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结论与建议
一、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区情总体特征
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是指与我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存在国际边界（部分地段未定界）、在主权空间上位于我国地理行政管辖范围内的、以少数民族聚集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区域（本书以6省区29个地市级行政区划为研究对象）。这29个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除内蒙古7盟市经济相对发达外，其他22个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处边远，自然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人才匮乏等，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的任务艰巨，但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大。
首次研究表明：截至2011年底，中国29个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分布在内蒙古、吉林、广西、云南、西藏和新疆等6省区，总面积290.18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总人口4700.09万，为全国人口总数的3.49%；GDP总量13337.48亿元，占全国的2.83%；人均GDP为2.8377万元，为全国人均GDP的81.08%。与俄罗斯、朝鲜、蒙古等 14个国家（地区）毗邻，边境线长 19592.89千米。主要少数民族比例2.99%～97.00%之间。
中国6省区29个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如下7大特征。（1）地处边境，地广人稀，以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接壤，以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集为特征。（2）29个地区经济发展平均水平与全国的接近，但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大。（3）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自给率普遍较低，中央或地方转移支付的力度大。（4）自然地理条件相对恶劣，交通口岸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高。（5）25个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全国74.15%和91.74%。地区间城镇居民和农牧民间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6）国土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大。（7）自然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国土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各地区加大各类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二、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相关理论与战略政策
系统梳理、综述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关理论与战略政策。为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层面的指导。
（一）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相关理论基础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一是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二是资源科学理论；三是区域经济理论；四是民族地区发展理论；五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理论与政策。前四个方面的理论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该类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五方面的理论主要针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理论：主要有科学发展观理论、共同和谐发展理论和跨越式发展理论。上述理论基础为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战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等政策实施取得的成就
从宏观层面评估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成效及存在问题，再以新疆为例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余年来对该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分布的典型省区的相关战略政策进行了评估。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的税收优惠政策、土地优惠政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优惠政策等与中东部地区的相关政策进行对比。按照矿产资源、土地与水资源、草场与畜牧资源、旅游资源4种国土资源及其产业分类，详细列出了外商投资内蒙古等6个中西部省区的国土资源产业目录。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总体评价为：10余年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优惠政策的惠及下，西部省区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果。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评价为：新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在促进新疆跨越式协调发展发展方面成效显着。10多年来，新疆依据区情、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及地缘优势，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改善民生和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努力实现新疆好发展与全国相协调。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新疆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实惠。如新疆2012年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别是1999年6.44倍和5.51倍。2012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99年的3.06倍和3倍。三次产业比例为由1999年23.0∶39.4∶37.6调整到2012年17.5∶47.3∶35.2，经济结构得到有效调整和优化。
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具体是指国家为发展、扶持、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所实行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经济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成熟到日臻成熟、完善的发展过程。援疆、援藏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过程中，从单一的干部援疆、援藏发展到经济、科技、干部等多种援疆、援藏方式。对口支援的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
中国民族地区经济政策取得的成就可总结为：一是民族地区的财政收支增加，财政能力增强；二是经济总量所占比重提高，经济保持稳中求进；三是少数民族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四是工农业生产平稳发展，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五是边境贸易发展迅速，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良性发展；六是对口支援成效显着，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
三、国内外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实践，为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1）国内主要阐述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和伊犁河谷地土地开发工程，这两项重点工程主要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等南疆5地州和伊犁哈萨克斯自治州境内，这两项重大工程是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的范例。
（2）就国外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与治理内容而言，主要阐述美国西部地区、日本北海道、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典型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实践。其中好的经验和做法为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不利的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3）塔里木河流域治理工程分布于南疆5个地州的29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个师18个团场。其目的是通过工程措施，对区域内水资源等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促进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并已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伊犁河谷地土地开发工程是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因地制宜、以水定地、节水增地，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实现土地开发整理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重要方式，也是保障边境稳定、繁荣边境的重大举措。
（5）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重视典型区域（地区）综合性资源战略的研究与具体实施。如美国西部开发，日本北海道开发，俄罗斯西伯利亚大开发等，为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
（6）美国西部开发是国外国土资源综合开发的一个典型事例，也是边疆地区开发的一个范本。美国西部地区开发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且艰难的过程，对美国近代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对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美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具体做法是，实施土地法，制定土地等资源开发利用的优惠政策，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充分赋予地方政府自主权，以及培育高科技产业等。西部开发活动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它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不少消极影响，如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等。
（7）日本北海道开发历史长，长达130余年，开发活动采取的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相关政府部门配合开展的方式。具体做法有：一是严格依法进行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二是依法制定北海道开发计划与规划，发挥计划、规划的龙头作用，保证了北海道综合开发的稳定性、系统性。三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综合开发要因地制宜，注重开发的科学性。四是为了不断适应日本战后形势的发展，北海道设置了自然资源综合开发行政管理机构。五是中央政府对北海道的支持力度很大，使北海道的人民更多地依赖国家，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潜力有所削弱。六是开发活动始终体现以人为本，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理念，开发活动成效明显。七是综合开发计划制定的程序复杂，费时，一方面提高了计划的科学性，但另一方面导致计划制定的效率较低，影响计划实施的时效性。
（8）前苏联西伯利亚大开发活动产生于其计划经济时期，历经20多年，开发时间相对较短。通过大开发，西伯利亚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地区经济结构，并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燃料、动力、多种工业原料的生产基地，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具体做法与借鉴有：一是发挥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区域性生产综合体的作用。二是发挥专家的咨询决策支撑作用，使综合开发活动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三是采取优惠政策等激励机制吸引人才，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四是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西伯利亚大开发的顺利进行。五是不能忽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六是要抛弃倚重资源型重工业的发展模式，选择促进各产业间协调发展的开发模式。
