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异理论的研究方法

1. 当代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理论有哪些

语言学
语言学学科为研究人类语言。探索的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的语言使用，以及其他与语言相关的问题。传统语言学语言学，古代文学和书面的研究。则以当代语言和口语为主的现代语言学，并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范围。语言文字学其他学科的服务。现代语言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广义语言学，包括语言学。今后一个时期的语言研究称为总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变化在不同时期经历，被称为历史语言或历史语言学。进行全面的研究，试图找出其中的普通法，被称为普通语言学的语言。语言知识到实际工作中，应用语言学。通过语音和词形跟踪某些语言中，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亲缘关系。比较法发现了一些人类语言中的普遍现象，被称为类型的语言。而对比两种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为了解决问题的教学或翻译，被称为比较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语言学的语支。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现实中一般是不接触的历史的语言，而不是大的介入一般的理论辩论的状态。可以说，它是识别各种实验场理论。

早在19世纪简史，语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开始分化。 19世纪的，JN博。猴戏·德·库尔德人提出的概念，应用语言学，但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进入20世纪之后，语言科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规模空前扩大的应用范围，语言，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是广泛应用语言学的术语开始明确区分，并应用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校的分化。

范围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由实践的需要，通常分为一般应用语言学和机器应用语言学。

通用语言文字应用他们的应用程序，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语言教学。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应用语言学。编辑高质量的教材和参考书籍，研究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法，语言教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除了一般的语言教学第二语言教学服务，为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对象，科技外语教学，双语教学盲聋哑教学。 ②建立和规范的标准语言，文字创作和改革。建立一个通用的标准语言，各方提出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应用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合适的依据此标准语言，方言和标准的发音。创建文本没有书面语言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重要基础。文字改革，包括改善并完全取代部分的文字（字母，拼写和标点符号）。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标准语言的建立仅仅是个开始。为了确定发音，语法，词汇规范，你需要编写相应的发音字典规范的语法和各类字典。 （3）词典的编纂。该词汇的语言的变化是增长最快的部分，新词新义新兴。及时，准确地向这些新词新的含义固定在字典中，指导如何使用字典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最有效的影响。 ④翻译。这是两种语言之间的集成创新活动。如何处理具有良好的意义，传达形式的转换，有很多问题探索。

除了上述主题，一般应用语言学也参与的语声阶段的语言学习，建立国际辅助语言开发的速记系统。

机应用语言学研究如何使用计算机和其他先进的工具，处理自然语言。有几个主要的问题。 ①实验语音学。从音素音节延长使用电脑语音实验分析成章句子，超音功能，同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除了语音分析，语音合成的工作来完成。 （2）机器翻译。最早的电子计算机和语言的机器翻译。它开辟了电脑数控应用领域，而一个巨大的试验场，许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许多技术成果。 （3）信息检索。最关键的是建立信息检索语言信息检索。这种语言应该是能够传达准确的词汇语法文学主题和问题的主题，不应该是含糊不清的，且易于检索的操作方案。 ④中文信息处理。中国文字是复杂的，复杂的话，有很多一音多字，字的音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编码器输入。为了使编码简单易学，操作方便，快速的进入，中国的许多字符。除了这些问题以外，本机应用语言学，自然语言理解，语音统计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

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语言学），第一次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一门交叉学科。它主要是指使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语言和不同的学科研究的社会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定义中，也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这项研究应着眼于语言接触语言变异的社会因素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语言社会学，研究语言和社会关系，语言学材料的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

2. 社会语言学概论的内容介绍

⒈发展的历史
⒉异质性的体系化：变异理论
⒊多语并存问题
⒋语言活动
社会语言学概论 文章节选
下面简略介绍各个领域的研究内容。
⑴、⑵是从“属性论”的观点探讨语言的使用状况。一种语言即使在同一时代、也会因说话人所属的地区、年龄、性别、身份、修养等不同而产生差异。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中，柴田武（1978年）曾经提出“集团语”这一概念。它是指特定的社会团体、专业领域所使用的、特殊的或具有特色的表达方式。这里的特定集团在当今不仅指盗窃团伙、黑社会等反社会团体，还包括政党、企业、工会、甚至还包括右翼集团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其中的专业领域，也不仅限于以职业划分的领域，还包括体育、艺术、科技等领域。
⑶主要从语境（说话人、说话场所、话题等交际的环境条件）的角度探讨具体的语言变异是怎样产生的，语境在其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
⑷主要研究生活环境和生活时间与语言的关系，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语言运用的规律、模式。这一领域包括传媒话题的研究和命名学等。
⑸是对不同语言体系、语言形式在相互接触中产生的现象进行静态描写。在宏观方面，主要是研究由于不同语言的接触而形成的双语现象。在微观方面，主要是从语体学的角度分析同一种语言中相互对立的各种表达形式之间的价值含意上的差异。但是，从时间变化上看，这也是一种因语境变化导致语言变异的现象，因此对这些现象进行的动态性研究，有一部分属于⑶的研究范围。
⑹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语言变迁。探索某一地区的语言标准化进程和方言的消失过程，以及在与普通话接触过程中新方言形成和传播的过程。另外，由迁居而引起的语言维持和语言变异等现象也是社会语言学的课题之一。
⑺主要从社会的角度考察人们对语言体系及语言运用的意识（印象、归属意识等）和与意识有关的语言功能，包括中伤、说谎、语言忌讳及歧视性用语的使用情况等。
⑻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习得。例如，研究战争孤儿家属归国后学习和掌握日语的过程以及中介语言的介入及其作用等。
⑼对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及其实践的历史进行追述和评价。在日本，文字改革、“言文一致”方针的推行、共同语的普及等都是明治维新以来语言规划上的一个宏伟目标。

3. 语言学的相关问题

以下摘自＜电大在线＞专题讲座二：什么是语言学，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2·1 语文学和语言学
2·2·1 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以人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它的性质、起源和结构原理的称为普通语言学，以某一具体语言（例如汉语、英语等）为研究对象的称为××语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等等。具体语言的研究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因为语言的共性结构原理都是从具体语言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语言对人的关系犹如空气、水和食物那样，既直接，又重要，因而在二千多年前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之进行研究。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语言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并对之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经学家或其他什么“家”，研究的对象是记载典籍的书面语，任务主要是解释典籍的确切含义，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服务，因而人们将它称之为语文学。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很晚，至今也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古代的语言研究不能列为语言学？因为一门科学的建立有它自己的条件或标准，这就是：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任务是解释所研究对象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有揭示规律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古代的语言研究不符合这些条件，不能算作语言学。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语言研究才从语文学发展为语言学，因而我们还需要从语文学开始讨论语言学的问题。

