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⑴ 文字学 名词解释

文字学：

文字学是语言学的分支之一，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性质、造字法、起源、发展、形体与音义的关系、正字法、文字的创制与改革、个别文字的演变等。

文字学知识有助于改进和改革文字，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对古文字的了解有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

我国的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因此作为研究一切历史文化的先行学科的文字学在中国特别发达。在我国，广义的文字学，全面研究字的音、形、义，在古代被称为：小学。即除文字外，还包括音韵、训诂的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古代的文字，是语言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边缘学科。

延伸：近代的古文字学

清代学者除了研究《说文》篆书以外,也还注意到隶书和草书。如顾霭吉有《隶辨》，翟云升有《隶篇》，石蕴玉有《草字汇》，都是属于字典的性质。可是自干隆、嘉庆时期起，金石学特盛。清朝官修的《西清古鉴》和《宁寿鉴古》着录的是宫内所藏的钟鼎彝器，而在民间又不断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仅摹为图录，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铭文，古文字学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文、石鼓文、古玺和古陶文字。光绪间，吴大澄着《字说》，提出一些文字的新的解释，他又作《说文古籀补》，搜集了各种古文字材料以增补《说文》，为用古文字与《说文》籀篆相对照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100年之间,集录铜器铭文的，在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后，有吴式芬(1796～1856)的《捃古录金文》，吴荣光(1773～1843)的《筠清馆金文》，方濬益(?～1899)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着为图录的,有吴大澄的《恒轩吉金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品类繁多，盛极一时。关于文字的研究,如刘心源的《古文审》,孙诒让的《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古籀馀论》等书对研究金文都有所发明，而孙诒让倡偏旁分析法尤为重要。

到了近代，古器物收藏家更注意摹拓传印。罗振玉对影印铜器铭文不遗余力，有《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罗甚富,为研究铜器铭文提供极大的便利。王国维又作有《金文着录表》，把前人书中已着录的钟鼎彝器都注明见于何书。学者也就可以按图索骥，检视原书了。

引起古文字学家有更大兴趣的是商代甲骨卜辞的发现。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古文字学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王懿荣、刘鹗首先搜罗甲骨。刘鹗又印出《铁云藏龟》一书，学者大为惊喜。孙诒让开始认识甲骨文，写出《契文举例》，后又作《名原》，对汉字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理解。

后来甲骨文出土的数量越来越多。罗振玉把他历年收藏的汇编为《殷虚书契》前后编印出，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作《戬寿堂殷虚文字考释》，又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先公先王，成就独多。在罗、王之后，已故的着名的古文字学家有董作宾、容庚、郭沫若、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孙海波等人。这些人里，容庚有《金文编》，孙海波有《甲骨文编》，都按《说文》部次编排，等于是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董作宾曾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最先提出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并作有《殷历谱》。陈梦家有《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对甲骨卜辞作了全面的说明。郭沫若、唐兰、于省吾三家着述极多,他们在考释甲骨文、金文两方面都各有发明，成绩超卓。在文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建树较多的是唐兰。唐兰论文字的构成破除六书说，而倡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以三书范围一切文字，这是一种新的见解。

现在古文字的研究正在蒸蒸日上，甲骨文、金文都有集录在一起的书，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近年来,出土文物日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陶器、货币以及秦汉的竹简、木简，汉代的帛书都是研究的材料，古文字学定将有更大的发展。

⑵ 古文字学的相关研究

2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古器物学为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且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古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开始由盗掘和偶然发现变为科学发掘。虽然由于盗掘无法禁止﹐这种转变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
郭沫若在20年代末﹐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铜器(大部属于东周时代)进行分国的研究﹐写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着﹐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读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对它们的某些内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他在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1931)这篇论文里﹐指出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很多“图形文字”是“国族之名号”﹐一扫过去把这类文字任意释为“子”﹑“孙”等字﹐或视为非文字的图画的谬说。
与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铜器铭文同时﹐参加殷墟发掘﹑负责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宾﹐对甲骨文也进行了分期断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里﹐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根据﹐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后来他还在甲骨文断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如新﹑旧派的划分等﹐这些意见引起了不少争论。
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象去考释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于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有问题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理论性着作。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体上属于古铭刻学的范围。唐兰则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把它跟古铭刻学(他称为古器物铭学)区分了开来。不过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通过上述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学史分作古代﹑近代﹑现代 3段﹐也许可以把汉代到清代道咸时期划为古代﹐清代同光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划为近代﹐20世纪30年代以后划为现代。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势头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中止﹐古文字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知识﹐使他们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增加﹐在新发现的资料里﹐有些品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的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有的虽然在古代曾经发现过但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民国时代曾有少量发现﹐但当时不明其性质)﹑战国竹简以及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一些旧领域的研究工作﹐也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有了很大进展。
以上对民国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大势﹐作了一个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为纲﹐简单地补充一些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的情况。 在殷周时代的某些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长期以来没有确解。张政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 4期)等论文中证明它们是易卦﹐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这个悬案。
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这一时期里﹐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对研究战国文字很有用的两种古文字字汇﹕罗福颐(1905～1981)《古玺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编的《古玺文编》是修订此书而成的)﹑顾廷龙《古陶文录》(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为研究战国币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长沙战国楚墓里发现了一件写有近千字的帛书﹐这是战国文字的重要新资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说文古籀补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此书释出了不少战国玺文﹐可惜由于缺乏论证﹐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玺文字徵》就没有吸收此书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一方面由于在民国时代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由于楚简等重要新资料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对战国铜器﹑竹简﹑帛书﹑玺印﹑货币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成秦国和六国两系﹐战国文字研究已经进入了分国研究的阶段。研究者对战国文字的认识已经比过去深刻得多了。
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这些新资料的发现而兴起的。70年代发现的几批重要资料﹐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刊布。此外﹐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后无疑会有很大的发展。 由于《说文》“古文”的性质有了明确结论﹐并由于对各种古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了。70年代秦简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大家对隶书的形成也有了比过去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文字学者﹐对《说文》篆形和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总结已有成果的高质量的专着。在传统文字学得到改造的过程里﹐古文字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⑶ 文学研究的方法