四、选取新疆阿勒泰地区作为29个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代表进行研究是科学合理的
（1）新疆阿勒泰地区作为中国29个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之一，是这类地区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阿勒泰地区地处边陲，经济社会水平相对落后，地广人稀，国土资源丰富且开发利用程度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人力资源匮乏等。阿勒泰地区具备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因此，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为例，对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战略进行实证研究是科学合理的。
（2）阿勒泰地区隶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北部，阿尔泰山南麓。国土面积11.797万平方千米，约占全疆总面积的7.10%。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蒙古3国毗邻，边境线长1197千米。阿勒泰地区接壤国家之多，在全国各地（市）和新疆各地州中名列前茅。下辖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吉不乃县、福海县、富蕴县、青河县1市6县。境内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0个团场，自治区驻阿单位和驻阿部队。阿勒泰地区的区位地缘优势明显。地区所辖 6 县 1 市均为边境县（市），国家已批准开放4个一类口岸，即对蒙古的塔克什肯口岸（青河县）和红山嘴口岸（阿勒泰市），对哈萨克斯坦国的吉木乃口岸（吉木乃县）和阿黑吐别克口岸（哈巴河县）。阿勒泰还是我国西北唯一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是西部地区建立直接对俄开放口岸的必经之地，具有开拓中亚、西亚和独联体国际市场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3）阿勒泰地区是个多民族聚居区，由哈萨克、汉、回、维吾尔、蒙古等36个民族构成。截至2011年底，阿勒泰地区总人口66.8891万人，其中哈萨克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51.67%。2011年阿勒泰地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162.94亿元。一、二、三产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19.95：47.02：33.0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68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0.88%。地区全口径财政收入37.45亿元，完成地方财政收入21.70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7.8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万元，农牧民纯收入5726元。共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近400万人次，旅游收入29.82亿元。
（4）近年来，阿勒泰地区积极推进铁路、公路及口岸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好成效。铁路方面，继2009年奎北铁路通车后，福海—富蕴铁路将开工建设，福海—吉木乃铁路建设正在设计论证中。道路方面，地区现有干线公路17条，总里程8384千米。北屯—阿勒泰高速公路已列入国家高速公路建设规划。航空方面，现有阿勒泰机场和喀纳斯支线机场两个运营机场，富蕴民用机场正在计划建设中。电力方面。阿勒泰地区电网是自治区一个相对独立的电网，但能够满足阿勒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
（5）通过对阿勒泰地区“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评估表明：“十一五”时期是阿勒泰地区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的重要时期。全地区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一是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二是优势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着；四是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五是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和提高。
（6）阿勒泰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实现以下七个方面的目标任务：一是综合经济发展实力大幅跃升；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三是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四是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明显提高；五是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乡。六是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七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五、依据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区情、探索开展针对这类区域的国土资源资源规划试点
本书有关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战略研究，与当前我国编制的区域国土规划在研究方法、思路，以及核心内容上基本一致。中国29个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编制区域国土规划的条件。参照新疆阿勒泰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实证研究成果，29个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探索开展国土资源资源规划试点。
依据上述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区情总体特征，29个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要积极开展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国土资源资源规划试点，促进这类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按照如下思路进行研究：
（1）国土资源种类的选择。阿勒泰地区选择了土地、矿产、水、草场与畜牧、旅游5种国土资源，对其综合开发与保护战略措施进行研究。其他28个地区可根据各地实际，自然资源禀赋等，选择符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国土资源进行研究。
（2）在系统阐述各地区土地、矿产、水、草场与畜牧、旅游等国土资源的禀赋、特征，开发利用现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国土资源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基本原则、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总体空间布局与模式、土地资源开发整治与耕地保护战略措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战略措施、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战略措施、草场与畜牧资源产业发展战略措施、旅游资源产业发展战略措施。
（3）各地区开展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工作时，应坚持4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草场与畜牧资源和旅游资源5种国土资源综合利用，协调开发的原则。二是坚持国土资源及其产品总量适度消耗、生产与消费总量合理调控原则。三是坚持促进国土资源结构优化配置的原则。四是坚持保持资源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平衡的原则。
（4）29个地区区域国土资源规划的研究内容包括：①区域国土资源现状及潜力评价。②区域国土资源供需形势分析。③区域国土资源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任务。④区域国土资源时空配置、生产力布局。⑤区域国土资源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六、提出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总体空间布局与模式
提出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总体空间布局与模式。综合考虑矿业、畜牧业、旅游业等产业发展现状，根据各地区水资源、土地资源配置情况，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划，合理进行生产力布局。
如新疆阿勒泰地区，建立了为以福海县为中心向四面扩散的矿业区一个（包括富蕴、福海、哈巴河、吉木乃、福富、青河6个矿业园区）；以吉木乃县、阿勒泰市、富蕴青河县为主的三个畜牧区；以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为主延伸至哈巴河县的旅游区；以福海为主，富蕴县可可托和及青河三道海子为主的4个旅游区。
探索建立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草场与畜牧资源、旅游资源等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理想模式。如土地资源要集约节约，高效利用。矿产资源要主力发展，充分利用。水资源要节约利用，保护水生态环境。草场与畜牧资源要合理配置，大力保护牧民的合法权益。旅游资源要重点开发，做大做活，全球视野。按照国土资源类型，提出了5个子系统：即土地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水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矿产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草场畜牧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
对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矿业、畜牧业和旅游业等产业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和研判，提出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探索提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合理布局的战略政策及措施。如新疆阿勒泰地区矿业、畜牧业和旅游业三大产业发展趋势预测结果为：2015年地区矿业、畜牧业和旅游业产值所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5%，20%和25%左右，2020年该比例分别为30%，25%和30%左右，到2030年变为为15%、25%和35%。矿业的地位逐渐降低，畜牧业发展较平稳，而旅游业发展为地区第一大产业。这些基本判断为阿勒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基础支撑。
七、分资源类别提出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战略措施，指导区域国土规划编制
（一）土地资源
新疆阿勒泰地区主要针对土地资源开发整治与耕地保护，研究提出如下战略措施：
1.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
按照土地用途和建设用地准入条件，将阿勒泰地区土地功能区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第二类为建设用地管制分区。根据阿勒泰地区土地资源的特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地区划分出基本农田集中区、一般农业发展区等10个土地利用功能区（第一类），并分别提出了分区管理措施。按照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在与城市规划、开发区（园区）规划、村镇规划“无缝”衔接的基础上，阿勒泰地区共划分出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允许建设区4类分区（第二类）。对4类分区分别提出了空间管制措施。
2.提出了5条土地资源开发整治与耕地保护战略措施
①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②严格保护基本农田。③强化土地利用调控责任。④进一步加大土地开发整治力度。⑤积极争取土地开发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并使各项工程项目得到落实。
其他28个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可根据各地土地资源现状，研究提出有关土地管理合理利用与保护相关战略政策措施。
（二）矿产资源
新疆阿勒泰地区在确定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方向、优化空间布局的基础上，提出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若干战略措施：
1.合理调控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方向，规范矿产资源有序开发
确定油气、煤炭、铁、铜、铅、锌、镍等30余种矿产为鼓励勘查矿种，钨、锡、钼等为限制勘查开采矿种，灰分大于40%和硫分大于3%的煤炭、砂金、砂铁矿等为禁止勘查开采矿种。
2.优化勘查开发空间布局，提高矿产资源配置效率
依据阿勒泰地区成矿地质条件、矿产资源禀赋、矿山企业分布状况、产业链延伸及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现状，对阿勒泰地区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进行功能区划。按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矿业经济等矿业演进阶段特征，结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调控方向，产业政策等，阿勒泰地区开展了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规划区划分、矿产资源开采区划分、矿山地质环境影响区划和矿业经济区划分。
