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使用的方法

1. 如何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苏俄文学

文学的根基是文化，所以一定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这种方法非常具有可行性。任光宣撰写的《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一书主要论述了俄国的宗教。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其具有特殊性。何云波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一书，虽然以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它与任光宣着作在方法上的相似之处在于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作家的创作和俄罗斯文化精神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推荐朱宪生撰写的《论屠格涅夫》和汪介之撰写的《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思想与艺术探索》这两本书。朱宪生撰写的《论屠格涅夫》一书全面展示了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但最主要的、最具有价值的还是对作家的意识风格和作品的艺术形式的探讨。汪介之撰写的《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思想与艺术探索》一书突破了以往的批评模式，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尔基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他还提出了自己建立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外部条件与主观因素兼顾”上的分期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汪介之又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除这两本书外，周起超撰写的《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一书极具理论气息和理论深度。郑体武撰写的论文集《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着重研究了俄罗斯的现代主义诗歌，作者敏锐的观察和灵活的思想通过作品充分地表现出来。而张捷撰写的《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这部专着主要论述了1985—1991的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该书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品之外还陆续出版了叶水夫撰写的《苏俄文学史》中的当代部分、许贤绪撰写的《当代苏联小说》、倪蕊琴等编着的《当代苏俄文学史纲》、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第三卷、黎皓智撰写的《苏俄当代文学史》等几部苏俄当代文学着作。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文学意识、不同的文化理念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苏俄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尤其对侨民文学和“回归文学”问题作出了重点描述。

2. 关于俄罗斯文学的问题

俄罗斯被蒙古同化过，在俄罗斯的文化中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有灵魂转世的观念。不仅是俄罗斯，所有斯拉夫人的文化中都有这样的观念。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影响。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影响更大，今生的贫穷不代表来世的平穷。所以在俄罗斯的文化中也有安贫乐道的人。俄国作品中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苦很露骨。是在18世纪以后的事。西方的基督新教的文化传入俄罗斯。带来俄罗斯人（新贵阶层的觉醒，也可以说是人性的复苏，主要是资产阶级代表的精神上的觉醒，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推翻农奴制度。但是很快就转变了，斯拉夫人了有很多时候是不理性的。极易被人鼓动。事后爱后悔，但是本性是善良的

3. 文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这个古今不一，而且多变！
列举下：
一、文学观念本身的嬗变，比如再现说，表现说，实用说，独立说，客观说，休验说。
二、文学的文化意义，文学与其它化形态的互动，包括与科学，历史和其它艺术
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
四、文学的语言组织
五、文学的形象系统
六、文学的风格特征
七、文学创作，接受和源流，另外还有文学的流派。
大体上应该全了！
当然每项都可以括展很多，也可以相互综合！

4. 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取决于所涉及的语言文学文化对象及所研究的问题。像尚德机构就行，课程多样，还是比较推荐的

5. 俄罗斯文学的精髓体现在哪些方面

给的分数有点少啊。下边文章按照自己的要求稍微改写下就可以了。

俄罗斯的文学博大精深。俄罗斯文学跟历史、社会，宗教、俄罗斯艺术以及俄罗斯文化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研究俄罗斯文学如果不研究俄罗斯的历史、社会，宗教、俄罗斯艺术以及俄罗斯文化对俄罗斯人思维、生活方式的影响，就很难深入研究俄罗斯文学。

自19世纪起，从普希金、高尔基到托尔斯泰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在绘画艺术上有列宾、苏里科夫、萨弗拉索夫、列维坦等众多世界知名大师，音乐上有柴可夫斯基、肖斯塔夫斯基，还有俄罗斯的芭蕾舞艺术、器乐演奏技术，后来到20世纪兴起的苏联歌曲、苏联电影等等，都源源流入中国，可以说影响了中国一个时代的人。当年，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唱遍了整个中国。虽然，现在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整个世界充斥着欧美电影和音乐，俄罗斯在剧烈的欧美浪潮冲击下有被冷落之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艺术的深刻内涵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无不体现着强大的民族精神、思想和智慧。

6. 求一篇关于俄国文学的论文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着《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着《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着，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7. 文学研究的方法

这个怎么说呢，文学这个东西首先你自己要些文学的功底，自然而然你就能够了解什么是文学了，文学研究包含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两个方面，研究客体是指从事学术研究之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如中国文学与汉族文学等。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
把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定义为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这仅仅是向初涉比较文学者介绍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客体之理论的第一步。下面还需要进一步介绍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关系，还应该涵盖三种不同的类型：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理关系是依凭学派理论的不同而划定的。