2·2·2 语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发源紧密相关。它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小学。它们初期的研究兴趣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就是都集中探索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的性质。分两大派。一派认为用什么样的音去表达什么样的义是有理可说的，一派认为音义的结合是无理可说的，纯粹由社会约定。前者可以称之为理据派，后者可以称之为约定派。希腊—罗马传统的研究，这种对立的意见后来演变为类比论（analogia）与变则论（anomalia）的争论。类比论强调语言结构的规则性，认为词入句之后所产生的形态变化是可以“进行类比”的，而变则论强调的是人的天赋能力和语言结构的不规则性，认为不管语言显得多么不规则，人们照样能够接受和运用。类比论是约定说的继承和演化，而变则论是理据说的继承和演化。这两种对立的意见各有自己的语言事实的根据，互相驳难，因而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这种原则的冲突有时表现得很隐蔽，有时表现得很明显，这可以视为语言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特色”（罗宾斯，1979，26）。不过就总体来看，希腊—罗马传统的约定论始终占主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语言理论大多是这一理论的演化。印度传统的发展趋向基本上与此相同，不赘。在中国，这种论争就是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与希腊—罗马传统不同，汉语始终以理据性的意见为主，我们前一讲在讨论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时候已有所述，这里不想重复，只想就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作一点补充。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自源性的文字一定适合它所记录的语言结构原理。汉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字的形声体系是理据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理。在汉语传统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怀疑过这种理据性编码的性质，大致都围绕着字的理据进行研究，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一股劲儿鼓吹约定说，全盘否定理据论，中断了自己的研究传统。这个问题后面有详细的讨论，这里从略。

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争论虽然肇始于哲学，但它已涉及对语言结构的性质的认识。用语言进行交际，听起来是一串线性的音流，但实际上负载着信息，因而人们常说“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物”。组成音流的“码”就是前面所说的语言符号，是话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的音义关系始终是语言研究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和把握这种关系必然会影响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汉语研究传统为什么会不同于印欧语的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其终极的原因就在于此；即使在现代，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也正影响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后面的几章实际上都是顺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2·2·3 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对后世的语言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希腊—罗马传统。它的奠基性的理论，粗略地说，就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这种逻辑理论将现实分为十个范畴：实体、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substance）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例如“李宁是运动员”这样一个命题，“运动员”是偶有的属性，因为李宁小时候并不是运动员，而退役以后又成为企业家，是可变的，而“李宁”不管是运动员还是企业家，始终是“李宁”，是不变的。实体在命题中的主要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判断的结构来说，主体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这就是说，九个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实体的，而实体不表述别的范畴；或者说，偶有性范畴都存在于主体之中，任何性质、数量、关系等都只能是主体的性质、数量和关系，等等。这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的基本思路，他的语法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能充当主词的词是体词（substantive word），或者叫做名词；能充当宾词的词就是谓词（predicative word），或者叫做动词；句子的结构与逻辑判断（命题）相对应，因而处于主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主语（subject），处于宾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谓语（predicate）。主词和主语，宾词和谓语，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词语，而在印欧系语言中原是同一个词，即主词和主语都是subject，宾词和谓语都是predicate。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根据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简化为如下的结构公式：

逻辑： 实体------------偶有性

主词------------宾词

语法： 主语------------谓语

体词------------谓词

名词------------动词（包括后来所说的形容词）

传统的语法理论、词类的划分以及词类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关系大体上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句法结构和逻辑思维形式的关系非常密切。

亚里斯多德的这种以二分法为基础的思维理论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希腊语是屈折语，有词形变化（accidence）：名词有性、数、格之分，动词有时、体、态、式之别。词出现在句中不同位置上的变化是词的偶有属性，而词则是从其偶然的属性中抽象出来的不变的单位，是出现在各种“偶然属性”中的“实体”。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亚里斯多德说的是另外一种结构类型的语言，他就会建立起另外一套逻辑理论体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据周法高，1970，147－148）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指出：“亚里斯多德的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而这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而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不同地区的学者都有与此类似的看法，用不着一一列举。这种在语言结构基础上产生的思维理论一旦形成，就可以反过来成为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研究，宽泛地说，以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分析语句的结构，从而得出主语、谓语和名词、动词之类的概念。公元2-1世纪，特雷克斯（D.Thrax）写了一本《希腊语语法》，以词的形态变化为主进行语法研究，并成为后世语法研究的楷模。这种语法研究的重心虽然发生转移，但没有脱离亚里斯多德的语法学说的框架。总之，肇始于亚里斯多德的一些语法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印欧语的句法结构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重点是句法和词形变化，语音的研究依附于语法，没有独立的地位；基本上不讲构词法，虽然偶尔谈到派生（derivation）或构词（word-formation），但分量很轻，缺乏独立性。或许可以说，这就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特点。

2·2·4 印度也是语文研究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其代表就是巴尼尼语法。印度有文献记载的最早语言就是公元前一千年的《梨俱吠陀》的吠陀梵语。梵语是一种印欧语，和希腊语、拉丁语都有渊源关系，不过它的研究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传统，与希腊—罗马传统无关。

巴尼尼（Pa#nÊini）是人名，根据《大唐西域记》，他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出生于娑罗睹罗（Śala#tula），在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吠陀”（veda）是一种经文，巴尼尼语法是解释、诵读这种经文的一种师徒相传的口诀，它本身的体裁就是一种经体（sãtra)。由于语言的发展，巴尼尼时代的语言和吠陀经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掌握文化大权的祭司阶层（婆罗门）为了保持其所垄断的神圣经典的完整，实行了本阶层内部口头相传的各种严格的诵读方式。由于这种特殊的背景，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对语音的研究很细致、准确，词的结构的分析也很严密而具体，已经明确地分出词根、词干、词尾、前缀、后缀、派生词、复合词等等。这就是说，它的研究重点是语音和构词法，而这正好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薄弱环节。梵语既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和希腊、拉丁等语言有亲属关系，相互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因而它的研究成果很快被欧洲人吸收，形成了两个语言传统的结合，使语言的研究从语文学走向语言学。

2·2·5 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都是各自独立形成和发展的。到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些学者也相继来到印度。与语言研究发生直接影响的是西方人发现了印度的梵语，认为地处东西两端，相互没有交往，梵语怎么会这么“像”希腊语、拉丁语等欧洲的语言？这促使人们去思考语言间的关系。187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加尔各答皇家亚洲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梵语与希腊语、日耳曼语、拉丁语等有亲属关系的假设：