（1）矿产资源重点调查评价区与重点勘查区
阿勒泰地区共划分出30个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地下水重点调查评价区，其中金属矿产23个，非金属矿产3个，地下水4个。阿勒泰地区共划定准噶尔盆地南部地区（石油、天然气）、准噶尔中央坳陷（石油、天然气）、富蕴县蒙库铁矿等51个重点勘查区，其中能源矿产4个，金属矿产45个，非金属矿产2个。
（2）矿产资源禁止勘查区和限制勘查区
阿勒泰地区共划定包括国家和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在内的禁止勘查区63处，禁止勘查区面积近占地区总面积的1/3。
（3）矿产资源开采区
依据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布局、资源分布特点及经济社会发展、产业政策等的要求，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矿产资源规范、有序开发，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及重要城镇及基础设施等，划分出鼓励、限制、禁止开采区。禁止、限制开采区的对象及范围大致与禁止、限制勘查区一致。分别提出了限制开采区和禁止开采区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政策和要求。
（4）矿产地质环境影响区划
综合考虑阿勒泰地区矿山及其周边人居环境状况、矿山规模、矿山分布特点、不同矿种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结合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及其脆弱性、成矿地质条件，根据定性和定量评估的结果，阿勒泰地区划分为8个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6个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11个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一般区。
（5）矿业经济区划分
在阿勒泰国家级矿业经济区发展的空间布局上，按照矿产资源禀赋、矿产资源需求、矿业经济发展现状等，在矿业经济区内划分了5个矿业园区，明确了各园区的功能定位。一是富蕴黑色有色稀有金属矿业园区。二是福海有色稀有金属矿业园区。三是哈巴河有色贵金属矿业园区。四是吉木乃能源矿业园区。五是富蕴恰库尔图—福海煤电煤化工矿业园区。
3.提出了6条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战略措施
①加强地区、市县各级各类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和实施。②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力度，实现找矿重大突破。③充分利用阿勒泰地区周边国家毗邻地区矿产资源，缓解国家、地区矿产资源供需矛盾。④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监督管理。⑤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水平。⑥积极申报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重点工程，促进矿山地质环境的恢复，建立“绿色矿山”，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水资源
1.空间布局
新疆阿勒泰地区研究提出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战略措施。按照阿勒泰地区水资源的分布、特点及对水资源的需求分析，确定了水资源区划，将全地区水资源划分为水资源丰沛区、基本平衡区和短缺区3个区，为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提供了基础支撑。
2.战略措施
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若干战略措施：一是编制和实施阿勒泰地区水资源综合规划、水利发展规划。二是通过划定4个地下水资源重点调查评价区，加强对地下水资源的调查评价。三是利用水价形成机制，提高农业、工业等各行各业及生活用水的水资源利用率，建设节水型社会。四是加强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实现阿勒泰地区“九大工业片区、23个供水点”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满足地区用水需求。五是探索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采取切实可行的节水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四）矿产资源
1.空间布局
根据阿勒泰地区草原资源承载力、人为及自然灾害对草原的破坏程度等，进行草原功能区划。阿勒泰地区可具体将草原划分为：禁牧区、限牧区和允许放牧区。根据阿勒泰地区畜牧资源分布特点、畜牧业在不同县市的发展状况及趋势等，提出优质牛羊肉产业布局、奶业空间布局及毛绒业布局3大畜牧产业布局。
2.战略措施
提出促进阿勒泰地区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战略措施：一是完善草场管理体制，依法管理草地资源。二是加强草场与畜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三是切实落实草原保护奖励补偿机制，使牧民受益。四是积极发展牧区特色优势产业，如矿业、畜牧业和能源产业等。五是在牧区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如牧区饮水安全工程、游牧民定居工程等。
（五）旅游资源
1.空间布局
综合提出优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空间布局思路与方案。以喀纳斯生态旅游区和可可托海风景旅游区两个“龙头”景区为重点，在阿勒泰地区构建三大旅游环线、六条旅游发展轴，划定6大功能分区。此外，根据国家、新疆主体功能区规划、阿勒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结合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适宜性评价，划分了旅游禁止开发区等四大功能区。优化阿勒泰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空间布局，促进旅游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协调、有序发展。
（1）三大旅游环线：一是西环线，即西域边陲风情旅游环线。二是东环线，即阿尔泰文化观光休闲旅游环线。三是大环线，即阿勒泰地区综合旅游环线。
（2）六条旅游发展轴。一是拟建的阿尔泰（金山）文化旅游横轴。二是需要提升的额尔齐斯河（银水）风光旅游横轴。三是拟建的西域边陲风情旅游纵轴。四是需要提升的喀纳斯生态旅游纵轴。五是拟建的阿尔泰山水休闲旅游纵轴。六是需要提升的可可托海观光度假旅游纵轴。
（3）六大旅游资源功能区。一是喀纳斯生态旅游度假功能区。二是可可托海观光度假旅游功能区。三是阿勒泰市山水休闲度假旅游功能区。四是西域边陲风情旅游功能区。五是三道海子游牧文化旅游功能区。六是准噶尔盆地干旱荒漠景观旅游功能区。
（4）四大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功能区。分别是旅游禁止开发区、旅游限制开发区、旅游优化开发区和旅游重点开发区。
2.战略措施
总结提出了阿勒泰地区旅游资源产业发展战略措施。①组织编制实施地区、市县旅游发展规划。②编制实施阿勒泰地区冬季旅游发展规划，注重环境保护，促进旅游资源产业健康持续发展。③建立健全旅游资源产业发展管理体制机制。④建立旅游区绿色GDP评估考核机制。
⑵ 农村发展研究方法中都有哪些方法
怎么写开题报告呢？首先要把在准备工作当中搜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包括课题名称、课题内容、课题的理论依据、参加人员、组织安排和分工、大概需要的时间、经费的估算等等。第一是标题的拟定。课题在准备工作中已经确立了，所以开题报告的标题是不成问题的，把你研究的课题直接写上就行了。比如我曾指导过一组同学对伦教的文化诸如“伦教糕”、伦教木工机械、伦教文物等进行研究，拟定的标题就是“伦教文化研究”。第二就是内容的撰写。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课题研究的背景。所谓课题背景，主要指的是为什么要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所以有的课题干脆把这一部分称为“问题的提出”，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说提出这个课题。比如我曾指导的一个课题“伦教文化研究”，背景说明部分里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伦教作为珠江三角洲一角，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她的文化发展怎么样，有哪些成就，对居民有什么影响，有哪些还要改进的。当然背景所叙述的内容还有很多，既可以是社会背景，也可以是自然背景。关键在于我们所确定的课题是什么。二、课题研究的内容。课题研究的内容，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课题要研究的是什么。比如我校黄姝老师的指导的课题“佛山新八景”，课题研究的内容就是：“以佛山新八景为重点，考察佛山历史文化沉淀的昨天、今天、明天，结合佛山经济发展的趋势，拟定开发具有新佛山、新八景、新气象的文化旅游的可行性报告及开发方案。”三、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课题研究的目的，应该叙述自己在这次研究中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想要得到的结果。比如我校叶少珍老师指导的“重走长征路”研究课题，在其研究目标一栏中就是这样叙述的：1、通过再现长征历程，追忆红军战士的丰功伟绩，对长征概况、长征途中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什么是长征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2、通过小组同学间的分工合作、交流、展示、解说，培养合作参与精神和自我展示能力。3、通过本次活动，使同学的信息技术得到提高，进一步提高信息素养。四、课题研究的方法。在“课题研究的方法”这一部分，应该提出本课题组关于解决本课题问题的门路或者说程序等。一般来说，研究性学习的课题研究方法有：实地调查考察法(通过组织学生到所研究的处所实地调查，从而得出结论的方法)、问卷调查法（根据本课题的情况和自己要了解的内容设置一些问题，以问卷的形式向相关人员调查的方法）、人物采访法（直接向有关人员采访，以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方法）、文献法（通过查阅各类资料、图表等,分析、比较得出结论）等等。在课题研究中，应该根据自己课题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课题研究方法，不一定面面俱到，只要实用就行。五、课题研究的步骤。课题研究的步骤，当然就是说本课题准备通过哪几步程序来达到研究的目的。所以在这一部分里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课题大概准备分几步来完成。一般来说课题研究的基本步骤不外乎是以下几个方面：准备阶段、查阅资料阶段、实地考察阶段、问卷调查阶段、采访阶段、资料的分析整理阶段、对本课题的总结与反思阶段等。六、课题参与人员及组织分工。这属于对本课题研究的管理范畴，但也不可忽视。因为管理不到位，学生不能明确自己的职责，有时就会偷懒或者互相推诿，有时就会做重复劳动。因此课题参与人员的组织分工是不可少的。最好是把所有的参与研究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推选出小组长，由小组长负责本小组的任务分派和落实。然后根据本课题的情况，把相关的研究任务分割成几大部分，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部分。最后由小组长组织人员汇总和整理。七、课题的经费估算。一个课题要开展，必然需要一些经费来启动，所以最后还应该大概地估算一下本课题所需要的资金是多少，比如搜集资料需要多少钱，实地调查的外出经费，问卷调查的印刷和分发的费用，课题组所要占用的场地费，有些课题还需要购买一些相关的材料，结题报告等资料的印刷费等等。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足够的资金作后盾，课题研究势必举步维艰，捉襟见肘，甚至于半途而废。因此，课题的经费也必须在开题之初就估算好，未雨绸缪，才能真正把本课题的研究做到最好。
⑶ 自然资源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国土整治与区域发展
一、在开篇语中，教材简要地指出了：（1）国土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即国土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2）我国国土资源的分布特点和开发现状，即地区分布不均衡、开发利用的多样性；（3）国土整治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即因地制宜地进行国土整治能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要进行国土的整治与开发，首先要弄清“国土”的含义。在导入本单元的教学过程中，可以从国土概念入手，让学生知道广义的国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全部资源的总和，而通常所说的狭义的国土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如土地、水、生物、矿产、海洋和气候资源等）。
二、第一个黑字标题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土整治的基本概念、我国开展国土整治的大背景、全国范围内的国土整治重点工作。让学生从区域差异显着的事实出发，认识到我国开展国土整治与区域发展的必要性。
教材首先给出了国土整治的概念。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框图来反映国土整治的4个主要方面。
