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研究方法属于什么派

⑴ 历史学研究中有没有一个研究方法叫“史料实证法”

有的。毕竟有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说。
史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学家是根据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痕迹进行研究的。史料及史料处理于是便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史学家对史料的认识及史料处理的选择反映了史学本身的演进。传统史学是一种以政治、人物活动为重点的史学，其材料来源便也主要是各类叙述性的文字材料。19世纪的实证史学流派表明这种传统史学达到了顶峰：在史料组成上，实证史学家搜集了政府、私人各类档案、文件、公文信函、财政纪录、文契、外交文件、司法纪录等各类与政治事件、人物活动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史料;在史料处理中，实证史学家与文献考据学派结合而对史料进行内证、外证两方面的考证。
外证即是依靠碑铭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等辅助学科来消除史料的错误，辨别其真伪，同时确定其年代、日期。内证分析史料内容的完整性、统一性并将其与同时代的其他史料比较、对照以确定其可靠性和价值。在这一考证步骤结束之后，史学家便将这些史料根据日期及揭示的事件信息顺序加以联贯，编写成书。

⑵ 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史学常识。

主要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法总结
一.主要史学范式(史观)
史学范式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有机集合体。高中新课标程式下的史学范式已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或称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亦称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
文明史范式(通史顺序)
文明史范式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人类自身的文明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交替促进、共同发展。
例:请利用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事实来分析“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共同发展。”?
全球史范式(经济一体化全球化)
全球史观，又称整体史观。他们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重视交往、强调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的决定因素。
例:请分析16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是如何加强与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并以此分析其对欧洲及世界发展的影响。
近(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取代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例:请从现代化范式的角度分析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的历史，以此说明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革命史范式(阶级斗争)
革命史范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其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例:请从革命史范式出发研究1919年到1956年的历史(提示:分析社会主要矛盾)

二.史料的分类
一般可分为:
1，实物史料: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物件
如:遗迹，遗址，遗物，出土文物等
2，文献(文字)史料:一切以文字形式记录的资料
如:官私史书，文书档案，地方史志，传记谱牒，文集日记，野史笔记，报刊，杂志，信件等
3，口述史料:神话，传说，故事，史诗，俗谚，遗训，回忆录，对话录，采访记，座谈录音等
4，图片、影像史料:
如:新闻图片，照片，纪录片，影视资料等
另一种分法:
1，第一手史料:实物史料，原始的图片、影像史料，真实的口述史料，部分文献史料
2，第二手史料:文献史料，口述史料，部分图片、影像史料
三.获取史料的途径
1.去图书馆或相关机构查阅档案、文字史料、图片史料
2.参访当事人或目击者获得口述史料
3.观看纪录片的影视资料
4.到当事人活动过的地方探访遗迹或获取实物资料
5.现场考古(或考古现场的实迹复原)
四.影响史学观点和史料运用的几个主要因素
1.研究者的立场不同;
2.研究的方法、角度不同
3.史料的选取和运用上的差别;
4.时代的局限性等。
五.运用史料时，要保持结论的客观性，在史料选择上应坚持的方法或原则
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选取第一手(原始)史料
坚持正确的史学观点
选取客观、公正、正确的史料
对史料要合理利用，做到史论结合
搜集更多的史料，对多种史料进行甄选、辨别

六.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理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合理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来合理的生产关系也会逐渐落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时，生产关系就必须作出调整或变革(表现为统治者的改革或剧烈动荡的社会变革)
(2)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近代以来主要表现为科技的进步)三个方面，其中生产工具(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
例1:铁犁牛耕--私田出现、井田制瓦解--奴隶制生产关系过渡到封建制生产关系。(奴隶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导致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
例2:第一次工业革命--自由竞争--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组织--垄断组织间的自由竞争加剧生产力与生产关间矛盾--罗斯福新政。
例3:斯大林模式的前期和后期
例4: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工业进步;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生产关系，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
阶级斗争理论
(1)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的相应的对立阶级。
(2)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任何阶级的措施、观点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注意选择题中的“根本目的”)
例:分封制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百家争鸣中的不同思想流派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法家--新兴地主阶级;孔子、道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墨家--小生产者、社会下层;孟子荀子--地主阶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思想文化);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例1: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
例2: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市民阶层出现壮大--市民文学、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思想出现。
例3: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⑶ 红学研究的几大流派分别是

一、评点派

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有金圣叹批《水浒传》、毛宗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西游记》等。