梵语，不论其历史如何，有绝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提炼得更高雅，但它与二者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都非常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是偶然的。……任何哲学家在研究梵语、希腊语和拉丁时都不能不认为，这些语言来自同一个原始语（proto-language），而这种原始语也许不存在了。由于类似的道理……可以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也与梵语同源。

这一演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人们对语言关系的看法，并且引发了对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的比较研究的热潮，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这样，印欧语的两大研究传统相互结合，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印欧语研究传统，使语言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标志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书面语，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语言，而是比较不同语言结构的异同揭示语言关系的共性规律，而就历史比较语言学来说，就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就不同语言有无共同来源而将不同的语言分为若干个语系，平常说的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就是根据有无共同来源而进行的语言分类。19世纪的语言学，可以说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从历史比较语言学诞生的时候开始，语言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是哲学等其他学科的附庸。

语文学是英语philology的汉译，语言学的英文是linguistics，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但在汉语中，语文学和语言学仅仅是一字之差，但相互有重要的区别。概括起来，主要有：

1、语言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其任务是通过语言结构异同比较的研究探索语言相互关系的共同结构原理，或者说，通过语言特点的研究揭示语言共性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一样，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不是其他科学的附庸；

2、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诞生之初就是历史比较法；

3、用来研究的材料，语文学是书面语等“死”材料，而语言学则主要是方言、亲属语言等“活”材料，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死”材料，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借此对“死”材料作出“活”的解释，揭示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进入20世纪，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产生“语言中心主义”的语言的转向，完全以口语为研究对象，排斥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因而书面语也就失去它在语言研究中的应有地位。这种倾向直到20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得到初步的纠正。

人类语言的研究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还很年轻，其内部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特别是其中的语义规律，有待于人们去挖掘。

2·2 科学思潮的更替和语言学的发展

2·2·1 语言学自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之后，它的发展与科学思潮息息相关。语言学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始自历史比较语言学，它的诞生与生物进化论思潮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历史比较法就脱胎于研究物种变异的生物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

将物种变异的比较方法用于语言的研究，首先产生了一种语言理论模型，这就是谱系树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语言学家叫施莱哈尔（August Schleicher）。1863年他仿效生物遗传发展的思路，在《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中将语言间的关系系谱化，认为语言也是有“生命”的，有生、老、病、死的各个演化阶段。一个原始母语（proto-language）会生发出若干个女儿语（daughter languages），而随着这些女儿语的诞生，这个原始母语也就随之消亡了；之后，每一个女儿语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同样的分化，生发出若干个孙儿语……，如此往复，形成今天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组成亲属语言，可以对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个理论模型的特点是只注意语言的有规律的分化，而不管语言之间的横向相互影响，有它的片面性。1872年，施密特（J. Schmidt）提出“波浪”说与之抗衡，认为语言的演变犹如在一个水塘里扔进一块石子儿所引起的波纹那样，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假定有语言A、B、C、D、E、F、G，D的变化会扩散到A、B、C和E、F、G，使A、B、C和E、F、G具有D的一些特点；距离波源越近，受影响的程度也就会越大，因而相互的共同点也就越多。其他语言A、B、C和E、F、G也可以发生类似语言D那样的变化，因而使不同的语言间呈现出一些相同的特点，不同于每一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使语言演变规律产生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谱系树说和波浪说是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型，前者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有规律的发展，使语言间呈现出生物系族那样的异同关系，可以对有共同来源的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后者着眼于语言在空间上的扩散，强调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和对语言演变规律的干扰。这两个理论模型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互补，可以各自弥补对方的一些弱点。它们对语言学往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继承和发展谱系树理论的是青年语法学派。19世纪的70年代是青年语法学派独步天下的时期，特别是1876-1878的三年，发表了一系列对后来语言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语音规律无例外，二是类推作用。这两条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标志。过了一百年，人们在回顾语言研究发展道路的时候，发现青年语法学派的基本语言理论“在今天看来只是有所修改，根本没有被取代”，值得今天的语言学家去纪念发表在百年前的一组青年语法学派的论文（罗宾斯，1979，225，234）。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的理论设想，语音规律是不应该有例外的，但实际上却可以到处见到例外，因而认为城市的语言不纯，需要到乡村去调查方言，相信在方言中可以找到语音规律无例外的例证。客观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但出乎意外的是，方言中也可以到处见到例外，这就促使方言地理学的诞生，提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否认音变的规律性。“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是历史语言学中的两个对立的口号，代表两个对立的学派，相互争论和驳难。如果说，主张“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青年语法学派是谱系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演变，那么主张“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方言地理学派就是波浪说的延续，着眼于语言的空间扩散。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是语言学往后发展的两种基本思路。大致说来，结构语言学的语言系统说、转换-生成学派的语言理论大致与时间观的联系比较密切，像青年语法学派那样都强调语言演变的规律性或语言结构的系统性；而语汇扩散理论、语言变异理论则着眼于语言内部的结构成分的竞争，强调语言演变的不规则性和系统内部的结构参差。这两种类型的语言理论大体呈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状态，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时间 空间

谱系树理论 波浪理论

青年语法学派 方言地理学派

结构语言学（含转换-生成理论） 语汇扩散、语言变异

横向的两种理论基本是对立和竞争，互揭短处和矛盾，因而对促进语言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纵向的理论之间虽然理论上有对立和发展，但就语言观来说，是相通的，后起者大致都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如表时间的几种理论都强调语言研究对象的纯一性和同质性（homogeneity），而表空间的几种理论所强调的是语言的有序异质性（orderly heterogeneity）。对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我们就容易把握每一种理论的地位。

2·2·2 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结构语言学的诞生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原子主义”倾向，开始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这种理论和方法的诞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的发展（索绪尔本人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一个有影响的成员），也与科学思潮的演变有关。19-20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思潮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机械论的认识论开始崩溃，“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到处都碰到那种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甚至连原子这样的基本物理实体内部也是这样。牛顿机械论对这种复杂性作出解释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怀疑。相对论在物理学领域代之而兴起；在微观物理学领域，接替机械论的是关于量子理论的科学”（拉兹洛，1985）。“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代替机械论的认识论是科学发展思潮的一次深刻转折，在语言研究中首先反映这种思潮的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建立以语言结构单位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学说，提出“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着名论断，并从语言结构单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个方面去研究语言的“形式”和“价值”。这种学说是当时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一种典型反映，托夫勒将它称之为“拆零”（请参看普里戈金等，1984）：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至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就是我们常说的ceteris paribus，即“设其他情况都相同”。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就是这种“拆零”的方法论的杰作：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和言语，把言语排除出语言的研究；语言的“内”与“外”，把“外”排除出去；语言“内”的共时和历时，把历时排除出去；共时中的语言单位的实质和形式，将实质部分排除出去，最后就只研究共时状态下的语言形式，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只研究某一时点的语言结构，排除任何言语的、语言“外”的、历时的因素的干扰。这或许是索绪尔为实现他的语言系统说而付出的一种代价，因为不排除这些因素，他就无法完成对“形式”和“价值”的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使语言研究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子主义”转化为系统论。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这一转折一般被称之为“索绪尔的革命”。