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补充国土整治这四个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是国土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它们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是应该做到协调一致的，必须把开发、利用国土和治理、保护国土统一起来，把为当代人谋福利和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统一起来。国土整治的本质和最终目的是协调人与其依存的自然界的关系，从而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接着，教材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两方面分析了我国国土整治的大背景。第一、第二点主要是从自然条件来说明我国国土的基本状况，第三点是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国土整治的基本条件。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显着；自然资源总量大，但按人口平均的相对量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耕地、森林、草场等后备资源不足。我国可利用国土资源的有限性表现得很明显。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开发与利用国土资源，因此，在国土利用方面，已经形成了人地关系十分紧张的局面，长期以来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治理保护之间的严重失调，导致了资源的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三、国土整治工作具有地域性的特点，这是因为研究任何国土整治问题都离不开特定的地区，因为任何国土资源的分布都是与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本书把全国范围的主要国土整治工作放在这一单元，而不同地区的国土整治工作采用案例式分单元依次介绍。
教材较详细地介绍了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全国性的几项国土整治工作。这几项整治工程涉及范围广，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的观点。
四、国土整治与区域发展的辩证关系是本节的一个重点。搞好国土整治一定要从区域发展的目的出发，要运用区域分析的方法，研究地区之间自然、经济、社会以及历史的联系，要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承认区域差异，利用区域差异，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区域的发展。
教材首先指出对某一区域进行国土整治的最终目的是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这里要向学生强调区域的发展是可持续性的发展，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确定每一项国土整治重大措施时，一定要坚持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正确处理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关系，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安排。
接着，教材点出了区域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要针对区域发展的资源优势和主要限制因素，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开发和治理。教材还一一列举了本书所要讲述的区域整治与发展的案例。
教材最后一段是想让已是高三的学生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投身到祖国、家乡的建设之中，国土整治这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由我们来承担和完成。目前同学们应该通过学习，了解国土整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为将来投身祖国和家乡的建设做好知识的准备。
⑷ 地理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类比法教师把某一问题同学生已学过的另一同类地理事物或现象进行比较的方法。包括两种比较方式：①同类同型比较。同类地理事物和现象被比较的各点相同或相似，具有共同的特征，对比的结果是：两个被比较的对象具有共同的特征，如南北美洲地形的比较、亚洲与欧洲海岸线轮廓的比较都具有这种性质。②同类异型比较。同类地理事物和现象被比较的各点不同，对比的结果是：两种被比较的地理事物和现象具有相异的特征，如秦岭、淮河南北河流水文特征的比较。欧洲与非洲气候的比较都具这种性质。
纵比法 将同一地理对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状况加以比较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了解各种地理事物和现象的过去和现状，并推断其未来，明了其变化过程的规律。如地形演变各阶段上的不同形态，河流演变各阶段上的不同状况，气候演变各阶段上的不同特点，某国、某地区各时期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等的比较，都属于纵比法。
联系比较法 把两种地理对象联系起来进行比较，以揭示其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的比较方法。例如讲欧洲大陆轮廓时联系非洲进行讲述，可突出欧洲是海岸线最曲折的大洲。
并列比较法把分别独立的几个比较对象并列起来进行比较的方法。通过这种比较、能够明确被比较对象的共性和个性。例如，把黄河、海河、辽河几条河流并列起来进行比较，可找出每条河流的个性和共性，使学生认识黄河、海河和辽河这三条河流的个体和整体特征。
综合比较法 把不同地理区域或不同国家的地理综合体的各个要素，进行全面比较的方法。它是一种对比要素较多，较复杂的比较法。多用于地理复习和测试。
⑸ 如何从新的角度来探讨民俗旅游的发展
您好
《如何从新的角度来探讨民俗旅游的发展》
一、如何认识民俗旅游
（一）民俗旅游的范畴
民俗旅游是当今的热点，其作为一种无形文化资源，代表的价值呈现出巨大的吸引力。民俗旅游能将自然文化、社会生活、观览体验、传统现代等结合起来，反映着民俗区域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彩的生活情趣。“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它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在心理上满足游客追求“新异乐知”的需求欲望的一种旅游形式。针对民俗旅游的范畴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见解，其中就有关于上层文化中的宫廷文化（诸如宗教历史遗迹、佛教寺庙景观等）是否被纳含于民俗旅游资源（大数来源于民间下层文化）之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时代的迁移，上层的宗教仪典等已经成为当地的民俗文化传统，所谓的“神圣”已经加了民俗的基调与内容，把上述归为民俗旅游的范畴有其可行性与合理性：符合时代的变迁性质，保留历史原有的上层文化；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顺应民俗旅游发展趋势；共同参与并了解，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之博大精深。
（二）“旅游民俗”的分类
“旅游民俗”是个广泛的概念，其分类的标准与角度不同，分类的结果也会有所出入。总的来讲，分类应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来分别定位。
1．从宏观的角度来区分，旅游民俗又可依照其涉及的民俗性质、产品层次等可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周霄认为以民俗性质为标准,旅游民俗可分为“物质型”、“社会型”、“口承语言型”和“信仰型”四种类型；以产品层次为标准，旅游民俗还可分为“静态陈列型”、“动态表演型”和“互动参与型”三种类型。此外，谢科还根据民俗旅游资源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可将旅游民俗分为三种形式：物质民俗旅游资源（包括生产民俗、消费民俗和流通民俗）、社会民俗旅游资源（家庭民俗、村落民俗、民间组织民俗、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和精神民俗旅游资源（信仰祭祀民俗、口承语言民俗、民间艺术民俗、民间游戏娱乐民俗）。巴兆祥在论及民俗旅游时根据旅游者的行为动机把民俗旅游分为消遣观光型、参与型、考察型和娱乐性。
2．从微观角度来区分，旅游民俗的分类可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不拘泥于一种格式。如大理旅游民俗主要包括服饰、手工艺品、歌舞、节日、宗教信仰这几类；又如喀纳斯斯湖景区图瓦旅游民俗有物质民俗文化、意识民俗文化和社会民俗文化3大类、11亚类和41小类。根据调查,图瓦人文化在畜牧民俗、农耕民俗、服饰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社会民俗文化、交通民俗、婚俗民俗、寿庆民俗、丧葬民俗、传统节日、现代节日、乡里民俗、竞技民俗、工艺民俗、自然崇拜、生活禁忌、宗教信仰上具有特色。
二、民俗旅游的研究内容（价值体系研究）
本人通过万方数据库、google academic搜索引擎、中国期刊网等搜索到了近万篇关于民俗旅游的论文，再加之导师指定的论文，发现关于对民俗旅游的研究至今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中反复讨论，同时加深加宽。民俗旅游的研究内容大多数集中在民俗旅游概念、特点和分类研究；民俗旅游规划、开发及开发模式的研究；民俗旅游的有关文化方面的研究；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旅游发展研究；民俗旅游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研究；民俗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民俗旅游的中外对比研究等等。探讨诸如此类问题的论文比比皆是，但是从民俗旅游本身的价值角度出发的文章并不多见，纵观民俗旅游的研究内容，其实质上主要探讨了民俗旅游的价值体系，其主要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内容：
（一）文化价值观
1．文化的不和谐现状：旅游业往往被称之为“无烟”产业，然而在其发展过工程中对其赖以生存的旅游资源环境所造成的伤害, 从某种程度上看, 丝毫不亚于工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出现大量的伪民俗，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和谐性，促使旅游地民俗文化出现与外来文化快速趋同的趋势，使民俗文化的特色日渐消失。民俗旅游是在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上发展起来的旅游形式，本应有利于民间文化的传承，但在不少地方，旅游开发却使民间文化受到了伤害，导致民族风情徒具形式，手工艺品艺术价值降低，文化的多样性渐趋丧失。孙天胜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开发者和旅游者的功利主义，为此我们应强调民俗旅游对文化保护的责任，在发挥其经济功能的同时不忘其对文化传承应有的意义。田茂军从“没有科学地处理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和“没弄明白民俗文化保护与开发的主体问题”两个角度对民俗旅游文化进行了反思。周霄（2002）还引进了“文化殖民”这个概念，等等。
除此以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化巨变的明显特点是物质生活习俗与社会生活习俗、信仰生活习俗的两极化发展，即一方面在物质生活方式上疾速追逐超越时空和国情的消费与享受，甚至不加选择地套用外来文化模式，或错误地引进西方文化的败笔来填补鄙弃传统生活方式的空缺，另一方面在家族习俗、人生礼仪及信仰行为与观念上不加区别地全面恢复古旧的宗法性礼俗，无论外来的风俗还是本土的习惯，都处在冲撞、融合或重整再造之中。此外，现时风俗打上了“时尚”的印记，研究时尚这种能够趋同性行为模式的形成、时尚的不断更替等则成为民俗学者们的主要任务。
2．文化的协调发展：民俗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看似经济性问题的文化冲突，实则是深层次文化冲突的外现。所以旅游开发的实践中，不仅应该对一个地区的旅游开发进行技术经济论证，而且应该寻找文化冲突中的均衡，培养文化调协的概念。陶犁认为，其协调内容应含有民俗旅游者文化求异与文化认同间、民俗旅游的本质与民俗旅游产品形式间、民俗旅游中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自决性与互动性间、民俗旅游中接待地居民文化心态间、民俗旅游的开放性与限制性间、民俗旅游中文化与生态经济间的调协。吴忠军在论述广西民俗文化的时候也涉及了“整体文化开发设想与局部文化建设并重”的协调思想。卡哈尔-吾甫尔针对新疆民俗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提出了增强区域协作、联合促销并尽快建立和完善新疆黄金旅游走廊的思路。
其实文化协调性的现行核心问题是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性的协调问题。其实民俗旅游的本真性与商品化并非绝对对立，如民俗旅游开发以旅游业为驱动力，商品化则无法避免，我们应该寻求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以获得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同时不协调的关键实质上不在于民俗旅游商品化本身，而在于对商品化的肤浅理解和低级运用。民俗旅游中的“本真性”侧重于旅游者所经历的“真实”，通过市场运作来为旅游者提供一个体验民俗文化的机会。因此，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它具有经济的“外壳”和文化的“内涵”。因此，民俗旅游的开发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要遵照文化法则。置文化内涵于不顾的随心所欲、粗制滥造，实际上违反了商品化原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也不可能获得长远的经济效益。同时，在旅游开发中一定要把握商品化的“度”，不把旅游的经济效益把再过高的位置，商品化也未尝就是坏事，相反商品化还可以有效的传播和推广民俗文化，旅游也将成为民俗文化传播的使者。所以只有本着旅游本真性与商品性的均衡发展才会真正实现大范围的文化协调。
（二）经济价值观
作为文化旅游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旅游,在经济效益方面已经显有成效：
1．显性效应：民俗旅游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吸引旅游者、增加客源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
2．隐性效应：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民俗旅游是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同时民俗旅游也扩大了当地的知名度,在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的同时,还可以吸引众多的投资者为当地经济建设宣传服务。