这个怎么说呢，文学这个东西首先你自己要些文学的功底，自然而然你就能够了解什么是文学了，文学研究包含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两个方面，研究客体是指从事学术研究之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如中国文学与汉族文学等。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
把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定义为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这仅仅是向初涉比较文学者介绍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客体之理论的第一步。下面还需要进一步介绍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关系，还应该涵盖三种不同的类型：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理关系是依凭学派理论的不同而划定的。

⑷ 文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文学语言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还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渗透到文学批评的多种流派的运作过程中。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都是其中非常典型的类型；另外，其他一些批评中，也多少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如20世纪初弗洛伊德开创的文学的精神分析，他把文学看成“白日梦”的体现，在语言角度上是一种隐喻。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文学批评，批判男性权力通过文学语言的方式把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加以合法化，在语言层面上，根本上讲也就是人的思维、感受的层面上，剥夺女性的合法权益。在20世纪末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作品的历史性内涵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所强调的这个历史，基本上不是指那个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是指研究者整理出来的历史的架构，因为他们看来任何对于历史的叙说都只是一种话语描述的历史，同样的历史过程可以有着完全不同，同时也不能简单地说哪种描述就完全错讹。诸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历史中，有把唐代定位为中国国力达到顶峰的说法，可是也有人可以说明宋代在原先唐代基础上，国力有了新的发展。比较两种说法，那么唐代说可以有国家地理版图、可以有对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军事力量等方面佐证；可是，换以社会的经济水平来看，宋代的经济远大于唐代，甚至南宋只有半壁河山条件下，国家税收也多于唐代，正是由于这样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所以并不尚武且严格束缚军队势力的宋朝，能够在元帝国横扫世界的形式下，苦苦支撑了若干年，于金国被灭40多年才终于灭亡，而这个时期的蒙古铁骑是所向披靡的，征战欧亚大陆时基本难以出现有效的抵抗。在这个意义上看，宋朝并不是一般人们想象的那样弱小。那么，所谓历史上的兴盛与否要看参照系的情况，这就相当于语言表达中的语法关系或上下文关系。

⑸ 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文学理论的方法体系总的说来包括三个层面，即哲学方法的层面，科学方法的层面，专业方法的层面。

1、哲学方法的层面。哲学方法是在总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具体学科都具有指导的意义，因此哲学方法是文学理论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等等。

2、科学方法的层面。这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逐渐形成的方法，以其横断性和交叉性而为文学理论所吸收和借鉴，它处于中间层次而对文学理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理论等方法。

3、专业方法的层面。这是适用于文艺学自身专业特点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从自身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方法，如赏析方法、考证方法、评点方法等，也有从其他学科中移植过来，后来逐步固定下来的方法，这些方法比较具体，也最接近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

总之，上述几种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论背景和操作原则，在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时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径，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之处，同时它们又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因此都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和吸取，而在具体操作中最佳的选择是对其加以融会贯通和综合利用。

首先，要坚持整体的、综合的研究视野。其次，要正确处理好文学的审美规律与其他规律之间的关系。再次，要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相结合。然后，要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相统一。

(5)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扩展阅读：

文学理论的现代发展

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中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

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中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中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

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

因此，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⑹ 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向

汉语方言、汉语史、汉语词汇学、现代汉语语法修辞、音韵文字训诂、中古汉语词汇语法、汉语语音学、汉语发展史、汉字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等。

⑺ 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取决于所涉及的语言文学文化对象及所研究的问题。像尚德机构就行，课程多样，还是比较推荐的

⑻ 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研究方法有哪些

1、文献法

文献法是一种既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无论哪一种社会活动想要留下永久的痕迹都离不开各种文献。人类活动与认识的无限性和个体生命与认识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逝去的事实时必须借助于文献。

2、比较研究法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比较研究贯穿于教育研究的全过程。无论在科学实验的过程中，或是在理论研究中，比较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该方法。

3、归纳综合法

归纳综合法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例法，借助于给出的一组输入/输出实例逐步导出适于一类问题的程序；另一种是“轨迹”法，通过所给实例的执行轨迹，逐步导出程序。

4、实证研究法

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5、定量分析法

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