2·2·3 反映科学发展思潮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语言学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结构语言学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学派。结构语言学一般分为三个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哥本哈根学派强调语言的形式，布拉格学派强调功能，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则主要强调语言的组合关系，从分布入手考察语言的结构。哥本哈根学派由于想建立一种能适合于人类一切语言的理论，因而很抽象，在实际的语言研究中影响不大。布拉格学派由于二次大战的暴发而解体，其中不少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如雅科布逊等，都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合流。后来法国的马尔丁内（A.Martinet）继承和发展了哥本哈根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精神建立了他的功能语言学，成为结构语言学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代表。从总体来看，在三个结构语言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它一枝独秀，成为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主流学派。这个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语言结构单位量子化，提出“位”（-eme: phoneme, morpheme, lexeme……）、“素”（-etic: phonetic……）、“区别特征”等概念，使语言学挤身于当代科学的行列。“位”“素”“区别特征”是语言系统的最小结构单位，相当于化学中的元素。雅科布逊在回答他父亲（一位化学家）的“你为什么要搞语言学”的提问时，说得非常明确、干脆：“语言学与化学没有不同，我要找出语言成分结构中有限的基本结构单位来”（Mehta, V.，1971）。他为人类语言找出12对区别特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译文请参看《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3、4期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雅柯布森文集》）。

从青年语法学派开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地限制于个人方言（idiolect）。个人方言是指“一个说话人使用一种语言与另一说话人在一次交谈时可能说出的全部话语”（Bloch,1948），而集体的语言习惯只不过是语言学家比较个人方言而得到的某种平均数，不能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自索绪尔以后的语言研究为什么要区别语言与言语、共时和历时？为什么把语言研究的对象局限于语言的共时状态？目的就是要在个人方言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相关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在很多方面与结构语言学不同，但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限制于个人方言这一点上，则与索绪尔以来的语言研究无异，甚至将其推向极端，因为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是“一个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团的一对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语言能力，与其具体运用语言时表现出来的差异无关。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他们以语言与言语、或能力与运用的区分为基础而进行的语言研究，实质上都是“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这一科学思潮的发展的反映，在自己所进行的研究领域内建立起一个“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这种语言观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因而又引起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一次新发展，具体表现为语言变异理论的诞生和语义研究的发展。

2·2·4 新的科学发展思潮与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兴起和发展有关，在科学研究中引入原来被系统论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的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的因素，认为“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所有的层次上，从基本粒子到宇宙学，随机性和不可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奇怪的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并没有减缓科学的前进，恰恰相反，它促成了一些新的概念结构的产生，这些新的概念结构正是我们今天认识物质世界所必须的”（普里戈金等，1984，26，27，34）。科学研究中引入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的因素，这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说，就要改变原来“拆零”的方法，把研究对象从理想状态中的研究转化为实际状态的研究。语言学从科学思潮的这种发展中吸取于己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认为不能把个人方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应该到社会中去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考察人们之间的语言差异和这些差异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提出这一设想、并付诸社会实践的是以拉波夫（W. Labov）为代表的语言变异理论。他与魏茵莱什（U. Weinreich）、赫尔作格（M. I. Herzog）合写的《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一文一再强调以个人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研究的局限性，主张到语言社团中去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这种实际使用的语言可以称为社会方言。社会方言是一个老概念，过去与地域方言相对，偏重于社会集团的一些特殊用语和对某些辞语的特殊理解，范围非常狭窄。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方言是指与个人方言相对的社会人群实际使用的语言现象。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个人方言到社会方言，这又是语言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克服了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矛盾。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是个人的，但是研究社会的语言时却

4. 社会语言学微观研究认为语言主要有三种变体，其中社会变体包含哪些内容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对这个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此研究应以语言为重点，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研究语言的变异；有的学者认为是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各种关系，使用语言学的材料来描写和解释社会行为。 社会语言学现在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随着6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的加深，社会语言学又发展出交际民族志学、跨文化交际、交际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会话分析、语言变异研究等学派。

5. 即兴演讲语言的变异修辞研究精读

一、 即兴演讲概说

演讲又叫讲演、演说。“演讲”这一概念最早见诸荷马史诗。相传双目失明的行吟诗人荷马,常年云游各地,演讲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事迹。在我国,“演说”一词较早出现在《北史·熊安生传》:“公正于是有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说文》:“演,长流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言之讲,引也,故为长远之流。”转义于语言,就是语流之意。《说文》称:“说,释也,从言,兑声。一曰谈说。”段注云:“说释者,开解之意。”可见“演说”就是通过语流进行铺陈解释发挥。对于“讲”,《说文》解释为“和解”。段注云:“不合者调和之,纷纠者解释之,是曰讲。”这说明“讲”者有剖析矛盾、解释分歧之意。现在,在人们的语感中,“演讲”一词与“演说”同义,就是专指人们“就某个问题对听众说明事理,发表见解”。[1]

现在所谓的演讲,是指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以有声语言和相应的体态语言为手段,公开向听众传递信息,表述见解,阐明事理,抒发感情,以期达到感召听众的目的。它是一种直接的带有艺术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演讲按不同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在这之中,即兴演讲尤其值得注意。即兴演讲是演讲中的快餐,也是演讲中的精品,是演讲者在某种特定景物或人物、气氛的诱发下(或被要求、邀请)而作的一种临时性演讲。我认为:在各种类型的演讲中,即兴演讲使用率较高,应用范围最广。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信息传递加快,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人们的交际领域不断拓宽,即兴演讲也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婚礼祝辞、迎送致辞、丧失悼念、聚会、演说、讨论、访问等,都需要人们临时做即兴演讲,或助兴,或助威,或联谊,或缅怀,等等,它成为人际交往中深受欢迎的形式。有研究表明,即兴演讲已成为未来演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但是即兴演讲具有动因的触发性、准备的临时性、时间的短暂性等特点,要求演讲者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展开思维,找到话题,形成完整的腹稿,立即从容地表达出来,因此有一定难度,最见语言功底,一般人难以把握,可以说如果能把即兴演讲发挥得恰到好处,必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人刮目相看。那么即兴演讲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呢?我认为这与恰到好处用地运用修辞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即兴演讲中的变异修辞,更值得我们推敲、探究。