殷群从民俗旅游的供给与需求方面出发，指出民俗旅游需求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开发中要防止民俗旅游的泛化，同时要注意民俗旅游的供给具有民族性和民间性，此外，作者也对民俗旅游进行了消费效用分析。陈建设等指出民俗旅游能给民俗地区带来经济收入实为一种帮助扶贫、充分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文化的经济激励，同时提出以扩大市场增加收入、建立合理的经济补偿机制、多种激励方式相结合的建议对原有的经济激励进行了改进。在实证性研究论文当中，张旭亮等对图瓦民俗旅游进行了研究，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图瓦民俗旅游开发所产生的外部性不经济性，并针对这些外部不经济性提出了一些可消除图瓦民俗旅游开发外部不经济性的建议。
（三）社会价值观
民俗旅游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种特色旅游，其独特性与生动性使其充满了商机，当然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个侧面写照，我们也不可忽略其社会价值。彭谊认为通过民俗旅游，可以为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生态环境、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城乡的美化，同时也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此外，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社会控制”问题也炙手可热，民俗旅游拉动了旅游地经济的增长。当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资源等因素不足以支持其向前发展时,外部的政治机构和经济集团以“投资者”或“扶贫者”的姿态介入并成为旅游战略的制定者和经营运作的操控者。众所周知，投资者关心的往往是其资金收回与效益问题,这种思路极易导致民俗旅游开发中的短视行为,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以当地自然文化生态的破坏为代价。因此,在关于当地民俗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原则性问题上,地方政府需重新争取主动而坚定立场,以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为计。
三、民俗旅游的研究方法
民俗旅游是一门新兴的旅游主题，它的热潮引起了众多学术研究的紧跟而上，研究方法也是如此，大量篇幅的研究方法此起彼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剖析并总结。具体而言，民俗旅游的研究方法可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般分析法、跨学科分析法、整体—局部分析法和跨区域分析法。
（一）一般分析法
从民俗旅游的资源开发和市场开发两个角度, 提出了调查法、比较法、综合法、形象定位法、市场预测法。胡海胜使这五个方面具体化：调查法——对民俗旅游资源、市场和开发过程的调查；比较法——相似和相异比较；综合法——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旅游资源的评价（分等定级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和对民俗旅游景点的综合开发（景点内综合开发、民俗风情与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的结合、点线面相结合）；形象定位法：领先定位、比附定位、逆向定位、空隙定位、重新定位；市场预测法：定性（类比预测法、集合意见预测法）、定量（时间序列预测法、回归分析预测法、试销法）。
（二）跨学科分析法
对民俗旅游的研究与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是相通的，此类相关学科包括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等。只有通过类比或对比才能在学科研究间找出共性与特性，关于民俗旅游的论文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并不多，但也不乏有人创新开拓，如周霄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旅游民俗的概念体系与类型,以及民俗旅游的本质与特征,并从文化变迁、组织重构、角色认同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对民俗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又如刘晓春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方面分析，认为民俗旅游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资本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共谋的结果,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服务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诉求。此外，民俗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也可为创新之举，王德刚等从消费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旅游者对民俗旅游商品的需求特征，包括追求时代性、追求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追求消费多元性与需求多样化、追求消费个性化和追求携带的方便性等。
（三）整体—局部分析法
这种方法实质上也可称作整面—焦点分析法。
1．运用整体（整面）分析法的文章占了论文总数中相当一部分，其从宏观把握问题，审视我国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同时展望今后的发展动向，等等。
2．局部（焦点）分析法则从微观的角度来具体分析某一个地区的民俗旅游发展情况，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东西南北中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的层次由省及村。论文研究内容以具体地域状况为基点来探讨，分析了民俗旅游发展的历史成因、开发模式及意义、现状及内容、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等，以小范围的诠释扩展到大范围的展望。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地域涉及广泛，如在文献总数（根据数据库精选出的112篇文献资料）中，分析新疆、广西、云南、内蒙古、山西、辽宁、天津、湖南、四川、重庆、江西、甘肃等北方及中西部省份，或诸如昌平、新疆喀什、恩施州、北京怀柔区官地村、湘南地区、张家界、甘南地区等小区县的论文数较多，而针对东南沿海诸如上海、南京等地关于民俗旅游开发方面的文章较少；此外，民俗旅游深入研究与少数民族紧紧相连，大量的文献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开发而展开，如西南三省少数民族的旅游民俗开发等。
（四）跨区域分析法
也称之为区域比较法，此分为两种情况：1.国内不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法；2.跨国界比较分析法。针对1种情况，海峡两岸曾在02年于北京对关于两岸观光休闲农村与乡村民俗旅游召开了研讨会；“06中国旅游发展论坛-北京对话”也以跨省市的手法来比较分析乡村民俗旅游的发展异同。针对两种情况，周春光等从介绍日本“里山”现象入手，通过对目前京郊地区民俗旅游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议，并积极主张营造有中国特色的乡土自然文化和民俗旅游发展模式。
（五）其他方法（创新构想）
包括“经典罗列法”和“历史阶析法”。
1．“经典罗列法”指在罗列出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典型案例来分析民俗旅游的发展模式与发展前景等，陈景辉等在论及我国民俗旅游开发的成功模式中就罗列出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典型的三种模式：泸沽湖地区的纳西族摩梭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西安以仿古入城式盛大典礼欢迎克林顿；深圳华侨城大打民俗旅游品牌，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内蒙古民俗旅游的开发意见。
2．“历史阶析法”指利用民俗旅游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的典型性特征来纵观民俗旅游的发展进程与改进措施。这两个创新构想出的方法在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情况不多，即使出现也以综述的形式，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去完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
四、民俗旅游的创新思路
（一）处理民俗旅游与相关主题旅游的关系
随着“旅游可持续化发展”口号的提出，以“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民俗旅游”为主题的旅游形式纷纷兴起。民俗旅游作为近年来旅游新的增长点，各地方踊跃的打起“民俗”的旗号、以当地的民俗特色吸引游客来发展当地的旅游经济。其实民俗旅游与其他几种旅游形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与相关性，具体体现在：
1．民俗旅游中的“民俗”特质贯穿于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的内容之中，呈现出地域上与内容上的相互包揽性，具有“民俗搭台，生态、红色、乡村唱戏”的特征；
2．均为新兴的旅游形式，其形成机制与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四个主题互为兼容，互为补充；
3．旅游发生地大部分集中在边远山区和偏僻乡村，上述几种形式的旅游均顺应形势，有效地宣传了当地特色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维护了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注重都市民俗旅游与乡村民俗旅游、农业民俗旅游的并肩发展
民俗是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如何更好地丰富民俗旅游的内容、展现丰富旅游文化,一直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和谐”理论的提出要求我们在旅游的生态可持续方面也做出贡献，农村民俗旅游与农业旅游是民俗旅游可持续化的发展重点，它们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农村或农业经济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也是我们如今发展民俗旅游中的重中之重。然而社会的进步与旅游发展的多样化要求民俗旅游不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内。迄今为止，仍有不少民俗旅游论文还在沿用早期英国人类学派的观点,把大量注意力投向古老的民俗事象,因而过分关注市场尚不成熟的民族或乡村区域,纷纷开发出一系列无“度”的民俗旅游项目，而同时国内都市所吸引的客源在旅游市场上至今还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为都市民俗旅游的开发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空间，我们的研究余地还很大。比如，邱扶东等在考察上海都市民俗特征基础上,提出了上海都市民俗旅游开发模式，并从都市文化与旅游氛围、旅游产品、旅游商品等方面评价了都市民众旅游开发的作用。总之，要把民俗旅游做大做好，就要结合都市与农村等地域的民俗特色，做到地域间民俗旅游的和谐发展，达到互为补充、互为增色的效果，使游客选择余地更大，从根本上完成民俗旅游的多样化建设。
（三）解决民俗旅游的传统性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与“三农问题”
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内容很广，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构成。
1．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可用来指导民俗旅游的产供销活动，从而解决供需矛盾；
2．社会、文化的可持续要求民俗旅游开发中加强对传统民俗文化价值的宣传, 要提高当地居民的素质, 激发起对所在社区和地方文化的自尊、自爱和自豪感, 提高其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对游客要加强尊重接待地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宣传教育等等；
3．环境的可持续主要在于加强环境保护和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民俗旅游开发者、管理者、旅游者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态环境教育，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
如今民俗旅游展开地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农村，“三农问题”也就成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李万佰以北京昌平市为例，提出了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和政府扶持为措施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李琳桂等认为“农家乐”民俗旅游在“三农”问题上可以有效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解决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加快农业市场化、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四）发挥民俗旅游的“特色化”营销
“特色化”主要包括营销客体（民俗产品）的特色化和营销介体（营销手段）的特色化。
1．营销客体（民俗产品）特色化：指的是地方根据当地的民俗特色，设计出符合游客需要的旅游民俗产品。如昌平以“酒”为题材发掘其民俗旅游之“酒文化”；满族人民依据其民族特色开发传统食品，使“萨其玛”等品牌产品名扬天下；辽宁对民俗旅游中的纪念品开发颇有独到之见；此外，“民族高校开发民俗旅游”的构想成了旅游界的热门，等等。
2．营销介体（营销手段）特色化：即为营销的方式，其实关键在于怎样去广告宣传自身的特色产品。肖建春对四川重庆一带的民俗旅游作了广告分析，提出广告必须充分利用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寻求整体规模效应、并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国际化，等等。总之，民俗旅游广告宣传的原则性在于以内容真实、特色鲜明、形式多样为基点，利用媒介通过艺术的手段将产品推向市场、面向国际化。