评点派的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问答、图说、论赞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主要形式有圈点、加评语等。

二、索隐派

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是红学的老派别，自诞生已有200年历史。

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在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学派。主要手段是大作繁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

三、题咏派

题咏派是以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的一个早期流派，其着眼于书中人物之悲欢离合，从而寄其羡慕或感慨之情。

题咏派的诗词、赋、赞，有的抒发“荣华易逝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有的渲染繁华之景和香艳之情，吐露出一种仰慕、一种思绪；有的同情宝黛钗，抒发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

四、评论派

评论派的开端为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问世。王国维运用德国学家叔本华的理论，不仅分析了《红楼梦》的精神和主题思想，而且分析了它的美学价值、伦理价值等。

在将《红楼梦》与《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比较之后，得出“《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的结论。

这是第一篇用哲学、美学思想系统评论《红楼梦》的论文，学术界由此开始了对《红楼梦》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评论。

五、考证派

考证派是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学派别。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的开山之作，开辟了红学的新时代。

胡适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考证了《红楼梦》的作者、作者的身世背景、成书的经过以及书中封建家族的原型等，从而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说”的结论，这些在当时都是惊人之笔。

⑷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基本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考据法，即搜集和考证材料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2、计量史学，通常通过一些统计的数据进行计量，然后得出一些结论

3、口述史学方法，也称口碑史学、口头史学等，是运用现代化的手段收集人们口述的历史资料，用来研究历史的新学科。口述历史学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注重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的学科相结合的产物。

4、比较史学，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

5、心理史学方法，又称“心理历史学”，西方“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汲取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原则和方法，探究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各种活动，从“心理”的视角丰富和完善历史认识的能力，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认识水平。由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所开创。

6、跨学科史学方法，跨学科学是以学科间有关的共同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促进学科技术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学科。现代科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一方面，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分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解决日益复杂的许多重大问题又需要多学科的配合和综合，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结合，不断涌现与传统学科分类迥异的新学科。

(4)史料研究方法属于什么派扩展阅读：

历史研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具备的优势。譬如，人们通常对过去的事情感到有兴趣，而兴趣对于研究者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另外，历史研究有弹性，也就是说，它无需固定的时间，也不受人事因素的限制。

它能充分结合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因而有利于研究的开展。但是，历史研究也有局限性。因为历史具有不可复验性。因而无法确定在新的情况下是否会有同样的结果发生，是否会得出与旧情况下相同的结论。此外，历史资料往往难以搜集完整，其本身的有效性难以判断。这些局限性恐怕是与人自身的局限性相关的。