二、变异修辞的形成

“变异”(devi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提出,最初指共时意义上语言的不同变化形式。西欧的布拉格学派将其运用于诗的创作,形成“语言变异”理论,其代表人物让·麦卡罗夫斯基在《标准语和诗歌语言》一文中指出:“只有违反标准语常规,并且只有系统地进行违反,人们才有可能利用语言写出诗来。”[2]此观点说明了变异在语言运用中的重要性。另外,变异(variation)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一种语言偏离常规运用的现象。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语言的变异问题。社会语言学着重从宏观角度,从外部功能上研究语言变异,而变异修辞则从微观角度,从语言结构入手,研究共时的言语变异。变异修辞是相对规范性修辞而言的。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3]正式提出“规范修辞”和“变异修辞”的则是郑远汉先生,他明确定义:“严格遵守汉语语音规范、词汇(包括语义)规范、语法规范及语体规范,在这个基础上的修辞活动就是规范性修辞,有意‘违背’上述规范的,为的是获得特殊的表达效果。这样的修辞活动就是变异性修辞。”[4]给规范修辞和变异修辞作了定性分析。

三、变异修辞在即兴演讲中的运用

(一)利用语音因素的常规变异

语音因素的常规变异中最常用的就是谐音双关:利用语音因素产生的变异主要体现在谐音修辞上。谐音是通过读音的相似性而人为地赋于其新词义的一种方法,谐音双关是借谐音让一个词语同时关涉两种以上的意义,相互映衬而生情趣,内涵丰富。

例如:“是xx年一天深夜里,我们家的电话急速响起,我拿起电话一听,那端是我非常熟悉的声音,就是我们班最落后的同学,俞敏洪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刚才你们听了,很有特点,散发着强大的‘雌性’,雌雄的‘雌’,而我的是磁铁的‘磁’。”(俞敏洪、王强在琴岛学院演讲视频,例子中的“我”指王强)

又如:一位同学在某高校学生会竞聘时有这样一段开场白:“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我是2号选手,我的名字叫‘洪双喜’,却不是香烟‘红双喜’,请大家支持我。”上两例都巧妙运用了语音双关,使语言诙谐幽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利用词汇因素的常规变异

词汇因素的常规变异主要有以下几种。

1.词形变异。词形变异是指在该词原有固定用法的基础上,为了特殊的需要临时拆分运用。比如在即兴演讲中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会有这样的说法:形容一个女孩,会说“小巧但不玲珑”,形容一对情侣会说“郎才但不女貌”,等等,充分体现了即兴演讲的随意性、创造性。

2.抽换语素。抽换语素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抽换现成语素中的`某些语素,仿拟构成一个临时性的“新词”或“新句子”。例如:……老俞说:“回去,回去咱们一起做新东方。”我说:“新东方是个什么东西啊!”老俞说:“新东方不是东西,它是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一个学校。”我大吃一惊,说:“你还拉扯大一个学校?”我说:“老俞,你眼睛看着我,坦率告诉我你学校的规模到底有多小。”按常理来说,和规模搭配的字是“大”,这里把本该用的词语“大”换成“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俞敏洪、王强在琴岛学院演讲视频,例子中的”我“指王强)

3.曲解词义。刻意用偏离常规的方式造成词语的语义转移,让人听来荒诞离奇,令人喷饭;稍加品味,则觉得语妙智睿、发人深思。

例如:新东方副校长王强的演讲:“……当时俞敏洪是我们班的第一个留学生——留在校外读书的学生。”当时因为俞敏洪身染肺结核病,不得不休学一年,所以王强这样说。还有就是:“……俞敏洪是一个没有抽象能力的人,当然了,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抽象能力,他拿着鞭子抽打大象的能力还是有的。”另有:老俞说:“回去,回去咱们一起做新东方。”我说:“新东方是个什么东西啊!”老俞说:“新东方不是东西,它是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一个学校。”我大吃一惊,说:“你还拉扯大一个学校?”紧接着说:“老俞,你眼睛看着我,坦率告诉我你学校的规模到底有多小。”为什么呢?因为十几年来在我心目中他哪能办学啊,他一直是学校办理的对象啊。在这里王强老师巧妙地有意对“办学”进行曲解,说成“学校办理的对象”不仅幽默诙谐,而且显出了王强老师博学多才,机制幽默。

又如:某单位举行演讲大会,一位演讲者伴着掌声走上讲台,不慎被话筒线绊倒了。台下的听众顿时发出了一片唏嘘声和倒掌声,气氛降到了零点。然而,她从容不迫地爬起来,走到话筒前,微笑着对听众说:“同志们,我确实为大家的热情倾倒了……谢谢!”接着就开始了自己的演讲。顷刻间,全场响起一片欢呼声、叫好声。这位演讲者临场应变,根据当时的情景,赋予了“倾倒”这个词一个新的意义,不仅化解了当时的尴尬局面,而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4.色彩变异。色彩变异是指由于语境的变化将褒义词贬用或贬义词褒用,以达到深化语意的作用。这类修辞和常规修辞中的讽刺、反语有点相似。比如想形容那个人形象不好会说其“长得谦虚”,“谦虚”本身是个褒义词,但在这里褒义贬用,此种用法在小品、网络词语中经常用到,但现在,词用法已渐渐被用到即兴演讲中,体现了即兴演讲的灵活性、创新性。

词性变异指突破语法规则的限制,根据需要,在不同词性的词语之间互相运用。在即兴演讲中,为了表达的需要,演讲者会变换一些词的词性,以求达到预期效果,比如说:“怎么说呢?这个女人已不能简简单单地用漂亮、大方、聪慧这些大众的词来形容了,我只能说一句话,她真的很女人。”“女人”本身的词性是名词,在这个例子中的“女人”活用为形容词。这样的例子在即兴演讲中也颇为多见。除词性变异之外,语法因素常规变异中还有词语搭配变异、结构成分的位序变化、语法成分配置的变异等几种常用的形式。

即兴演讲不仅需要演讲者有很厚的语言功底,而且需要演讲者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况且其演讲的场合又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会随着当时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此时若用上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必将给你的演讲添彩,更重要的是能为你的魅力加分,而变异修辞的表达修饰能力极强,恰好能帮你做到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兴演讲和变异修辞相得益彰。

6. 语言学主要分支有哪些

分支和流派肯定不是一个概念。

分支：从总体或一个系统中分出的部分。
流派：指学术、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独特风格的派别。
从概念上就可以判定它们的区别。