8. 俄罗斯作家如何将自然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

俄罗斯作家对于土地、家园、环境、森林、湖泊、生物、非生物等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比如，描写动物的作品，俄罗斯文学中例子有很多：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和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这两部作品描写的狗，都是以人类忠诚的朋友身份出现，当然这都是很传统的角色；叶赛宁着的《狗之歌》和屠格涅夫着的《木木》中的狗，是以弱势群体的角色出现。作家高尔基在听了叶赛宁朗诵的《狗之歌》之后，评价叶赛宁是对一切生物的爱与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当然，俄罗斯的但凡喜爱大自然的文学家，根据高尔基的观点都可以称得上“器官”。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文章就有这样的感染力，他一向喜欢钓鱼，有一天竟然萌生一种感慨：鱼儿是否会哭泣呢？鱼是生活在水中的，它不会说话也不会喊叫，即使哭泣又谁能知道呢？要是会说话喊叫的话，整条叶尼塞河，甚至所有的河流岂不都要吼声如雷贯耳吗？日本的村上春树也曾发出过“有谁见过水中鱼儿的眼泪”这样的感慨，这句很平常的话在我国曾一度盛行。

说到俄罗斯文学中的动物，我们就要去探讨俄罗斯的“渔猎文学”了，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谢·阿克萨科夫、涅克拉索夫、普里什文等俄罗斯作家和诗人他们都有打猎的爱好，但从当代的生态保护方面就有人对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的自然生态观提出了质疑。在打猎问题上普里什文对西方人和俄罗斯人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西方人是将打猎当做一种消遣或一项运动，而俄罗斯人打猎是一种认识自然的方式，其中包含的是对自然的爱，也是保护自然的一种方法，更是为了获得生活乐趣。也许打猎是对自然的热爱、是对自然的保护这种说法不合乎逻辑，但在生态平衡、物种丰富、未开发的原始地带，打猎确是一种接触自然、了解自然的方式，对于大自然的生存挑战，如鳄鱼捕食过河的犀牛、豹子捕食羚羊、老鹰抓野兔，以及一系列的生存斗争，称之为生物链，我们没有人去怀疑它们会不环保。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狩猎，一个是单纯为了生存、为了在森林中生活需要的口粮；另外一个是为了研究，如为标本馆或博物馆提供标本。

后来普里什文、托尔斯泰等人也都纷纷放弃了打猎。俄罗斯作家和诗人都非常关注与喜欢动植物，普里什文把大自然比作是“伟大的家”，对自然万物都以“我的”相称，对大自然中的各种事物和每一个精彩的部分都充满了爱的温情，他能听到海边心形礁石在海浪的拍击下产生的“心跳”声，他能从花草的开放中感受到大地与阳光相交会的过程，他能从泥泞中感觉到那些沼泽在“思考”。拉斯普京在《告别马焦拉》中描写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场面：女主人公纳斯塔霞恋恋不舍多年居住的老屋即将沉入水库中，就像诀别老朋友一样看着老屋，嘴里不停地叨咕，尽管她把老屋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但还是于心不忍，于是在窗户上又重新挂好窗帘，在门口按原样铺好旧地毯，临走前在炉子里生了最后一把火，让老屋不要冷冷清清而是暖暖和和地留下来。很生动地写出了房屋的女主人公纳斯塔霞对老屋的深深眷恋，可以看出她对故乡的恋情，也同时表达了拉斯普京等俄罗斯作家们对赖以生存的故乡和精神归宿的大自然有多么的依恋。

9. 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文学理论的方法体系总的说来包括三个层面，即哲学方法的层面，科学方法的层面，专业方法的层面。

1、哲学方法的层面。哲学方法是在总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具体学科都具有指导的意义，因此哲学方法是文学理论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等等。

2、科学方法的层面。这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逐渐形成的方法，以其横断性和交叉性而为文学理论所吸收和借鉴，它处于中间层次而对文学理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理论等方法。

3、专业方法的层面。这是适用于文艺学自身专业特点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从自身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方法，如赏析方法、考证方法、评点方法等，也有从其他学科中移植过来，后来逐步固定下来的方法，这些方法比较具体，也最接近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

总之，上述几种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论背景和操作原则，在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时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径，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之处，同时它们又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因此都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和吸取，而在具体操作中最佳的选择是对其加以融会贯通和综合利用。

首先，要坚持整体的、综合的研究视野。其次，要正确处理好文学的审美规律与其他规律之间的关系。再次，要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相结合。然后，要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相统一。

(9)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扩展阅读：

文学理论的现代发展

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中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

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中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中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

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

因此，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10. 俄罗斯文学研究侧重于使用什么方法

研究俄罗斯文学要从宗教的角度来研究，比如东正教的产生，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别，东正教对俄罗斯人价值观的影响，老信徒教会产生的原因。19世纪英国的基督教新教对俄罗斯上层社会的影响。这些都是俄罗斯历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比如为啥俄罗斯人称列夫。拖尔斯泰是叛教者，为啥他被赶出教门，基督教新教对列夫拖尔斯泰的影响。以及小说“复活”的主人公的价值取向，都是跟宗教紧密相关的。17-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顶峰。宗教影响下的宫廷斗争决定俄罗斯的历史，以及民间的和贵族的矛盾，也会及宗教的方式表现，比老信徒教会产生。有人以讽刺的角度评价拉斯普廷，可以近年来，又有人从新定义他为圣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宗教对俄罗斯历史的影响，而文学是历史的记录，文学的永恒的主题就是对人性的探求，这一点在全世界的文坛都是一致的。而宗教对人性的影响是无疑的，法律对人性的影响几乎为零。