参考资料：历史研究法-网络

⑸ 史料学与史史学有啥区别吗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便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及史料学
派的代表性话语之一。史料学派诞生少一十
世纪一十年代末至二十年代初.山J几观察视
角的不同.人们对它还有不同的称呼.如新
考据学派、科学史学派等。其代表人物便是
当时颇有影响的傅斯年.他主掌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摩卜石集了一批志趣相
近的史学精英.历史语言研究所理所当然成
为史料学派的主阵地。
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在当
时国势不振、列强群据.时人为救国多有语
不惊人死不体.常作振聋发啧之言的情况卜.
也许不算太过新奇。但在史学领域.它把传
统史学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评论、史J的编
撰等一概拒之门外.独尊史料学.震动之大.
可想}fi!知。但后来的影响证明这种给史学重
新定位的观l从步{非无稽之谈.它的提出自有
其深刻的原因。
理论来源
首先是当时国内普遍兴起的“科学热’，。
近代中国长期领教了西方自然科学成就所带
来的巨大冲击.伴随着痛彻肺腑的创伤.一
改过去视其为“奇技淫巧”的无知.完全臣
服少科学的魅力之卜。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
动中.科学与L心主同时)I举.成为新文化运
动中向旧社会开刀的锋利武器.其势锐不可
挡.影响遍及各领域。当时就读少北大、热
衷少接受各种新事物的傅斯年也深受触动.
对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扫
除因循守旧、了无创新的学风怀有浓厚的兴
趣与强烈的使命感。他主持之卜的《新潮》
杂志也经常刊登一些关”几自然科学的文章。
北大学业完成后.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的感召卜.1920年傅斯年考取山东启’费留学
名额.赴英德学习。在伦敦大学研究院他跟
史培曼教授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物学.后又
兼及数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
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勃朗克的量r论所吸
引。对少这种偏重自然科学的原因.其好友
罗家伦解释说:“要明白他这个举动.就得要
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般人的学术心理背
景.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
想从自然科学里而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fi!外.
ifu N.想从里而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 f } 1 c P. 20)在
西方学术纠缠不清的有关“历史是科学还是
艺术’，的讨论中.他对探讨过程似乎从来都
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坚定了要将中国的历
史学建成科学历史学的信念.要以考订史料
的学术实践来说话:历史学是科学。
其次是基”几傅斯年深厚国学素养。傅家
堪称是诗}J传家。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
清朝入主北京后的第一位状兀.傅家因此以
‘开代文章第一家”If1J闻名山左。至其祖父傅
淦.虽博通经史.但淡泊名利.无意科举。
然If1J他对傅斯年却寄望甚厚.5岁时便把他送
进私塾.放学回家再课以家学。至1905年傅
斯年10岁时.就己经修毕十二经.此后进入
小学堂.放学回家仍被督促学习儒家典籍。
直到1908年他被其父生前一学生带至人津读
J.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其它学科上。小
时候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度接触.为傅斯年
日后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许多人形容他
为通才.一方而是指日后自觉主动去学的自
然科学知识.另一方而就是小时候所学到的
传统文化知识。与其同在德国留学的内兄.
精研数学、数理逻辑、历史、音乐、法理.
最后成为弹道专家的俞大维十分佩服他.曾
私卜对人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J ",
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他的重要作品《性
命占训辩证》收集了占代典籍中有关性、命
的词条达一力一多个.以比较的方式说明原训
及字义的演变.显示出他对占籍的熟悉程度
非同寻常。正是基”几对占籍的了解.他对占
代的史学及史学家也有自己的评价。他认为
从司马迁至司马光中国史学处J几进步之中.
因为他们的着述能广泛收集各种史料.尽量
使史学走向客观.If1J后的史学家大多只注意
在着J的体例上因循前人.使用别人的材料
If1J不注重自己扩充占有史料.导致史学发生
退步。后来的历史上.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
颇得他的推崇.当时的史家阎若墟、钱大听
等人也深为他所钦佩。因为他们的这种治学
方法“很有l从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
方法
采纳哦

⑹ 古史辨派的简介

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以后，《古史辨》又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其中，顾颉刚提出了着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参见《古史辨》第一册)。
古史辨派对儒家经学涉及的内容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为“六经”是周代通行的几部并不相干的书，它们既不是如古文经学家所谓的“六经皆周书之旧典”，也不是如今文经学家所说的“六经皆孔子之作品”，孔子没有删述或制作过“六经”，“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后期(参见《古史辨》第一册)。 在《周易》方面，顾颉刚的《论的比较研究及与的关系书》钱穆的《论非孔子作》、李镜池的《易传探源》及《周易筑辞考》、余永梁的《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容肇祖的《占卜的源流》等，属于有相当影响的作品。在《尚书》方面，较多地讨论了《今文尚书》各篇如《尧典》、《禹贡》、《盘庚》、《金滕》等的时代及其真伪诸问题。
在《诗经》方面，《古史辨》第三册下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诗经》和《毛诗序》的问题，发表了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刘大白、郑振锋、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钟敬文、魏建功等许多学者的文章，他们各抒己见。主调是否认《诗经》即所谓圣贤的“遗教”之说，认为它不过是民歌而已；也否认孔子删《诗》之说，以为《诗》与孔子无关。在《春秋》方面，着重讨论的是《春秋》的性质、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此外还有关于《左传》的考辨问题。 在其他诸经方面，有关于今古文《孝经》的真伪、差异及作者的讨论；有关于《论语》的考订；有关于《大学》和《中庸》的年代问题的讨论等等。古史辨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将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古史辨派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儒家经典方面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献。当然不能否认，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也夹杂着一些武断片面的东西。

