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听她唱的是什么腔调，看看她的衣裳漂亮不漂亮。跳到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
然后就是抒情性极强的话语进行了总结：“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并进一步写道“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如何，为什么这么悲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在这里，萧红使用了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只是粗粗勾勒几笔，平淡如水的现实生活尽显。
萧红借“难以忘却”的童年回忆来抒发内心无法排遣的寂寞情怀，使得《呼兰河传》充满了散文化的情调。[10]
散文化的叙述语言
旅居他乡、久病缠绵的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叙尽了对故土和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怀念之情。在这里，萧红遵循着她一贯的创作特点，打破常规，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蜿蜒，也不追求人物形象的典型突出，其叙述语言与传统小说的叙述语言完全不同，充满了散文化的特点。
《呼兰河传》散文化叙述语言首先表现在大量的散文式的景物描写上。如在小说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这里，完全用了散文化的叙述语言勾勒出一幅呼兰河的冬景。又如小说中对火烧云的场景描写，没有华丽的辞藻与过分的渲染，但却对火烧云进行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勾勒出一幅北方乡村的落日图。正是这些散文化的语言，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作者记忆中的故乡的画面。其次，小说的散文化的叙事语言还表现在小说中大量的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呼应上。例如，第四章第二节起句是“‘我’家是荒凉的”。第三、四节的起句是“‘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第五节的起句重复用“‘我’家是荒凉的”，到了第六章第十三节的起句重复用了“‘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又如在第六章里也是这样的运用，有十一节的起句都带有“有二伯……。”萧红正是用这种语言实现她的小说理念，这阳关三叠式的语言，在细微差别中重复，犹如音乐主题的反复出现，不仅强调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并呈现出萦回不散的艺术魅力。
另外，在《呼兰河传》的“尾声”里，作者还这样写道：“‘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在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散文化的叙述语言，不厌其烦地絮絮叨叨地叙述了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不仅强烈地流露出对祖父的热爱与怀恋之情，而且以弦外之音告诉读者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表现了作者对岁月易逝、人生无常的叹惋。
又如在第三章写后花园生活时，作者这样写道：“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这完全是一种纯粹的散文语言。用这种散文化的“童言”来叙述，虽无助于情节结构的引人入胜，但别具韵味，写出了小女孩“我”童年时代对祖父的依恋，同时也写出了对童年依稀美好往事的无限怀恋，如诗如画一般。
萧红通过选择独特的节奏和韵味的语言，完成了从句子到句子，从段落到段落直至整个篇章的结构安排，并表现出舒缓、忧郁的美感。
萧红以其真诚的自我表达和突破传统创作模式的创新精神，自由地吟唱出对生命的感悟，体现出她对世事不同寻常的洞察，在散文化的优美意境中写出了其寂寞人生的酸甜苦辣。[10]

⑥ 试论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意思

试论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特征，简单的说就是文学批评的方法特征。

1、诠释考据

这种方法侧重揭示作家作品的本来面貌，考证作家生平、版本源流、语义语音、文字异同等，力求探究和恢复作品的真实情况。

2、印象批评

印象批评是根据自己的印象和感受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不讲具体道理，不作分析说明。与印象批评相类似的还有评点式批评，即把对作品的印象和感受，通过评点--"总评"、"眉批"、"夹注"等形式，直接加在作品之中。

3、价值判断

批评家对作品的整体价值判断是在理解与阐释作品的基础上作出的。理解与评价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理解已经渗透着评价，是整体评价指导下的理解；评价为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所证明，并且是理解引导的最后结论。

(6)印象批评方法分析呼兰河传扩展阅读：

1、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影响。从文学批评与作家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对作家具有规范、引导的重要作用，是社会对文学作品的主要反馈形式之一。批评家是通过具体作品的阅读研究进而认识、了解作家的；同样，他也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品评、分析影响作家的创作。

2、文学批评对接受者的影响。从文学批评与接受者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可以帮助接受者深入理解作品，对接受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塑造作用。文学批评是加深接受者与作品沟通的桥梁。文学作品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产品，它本身具有的价值只有在消费、接受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作品首先要为读者所理解。

3、文学批评对社会的影响。从文学批评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通过作品的分析、评价表达出某种价值观念与理想，从而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文学批评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时，必然要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观点，在其背后则有一定的学说依据与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