（五）提倡民俗旅游教育扩大化问题
1．加大“人才教育”力度：民俗旅游人才（尤为管理和经营人才）的不足成为社区民俗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合理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需要民族界的精英人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拓深民俗研究的内涵。所以旅游人才的培养必须坚持旅游业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原则，利用高校、大专、中专、职校、旅游培训中心构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地，通过岗位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可引进一些急需的高级管理或经营人才以满足民俗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全面要求。此外，民族地区的教育颇为特色，张洁提出民族小学除了对外界开放，让游客了解当地民俗外，在教学中还应根据民族地区具体情况，在某些教育内容中体现民族特色。
2．培养“社区参与”理念：其主要强调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获得经济社会等方面利益的同时，加强旅游地社区居民参与有关旅游知识的教育培训来提高其旅游意识和环保观念，达到由受教育前居民被动接受环保而与环境形成的主客体被动关系转化为受教育后居民主动自觉的环保观念而与环境形成的主客体对等关系的目标，从而使旅游地居民深知如何自觉去维护环境的健康发展，形成了一组循环性良性效应。
（六）创新民俗旅游的现代化建设
民俗旅游的古朴性与承传性并不排斥民俗旅游中的现代化建设。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展使原来封闭但具有丰富民俗特色的区域开始面向外部世界；经济的融通与信息的交流使民俗旅游的发展趋向于现代化，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的提出是建立在不损耗当地生态环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过度的商品化与经济化只会导致民俗文化的消亡于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这是一种我们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要尽量避免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在良性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引进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创造当地人们的数字化生活，为民俗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辟、实现市场和效益的规模化等提供便捷性。
五、总结与展望
目前，我国民俗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深度不够但发展势头较好，其处于起步探索时期，问题较多，需要我们进一步钻研。面对目前的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缺乏理论体系，达不到体系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比例失衡；忽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滞后于实践；案例分析太简化，分析问题不深入；不关注热点问题，缺乏热点问题间的思维链接；缺乏问题主观性因素和客观性因素的结合，把“人”本身问题放于次要地位；思路单一化，创新性少等等。当然，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在我们审视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思索我们的改进与提高步骤，那才是关键问题，近年来我们的研究也在逐步地进步，从不同的维度探讨了民俗旅游的热点，并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拓宽思路，培养一种前卫的思维模式。我们拭目以待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将成为旅游经济新一轮的亮点，同时也是一种挑战。
⑹ 如何提高城市总体规划可实施性可操作性
记得2012年的时候同济举办过一次规划学会，会议最后一天举办了一个自由论坛。题目叫“如何做控规”，王富海院长做了一个同题的开篇报告，报告的内容很多可以解答你这个关于总规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应该搞清楚城市总体规划到底应该干什么。现在很多城市在做总规的时候给予总体规划太多的任务，即研究城市发展的各个问题，又做城市的空间、设施 、生态、经济等的具体布置。以至于编制的时候无法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做出来的东西成为后续下层规划编制的障碍，以至于管理中乱象丛生，效力不足。
现在的总体规划。特别是特大城市的总体规划，逐渐从具体的空间布局中解脱出来，转而研究城市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关系的战略布局。并根据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区域建立不同的规划编制体系及管理制度 。从编制体系中做成改变，我以为是很好的提高总体规划可实施性的方法。
说的笼统而学术点，结合前辈们的经验，笔者认为提高城市总体规划的可实施性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做因地制宜的规划：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一定要充分研究对象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结合其在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结合政策愿望等人为因素，科学的判断其城市性质，确定其发展方向、发展时序以及战略战术。
从蓝图愿景式的总体规划进化为动态发展式的规划：以前的城市总体规划往往为城市规划一个蓝图愿景，这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是行不通的。城市总体规划应该在把握城市核心目标的同时给予规划区多样的自由的动态发展空间，以提供城市根据当时当地的资源、时局而自由生长的空间。像国外的一些土地分类标准中就使用了“白空间”的概念，给予其动态变化提供土地资源。
完善公共参与的机制：在城市规划编制、管理制度上应该完善公共参与的机制。城市规划是种复杂的资源调配行为，只有结合大众的意见才能使其编制更加完善、管理更加科学。
从程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城市总体规划不仅是种规划编制成果、城市发展蓝本，还是具有法律效益的管理规定。其法律性，决定着其必然的程序理性。然而过分严格的程序理性，造成了规划编制审批制度的严重滞后性，很多城市因此而长期处于总体规划未通过的裸奔状态。更别提总体规划的可实施性了。所以完善公共参与机制、充分调动群众智慧、提高管理者的业务水平，突破现有的程序束缚，使总体规划更关注与其本身的编制内容而不是审批程序，是提高城市总体规划可实施性的必然前景。
充分研究城市规划实施的动力机制：中国的城市规划行为是政府与市场多方行为。地方不同其实施动力也是不尽相同的。很多城市的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没能充分考虑城市规划行为的动力机制，以造成其规划的概念想法无法在具体的建设发展行为中开展起来。所以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该为其发展目标做充分的动力机制分析研究，并提前保证其动力来源的可靠性，根据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发展方案，以保证其规划成果具备可操作性。
⑺ 一个地区产业发展分析研究用什么方法比较合适
一个地区产业发展的分析研究，肯定是用调查分析法比较好，了解的实际情况。
⑻ 各位高手，请问如何研究一个地方的经济主要研究哪些经济数据和经济指标啊谢谢！
本文运用公共选择学派理论来描述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把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选择过程分为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三个部分，通过论述中国地方公共选择过程中现实存在的“铁三角”关系，以及在片面政绩评价标准的激励下地方政府本身固有的有限理性和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冲动，揭示了各种经济过热背后的深层次的地方政府决策体制中的设计缺陷，并提出了克服相关缺陷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地方政府；公共选择；越位与缺位 目前，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强调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在多样化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注意到了地方政府主体的目标多重性(本地区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中央政府的满意程度等)。但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讨论较少。本文认为，分层治理的效率取决于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的比较，在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上级政府很难做到对下级政府的“现场监督”)和监督约束不力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冲动和强烈的届别机会主义倾向。本文力图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运用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系统地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皮科克(Alanpeacock)把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大的政治市场：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皮科克，1992)。在初级政治市场上，政治家把政策“卖”给选民，选民则为政治家支付选票；在政策供给市场上，官员为了实现当选政府的政策目标将提供不同的行政手段；在政策执行市场上，主要分析政策执行结果及其影响。按照这个思路，本文依次构筑了转型期的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 二、地方初级政治市场 在对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研究中，黄继忠通过对实现有效监督必要条件的分析，论证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同级政府的弱监督(黄继忠，2003)。因此，本文认为以下三点在现实实践中是存在的：一是各级地方人大尚未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二是各级党委首脑是同级政府的最高领导者；三是上级党委和政府对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的任免有决定性发言权。众所周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铁三角”指：利益集团、立法者联盟和行政机构。按照上述假设，中国现实中的“铁三角”则包括地方政府、上级政府(替代立法者联盟)和微观主体(替代利益集团)三个组成部分。 微观主体X1主要指政府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其效用函数前者为利润最大化A，后者为效用最大化B。同时，也追求市场自由和机会最大化C(杨瑞龙，杨其静，2000)。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X1)=U(A，B，C)。需要说明的是，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来讲，企业的效用要大于居民的效用。一方面，企业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而这些是地方政府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组成商会或行会等“压力集团”游说或贿赂地方官员。而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原子式的居民不可能有组成庞大利益集团的激励(奥尔森，1994)，这在实际生活中也表现为地方人大和工会的功能弱化。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认为企业是微观主体博弈方的主导者，即A>B。或者说，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自变量——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实际上主要是辖区企业的满意程度。在没有利益集团和党派组织的情况下，个人很难发出政治声音，造成个人失语。 地方政府X2主要指中国省级或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组织和行政主体。按照靳涛的划分法(靳涛，2003)，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至少应包括下列变量：上级政府的满意程度D，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E，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F。本文同样采取这种划分法。因此，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X2)=(D,E,F)。按照中国目前的干部任用体制，上级政府的满意无异于西方政治家眼中选民的选票，是决定性的。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的满意程度同样对地方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辖区企业的“用税投票”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等行为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当然这些因素只有能够间接转变为上级政府以及辖区居民的“满意”才可能达到地方政府的最终目标。