⑺ 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名词解释

一、含义
历史研究法：借助于对相关社会历史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破译和整理，以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研究现在和预测未来的一种研究方法。
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法：是以历史研究法来研究教育科学。是通过搜集某种教育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事实，加以系统客观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
二、基本特点
1.历史性：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历史研究法主要研究对象是过去发生的教育事件，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教育事件的历史发展实际过程及具体内容的考察，借以探求教育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并对它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提出科学预言。其次，在研究过程上，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和空间范围再现历史的全过程，包括它的每个发展阶段。
2.具体性：历史研究是在丰富而具体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揭示研究对象发展过程中的一切历史形式、全部丰富的内容以及各种相关因素，从中探寻基本规律，所以必须把握最能说明问题的史料。
3.历史研究是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
三、局限性
正是由于历史研究法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在用于教育研究时存在以下局限性：
1.历史是年代顺序，经历了一个时间空间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历史文献常常是滞后记载，历史史料十分零散，很不系统。由于搜集和考证分析这些史料的困难，影响到历史研究可靠性问题。
2.历史文献的理论内容，是经过“加工”的抽象形态，留存着加工者们的主观认识；而历史研究过程对史料的分析取舍，又受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包括研究人员的学识、能力、价值观、对史料的掌握程度以及方法论水平等，很容易造成失误。
3.历史研究中无法做精准的量的分析。
四、历史研究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适 用范围
1.对各个时期教育发展情况的研究
2.对历史上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理论观点的研究
3.对一个时期教育流派、教育思潮的分析研究，以及对不同教育流派理论的比较研究
4.对一定时期教育制度，如法令、计划、政策等的评判分析
5.对外国教育发展状况的分析
6.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五、历史研究的一般程序
1.分析研究课题的性质、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有关的资料条件
2.史料的搜集与鉴别
3.对史料的分析研究
六、历史研究法运用中的几个问题
1.注意历史研究中资料来源及分析鉴别
（1）历史研究的来源
*第一手信息资料（原始来源）
*第二手信息资料（间接来源）
（2）教育史料的鉴别考证内容和基本方式
*辨伪考证
*年代考证
*地点考证
*作者考证
*文献原

⑻ 史料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曾经有一种偏向，似乎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违背历史主义原则倒无所谓，就是害怕说违背了阶级观点。似乎只要表面上强调阶级观点，就是革命的，是“左”派，而如果强调历史主义的话，就会被看成不那么革命，而是右倾了。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也来一个“宁‘左’勿右”，只提阶级观点，不提历史主义。这也是对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缺乏正确理解的一种表现。
其实，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一致的。
坚持阶级观点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坚持历史主义同样也是必要的。坚持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阶级观点。如果在研究工作中对阶级观点有所忽视的话，应该说那不是历史主义原则本身有什么过错，而只能是研究者没能正确地运用这一原则。因为正确地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是不会违背阶级观点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是，它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客观主义表面上标榜不带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它要求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不是颂古非今，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它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于历史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绝不是兼收并蓄。如果认为历史主义态度就是不加分析鉴别地把历史上的陈年老账统统摆出来，那是对历史主义的曲解。绝不能把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看成是不讲阶级观点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
列宁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
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正确的，都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作出的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难道能说他们没有阶级观点吗？显然是不能这样说的。
应该指出，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认识和评价，也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而不是站在任何别的阶级

的立场上来看。尽管历史上的一些阶级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某一时期内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进步性，但是比起无产阶级来，他们都有着自己的阶级偏见或者阶级局限性，而无产阶级却不存在阶级局限性的问题。历史上任何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它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它代表着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毫不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对于历史上的一切事物，根本不需要美化、夸大、掩盖或缩小，而是把历史现象弄得越清楚越能从中发现规律，因而对推动历史发展也就越有利。在无产阶级看来，对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并不是简单的痛骂一顿，对于历史上劳动人民的苦难，也不仅仅只是流下一些同情的眼泪，就算完事了。这样作虽然无可非议，然而阶级观点并不是仅仅表现在这一点上。因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不是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无产阶级是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事物的。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就应该肯定；反之，就应该否定。我们歌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并不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简单地表示同情，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且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恰当地指出它的局限性。可以说，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才能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历史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如果离开了无产145阶级的立场，则既没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也没有真正的历史主义，或者只会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正是历史研究中产生种种错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
李鸿然艾力云
史论关系问题，是史学领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曾开展过多次讨论，其间有一定收获，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个问题更被搞得混乱不堪。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很不一致。因此，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有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也有助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和史料，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建国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力图用它指导史学研究，使史学领域面貌一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处理革命理论与历史资料之间的关系，于是史学界便自然地开展了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讨论中，不少同志都用“史论结合”的提法表述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史学工作者们当时能否把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但都愿朝这个方向努力。一九五八年，在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有同志片面地强调理论的作用，把史料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有人把史料同资产阶级史学划上等号，谁强调史料，谁成了“白旗”，就要受到无情的批判。这场运动之后，“史料”被批臭了，因而出现了研究历史的人避讳史料的怪现象。那么，历史课怎么教呢？历史科学如何研究呢？一些抱有善良愿望的同志，想在山穷水尽的史学研究绝路上凿出一条通道，于是迎合批判者的心理，提出了“以论带史”的主张。
“以论带史”的主张曾左右过当时的史学论坛，并对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过不可小视的影响。怎样看待这一主张呢？我们认为，这一主张在反对那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中，也起了一些作用；然而，这个在“左”倾思潮泛滥时应运而生的主张，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流弊，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
首先，“以论带史”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客观史料出发，而不能从固有的结论出发，或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正确的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而不是出发点；只有史料才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史学工作者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真地掌握充分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然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以论带史”颠倒了这种研究程序。
它不是用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将实践充当理论的图解；不是从史料中得出结论，而是随意剪裁史料，使之适合某种先验的结论。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了简单的公式，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变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现成的结论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它先有观点，后套材料，史料不过是某种观点的注脚，而这种观点又是受主观意志支配的。所以我们认为，“以论带史”不是唯物主义的治史主张，而是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
这种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必然导致从概念到概念。研究历史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而不能撇开研究对象去发空论。这