分支是从研究内容、对象上进行区别，流派是从研究方法、角度、风格等上面的区别。一个分支上也有不同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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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理解。

语言学流派

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对这个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此研究应以语言为重点，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研究语言的变异；有的学者认为是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各种关系，使用语言学的材料来描写和解释社会行为。我们比较倾向于前者。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一般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如双言制（diglossia）、双语、多语或多方言状况；
2.各种语言变体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或socialect）、标准语和土语（vernacular）、正式语体（formal style）和非正式语体（informal style）等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3.交谈情景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
4.社会以及不同的集团对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
5.由于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原因以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方式和规律，等。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一般认为是：

1.语言的变异（variation），并且联系社会因素来探讨语言变异发生的原因和规律，常常使用统计的方法和概率的模式来描写这些变异现象。这又被称为"微观社会语言学"（micro-sociolinguistics）或"小社会语言学"；

2.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如上面提到的双语、语言接触、双方言，语言规范化问题等，这又被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macro-sociolinguistics）；

3.研究人们怎样在实际环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以及不同的社会、社团使用语言的差别，如某一社会阶层使用语言的不同习惯（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的不同，这被称为语言的社会变异），又如不同的性别、年龄、行业和经济地位等对个人言语的影响（这被称为个人语言变异）。

如果说，从索绪尔开始的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研究的是同质的（homogeneous）语言，那么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有序异质的（orderly heterogeneous）的语言，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来研究语言的结构。这是社会语言学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特征。

社会语言学现在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随着6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的加深，社会语言学又发展出交际民族志学、跨文化交际、交际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会话分析、语言变异研究等学派。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语言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同时又更为广阔的概念，打破了索绪尔以来只研究语言内部同质系统的局限；2）对语言研究进行计量统计的分析；3）通过语言变异的研究在共时和历时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解决了共时和历时的矛盾。

系统-功能学派

系统功能学派的兴起，与整个语言学的功能主义思潮有关。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指的是当代语言学界与形式主义相对峙的一种学术思潮。它旨在通过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应实现的功能来描写和解释各种语言的音系的、语法的和语义的语言学特征。在这个学术思潮中，有几个主要的学派影响比较大，它们是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

布拉格学派一直是语言学界公认的一个功能主义学派，它所说的功能主要包括语言在交际行为中的功能、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语言在文学中的功能以及从功能观点看语言在不同层次方面的问题。伦敦学派的兴起稍为晚一点，由英国语言学家弗思教授开创，后来由他的学生韩礼德（M.A.K.Halliday）教授继承和发展，形成现在人们称之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派。韩礼德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了很多着述，建立起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体系，成为语言学中一个独树一帜的的学派。

系统功能语法学派的语言学家门每年举行一次系统理论讨论会。第一届至第八届在英国召开。随着影响的扩展和队伍的扩大，1982年第九届年会在加拿大召开，这标志着该学派的理论已具有国际影响。1985年美国密执安大学举办第十二届年会，由于到美国是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堡垒，所以在美国举行这样的大会具有深远意义。到今天，功能主义已经与形式主义成为语言学研究中的两大思潮。

系统功能语法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个部分，但这不是两种语法的简单总和，而是一种完整的语言理论框架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系统语法或系统语法学着重说明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又称"意义潜势"。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在表述说话人想要表达的语义时，必然要在语言的各个语义功能部分进行相应的选择。功能语法重点需要说明的是：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语言系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为了实现各种不同的语义功能而逐渐形成起来的；人们在交往中需要在语言系统中进行选择时，也是根据所要实现的功能而进行有动因的活动。

转换-生成流派

出现于二十世纪50年代末，以美国乔姆斯基为代表，运用转换-生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其活动中心是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另外，在欧洲有一个专门研究转换-生成语法的学术组织，称为"旧大陆生成语言学协会"，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生成学派的组织，于1975年秋成立于荷兰。

1957年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出版，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它完全不同于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美国结构主义，因此，它的出现是对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大挑战，被人称作"乔姆斯基革命"。

转换-生成语法从提出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它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典理论"时期，从1957年到1965年，《句法结构》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有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以及语素音位规则。古典理论最显着的一个特点就是主张语法自主，把语义排除在语法之外，在这一点上与此前流行的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是一致的。

第二阶段是"标准理论"时期，从1965年到1971年，代表作是《句法理论要略》，其语法包括四部分规则，即基础部分、转换部分、语义部分和语音部分。标准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修正是把语义纳入到语法中来，提出语法结构有深层和表层之别，深层结构决定语义，他通过转换规则而转化为表层结构。这一修正使它跟古典理论有了原则区别。

第三阶段是"扩展的标准理论"时期，从1972年到1979年，1972年出版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开始，而以1977年出版的《关于形式和解释的论文集》为代表，则对这一时期的理论又作了一些修正，因而也称为"修正的扩展的标准理论"。1972年的主要变化在于表层结构对语义解释也起一定的作用，而在1977年的理论中，语义解释则被全部放到了表层。此外，这一阶段还提出了"虚迹"的理论。

第四阶段是从1979年至今，以《支配和约束论集》为代表。这本书是根据乔姆斯基1979年在意大利比萨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的"支配"和"约束"理论整理成的。这一阶段的理论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在原来的规则系统之外增加了原则系统，二是提出了"虚范畴"。目前，支配和约束理论仍然处于不断的修正和发展中。

转换-生成语法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只有语法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另外，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说，转换-生成语法无论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原则的区别。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使语言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它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转换-生成学派的研究还包括生成音系学，它是生成语法学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研究人头脑中的音系知识。生成音系学从酝酿、形成到标准理论，直至现在的非线性理论，一共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雅科布逊、哈勒、乔姆斯基等。1952年，雅科布逊、哈勒等人合写的《言语分析初探》、1956年乔姆斯基、哈勒等合写的《英语的重音与音渡》以及1968年乔姆斯基和哈勒共同撰写的《英语语音模式》分别是前三个阶段的代表性着作。《英语语音模式》中提出的标准理论使生成音系学在60年代的美国音系学中居于主流地位。1975年以后，生成音系学进入非线性理论时期，演化出各种名目的音系学，如自主音段音系学、节律音系学、词汇音系学等。在这一时期，乔姆斯基退出了音系学领域的研究而专攻句法，哈勒则仍是这一领域的旗手。

生成形态学也是转换-生成学派的一个研究范畴。乔姆斯基在"论名物化"一文中首先确定了形态学在生成语法中的特定作用，哈勒于1973年进一步提出了生成形态学的第一个明晰的模式，继而西格尔、杰肯道夫、阿罗诺夫等人跟进，又对生成形态学的模式作了一些改进。