因此，辖区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台伯特(TieboutModel)选择问题。 先做两个假设：资金能够跨地区流动；自由投资者追逐高的资金回报。这样只须把台伯特模型中追求不同公共物品的公民替换为追逐高资金回报率的自由投资者(企业)即可。所不同的是前者追求较低税率与较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组合，而后者追求较低税率、较高服务水平与较高资金回报率的组合。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不同的是，在这里博弈主体双方的信息是互通的，并且对方行为可以预见。由于在现实中企业存在搬迁费用，该博弈为正和合作博弈。也就是说，积极支持辖区企业对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是双赢的。 上级政府X3指某级地方政府的上级主管行政机构，当然也可能是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假定社会总产出最大化C是其效用函数的惟一变量。当然这并不客观，至少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的三个变量(上级政府的满意程度D，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E，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F)都应该包括在内，因为除非是乡镇政府，每一级地方政府都有下一级政府。但是，从权力归属上看，上级政府拥有对下属机构的控制索取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更加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并且，本文力图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分析，所以上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就简化为U(X3)=U(G)。 在分析完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三个主体之后，我们使得到了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基本框架，见图1。从公共选择理论看，政治家是为了继续当选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当选。对当前的中国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论断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前面已经提到，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命上拥有比较大的发言权，并且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的数量是我国各级政府考察干部的主要标准之一。因此，地方政府有比较强的政绩显示需求。 在地方政府的辖区内，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无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户籍制度有所放松和非公有资本基本可以跨地区流动的条件下，微观主体的跨区域流动选择的机会成本成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之一。杨瑞龙认为，在转型期为了捕捉潜在的制度利润，地方政府有带领辖区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强烈冲动，因为潜在的制度利润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因此，地方政府成为“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主角(杨瑞龙，1998，2000)。而靳涛的微观“突破”和宏观“选择”同样证明地方政府在与辖区企业合作的重要性(靳涛，2003)。在此，地方政府代表辖区企业成为旨在捕捉潜在利润的而主动创新并制定行动方案的“第一行动集团”，而上级政府则扮演立法者和执法者的“第二行动集团”。达到进化安定均衡后，创新利润将在两类组织之间进行分配。 因此，在地方初级政治市场上，地方政府首脑力求通过各种措施(包括积极扶持辖区企业、争取上级支持和优惠政策以及制度创新等旨在发展地方经济的政府行为)进行政绩显示，从而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当然，在正常情况下辖区微观主体的“经济投票”只有通过政绩显示机制转化为上级政府的“政治投票”，地方政府首脑才能得到连任或升迁。从这个意义上讲，微观主体和上级政府都是地方政府的“选民”，前者间接投票，后者直接投票，当然后者是决定性的。 三、地方政策供给市场 本文对地方政策供给市场的分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假设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它既可能是因为对未知世界的无知，也可能是信息不对称，或者是在交易成本比较高的条件下基于成本一收益计算的“理性无知”。在这个假设下，本文引进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策供给的三个模型：仙女、半仙女模型(GoodandSemigoodFairyModel)、不确定世界模型(UnceamnWorldModel)和女巫模型(WickedWickModel)(乔且史蒂文斯，1999)。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国地方政府运作机制的实际情况逐一进行分析。为了便于分析，在图1的基础上拓展出三个公共选择市场的整体分析框架(见图2)。 1.仙女、半仙女模型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给者的作用只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或者不愿解决的事情，并且政府的行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结果是帕雷托最优，即人们都从政府行为中受益，而没有人受损；而半仙女模型则实际上是卡尔多补偿原则，即在改变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是受益大于受损。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时就会产出这种单向的社会总产出增大的效应，并且按照“瓦格纳定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提高。 2．不确定世界模型 该模型指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有限理性从而导致的无谓损失。其主要特点是主观出发点是好的，但行为是非理性的，结果是破坏性的。严格讲，不确定模型中的无谓损失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即弥补市场缺陷的领域)。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决策程序不规范，缺乏必要的科学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如，许多城市主干道的各种管道铺设问题，由于没有科学的规划，水、电、暖、通信管道各顾各家，拆了补，补了拆，从而造成了道路交通的拥挤和市政资金的大量浪费，这是典型的无谓损失。当然，如果某届政府为了节约成本，力求在短时期内树立市政形象，从而采取了“理性的无知”，下意识把困难和不便留给下一届政府，那么这种政府行为则带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通过必要的民意听证和民主(地方人大)监督来解决。二是绝大部分的无谓损失发生在政府越位的领域。纵观世界经济史，政府主导的“赶超”与政府行为“越位”如影随形。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坐等“马太效应”的发生，任凭本地区与发达地方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于是便会直接插手经济发展。一旦政府干预涉及市场自行配置有效的领域，就会发生无谓损失，甚至是人为的损失。比如，某地上年苹果价高，供不应求，当地政府便会实施“富民工程”(曹锦清，2000)强令农民每家每户种苹果，其结果可想而知——“果贱伤农”“富民工程”变成了“害民工程”。因此，在不确定世界模型中有两个要义：一是政府必须从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的领域退出。二是即使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同样也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 3.女巫模型 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模型，它主要用来描述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而实施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其后果完全是破坏性的。该模型具体到我国的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政绩显示，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西方国家(例如美国等)是在政府换届的同时保持同级议会的连续性(议会成员定期更换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换)，并且议会掌握立法以及重大项目审批等控制权，制约和监督政府行为。这一点与我国目前地方人大、政府与党委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言以蔽之，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太受同级人大的约束，而主要听从上级政府的意志。由于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原因，信息链条越长，信息渠道越窄，下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实施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地方政府并不受当地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两者是最有资格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的群体)的直接和连续的监督，而上级则主要运用经济增长等指标进行考核。这时地方政府身处诱惑却又缺乏监督。这种特殊的政府体制导致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例如，上届政府大肆举债，用于“四大风”(大马路、大楼、大广场、大草坪)而把还债的包袱留给下一届；本届市长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恨不能把土地全部卖光，下一届市长便无地可卖。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行为。其表现主要是双边垄断和不对称信息、官员预算最大化(乔．B．史蒂文斯，1999)和传统计划管制条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机构是某种公共服务的惟一并且是垄断的提供者，他们往往比上级官员和普通消费者掌握更多的关于某种公共产品的信息，这使他们得以勒索消费者(更多的收费)和敲诈上级领导(更多的预算)，况且更多的预算意味着更多的支出从而更多的政绩显示(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政府机构中还存在着依靠旧的或新的管制体制创租的“分利集团”。并且这部分“改革对象”经常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但是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们是改革实际上的反对者。奥尔森(Olson．M)指出了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会导致社会的滞胀和僵化，并强调其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他们是“分蛋糕”不如说他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四、地方政策执行市场 越位与缺位是一对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术语，它们与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是相互依存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经济转型期，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配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边界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界碑。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政府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政府职能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对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边界，从而也决定了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区间。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具有的动态的历史性和发展性特征。 具体到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里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问题。在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按照蒂布一马斯格雷夫的分层蛋糕模型(LayerCakeModel)，公共部门的稳定和分配职能由中央政府来执行，地方政府主要从事配置活动。因为低一级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较强的信息优势，他们更有能力提供反映个人偏好的公共产品组合。但是如果这个资源配置的结果不是由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来评价，那么就违背了各级政府分层配置资源的初衷。而在经济转型国家，需要考虑的因素则将更多一些，比如，随着主导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市场与政府在某些领域的进入或退出，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替代或互补等关系的变化都将成为确定地方政府合理职能定位的重要参数，理解这一点对分析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与缺位至关重要。 