是连古人都懂得的常识。孔子就曾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史料问题，并把史料看成研究历史的前提和依据，反对不研究史料而先有结论的空谈。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按照“以论带史”的方针治史，“无济于事”的“空话”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史坛上出现了不少这种讲空话的文章。有些人以为摘引几条经典作家的语录就是有了“论”，不掌握史料也可以写史学论着了，甚至强求别人的文章必须有语录，认为没有语录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史料挂帅”，语录成了“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成了检验史学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录能不能代替史学研究呢？当然不能。世界上的事物错综复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经典作家告诉了我们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性，或对某些特定的具体问题作了概括，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历史作专门研究，对每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结论。把经典作家的言论当作标签到处乱贴，把史学论着变成语录汇编和语录注释，是本本主义的表现，它使“以论带史”逻辑地走向了“以论代史”。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创造性。文化大革命前曾有不少史学家否定了这种治史之道，但是当“左”倾思潮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治史之道总在困扰纠缠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史学研究只能固守在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点上，不能越雷池一步。中国封建社149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看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如何认识某些农民起义后地主阶级采取的让步政策？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等历史人物，又该怎样进行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从经典作家的着作中去寻找答案，经典着作中没有写的，须以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作依据。若是有人提出一个经传未载的新观点，即使有十足的史料根据，也会被视为异端。要是谁发表了和领导人某一论点有出入的见解，更象是触犯了天条，便可能遭到讨伐。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使我们某些史学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考和分辨力。十年内乱中，从所谓“史学革命”到什么“评法批儒”，为什么总有一些同志上当受骗，随声附和？原因自然很多，很复杂，但是原因之一是：这些同志把本本视为神圣教条，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乃至领袖人物的一两句话看成金科玉律，所以当林彪、“四人帮”一伙高举本本整人或凭借领袖言论骗人的时候，这些同志就容易成为他们的俘虏，接受他们的反动谬论，并以此为依据去宰割历史实际。我们决不能把革命队伍中的本本主义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混淆，也不能把“以论带史”与“影射史学”等同起来，但是应当承认，前者确实具有可供后者利用的地方，这就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使有些同志失足落水。因此，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影射史学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分析“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屏弃史学领域中一切形式的本本主义。

二、“论从史出”不宜作为全面的治史口号“以论带史”的口号出现几年之后，史学界一些同志从实践中初步看到了它的错误与危害，于是提出了“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两个口号针锋相对，一个强调“论”，一个强调“史”。所谓“论从史出”，是说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结论或观点应当出自史料。它的本意在于强调史料的第一性，结论的第二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研究历史不但需要有丰富的确凿的史料而且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论从史出”这个口号没有表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在实践中容易助长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所以它也有片面性，不宜作为一个全面的治史口号。
我们尊重历史学家在记录整理史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重视他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那些带有科学意义的评价。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史料，都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表现了作者所属阶级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集中地反映在“君子曰”，“太史公曰”、“臣光曰”和大量的“论”、“赞”、“评”里，而且也反映在章节安排与材料取舍上。有时甚至简单到一个字或一个词，如“侵”、“伐”、“围”、“弑”、“诛”、“杀”等等，也都包含着作者的观点，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我国古代史学中确曾有过“秉笔直书”，它是可供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之一。
所谓“秉笔直书”，是指某些优秀的史学家真实地记述了部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记述并不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且大多数旧的史学家，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刘知几慨叹道：“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史通·曲笔》）。事实上，大量的旧史料都带有阶级烙印，都不同程度地被歪曲了。面对这样的史料，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如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分析研究，片面强调“论从史出”，那怎么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呢？
有人曾说，只要掌握了大量史料，然后加以科学的考订，合理的安排，就可以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认为，如果问题仅仅是对某些具体史料的考订，这种看法也许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如果问题超出这个范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历史科学是由多门学科组成的，其中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对某些具体史料的考订。对史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考订等等，属于史料学的范围。史料学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史料学不等于历史学。只搞史料的考订、编排，最多能把一个个的个别史实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种史实之间的互相联系，发现历史的规律性。诚然，掌握足够的可靠的史料，才谈得上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但这不等于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又恰恰在于后一方面。我们衡量历史研究的水平，不单看它拥有多少史料，主要还是看它根据这些史料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深度与广度。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许多史学家，曾对不少史料作了考订和排比，对不少历史事件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述，对不少历史人物作了相当中肯的评价，但是从全局来看，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对许多历史现象，他们或者感到惶惑不解，或者表现出阶级偏见；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要么是茫然无知，要么就是作些主观武断的臆测。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写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而不能摸到社