总之，转换-生成学派以语法为研究目的，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都服从于这个目的，同时又都对各自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转换-生成学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方面，在其它学科，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乔姆斯基认为，转换生成语法将促进认知科学的发展，并把语言学的研究和神经科学、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共同为探索人脑的奥秘作出贡献。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结构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本世纪美国的一些学者在对美洲印第安语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以面向语言材料、注重语言结构的形式描写而着称。20世纪的20-30年代，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在美国盛行，这种哲学背景和印第安语的研究相结合，使美国的结构语言学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这一学派的先驱是鲍厄斯（Franz Boas）和萨丕尔（Edward Sapir）。鲍厄斯1911年为《美洲印第安语手册》所写的序言可以说是美国从事人类学的语言学家对印第安语调查和研究的初步理论总结，其中特别强调了语言描写的一条原则，即对语言事实要做客观的描写，不要用其他语言或者传统语法的框框去套，为了描写不同结构的语言而应当创立新的概念和方法。萨丕尔1921年的名着《语言论》把语言研究同人类心理、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二人都强调尊重语言事实，主张记录口语作为研究素材，然后对他们的结构做客观的共时的描写。

1924年在鲍厄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人的创议下成立了"美国语言学会"，该学会可以看成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摇篮。1925年该协会出版了会报《语言》杂志。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是布龙菲尔德。本世纪20年代，这一学派只具雏形，理论上还不是很成熟，直至1933年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他们把语言看成是一系列代替实际的刺激和反应的行为，在语言的分析中着眼于可以观察到的言语素材，主张依靠形式特征来描写语言结构，反对用非语言学的标准（特别是心理因素）来分析语言，在共时描写中完全排除了历史因素。这些论点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以后二、三十年语言学的发展中一直以该学派的理论为指南。可以说从本世纪的三十年代起这一学派进入了"布龙菲尔德"时期，也有人成为"布龙菲尔德学派"。

1934年，派克（Pike）、柰达（Nida）、弗里斯（Fries）等人开始举办"语言学暑期学院"。他们主要继承萨丕尔的学术传统。派克在结构分析中区分"位"和"素"，并且试图把他们运用到人类一切行为的分析中去。这一学派的后期重要成员有：哈里斯（Harris）、威尔斯（Wells）、布洛克（Bloch）、特雷格（Trager）、霍盖特（Hockett）、格里森（Gleason）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哈里斯。1951年，他出版了《结构语言学的方法》一书，标志着该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把数理逻辑的方法运用于语言学，主张排除意义标准，把分布和替换看作结构分析的主要原则和方法。他们的学说被称为"后布龙菲尔德学派"。

总的看来，这个学派具有以下显着的特点：

1.注重口语的描写和共时的研究。
2.注重形式的分析，回避意义问题。
3.在结构分析中主要运用分布和替换的方法，以便从一堆言语素材中切分出独立的单位并加以归类。

4.对句法结构进行层次分析，这是分布和替换的方法在句法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并由此发展出直接成分的分析法，即把句子或词按层次区分出它的组成部分。

5.建立语素音位这个新的单位，这是在语法和语音结合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新的单位。它是由出现于某个语素变体的一组音位所组成的语音单位（如英语名词复数的词尾-s, -z, iz是由不同的音位组成的同一个语素音位）。

6.强调验证。

布拉格学派

狭义的布拉格学派是指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跟这个学会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广义的布拉格学派则包括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等语言学团体，继承布拉格语言学会传统的当代语言学家。

布拉格学派接受了索绪尔的基本理论，承认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但不把语言形式与超语言因素截然分开，重视语言的共时研究，但并不把它与历时研究割裂开来；他们还接受了俄国语言学家库尔德内的功能观，对语言进行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研究，因而自称为结构-功能学派。

这个学派颇有影响。美国语言学家鲍林格作过这样的评价："在欧洲语言学团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布拉格语言学会，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要发展，都与这一学派的学说有关。"这一学派的先驱者是马泰修斯。1926年10月，他与雅科布逊，哈弗拉奈克，贝克尔等6人发起，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会。参加学会的外族人中，以俄罗斯人最多，除雅科布逊外，着名的有：特鲁贝茨柯依，卡尔采夫斯基，柯别茨基，依萨钦柯等。俄罗斯翼成员大多专注于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忽视语言与超语言因素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的会员多数比较重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注意语言理论的应用性。他们被称为捷克翼或马泰修斯翼。捷克翼的会员中除马泰修斯，哈弗拉奈克外，着名的还有：特伦卡，温伽尔特，穆卡硕夫斯基，瓦海克，斯卡利奇卡，柯日奈克，何拉莱克，特罗斯特，奥别尔普法尔采，博尔道夫，诺瓦克，鲍利尼等。

该学派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点：

（1）提出语言是多功能的结构体系
（2）建立了音位学说。
（3）把音位学的概念，类型学的原则应用于语法研究。
（4）提出"语言联盟"的理论。他们认为，邻近地域的语言，由于相互影响，常常获得一些共同的或相似的特征。所以某些语言的共同特征不一定都是来源于语言的亲属关系。

（5）提出了句子的实际切分说。

（6）提出要加强对标准语理论，术语和功能语体的研究，以指导整个语言文化工作。

（7）提倡把最新理论运用于从中学开始的语言教学。

结构语言学

语言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兴起于本世纪30年代的欧洲，基本理论源出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反对对语言现象进行孤立的分析，主张系统的研究。结构语言学内部又分为三大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语言学派（也称美国描写语言学）。

布拉格学派，又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其先驱者是马泰修斯，成员主要有雅科布逊、特鲁别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1926年10月，由马泰修斯和雅克布逊等6人发起，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会。该学会在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上第一次把音位学的观点公诸于世，引起很大反响。1929年出版了会刊《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布拉格学派集体观点的全面论述见于他们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所提出的《论纲》，《论纲》中强调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对语言现象的评价应着眼于它的功能。特鲁贝茨科依的《音位学原理》是这一学派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散居于世界各地，影响衰落。1956年，布拉格语言学会与斯拉夫语言学会等团体合并，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何拉莱克担任第一任会长。这个新的学会继承了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传统，因此其成员被称为"当代布拉格学派"。布拉格学派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系统的思想，特别致力于音位系统的研究，建立了音位学说。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仅研究内部语言学，对广义的语言学问题也很感兴趣，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文学作品及外部语言学的其它各领域。