本文运用三个模型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基本结论还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套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也有失灵的可能。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必要的法制规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越位冲动。在财力和事权基本对称的情况下，一定领域的政府越位就意味者另一领域的政府缺位。如图3所示，阴影部分代表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区，即市场失灵的领域。1区代表地方政府的越位区。3区代表地方政府的缺位区。一般而论，在2区主要表现为仙女、半仙女模型以及不确定世界模型。在这一领域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的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有限理性)。表现到地方政府具体的经济行为上便是一定程度的越位(1区)与缺位(3区)”。其后果是造成一些无谓损失，但是这些损失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它不仅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关，同时也与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有密切联系。1区则是政府行为造成社会损失的主要领域，3区可视为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的1区的副产品。在有限理性和短期行为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直接后果都是对社会总产出的抑制和侵蚀，但是它们的成因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其对应的解决方式和政策建议也会大相径庭。对一些县级政府来说，有限的资金用来修建广场(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越位)便不能足额、及时地支付中小学教师工资(地方政府的合理支出范围)，从而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在政府越位区(市场有效配置区)，政府行为的机会成本是市场的有效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政府行为的损失是可以预见和测算的。那么，为什么要明知故犯?这便是女巫模型的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监督的领域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的垄断租金最大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经济一体化使地方政府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中的一个服务型的企业，这个“企业”与一般的市场主体面临着共同的生存环境——竞争性的优胜劣汰。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低成本运作和法制化、规范化的特点。谁能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变得有点像市场竞争中的餐馆了”(周镇宏，何翔舟，2000)。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具有为辖区微观主体服务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动力不是来自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直接的监督和评价，而是力图把这种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转化为辖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而转变为政绩显示的经济指标。笔者无意否定广大地方干部为辖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来评价?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辖区的纳税人和公共产品的受益人来评价，而是按照掌握着地方官员升降大权的上级政府的判断标准进行评判。上级政府无法掌握在地方政府行为中感同身受的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充分信息，而只能简化为类似于GDP、就业率以及社会稳定等片面的考核指标，并以此对地方政府首脑的升降提出决定性的意见，这就给地方政府留下了采取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阔空间。 本文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地方公共选择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①在地方初级政治市场中，各级地方人大在公共选择中处于非主导地位，不能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同时存在上级政府通过单纯经济指标考核地方政府和通过直接左右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来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简单化倾向。②在政策供给市场中，除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所造成的无谓损失之外，客观上存在着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利润最大化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③在地方政策执行市场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越位与缺位并存。 2．针对三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 第一，在对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修正中，有两点不容回避：一是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二是按照“无代表不纳税”的民主原则，构筑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的委托入主体。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约束实际上是对现实中的“铁三角”的修正和重构。本文注意到了地方人大与上级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监督约束中的替代效应。前文提到，有效监督的必要条件包括：分治的(非一元化的)、平行的(非纵向的或上下的)、接近现场的(包括事前的)和信息对称的制度设计和配置。如果地方人大对政府首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前提条件能够成立，那么在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中，同级人大在这五个方面均比上级政府监督具有明显的优势。马寇宾斯和施瓦茨研究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监督方式：警察巡逻和火警。警察巡逻的监督方式涉及具体的、经常性的巡视、探查和汇报等直接监督方式。然而，这种监督方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在实践中很少实行这样的监督。其替代方式是建立类似于“火警”(FireAlarms)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和控制官僚机构。当选民和利益集团感到他们的利益被官僚机构伤害时，他们就会向政治委托人大声呼吁。这时，委托人就会很容易得到关于官僚机构的信息“火警”机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将道德风险最小化的机制。因此，要借鉴“火警”机制，就必须突出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在地方公共选择中的主导地位，实行地方公共选择中的权力制衡机制配套措施，即鼓励各种行业和领域利益集团(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集团)的建立和壮大，并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从而放大地方辖区内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政治声音” 第二，在对地方政策供给市场的修正中，应主要针对两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届别机会主义和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纠正前者的思路是构建连续的、权威的委托人机制和流动的、竞争的代理人机制；纠正后者的思路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本文注意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截面上，地方政府的确具有理性人的人格化特征，但是在长期地连续观察下，现行的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前后届之间的经济行为连续性和行政稳定性方面并没有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基于政绩显示，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因此，在保证地方人大作为委托人的权威地位的同时，必须保持在代议制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意志的连续性和政策的平滑运转。在这一方面，适当延长人大代表任职期限和连续不断地以较低的比例更换成员是较具可行性的制度选择。这种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选民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预期，从而减少届别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在上级政府主导下级政府并同时换届的情况下，届别机会主义行为存在制度上的内生性。同时，应建立规范而灵活的公务员任免机制，建立代理人机制，因为竞争性的公务员人才市场能够有效增加政府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决策成本。另一方面，修正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的有效途径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例如，在2003年的全国开发区热的成因中，几乎到处可见法规政策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影子，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公债的权利，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地方政府都存在变通的融资行为(主要通过成立国有投资公司和以财政名义为企业担保商业银行贷款)，并业已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政府债务。另外，是低征高卖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地方政府投融资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正是开发区热的制度性助推器，也是开发区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运行成熟的模式移植国内后发生异化的制度性原因。因此，解决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中，产权最模糊的地方也是资源最容易被攫取和滥用的领域，从而也极容易演化为内生垄断租金的制度盲区(公有的悲剧)。从这个角度看，预算软约束也是产权残缺的逻辑结果。 第三，解决地方政策执行市场中地方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政策执行市场是初级政治市场和政策供给市场的结果，那么对前两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中应内含着地方政策执行市场的弊端(越位与缺位)的自然解决。但是，到此为止仍然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①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势必会削弱上下级间的政府控制，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如何发挥?②即使假定地方人大实现了对同级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约束，那么由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分工的越位与缺位如何解决?本文对此给出的思路是在满足对前两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的基础上(构筑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的委托入主体；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构建连续的、权威的委托人机制和流动的、竞争的代理人机制；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建立规范的(相对于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相机抉择的(相对于经济波动)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可行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通过增加政府间纵向转移支付(同时要大力减少目前转移支付中的“基数返还”比重)力度来调控和约束地方政府经济的行为，而不是直接控制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来控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从而在制度化的环境中使地方政府形成正确的政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