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能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深刻认识历史的本质，真正掌握历史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才达到科学的高度。这就启示我们，要发展历史科学，单讲“论从史出”
是不行的，还必须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在史学研究中，既不能片面强调理论，轻视史料；也不能片面强调史料，轻视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掌握大量的确凿的史料，是史学工作者的两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这两项基本功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是毫不相干或彼此对立的。不从史料出发，搞本本主义，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匍匐在史料上，搞唯史料主义，也难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这个指导和没有这个指导是大不相同的。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等许多优秀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做了卓越的贡献，他们都是史料、理论并重的。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所使用的史料，大多仍然是前人所用过的史料，然而他们却得出了崭新的结论。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善于对这些史料作科学分析，因此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历史的本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讲“论从史出”，他们就无法超过前人，不可能做出卓越的贡献。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历史论着更能说明问题。恩格斯的名着《德国农民战争》中，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料材，都是从戚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一书中借用的。戚美尔曼热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他的着作中处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恩格斯公正地指出：他的着作，“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着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他是从史料出发论述问题的，论述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就整体来看，他的论述缺乏内在联系，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羁绊。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在有关问题上没有提供新材料，然而却深刻地阐明了这次农民战争的历史进程，精辟地分析了这次农民战争的起源和结局，透彻地论述了参加这次153农民战争的党派的立场与理论，又一次发挥了由马克思指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两部着作从同样的材料出发，结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却如此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同样应当从作者有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方面去寻找。“论从史出”本是可以作为唯物论口号的，但是如果把它绝对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个口号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
三、还是“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的提法好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深刻批评了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学风，批评了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方法，强调实事求是，强调理论和实际结合。他对“实事求是”作了如下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说：“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

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段三十九年前的话，今天听来何等亲切！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这段话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本来就是针对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等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对史学研究无疑完全适用：”理论和实际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史论结合。据此，我们认为，治史方法还是概括为”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为好。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要求我们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占有史料，并且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进行认真细致地研究。对史料，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不可抓取片断的事实去适应某个现成结论，而应当“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同时对这些事实加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还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被无数历史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是应当严格遵循的，违背了就会犯误错；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问题所做的个别结论，是根据特定的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因此我们不能死抱住这些结论不放，而应当根据客观历史实际及时地改变那些必须改变的部分；同时，我们还要敢于从新的历史材料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后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为我们提供过伟大的示范。一八八四年，恩格斯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着作之一，在原始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恩格斯并没有把它当作“终极真理”，一八九一年第四版里，他又吸取了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理论观点，对这本书的论点进行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恩格斯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时，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列宁说：“我
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一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
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各项事业的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停滞不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需要用新的结论和新的原理来代替那些过时了的旧结论和旧原理。这原是经典作家们生前用以发展他们理论的方法，也应是我们发展他们理论的一155个必要途径。今天，史学领域中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们应当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
要做到“实事求是，史论结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史学界的现状来看，我们既需要加强理论学习，也需要努力做好资料工作，更需要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建国以后，史学领域出现的空谈理论、不务
实际的本本主义倾向和满足于史料罗列、轻视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倾向都没
有得到彻底纠正，十年内乱中“影射史学”造成的严重创伤也没有最后痊愈。
这几年虽然理论探讨逐步活跃，钻研史料日益认真，但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我们应当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实践，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