哥本哈根学派，又称丹麦学派。代表人物有叶尔姆斯列夫、布龙达尔、乌尔达尔等。1931年，叶尔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共同创建了"哥本哈根语言学会"，该学会成为当时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中心。1938年创办会刊《语言学学报》，1939年的创刊号布龙达尔发表了他的论文《结构语言学》，遂成为这个学派的纲领。叶尔姆斯列夫任哥本哈根语言学会会长，他的《语言理论导轮》和《普通语法原理》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性着作。这一学派以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的学说为基础，着重语言形式的研究。它特别注重语言的组合关系，这是这个学派区别于布拉格学派的一个主要方面；它把语言理论看成一个"纯演绎系统"，采用"假设-推理"法对语言进行分析，不大涉及具体语言事实的研究，因而其影响面比较小。

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汇成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它区别于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美国结构语言学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是结构语言学中发展最完善、最重要的一个学派。它是本世纪美国的一些学者在对美洲印第安语的调查和研究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驱者是鲍厄斯和萨丕尔，分别着有《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和《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二人都强调要对语言作客观的共时描写。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是布龙菲尔德，1924年他和鲍厄斯、萨丕尔等人一起创立了"美国语言学会"，1925年出版会刊《语言》。1933年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这一学派的奠基性着作，使它进入"布龙菲尔德时期"。5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进入"后布龙菲尔德时期"，哈里斯和霍盖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霍凯特1958年出版的《现代语言学教程》是美国结构语言学集大成的理论着作，对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发展进行了一次科学的总结。1951年，哈里斯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出版，被人视为后布龙菲尔德时期的象征和转折点。美国结构语言学派的显着特点是注重口语和共时描写，这不同于欧洲结构主义学派注重书面语的传统。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制定了一套对语言结构进行形式分析和描写的技术。这一学派对汉语研究影响很大。

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结构语言学派虽然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但也有共同之处：都接受了索绪尔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区分语言和言语，在语言中又区分共时和历时，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中的成分依据成分之间的差别和关系从话语中切分出来，并加以分类归并，而后从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中去研究语言的系统。

结构主义语言学自产生以来，不仅影响到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流派，而且还影响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严密的分析方法已渗透到人类学、哲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等其它领域。这样，结构主义就由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几乎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产生影响的思潮，因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从前又称比较语法，通过语言亲属关系的比较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律，拟测它们的共同母语。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在19世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是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19世纪之前，这种研究不是没有，但都是孤立的分散的研究，到19世纪才进入系统的研究，并使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广泛收集世界各种语言材料，二是认识到梵语在语言比较中的地位和作用。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收集了丰富的语言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比较，不仅提出了人类语言演变过程的假设，画出了世界语言的谱系，而且还创造出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关语言起源、语言本质的新理论，为后来结构主义和描写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7.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一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研究社会的各层面对语言运用的影响，包含文化准则、社会规范或情境。
有人亦把后设语言学（metalinguistics，亦作“元语言学”）归类为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
研究范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别，以及他们的社会因素。在传统的语言地理学中也有相同的研究，但是自社会语言学出现以后，这些内容都算做社会语言学的范畴了。
对社会本质的研究包括：
* 语言的社会本质的特点及其规律
* 语言、意识、社会在起源上的相互关系
* 民族语言和民族形成的关系
* 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 语言演变与社会演变的关系
对语言差异的研究包括：
* 标准语与方言、行话的差异o 发音差异o 用词差异o 地位差异* 同一语言在不同国家、地区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差异
o 例如：英语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传播中产生了变异，出现了美式英语、港式英语、新加坡式英语等
* 同一国家或社会中通行几种语言所造成的差异
o 例如：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官方语言的国家或地区，如加拿大（英语、法语）、新加坡（英语、中文、马来语）
* 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运用上的差异
o 例如：性别差异导致男女使用有差异的语言。
* 社会场所不同所使用的语言的差异
o 例如：一般中国人在家庭环境中使用家乡方言，在工作学习时用普通话。
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法对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等人的语言运用进行考察。数学分析法对口语材料和文献资料进行数学统计和数理分析。对比研究法分析社会因素、研究语言差异。实验分析法用语音或心理实验仪器对语言差异进行实验分析，并作出定量和定性的描述。

8. 语言的社会变异形成了社会方言,社会方言的变体包括哪些

语言的社会变异形成了社会方言，社会方言的变体包括社会语言学、言语民俗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

作为社会语言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语言变体”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变异理论是社会语言学的经典内容 ，语言变体研究构成社会语言学的主干。
宏观社会语言学(又称“语言社会学”)是以社会本身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同时将语言作为研究不同社团组织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双语(指在同一个社会中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变体)、双语体(两种语体存在明显的功能差别)、语库(一个人掌握各种变体的总和)、语码转换(两种语言变体交替使用)、语言规则(政府对一种语言或变体的地位或用法的规定)、语言忠诚(移居他乡的人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等。

言语民俗学的研究者们则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语言变体理论,为话语分析开辟了一条人类学的研究途径。他们认为,从宏观上看，分析的基本单位是言语社区，言语社区的定义与区分并不取决于其主要的语码，因言语社区是多语性的，但一个言语社区的所有成员至少具有一种语言的共同变体和控制基本交际策略的共同规划，一个社区内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总和,就成为该社区的语言总汇或言语方式的风格组合。在微观上，为了研究某个特定社区的言语使用，言语行为是最小的分析单位，言语事件是较大的单位，两者都受使用规则的支配。言语情景为受规则支配的言语行为提供环境。要了解一个完整的言语事件，就必须去描写和理解构成该事件的八类因素，即场景、参与者、谈话目的、谈话顺序、基调、交际渠道、交际规范来选择得体的语言形式的交际能力。
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Halliday的语域理论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语言变体的。他认为语言是社会行为，是行为潜势，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的制约。语言形式的选择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语言的使用因社会场合而异。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它所使用的语言也要受制于一定的语言环境。
决定语言特征的情景因素可以归结为：语场(fl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分别对应
意义系统中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语境的这三个组成要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均会导致意义的变化，引起语言的变异，由此产生不同的语言变体即语。
语场是指话语范围，不仅包括谈话的话题，还包括讲话者和其他参与者所参加的整个活动。它决定概念意义的选择，它可以进一步划分两大类：技术类与非技术类据此，我们可以区分属于不同学用或领域的语言变体(即语圾)，语后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按照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又可以细分为个人语旨和功能语旨。有关交际关系的个人语旨的变化可产生五级不同正式程度的语体：冷凝体、正式体、咨询体、随便提和亲密体，从而为不同的交际场合提供不同的语体选择。功能语旨的变化则可以产生不同的口气和态度的语域。语式指交际渠道或媒介。语式的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语言变体(或语域)：口头语和书面语，它们各自又可以再细分为不同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